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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看不见的墙

伊丽莎白市是个宁静的中型港口城镇，保留着完整无缺的历史核心。如同大多数其他美国早期殖民地，这个城镇傍河而建，也就是帕斯阔坦克河（Pasquotank River）沿岸，这个字是阿冈昆族语（Algonquin）“河流分岔处”之义。这条河由切萨皮克湾（Chesapeake Bay）流下，穿越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州界的沼泽，与乔万河（the Chowan）、柏奎曼河（the Perquimans）及其他河流，一同流入阿尔伯马尔湾（Albemarle Sound）。每当我思考我的人生可能走上其他方向时，我便想到那个分水岭：无论河水由源头行经哪条河道，最终都会抵达相同的目的地。

我的家族向来与大海关系密切，母亲家人尤其如此。她是清教徒后裔，第一位上岸的祖先是约翰·艾登（John Alden），他是五月花号的桶匠。他娶了一同搭船的普丽西拉·马林斯（Priscilla Mullins）为妻，而她很可能是船上唯一到了适婚年龄的单身女性，并且是普利茅斯殖民地第一代唯一到了适婚年龄的单身女性。

然而，约翰和普丽西拉差点没办法在感恩节结婚，因为普利茅斯殖民地指挥官迈尔斯·斯坦迪什（Myles Standish）从中作梗。迈尔斯爱着普丽西拉，普丽西拉却拒绝他，最后嫁给约翰，成为我年少时一再被提及的一本文学作品的梗概——《迈尔斯·斯坦迪什求爱记》（The Courtship of Myles Standish），作者是亨利·沃兹沃思·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他本人也是艾登·马林斯的子孙）：

房间里寂静无声，唯有小伙子奋笔疾书，

忙于书写重要的使徒书信，要带上五月花号，

预定明日出航，或者至少后天，由上帝旨意决定！

乘着严冬的潮流返乡，

艾登写的信，写满普丽西拉之名，

写满清教徒少女普丽西拉的名字与名声！

艾登与普丽西拉的女儿伊丽莎白，是第一个在新英格兰诞生的清教徒小孩。我的母亲也叫伊丽莎白，是她的直系后代。由于血统几乎完全由女性相传，因此几乎每一代的姓氏都不同——艾登家的人嫁给帕伯迪家的人，嫁给葛林奈尔家的人，嫁给史蒂芬家的人，嫁给乔斯林家的人。我这些远渡重洋的祖先沿着现在的马萨诸塞州到康涅狄格与新泽西州的海岸航行，往返于贸易路线，并且躲避殖民地与加勒比海的海盗，直到美国独立战争，乔斯林的支系定居北卡罗来纳州。

亚玛斯雅·乔斯林（Am aziah Jocelin，或拼为Am asiah Josselyn）是一名武装民船船长和战争英雄。他是十门枪炮帆船火把号（Firebrand）的船长，负责守卫恐怖角（Cape Fear）。美国独立之后，他成为威明顿港的美国海军补给官，并且设立当地第一个商会。诡异的是，他取名为“情报局”。乔斯林和他的子孙——摩尔家、霍尔家、梅兰德家、豪威尔家、史蒂芬家、瑞史通家和史托克利家——我母亲族谱的所有支系均曾参与美国史上的每场战争，由独立战争到南北战争（卡罗来纳州的亲戚支持美利坚邦联，对战支持美利坚合众国的新英格兰表亲），直到两次世界大战。我的家族一直为国效忠。

我的外祖父是海军少将爱德华·巴雷特（Edward J. Barrett），我则叫他波普。我出生时，他是华盛顿特区海岸警卫队总部航空工程部副主管。他后来担任不同的工程与作战指挥官，包括纽约市总督岛和佛罗里达州西礁岛，他在西礁岛担任东部联合跨部门特遣部队的指挥官（由美国海岸警卫队主导的跨部门、跨国部队，负责查缉加勒比海毒品走私）。我不知道波普的军阶升到了多高，但是欢迎上任的典礼变得越来越隆重，演说越来越长，蛋糕越来越大。我记得有一次在典礼上拿到炮兵卫队给的纪念品：一枚40毫米子弹的弹壳，还热热的，发出地狱的味道，刚刚才从向波普致敬的礼炮中发射。

接着是我的父亲隆恩，我出生时，他是伊丽莎白市海岸警卫队航空技术训练中心士官长，担任课程设计师与电子指导员。他常常不在家，留母亲一人在家照顾姐姐和我。为了培养我们的责任感，她叫我们做家务；为了教我们识字，她在衣柜抽屉上贴上里头装了什么的标签——“袜子”“内衣”。她会把我们放进红色旅行拖车，拉着我们到镇上的图书馆，我会立刻冲到我最爱的那区，我称之为“大机器”。每次母亲问我“大机器”有什么好玩的，我会一口气说：“沙石车、压路机、堆高机、吊车……”

“就这些吗？小子。”

“哦！还有水泥搅拌机和推土机……”我说。

母亲喜欢考验我的数学能力。在凯马特量贩超市（Kmart）或温迪克西超市（Winn-Dixie），她会让我挑选书本以及模型汽车和卡车，如果我可以用心算把价钱加起来，她就会买给我。在我童年时期，她不断提高难度，先是叫我估算到最接近的金额，接着叫我算到准确的几美元几美分，后来叫我计算金额的3%，再加进总额里。我搞不懂最后一项考题，不是不会计算，而是搞不懂理由。“为什么？”

“这叫作税。”母亲解释说，“我们买的每样东西，都要付3%的税给政府。”

“他们用它去做什么？”

“你喜欢道路吧？小子，你喜欢桥梁吧？”她说，“政府用那些钱去修桥铺路。他们用那些钱在图书馆里摆满书本。”

一段时间后，我担心我刚萌芽的数学技能不及格，因为我心算的结果和收款机屏幕上的金额不一样。母亲又一次向我解释说：“他们调高销售税了，现在你要加上4%。”

“所以，现在图书馆会有更多书了？”我问。

“希望如此。”母亲回答。

祖母住在距离我家几条街的地方，对面有卡罗来纳饲料种子磨坊和一棵高大的胡桃树。我会扯出衬衫当成篮子，装满掉落的胡桃，然后到她家去，躺在长长的矮书柜前的地毯上。我常看的是《伊索寓言》，以及最喜欢的《古希腊罗马神话》。我会翻着书页，停下来敲碎几颗胡桃，一边看着飞马、复杂的迷宫，以及把凡人变成石头的蛇发女怪。我敬畏奥德修斯，喜欢宙斯、阿波罗、赫耳墨斯和雅典娜，但最景仰的神祇是工匠之神赫菲斯托斯：主司火、火山、铁匠和木匠的丑陋神祇。我很自豪可以拼出他的希腊名字，也知道他的罗马名字瓦肯（Vulcan），被用作《星际迷航》里的斯波克的星球名称。希腊罗马万神殿的基本设定总是令我心动。在一座山的高峰，一群男神与女神将他们永恒生命的大多时间都用来互斗，以及监视人类的事务。偶尔，当他们注意到什么事情令他们好奇或生气时，他们就会变身成羊、天鹅或狮子，降临到奥林帕斯的山坡上去调查和干涉。每当众神试图将他们的意志强加在凡人身上以及干涉凡人的事情时，时常会造成一场灾难，不是有人淹死，就是有人被雷击，或被变成一棵树。

有一次，我选了一本亚瑟王和骑士传说的绘本，而读到另一座传奇的山，这次是在威尔士，是一个暴虐巨人希塔（Rhitta Gawr）的堡垒，他拒绝接受自己统治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未来世界将由被他视为渺小而软弱的人类的国王统治。他决意要维持自己的权力，于是从山顶下来去攻击一个又一个王国，摧毁他们的军队。最后，他击败及杀死威尔士与苏格兰的每一个国王。他杀死这些国王时，将他们的胡须剃下来，织成一件斗篷，作为他血腥暴力的战利品。接着，他想要挑战英国最强的国王——亚瑟王，并给他一个选择：亚瑟若不自己剃掉胡须投降，他就要砍掉亚瑟的头颅，剃掉亚瑟的胡子。亚瑟对巨人希塔的傲慢勃然大怒，于是前往巨人的山顶堡垒。亚瑟王与巨人在山顶交手，大战数日，直到亚瑟重伤。正当巨人希塔抓住亚瑟的头发，想要动手砍掉他的头时，亚瑟使出最后一丝力气，将他著名的宝剑插进巨人眼中，巨人因而倒下身亡。亚瑟王和他的骑士们在巨人希塔的尸骨上堆了一座石冢，但还没堆好，就开始下雪了。当他们离去时，巨人染血的胡须斗篷已变得白茫茫。

这座山在古英语里称为Snaw Dun，“雪山”之意，今日则名为斯诺登山（Mount Snowdon）。这座死火山，标高大约3560英尺（1英尺≈0.305米。——编者注），是威尔士最高的山峰。我记得我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故事里的时候，兴奋不已，古老的拼字首度令我感受到这个世界比我还老，甚至比我父母还老。这个名字跟亚瑟王、兰斯洛特、高文、珀西瓦尔、特里斯坦和其他圆桌武士的英雄事迹沾上关系，让我觉得骄傲，直到我明白这些并不是史实，而是传说。

多年后，在母亲的协助下，我在图书馆认真搜索，希望分辨神话与事实。我发现苏格兰的斯特灵城堡已被重新命名为斯诺登城堡，以纪念亚瑟王的胜仗，同时也是苏格兰为了强调他们争取英格兰王位继承权的论点。我发现，事实总是比我们希望的来得悲惨和不光彩，但是方式奇特，往往比神话来得丰富。

在我发现亚瑟的真相时，我早已沉迷于新的、不同的故事，或者是新的、不同的说故事法。1989年圣诞节，家里出现了一部任天堂游戏机。我对任天堂灰机（美版红白机）太过着迷，警觉的母亲于是立下一条规定：我每读完一本书，才能去租一个新游戏。游戏很昂贵，而我早已熟练掌握游戏机附赠的游戏，《超级马里奥兄弟》与《打鸭子》这两个游戏在同一盘卡带上，而我迫不及待地要玩其他游戏。唯一的麻烦是，我才六岁，读书没办法像玩游戏那么快。此时我又使出新手黑客的招数。我开始从图书馆借篇幅比较短的书，以及有很多图片的书。比如关于发明的图画百科全书，里头有早期的脚踏两轮车和飞船的神奇图片，还有漫画书，我后来才知道这是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和威尔斯（H. G. Wells）小说的儿童删节版本。

可是，NES——慢速但好玩的八位任天堂家用游戏机——才带给我真正的教育。由《萨尔达传说》，我学会这个世界是要去探索的；由《洛克人》，我学会敌人有很多值得学习之处；还有《打鸭子》，嗯，《打鸭子》教会我，即使有人嘲笑你的失败，你也不能开枪打爆他的头。最后，《超级马里奥兄弟》教会我人生中最宝贵的一课。我是很诚恳地说这句话的，我要请你认真地思考。《超级马里奥兄弟》1.0版，可能是史上最经典的横向卷轴游戏。游戏开始时，这个传奇性的开场画面，马里奥就站在左侧，他只能往一个方向走——只能往右走，新的场景和敌人会从右边不断出现。他穿过八个世界，每个世界有四关，每一关都有时间限制，直到他找到邪恶的库巴，并拯救被俘虏的碧姬公主。在这32关当中，马里奥的背后有一堵墙，游戏用语称之为“看不见的墙”，这让他无法往后走。没有办法后退，只能向前走——无论是马里奥、路易吉，还是你和我，都一样。人生只会往一个方向前进，也就是时间流动的方向，无论我们努力走了多远，这堵看不见的墙永远都会紧跟着我们，让我们无法回到过去，强迫我们前往未知的未来。一个20世纪80年代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小镇里长大的孩子，一定要通过某些事物来学习关于死亡的概念，那么何不从两个爱吃下水道里的蘑菇、来自意大利的水管工兄弟身上学习呢？

有一天，我那频繁使用的《超级马里奥兄弟》游戏卡带无法读取，无论我怎么吹它，都无法读取。这就是那个时代你必须采取的做法，或是我们认为你必须采取的做法，你必须对着卡带的开口吹气，把卡在上面的灰尘、碎屑、宠物毛发吹掉，吹干净。然而，无论我怎么吹，卡带的开口和游戏机的插卡处都吹了，电视屏幕上还是只有斑点和波浪，一点安慰效果也没有。

回想起来，游戏机或许只是插槽针脚接触不良，但是我才七岁，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插槽接触不良，我很着急无助。更糟的是，父亲刚出差，要等到两周之后才会回来帮我修机器。我又不会马里奥式的时间跳跃技法或有水管可以钻进去，让那两周时间快点过去，因此我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如果我成功了，父亲一定会大加赞赏。我走到车库去找他的灰金属工具箱。

我想说要找出问题所在，首先必须把游戏机拆解。基本上，我只是在模仿或试着模仿父亲坐在餐桌边修理家中录像机或卡带机的动作，在我看来，这两部机器跟任天堂游戏机最为相似。我花了大约一小时拆解游戏机，用我不协调的小手努力把一字螺丝起子插进十字圆头螺丝，最后我做到了。

游戏机外观是暗沉的灰色，内部却五颜六色，看起来像一整排的电线彩虹，绿色的主机板上有突出的金色与银色点点。我把这里拧紧，那里松开，随便乱弄，再对每个零件都吹气。之后，我拿纸巾把它们擦拭一遍。接着，我得再把主机板吹一遍，才能清除卡在我现在知道是针脚的地方的纸巾碎屑。

我完成清洁与修理工作之后，就该把机器组装起来了。我家的金色拉布拉多猎犬“宝贝”可能吞掉了一颗螺丝，或者只是掉落在地毯上或沙发下。我一定没有把所有零件按照原来的样子装回去，因为它们装不进盒子里。游戏机的盖子一直弹开，于是我用力把零件压下去，就像用力合上装得太满的行李箱那样。盖子终于合上了，但关上一侧，另一侧又弹开，压住这一侧，另一侧就又弹开。我来来回回弄了好一阵子，最后放弃了，直接给机器插上电源。

我按下电源开关，毫无反应。我按下重新开机键，同样毫无反应。游戏机上只有这两个按键。在我修理前，按键旁边的灯泡一直亮红灯，现在连灯都不亮了。游戏机被弄得歪歪斜斜，完全出了故障，我突然萌生愧疚与畏惧。

父亲出差回来后，不会称赞我，他会像踩栗宝宝（Goomba）一样踩到我头上。但我害怕的不是他的怒气，而是失望。在同事眼中，父亲是精通航空知识的电子系统工程师专家。在我眼中，他是家里的疯狂科学家，可以自己修好任何东西，插座、洗碗机、热水器和空调机。只要他同意，我会做他的助手。在这个过程中，我亲身体会体力劳动的愉快，学习基本的机械知识，还有电子基本原理，伏特与电流的不同，电力与阻力的不同。我们一起做工作，最后不是修好了，就是一声咒骂，父亲会把修不好的设备扔到房间另一头，丢进一个废物纸箱。我从来不会因为这些失败之作而批评他，而是一直感动于他有胆量去尝试。

父亲回到家发现我对红白机做的好事之后，他没有生气，这令我颇感意外。他也没有很开心，但是他很有耐心。他解释说，了解东西出错的原因和方式与了解什么零件出了故障同样重要：理解原因和方式可以让你预防未来再度造成相同的故障。他依序指出游戏机的每个零件，不只说明它的名称，还有功用，以及它跟其他零件的互动如何促成机械的正常运作。唯有分析个别零件的机械作用，你才能判断它的设计是否足够有效率来达成目的。如果很有效率，只是有故障，你便修理它。如果不是，那么你要做出调整，以改善机械作用。父亲说，这是维修工作的正确步骤，你不可以敷衍，事实上，这是你对科技应有的基本责任。

如同父亲的所有教诲，这次的教训适用于我们手边工作之外的广泛领域，尤其是有关自立自助原则的教诲。父亲坚称，从他的童年到我的童年之间，美国已遗忘这个原则。美国这个国家已变成买新机器取代故障机器比找专家修理来得便宜，而且一定比自己去找零件设法修理来得便宜。单凭这项事实，便几乎保证会出现科技暴政，助纣为虐的不是科技本身，而是每天使用却不了解机器的所有人。拒绝让自己了解你所依赖的设备运作与维修，即是被动接受暴政及其条件：当你的设备正常运作时，你也正常运作，但是当你的设备出故障时，你也会出故障。你拥有的物品反过来拥有了你。

结果，我好像是弄坏了一个焊接点。为了搞清楚是哪个焊接点坏了，父亲想要使用海岸警卫队基地实验室里的一部特殊测试设备。我猜他原本可以把测试设备带回家，可是不知为何他带我去了实验室，我想他只是想让我参观他的实验室。他觉得我已经准备好了。

其实我没有。我从未见过比那里更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图书馆比不上，无线电屋（R adio Shack）和林海芬购物商场（Lynnhaven Mall）也比不上。我记忆最深的是屏幕。实验室本身灯光微弱，空无一人，但在父亲开灯之前，我便不禁盯着规律跳动的荧光。我第一个想法是：“为什么这个地方有这么多电视？”但马上又想：“为什么它们都转到相同的频道？”父亲解释说这些不是电视，而是计算机，虽然我已经听过这个名字，但我并不明白它的意思。我起初以为屏幕——终端机——就是计算机。

接着他把计算机一台一台指给我看，试着解释它们的作用：这台处理雷达讯号，那台是无线电中继，另一台模拟飞机的电子系统。我甚至无法假装我懂得其中一半。这些计算机比当时私营部门使用的几乎任何计算机都来得先进，远超过我所能想象的任何事。当然，它们的处理器要花整整五分钟才能开机，显示器是单色的，没有喇叭可播放音响效果或音乐。但是，那些限制只能突显它们很厉害。

父亲把我放到一张椅子上，把椅子调高到我可以够着桌子和放在桌上的一块长方形塑胶的高度。我生平第一次看到计算机键盘。父亲从来不让我碰他的Commodore 64，我的屏幕时间仅限于使用带有专用操纵杆的游戏机。可是，这些计算机是专业、综合用途的机器，不是游戏机，我不知道怎么操作它们。没有控制器，没有操纵杆，没有玩具枪，唯一的界面是有着好几排印有字母与数字的按键的长方形塑胶块。字母排列顺序还跟我在学校里学到的不一样。

第一个字母不是A，而是Q，之后是W、E、R、T及Y。只有数字的顺序和我学到的是相同的。

父亲告诉我，键盘上的每个字母、每个数字，即每个键都有作用，它们的组合也有意义。跟控制器与操纵杆上的按键一样，如果你可以想出正确的组合，你便可以创造奇迹。为了向我证明，他从我身后输入一条指令，再按下Enter键。屏幕上跳出来一些东西，我现在知道那是文字编辑器。接着他拿了一张便利贴和一支笔，写下一些字母和数字，叫我照着输入，他就离开去修理出故障的任天堂游戏机了。

他离开的时候，我开始一个按键一个按键地把他写的东西输入到计算机里。我是天生的左撇子，却被教导使用右手，我立即发现这是我所遇到的最自然的书写方法。

10 INPUT “WHAT IS YOUR NAME?”；NAME$

20 PRINT “HELLO，“+NAME$+“!”

你或许觉得很容易，可你不是一个小孩子，但我是。我是一个手指又胖又短，连什么是引号都不知道的小孩子，更别说我必须按住Shift键才能输入。在许多次尝试及出了许多错误之后，我终于成功输入信息了。我按下Enter键，瞬间，计算机问我一个问题：“你叫什么名字？”

我被迷住了。便利贴上没有说我接下来该怎么做，于是我决定回答，再一次按下Enter键。突然，黑色背景的最上方跳出一行荧光绿色的字：“哈喽，艾迪！”

这是我的程序设计与计算机入门课：这些机器做了些什么事，是因为有人叫它们去做，以一种特殊、仔细的方式。而这个人可以是七岁孩童。

几乎在当下，我便了解了游戏机的极限，它们跟计算机系统相比，闷到令人窒息。任天堂、雅达利、世嘉，它们都将你局限在你可以升级或打败的关卡和世界，但永远无法改变。修好的任天堂游戏机又回到休息区，父亲和我比赛玩《马里奥赛车》《双截龙》和《快打旋风》。当时，那些游戏我都玩得比他好很多，这是我做得比父亲好的第一件事，可是三不五时我会让他打败我。我不想让他觉得我不知好歹。

我不是天生的程序设计师，我从来不觉得自己很擅长做这个。但是，在之后十年，我确实成为一个足以构成危险的高手。直到今日，我依然觉得程序设计很神奇：用这些奇特的语言输入指令，处理器便会将其转译为不只是我，还有大家都可以获得的信息。我沉迷于一个程序设计师可以编写环球通用的计算机程序，不受法律、法规限制，除了因果关系之外。我的输入与输出有着绝对的逻辑关系。如果我的输入有缺陷，计算机输出便有缺陷；如果我的输入没有缺陷，计算机输出便没有缺陷。我从未经历过如此一致与公平、如此表达明确及没有偏见的事情。计算机会永远待候接收我的指令，一旦我按下Enter键，它就立即处理，不会发问。我从未在其他地方感觉到这么有控制感，学校里当然没有，甚至家里也没有。完美编写的指令会一次又一次执行相同的作业，在我看来，许多聪明、喜爱科技的千禧儿童也是这么认为，这是我们世代的一个永恒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