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和平

茨威格告诉我们，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纯属德奥利益集团促成的。那位在塞尔维亚遇刺身亡的奥地利皇太子其实并未受到百姓的爱戴，在位的老皇帝也对他毫无好感。之所以因而激起世界大战，并不是理性的行为，更不符合人性。但是一旦战争打响，民族主义狂潮泛滥，群众歇斯底里发作，经过舆论媒体和作家诗人的推波助澜，邻人成为仇寇，朋友变成冤家。法国教授宣称贝多芬是荷兰人，而德国教授宣称，但丁是日耳曼人，莫扎特、瓦格纳被赶出法国和英国的音乐厅，莎士比亚被逐出德国舞台，老实巴交的生意人在信封上贴上或敲上“上帝惩罚英国！”的印章，上流社会的妇女们发誓赌咒（致函报纸）她们一辈子再也不说一句法文。三流诗人利骚尔写的一首《仇恨英国之歌》迅速流传，不胫而走，诗人为此获得德国皇帝颁发的红鹰勋章。在这欧洲人民混战一气，人们思想极端混乱的时候，茨威格能够头脑清醒，不受干扰地撰写他的评论文章《三大师》，把敌对国家的三位作家巴尔扎克、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称作世界文学的三位杰出的长篇小说作家。

战争逐步升级，死伤人数飙升。交战者两败俱伤，损失惨重。茨威格作为军事档案馆的特派员，在前线目睹了这场战争的残酷荒谬，预见穷兵黩武者必败。在众人皆醉、唯我独醒的时候，写出了反战剧本《耶利米》。随着时间的推移，受骗的民众渐渐清醒，盲目乐观的情绪也被厌战情绪所取代。连军方也有人能够接受这个剧本。于是在茨威格志同道合的法国挚友罗曼·罗兰的帮助下，《耶利米》在瑞士苏黎世首演，取得巨大的成功。

战后德奥两国作为战败国，遭受严重的通货膨胀、物资匮乏之苦。茨威格和民众一同经历了这段艰苦的日子。生活虽苦，但仍有希望。作家还能有所作为，所以他把1924年至1933年视为“持续不断的一系列灾难之中的间歇”。“人们又能写作，聚敛心神，思考精神问题，甚至又能梦想。希望有个统一的欧洲……似乎又要让我们这个经受磨练的一代人能过上正常的生活。”和平的时间虽短，却像甘霖一样滋润禾苗，作家灵感勃发。茨威格在这时写出了他的中短篇小说中的传世名篇《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马来狂人》，一时蜚声文坛，遐迩闻名。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茨威格提到，有个“不速之客造访我家，并且一片好意地在我家定居下来，这就是成功”。茨威格一向为人低调，视声誉为浮云，一心精雕细刻，尽享精心制作佳作之乐，从不在乎青烟薄雾似的虚名。他之所以一反常态谈起自己取得的成功，是想以此衬托希特勒上台后他遭到的不幸。他从一个雅俗共赏，读者众多，作品畅销的作家，在希特勒上台后变成一个被禁的作家，著作被禁，公开焚毁。从成功到被禁，这当中巨大的落差，正好说明纳粹政权对文化的摧残，因为被禁被焚的还有其他许多著名作家学者的著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尚未爆发，纳粹已向人民开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云已在天边升起。

茨威格明确表示，他写这本书并非为了写世界现代史。历史是背景，而他个人的成长和发展则是一条主要线索。在这样的时空背景下面，他把自己生平创作的主要事件巧妙地穿插进去。这种以个人的经历为时代作注解，以时代背景为个人发展作解释的手法，做得十分自然，成为此书的特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