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春风十里

早春的江南，仿佛是在一夜之间苏醒的。

一场淅淅沥沥的春雨之后，路旁的小草悄悄地从松软的泥土中探出头来，在轻风中摇曳着嫩绿的身姿。野花东一簇西一簇的，自顾自地开放了，鲜黄、淡紫、明红、浅蓝，如少女般羞涩而清新。柳树吐出了鹅黄的嫩芽。南归的燕子啾啾地啼着，在柳枝间轻灵地飞过。若是静下心来，认真地听一听，在燕子的歌声中，分明还听见了生命的喜悦。那是新芽突破寒冬僵硬泥土的崩裂声，是春笋拔节生长的啪啪声，是花朵一瓣瓣舒展开来的呢喃声。

一朝春醒，万物清明。

古老的旴江也在春风中醒来了，清澈的江水欢快地奔流，碧波柔柔地荡漾着，如锦缎一般泛起粼粼的光泽。乌黑光亮的鱼儿在水底悠闲地游动，偶尔浮上水面，像促狭而活泼的孩子，调皮地吐出一串串晶莹的水泡。

那天清晨，天刚蒙蒙亮，江面上雾气弥漫。旴江南岸的青石码头上，静静地停泊着一艘舳舻木船。船上坐了不少人，有挑担的农夫、行旅的客商，也有书生模样的年轻人。船帆已经高高地扬起，似乎随时就要离岸而发，船夫却还立在船头，朝着岸边的官道不停地张望。有人不耐烦地催促船夫赶紧开船，船夫却不搭理，兀自等待着。

远远的，从雾蒙蒙的小道深处，一前一后走来了两个年轻人，身材清瘦而颀长，穿着青布的长衫，头戴方巾，背着行囊，脚步轻快而急促。走在前面的那个更年轻，眉宇英俊，略带几分稚气，他一路小跑，一个箭步跃上了船头，有一点掩藏不住的兴奋。后面那个年长些，也更沉稳，他步履从容，却毫不迟缓，紧跟着上了船。

“哦，原来是在等曾知县的两位公子啊！”“两位公子这是要去进京赶考吧？”“公子满腹经纶，肯定高中啊！”船上的乡里乡亲纷纷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

这两位公子，年轻的那位便是曾巩，同行的是他的兄长，名叫曾晔。两人此行正是从家乡南丰出发，进京去赶考的。当时，他们的父亲曾易占在离南丰不远的信州玉山县任知县。两兄弟年轻英俊，人品纯良，写得一手好文章，在当地自然是小有名气。

一阵风吹来，船帆鼓鼓囊囊的，在桅杆上呼呼作响。船夫解开缆绳，使足气力一篙撑去，大船便离了岸，在宽阔的旴江水中扬帆启航了。

旴江是南丰人的母亲河。它位于江西省东部，发源于广昌县境内。在武夷山脉西麓的崇山峻岭中，有一座名叫血木岭的山峰。最高处的灵华峰海拔近千米，山上怪石嶙峋，且多罅隙，泉水从山石中喷涌而出，汇成山涧小溪，一路奔流——那溪流便是旴江的源头。旴江全长150余公里，自广昌县甘竹镇罗家村流入南丰县境内，沿途接纳众水。光是南丰境内，便汇入了22条支流。一路浩浩荡荡，从南丰县境穿城而过，流经金鱼潭后逶迤北去，再经南城接纳黎川河，经抚州接纳宜黄河、乐安河等，形成抚河，注入鄱阳湖、长江。抚河是江西省的第二大河流，与赣江、信江、饶河、修河并称为“江西五大河流”。这五大河流如同一张绿色的网，蜿蜒曲折，首尾呼应，织出了江西的丰饶和富足。千百年来，世世代代江西人的故事都离不开这五大河流。那澄净舒缓的江水，是江西人生命的源头，是家，是童年，是梦里的记忆，是灵魂的故乡，也是最初和最终，是根脉和归宿。

因此，关于曾巩的故事，就让我们从旴江开始吧。

那个雾蒙蒙的春天的清晨，是在公元1036年，宋仁宗景祐三年。那一年，曾巩18岁。

头一年秋天，曾巩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州试，此番正要去京城汴梁参加礼部举行的省试。这是他第一次赴考，也是他第一次进京。兄长曾晔比他大10岁，之前参加过两次科举，都落败而归，已经没有了当初的自信和雄心。曾巩不一样，他是有理想的，而且也正是不畏天高地厚立下雄心壮志的年纪。未知的人生和前途，在他眼里如同这顺流而下的旴江水一样，在春风中一日千里，生机蓬勃。

船舱内逼仄窄小，举止局促，不免有点气闷。曾晔性格外向，喜交谈，遇上熟悉的同乡和学友，便侃侃而谈。曾巩性情内敛，生来好静，在舱内呆得枯燥，便独自走到了舱外。他立于船头，极目远眺，只见江面上烟水苍茫，两岸的稻田、菜地、果园、树林一片绿油油的。更远处，水的尽头，是连绵起伏的群山。那山，便是大名鼎鼎的军峰山。

军峰山峰峦连亘，雄伟峻拔，多有奇石怪松、岩洞峭壁，主峰海拔1760米，号称赣东第一高峰。相传，西汉时代，长沙王吴芮奉命讨伐南粤，兵至山下，令部将祭拜山神时，忽见云雾中旌旗招展，兵马奔腾。山峰之上，一位将军跃马横刀，指挥满山军队操练，细观之，则又倏忽不见。于是，吴芮将此山命名为军山，又叫军峰。军峰山壁立万仞，直入云霄，百里之外可见，所谓“一带翠屏青窈窕，半空螺髻碧嵯峨”，景色非常壮观。曾巩遥望着云雾缭绕中耸翠巍峨的山峰，想象当年众将士横刀立马山呼海啸的情景，只觉得青春的热血在胸中不停地奔涌。

他的神思不禁飞到了1500年前。

春秋末年，孔子在鲁国讲学。某个暮春的午后，孔子门下的四位高才生子路、曾晳、冉有和公西华，围坐在老师身旁，聊着天，说着话。曾晳一边弹着琴，悦耳的琴音缭绕在他们的耳边。伴随着美妙的琴声，孔子问道：“不要以为我比你们年长几岁，就认为我了不起。平常你们总是说，没有人了解你们，如果有人问起你们的志向，你们又会怎么回答呢？”

大弟子子路是个急性子，他听完之后，不假思索地抢着回答道：“如果有一个千乘之国，处于几个大国之间，外有强敌环伺，内有灾荒饥馑，给我三年时间，我就能让人民人人有勇气，而且懂得大道理。”千乘之国可不是小国啊，子路以治国为志，说得似乎很有英雄气概，也有政治家的气魄。他以为一定会得到孔子的褒奖。孔子听了，却略带不以为然地微微一笑，并不答话。

冉有接着回答道：“如果有方圆六七十里或五六十里的小国家，让我去治理，给我三年时间，我会使人民富足；至于让人民懂礼仪，那只有等君子来了再说。”孔子仍旧微笑着不说话。

公西华最年轻，他谦虚地说道：“我不敢说我有多大能耐，但是我愿意学习。我想做一名小相，穿礼服，戴礼帽，主持宗庙之事，负责祭祀和会盟的礼仪。”

孔子和三位弟子在讨论的时候，曾晳却在旁边悠闲地弹琴。孔子转过身来，问曾晳道：“曾点，你怎么样呢？说说看。”曾皙的琴音渐稀，接着，弹琴的手指在琴弦上一拢，琴弦发出了铿然的响声。然后，他不慌不忙地离开座位，站起来对孔子说：“老师，我和他们三个想的都不一样！”孔子说：“没有关系，只是表达各人的志向而已，你尽管说好了。”于是，曾晳微笑着答道：“我只是想，在暮春时节，穿上舒适的春装，约五六位朋友，带上六七个童子，去沂水边游泳，然后在春风中登上雩坛，唱唱歌，跳跳舞，兴尽之后，又一路唱着歌回家去。”这样的人生志向，听上去多么渺小！

然而，孔子听了之后，却大声地感叹道：“曾点，我和你想的一样啊！”

因为这幅看似寻常的《君子游春图》，实则蕴含着深厚的“大同之世”的儒家理想。天下太平，国家安定，风调雨顺，自然环境美好。人们不必操心温饱，人生熙熙乐乐，有知己好友，有童子绕膝，家庭和睦，社会和谐。君子居闲而愉悦，既有经世济民的理想抱负，又有“功成不必在我”的胸怀，利害宠辱俱忘，一派纯粹淡荡、恬美、和乐的天地境界！

这番侍坐言志、鼓瑟而歌的情景，千百年来始终是历代儒生心中的圣景。

曾晳，又名曾点，字子晳，是春秋末年鲁国南武城（今属山东平邑）人，他是孔子早期弟子，笃信孔子学说。曾晳的儿子曾参也是孔子学生，父子二人同列“孔门七十二贤”，且曾参比曾晳的成就更大，对后世儒学的影响也更深远。

而曾晳、曾参父子正是曾巩的远祖。

曾参，字子舆，世称曾子。相传，曾参16岁时拜孔子为师，他勤奋好学，尊师重道，待人谦恭，是孔子学说的主要继承人，深得孔子信任和喜爱。孔子临终前将孙子子思（孔鲤的遗孤）托付于曾参。子思师从曾子，又传道给孟子，因此，曾参上承孔子道统，下启思孟学派，在儒家文化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在大儒殿堂中与孔子、颜子（颜回）、子思、孟子比肩，共称为“五大圣人”。

孔子去世后，曾参继承孔子衣钵，聚徒讲学，有不少弟子。他是儒学经典《论语》的主要编制者，《论语》中多处记载有曾参的言论。譬如，首篇《学而》中有：“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曾子说，我每天用三件事来反省自己：为人做事，是不是忠实？与朋友交往，是不是言而有信？老师传授给我的道理，我真正去践行了吗？这三点看似平实，却是很高的做人修养，成为后世耳熟能详的励志名句。

曾参还著写有《大学》《孝经》《曾子十篇》等作品，其中《大学》对后世影响最大。《大学》类似于一篇全面系统阐述儒家“治国平天下”学说的政治论文，原本是《礼记》中的一篇，汉武帝时，随《礼记》成为“五经”之一而进入官学，比《论语》《孟子》升入官学还早。在宋以前，《大学》并不单独成书，宋人把它从《礼记》中抽出来，与《论语》《孟子》《中庸》合称为“四书”。

自宋以后，《大学》就成为了科举考试的钦定书目。

作为一名以参加科举考试为人生独木桥的青年儒生，曾巩是读着《大学》这样的儒学典籍成长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大学》中的文章，他吟诵过几百遍，早就倒背如流，先祖的教诲已经深深地烙印在他的脑海中。

曾巩于宋真宗天禧三年（公元1019年）出生在江西南丰曾氏家族，曾家秉承儒圣血脉，数代为官，诗礼传家。曾巩自幼机警聪慧，特别喜欢读书，而且记性好，过目不忘，“读书百数千言，一览辄诵”。他五六岁时就开始读书，不仅读诗词歌赋，还读古文，通读了《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儒学经义，对司马迁、韩愈等名家的文章尤其喜爱。那些深刻而朴素的儒家理论如同一块坚定的磐石，奠定了他人生的思想基础。少年时代，他就以文名闻四方。12岁时能写策论文章，曾试作六论，“援笔而成，辞甚伟”。六论指的是宋代科举考试中的六道论题，题目一般出自九经、诸子百家、十七史及其传释中，“以五通为过焉”。也就是说，他12岁时应答科考卷，落笔即成，且用词伟丽，气势不凡。15岁时，曾写下《上李连州书》，见解独到，章法谨严，很快就传诵开来，在乡里传为佳话。

按照宋代的风俗，男子在15至25岁之间，“能通《孝经》《论语》，粗知礼义之方”，即可举行“冠礼”，也就是成人礼。儒家将“冠礼”定位于“礼仪之始”。举行“冠礼”后，就意味着从家庭中无须担当责任的“孺子”转变为跨入社会的成年人，可以婚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承担各种社会责任。此次进京参加科考，临行前，父亲郑重其事地请家族长辈为曾巩举行了“冠礼”。仪礼虽然简单，却让曾巩的肩头沉甸甸的，他常常会好端端地陷入深深的思索之中。

冠礼之后，父亲为他取字“子固”。取字也是中国古代特有的风俗。男子成人之后，为表示尊重，不便直呼其名，要另取一与本名含义相关的别名，称之为“字”。在人际交往中，名一般用作谦称、卑称，或上对下、长对少的称呼，而字才是用来供社会上的人称呼的。平辈之间，相互称字，只有在很熟悉的情况下才直呼其名，否则会被认为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下对上、卑对尊写信或称呼时，可以称字，但绝对不能称名，尤其是君主或自己父母长辈的名，更是连提都不能提，否则就是“大不敬”或叫“大逆不道”，所以便产生了中国古代特有的“避讳”制度。父亲为曾巩取字“子固”，既与其名“巩”相关，又与远祖曾晳的字“子晳”、曾参的字“子舆”遥相呼应，寄托着家族长辈对曾巩的厚望。

子固啊子固，你可千万不要辜负了这个名字啊！”曾巩在心中默默地对自己说。他感觉体内有某种东西，像春天的小草一样，正在血脉中蠢蠢欲动，似乎随时会吐出嫩绿的新芽来。或许，是那生命深处的儒圣的基因，正穿过一千多年的沧桑岁月，奔向他的人生。”

曾巩兀自激动起来，他隐隐约约意识到，冥冥中有一种使命，历史性地落在了他的肩上。

春风十里，风光正好。大船一路顺风顺水，不几日就到了鄱阳湖，入了长江。江面更开阔了，江水奔涌不止，惊涛拍岸，曾巩的内心也随之开阔起来。他迎风而立，暗暗立下了人生的志向。在茫茫长江的涛声中，他年轻的心灵，为之风声激荡，为之澎湃起伏，为之踌躇满志。

因为，他的人生志向，不是做大官，不是发大财，而是成为圣贤！

二、南丰荣亲园

曾家是南丰城的名门望族。

话说“天下一曾无二曾”，姓曾的中国人都是轩辕黄帝的后代。相传黄帝的第二十五个儿子昌意是曾姓之祖，昌意生颛顼，颛顼生鲧，鲧生禹。尧帝命禹父亲鲧治理水患，鲧治水九年无效。舜帝继承尧位后仍命鲧治水，依旧无效。于是，舜杀鲧于羽山，并命鲧子禹继续治水。据说鲧的妻子因梦食薏苡而生禹，舜帝就赐予禹姒姓。禹自20岁受命后，历时十三载，三过家门而不入，以疏导之法终于消除了水患。因其功高，舜禅位给禹，后世尊其为大禹。

在禹的带领下，部落势力日益强大，禹年老后禅位给伯益，但禹死后众多部落联盟的首领却反对伯益而归顺禹的儿子——启。启联合各部落首领的势力，杀伯益，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建都于阳城，即今河南登封县的东南部。启生仲康，康生帝相，相生少康。少康封其次子曲烈为甑子爵，在甑（今山东临沂市兰陵县向城镇）建立鄫国，为鄫国之始。古以封地为姓，曲烈便从此姓鄫。

鄫国历经夏、商、周三代，大约相袭了近两千年，一直到春秋时代，即公元前567年才被莒国所灭。这时候，怀着亡国之痛的太子巫出奔到邻近的鲁国，并在鲁国做了官。其后代用原国名“鄫”为氏，除去邑旁，表示离开故城，但不忘先祖，称曾氏，这便是曾氏得姓的由来。于是，后人尊巫为曾氏第一世祖。《曾氏家谱》中的《曾氏世系歌》中有这样的记载：

曾氏源流之出处，传自夏王姒姓禹。

传至五世孙少康，分封世子烈于鄫。

鄫君曲烈是其名，累世居鄫遂为氏。

历及春秋继霸时，列国强弱相吞噬。

至鲁僖公十九年，诸侯会好在城南。

是时鄫君不及与，后被外孙莒灭祀。

世子名巫逸之鲁，鲁复立以为桑梓。

鄫巫因叹国既亡，遂自去邑为曾氏。

此后，曾姓后代便在鲁国及周边繁衍生息。据《武城曾氏族谱》记载：巫生夭，夭生阜，阜生皙，晳生参，参生元、西。晳、参、元、西是曾姓的著名人物，尤其曾参被历代统治者尊为儒家“宗圣”，因此后代曾姓都将他作为开派祖先。秦汉时，由于战乱等原因，曾姓从原本活动的山东、河南一带，迁移进入了河北、湖南、陕西、江西、广东等省。西汉末年，为避王莽战乱，曾元的四世孙曾据率领宗族千余人，从山东东南迁到了庐陵县吉阳乡（今江西省吉安市西南），庐陵由此成为曾氏旺族中心，也是中国曾氏的第二发脉地。

曾氏占籍南丰则始自唐代末年。曾据的六世孙曾略在唐朝官至光禄大夫、节度使，他率家族从庐陵吉阳迁至抚州南城甘山，成为抚州、南丰、临川等地开基祖。曾略生子曾炀，炀生咏，咏生筠，筠又生洪立。洪立仕唐，曾任南丰县令，昭宗时以军功加授检校司空、金紫光禄大夫，典南门兵马节度使。后来殁于南丰，葬在南丰三十二都二圣山，因此南丰曾氏作谱，都将洪立列为一代祖。而真正定居南丰的，则是曾洪立的儿子曾延铎。

南丰是一座美丽的小山城。在江西省的东部，以直通南北的旴江为界，东南面有武夷山脉，西北面有雩山山脉，两山之间的河谷平原上，依旴江而建的便是秀美的南丰城。春秋、战国时，南丰为吴、越、楚之属地，汉时为南城县属地，隶属于豫章郡。三国时期吴太平二年（公元257年），划出南城南部置县，因县境内常产一茎多穗之稻，所以初名丰县；后因徐州已有丰县，于是改称南丰县，别号嘉禾，属临川郡。隋唐时，南丰县与南城县屡并屡分，至五代十国时期，南唐升南城县为建武军，军治设在南城县，南丰则隶属之。北宋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改建武军于建昌军，治所不变，南丰隶属于建昌军。

曾延铎将家族定居南丰后，曾家进入了中兴时期。曾延铎官至检校右散骑常侍，死后就葬在南丰十三都洪坪白石岭。他的儿子曾仁旺，即是曾巩的曾祖父，官至水部员外郎，后追赠为太师沂国公。不过，曾延铎、曾仁旺都不算有名，南丰曾氏家族的崛起是从北宋初年曾巩的祖父曾致尧开始的。

宋朝的地方行政区划实行州（府、军、监）、县二级制，全境有近400个州（府、军、监），下设1200多个县。一般来说，在体制较尊的地区设府，比如首都、陪都等；在军事重镇或要冲设军；监则设在一些主要的工矿牧盐等重要物资产区。宋朝行政区划特别之处，是“路”的发明。路是直辖于中央并高于州（府、军、监）的一级监察区，各路分设安抚司（负责兵民之政）、转运司（负责财政）、常平司（负责救济）等，其长官称为“使”，一般任期三年，期满后调任他地。而且，“路”并非“州”的上级，州也直属中央管辖，“知州事”这一官名就代表是被皇帝派到地方管理事务的，含有中央政府官职的意思。统治地方的官僚在制度上属于中央官僚，这是宋朝为加强中央集权而进行的制度改革，甚至宰相有时被派到重要地方任知州都不算是降职，这对朝廷统治渗透到地方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至道三年（公元997年），大宋全境共分为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淮南、江南、荆湖南、荆湖北、两浙、福建、西川、峡西、广南东、广南西15路，后析为18路，又析为23路。江南路即于天禧四年（公元1020年）分为江南东、江南西路。江南西路置9州、4军，68县，除东部婺源县等地隶属于江南东路外，今江西省的大部分地区均隶属于江南西路。宋时，南丰县隶属于江南西路建昌军。

曾巩的祖父曾致尧，字正臣，是曾仁旺的长子，生于南唐李璟保大五年（公元947年），在南唐后主李煜时曾中进士，却不就仕，到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复举进士，是北宋以来南丰县的第一位进士。初任符离（今属安徽宿县）主簿，历任梁州录事参军、著作佐郎、秘书丞、两浙和京西转运使，还当过寿、泰、泉、苏、扬、鄂等州知州，官至礼部郎中，后追赠太师密国公。他位列《宋史》人物传，是南丰曾氏入国史的第一人。

曾致尧是个有个性的官员，敢于言事，敢于碰硬。太宗皇帝很欣赏他，曾赐给他绯鱼袋。绯鱼袋是指绯衣和鱼符袋，在唐代五品以上官员才能佩戴鱼符袋，宋代沿袭这一做法。皇帝赐予鱼符袋和绯衣，表示对该官员的器重。谏议大夫魏庠在苏州任知州时，做了很多不法的事情，大家都敢怒不敢言，只有曾致尧上书弹劾。太宗听从了曾致尧的意见，罢免了魏庠。还有一次，太宗召见曾致尧并一起用膳。席间，太宗说起国库充足，颇为自喜。当时正值江南地区遭遇旱情，曾致尧当即站起身，很认真地对太宗说：“不如江南一夜秋雨之为富也。”太宗听后，为之动容。后来，南丰曾氏就有了“秋雨名家”之称。

曾致尧任地方官时，体察百姓疾苦，对有违法制的苛捐杂税给予减免或废除，所到之处，颇有政声。他去寿州当知州时，寿州地区素有难治之称。这里离京城很近，富豪巨商与权贵相勾结，欺民敛财，侵犯百姓利益，曾致尧铁面无私，打击不法，很快就把寿州治理好了。一年多后，曾调离寿州时，百姓再三挽留，以致几天不能成行。他只好单骑带着两个随从，悄悄离开寿州。

曾致尧为官清廉，两袖清风，曾留下“荣亲园”的故事。说的是他在梁州任官时，放假回家，为母亲周氏贺寿，在南丰城东一园子里宴请亲戚族人。曾致尧衣着十分朴素，所骑的马也很羸劣，于是席间就有人窃窃私语，讥诮他过于寒酸。母亲周氏是临川人，知书识礼，深明大义，她不但没有生气，反而说：“我儿子当了官还这么朴素，这是给曾家争气，我觉得很光荣。如果他鲜衣怒马，满载金银财宝而归，那就辜负了我当年教育他的一番苦心，是我绝对不愿意看到的！”以廉为荣，以贪为耻，这是曾母对儿子的期许，也是曾氏家族世代相袭的家风。于是，南丰人都把那地方称为“荣亲园”。

真宗即位（公元998年）后，曾致尧为主客员外郎、三司盐铁判官，因为常常在奏章中言辞激烈批评朝政，得罪了不少权臣，所以屡遭降职或调任州郡外任。后来真宗“终感其言”，想要把他召回京师，他又呈递了奏章，“语斥大臣尤切，故卒以龃龉终”。

曾致尧虽然一生从政，却喜好纂录，长于诗文，著作丰富，多达178卷，且当时都刊行于世。《全宋文》收录有他的文章4篇，《宋诗纪事》《江西诗征》中也存有他的诗作。

日后，曾巩在《先大夫集后序》中，以崇敬的心情追述了祖父曾致尧的生平：

宋即平天下，公始出仕。当此之时，太祖、太宗已纲纪大法矣，公于是勇言当世之得失。其在朝廷，疾当事者不忠，故凡言天下之要，必本天子忧怜百姓、劳心万事之意。而推大臣从官执事之人，观望怀奸，不称天子属任之心，故治久未洽，至其难言，则人有所不敢言者。虽屡不合而出，其所言益切，不以利害祸福动其意也。

曾致尧于大中祥符五年（公元1012年）去世，享年66岁。其时，曾巩尚未出生。虽然曾巩无缘生活在祖父身边，得到祖父的爱抚，聆听祖父的教诲，然而，祖父对曾巩的影响却不可谓不深远。“不以利害祸福动其意”，曾巩是这样理解祖父的，更是这样要求自己的。这也成为他一生做人做事做官的准则。

到了曾巩的父亲曾易占，虽然仕途不显，然而曾家祖传的忠诚耿直的倔脾气却丝毫未变。

曾易占（字不疑）是曾致尧的第五子，出生于宋太宗端拱二年（公元989年），少时勤奋好学，以文章名世，起初荫补太庙斋郎，先后担任了宜黄和临川两县县尉。仁宗天圣二年（公元1024年），36岁时方才得中进士，改任镇东节度使推官，又改武胜军节度掌书记、崇州军事判官，但他都没有赴任。后升迁为太子中允、太常丞、太常博士，先后出任了泰州如皋、信州玉山两县知县。

曾易占治理地方事务自有独到之处。县尉是县衙中负责治安和抓捕盗贼的官员，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县公安局局长。他在临川任县尉时，“不威而令恶人之豪帅其党数百人，皆不复为恶”。到如皋任知县伊始，当地发生了严重的饥荒，他亲自上州衙，向知州请求“越海以籴”，到邻近地区购买粮食以救灾民，救活了数万饥民。第二年，年成稍好一点，上级要求正常收取赋税，邻县都唯命是从，只有他坚决抵制，并向上级陈情说：大灾刚过，疮痍尚未平复，请求暂缓一年征税，以缓解民困。后来，邻县因赋税照征，民众又有逃亡，唯独如皋百姓得以保全。他还在如皋创建学宫，“讽县人兴于学，海隅咸知弦诵”。在玉山任上，曾易占也多有善政，“既除其大恶，而至于桥梁廨驿无所不治”。他既铲除当地的豪强恶霸，又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对桥梁、道路、马廨、驿站等一一进行修葺，还重视文化教育，“兴学校以尽善，兴官寺以临众”，建孔庙，办官学，做了不少好事。

曾易占官不大，不过是个七品知县，却心忧天下，喜议论时政，常有不凡见解。他曾上书仁宗，批评朝廷的对外妥协政策。只可惜，他生不逢时，仕途不得志，家庭生活也不遂意。他的第一任妻子周氏生下长子曾晔后不久就病逝了，第二任妻子吴氏是临川人，知书达礼，24岁时嫁给曾易占，“于大人得辅佐之宜，于族人上下适其分”，深得婆家喜爱。曾巩系吴氏所生，是曾易占的次子。宋真宗天禧三年（公元1019年），曾巩出生时，曾易占正在离家不远的临川县担任县尉。后吴氏于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生下曾牟，乾兴元年（公元1022年）生下曾宰。天圣四年（公元1026年）生下曾巩的长妹后，吴氏不幸病逝，终年仅35岁。曾易占和吴氏生活了11年，情感甚好，而今又遭丧妻之痛，伤心不已。当时，曾巩年仅8岁；两个弟弟一个6岁，一个5岁；妹妹还在襁褓之中；兄长曾晔年纪大一点，也不过才18岁。曾易占无奈之下，又于次年继娶了第三位妻子朱氏。朱氏比易占小22岁，她出身名门，家中是扬州的官宦大族，从小就跟着母亲读经写字，谈古论今。嫁到曾家时，她年方才17，却能亲自操持家务，任劳任怨，孝敬长辈，悉心照顾曾巩兄妹几个。曾巩兄妹受益良多，因此虽然朱氏只比曾巩大8岁，曾巩却对她非常孝顺。

曾氏家族儒学底蕴深厚，世代诗礼传家，重忠义，重孝廉，重教育，藏书、读书、著书、苦学氛围浓厚。父亲曾易占非常重视曾巩兄弟的教育，对曾巩尤其寄予厚望，亲自给予教导。曾巩14岁时，曾易占到如皋任知县，把曾巩带在了身边。随任三年间，曾易占每天给曾巩制定读书计划，批阅作文，还时常带着他去田间地头，了解民间疾苦，让他从一个贪玩调皮、懵懂无知的少年成长为一名行为方正、胸怀理想的青年儒生。曾巩后来在《学舍记》中回忆道：“予幼则从先生受书，然是时，方乐与家人童子嬉戏上下，未知好也。十六七时，窥六经之言，与古今文章有过人者，知好之，则于是锐意欲与之并。”正是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曾巩领略到了六经与古文中有着超越常人的见解，真正懂得读书的好处，从此立下雄心，希望将来能与古今作家并驾齐驱。

如今近千年过去了，如皋城中还保留有曾巩父子的遗迹。相传，当年曾巩跟随父亲一起在如皋中禅寺里读书，常在寺旁的水池中清洗墨钵，后人便将那池称为“洗钵池”。又传如皋城北水绘园内的“六朝松”古桧落地盆景，乃是曾巩与其父曾易占当年亲手所植。历经千年的风霜浸染，古桧仍然苍翠如昔，风骨依然。

宋仁宗景祐二年（公元1035年），曾易占奉诏调任玉山县知县，17岁的曾巩又跟随父亲去了玉山。在玉山，曾巩留下了游记散文《游信州玉山小岩记》，这是我们所能看到的曾巩最早的一篇文章。该文记述了曾巩与叔父、弟弟、仆从等人一起，去玉山城外小岩山游玩时观山石、探洞穴的情景。

其石之异，有重碧耸翠，崛然本于下而起者；有势依理合，峨然覆于空而存者；有鳞叠羽缀，委其旁而列者；有壁峭刃攒，缭其隅而倚者。森然巍然，瑰玮奇怪，与珉瑊甚远。探其穴，犬牙交峙；视其形，若圭璧联植。致若瞻浮云，枝偃叶丽，错置旁列乎空旷；骇若窥武库，巉然见戈甲，丛委并拥乎王府。

文中运用了大量的形容词和比喻，以大胆的想象、排比和夸张，把山景和岩洞写得奇崛不凡、扑朔迷离，显示出了青年曾巩高超的文字技巧。

曾家历经几代，日益成为南丰数一数二的家族，“在南丰称名家必曰曾氏也”。自曾致尧于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举进士起，77年间曾家出了进士19位，其中致尧辈7人，其子易占辈6人，其孙巩辈6人，在江南一带被传为美谈。

齐鲁家声远，南丰世泽长。

如果说，远祖曾子的儒圣基因是曾巩生命中的一粒种子，那么，曾氏家族数百年的文化积淀、孝廉家风则是哺育这粒种子破土生长、拔苗吐绿的阳光和雨露。如此深厚的家学渊源，让曾巩受益终生。

三、意外落第

11世纪的北宋都城汴京，是全世界最繁华的大都市。

公元955年，后周大将赵匡胤骑着一匹骏马，从皇城南面的朱雀门出发，一路往正南方向疾驰，一口气跑到马儿精疲力竭方才停下。据说，骏马驻足的位置离朱雀门足有两公里远。周世宗下令，将那个位置作为都城新的边界。他征召了10多万人修建了27公里长的新城墙，城墙上有21个门，其中9个门是建在河流上的。扩建后的新皇城，面积比之前增加了4倍。

五年之后，公元960年二月，赵匡胤在皇城东北大约20公里的陈桥驿站发动兵变，黄袍加身，篡夺了后周政权，建立了大宋王朝，史称宋太祖。赵匡胤仍旧将后周的皇城，这座他曾经跑马圈地、曾经守卫和建设过的城市作为了自己的都城。这便是北宋的都城东京，即今天的河南省开封市，又称作汴京、汴梁、汴州。称作“东京”，是因为北宋有东、西、南、北“四京”，东京开封府是首都，是皇上坐朝理政的地方；而西京河南府在河南洛阳，南京应天府在河南商丘，北京大名府则在河北大名，这三京分别由朝中退休且德高望重的大臣留守。

公元1036年，曾巩进京的这一年，是北宋的第四位皇帝宋仁宗在位。之前经过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三代七十余年的发展，东京城已经成为一座城市化水平很高的多功能都市中心，气势恢宏，富甲天下，繁华得足以令全世界目眩神迷。当时，东京城的面积约49平方千米，人口约有130万，每1000平方米内就居住着50或更多的人。而250年后的中世纪的巴黎，3.78平方千米的地面上居住着5.92万人，每1000平方米仅仅约有16人。与之相比，东京城的面积是其13倍，人口密度是其2～3倍。所谓“八荒争凑，万国咸通”，繁华的东京称得上是北宋乃至全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直到19世纪前，都没有被世界上其他城市超越。

东京城分宫城、老城、新城三重。宫城在老城的西北部，是皇帝居住和坐朝理政的地方，老城东北部和新城东部是人口密集区。汴河是隋代时开挖的一条大运河，它从新城东南的两个水门流入，穿过老城后，再从新城西边的两个水门离开，既连接了南方的大运河及淮河，也沟通了北方的黄河。汴河是京城的生命线，每天有大量的商品和人员通过汴河进入城里，城里数量巨大的垃圾和废弃物也从汴河运出城外。

曾巩正是坐船从水路进京的。

汴河宽阔的江面上，船只川流不息，有客船，有商船，还有运送物资的货船，每天数以万计。曾巩抑制不住好奇和兴奋，他站在船头，远远地遥望着，第一眼看见的便是雄伟的白色城墙，高达12米多，上面建有防卫塔，四周则是宽达30米的护城河。他知道，迈进这道城墙，他就进入了另一个更广阔的世界。那是这个庞大帝国秩序和权力的核心，也是他实现人生理想的起点。

日头西斜，和风吹拂，曾巩莫名地感到有几分燥热，青春的脸庞因为兴奋泛起了红晕。他跟随大哥在城外下了大船，上岸，然后再雇一条小船，穿过水门，进入京城。如果到了晚上，水门铁闸关闭，他就得从附近的城门徒步走进城去。

汴河上有13座石桥，桥面牢固宽敞，城里的居民往来十分方便。小船一路向北，在龙津桥附近停靠下来。跨过龙津桥，便是朱雀门；进了朱雀门，就是老城。朱雀门是老城正南面的一座城门，门宽150米，气势恢宏，色彩斑斓，城墙上还有一座气派的城楼。曾巩跟随兄长曾晔迈进朱雀门，迎面就看见一条宽阔的大街，街上熙熙攘攘，人来车往，街道两侧商铺林立，叫卖声、唱曲声、欢笑声，此起彼伏，响成一片。曾晔之前来过京城，他告诉曾巩，这便是大名鼎鼎的御街了。

御街，又称天街，是京城的中心街道，也是京城南北方向的中轴线。御街长约4公里，宽200步（一步为1.4米，合约280米），中心为御道，专供皇帝使用，有时会用来演习马队或阅兵，但平时不准行人车马进入。御道外靠近街边，有两排红漆杈子，行人都在杈子外边经过。杈子里边，有砖石砌镶的两道御沟水，沟内尽植莲荷，沟岸种植着桃、李、梨、杏等果树，杂花相间，春夏之间，望之如锦绣。御街两边是御廊，分布着各式店铺、官员的府第和密集的平民居住区。每隔450米左右，就设有一个军巡铺。铺中的防隅巡警，日夜巡逻，白天维持交通秩序，疏导人流车流，夜间警卫官府商宅。

进了朱雀门后，沿着御街往北走几百米，路边有几座官府建筑，东边的是太常寺和教坊，西边的则是接待外宾的都亭驿。拐过都亭驿边上那条街，就通向鸿胪寺；再往西，就是进行祭祀天地的祭台了。曾巩跟着兄长一直往北走，不久就到了宣德门。宣德门是皇城的入口，建得宏伟而庄严，有五扇漆成朱红色的大门，上面装饰着金色的大门钉，门厅豪华壮观，镶嵌着漂亮的釉砖。每年大年初一的清晨，新年来临之际，皇帝就会身穿绛纱，在音乐声中登上城楼，做公开的、仪式性的露面，接受平民百姓的瞻仰和朝拜。

曾巩伫立在宣德门前，仰望着高高的城楼。春天的阳光暖暖地斜照过来，城墙上的彩色釉砖折射出炫目的光芒，隐约中有一阵阵太平盛世的丝竹声缥缥缈缈地从宫中传来。曾巩相信自己早晚有一天会走进这座城墙，成为朝堂之上的一员，为这个王朝和民族的命运担当起应尽的责任。他在默默地等待着。只是，此时的他还太年轻了，他的目光稚嫩而懵懂。他还没有认识到在飞速旋转的权力的轮盘中，他是多么的微不足道。他也没有意识到为了那一天的到来，他将经历多么漫长的等待。

他们兄弟俩在州桥附近找了家客栈住了下来。州桥又叫天河桥，桥长17米，宽30米，是汴河上一座标志性的石桥。州桥附近是京城最热闹的地方之一，许多食肆、酒馆和客店都集中在这一带，从南方来的官员、客商、士子大多住在这里。

当时汴京人的生活呈现出一种数千年来从未有过的新气象，那是一种都市人的生活。

在唐代的都城长安，不同等级的人是分开居住的。贵族和官员不会比邻，官员也不会和平民一起生活。他们居住在各自的城坊中，城坊间用高高的黄土墙隔开，人们只能与自己同一阶层的人住在同一个区域。紧靠着皇城而居的是贵族，然后是拥有受人尊敬的谱系的家族，再是富裕的商人和受过良好教育的家庭。他们的城坊宽阔而奢华。而平民的城坊拥挤而简陋，数以万计的低矮房屋连在一起，一般都没有什么装饰。居住和购物也是分开的，居住的地方叫坊，购物和贸易的地方叫市。市场中有数千家货摊和商铺，经营丝绸、漆器、陶瓷、香水、酒等各类商品或买卖奴隶，还有许多餐馆、小食摊、酒肆、客栈、妓院、牛市、马厩、肉店、鱼摊和工艺品店铺。中午时分，击鼓二百下宣布开市，黄昏时击鼓三百下宣布闭市，夜市则是被明令禁止的。五品以上的官员也不会进入市场和平民混杂在一起。

但是到了北宋的都城汴京，这些前朝的禁忌都被打破了。所有的城市定居者，官员、商人、工匠、艺人等等都能在城里自由定居，没有了城坊的界限。只要买得起，人们可以居住在城里的任何地方。权势、财富、教养、时尚和世俗的烟火气混杂在一起，给了城市一种新鲜而活泼的市井味。

朝廷不仅允许市民在御廊开店设铺，还允许沿街做买卖。汴京城中店铺多达6400余家，小型商业的繁荣促生了城市房地产业。在中国历史上，商业店面的价格第一次超过了私人住宅的价格。公元965年，宋太祖把宵禁开始时间延迟到凌晨一点。随着商业的发展，很快宵禁就被完全解除了，城门关得很晚，开得很早。汴京城内出现了“夜市”“早市”和“鬼市”，各类夜市店铺直至三更方尽，五更又有店铺重新开张。热闹的去处，更是通宵不绝。

京城东南的商铺最为密集，有金银彩帛交易的场所，店铺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上去幽深莫测。每一种交易，动辄上千万，骇人听闻。有鹰店，专门接纳贩鹰的客商；还有买卖衣服物品、珠宝玉器、特色吃食、现制零碎、梳妆用品、精巧玩具之类的店铺，目不暇接。城内雇用、购买女仆、佣人的市场就有68个；而城市一个繁华的十字路口，还有一家市场，专门售卖各种不同类型的竹竿；在杀猪巷上新桥的南边，有一个屠宰场，每天杀猪数千头。

京城内的娱乐场所被称为“瓦子”，里面有戏院、酒馆、餐厅和妓院。虽然宋代的女人可以自由上街购物游玩（女人足不出户的规矩是13世纪之后才有的），但女人们通常是不会去“瓦子”里玩乐的。“瓦子”是男人们的游乐之处，高雅的戏曲演唱、歌妓的甜糯欢笑、奢靡的性服务，声色犬马，一应俱全。还有卖药、算卦、卖旧衣服、耍把戏、卖吃食、剃剪纸画、唱流行小曲之类的摊点，热闹非凡，“终日居此，不觉抵暮”。

城里的酒楼众多。装饰奢华的高档次酒楼就有近百家，有的有几层楼高，有的有单独的包厢多达100多间，客人们可以叫来歌伎陪酒，唱曲欢笑，宴饮几个时辰甚至几天。那些小酒店的门外，都张挂着写有“酒”字的彩幡，或在门口挂把扫帚，以招揽客人。还有的酒店会在客人进餐前，给他们提供一碗水和一条手巾。太学边上有家名叫“台上”的酒店，边上还有几家妓院，是有钱的读书人爱去的场所。而曾巩兄弟住的州桥边上，是热闹的饮食一条街，最有名的是张家油饼铺和清风楼酒店。桥南边的夜市则以猪肉、野味、禽类等美味佳肴而闻名，夏天时人们喜欢来这边饮酒、乘凉。

随着科考的临近，各地的考生陆续来到了京城，州城附近更是热闹非凡，考生、同乡、同谊之间天天交游宴请，吟诗唱曲，喝酒召妓，常常闹到深更半夜。曾巩的性情内敛，在最初的新鲜和好奇之后，难免对这样的喧闹感到不适应。毕竟，他们两兄弟此次赴京，不是来游玩的，而是来考试的，而且这场考试将决定他们乃至整个家族的前途命运。为了安心备考，兄弟俩搬出了州桥的这家客栈，在城郊另找安静的地方住了下来。不过，这次兄弟俩没有住在一起。至于为什么没有住在一起，史书上并无详细记载。或许是曾巩好静，选了个更为偏僻的住所；或许是刚刚成年的曾巩首次赴京，想体会一下独立生活的感觉；再或许，可能仅仅是因为在同一家客栈中没找到合适的两间房，不得已只好分开住了。总之，这不过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情，曾巩两兄弟自己都没太放在心上。然而，当日后流言来袭的时候，这件事却成了中伤者的话柄，他们给曾巩扣了个“不孝不悌”的大帽子。这一点大概是曾巩两兄弟始料未及的。

18岁的曾巩，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信心。在家乡南丰乃至江南西路，曾巩年纪虽轻，却是个名气不小的大才子，大家都称赞他的文章写得好，时人记载说他“未冠，名闻四方”；又说他写的古文，“其文章之剽鸷奔放，雄浑环伟，若三军之朝气，猛兽之抉怒，江湖之波涛，烟云之姿状，一何奇也！”众人的溢美之词给了曾巩极大的信心，他的内心，是笃定的，也是骄傲的。

只是，命运往往喜欢捉弄人。在你志在必得的时候，偏偏要让你摔个大跟头。曾巩信心满满地走进考场，从容答卷，落笔千言，自我感觉考得不错。他信心满满地出了考场，信心满满地等待着放榜。

然而，很意外地，他落榜了。

他的兄长曾晔也没有考上。

不久，家乡又传来了坏消息。他的父亲曾易占被罢官了。当时，玉山县隶属于信州，曾易占在玉山任知县，他的顶头上司信州知州钱仙芝向他索要财物，他不愿顺从，于是钱仙芝就向上级诬告他。后虽经御史查证所告不属实，钱仙芝被治罪，但因为钱仙芝有后台，曾易占还是因此丢了官。曾易占无处申冤，无奈只好回到家乡南丰，归隐乡间。

曾巩的年少气盛陡然之间被现实灭去。他隐隐感觉到，前途漫漫，一重重迷雾正从远处渐渐袭来。

四、结交王安石

曾巩和王安石相遇时，一个18岁，一个16岁。两个意气风发的少年郎，胸怀远大的理想，奉行儒家经义，喜爱诗词文章，他们的相遇仿佛是命中注定的。在汴京城暮春的繁花和暖风中，他们一见倾心，如遇故知，从此，开始了绵延一生的友情。这份友情，伴随着曾巩的人生腾挪辗转，起伏跌宕，给后世留下了千古佳话，也落下了不少疑问。

科考结束后，曾巩并没有立即返乡，而是与兄长曾晔一起在京城滞留了一段时间，赶巧王安石也跟随父亲王益来到了京城。王氏家族是抚州临川县（今抚州市临川区）的名门。临川县地处抚河中游，与南丰县相距不过两百余里，同属江南西路，是一衣带水的邻县。而且曾、王两家是世交，也是姻亲。他们的姻亲关系是通过曾巩的母家——金溪吴氏家族而建立的。曾巩的外公吴德筠有七子一女，女儿嫁给曾易占，是曾易占的第二任妻子，也就是曾巩的生母。而曾易占的妹妹又嫁给了吴德筠的长子吴敏，吴敏的女儿则嫁给了王益，也就是王安石的父亲。如此一来，曾巩便与王安石的父亲王益是一辈的，应当称他为表兄，而王安石则要称曾巩为表叔了。

王安石的父亲王益从政多年，在地方上做了几任知县和知州，是一位非常务实的官员，有志于做出一番事业。但凡他所到之处，总尽力做一些除暴安良、兴利除弊的事，颇有政声。他做知县的第一任是在新淦县（今江西省新干县），在他去职30年后，该县吏民还在追念他的德政。他治理地方事务，“一以恩信治之，尝历岁不笞一人”。当时极负盛名的学者胡瑗在编写《政范》时，就曾专门记录了王益治县的经验和政绩。

王安石，字介甫，宋真宗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出生于临川，父亲王益当时任临川军判官。王安石自幼聪颖，酷爱读书，过目不忘，文采飞扬。《宋史》上记载说：“安石少好读书，一过目终身不忘，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经意，既成，见者皆服其精妙。”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大都是跟随父亲王益宦游各地。他比曾巩小两岁，这一年，16岁的他也是第一次来到京师。

曾巩早就从父亲和族人那里听说过王安石父子的故事，心中非常仰慕，只是一直无缘得见，不料这次在京师相遇，自是欢喜不已。尤其是见到了传说中的才子王安石，更是高兴，之前因为落榜带来的失意落寞很快就一扫而空了。虽说论起辈分是叔侄，但是两人年纪相仿，意气相投，此后便以平辈论交了。

数年后，王安石曾在《忆昨诗》中无限感慨地回忆起这一年的初见：“忆昨此地相逢时，春入穷谷多芳菲。短垣囷囷冠翠岭，踯躅万树红相围。幽花媚草错杂出，黄蜂白蝶参差飞。此时少壮自负恃，意气与日争光辉。乘闲弄笔戏春色，脱略不省旁人讥。坐欲持此博轩冕，肯言孔孟犹寒饥。丙子从亲走京国，浮尘坌亦缁人衣。”这里说的丙子，便是仁宗景祐三年，王安石随父进京与曾巩相遇之年了。或许，日后曾巩也曾在无数次的追忆中，想起丙子年的花开花落。那是他们的青春年少。两个外省来的青年才子，携手同游京师。他们漫步在汴水岸边，徜徉于市井巷陌，流连于勾栏瓦肆。在目不暇接的热闹之中，他们并肩而行，一路畅谈，谈诗词，谈文章，谈历史，谈人情，谈得最多的，是人生理想。熙熙攘攘的人群与他们擦肩而过，没有人会注意到他们；更没有人会想到，将来有一天，他们俩会成为帝国的风云人物，其中一个还将把整个帝国搅得风生水起。

16岁的王安石志气轩昂，朝气蓬勃，他的心中装着的是家国和天下。“此时少壮自负恃，意气与日争光辉。”他不愿意只做一个诗词歌赋、吟风弄月的文人墨客，也不愿意只做一个埋首书斋、安贫乐道的寻常书生。他要经世致用，要大有作为，要与日争辉，要为这个时代担负起历史使命。他告诉曾巩说，时光不停息地流逝，少壮时不给自己树立前进的志向，那必将终生无所成就。那些靠着能诗善赋去博取功名利禄的人，那些谨守着贫寒去博取世俗虚名的人，他是不屑一顾的，那可不是他立身处世的信条。他向往的是像契、稷那样为人类为发展做出重大贡献，与历代伟人比肩辉映、青史留名。

“男儿少壮不树立，挟此穷老将安归？”王安石慷慨激昂地说道。他迎风而立，衣袂飘飘，清澈的眼神中闪烁着青春而勇敢的光芒。

曾巩被他深深地感染了。

汴京城的繁华和喧闹在风声中一一隐没，他们站在了时代的高处，放眼望去，在丝竹管弦、歌舞升平、奢靡盛世的表象之后，其实充满了忧患。他们谈起了澶渊之盟。

公元960年2月3日，宋太祖赵匡胤宣布控制整个后周帝国建立宋朝时，他从后周小皇帝手中接过的，只是很小的一块疆土，大抵就是华北、关中，以及淮南地区，而且关中地区还因为战乱而荒废衰退。在之前历时80多年的混乱局面中，大唐王朝的版图四分五裂，军阀藩镇割据，唐王朝被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5个短命的朝代所取代，而中原以外的南方地区先后有前蜀、后蜀、吴、南唐等10多个割据政权，统称为“五代十国”。在帝国的北方，外族大举入侵，尤其是东北部契丹族建立的大辽、西北部党项族建立的西夏，时时侵扰边境，对中原地区的肥沃和富饶虎视眈眈。河西地区则被归义军、甘州回鹘与吐蕃诸部所占领。

宋太祖登基后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统一全国疆土，征服中南部地区十国时期留下的6个国家，这是政治需要，也是经济需要。因为，只有征服了富庶的南方小国，宋王朝才能有足够的军费，去应对北方强大外族的边境战争。宋太祖对他的弟弟太宗说：“自五代以来，兵连祸结，币藏空虚。必先取巴蜀，次及广南、江南，即国用富饶矣。”之后，宋太祖、太宗二帝用了20年的时间，先后征服了长江中游的南平、西南地区的后蜀（位于今四川省）、两广地区的南汉、定都南京地辖江西地区的南唐、东南地区的吴越（位于今浙江省），以及由沙陀突厥人建立的北汉（位于今山西省），于公元979年，基本完成了宋帝国的统一大业。

接下来，便是与北方的外族强敌辽国的战争。

公元916年，东北契丹部落的首领耶律阿保机建立了契丹王国，后改国号为“大辽”。契丹族是一个彪悍的民族。他们是马背上的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以放牧和渔猎为生，精于骑射，崇智尚武，勇敢强悍。当时辽国的疆域号称“幅员万里”，东北到今库页岛，北到蒙古国中部的色楞格河、石勒喀河一带，西到阿尔泰山，南部到今天津市的海河、河北省霸县、山西省雁门关一线与宋王朝交界，形成南北对峙之势。

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宋太宗赵匡义亲自率军北征，结果遭遇惨败，在高粱河（今北京西直门附近）被辽军打得落荒而逃。太宗身中两箭，差点被俘，躲在一辆偷来的驴车上才得以逃脱。七年后，雍熙三年（公元986年）正月，太宗发动了第二次北伐。他举重兵，分三路，希望可以一举用武力收回燕云十六州。因为，燕云十六州的得失，关系着大宋王朝的安危。燕云十六州是在938年，被后晋高祖石敬瑭割让给契丹国的。这十六州的幽、蓟、瀛、莫、涿、檀、顺七州在太行山北支的东南，称为“山前”；其余九州在山的西北，称为“山后”。今长城自居庸关以东向西南分出一支，绵亘于太行山脊，到朔州以西复与长城相合，这就是内长城。中原失“山后”，犹有内长城的雁门关寨可守；失“山前”则河北藩篱尽撤，契丹的骑兵就可沿着幽蓟以南的坦荡平原直冲河朔，北方的国防线全部后退，黄河北岸几乎没有屏障。太宗蓄势七年，对这次北伐是寄予厚望的。

谁料这次败得更惨。辽国的萧太后带领16岁的圣宗御驾亲征，把宋军杀得片甲不留，宋军阵亡将士的尸体堆成了一座山丘。大宋朝野一片灰暗。太宗皇帝的箭伤年年发作，他严厉告诫边将以防守为策，不得寻衅闹事，就连女真和高丽提出联兵伐辽也都谢绝。相反，大辽对宋王朝却是步步紧逼，不断南下侵扰。之后真宗在位时，宋王朝更是遭受了一连串的军事失败。

宋真宗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秋，大辽对宋王朝发起了第九轮进攻。萧太后和圣宗母子再次御驾亲征，九月初八，举兵南下，一路势如破竹，很快就在九月十五日、十六日先后攻陷北方重镇唐兴（今河北省安兴县）、遂城（今保定市徐水区），眼看就要长驱直入，直捣汴京。宋廷朝野震动。

宋真宗赵恒是个在深宫中长大的文弱帝皇，缺乏战争经验，充满了书卷气，且优柔寡断，性情温和绵软，常常因为大臣的争论而摇摆不定。当时，朝堂之上不少大臣主张弃汴京南逃，有说迁都去南京的，有说去成都的。真宗畏敌，也想迁都南逃。只有宰相寇准是坚定的主战派。他力主真宗效法先皇，奔赴前线亲自指挥作战。十一月二十日，真宗在寇准的坚持下，终于离开都城前往澶州前线。十一月二十六日到达澶州，真宗亲自登上了北门城楼督战，三军将士齐呼万岁，“声闻数十里，气势百倍”。

契丹却士气大挫。两天前，他们的统军萧挞凛在与宋军对峙中，中箭坠马，当场阵亡，加上孤军挺进宋朝腹地，补给困难，也打不了持久战。于是，务实的萧太后提出罢兵息战。宋真宗正是求之不得，他拒不听从寇准要求乘胜歼敌、收复燕云十六州的苦谏，当即派出了殿直曹利用作为使臣，去与契丹洽谈议和事宜。

次年正月，宋、辽签署议和盟约。主要内容有：一是宋辽为兄弟之国，辽称宋为兄；二是以白沟河为界，双方撤兵，此后凡有越界盗贼逃犯，彼此不得藏匿，两朝沿边城池，一切如常；三是宋每年向辽补偿“助军旅之费”银10万两，绢20万匹；四是双方于边境设置榷场，开展互市贸易。

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澶渊之盟”。

据说，害怕穷兵黩武、一心想停止战争的宋真宗在议和前交待使臣曹利用说：“只要不割让土地，契丹索要多少钱财都可以答应。”曹利用问：“到底可以给多少呢？”真宗回答：“万不得已，百万亦可。”寇准听到之后，又暗中把曹利用叫了过去，说道：“皇上虽有百万之约，但要是超过30万，我就砍了你的脑袋。”最后曹利用终于以每年银10万两、绢20万匹成交，他带着草签的协议回营复命。请见之时，真宗正在吃饭，派了个侍者出来，只问许给契丹多少银两。曹利用不便明说，只伸出三指头。侍者误传为300万两，真宗听后大惊，叫道：“太多了！”赶紧召见曹利用亲自盘问。曹利用战战兢兢地答道：“30万。”真宗跌坐御塌，长舒一口气道：“才30万，这么少。你很会办事！”随后重重地奖赏了曹利用。

于是，宋廷以每年30万的代价，换取了北方边境的苟安。到曾巩和王安石在汴京城相聚的这一年，“澶渊之盟”已经过去了三十二年。这三十余年来，宋王朝经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文化繁荣，已经渐渐有了盛世的气象。只是，大宋帝国的疆土也就到此为止，最多时不过280万平方公里，永远无法与辉煌的汉唐王朝相提并论了。这是宋朝历代帝王和士大夫们的心结。燕云十六州的割让，夺走了帝国北方的军事防线，也割裂了士大夫们的心理版图。如何与北方这些被汉人鄙称为“蛮夷”的异族相处，永远是朝堂之上引发激烈争论的难题和热点。

说起这些天下大势、帝国兴衰之事，曾巩和王安石不禁热血沸腾。

少年王安石告诉曾巩说：复兴帝国这样伟大的时代使命已经历史性地落在了我们的肩上，我们责无旁贷。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这句先祖曾子的古训，曾巩时时铭记在心。如今，在比他小两岁的王安石的身上，他感受到了那种坚定而勇敢的士气。与天下的兴亡、民生的疾苦、文化的复兴相比，汴京城中那些虚妄的诗酒繁华显得多么的无足轻重，而他自己所遭遇的科考落第、父亲被诬罢官等等这些挫折，又显得多么的不足挂齿。

王安石的出现，仿佛是曾巩青春期迷雾中的一道闪电。他被深深地震撼了。

次年，景祐四年（公元1037年），曾巩回到家乡后，仍然无比思念王安石，他写下了长诗《寄王介甫》。诗中除了抒发思念之情外，更多的是对王安石的经世大才，表达了无以复加的推崇和赞美：“君材信魁崛，议论恣排辟。如川流浑浑，东海为委积。如跻级高望，万物著春色。寥寥孟韩后，斯文大难得。”他也向王安石倾吐了自己的志向：“吾念非吾私，何当托云翼。奇偶转如轮，终期援焦溺。”意为援助焦与溺，为公不为私，把生平所学奉献给帝国和民众，才是他云翼之上的理想啊！

可以说，曾巩是王安石的第一个知己。他独具慧眼，在芸芸众生中发现了这颗炫目的宝石。日后，当这颗宝石镶嵌在帝国的权力巅峰熠熠闪光时，历史将为之改写。

五、冬望

景祐四年（公元1037年），家乡南丰的冬天有一种凛冽的寒冷。父亲曾易占丢了官，赋闲在家，曾巩和兄长曾晔落第而归，另有几个弟弟妹妹尚未成年，家境愈发显得贫寒。继母朱氏本是出身名门，如今也只能脱下绫箩绸缎，穿着布衣芒鞋，亲自操持家务，纺纱织布，肩负起生活的重担。

这年冬天，曾巩陪同父亲一起去筠州（今江西高安）拜访了余靖。

余靖，字安道，韶州曲江（今属广东韶关）人，少时聪慧，以文学称乡里，天圣二年（公元1024年）中进士第，先后当过赣县县尉、新建县知县、宣州司理参军等职。因多次上书论事，建言班固《汉书》舛谬，宋仁宗把他调任京师。入崇文馆主持校勘《史记》《汉书》《后汉书》，他写出了《三史勘误》四十卷，于1036年二月被提拔为集贤校理，时年37岁。同年五月，大宋朝堂之上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执。

当时，范仲淹刚被调回京师一年有余，任吏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范仲淹早就对吏治的腐败深恶痛绝。他到京城后，大力整顿官僚机构，剔除弊政，开封府“肃然称治”，时人称颂说“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希文是范仲淹的字）。而此时的当朝宰相是吕夷简。吕夷简自1022年年幼的仁宗初立、太后临朝时就被拜为宰相，执掌朝政已经十余年。仁宗对他十分信赖，朝堂之上受到重用和提拔的官员，大都是他的追随者。着眼于吏治改革的范仲淹向仁宗进呈了一份《百官图》，详细列出了朝廷各职能部门的主要官员名单，一一指点评说，哪些是循序升迁，哪些是越级提拔；哪些是出于公道，哪些是出于私授，最后告诫皇帝说：“大凡天子近臣的破格提拔和撤职贬降，臣以为不宜全都交付宰相去办。”吕夷简知道后，非常不高兴，便常在仁宗面前说范仲淹徒有虚名，并无实干。范仲淹听说后，又连上四篇奏章，分别是《帝王好尚》《选贤任能》《近名》《推诿》，大都是以前代朝廷的兴衰历史，指责当时的朝政状况，尤其是借汉代王莽篡位之事告诫皇帝说：“臣恐今日朝廷亦有张禹坏陛下家法，以大为小，以易为难，以未成为有成，以急务为闲务者，不可不早辩也。”如此一来，吕夷简更是怒不可遏，他严厉指责范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

于是，范仲淹被赶出京城，贬谪到了饶州。满朝谏官御史，没有人敢发表不同意见，士大夫们大多不想得罪当朝宰相，连给即将离京的范仲淹饯行都不敢。时任秘书丞、集贤校理的余靖却勇敢地站了出来。他给皇帝上书说：“仲淹以前刺讥大臣重加谴谪，傥其言未合圣意，在陛下听与不听耳，安可以为罪乎？”又说：“陛下自亲政以来，屡逐言事者，恐钳天下之口，不可。”“仲淹以一言触忤宰相，即遭重谴，恐非太平之政，请追改前命。”意思是：如果进谏的官员说的话不合圣意，那么陛下可以选择听或者不听，但是怎么可以因此给进谏者定罪呢？难道是想钳制天下人之口吗？范仲淹因为说句话得罪了宰相，就遭到了重罚，这恐怕不是太平之政啊。随即，余靖被降职为监筠州酒税。另一位上书为范仲淹申辩的太子中允、馆阁校勘尹洙也被降职为监郢州酒税。

监税官是宋代监当官的一种，而监当官是宋代政治制度中一个特有的阶层。这是朝廷为了削弱地方利益，直接派朝臣到各地监管，将地方利权上收的一种政治制度。宋代监当官的主管事务包括监粮料、监钱、监仓、监盐、监酒、监门、监茶、监税、监场、监务等项目。监酒税就是管理造酒卖酒的监当官。宋时官府设立集中酿酒场所，官造官卖。或置办酿酒器具，民众自带粮食前来酿酒，官府根据酿酒数量多少收取一定费用。有的地方直接由民间造酒，官府征收酒税。监酒税是一个下等而肮脏的工作，所谓“微官肮脏羞牛后”，每天天刚蒙蒙亮，就有上百个酒贩在酒务门口排队批发官酒，浓重的酒味扑鼻而来，不得不捏着鼻子卖酒征税。被贬去监酒税不仅是降职，也是对文人士大夫的一种羞辱。日后，谏官唐垧、《资治通鉴》副主编之一的刘恕、“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辙、侍御史沈畸、左司员外郎倪涛等高官名士，都曾被贬为监酒税，倒使得宋代的这支税官队伍熠熠生辉了。

曾巩此次随父亲特意来到筠州看望遭贬谪的余靖，便是出于对他的文人士大夫风骨的敬仰之情。

余靖对曾巩父子也是十分欣赏，他读了曾易占的“临川十二诗”后，写了一篇《曾太博临川十二诗序》，其中写道：“今兹得罪去朝，守土滨江，同年不疑曾兄惠然拏舟见顾，间日共言临川山水之美，因出十二诗以露其奇。其诗皆讽咏前贤遗懿，当代绝境，未尝一言及于身世，陶然有飞遁之想。通哉不疑！不以时之用舍累其心，真吾所尚哉！”他称赞曾易占诗中所言都是前贤逸事，山川之美，从未流露出自己被诬失官后的愤懑，也没有发泄不为世用的牢骚，如此通透豁达，确实值得敬佩崇尚。

他们又说起了欧阳修。

那是范仲淹被贬之后的余波。在一次京官们的私人聚会上，左司谏高若讷当众非议诋毁范仲淹，认为罪当贬黜。欧阳修当时也在座，他立即挺身而出，予以驳斥，但是碍于主人的面子，许多话到嘴边又忍了回去。聚会回家后，欧阳修还是无法平静，愤而给高若讷写了一封信，这便是著名的《与高司谏书》。

欧阳修在信中慷慨陈词，词锋犀利，他追问高若讷道：

“且希文果不贤邪？自三四年来，从大理寺丞至前行员外郎，作待制日，日备顾问，今班行中无与比者。是天子骤用不贤之人？夫使天子待不贤以为贤，是聪明有所未尽。足下身为司谏，乃耳目之官，当其骤用时，何不一为天子辨其不贤，反默默无一语；待其自败，然后随而非之。若果贤邪？则今日天子与宰相以忤意逐贤人，足下不得不言。”

大意是：范仲淹到底是贤还是不贤？你身为司谏之官，当初范仲淹被起用之时，你不向天子去辨明他的不贤；等到他被贬逐了，又落井下石，跟着别人诋毁他，这算什么呢？

欧阳修对高若讷的虚伪、谄媚毫不留情。他大义凛然又语带讥讽地写道：“若犹以谓希文不贤而当逐，则予今所言如此，乃是朋邪之人尔。愿足下直携此书于朝，使正予罪而诛之，使天下皆释然知希文之当逐，亦谏臣之一效也。”其意是说，你要是真的认为范仲淹不贤而应当斥逐，那么我今天如此为他说话，那是朋党邪恶的小人了。那你可以直接带着这封信到朝廷上去，让天子判定我的罪过而杀了我，使得天下都真正了解希文应当被斥逐，这也是谏官的一大作用啊。

果然，暴跳如雷的高若讷把这封私人信件交给了朝廷，并对欧阳修大加诋毁。于是，年方三十、仕途大好的京官欧阳修为了正气和道义牺牲了自己的前途。他被逐出朝廷，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

消息传出，京城哗然。时任馆阁校勘的蔡襄作了一首《四贤一不肖诗》，“四贤”指的是范仲淹、余靖、尹洙和欧阳修，“一不肖”指的便是高若讷。此诗一出，立即广为流传，“人争传写，鬻书者市之，颇获厚利”。就连契丹来朝的使者也偷偷买了一些带回去。多年以后，还有人看到幽州驿舍的墙壁上张贴着当时市面上印行的诗稿。

余靖和曾易占说起这些京师风云，兀自激动不已。

曾巩在一旁默默地听着，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义之所在，不避刀斧”，有时候，文人的骨头是最硬的，因为，那其中有道义。他之前读过范仲淹、欧阳修等人的文章，本来就十分仰慕，而今又听到他们的轶事，更加敬佩他们的节操和品格。

曾巩见贤思齐，反躬自问，也渐渐意识到，与心中高远的理想相比，与这个风起云涌的时代相比，自己的能力和才华还远远不够。他暗暗下定决心，要继续苦读，积累才干。

曾巩跟随余靖学习了一段时间，于次年即宝丰元年（公元1038年），回到了家乡南丰。这时候，他的大弟曾牟和二弟曾宰，一个18岁，一个17岁，也正是在读书的年纪，两人也像曾巩一样，聪明好学，能干多才。虽然家境越来越困窘，但是兄弟三人并不以为意，他们在夜以继日的苦读中获得了精神上的富足。

在碧波荡漾的旴江河畔，离南丰县城南门不远处的半山腰上，有一处岩洞，高八尺，宽丈余，形成了一个天然的石室。岩洞前有一块石台，宽阔平坦，半亩有余，可漫步，可休憩。岩畔不远处有一股清泉，从石罅中流出，下注为池，可以临池洗墨。那便是曾巩三兄弟常常结伴读书之处。每天清晨，天光熹微之时，人们还在酣睡，曾巩三兄弟就早早起床，怀揣干粮，背负书囊，来到旴江岸边，登上第一班渡船，驶向对岸的山岩。天地一片静寂，只有风声呼呼地吹过，空气中弥漫着草木的清香。他们端坐在岩洞中，手捧书卷，尽情徜徉于文字和思想的海洋，时而低首沉思，时而挥笔疾书，时而轻声吟诵，时而热烈讨论。读书倦了，就到石台上走一走，看看碧水蓝天、清泉林荫，脚下的旴江水奔流不息，远处的军峰山高耸入云，他们的心胸也随之壮阔起来。

后人将这方岩洞称作“读书岩”。这本来是一处平常的岩洞，没有奇花异草、珍稀古木，也没有峭壁险峰、壮观云海，然而，因为有了曾巩兄弟的足迹，便留给人们无限的遐思。人文赋予了自然以灵气，自然因为人文才有了生命力。一百多年后，南宋理学家朱熹追慕曾巩的足迹，来到了读书岩，感慨万千，挥笔写下了“书岩”与“墨池”两幅字，镌刻在岩洞石壁和池边石碑上。时至今日，近一千年过去了，“读书岩”仍然是南丰县的知名景点。1983年，曾巩逝世九百周年时，政府在“读书岩”旁兴建了曾巩纪念馆，展示曾巩的生平和主要成就。许许多多怀念曾巩的人都会慕名来此，缅怀曾巩的事迹，感受曾巩的情怀，或许，在风声中还会依稀听见曾巩当年的读书声，穿越千年风霜呼啸而来。

读书之余，曾巩常常会想念好友王安石。

景祐四年（公元1037年），王安石的父亲王益被任命为建康府（今江苏南京）通判，王安石便跟随父亲去了建康府。谁料两年之后，宝元二年（公元1039年），王益英年早逝，死于任上。王安石便留在建康，与家人共同守丧。这几年间，王安石谢绝一切应酬，闭门读书，一心钻研学问。他读书的范围很广，他认为“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所以他不仅读儒家的经典和前代儒生们的著述，还遍读诸子百家之书，“及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他还喜欢深入田间地头，开展调查访问，特别是对那些擅生产有经验的“农夫女工”，他更是“无所不问”，以此验证书本上得来的知识是否真实可靠。这时的王安石，已经初步形成了自己在学术上的卓越认识和见解。

这几年间，曾巩也常常往来于临川、南城等地。临川和南城本系曾系家族繁衍之地，与南丰是邻县，水路陆路都非常方便。宋时，南城县与南丰县同属建昌军，且南城县是建昌军的军治所在地，素有“赣地名府，抚郡望县”之称。在南城县的旴江北岸、麻姑山脚下，有一幢云庄别墅，便是曾家的祖产，是曾巩的祖父曾致尧当年为官时所建的。曾巩来南城时，就住在云庄别墅，推窗便望见葱茏秀丽的麻姑山，难免情有独钟，留下了不少与麻姑山有关的诗文。

麻姑山是军峰山之余脉，主峰海拔1176米，以峰峦翠峭、烟云横飞而著称。相传，仙女麻姑在此得道，因此得名麻姑山，是赫赫有名的道教名山，被誉为“洞天福地”。秦时，隐士华子期曾在此著书，方士葛洪也曾在此炼丹。唐代，紫阳真人邓思在山上主持道观，得到玄宗召见。在他的倡议下，山顶筑起了麻姑仙坛。后来，大书法家颜真卿在抚州任刺史时，亲自撰文并书写了《麻姑仙坛记》，此书被誉为“天下第一楷书”，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丰碑。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曾写诗赞叹道：“曾游仙迹见丰碑，除却麻姑更有谁。”

仁宗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的深秋，曾巩和学友王无咎同游麻姑山，留下了《游麻姑山九首》，对一路登山所看到的风景一一吟咏，如桃花源、丹霞洞、半山寺、颜碑、碧莲池、流杯池、七星杉、瀑布泉等等。他写山：“军南古原行数里，忽见峻岭横千寻”，“深廊千步抵岩腹，桀木万本摩天心”；写泉：“泉声可听真众籁，泉意欲写无瑶琴”，“行尽坛前石崖路，忽见一曲清冷泉”；写古木：“危根自迸古崖出，老色不畏莓苔侵”，“古杉苍苍横斗文，其干十围阴蔽野”；也借山川风物抒发自己的心绪：“起来身去接尘事，片心未省忘登临”，“大厦栋梁置沙莽，肯复顾眄桷与椽。吾徒于时直何用，欲住未得心茫然”。本是大厦栋梁之材，从来未曾忘却登临之意，却不知何时可以得用，心中难免茫然。

这次陪同曾巩一同登山游览的王无咎是南城人。他比曾巩小五岁，家贫，但好学不倦，明经术，善古文辞。这次登山途中，无咎请曾巩为他取一个表字。曾巩说：“无咎之名出自《易经》，是无灾祸、无过失的意思，但人这一生不可能不犯错，一旦犯了错，就不要找借口，而应该想办法去补救。不如就以‘补之’为字，勉励自己补其不足之处，以达到更高的境界。”曾巩还为王无咎写了《王无咎字序》。日后，王无咎成为了曾巩的妹夫，也是曾巩终生的挚友。

这年初冬，曾巩独立于云庄别墅的窗前，远望寒风中略显萧瑟的麻姑山，写下了名作《冬望》：

霜余荆吴倚天山，铁色万仞光铓开。

麻姑最秀插东极，一峰挺立高嵬嵬。

我生智出豪俊下，远迹久此安蒿莱。

譬如骅骝踏天路，六辔岂议收驽骀。

巅崖初冬未冰雪，藓花入屦思莫裁。

长松夹树盖十里，苍颜毅气不可回。

浮云柳絮谁汝碍，欲往自尼诚愚哉。

南窗圣贤有遗文，满简字字倾琪瑰。

旁搜远探得户牖，入见奥阼何雄魁。

日令我意失枯槁，水之灌养源源来。

千年大说没荒冗，义路寸土谁能培。

嗟予计真不自料，欲挽白日之西颓。

尝闻古者禹称智，过门不暇慈其孩。

况今尫人冒壮任，力蹶岂更余纤埃。

龙潭瀑布入胸臆，叹息但谢宗与雷。

著书岂即遽有补，天下自古无能才。

全诗大意是说，刚刚入冬，深秋的枝叶铺满了山前的小径，踏上去簌簌作响。阳光淡淡的，被冷风撕扯着，让人感受到一阵阵寒意。麻姑山一峰挺立，直入云端，如一柄光芒闪闪的铁刃。崖顶上还没有下雪结冰，虽然一路苔藓湿滑，但还是可以沿阶攀登的。青苍高劲的古木掩映着十里山路，浮云柳絮怎么可以阻挡得了立志攀登的人呢？天生我才，却居于蒿莱。好在有前贤的文章，字字珠玑，如同源源而来的春水一样，滋润着我枯槁的心田。千年的伟大学说被埋没于荒冗之间，正义的大道上还有谁可以同行？就让我不自量力，立下“欲挽白日之西颓”的雄心壮志吧。

曾巩一口气写完，扔下笔，感到有一股真气在胸中流转。那股真气驱散了冬日的严寒，让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温暖和力量。

然而，他不会知道，人生的棋局还是刚刚开始，等待他的将是更大的挫折，更深的坎坷，更苦的磨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