楔子

今夏从南昌、庐山回来，忽酒后发生昏厥，头脑天旋地转，四肢乏力，吓得老妻和子孙辈一时无所措手足。医生说是“小中风”，经中西医悉心疗治，又是针灸，又是推拿，总算奇迹般地一步步恢复正常了。

这给我一次警告：生老病死，是谁都逃不了的自然规律。我脑子里留存着的一些经历、见闻、掌故、轶事，以及一些第一手的史料，该“留下”的，要赶快写了，莫等再这么来一次，就没有那样便宜，也许无常一到，就万事休矣了。

想到最方便的办法，是采用回忆录的体裁，从幼年时起，凡印象深刻的，事无巨细，一股脑儿都写进去，仿佛是一个旧货摊，什么古董杂货全摆出来，让读者挑选。

写完了回忆录，不由得联想到胡适博士曾写过《四十自述》，此文我在30年代就拜读过。在抗战胜利后内战方酣之际，我又读过多遍。胡适博士那最精彩、也是那时人们最喜欢引用的两句话是“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以自况他当时立身处世的哲学。我现在的年龄，几乎已达胡适博士那时的两倍，自顾平生，立德立言，事业两茫茫，何敢比博士于万一。所幸一辈子蹉跎颠沛，幸免于当任何人的卒子，堪自慰耳。

讲到胡适博士，也真是了不起的人物，二十六岁就学成回国，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当时的北大文学系，名学者如林，如中英文造诣极深而以怪僻、保守闻名的辜鸿铭，如章太炎的入室弟子黄季刚等都在此讲学。胡适博士初出茅庐，尚在美国留学之际即打出“文学革命”的旗帜，在陈独秀办的《新青年》上撰文，提倡白话文，并提倡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所向披靡，视这些国学大师如无物。50年代初期，曾受到有组织的批评，说他宣传倡导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是“贩卖”杜威的实用主义，是直接反对马列主义的，在大陆，当时曾被说成是恶毒的敌人。经过三十多年时光的实践检验，结果怎样呢？那些自以为是马列主义权威的人，所干的倒是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比杜威更“实用主义”的实用主义。先是无缘无故迫害知识分子，后则成批整自己人，整老干部，再后就一步一步地“大胆怀疑”（完全是无影无踪的幻想），大胆判定某某某的罪名，以致使之被冤屈、折磨而死。还有，因为个人的好恶，便可以杜撰事实，凭空制造一个典型，爱之抬到可以“上天揽月”，抑之可以打入十八层地狱，使之“永世不得翻身”。回头看看胡适博士当年介绍的实用主义，应该说倒是很科学的。大胆假设，为了发展真理（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假设不妨大胆些（当然与无根无据的海阔天空的“假定”大有区别），而求证一定要小心，要实事求是，这里面，似乎没有一点所谓唯心论，也谈不上形而上学。

我和胡适博士，曾有幸有过几次接触。最后一次是在1936年。那时，胡博士虽主讲北大，而不时来南方公出，除中美文化基金委员会等要他主持外，商务印书馆的王云五先生虽年龄较长，而奉之如名师。事无大小，都要向胡博士请教——如朱经农之出任商务印书馆编辑部长，就是胡博士推荐的。那年，《大公报》上海版初创。有一天，张季鸾、胡政之两先生宴请胡博士于八仙桥青年会附近的锦江餐馆（那时，不仅近日第一流的大饭店——锦江饭店尚未开设，即法国公园附近的锦江小吃部也尚未设立，而锦江餐馆即以卫生和服务周到闻名），陪客仅我和李子宽、张琴南和许君远几位《大公报》的高级人员。记得那天席间，胡博士曾一再称许《大公报》是“小人国”中的巨无霸。现在想来，不胜今昔之感矣。又说，欧美有名报纸，都讲求保存报纸的办法。他建议《大公报》每天至少保存五至十份，用蜡涂抹（当时尚无涂塑及微缩保存办法）。他力言这是《大公报》的百年大计，否则，一旦存放年久风化，就难以挽救了。

那次聚晤，我仿佛印象犹新，博士的音容笑貌，如在目前，而屈指计之，已历半个世纪，不仅胡博士已成古人，即我能历举的彼时在座诸公，全部已登鬼域，真不胜怆然。所幸这几年国内评价古人，已逐渐实事求是，胡博士的重要学术编著，已有重新付梓；他的“胆”，已经近于“拨乱反正”了。

我是1907年农历五月十四日在江苏省宜兴县城内东珠巷狮子巷口一个古老家庭里出生的，到现在应是七十八岁零三个月，说“八十自述”，是有些“虚头”，但照南北朝的说法，人生过了七十，即可谓“行年八十”，那我已“行”了很长一大截路了。再按香港积闰的惯例，我已可称为“享年八十有余”。无论如何，到我这回忆录连载完篇，编次出书时，肯定已过了八十整寿。如果书在国内出版，印刷周期动辄在一年以上，那么，问世时，我早已行年九十了。

1985年9月18日

我写这个楔子，是在1985年9月。接着写了回忆录正文，想赶在整寿前写毕，以为纪念。刚写好的二三万字，寄港发表，不幸被殷洪乔所误，遂嗒然搁笔。友朋闻讯，十分惋惜，多鼓励怂恿仍赓续写毕，谓此项纪录，可以补近六十年我国新闻史料之不足，且为我国现代历史保存不少轶闻。闻之又跃跃欲试。又一年多过去了，真到我八十“大庆”这一天了，势不能再拖，乃握管濡墨，从头补记如下。

1987年6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