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读者——中译本作者寄言

本书主要论文收录自同时出版于1988年4月的《作为结构的叙事》和《作为文体的叙述》两书，其余论文则收自其他著作。上述两书所收录的，几乎都是我在二三十岁刚从事研究活动时写下的文章。

进入21世纪后，我所写的几本书都被译成中文。在我迎来还历之年时，本书的编者们从我最初的两本著作中挑选出论文来，大概是要让我回到日本近现代文学研究的出发点，对编译者如是意图，作为回应，我想说明一下在撰写本书这些论文时的问题意识及其在当下的理论辐射。

1970年代末，我选择了日本近现代文学作为自己的专业研究领域。这一时期，该领域迎来了方法论上的大转换。截至1960年代中期，两类研究分工明确。一是凭借资料，从实证角度来从事作家的传记研究的学者，二是评价小说价值的评论家。典型的例子是在一个作家被分配一卷的那种文学全集中，通常是由评论家来撰写导读，由实证研究的学者来撰写年谱。

从1960年代至1970年代，“文学史会”的同人诸如越智治雄、野村乔、平冈敏夫、三好行雄等研究者们倾尽心力，发表了兼具实证性和批判性的研究论文。东京大学文学部国文科史上第一位近现代文学专业教员三好行雄相继发表了作家论《岛崎藤村论》（至文堂，1966年）和作品论集《作品论尝试》（至文堂，1967年），对日本近代文学研究领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但是，三好的“作品论”被实证研究的学者们揶揄为“一本袖珍本在手就能完成的研究”。“作家论”与“作品论”、传记性“实证”与作品“精读”，这种对立模式被带进日本近现代文学研究者共同体时，对其带来巨大变革的乃是日本文学研究家前田爱（1931—1987）。进入七十年代后，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1901—1981）的思想以及以罗德曼（Juri Lotman，1922—1993）为首的莫斯科塔尔图学派（Tartu-Moscow Semiotic School）的符号学理论相继被翻译成日语。前田爱吸收了这些知识，依凭“都市空间论”来对日本近代小说的代表作进行了重新解读，令人耳目一新。

将现实历史中的都市空间话语的集合当作文本，以从中建构起来的超文本来定位小说的话语，前田爱的这一方法一下子打通了此前的符号学理论和结构主义中的语境与文本的关系，扭转了此前固定的阅读方法，开拓了形式多样的阅读可能性。

在同一时期，我的恩师北海道大学的龟井秀雄教授开始在杂志《群像》上发表一系列关于明治初期文学表达的研究文章。这些文章后来收录在《感性的变革》（讲谈社，1983年）一书中。我研究的问题意识就在于龟井的如下发言中：“为何近代小说的作者们会抛弃从汉文体风俗志到《浮云》所具有的潜在的叙事者？必须从这里开始追问日本近现代文学的根本。”（《被抹杀的无人称》，《群像》，1978年4月）

1978年是我写作硕士论文的一年。收录在《感性的变革》中的论文，也是龟井以讲义的形式指导我的硕士论文时的内容。作为第一线的评论家，龟井相继发表了大冈升平论、小林秀雄论等论著，这些都是最前沿的工作。我的硕士论文必须超越他。我的硕士论文的目的就在于要弄清楚日本明治时期言文一致文体白话文日语文体的先驱作家二叶亭四迷（本名长谷川辰之助，1864—1909）的小说《浮云》的文体，这一文体在明治十年代后期至二十年代（1880年代至1890年代）的小说表达史中居于何种地位。我早期的论文就是将硕士论文的各个章节作为单独论文整理而成的。

《多声调交织的纠葛体的“叙事”——明治日本小说〈浮云〉的描述说明句》是以硕士论文中理论性及实践性的核心章节为基础而撰写的单篇论文。表面上引用的是埃亨鲍姆（Boris Eikhenbanm，1886—1959）关于果戈理语言音义的理论，但是，读者马上就能明白论文的理论性支柱乃是俄罗斯文学理论家米哈伊尔·巴赫金（Mikhail M. Bakhtin，1895—1975）的复调理论。在集作家与俄罗斯文学专家于一身的二叶亭四迷那里，产生了何种语言的复调纠葛？在厘清这一事实的过程中，我留意到二叶亭四迷作品与江户时期（1603—1867）后期市井文学作家式亭三马（1776—1822）的滑稽小说、幕末明治初年的相声家（“落语家”）三逰亭圆朝（1839—1900）的落语速记本、俄国讽刺文学作家果戈理（1809—1852）的小说等之间的复杂关联，我在这些无论是时代、地域甚至语言都各不相同的复数文本的相互关系中探讨《浮云》这部小说文体的生成。在这里依据的也是巴赫金的理论，他的理论探讨了通过复数体裁的相互干涉而生成的新的表达样式。我并非是为了顺利通过硕士论文的审查，才抬出当时在日本还不太为人所知的巴赫金的。

在《作为纠葛体的“叙事”》中，我论述了明治时期著名作家二叶亭四迷的小说《浮云》描写叙述部分和主人公内海文三的独白这两种完全异质的文体相互促使对方变形的过程，还阐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当描写叙述部分将文三的内心世界像内心独白般地传达给读者时，这会与独白文体相抵牾，两者会相互干涉，创生出与之前的描写说明句和独白都完全不同的独特的文体来。两个以上异质的文体相互对立，《浮云》因为叙述了丢掉官吏职位的男子的内心世界，从而创生了在此前的立身出世型书生小说中不曾见过的批判性地将自我对象化的“反主人公”，而与此前的小说迥然有异。

描写说明句和作品中人物的独白之间相互对立的对话在生成崭新文体的同时，也创生出与此前异质的主人公来。结果，故事框架发生了极大的改变。《作为故事的文体与作为文体的故事》论述了在《浮云》这部小说中，文体、主人公和故事三个层次相互干涉而发生巨变的过程。此外，本文也指出了小说文体和主人公在越界推动故事方面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一事实。

在《浮云》中，二叶亭四迷之所以能够创造新的文体，乃是因为他是屠格涅夫的《幽会》和《邂逅》翻译者。这两篇作品都收录在《猎人日记》中。几乎常年生活在巴黎的屠格涅夫谙熟拿破仑战争之前曾是沙俄贵族公用语的法语，所以，熟练地使用了切合场面的出场人物的内在知觉、感觉的表达技巧，这些技巧来源于当时最前卫的法语小说，屠格涅夫并通过将其翻译成俄语而创生出新的俄语散文来。

《视点和“叙事”的审级——明治初期翻译文学中的自然与文体》一文，论述了翻译如何创生出新的文学表达的事实。在该文中，我之所以将“自然”作为问题来研究，是想将现实和语言的关系理论化。作为自然的人的身体在与外界的自然相关联时，会产生知觉及感觉性的刺激，但如何用语言来表达它呢？此事一旦被方法化，就能将“视点”“焦点”等问题理论化，也能够分析控制两者距离的小说表达方法。

法国作家古斯塔夫·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1821—1880）曾在《包法利夫人》（1856年）的法语表达中，确立起将作品中特定人物的知觉和感觉焦点化的表达方法。这一方法在日本近现代文学中被创造出来，则是在1880年代末了。

1887年，明治时期的作家飨庭篁村翻译的美国作家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1809—1849）的《莫格街谋杀案》和《黑猫》连续在《读卖新闻》上发表，其意义可谓重大。其时，第一人称表达被称作“自传体”。《“叙事”第一人称与“记述”第一人称——明治二十年代第一人称小说百态》一文，论述了同时代的文学家们对此种第一人称表达的关心，同时也指出他们在语法上本来缺少人称区别的日语中，大胆地凸显人称来表达，这可谓是开拓了近代日语表达可能性的一次尝试。

承接了1880年代末这一表达状况的紧张感，在1920年代，日本新感觉派作家及小说理论家横光利一（1898—1947）、京都学派代表性哲学家西田几多郎（1870—1945）等试图以夏目漱石的理论著述《文学论》（1907）为媒介来构建自己的表达理论。《书写的时空——相对论与文学》一文对此做了评述。现在看来，包括怎样才能评价爱因斯坦这一问题在内，我坚信本文抓住了2011年“3·11”大地震之后与严酷现实的对峙中所叩问的诸多问题。横光利一和西田几多郎在同一时代试图建构的文学观，在日本的当下尤为重要。

将读者阅读由文字所表象的文学文本的过程理解为时空连续体或四维连续体，力图将在此所生成的人的意志作为力量场来加以分析，这一情形不仅止于本篇论文所提到的诗人及理论物理学家石原纯（1881—1947）、新感觉派作家中河与一（1897—1994）、评论家小林秀雄（1902—1983）等人，也同样为诗人、童话作家宫泽贤治（1896—1933）这样的表达者所共有。

我将从19世纪末——日本近代小说的形成期——至1920年代的小说纳入研究范围，我开始有意识地将两种方法结合起来：第一个方法乃是对某个时代的文本进行历史、文化的理解进行话语分析；第二个方法是将与文学文本的语言相关的读者的读书身体区分为复合文本和多样文本，借此来展开关于阅读行为的论述。我断定作为潜在的文学文本和读书的身体在一次性的邂逅中所形成的时空中是可以进行文学评论活动的。《“阅读”的梦想》正是这方面的尝试。自这篇论文以来，已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了，该文最大的缺陷在于交流图式中连接信息发出者和信息接受者之间的“符码”“语境”“联系”成了单一的共有图式。

这个图式隐蔽了在信息发出者和信息接受者之间，经常会有压倒性的、非对称的力量关系的落差这一事实。围绕着“符码”“语境”“联系”，信息发出者和信息接受者的关系，总伴随着权力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历史现场，这在今天也依然如此。

作为这个斗争的现场，在某个特定的读者以及被该读者阅读的文学文本之间，必须设定一个在该论文中引用过的、井筒俊彦引用佛教唯识宗术语所说的宽广而深远的“语言阿赖耶识”领域。

所谓的“语言阿赖耶识”，“从根源上说已超出个人心灵的界限。”也正因为如此，“它必须是作为集体无意识领域而被表象的东西：从水平范围来看，超出个人的体验范围向外扩散；从垂直角度来看，包括此前所有人曾经历过的鲜活体验的总和”。这一认识在“3·11”大地震之后的世界尤为重要。

在当今的日本，“3·11”的经历已从多数人的记忆中滑落至忘却的深渊。在我看来，铭记“3·11”，通过语言来详细地检证所有的事件，这是我们在21世纪活下去的唯一方法。在这个意义上，本书开篇的漱石论虽然是在“3·11”之前写下的，但我认为即便是在“3·11”之后也不需要更改一个字。我确信在那里就有一条在21世纪活下去的道路，我衷心希望能和本书的读者一道分享这一信念。

本书第一部分的两篇文章选自我的《ゆらきの日本文学》一书，它们涉及文学的历史性、伦理性的问题。将这两篇论文收入以文学的形式论为主要内容的本书，我个人觉得是必要的。因为形式的问题终究是我们追究历史性、伦理性的方法或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