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干寂寞勤耕耘 潜心钻研取硕果——访中国工程院院士欧阳晓平
曾明彬 胡勇
凭借着浓厚的兴趣，他在核物理研究领域屡有建树；凭借扎实的基础，他为国家解决了一系列装备应用关键问题；凭借独到的方法，他指导培养了诸多优秀的学生。行而不舍若骥千里，他就是在科研之路上自强不息的欧阳晓平；毕世耕耘自有功成，他也是成果累累获奖颇多的欧阳晓平。欧阳晓平语言风趣，态度亲和，脸上始终洋溢着自信的微笑；他用自身独特的魅力，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热爱科研——深耕取硕果
欧阳晓平工作的时空模式，为他的科学创新提供了佐证。夜深人静，月朗星稀，欧阳晓平的思绪就会飞向远方。那时，他就会推开窗户，看看窗外的月色凝神沉思。在银白如霜的月色下，“心里面亮堂得像柔美的星空，一点垃圾都没有，觉得整个身心都被梳理了，新的灵感在孕育着…”这时候，他推想着新的实验过程和那可能的科学结果，把天马行空般的思绪抛撒在那无边无际的夜色中，或许这是欧阳最为醉心的时刻。
欧阳晓平近三十年来一直从事脉冲中子诊断的技术研究和相关诊断工作，完成了十余项重大科研课题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开创性成果。先后创建了五种新的中子参数测试诊断方法，主持研制成功十八种先进的脉冲辐射探测器系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子诊断探测体系。
“热爱”，当被问及要在研究中取得如此累累硕果，最重要的是什么时，欧阳晓平如是说。“热爱是最好的老师，因为我热爱科学研究，所以整个身心全都投入了进去。”
从一个师专毕业的专科生，到清华大学的博士后，“全国优秀博士后”获得者；从新疆的一名中学教师，成长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欧阳晓平的学术经历可谓传奇。在科研道路上，他几十年如一日如饥似渴地学习，认真细致地做实验，超速完成很多人需几年甚至十几年才能完成的知识积累，在核物理中子探测领域内不辍耕耘，他实现了自身的转型和跨越，也为中国的核事业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天道酬勤——苦寒出梅香
欧阳晓平一天的工作通常在早上八点开始，晚上十二点结束；兴到浓时，实验室里的灯常常到两三点还亮着。有一次，欧阳晓平从上午十点开始做实验，一直到晚上两点多结束，回到家后才发现，自己投入到实验中已经整整一天没吃饭，但总还觉得问题还没有解决，有种意犹未尽的感觉。欧阳晓平说，“做学术研究就应该像激光一样，方向性强，单色性好，能量集中，你要集中精力做一件事，把它做完为止”。在一路“所向披靡”的优异成绩背后，除了“超级大脑”，当然还有着九十九份的勤奋与付出。一分耕耘一分收获，都说早起的鸟儿有食吃，何况欧阳晓平是一只早起的有天赋的鸟儿呢？
科研带给欧阳晓平无穷的快乐，还常常使他在睡梦中获得灵感。1994年，在一次从北京到兰州的火车途中，欧阳晓平在梦中“火花”乍现，为一个困扰自己许多年的新探测原理问题找到了解决方法，“这时脑子里的电好像突然全接通了”，醒来后，他立即将梦中的方法记录下来，随即付诸研究，在经过半年的攻关后，做出了无源介质快快中子探测系统，填补了我国在该类中子探测技术的空白；投入国防应用后，解决了国家一系列重要测试诊断难题。
而这个研究也为欧阳晓平带了国家发明奖和国家科技进步奖的荣誉。
这个灵感的乍现，并不是运气的垂青，而是源于欧阳晓平多年的积累思考，“机会从来都是给有准备的人”。敏锐的直觉要归功于他丰富的经验，碰到的问题，他总会放在脑子里，因而思考问题习惯多角度寻找方法，久而久之，脑海里就积累了很多想法，解决问题也就多渠道了。“正如大海里才有鲸鱼一样，你要有积累，有容乃大，容量越大，思维的空间越多，你得到的也越多。”这些旁人视为的悟性，都是欧阳晓平勤于思考的积淀。
逆顺自处——光荣荆棘路
欧阳晓平一直潜心在实验室里做学问，搞研究，并将人生最大的快乐定位于做学问。尽管毕业于湖南零陵师专，但欧阳晓平不认为这对自己做学问有什么不利。“我觉得这没有什么关系，不管在哪，我都照样学我的。”恰恰相反，师范教育对物理概念的精准掌握，为他日后的科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起初，欧阳晓平，和其他众多的年轻科研人员一样，默默无闻，却有着做出一番成果的鸿鹄之志，在知识海洋中遨游探索；难能可贵的是，不同于大多数研究员的不甘寂寞，欧阳晓平自始至终在艰难的科研路上脚踏实地。
提到当下科研人员的过于浮躁，欧阳晓平感慨不已。虽然现在有些项目钱越来越多，条件越来越好，但沉淀下来做学问的人越来越少。很多人纯悴为了读书而读书，以泡时间来显示自己的兴趣，最终无法深入，而一无所获，“潜心研究，甘坐十年冷板凳，这样你才能真正有所建树”。
搞科研从来就不是一蹴而就的事，这条路艰辛漫长，还常常伴随着上级的压力，同行的不解。很多人在他人的否定中退却放弃了。欧阳晓平却不，“别人觉得做不了的，我特喜欢去尝试，看到底有多难，难在什么地方，做不了的原因是什么。我成天琢磨，总有一天就被我琢磨出来了”。
一次申请自然科学基金时，课题申请书起初并未得到相关评审专家的理解和认可，评审专家仅凭感觉就认为所提出的新方法暂不可行。但欧阳晓平却不气馁，不管支持与否，他都要勇往直前，决不退缩。最终欧阳晓平用实际成果证明了自己，得到评审专家的认可和立项批准。
“做学问就像在小巷子里面找门，没有找到的时候，一眼望去，始终都感觉又暗又长。但是你得不停地去找门，还要有钥匙。有些人做了一辈子可能也没有找到门。”欧阳晓平说，只有找对了逻辑，才能找到成功的那条路，打开成功的那扇门。
即使如今欧阳晓平获得如此多的荣誉和肯定，他依然保持着一颗平稳的心。“对此我基本不怎么在意，有便是一种认可，没有也不影响我做学问。”
欧阳晓平说只愿把宝贵的生命奉献到对祖国有益的事业中去。光环对他来说，意义甚微，他只希望以后回头看走过的路，有自己留下的东西。当发明的方法能解决理论问题时，当制造的器件能投入生产装备时，当撰写的论文被国内外学者引用时……欧阳晓平感受到了自己的奉献和价值；而这也是他一直以来真正的追求。
专注前沿——志身以许国
驱动欧阳晓平投身研究的最重要外在因素，是国家的重大需求。满足了国家的需要，自己的生命才有价值。长期以来，欧阳晓平都致力于前沿科学问题的研究。从重大需求出发确定研究目标，基此开展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直到完成国家层面的重大应用，形成了独特的研究模式，也为我国相关领域的研究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同时，欧阳晓平也将此贯彻到对研究生等的指导中。“带学生，我最大的心得就是要找一个前沿的科学问题。但这个问题一定的是有希望解决的，而不是死结。要看得准，才能打得准！如果给学生的课题存在颠覆性问题，他可能做三五年都没有什么进展，就可能把学生的一身都耽误了。”
现在，欧阳晓平带了一个博士生。开始接触课题时，博士生信心满满，可研究中一旦出现难点问题，周围同时无法帮忙解决时，便感觉备受打击，常常是过两天便意兴阑珊，向老师诉苦该课题“没意思”。但每次经欧阳晓平的悉心指导，他便明白了努力方向，并得知所开展的研究有望在核探测中形成新的分支时，信心大增，并全身心投入，一直保持着很高的尽头，最后圆满完成了博士论文研究。
“此外，要培养学生够潜心研究的品质，这样他们才能学会独立自主。”
在指导学生的过程中，导师应该发挥指路人的作用，管了太多无法锻炼他们，学生就不会自己思考。
在指导中，欧阳晓平常常是帮助学生确定选题后，让他们自己研究。但通过定期检查学生的成果，欧阳晓平对学生的研究进展了如指掌，并在适时的情况下提供建议和帮助。这样，学生很快就成长起来了，多篇论文被评为总部优秀硕士博士论文。
互相学习——交流而相长
1999年，在国外一个国家实验室的学习经历，既增加了欧阳晓平做出创造性成果的信心，也让他意识到学术交流的重要性。“毕竟国内外的科技基础有一定的差距，我们应该了解国内外的情况，这样才能利用已有的成果。正所谓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更好地解决问题。”
欧阳晓平特别重视和不同领域的学术交流，这样可以开阔眼界，拓展研究领域，便于学科交叉。不同学科的思维方式有利于点燃新的突破创新。在与材料科学，仪器科学等的互通学习中，欧阳晓平收获颇多。而他在核物理领域的研究，也常常帮助其在他学科的发展。
“一次一个朋友跟我讲制约某类激光照明的瓶颈问题，从我的角度进行深度思考之后，我把想法告诉了他们。具体的技术细节我说不出，但能构建整体的方向和框架，这对他们很重要。”欧阳晓平亲自主持了相关研究，使得该激光器的照明距离大幅提高，尤其是电源技术研究取得了新突破。
研究中难免遇到困难，对于解决困难的方法，欧阳晓平认为要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确立问题的因果关系。“就如同碰到水管漏水，一味将水泼走是没有用的，应该拧上水管，从源头上解决问题。”搞科研也是这样，应该找到核心，从关键点突破。
在研究材料的应用问题时，小块晶体的晶界影响成为关键，要研究解决用小块晶体做出大块晶体效果的科学问题。在了解到晶界电阻小的特性之后，欧阳晓平顺势而为，提出采取晶界注入离子或外延生长高阻材料的方法，为小块晶体成功拼接出大块材料的效果提高了途径。“科研应该在遵循规律的基础上，找出问题，顺势而为。”欧阳晓平的这些宝贵经验，都是对科研人员的指导和勉励。
博后生涯——厚积而薄发
2004年，欧阳晓平以一名博士后的身份来到了清华大学。站在清华大学这个顶尖、宽广、前沿的学术平台上，浓厚的学术氛围让欧阳晓平如鱼得水。
在科研上，他总是遵循“以国家重大需求为出发点，以解决基础科学技术问题为落脚点”的原则致力于前沿科学问题的研究。到清华不久，他在一个国际前沿问题的研究中就获得了发明专利。在完成自身科研项目的同时，还经常与不同学科领域内的博士后人员相互交流、学习。欧阳晓平说，“学无止境，如果你以一名学生的身份去和他交流，你就会学到更多的东西，低姿态做人很重要。清华这两年的博士后经历是非常宝贵而难得的，对我促进和帮助很大，好多人不能理解，觉得他去清华镀金，让他们去说吧，低头做自己的事，不必抬头看别人。清华这两年博士后的学习和工作，让我获进一步提升了对于学术研究的敏锐和判断力，教会我从做传统科研转为做学术科研，也使我从一个工程型科技工作者转型为一个学术型学者。”说到这儿，欧阳非常自豪，心中充满了感激。正是这份执著情怀和学术境界，2005年欧阳晓平获得了“全国优秀博士后”荣誉称号。
欧阳晓平目前从事脉冲中子的诊断和探测技术，捕捉和准确测量中子时间过程非常困难，因为不同能量中子有飞行时间弥散，源中子束一旦飞行一定距离，相互间就会被分离，时间过程特性就会畸变，故而国外学者一度觉得核反应产生的中子时间谱很难被中子准确测量。但是欧阳晓平和他的团队却做到了，他们建立了独具特色的中子探测体系。欧阳觉得道理很简单，只要把因果关系掌握好，他做了一个比喻：“你从我跟前跑远了，我抓不到你，但是在你还没跑的时候，我就能拉住你手了。核反应也一样，不让它展开，时间点把握就准确，一开始就捉住，后面就不会麻烦了。”玄奥的物理世界，无论如何复杂精妙，渺茫不可及，欧阳总能自如地出入于微观与宏观的世界。
是天赋，是勤奋，还是上帝的眷顾，我们说不清。站在核物理研究的最前沿，欧阳仍然保持着赤子的情怀，仰望星空，吟诗高歌，快乐游弋。
2013年12月19日，52岁的欧阳晓平当选为中国工程院能源与矿业工程学部院士。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欧阳晓平用他数十年科研的累累硕果，向我们阐释了真正学者的卓绝毅力和崇高追求；而他对清华学子“甘于寂寞，潜心研究”的勉励，也必将鼓舞着我们脚踏实地，继续奋发。
背景资料：欧阳晓平，1961年生，湖南宁远人。现为西北核技术研究所辐射探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首席专家，研究员。1983年毕业于零陵师专物理专业，1986年-1989攻读西北核技术研究所攻读实验核物理专业硕士学位，1998年-2002年在复旦大学攻读杜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专业博士，2004年11月进入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核科学与技术博士后流动站。
近年来一直从事脉冲中子诊断的技术研究和相关诊断工作，完成了十余项重大科研课题的研究，取得3一系列开创性成果。1995年光华科技基金一等奖和首届“陕西青年科技奖”，1996年获第五届“中国青年科技奖”并首批入选“百千万工程”一二层次，1998年中国科协“求是”杰出青年奖（实用工程奖）；1997年首批入选“百千万工程”一二层次，2001年被陕西省评为“优秀留学回国人员”；2004年12月，被中国科协授予“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荣誉称号；2005年获授“全国优秀博士后”荣誉称号；2010年获全国发明创业特等奖并被授予“当代发明家”称号；2012年获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2013年当选中国工程院能源与矿业工程学部院士。
本文曾发表于《中国人才》2014年12月P29-P30；曾改写为：《热爱是最好的老师》，发表于《中国科学报》（2014-11-24第5版创新周刊）。
架起学术与工程“组合”的桥梁——记中国工程院院士聂建国
曾明彬 周秀平
在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只要和谁聊起聂建国老师，大家最先想到的就是“组合结构”这四个字。三十余年来，聂老师为了我国钢-混凝土组合结构的发展，在学术研究、工程实践以及教书育人的道路上孜孜以求，不知疲倦，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受到了广泛的赞誉。
在工程界的同行眼里，聂建国教授是一位满怀责任感与使命感的实干家；在学术界同行眼里，聂建国教授是一位不断创新的开拓者；在他的学生眼里，聂建国教授更是一位深受爱戴的良师益友。
中国博士后制度的受惠者
聂建国教授于1989年2月被当时的国家教育委员会（现教育部）派往前南斯拉夫进修。由于他扎实的科研功底和出色的表现，国外导师主动提出后续资助，让他转攻博士学位，经过不到3年的顽强拼搏，聂建国获得了博士学位并于1992年3月回国。当他从南斯拉夫回到北京时，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向他伸出了热情的手，非常希望他能来清华任教。然而，按照当时的规定，他在出国前已经和原单位签订了回校服务十年的协议并做相应的公证。作为原单位学成回国的第一位国外博士学位获得者，他的调动请求并未得到批准。
就在这时，国家的博士后制度帮助了他，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沈聚敏先生提出让他先来清华大学做他的博士后，原单位后来才按照国家博士后的相关政策，同意他调往清华。聂建国常常感慨道，如果没有中国博士后制度，就没有他今天所拥有的广阔平台、优秀的人才队伍、以及蓬勃发展的事业，他对我国博士后制度怀有深厚的感激之情。当时，清华博士后的住房条件比同龄教师要好得多，加上两年博士后研究时间的保障，他说他的许多成果都是在博士后阶段形成的，甚至可以说在博士后阶段的思考和积累，成就了他日后的学术事业。中国博士后制度还为他当年举家迁入北京提供了政策支持，清华博士后享受着一系列优惠政策，他说：“没有我国的博士后制度，就没有我的今天，博士后的经历为我日后提供了一系列发展和提高的机遇”。
强烈的责任感与工程意识
“作为一名从事土木结构工程专业的科技工作者，首先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不能仅仅局限于书本和理论，更要心系社会。”这是聂建国教授一直坚守的工作准则，也是他多年来从事结构工程研究和应用的感悟。他常说，“土木工程这个行业关系到国计民生，我们责任重大。看看那些桥梁事故、地震中垮塌的生命线工程，还有那些短命的建筑，如果我们能多些责任感与使命感，把工作做得好些，再好些，也许就能避免或减少许多悲剧和遗憾。”
聂建国教授研究工作的重要特色之一就是紧密结合工程实践，紧密结合我国基本建设的国情，致力于解决大型复杂土木结构工程中的一些关键难题。
他的研究灵感多源于实际工程中的现实问题，通过提炼其中的科学难点和技术瓶颈并开展深入研究，取得的成果不仅合理有效地解决了工程中的具体难题，而且还对今后类似工程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其中所包含的创新思想和理念还对结构工程乃至结构工程学科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这就是他三十余年始终践行的“源于工程、服务工程、高于工程、指导工程，引领工程”。
他很赞赏杨振宁先生提出的观点：一个科学家成功的三大必备要素：眼光、坚持和能力。在多年的探索中，除了上述三要素外，他又深切地感受到，作为从事工程学科的研究者还需具备第四要素：强烈的工程意识，因为工程学科的最终落脚点是应用。谈到工程意识，他形象地比喻道：对新建结构要“优生优育”，对既有结构要“救死扶伤”。为此，他对一些大型复杂结构的科研咨询项目都力求做到精益求精，不仅大胆创新，而且以严谨的科学态度不断完善直至证明其切实安全可靠，总是以追求卓越的精神提交最终成果。
他不太赞成工程结构一旦出现问题就拆了重建，既浪费资源又污染环境，不符合可持续发展战略，为此他研发了多种新型结构加固技术并开展了大量的试验研究，解决了既有结构加固改造方面的多项难题，并应用到了多座桥梁和建筑结构的加固中，取得了显著的经济社会效益并得到广泛推广应用。
对于每一项工程，聂建国教授不仅重视设计的先进性和科学性，而且还十分重视施工的可行性。他认为结构工程的成果最终要通过施工这个环节来具体实现，如果无法施工，纵使有再好的构想也只能是纸上谈兵。“有的工程，虽然理论上可行，但施工难度很大，如果不从设计上加以改进，不仅施工成本高，而且施工质量难以保证，从而给工程埋下安全隐患。所以不考虑施工的设计是不完整的设计。”因此，他的许多成果都是在充分考虑施工可行性的前提下提出的。譬如，他研发的叠合板组合桥面系，不仅具有良好的受力性能，而且施工快速，无需模板脚手架，用于城市桥梁可不中断交通，这一成果一经应用就得到了业主、设计以及施工单位的广泛好评，被大量推广应用。据统计，仅北京就有100余座桥梁采用了叠合板组合桥面系的成果。
由于他的研究始终和工程需求紧密结合，其成果已成功应用于北京国贸桥、深圳彩虹桥、重庆观音岩长江大桥、广州合景大厦、东莞台商大夏、江苏空中华西村、天津津塔、北京国际财源中心、安徽饭店B塔、某航天发射塔等100余项工程，覆盖24个省、市、自治区，起到了显著的示范效应。某超高层建筑，采用他的成果和建议后，通过降低楼盖结构的高度，使整个建筑在总高不变的条件下多出一个楼层，净增建筑面积2020m2，由此产生的综合效益可见一斑。
此外，他的多项成果被《钢结构设计规范》、《钢—混凝土组合结构设计规范》、《公路钢结构桥梁设计规范》等国家或行业标准所采纳，对促进组合结构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经过三十余年的艰苦付出与努力拼搏，聂建国教授在钢—混凝土组合结构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果，这些成果使他作为第一完成人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和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各1项，主持承担和完成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口以及工程建设服务项目等30余项。1999年聂建国教授获清华大学“学术新人奖”，2001年被聘为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2005年获全国优秀博士后称号，2010年获中国钢结构协会首届杰出人才奖，2012年获第九届光华工程科技奖工程奖和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
抓住历史机遇，做一等的事业
聂建国教授常说，他为自己在我国选择了土木工程作为毕生追求的事业而庆幸，因为他遇上了千载难逢的好机遇。西方发达国家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已基本完成了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由于缺乏应用需求，发达国家近二三十年对新结构形式和技术的研究动力明显不足。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国在当前及可以预见的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土木工程仍会维持在快速发展的水平。“当前我国土木工程建设大发展给结构工程，尤其是组合结构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土木工程应当成为我国最有希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学科之一。”他坚信，中国目前已经是土木工程大国，在不久的将来，只要我国土木工程领域的科技工作者坚持不懈地努力，必将实现老一辈提出的土木工程强国的目标，而组合结构也必将会在实现我国土木工程强国的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面对如此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聂建国教授带领着他的团队立志做一等的事业。“做研究有两种境界，一种是追踪国际上的热点，另一种是引领国际上的热点，第一种我们要做，但我们更应追求后一种。”他始终坚持“做一流的项目，做有价值的项目，做引领组合结构前沿的项目。”他觉得在组合结构领域，虚心向国外学习固然重要，但也没有必要崇洋媚外，育目迷信国外的技术，他不主张仅仅用自己的试验来验证国外技术，而应当进一步倡导自主原始创新，提出我们自己的构想，以促进组合结构技术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为目标，争取得到国际同行的认可并最终起到引领作用。
正是怀着这样的抱负，聂建国教授在组合结构的新体系和新技术，组合结构的基本性能、设计理论和计算方法，以及既有结构新型加固改造技术等方向取得了一系列成果。研发的叠合板组合桥面系、双向组合梁板结构体系、槽型组合梁、抗拔不抗剪连接综合抗裂技术、钢板—混凝土组合加固技术等都是对传统钢—混凝土组合结构的重要发展。
他的代表性成果之一是关于组合梁滑移效应的研究。1995年他发表了关于该问题的第一篇论文，之后就掀起了关于滑移效应研究的热潮，相关论文目前已被他人引用380余次；关于高强不锈钢绞线一高性能砂浆加固技术的研究论文，连续被评为首届和第二届中国百篇最具影响国内学术论文奖。此外，据结构工程领域国内著名期刊《土木工程学报》统计，该期刊自1954年创刊至2005年，被引用最多的前8篇论文中，有3篇是聂建国教授的论文；据《工程力学》统计，该期刊自创刊至2008年，聂建国教授的论文综合引用率最高。此外，结构工程领域国际顶级期刊《Journal ofStructural Engineering-ASCE》审稿人评价聂建国团队在组合框架结构体系楼板空间组合效应方面的成果是“组合结构体系数值模拟方面的杰出工作”，国际著名期刊《ACI Structural Journal》审稿人评价聂建国团队在高强混凝土组合梁方面的成果是本领域的“开创性工作”。这些都充分表明，他的研究引领了组合结构领域的多个研究方向。
要做一等的事业，不仅要有眼光，做一流的项目，更要有坚持不懈的毅力。他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刚开始研究钢-混凝土组合结构的时候，中国经济实力还很弱，组合结构应用很少，论文也没人引用。但他看准了组合结构的发展潜力，就坚持在组合结构的研究方向上一直走下去，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都不放弃。正是由于他三十余年在组合结构这一领域的积累，才有了如今事业上的高度。
在追求事业的道路上，其实最难做到的就是“坚持”，尤其像聂建国教授那样三十年来无论周围环境发生怎样的变化，都能始终如一地钟情于组合结构的研究，更是难能可贵。
聂建国教授回想起他最初在清华做博士后的日子，也是他事业刚起步的时候，当时国内组合结构的研究和应用都很少，要想取得每一点点进展其实都很艰难。“现在回想起来，如果当时没有合作导师对我研究方向的鼓励和支持，没有一些工程界同行对我最初构想的肯定并提供研究资助，也许我早已退出组合结构的研究领域了。”聂建国教授至今仍能清晰地记得他在博士后期间完成的第一个工程咨询项目，这个项目当时对他的意义很大，不仅把他的一些构想很好地在实际工程中实现了，更重要的是给他提供了宝贵的研究经费，使他完成了许多拓展性的基础科学研究，而正是这些早期的研究积累，才有了他后来成功申请到的第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以及随后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等。后来，随着聂建国教授在行业内影响不断增大，很多工程界的同行都来邀请他主持工程咨询项目，但此时他却婉言谢绝了许多和组合结构无关的项口，并将它们介绍给更适合的同行，而他仍然坚持只做组合结构。
当组合结构研究不热时，他仍能坚持守候；而当组合结构研究成为热点时，他又能不断发展新的方向。不忘初衷，不忘当年前辈的鼓励和同行的支持；保持组合结构研究的兴趣，在不断的钻研中体会组合结构的精妙；怀揣组合结构的梦想，为实现我国土木工程的强国梦一直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这就是聂建国教授始终努力践行的：“做好一项研究，追求一个梦想”。
“浮躁和急功近利是一个人成功道路上最大的敌人。”多年来，他始终秉持“十年磨一剑”的精神踏实地开展研究工作，非常注重研究的系列性和成果的系统性，他从不盲目追求论文数量，局限于眼前的得失，而是认真对待每一篇论文，精心雕琢不断完善，直到现在，他也从没有刻意要求自己的博士研究生毕业时发多少篇论文，他常说搞清一个问题比发表一篇论文重要得多，看一个人的学术地位，并不是看他有多少篇论文，而要看他的代表作有多大的影响。如果要看聂建国教授的论文总数，也许并不算很多，但在这些论文中，国际和国内结构工程领域顶级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比例很高，他作为第一、二作者在结构工程领域国际著名学术期刊《Journal of Structural Engi-neering-ASCE》等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在国内著名学术期刊《土木工程学报》和《建筑结构学报》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他的研究成果在结构工程领域顶级学术期刊的平台上得到了充分展示，并获得了国内外同行们的赞誉和认可。
为学先为人
“要做好学问，首先要做好一个人。”作为和聂老师接触最多的研究生们，最让他们钦佩的还是聂老师的为人。
无论取得什么成绩，聂老师始终非常谦虚，他经常说自己只是赶上了好机遇，在已有的工作基础上做了一些发展，要说在研究和工程应用中有些收获也应该归功于导师和前辈的引领、指导和鼓励，归功于自己领导的组合结构团队全体研究人员和所在实验室全体技术人员的辛勤工作，归功于工程界和学术界同行们的大力支持和帮助。这朴实无华的言辞，正是一位科技工作者品格和胸怀的写照。
聂老师常常回忆起他的两位恩师，一位是三十年前的硕士导师孙国良先生，把他引进到了组合结构领域，为他后来在组合结构领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另一位是二十余年前的博士后合作导师沈聚敏先生，将他领到了一个新的平台。导师们用宽阔的胸怀给予了他广阔的空间，让他能够飞向更高远的天空。虽然两位先生均已辞世，但聂老师始终没有忘记正是他们当年的引领才使他有机会在组合结构领域作出今天的成绩。聂老师对恩师的感恩之情常常溢于言表，并深深地感染着他的每一位学生，在潜移默化中为年轻人树立了榜样。
聂建国教授在研究过程中取得过不少荣誉，也收获了同行们对他的肯定和赞誉。但他始终坚持，无论取得怎样的成绩都要尽量少宣传、少报道，“低调做人，高调做事”是他的一贯准则。
他带领的团队获得了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后，他表示：“能不报道就不报道”，拿了奖之后他丝毫没有懈怠，而是更加努力地工作，“成绩只能代表过去，不能代表今天和未来。在人民大会堂从总书记手里接过奖状后，我感到肩上的责任更重了。”领完奖后，他又迫不及待地回到实验室，开始了他忙碌的研究工作。
作为一名教师，聂老师始终把培养学生作为自己的第一要务。虽然平时很忙，但他只要不出差，就坚持在办公室工作到晚上11点实验室锁门，周末和节假日也基本如此，他说这样学生就能随时找他交流。
聂老师雷打不动地每周参加学生们组织的学术沙龙，保证每周都能和他的学生有充分的交流。他常说，他之所以能取得现在的成绩，主要有一批优秀的学生，有一个团结奋进的团队，组合结构的发展终究要靠一代又一代青年人来传承。
聂老师是一位细心的老师，他时时刻刻把学生放在心里。他亲自去学生宿舍和学生谈心聊天，主动帮助学生解决思想上、生活上以及工作上的困难，对于研究生开展的每一项试验都亲自参与其中，包括方案制订、裂缝观测及试件照相等细节，还经常带领学生去工程现场参观学习。由于在教书育人方面的突出工作，聂老师获得清华大学首届教书育人奖、教书育人先进个人、多次获得由研究生自主评选的“良师益友”并入选清华大学“良师益友”名人堂，还获得北京市优秀教师、全国模范教师等荣誉。
以上这些都充分体现了聂老师的人格魅力。
与聂老师相处，你会真实地感受到清华大学的百年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生动体现。从聂老师身上，我们不仅可以感受到他对专业的执着和对组合结构的激情，还能看到他脚踏实地、务实求真的精神风貌以及永不息止、奋发向上的品德。
背景资料：聂建国，1992年至1994年在清华大学土木与水利博士后流动站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出站后留校任教至今。现任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结构工程研究所所长、清华大学土木工程安全与耐久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土木工程系和建设管理系学术委员会主任。
兼任中国钢结构协会副会长、中国建筑学会建筑结构分会副理事长、中国建筑学会建筑施工分会副理事长等职。获全国优秀博士后、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北京市优秀教师、全国模范教师等荣誉称号。获中国钢结构协会首届钢结构杰出人才奖、第九届光华工程科技奖工程奖。以第一完成人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和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各1项。2013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本文根据发表于《水木清华》2011年第3期P41-42“架起学术与工程“组合”的桥梁”而改写，原文曾被《中国博士后》2013年第6月期P-转载，本文并被改写成“抓住机遇做大事业”发表于《中国科学报》（2014-12-12第11版学人）。
产学研并重的跨界学术明星——记中国工程院院士尤政
曾明彬 胡珊
入百年名校，励志点燃航天梦想
高大的身躯，和蔼的面庞，尤政教授总是给人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尤政教授刚过50，已经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年轻有为自不必多言。虽然尤政院士自谦道“让我现在讲学术人生还有些早”，但其传奇的经历、光鲜的履历、高尚的品格与睿智的思想却深深吸引着大家去聆听他的学术人生。
尤政的学术人生始于中学时代。江苏省扬州中学已有112年的历史，是一所名人辈出的学校，截至目前已经产生了49位院士，成长于扬州中学的尤政在杰出校友的榜样力量下和良好学习氛围的熏陶中逐渐明白了自己的使命感，早早树立了学术理想。1978年文革结束时，尤政刚满15岁，国家开始重视中学教育，对科学的渴求也日益强烈。那时候的尤政数学物理极好，动手能力非常强，他还能清晰记得自己在实验室把中学的所有物理实验通通做了一遍。在学习理论知识时，尤政特意提到了他的中学数学老师，称之为“王三角”，讲解三角函数非常精辟。他很庆幸遇到这样一些老师，教会了他学习的方法，而不是灌输题目。
中学时代有一件事情对尤政影响颇深。扬州中学标志性建筑”树人堂“里有一个礼堂，在当时文化生活极度匮乏的情况下，这样一个可放电影的礼堂是扬州中学学子了解外面世界的一个窗口。有一次礼堂放映了一部关于阿波罗登月的影片，深深触动了尤政的神经，阿姆斯特朗在月球表面“轻盈漫步”的画面，始终在他的脑海中回绕。也许这样一部电影不足以成为他后来从事研制卫星的全部原因，触发了尤政对字宙飞船的好奇与痴迷，但也为他的航天梦想潜移默化地播下了种子。
博士后经历，修成跨界学术明星
1981年，尤政顺利考入华中科技大学学习，8年时间获得了机械制造及设备自动化本科、硕士、博士学位。在华科期间，尤政在数理学科方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培养了严谨踏实的科学作风。据他回忆，在进行博士论文研究时，曾经有一个现象让他一筹莫展，有一个测试实验其误差在晚上非常小，而到了白天则变得很大，经过多次熬夜发现在凌晨三点实验效果最佳，通过分析验证，最终推断出外部环境对实验数据有很大影响——实验室离公路很近，白天振动很强烈，造成测量误差变大。科学发现往往都是在濒临崩溃的时候不经意间促就的。
博士毕业后尤政来到了清华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他的科研之路也迎来了新的转折点。时值20世纪末，世界上引发了小卫星的研发热潮，于是研制体积小、技术新、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小卫星在国家被提上日程。学校组建了以尤政为首团队，团队由创新性和交叉知识结构的年轻教师构成，尤政也成为了中国高校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开始研制“清华一号”微小卫星。这样一项研究具有很强的时代特征，也是国家赋予清华的使命。当时国内的技术水平和国外差距还很大，尤其是微纳技术方面，因此派尤政为首的团队前往欧洲的萨里大学学习技术，消化吸收再创新，这样就可以以更高更快的起点加速进入世界前列。当“清华一号”顺利升空的时刻，清华人为中国航天史写下了浓重的一笔。后来尤政还研制与发射了多颗微小卫星，如“纳星一号”，尺寸、重量仅为“清华一号”的一半，功能却强大很多，软件硬件全是自主开发。尤政的团队也走在世界微小卫星的前列水平，成为国内第三支相对独立研制微卫星的队伍，为中国微小卫星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回顾自己的发展历程，尤政院士认为自己能有今天的成就和在清华大学两年的博士后科研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清华大学博士后的研究经历中，他提炼以前的成果，通过阅读大量专业书籍及资料，广泛吸取别人的营养的基础上，得到大师指点，寻找到交叉学科的新方向，“站在巨人肩膀上”做研究，最终成为产学研并重的跨界学术明星。
十年磨一剑，尖端领域攻坚克难
在清华大学这个高水平的平台上，尤政一直保持着充沛的精力奋战在科研一线。十多年来，他领衔的团队始终坚持在这微纳米这一交叉学科尖端技术领域不断开拓创新，攻克了一个又一个“山峰”。从1995年开始接触微纳技术起，尤政带领的团队已经在基于MEMS（微机电系统）的航天器功能部件的微型化方面取得了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尤政团队完成的“先进空间光学姿态敏感器技术”项目于2012年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获奖项目在对地遥感、深空探测、空间攻防等航天应用中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不仅如此，尤政团队的项目成果不但“上得了天”，还“入得了地”。十年磨一剑，尤政团队一直在挖掘理科和工科的交叉点，即物理、化学、生物与精密仪器的结合与应用，对传统的技术进行改造，寻找研究和产业的突破点，研制世界最好的精密仪器。这些看似“高高在上”的研究成果不仅可以用于国防等高端领域，也可以“下嫁”于商用、民用，比如机械制造、光学仪器等等。尤政团队在2011年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的项目——基于微纳技术的新型超级电容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该项目通过与企业合作，将超级电容器相关成果转化，形成具有高储能、大功率、长寿命、免维护、无污染等优点的系列产品，并成功应用于大功率电源设备、电动车电源等工业与民用领域。对于尤政而言，得奖并不重要，务实才是关键。科研的创新点正应该落在利国利民的实质性贡献上，为国家的经济发展添砖加瓦。
“不能为了创新而创新，所谓的论文数目、专利数目，绝对不是全部。成果真正得到应用，才是最大的肯定。”尤政始终强调应用，他认为核心技术只有通过工程应用，才能证明是好的创新。先进空间光学姿态敏感器技术不仅在原理上创新，更经过了工程试验的考验，获奖可谓实至名归。在尤政看来，高校的科研创新也应该结合国家需求，做到“需求牵引、技术推动”，实现双赢。
科教并重，门下桃李芬芳
如今尤政院士己经培养出57位博士，35位博士后，桃李满天下，并且8次获得清华大学“良师益友”称号。谈到对博士后的指导，尤院士认为“博士后是合作培养出来的，是朋友关系，不是利用关系”，学校的目的是培养人，老师的工作是发现每位学生的潜能。在培养博士后方面，尤院士注重充分调动每个博士后的潜能，使之能成为有用之才。对博士后研究课题的选择，尤院士坚持“跳一跳就能够得着”的培养方式，因为如果不跳就够着了不能激发博士后的潜能，如果够不着说明难度太大不适合。他非常注重与博士后的交流，因为他自己也是“过来人”，有一定的经验，并且他很注重自己说的每一句话对博士后的影响，对博士后今后人生道路的选择及事业的选择尤院士都会给予指导。
谈及科研，尤政院士引用王国维的三句话生动形象的说明了学术研究的三个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是科研第一重境界，做任何事都要登高望远，把握科学前沿，方能取得独创性的成果；“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是科研的第二重境界，要在把握好方向之后要坚持去做，脚踏实地的去付诸实践；“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代表科研第三重境界，瞄准了方向，矢志不渝的努力，机遇和成功是会主动来找。因此尤政院士认为做科研，一是要多阅读文献并及时整理，即使现在看似“没有用”的知识将来也可能成为自身发展的关键；二是所有事情都是在疑是山穷水尽的绝望中出来的柳暗花明。科学研究需要刻苦的全身心投入，越困难越要有坚定的信念。
尤政院士常说，个人的发展要与国家发展相结合。作为一个教育和科研工作者，在处于国家高速发展的关键时期需要时刻铭记祖国的培养，有机会一定报效祖国，为国家建设做点实事。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背景资料：尤政，1963年出生于江苏扬州。1985年、1987年、1990年于华中科技大学分别获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1992年11月由清华大学光学工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出站，留校任副教授，1994年晋升教授，199年成为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微纳技术及其空间应用。现任机械工程学院院长兼精密仪器系主任，精密测试技术及仪器国家重点实验室（清华）主任。先后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2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省部级科技奖励10项；国家发明专利43项；发表SCI/EI论文226篇，出版专著1部，译著1部，指导培养博士生57人，博士后35人。1999年获聘长江学者，2006年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2013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本文收录于《流光溢彩—清华大学博士后风采录》，2015年清华出版社出版。
求学求知求索——记中国科学院院士高德利
胡勇 曾明彬
2013年12月19日，中国科学院公布了2013年度新增选院士名单。著名石油工程专家、中国石油大学教授高德利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院士。
纵观高德利教授的心路历程，可谓：求学求知路漫漫，科学探索无止境，攀登高峰永不断，奋斗拼搏志昂然。
书山有路勤为径 学海无涯苦作舟
高德利院士，1958年出生，山东禹城人。中小学时代正值十年文革时期，在那个动荡的时代，他的大学梦被破碎。1975年春天，他在山东省禹城第四中学高中毕业后下乡务农，在从事体力劳动的同时想方设法翻阅书籍。之后，尽管他当时的最大愿望是当个工人，但却有偶然机会当上了一名民办教师，因而有了更多的读书时间和机会。1977年底国家恢复高考制度，机会来了，下了近三年乡的高德利，作为那77级有幸成为文革后第一批迈入大学校门的大学生，得以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1981年大学即将毕业时，高德利毅然选择了报考研究生，并顺利通过全国统一考试。1982年1月，高德利在华东石油学院（中国石油大学的前身）本科毕业，1982年2月进入西南石油学院力学研究室攻读硕士研究生，开始了又一段艰苦求学的生活。因从石油工程领域转入力学领域学习，他必须补修多门数学和力学方面的基础课程。在这期间，他刻苦学习，以优异成绩完成了比规定学分数高出一倍的课程学习任务。
在长期超负荷的学习中累倒了，但他没有因此停止过研究工作，甚至在医院里一边打着点滴，还一边着力于硕士论文的研究与撰写，成为学校首批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的同届研究生之一，并获高度评价。1984年10月，高德利硕士毕业后回到华东石油学院开发系任教，三年后的1987年考取石油大学（北京）石油工程系的博士研究生，并于1990年6月顺利通过学位论文答辩，成为该系第一位工学博士学位获得者。
“学力学、用力学，激发自己很大兴趣，持之以恒，在扎实的力学理论基础上更好地从事石油工程领域的教学和科研工作”，高德利院士如是说。高德利在大学时就深刻体会到力学是石油工程的重要基础之一，在研究生、博士后学习阶段使他的力学基础得到进一步加强。高德利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开展力学与石油工程的交叉学科研究，并取得了突出成绩。
长风破浪会有时 直挂云帆济沧海
在老一辈科学家的指导下，高德利长期从事石油与天然气工程（简称“石油工程”）领域的教学和科研工作。高德利从“七五”开始涉足该技术领域，紧密结合两个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一“定向井、丛式井技术研究”及“石油水平井钻井成套技术研究”，连续十年不间断地主攻“钻柱力学与井眼轨迹控制技术”这一关键课题。尤其在清华大学力学博士后流动站期间，他善于发挥自己在力学和工程两个方面的专业特长，注重学科交叉融合，在负责承担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专题的同时，还应邀承接了“江汉油田定向并轨迹控制技术研究”这样的油田企业资助课题，将学术问题、研究成果与油田迫切需求紧密结合，创新发展了油气田定向钻井理论与关键技术，取得了令同行广泛认可的突出成绩，出色地完成了博士后研究，并在出站时被清华大学晋升为固体力学副教授。
1992年10月，高德利自清华大学博士后出站后又回到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工作，年底当选石油钻井研究所长，并于1993年被评聘为该校石油工程系教授、系主任，全力以赴地投入到学科建设和教学科研的繁重工作中。他不仅圆满地完成了国家“21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任务，而且使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油气井工程二级学科点以优异成绩（全国本学科领域排名第一）入选国家重点学科行列，并且在2012年第三次全国学科评估中，以高德利为学科负责人的中国石油大学石油与天然气工程一级国家重点学科点，更是以95分高居全国本学科领域的榜首。同时，以高德利主持的国家重点学科建设项目和国家重点科技项目为纽带，自然形成了一支以他为学术带头人的油气井工程学科创新团队。该团队以石油工程学科发展的国际前沿和国家油气勘探开发的重大需求为主攻目标，2004年首批入选教育部创新团队，后又入选2012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这在我国石油领域尚属唯一），其中包括长江学者3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4人及多名有发展潜力的青年学术带头人。
自2003年以来，高德利带领的科研创新团队先后主持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个、重点项目5个、国际合作项目1个及面上项目多个，以及国家973计划项目1个、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项目1个，同时完成了许多石油部门资助的油气田企业急需课题，不仅促进了创新团队建设，而且带动了团队成员的学术成长。该团队及其成员已在井下力学与控制工程、储层保护与改造等方面取得了多项创新成果，发表了一批高水平的学术论著，授权国家发明专利60多件，获国家科技成果二等奖12项（5项排名第一）及省部级科技奖多项，在油气井工程科教领域已形成明显的特色和优势，受到国内外同行的关注与好评。
高德利本人在油气田定向钻井、地层钻井特性评估、井下力学与控制工程等方面取得了系统的重要研究成果，并获得显著应用实效。迄今为止，他已发表SCI/EI收录论文180多篇，出版学术著作9部，授权发明专利23件，登记软件著作权12项，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及省部级科技进步特等奖1项、一等奖4项和技术发明一等奖2项；获首届孙越崎能源大奖、第四届中国青年科技奖、全国“留学回国人员成就奖”及1998年度国家杰出青年基金等，是首批跨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1993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
高德利院士说，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前一段时间内，石油行业与外界交流较少，科技相对落后，铁人王进喜事迹激励了无数人士献身石油事业。当前，在世界范围内，石油与天然气资源仍是主要的优质能源，又是保障一个国家政治、经济、国防安全的重要战略物资。在未来20到30年里，油气消费还将持续增长，作为主体能源的地位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中国未来对石油和天然气的客观需求必将有增无减。国家正在实施积极的油气勘探开发战略，对石油与天然气工程提出了重大需求，因此石油工程学科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中国剩余的油气储量大多为低渗透、非常规及深层、深水等难动用油气资源，对石油工程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高德利院士对此深感任重道远。
“我是搞油气钻探与开采工程的，将继续为石油与天然气勘探开发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高德利院士如是说。作为石油工程学科的学术带头人，高德利强调：未来的油气勘探开发要求石油工程作业更安全环保、更优质快速及更经济有效等，从而对信息化、智能化及自动化不断提出新的重大技术需求。
为此，石油工程学科发展必须更加注重与相关学科的交叉融合，以便为解决日趋复杂化的石油工程技术瓶颈问题提供有效的科学动力，同时培养相适应的复合型人才。
作为石油工程领域的一名教师，高德利相继为研究生新开并主讲了《现代油气井工程理论和方法》、《现代油气钻采工程》及《油气井工程科技进展》等学位课，同时还为本科生主讲了《钻井与完井工程》、《石油工程新理论与新技术讲座》等专业主干课，注重传道授业解惑。作为曾经的博士后和现在的博士后合作导师，他认为应进一步提高博士后的相关待遇，优化博士后科研项目的资助方式，瞄准国家与社会重大需求，将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相结合，注重跨学科的复合型人才培养。高德利院士作为国家级创新团队的学术带头人，长期致力于石油工程学科的重点建设与人才培养，潜心油气井工程科学研究与实践，其严谨治学态度和锲而不舍精神深深地影响着他的学生和团队成员，甚至更多。
“上天、入地、下海、登极”，都是人类面对大自然的伟大壮举，石油与天然气工程学科发展正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目前，高德利院士正带领创新团队，瞄准石油工程学科发展的国际前沿及我国难动用油气资源高效开发的重大需求，积极开展复杂油气井钻井与完井基础研究，为突破复杂油气工程技术瓶颈提供科学动力，同时培养创新人才。
背景资料：高德利，男，1958年生，山东禹城人。1982年元月大学毕业于华东石油学院开发系并获工学学士学位，1984年10月获西南石油学院石油机械工程工学硕士学位，1990年获中国石油大学油气田开发工程工学博士学位，1992年在清华大学力学站完成博士后研究并被晋升为固体力学副教授；1993年被评聘为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石油工程系教授、系主任，2001年被教育部评聘为“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1995年赴美国University ofTexas at Austin和Texas A＆M University做访问学者1年，1996年赴莫斯科古勃金油气科技大学等学术机构高访1个月，2005赴英国B3GS等做高级研究学者3个月。2005年以来任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主任（2011年），2006年以来担任石油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2008年以来受聘为油气资源与探测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油气钻探方向带头人。2013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本文收录于《流光溢彩—清华大学博士后风采录》，2015年清华出版社出版。
从清华园到好望角的学术征程——访南非科学院院士孙博华
曾明彬 高迎爽
“我并不认为自己在学术上做出了多大的成就，但至少做了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我是一个喜欢创造、乐于创新的人。我认为有原创性思想是一种科学的享受。”
——孙博华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夕阳西下时，习习微风中，我们和学长孙博华院士相约来到北大未名湖畔。这位因其卓越的学术成就入选2010年海外华人十大新闻人物，是南非科学界最令人瞩目的华人科学家，这段时间同时受邀两位国际著名力学家陈十一教授（北京大学工学院院长，“千人计划”国家特聘专家）和佘振苏教授（“千人计划”国家特聘专家）的邀请，在北京大学工学院作访问教授。刚刚结束公务的孙学长上身着一件深红色T恤，下身穿一条运动裤，脚蹬一双运动鞋，随性豪爽，热情洋溢，浑身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傍晚的未名湖畔，波光粼粼，垂柳摇曳生姿，婀娜浮动黄昏。遥望远处巍峨的博雅水塔，我们不免发一番思古之幽情，天马行空，从北大历史聊到未名湖景致，然后逐渐进入了我们访谈的主题。我们这次专门有备而来，来之前对孙博华广为人知的“显赫”简历做了一些解读，一个浓烈而急迫的期望越发充盈在我们心间，我们想抓住这次珍贵的访谈机会，重点围绕博士后这一特殊的研究阶段，向孙博华学长讨教些经验和智慧。孙学长时而追忆，时而深思，时而侃侃而谈时而热切展望，与我们一道分享关于清华博士后的昨天、今天与明天。
厚德载物，自强不息
孙博华学长的履历书写了他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高等教育每一个阶段的求学轨迹，并在博士后出站后成功融入国际高等教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依靠每一个稳健的脚步，坚实地走出了一条学术创新之路，在国际上本专业领域赢得了巨大的学术声誉。
回忆自己的学术成长历程时，孙博华说自己其实不是上帝的宠儿，并非一帆风顺。他曾参加三次高考，1977年考试失利，78年考试分数不高能录取的专业不理想只好放弃，79年最终选择了西安公路学院的工程力学专业。虽然是由于当时的招生政策所限，但最主要原因是他喜欢这个专业。他认为，学习应该是学专业，与其选择一个好学校，不如选择一个好专业，尤其是自己喜欢的、感兴趣的专业。正是基于这样一份源自心底的热爱，倾听来自内心的声音，他始终对本专业保持着经久不衰的执着与热情，也因此具有一如既往的恒心和斗志。在该专业领域他逐步顺利取得学士、硕士、博士学位，后随即进入清华大学从事两年博士后研究。在此期间，他有幸得到了合作导师张维先生的悉心指点，犹如找到了“翘起地球的支点”，学术研究渐入最佳状态，从此创造力如火山进发一发不可收拾。
孙博华博士后出站时，在生存与发展、物质和学术之间，他始终坚持学术探索，以极大地热情全身心投入到专业研究中，把专业学习与科学研究视为人生最重要也最有意义的追求。因此他继续远离喧嚣，毅然决然地敲开了国家学术界的大门。1991年他以研究员身份留学荷兰TU Delft，1992年以洪堡学者身份赴德国Bochum大学从事研究工作，1993年应邀到南非开普敦大学做研究工作。孙学长一再强调，回顾他的成长经历，正好应验了中国一句熟语：“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一个人的收获与投入是成正比的，每个人的聪明才智是有限的，只有恒久的兴趣驱动，才会排除一切困苦与诱惑，只有以顽强的毅力坚守，最后取得最后的成功。
集大成者，方成大器
作为清华大学乃至中国早期博士后，孙学长对20年前清华大学博士后生涯仍然记忆犹新，并称之为最宝贵的一段人生记忆。尤其印象深刻的有四点，至今仍让他受益匪浅。
一是要善于接受名师指导，利用好的学术平台。学术成长一定要拜名师，要背靠科学大山。他多次提到在清华大学从事博士后工作时的合作导师张维先生。他说，张维先生是有影响的工程教育家和应用力学家，其学术功底和工作阅历都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最明显的就是宽广的学术思维与较高的立足点。张维先生还长期担任清华大学的校领导，为他的学术成长提供了很高的平台和宽阔的视野。走入了清华大学博士后的平台，从此孙学长的学术舞台逐渐开放和远大：在世界顶级工科院校工作，有幸参加钱学森复杂巨系统研讨班，受周培源和钱伟长的教诲，二次拜访国际力学大学W．Koiter，因与美国的学术合作得到美国国务卿鲍威尔会见，受到江泽民主席、胡锦涛主席的会见与合影……。对于一名学者来说，能得到学术大师的亲自指导，能受到国内外国家领导人的亲自接见，这是何等的荣誉与认可。
孙学长平静地讲述着这一段段经历，眉宇之间难掩其兴奋之情。他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好的平台加上名师指导是学术进步的阶梯，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外因，但是最后的成就离不开内因的驱动，即做研究一定要有兴趣，认准目标，乐于坚守，视野开阔，只有经历很长时间的修炼，见多识广，才能产生高贵的学术思想。
二是要坚持自由探索，勇于反思质疑。孙学长认为，博士后不同于博士研究生教育的最明显的一点是培养目标不同，博士后流动站主要目标是将刚毕业或新近毕业的博士培养为该专业领域独当一面的学术新秀，利用流动站的资源和平台反思、探索、质疑、积累与创新。因此，博士后在结束了三至四年的博士生活后，首当其冲要做的是博览群书积累知识、反思质疑以往的研究、自由探索新问题，一直到开辟一个适合自己的新研究领域或方向，实现创新和自我超越。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要有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只有这样，才真正符合博士后人才培养的目标与宗旨，才真正促进学术新人的培养和补给。
自由是成就大师、培养富有创新精神和批评精神学者的基础。博士后期间要追求办公室的效率，避免办公室对人的束缚，研究中要达至一种Workfrom home的最高级状态。除了工科博士后的确需要去实验室，对于一些理论思考，必须有自由、独立的空间。博士后如果没有时间看书，绝不能产生独立的思想。合作老师和博士后之间是一种人格平等与学术合作的关系。因此，博士后需要有大量可自由支配的时间进行自由研究，实现学术上的积累和自我超越。孙学长认为，博士后应该在兼顾导师课题组工作的同时，将一部分比如50％的精力用于自我提高、整理，寻找新的方向上。他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类似于学术充电，以便实现学术的战略转移。即所谓的两手抓：一方面参与一些课题研究，另一方面为自己加油充电提高修炼。
三是积极取长补短，参与多学科、跨领域的交流。科学的口的不仅在于解释问题，最重要的还在于解决问题。因此，仅从某个专业的角度出发，对问题的解释和解决都是片面而无力的。孙学长谈到他博士后期间的学术交流，对多学科跨领域的融合交流“情有独钟”。他说在没有交流之前，彼此都是独立的学科、独立的个人，保持着学科人为划分所导致的隔阂。博士后之间进行交流之后往往会有意外的发现：学科之间存在着许多交叉点和相通之处。
孙学长特地讲了一个故事：他和同时期在站博士后宋永华（“全国优秀博士后”称号获得者，曾任英国布鲁乃尔大学副校长和西交利物浦大学执行校长，在专业领域成就斐然。2004年当选为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现为中共中央组织部人才局副局长。）是一墙之隔的邻居，宋永华的专业是电气工程，孙学长是工程力学，他们在学术交流过程中发现电力系统的模型本质上是动力系统，与力学非常很接近，交叉点很多。因此，两人与友人合作参与撰写了一本有关交叉学科方面的书。孙学长还提到，钱学森先生曾说，在一定意义上说“专家”是贬义词，因为他知道的知识可能很深奥，但是往往也很狭窄。
博士后应该有开拓新学科的气魄与能力，应该博览群书，大量阅读所有与自己专业相关的书籍，努力成为专业上的专家和科学上的博家。孙学长特意建议，要充分发挥清华大学博士后联谊会这一组织的力量，大力开展学术交流活动，择优编纂一组清华大学博士后学术丛书，每册设置一个专题，重点解决一个问题，从而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清华大学博士后学术智库。
四是要争做多面手，成眠全面发展的博士后。孙学长不仅在本专业学术研究方面取得显著成绩，还曾参与了许多社会活动：曾担任过中国青年力学协会理事长；组织全国性学术活动，如首届全国研究生西部开发研讨会、青年力学大会等学术活动……。现在看来，这些活动至今还非常具有前瞻性，具有学术前沿意义。
孙学长这样解释道，科学研究不是博士后生活的全部，所有取得成功的人士必定是素质全面的人才，是智商和情商和谐发展的人，是管理和专业并进的人才。一名优秀的博士后也应该是个多面手，博士后应该努力成为全能博士后，积极培养多才多艺的综合素质。
攻坚克难，为国争光
提到新中国的博士后制度，孙学长对李政道先生引进博士后制度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再也没有什么比制度改革与创新所产生的效益更大了。李政道先生引进博士后制度对中国高层次学术人才的培养、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在引进国外优秀人才回国发挥聪明才智方面发挥了中转站作用，这种贡献是历史性的。
清华大学有培养十四位“两弹一星”元勋的经验，有“真刀真枪做毕业设计”的光荣传统，有着跻身世界一流大学前列的雄心壮志，有着国内乃至世界上许多知名学科和多学科综合性研究型大学的实力，积蓄着5000多名（包括出站、在站博士后在内）博士后校友的优质资源。如何充分发挥清华大学博士后多学科、知识层面高、人数多的优势，提高国际和国内学术科研界的显视度，成为清华博士后培养工作亟待破解的难题。这一难题可以具体化解为若干小问题：“十二五”规划以来创新型国家建设进入攻坚阶段，博士后作为高级科学研究人才如何担负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重任？清华大学作为我国研究型大学的领头羊和博士后人才培养重要基地，如何发挥表率作用？博士后培养质量如何提高？博士后就业难问题如何解决？
孙学长举例谈到他在积极参与的一个为期十年国际大项目——TMT（Thirty Meter Telescope，三十米望远镜）。这是一个大型的国际化项目工程，有美国、日本、印度、中国等国参加，中国由中科院国家天文台主持，他希望广大博士后和年轻学者能够积极投身此类具有重大科学意义和工程显示度的项目中。从国家层面看，具有彰显我国科技可视度、参与国际事务履行国际义务、展现大国姿态的意义；从年轻科技人才培养的角度看，可为广大年轻科技英才提供走向学术前沿、探索新研究方向、独当一面的平台，并可利用团队的力量充分发挥综合性、多学科的优势，走出理论模拟状态，投入实践阵地，在参与大型工程不断解决现实问题过程中得到锻炼和提升，在项目的发展中不断提高充实和磨练，以使自身得以迅速成长和成熟。
学长指出，如何整合和发挥清华大学多学科和博士后人数多的优势，直接参与和承担国家重大工程项目，为国分忧，也是未来博士后工作的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并且相信，凝聚高质量的博士后智力资源，以最大功率运行，释放能量，必将为我国国家建设和世界文明作出不可估量的贡献。
四个小时的访谈很快接近尾声，我们思想的对话还将继续下去。“人贵在有想法，只怕想不到，没有做不到的。”孙学长总是强调这句话，他一直也这样做着。话语虽然朴实却蕴藏真知，是他几十年如一日的真实写照。热情率直、忧国优民的孙学长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凭其渊博的知识和敏锐的思想，为我们这些博士后师弟师妹们“传经送宝”，为清华博士后事业的发展献计献策，为中国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寻找良方。
“不畏浮云遮望眼”，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
背景资料：孙博华，1963年12月生于江苏，博士，1989年至1991年在清华大学力学系从事博士后研究，为工程力学系弹塑系与计算力学教研组的第一位博士后。2000年，年仅37岁的孙博华被聘为南非半岛理工学院终身教授，成为南非历史上最年轻的工程学教授之一；同时还担任多项国际学术刊物和丛书的编委和主编，如Journal of Mechanics and MEMS（《力学和微机电系统学报》）的主编，Advances in Engineering Mechanics（《工程力学进展》）丛书主编，Advances in Materials and Mechanics（《材料与力学进展》）丛书主编以及Journal of Nanomaterials（《纳米材料学报》）编委。因其在应用力学、智能结构和微机电陀螺芯片等研究领域取得的卓越成就，于2010年10月13日当选为南非科学院（Academy of Science of South Africa，ASSAf）院士，同年入选为南非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 of South Africa，RSSA）会员。从2002年开始，孙博华与国内有关单位进行学术交流与合作，并曾担任暨南大学国际学院的首任院长。孙博华现在还担任上海大学兼职教授、中国非洲问题研究会理事、广东省海外交流协会理事、广州国际科学技术交流协会理事长等职务。
本文曾发表于《中国博士后》2012年第5期P42-44，并被改写为“敢问路在何方？”，发表于《水木清华》2013年第3期P52-55。
从清华博士后到英国“皇家院士”的学术征程——访浙江大学常务副校长、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宋永华
曾明彬 薛二勇
用两年的时间来思考今后要从事的工作，或静下心来再做做科研探讨，这个对人生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在人的一生中，很少有这样的两年让你什么都不想，集中精力去考虑一些比较深层次的问题。
——宋永华
1997年1月，33岁的宋永华作为英国当时最年轻的工程学教授，任职于英国布鲁内尔大学电子与计算机系。因在市场化电力系统运行与控制领域取得的成就，2004年7月当选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成为首位登上英国工程学术界最高殿堂的留英学者；同时但任英国布鲁内尔大学副校长，分管硕士生和博士生教育，同时担任大学教学委员会主席和研究型研究生委员会主席，成为首位在英国大学里直接从事管理工作的华人副校长。2007年1月出任英国利物浦大学副校长和电气工程教授。2009年2月回国就职于清华大学电机系，4月被任命为校长助理、低碳能源实验室副主任。2009年9月至2012年11月任中央组织部人才工作局副局长兼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千人计划）专项办公室主任。2012年11月调任浙江大学党委常委、浙江大学常务副校长。
宋永华1984年在原成都科技大学获学士学位；1987—1989年在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分别获硕士、博士学位；1989—1991年在清华大学电气工程博士后流动站做博士后；1991—1993年先后在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皇家学会做访问学者和英国巴斯大学做博士后；1993—1994年任英国利物浦约翰·摩尔斯大学电机系讲师，1995—1996年任英国巴斯大学电机系讲师；2001年入选英国皇家艺术工商业制造业院Fellow，同时被教育部聘为“长江学者”、西安交大“特聘教授”和中科院海外评审专家；2002年3月因对电气学科研究的突出贡献被英国布鲁内尔大学授予科学博士；同年入选英国电气工程师学会Fellow，并被澳门特区政府聘为科技顾问。2007年当选为美国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学会会士。
宋永华博士的主要研究领域为电力经济和电力系统运行与控制。1994—2002年间，宋永华出版英文专著3部，在国际主要杂志和会议上发表论文300多篇，其中SCI收录80篇，EI收录200篇。应Springer Verlag出版社之邀出版了专著《Operation of Market-oriented Power Systems》，应荷兰Kluwer出版社之邀主编了《Modern Optimisation Techniques in Power Systems》，应英国IEE出版社之邀主编了《Flexible AC Transmission Systems Technology》。多次为国际上多个电力公司咨询，作为特邀专家参与或主持了世界银行在东欧和联合国开发署在中国的电力市场改革项目。宋永华博士创造性地提出了适应于灵活交流输电技术的电力系统分析、控制与保护的新方法，并成功地在英国国家电网中应用。他及其同仁的研究成果不仅为英国的电力市场化改革所重视和应用，也为随后北美、欧洲和亚洲的电力市场重组提供了重要参考。
提及在清华大学从事两年博士后研究工作对日后发展的影响，宋永华博士认为，在清华大学的两年，对他的学术生涯产生了重要影响，是受益匪浅的两年。清华大学有非常好的科研氛围，为博士后提供了非常好的科研条件，对科研思路的开阔和科研水平的提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这两年中，他参加了韩英铎院士领导的大型工程研究项目，和卢强院士等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交流。从这两位领衔院士身上，他懂得了要成为优秀的工程科学家，不仅要在学术上是佼佼者，在社会活动能力、演讲能力、组织能力方面也要出类拔萃。
博士后阶段的主要任务
说到博士后的主要任务，宋永华博士觉得，从事科学研究、创造新的知识是博士后的首要任务，而创新精神与求是开放则应该是博士后制度赖以存在的文化源泉，愈要创新，愈要精神，愈要求是，愈要开放。博士后制度为博士后创造了良好的科研机会与生活条件，为此博士后应该以探求真理为己任。科学是创造，而在创造第一线工作的博士后，应该也必须具备创新精神。
创新精神往往在宁静孤寂、自由开放、追求真理中得以养成。精神可以具体化为动机和热情，通过对话世界文明和拓宽国际视野，促使博士后深刻了解中华民族所处的关键历史阶段和自身的价值所在，催燃知识精英们的科研动机和热情，从而使其科研创新具有持续的主动性、积极性。
社会转型期，往往充斥着各种思潮，年轻人常常陷于浮躁，而浮躁和造假是创新的大敌，为此博士后们需要具备求是的素养。“求是”反映在心态上是踏实肯干、敢于追求又力避浮躁和急于求成，反映在对待求知上是科学、批判、求真、开放的精神。博士后研究工作，是结束研究生阶段之后、跨入正式工作之前，整理发展思路的非常好的过渡时期。博士后和高水平科研单位的合作研究，有利于学术交融，吸收多种学派、多种学术观点，对自己未来的研究工作非常有益。在日益加快的环境变化中，要充分利用好在站的时间，在人生方向的选择上有所思考，在学术水平上有所突破，为下一步的发展做好扎实的准备。相对而言，英国博士后追求的不见得是潮流的东西，可能还是很古老的题目，但一定是不同的东西，是理论上或技术上有可能创新的题目。为此，博士后应该踏踏实实地求创新，而不是追逐潮流、标新立异、急于求成。
如果将博士后与博士生作比较，就会更加容易理解博士生和博士后任务的差别。一般而言，博士生的主要任务是接受教育，在导师指导下开展研究工作，与导师的关系为指导与被指导关系；而博士后的主要任务是开展研究，与导师的关系为合作关系，导师的指导作用较弱。博士生所进行的科研一般依附于导师的科研问题，而博士后应该独立地选择研究问题，并独立地开展研究工作。所以，博士后阶段应该是为获得博士学位的专业人才提供研究锻炼的机会，从而使博士经过这个过渡阶段，逐渐成长为创新型人才。
创新是对已有知识的发展，创新型人才既要有深厚而扎实的基础知识，了解相邻学科及必要的横向学科知识，又要精通自己的专业并能掌握所从事学科专业的最新科学成就和发展趋势；具有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遵循事物的客观规律，以科学的态度进行创新实践。博士后要在组织、实施、领导科研工作中，以“创新意识”看待、分析和解决问题；结合所掌握的知识，在学习、科研或者工作中，发挥“创新精神”；逐步学会并养成“创新思维”的习惯，真正的“创新能力”才能体现出来，才会做出创新成果。
我国的博士后制度
提及中国的博士后制度，宋永华博士认为，中国的博士后制度自实行以来，发挥了许多重要的作用。第一个重要作用是在当时人才尚不能自由流动的历史条件下，促进了人才的流动；而且博士后的家属可以随博士后调动户口、工作等，让博士后名副其实地流动了起来。由于在博士阶段，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是要拿学位。但当博士学位成为目标后，就和科研为了要拿奖一样，对研究工作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当初建立博士后的初衷是很好的，就是为博士提供一个难得的反思机会，提供一个自由发挥的实践机会，来好好研究和总结一下自己所学到的知识和本领。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博士后制度有利于高层次人才在城市间、区域间流动，促进科研水平的提高；从人才培养的角度来看，人才的流动，有利于科研学术的交流、科研理念的融通和科研思路的开阔，促进了科研的发展；从博士后的角度来看，跨校博士后研究工作的开展，尤其是与高水平的导师合作，有利于研究思路的深入和对学术前沿动态的把握。
但是，宋永华博士认为有必要澄清博士后地位或者身份，即博士后是一种工作经历，而不是一种学历或学位；是研究人员，而不是学生。一些单位和个人把博士后研究工作看成一种高于博士的学位和学历，认为获得博士学位后再继续“攻读”博士后，甚至还有一些人把博士后当成解决户口、重新就业或子女上学的捷径等等。这实际上是一种误区，会损害博士后制度本身所创造的政策秩序。李政道先生认为，博士生是在硕士的基础上，除了上课以外，从导师那里得到研究题目，可是导师并不知道答案，让研究生自己去按导师指导的方向，求知一个新的结果，如果导师与同行专家评议认定研究生的结果是对的，研究生就可以毕业，从而获得博士学位。但是，真正做研究，必须让学生学习和锻炼如何自己找方向、找方法、找结果，这个锻炼的阶段就是博士后。博士后与博士生不同，博士生一般只是按照导师选定的博士论文课题进行研究，而博士后可以参与或承担重大科研项目的研究，同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专长和爱好自行选择研究课题。这充分说明作为一种研究经历的博士后与作为一种教育经历的博士生在本质内涵方面存在差异，两者制度设计口的不同。
我国的博士后制度既借鉴了国外博士后制度的经验和许多基本做法，又具有浓郁的中国特色。一方面，政府予以高度重视，由行政力量加以推动实施，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政策体系，使得博士后制度很快确立；另一方面，充分调动和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选拔优秀博士从事博士后研究，着眼于培养高水平的创新型人才，为取得博士学位的专业人才提供就业前的良好过渡。
国外的博士后制度
说到国外的博士后制度，宋永华博士介绍，英国博士后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由皇家科协等学术团体支持的，为博士后提供3-5年的研究经费，没有特别的研究目的，主要是博士后根据自己的研究兴趣，自由发挥，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其结果可能会出一些非常大的成果。另一种是，博士阶段所做的工作毕竟是阶段性的和理论性的，到了博士后阶段，为其提供相关项目（例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项目等）作为过渡，使博士能熟悉和了解项目的研究和管理，充分思索今后自己到底要从事什么工作。英国存在一些从事自由探索研究工作的博士后，但数量很少。他们已经对自己今后所从事的研究工作做出了较好的规划，并愿意为之付出努力；能够充分利用博士后的研究时间，做出比较优秀的科研成果。当然，自由探索的博士后的筛选相当严格，并非每个拥有博士学位的专业人才都能做自由发挥、自由探索的研究。
国内最早的博士后研究工作与第一类比较接近，为取得博士学位的学者们提供两年时间及较好的待遇等，然后由其自由地从事研究工作。这确实为博士们提供了非常难得的机会，两年里，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社会需求、经济发展等从事有关研究。如果大学和其他科研机构是探究新知的重要场所，那么博士后流动站或者工作站则应该是探究新知的最好场所。博士后流动站或工作站基本建在大学，其主要原因在于大学中存在很多从事学科发展和进行科学探索的运作团体，其在整个社会系统中处于最好的地位，有利于训练富有好奇心的、有才智的人才，并产生科研成果。为此，博士后们应该在这样有利的研究场所，把握好时间争取做出较大科研成果。
正常情况应该是，第二类的博士后占多数，第一类的占少数。第二类的博士后是要做一些科研课题，因为博士阶段还不算真正意义上地独立从事科研课题。而博士后则要独立完成科研项目，需要从开题、阶段检查、结题等对整个课题的实施过程负责。在此过程中，博士后才能真正地受到科研训练，逐步养成创新能力。立足现代社会，无论其政治、经济或宗教制度是什么类型，都需要建立某种机构传递深奥的知识，分析、批判现存的知识，探索新的学问领域，但是并非每个人都适合科研训练而进行知识创新。但凡能胜任科研工作的人必然经过严格的科研训练，否则，社会所赖以取得的新的发现或明智判断的“涓涓的智慧溪流”将会干涸。取得博士学位的专业人才通过博士后制度，在独立从事科研项目的过程中，一方面可以逐步培养自身的创新能力，另一方面可以有机会充分判断自己是否适合严格的科研训练，从而探究新的领域，创造新的知识。
实际上，英国并没有明确的博士后制度，博士后属于大学或科研机构的全职研究人员（Research Fellow），而且大学或科研机构绝大部分具有博士学位的研究人员就是我们所认为的博士后。博士后经费来源和科研课题挂钩，第一，高校向大的科学团体（如皇家科协）争取经费名额，从事前沿性研究，这在博士后中占的比例较少。第二，高校向EPSRC（EPSRC是一个类似中国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政府机构，负责把握世界科技发展的前沿，通过经费名额的调配促使大学或者科研机构开展前沿研究）申请项目，而且事实上EPSRC大部分经费都是提供给博士后的。博士后经费的运作特点是：强调课题的方向性，不论是基础研究还是工业性的课题，必须为前沿项目；高校或者科研机构通过竞争才能拿到经费名额，从而保证课题的前沿性；鼓励高校与工业界加强协作，保证课题的实际应用效果。由于全职研究人员直接与科研经费挂钩，大学或者科研机构研究水平高，就会招揽更多的研究人员，反之则少。某种程度上，大学或者科研机构全职博士后人员的数量代表了其研究水平的高低。
总体上，英国的博士后作为大学或者科研机构的全职研究人员，必须具有独立科研能力，能够自主地完成科研项目，是所在机构产出科研成果的主力军之一。而且，英国很多大学或者科研机构面向全世界招聘科研人员（博士后），吸引国内外具有科学创新的国际视野与开放意识的优秀专业人才。
博士后制度的发展
至于博士后制度发展的未来方向，宋永华博士提到，博士后应该与学校的科研项口紧密结合。相对于国外博士后招收和管理的非制度化、随意化，我国的博士后制度具有很大的优势，其在国家人事部的统一规划和关怀下，受到各个高校和科研机构的重视，与博士后相关的政策日趋制度化和规范化。
在此基础上，如果能够把博士后制度同国家科研基金项目、国家高层次人才培养计划以及师资力量的培养结合起来，那将更有利于博士后制度的建设和高层次人才的培养。
博士后科学研究应该实行全职制。科学研究全职制从博士后开始，国家科研项目（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等）设置博士后费用，博士后的工资从项目中支出，促使博士后更加专心地从事科学研究。博士后应该在真正地从事科研项目中学习、发展，也就是“做中学”；相比较而言，博士生则是在学习中进行有关的科学、研究，也就是“学中做”。博士后与合作导师组成“人才共同体”，引导博士后实现“兴趣、能力、责任”的三结合；合作导师通过高水平的研究和高水平的社会服务、通过出成果证明自己有资格培养高水平人才，同时自己也不断成长为更高水平的人才。博士后与合作导师在共同成长的过程中实现研讨相长、服务相长，出人才与出成果的有机结合。
博士后应该形成人才流动机制。人才的流动可以优选人才，英国的大学或者科研机构非常重视培养人才，但人才总是在流动的，一定要找一个能够让其发挥才能的地方。不过，英国的大学或者科研机构并不因为流动而不重视创造良好的让人才发挥才能的环境，相反，正是人才流动的机制，促使各大学或科研机构更努力地改善环境，以吸引人才。一般而言，人才会从一般大学向科研环境较好的大学或者科研机构流动，正是因为有了人才的流动，才能使其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
博士后培养应该与职业发展相结合。大学或者科研机构服务社会有两条基本途径：出人才和出成果。成果由研究与开发系统、国家创新系统等来解决服务社会、解决科研成果转化与社会化的问题；但是，“出人才”及“人才社会化”问题却远没有发展出同样有效的一整套方法。博士后通过服务社会、献身社会实现自身的价值，高校或者科研机构通过培养这样的人才最终实现“社会服务”。为了更好地培养博士后，不仅要有新的理念，更要有与之配套的一系列措施。专业与职业的关系包括知识的专与博、知识的传授与应用、继承与创新、科技与人文、才能与品德等问题。只有把学术创新和社会服务有机地结合起来，学术才能持续发展，博士后才能真正做出成果。
博士后制度的开放是多层次的，既要有国内的开放，高校与高校、高校与企业、高校与科研院所的交流与合作；同时也需要国际化的视野，与国外高校、企业、科研院所的交流与合作。通过开放，博士后们可以知己知彼，在此基础上，找准发展的路子，不至于落后，并争取早日走在时代的前列。
高水平的创新型人才必然是国际化的人才，同时也是本土化的人才，为社会服务首先要体现在为学校所在地服务，没有成功的本土化就不会有真正的国际化。因此，在开放的过程中，应该协调好博士后的国际化与本土化关系。
最后，宋永华博士衷心寄语广大博士后。在日益加快的环境变化中，要充分利用好在站的时间，在人生方向的选择上有所思考，在学术水平上有所突破，为未来发展做好扎实的准备。尽自己所能，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做出贡献。
背景资料：宋永华，四川巴中人。1989—1991年在清华大学做博士后，1991年留学英国。1997年，他作为英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工程学教授就职于布鲁内尔大学电气与计算机工程系。2004年7月当选为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成为了第一位荣获此殊荣的留英华人。他在能源、信息和控制工程等领域享有国际声誉，先后担任布鲁内尔大学副校长、利物浦大学副校长、西交利物浦大学执行校长。2009年2月任清华大学电机系教授，4月任校长助理、低碳能源实验室副主任。国家“千人计划”首批入选者之一。2009年回国，任清华大学校长助理，后调任中组部人才工作局副局长兼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千人计划）专项办公室主任。2012年11月任浙江大学党委常委、浙江大学常务副校长。
本文收录于《流光溢彩—清华大学博士后风采录》，2015年清华出版社出版。
用努力和积累追求卓越——访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校长杨祖佑
曾明彬 傅利
大学创新的关键是耐心而长时间地从事基础研究。这几乎是个很容易被忽视的问题。
“一所大学要想成为世界一流大学，重点是做好两件事：一是吸引和培养世界一流的高水平创新型人才，二是创造好的环境留住他。”日前，在由中国科学院大学科技管理学院与中国科学院大学本科部联合主办的“创新与战略论坛”报告会上，美国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华裔校长杨祖佑和现场的听众分享了他多年积累的“秘籍”，其精彩的演讲和互动也博得了阵阵掌声。
这位传奇校长，因其在任校长的20年时间里，为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培养和造就了6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而成为名副其实的“伯乐校长”。2014年10月，日裔美籍电子工程学家、该校工程学院材料系教授中村修二发表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感言时，还特别感谢这位“伯乐”。
“我们需要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和长期积累来追求卓越。做每一件事、聘请每一个人，都要有这种追求卓越的意识。”作为一名师长，他将自己的心得毫无保留地告诉大家。
科研环境才是吸引人才的法宝
“当我们到日本后，发现中村修二在地下室做实验，其职位还只是一个技术员。那时我就知道，这是我们的机会。”
有人把中村修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故事贴上“一个屌丝的逆袭”的标签。在这个故事中，与杨祖佑的相识无疑是中村修二命运的拐点。
“当我们到日本后，发现中村修二在地下室做实验，其职位还只是一个技术员。那时我就知道，这是我们的机会。”杨祖佑说。
当年，中村修二在研制成功蓝光LED技术之后，他所供职的日亚化学剥夺了他对这种技术的专利权。因为按照当时日本公司的传统，员工必须为公司牺牲一切。换言之，中村修二的发明创造所有权全都归属于日亚化学，与他本人无关，而日亚化学当时仅奖励了中村修二2万日元。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为了邀请中村修二，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专门为他配置了研究团队，并让研究人员到日本工作一年，以更好地学习日语，为中村修二营造一种日本文化环境，从而让他能愉快地待在大学里。
成功邀请中村修二加盟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还只是这位“伯乐”的一段小故事。“当我听说有一位教授研究做得很好，学校的老师们请他没有成功的时候，我就立刻坐上飞机跑到他的学校去。有时候一次不行，就要‘三顾茅庐’。”为了聘请最一流的教授，杨祖佑经常亲自出马。
中国有句古话：“打江山易守江山难。”在杨祖佑眼里，比吸引人才更难的是留住人才。杨祖佑表示，如果一个好的人才想要离开，起码要满足三个条件：一是要证明想走的人是否真有人要挖他，一定要有书面的材料来佐证；二是征询其所在团队以及周边同事是否也希望留住他；三是搞清楚想走的真正原因，如果是因为学校的环境不好，就要想办法改善。
“算上毕业生，我们已有7人获诺奖”
“好的研究型教授其实是非常乐意跟学生分享他的研究成果的。”
当杨祖佑1994年出任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校长时，他吃惊地发现，新生的申请人数只有1.7万人。“这个数字太低了，十分令人担心。因为衡量新生质量的指标之一是学生的申请人数。”
申请人数越低，大学选择的范围就越小。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杨祖佑着手组建了各种委员会、讨论会和行动小组。因为已被录取的学生最后不一定会选择这所大学，所以“每年3月，我们就会从已录取的新生中，选出最优秀的前20％。然后，我带着太太和学校的教授、学生志愿者团队，拜访学生们的家庭和所在的城市，向他们介绍学校的情况，并且听取他们的要求和疑问”。
杨祖佑说：“通常情况下，父母和学生有不同的关心和要求。比如父母担心学校是否有24小时的保安、24小时开放的图书馆，学生们则会问学校的海滩怎么样、周末生活如何安排等，我们一一回答。如果有些问题是学生或家长们担心而学校没有考虑到的，回到学校后我们就会着手解决。”
经过20年的努力，截至2014年，该校新生的申请人数已经超过7万人。
在录取人数基本不变的情况下，这让学校有了更多选择最优秀学生的机会。
在回答《中国科学报》关于如何看待教授们在教学和研究上的时间分配时，杨祖佑坦承，他更倾向于教授本身的选择。
“有的人喜欢研究，但有的人则更喜欢教学。”但杨祖佑也认为，在其所在的学校，教研相长是一个很普遍的共识。“好的研究型教授其实是非常乐意跟学生分享他们的研究成果的。”有了这些一流的教授和优秀的生源，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的教学成果也就相当显著了。
“算上我们毕业生里获得诺贝尔奖的，我们学校其实已经出了七位诺贝尔奖得主了。”杨祖佑笑着说。
基础和应用研究是“双翼”
“学校所要做的事情就是为教授提供尽可能好的环境。不少教授都不需要我们教他去怎么做，往往都是他来教我们怎么做。”
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是大学的三大功能。在被问到优秀的大学如何实现自己的社会服务功能时，杨祖佑强调，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是“双翼”。
杨祖佑一直坚持一个观点：大学创新的关键是耐心而长时间地从事基础研究。这几乎是个很容易被忽视的问题。提及创新，会让人很快与成果转化、应用研究等联系在一起。可在杨祖佑看来，通过基础研究可以找到突破瓶颈的技术，有了这种技术就可以改善人类的生活，创造财富，进而有效地服务于社会。而且，他认为，基础研究还可以训练出优秀人才，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引擎。
在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教授们知识产权的转移转化是被鼓励的。
学校同样配备专业的法律团队及其他服务团队为教授们提供支持，并完成一些辅助性的工作。杨祖佑表示：“学校所要做的事情就是为教授提供尽可能好的环境。不少教授都不需要我们教他去怎么做，往往都是他来教我们怎么做。”
本文曾发表于《中国科学报》（2015-01-22第7版视角），并被改写发表于《创新人才教育》2015年第3期，P42-44。
从博士后起步发展的大学校长——记南开大学校长龚克
曾明彬
博士、教授、中科协常委、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副主席、联合国秘书长科学咨询委员会成员——这些都是南开大学校长龚克的头衔。始终面带微笑、温文尔雅、说话条理清晰，是龚克留给公众的印象；言谈举止之间，尽显智者风范。今年59岁的他，从北京理工大学电子工程系毕业后，由教育部派遣出国留学，在奥地利格拉茨技术大学获技术科学博士学位。1987年到清华大学工作，历任清华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电子工程系主任、微波与数字通信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宇航技术研究中心主任、清华信息科学技术国家实验室主任、清华大学副校长、天津大学校长等职，现任南开大学校长。
1970年，年仅15岁的龚克初中毕业后来到北京798厂当上一名车工。7年青春时光如白驹过隙般悄然逝去，但那份内心深处对知识的渴求、对上大学的向往在龚克心中一刻也没有停止。1977年，当恢复高考的消息终于传来时，龚克内心那份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述。经过努力，龚克如愿以偿考上了北京工业学院（现名北京理工大学）电磁场理论与微波技术专业。1981年，龚克参加完研究生考试准备继续在国内完成研究生学习时，学校领导突然找到他，提出希望选派品学兼优的他能出国进修深造。之后，他作为国家公派研究生赴奥地利格拉茨技术大学通信与电波传播研究所学习，师从空间物理和电子通讯学家W．Riedler教授，参加COST205等项目研究，于1986年11月以优异的成绩拿到博士学位后，抱负“回国做点实际事情”的理想，与妻子一道如期回国。
选择“博士后”
学成归国时，龚克来到主管回国留学生管理工作的国家科技干部局“报到”。当时面临的选择有：到国家科委做驻欧科技外事干部，到成立不久的国家卫星通信公司去工作，到专业科研机构（如中国科学院的电子所或者大气所、电子工业部的22所等）工作，以及到大学当老师。龚克先后到一些研究所和大学接触了几次，感觉与所学专业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对口”单位，正为之犯困时，国家科技干部局的领导徐简同志建议他考虑先做“博士后”，熟悉国内科研环境、建立工作关系并取得工作经验后，再做进一步选择，甚至可以做第二期博士后。
“博士后”！中国也有博士后制度吗？这个消息让龚克为之兴奋。1986年，在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先生的建议，在邓小平同志的决策下，中国博士后制度刚得以建立，博士后在中国社会上可是一个新鲜词。鉴于当时人事制度“流不动”的弊端，博士后制度的性”深深的吸引了龚克。不顾亲戚朋友的劝阻，龚克放弃了找个单位“固定”下来的思想，本能地在心中选择了做“博士后。龚克说，他是选择了“再次选择权”。
体验“博士后”
1987年暑假后，龚克来到清华大学电子学与通信博士后流动站，与微波教研组的冯正和、王家璋、徐秉坤老师合作从事毫米波器件与系统的研究开发。两年半“在站”工作，龚克和研究团队合作良好、科研成绩突出。“出站”后，龚克选择留在清华干下去，于1990年伊始成为清华“正式”教师，工作证号90018。
作为清华大学乃至中国的早期博士后，龚克对20几年前清华大学两年半的博士后生涯仍然记忆犹新，并称之为最宝贵的一段人生记忆。尤其印象深刻的有四点，至今仍让他受益匪浅。
一是“半个学生”的身份有利于从新做起。在龚克看来，做科研就如“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需要一股“静气”，需要沉淀，需要打牢基础。做毫米波器件尤其是有源器件，对于龚克是完全陌生的。当时，他将刚毕业的1982级学生的本科毕业论文作为参考文献读，感觉自己还不如五年级本科生明白。一切必须从头学起，博士后好像是个新的学习阶段，没有什么职称头衔的“包袱”，没有什么难以放下的架子。龚克从压控振荡器、锁相环、六端口到毫米波视频传输系统，一点点从头学起，与同事们同学们在一起真诚合作，大家也并不笑话这个“洋博士”的无知。这个特殊而难忘的阶段，龚克增长了适应新环境、适应新任务、开拓新局面的能力。
二是“半个教师”的身份有利于向“教师”过渡。“主动是创新人才必备的特征，也是成长的引擎。教育不是要灌满一桶水，而是要点燃一把火，”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在做博士后期间，龚克除了完成研究课题外，还作为“教师”积极参加教研组的工作。教研组安排他指导毕业设计、协助指导研究生、承担课程和辅导实验，使之获益大增，后来还做了教研组的支部书记。
三是“特殊教师”的身份有利于安心工作。作为中国博士后，作为“特殊”的系列有相对优厚的生活待遇（当时包括住房补贴每月有250元的收人，相当于组里教授的水平）和单独安排的住房或补贴，使龚克可以少有生活之虞，静下心来更好地投入工作之中。特殊的身份，也使龚克不必参与“正常”的分房、调资、评职等容易与其他教师发生利益冲突。同时，他还通过流动站申请了专门的研究资助经费，免除了出差、开会、发表论文方面经费的困扰，有着某种“独立性”。
四是“博士后”阶段是个新环境相适应的磨合阶段。博士后期间是个与新的任务相适应和过渡的阶段，也是职业生涯中必不可少的阶段，除了向合作导师好好学习外，还可学会自己独立地思考一些问题，能够独立地组建和带好团队、独立选题进行相关研究。
回看“博士后”
转瞬20几年了，龚克从清华博士后到清华的副校长，再到天津大学校长、南开大学校长等多个岗位。有了更多的经历之后，回看“博士后”，龚克更加觉得博士后是个好制度，而且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好制度。一是“必须流动”，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国内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表明，仅以“近亲繁殖”之侠义师生相传的“梯队”是不可能攀登科技高峰的；二是“特殊资助”，年轻人刚进入研究生涯，难的是起步经费，博士后制度强制性规定要保证基本的资助费用，虽然不多，却也管用。至于住房方面的“优待”，更是雪中送炭。这两条，可以说是既“切中时弊”，又发挥了中国的制度优越性。
作为大学的领导者，从学校发展的角度回看“博士后”，又有不同的“观感”。在2002年清华大学建校91周年校庆大会上，时任清华大学副校长的龚克代表清华大学王大中校长发言，他说道：“博士后对清华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对清华从不同学校吸收养分和新鲜空气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绝不仅是多一些人来清华做科研的问题，而是将不同的研究风格、不同的学术见解带进清华的过程。从这一点讲，博士后制度对清华和对中国高等教育这样一个长期比较封闭，甚至近亲繁殖的体系的突破和发展是一件有着重大意义的事情”。
展望“博士后”
在龚克看来，“博士后”的确是中国人事制度改革的创举，是将国际经验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成功的改革实践。博士后事业的发展及其表现出来的强大生命力，李政道先生的倡导和邓小平同志决策的正确性，都在于用改革创新的精神冲破原有的体制以适应人才发展和社会的需要。
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在中国人事制度以及教育、科研单位的人事体制和用人机制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的新形势下，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军中，龚克认为，现行的博士后制度需要改一改了。他说，今年在全国人大会议上，他与许多人大代表一起，提出了改革博士后制度的议案，基本的意思就是要改变现行的政府主导的博士后“计划”体制，转向更好发挥市场在人力资源配置上的决定性作用。龚克说，中国博士后制度应该深化改革，放弃由政府确定计划、选设单位（流动站）、分配指标、规定年限、专拨经费的做法，把这些权力交给人力资源市场，放手让用人单位根据需要和可能决定是否招聘博士后以及招多少，放手让博士后和用人单位以合同形式确定年限、待遇、任务等等。他认为，当年博士后制度的成功在于突破当时僵化的计划经济下的人事制度，现在进一步“改革博士后制度，此其时也”！
背景资料：龚克，1955年6月生。1982年1月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电子工程系，后由教育部派遣出国留学，1986年底在奥地利格拉茨技术大学获技术科学博士学位。1987年回国进入清华大学“电子系与通信”博士后流动站工作。出站后，在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工作，历任清华大学讲师、副教授、教授，电子工程系副主任、主任。微波与数字通信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主任，清华信息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主任（兼），清华大学副校长。2001年获选俄罗斯宇航科学院外籍院士，2011年获选英国化学工程师学会荣誉会士。2006年7月，任天津大学校长。2011年1月，任南开大学校长。
龚克教授现在还担任联合国秘书长“科学咨询委员会”（SAB）成员，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WFEO）副主席以及WFEO信息与通信委员会主席，中国科协常委，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电子学会和中国通信学会常务理事，工信部通信科技委常委，863-7领域专家委员会委员，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共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龚克教授长期从事电波与无线通信技术的教学与研究开发工作。曾参与和主持数字无绳通信系统，无线接入设备与技术，微波点对多点农村通讯系统，蜂窝通讯及室内通信的无线信通特性，小型多天线技术，微纳星技术试验卫星和中国数字电视无线传输标准等项目的研发，获得过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和北京市科技进步一等奖等。
本文收录于《流光溢彩—清华大学博士后风采录》，2015年清华出版社出版。
科研育人不懈怠 执着热情创辉煌——访太原理工大学校长张文栋
曾明彬
一走进太原理工大学校长、精仪系98届博后张文栋校友的办公室，记者立刻感受到一种朴实无华的简洁美。交谈过程中，这位年轻的校长始终面带笑容，丝毫没有领导的架子，言谈举止之间，尽显智者风范。
张文栋自幼聪慧好学，品性端良，16岁即考取了华北工学院。大学毕业后他留校任教，其间先后获得华北工学院硕士学位、北京理工大学博士学位，1998年于清华大学仪器科学与技术博士后流动站出站。在学术研究领域屡有建树的同时，他也从系主任、副院长成长为山西高校最年轻的行政主管。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这在外人看来光辉的人生轨迹，是张文栋长期不懈、努力奋斗的结果。
躬耕科研硕果丰盈
张文栋长期从事测试技术与微米纳米技术领域的研究与教学工作。多年来，在测试技术研究领域，他先后提出了存储测试系统宏观设计原理、信息传输模型、测试通道设计和信息存储有效性准则，以及瞬态信号实时信息压缩存储方法，从而攻克了弹载装置微体积、微噪声、微功耗技术以及复合防护、多级缓冲、强化封装的抗高过载硬回收技术，实现了高温（30000C）、高压（1000MPa）、强冲击振动（20万g）和紧凑条件下动态参数的实时实况存储测试。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张文栋与导师祖静教授共同研制的“电子测压蛋”，实现了火炮膛压测试从使用了100年的铜柱（铜球）测压法向电子测量法的过渡，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实现了山西省高校国家技术发明奖零的突破；基于他提出的存储测试理论所研制的系列导弹黑匣子，解决了导弹“黑障区”无法使用无线遥测方法进行动态数据测试的重大技术难题，结束了弹载磁带记录设备应用的历史，并成功应用于字宙飞船逃逸、运载火箭星箭分离、战略导弹再入、潜射导弹出水等武器型号的研制中；他的博士论文《存储测试系统设计理论与实践》被评为2000年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
作为国防973项目的技术首席，张文栋还主持开展了纳机电器件基础研究，提出并验证了介观压阻效应，研制出的“纳机电仿生矢量水声传感器”拥有全部自主知识产权，为解决我国水下武器远距离、矢量探测难题提供了新的技术手段，已在多种水下兵器测量中得到成功应用，2010年该项成果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根据载人航天、精确打击等国家重大工程和国防重点武器型号的迫切需求，研究设计了微型惯性、压力、温度等弹载传感器及集成测量系统，解决了弹载多参数测量方法、复合微机电传感器设计与制造、动态数据实时压缩与处理等一系列技术关键，为我国国防尖端武器的研制和常规武器智能化改造提供了关键技术和数据，2004年“新型三轴加速度惯性传感器与实时数据压缩储存动态测试系统”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他为第一发明人。
自1982年大学毕业以来，张文栋先后主持完成了国防973、国家863、国家杰出青年基金等40余项科研项目。先后获得国家发明二等奖3项，国家发明三等奖1项，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1项，省部级科技进步一、二等奖9项，研究成果应用于国家重大和重点武器型号，为“神舟”载人宇宙飞船逃逸和“嫦娥”星箭分离等研制了关键测试设备，直接经济效益和增收节支总额达15.26亿元。发表学术论文229篇，出版专著4部，获得发明专利18项。
面对鲜花与掌声、荣誉与褒奖，张文栋表现出了惯有的淡定与朴实。他这样勉励团队：科学研究永无止境，唯有孜孜不倦地在登顶高峰的道路上奋进、求索，才有希望体验“一览众山小”的喜悦。
以人为本培育英才
作为校长，张文栋承担着繁重的行政管理工作；作为国家973重大项目的首席科学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博士生导师，他又承担了大量的专业课程教学任务。但无论是育人、治校还是做学问，他都恪守“以人为本”的准则。
张文栋是这样理解高校层面“以人为本”的：一是以人才为本，培养和造就一支高水平、高素质、相对稳定的人才队伍，即教师和大师，这是学校的发展之源、大学灵魂的精髓；二是以学生为本，得天下英才而育之，育一代新人以报国，使每一位学生既“成人”又“成才”，做到理想人格塑造与智力能力培养的统一，这是高等学校办学之根本，大学精神的源泉。
履新太原理工大学校长一职后的第二天，张文栋便深入全校各基层学院调研。在掌握了大量的一手资料后，他提出较大幅度提高教职工待遇的政策，以此吸引和稳定人才。此后不久，一个涵盖岗位设置、岗位津贴、岗位管理、岗位聘任及考核等多方面内容的人事分配制度改革方案初步形成，在全校引起了积极反响，激发了教职员工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
面对来自祖国各地的芊芊学子，张文栋一再强调，学生不仅是教育和管理的对象，更是学校必须全心全意服务的对象，教师要增强对学生，特别是来自农村贫困家庭孩子的热爱和关心。他曾满怀深情地说：“在求学艰难的人生历程中，学校和老师给学生的点滴关怀，都可能换来他们对社会、对母校的真诚回报。”
他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在与学生代表的座谈会上，张文栋认真听取每一位学生代表的发言，与同学们探讨如何有效地解决问题。座谈结束后，他还向大家公布了自己的手机号码，欢迎同学们随时来电反映情况。
出生在豫东平原普通农民家庭的张文栋，对生活的艰辛和父辈的不易有着深切的体察。所以，他对自己所在大学求学的贫困学子更是格外关心。
2010年以来，学校勤工助学固定岗位从600多个增至1800个，每年有4000多名贫困家庭学生因此获益；勤工助学资金额度大幅提高，从以往的100万增加至500万，数额居全省高校之首。他说：“不要让贫困压垮孩子们稚嫩的脊梁，知识能改变命运。”
身兼数职 永不懈怠
张文栋身兼数职，重任在肩，但他从未有过丝毫懈怠。在他的办公室里，来访者络绎不绝：既有汇报工作的学校中层干部，也有反映情况的师生员工，甚至还有没什么具体事情就想跟校长坐一坐、聊一聊的老干部。无论是谁，无论什么事情，他都热情接待、认真记录、耐心解答。下班后，他常常还要赶到实验室，攻克难关，破解难题。如此算来，每天工作的时间都在14个小时以上。由于事务繁多，一天之内，往返几个城市、参加若干个学术会议、再返回学校处理几件棘手的工作，更是常有的事情。
天道酬勤，辛勤的汗水换来了师生的赞誉、组织的褒奖。多年来，他先后被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山西省高等学校中青年拔尖创新人才”等荣誉称号，荣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第5届中国青年科技奖”，入选“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所带领的团队被评为山西省高等学校优秀创新团队。
谈及在清华园工作学习的日子，张文栋教授难抑心中的感激和眷恋，他说唯有怀着对科研、教育事业的无悔追求和共产党员的赤胆忠诚，积极进取、不懈探究、执着钻研，不断成就新的辉煌，才无愧于清华园这座百年学堂的培养。
背景资料：张文栋，1962年生，河南太康人，清华大学精仪系博士后。现任太原理工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兼任山西省政协常委、总装备部科技委兼职委员、山西省科协副主席、山西省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山西省青联第九届委员会副主席、国家安全重大基础研究（国防973）项目技术首席、中国兵工学会副理事长、总装备部微米纳米专家组副组长、中国微米纳米学会和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常务理事、国防科技大学光子/声子晶体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美国IEEE学会高级会员等职。
曾发表于《水木清华》2011年第6期P38-40，并被《中国博士后》2013年第6月期转载。
将“纳米王子”推向市场——访中国科学院分子纳米结构与纳米技术重点实验室副主任王春儒
曾明彬 童岱
中国科学院化学所研究员王春儒和他的团队一直致力于富勒烯的应用基础研究，并力图在成果转化方面做一些工作。可以说，王春儒一边作科学研究，一边自己生产原料，同时还做着产业化的工作。
当笔者走进王春儒的办公室时，他正在端详桌上的一排富勒烯分子结构模型。深秋的阳光透过不薄的眼镜片，跳跃在他深蓝色的西装上，一股儒雅的学者气质伴随着他自然的笑脸让人感觉特别憨厚。
作为中国科学院化学所研究员，王春儒同时还是中科院分子纳米结构与纳米技术重点实验室（以下简称实验室）的副主任。他和他的团队一直致力于富勒烯的应用基础研究，并力图在成果转化方面做一些工作。
凭什么被称作“纳米王子”
“现在许多爱美人士使用的化妆品中，就有富勒烯的功劳。”王春儒拿起手边的一个化妆水包装盒对记者说，这个日本品牌的产品就是使用了富勒烯作为原料之一，因为它的作用非常明确，就是能起到延缓衰老的作用。
要知道，自由基是引起细胞凋亡的罪魁祸首，而富勒烯能够高效淬灭自由基，因此减缓细胞凋亡速度，达到抗衰老的作用。相比通常所宣称具有抗衰老作用的维生素而言，富勒烯淬灭自由基的效率提高了上百倍。
富勒烯是碳的同素异形体，它是由五元环和六元环构成的一系列封闭笼状结构，统称为富勒烯。由于富勒烯完美的对称结构、在纳米尺度范围内特殊的稳定性，以及奇异的电子结构，使其成为在许多高新技术领域应用潜力巨大、不可替代的材料，被业界称为“纳米王子”。
1985年，英国化学家哈罗德·沃特尔·克罗托和美国科学家理查德·埃里特·史沫莱使用大功率激光束轰击在真空中腔中的石墨使其气化，同时采用氦气产生超声波，使被气化的碳原子通过一个小喷嘴进入真空膨胀，并迅速冷却形成新的碳原子簇，从而得到了C60。
这便是富勒烯第一次被制造出来，其他科学家们随后制备出的C70、C84等也都是富勒烯家族的成员，其中以C60的物理化学性质最为稳定。
其生物安全性又如何呢？王春儒谈到，去年法国的一个科研小组将富勒烯混合在橄榄油中喂食小鼠，小鼠服用7个月后。试验结果出乎大家的意料，小鼠不但没有出现中毒等不良反应，平均寿命还从2年延长到了5年。最近，瑞士一家公司据此生产的富勒烯/橄榄油保健品已经在市面上出现，据说能够起到延年益寿的效果。
自给自足打破国外垄断
2002年，王春儒入选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从德国回国加入实验室从事富勒烯的相关科研工作，也正是从那时起，他就与富勒烯产业化卯上了劲。
“当时国内研究富勒烯的人很多，但制备工艺却停滞不前，其价格一直居高不下，我们也深受影响。”王春儒谈到，那时候的富勒烯通常是科研机构的实验室生产的，价格为每克1000～20000元。到2003年，日本三菱公司开始工业化生产富勒烯后，其价格才下降到每克300～500元。
2007年，王春儒团队尝试与西南科技大学、中橡集团炭黑研究院合作，采用IBM公司的苯燃烧法制备富勒烯技术专利，研制了国内第一套富勒烯工业化生产装置，可以年产千克量级的C60和C70，打破了国外对富勒烯原料的垄断，为我国富勒烯科研和应用提供了充分的材料和技术。
2008年，王春儒团队又与内蒙古京蒙碳纳米材料有限公司合作开发煤燃烧法制备富勒烯技术，2011年获得成功，单台设备可以制备百公斤级的富勒烯生产设备。王春儒说：“因为暂时国内市场容量有限，今后根据需求还可以进一步提高产量，这使得富勒烯生产成本进一步降低。现在C60的价格为每克120元。预期几年之后可以降到每克只需花费几十元。”
另外一方面，王春儒在金属富勒烯的研发和产业化过程中，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从回国开始，我就对新结构的金属富勒烯感兴趣。”王春儒说，他尝试在富勒烯的分子结构中，嵌入稀土金属原子或分子，产生的新结构被称为金属富勒烯。
金属富勒烯呈现出更多优异特性。比如在富勒烯中加入金属钆，所得到的钆内嵌富勒烯会保留金属礼的超顺磁特性，利用这个特性可以开发核磁共振造影剂。“我们在实验室中，通过将钆原子嵌入到富勒烯分子笼的内部，获得的核磁共振造影剂比现在临床所用的造影剂效率高出10～60倍。”王春儒说。
金属富勒烯预示的诱人前景
“2002年刚回国时，由于国内制备金属富勒烯的技术和设备相对缺乏，我们一边自己生产原料，一边作科学研究。”为了解决金属富勒烯原料问题，王春儒设计了一套自动化程度非常高的金属富勒烯生产实验室设备，这套设备的生产量级为每天5毫克，对于做科研来说，已经是足够了。
“当然，为了推动金属富勒烯的应用，我们不满足于毫克量级的金属富勒烯材料”，2008年，在中科院仪器研制基金的资助下，王春儒设计制作了利用石墨和金属粉连续进料，并与两个电极同时放电的第二代金属富勒烯制备装置，将金属富勒烯产量增加了5倍。但是，与应用研究所需求的量相比，这还远远不够。
2011年，王春儒团队和厦门福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合作，探索采用磁控电弧法新技术制备金属富勒烯。在厦门市“双百计划”的资助下，他们把这种金属富勒烯制备方法进行产业化，把金属富勒烯的产量又一次大幅度提高了10多倍，现在，利用单台设备已经达到生产金属富勒烯每天0.5克的水平。
金属富勒烯目前的市场价格为每克至少1万美元，由于制备成本高昂，这种稀罕物现在更适合一些不可替代的应用。比如治疗癌症的特效药物，或者被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航海等领域的陀螺定位仪等。
在室温下，含金属钆的分子会在富勒烯分子碳笼内飞速旋转，在富勒烯的保护下，其转动是几乎没有摩擦的，且非常稳定。这样一来，科研人员就可以用激光对其旋转方向进行调整，这就相当于陀螺旋转，如果很好地加以控制，就可以用来做陀螺定位仪。王春儒说：“现在国内陀螺定位仪的技术水平和美国相差8年左右，如此大的差距，必须用新的材料、新的机理来弥补和超越，金属富勒烯就是我们的希望之一。”
去年，王春儒团队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合作，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支持下展开基于金属富勒烯的陀螺定位仪研究工作。“在金属钆富勒烯的启动和定向方面，我们已找到办法，还需进一步检测，希望再过五年时间，我们能够制备出新机理的分子陀螺定位仪原型机，这将是该领域的革命性进展，比美国目前的陀螺定位仪技术水平还要先进。”
在金属富勒烯生产中，Gd@ C82产量是最多的。因为其用途广泛，造影剂、陀螺仪、抗癌药物等等都能用到。“我们最近还准备寻找合适的公司一起开发基于金属富勒烯的新一代造影剂的工作。可以预见的是，诸多异乎寻常的性能，使得金属富勒烯将对化学、物理、材料、医药、微电子等领域产生深远影响，在应用方面还将有更多的诱人前景。”
背景资料：王春儒，1985年毕业于内蒙古大学物理系；1988年和1992年分别在中科院大连化物所获硕士、博士学位；1993年至1994年在厦门大学化学系从事博士后研究出站后任副教授；1995年5月至1997年5月在香港大学化学系从事博士后研究；1997年5月至2000年4月在日本名古屋大学化学系任日本学术振兴会外国人特别研究员；2000年4月起在德国德累斯顿固体研究所，任欧共体量子计算机研究计划研究员；2002年1月入选中科院“百人计划”加入中科院化学所。并于同年（2002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全委杰出青年基全资助；现任中科院化学所研究员、博士导师、中国科学院分子纳米结构与纳米技术重点实验室副主任；近年来在合成和研究新型富勒烯和碳纳米材料，以及纳米器件的研制方面取得一定成绩，在Nature，Science An-gew．Chem．Int．Ed．等杂志上发表文章50余篇。
本文曾发表于《中国科学报》2013-10-29第7版。
学以创新——访北京理工大学生物工程系教授李春
杨旭 曾明彬
在中国博士后制度建立30周年，也是清华大学博士后设站30周年之际，我们有幸采访了，2014年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北京理工大学生物工程系李春教授，就清华博士后培养工作其个人成长的帮助和影响、我国博士后制度和工作取得的成就、面临的问题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听取了他的看法，健谈的他并没有局限于我们的议题，而是从更为广阔的背景分析了与博士后发展相关的许多问题，以下为访谈实录（李春简称李，记者简称记）：
记：作为清华博士后群体中优秀的一员，您觉得清华博士后培养工作对您个人的成长与发展有哪些帮助和影响？
李：我早年在石河子大学本科和硕士阶段的学习，不管是学习的植物保护，还是微生物学，都是属于生物类的课程范畴，虽然也是偏重于理论兼应用，但应用的主要范围瞄准的是农业。硕士毕业后，在石河子大学食品工程系工作了两年。当时结合专业的特点，做了食品行业的工业微生物，具体来说就是研究微生物的发酵过程，研究发酵工程。在工作的过程中，慢慢就兴起了去读与当时工作方向相关的博士学位的念头，于是考取了天津大学生物化工专业的博士，开始系统的学习生物化工这个专业的基本理论，有了一个扎实的基础。
博士毕业后，到了清华大学化工系，继续做这个方向的研究。在清华的这段经历，对我个人的成长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让我可以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去思考一个人究竟该做什么，要做什么样的人。
在清华做博士后期间，看到清华大学很多老师，会开诚布公的讨论一些学术科研问题，探讨自己的工作思路，甚至是会交流一些人性方面的问题，对我产生了很大的触动。而且，这两年半时间里，也看到了清华的老师们，并没有身在最高学府的所谓优越感，还是非常勤奋，认真投入。除了正常上班时间的繁忙工作以外，晚上和周末也都常在实验室加班，让我很受感染，很快便融入到了这个氛围之中。
由于有过两年在石河子大学任教的经历，因此当时，组里和所里完全把我当成了老师的角色来对待，我也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博士后期间，在这么一个氛围下，对我的成长有着非常大的影响。最大的收获就是视野的拓展。
一个人的胸怀，在某种程度上，和这个人的视野、阅历、见识有很大关系。
见识越多，视野越宽广，人就会变得越来越开放，胸怀会越来越大气，包括对别人的理解也会越来越到位。人如果只考虑自己或是局限在很小的范围里，便会出现井底之蛙的情况。而当能够站得更高时，才会发现自己的想法和思维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需要去修炼和提升。所以，在清华做博士后这个阶段，对我的科研非常有帮助，让我在对思维、对问题的认识上有了很大的提升。
在清华做博士后的第二年，还参与了和东京工业大学的项目合作，去日本做了短暂的科研交流，也是得益于清华的国际合作交流平台给予了自己一个受益的机会。
如果说，石河子大学给了我基本的知识的培养和积累，天津大学给了我专业的深入与拓展，那么，清华大学对我在为人处世，和对事物的看法、角度的提升方面，起到了一两拨千斤的作用，让我得到了升华，可以更快的、更早的，完善自己对工作、科研，以及对集体和国家的认识。
记：您自己做过清华大学的博士后，也带过博士后，可否请您客观地评价一下中国的博士后制度？
李：中国的博士后制度是在一个特定的背景下所建立的，对于中国的科技事业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人才的引进，对于博士毕业人员的后发酵、后培养，都具有非凡的意义。在中国的科研教育和人才培养体制中，起到了承前启后、一两拨千斤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可以说，博士后制度的建立是非常有意义的。
而中国博士后制度也有自己的特色，如在时间上比较固定。相比起来，国外的博士后岗位主要面向科研需求而设立，时间上虽然显得灵活，但也会让参与博士后工作的人心里没底。而中国博士后制度以两年为基准，还是比较科学的。在这两年之内，博士后人员可以安心工作。对于刚毕业的博士而言，两年的时间也正好能够让他们好好去思索和体会一些问题，例如自己究竟是否适合做科研，自己在后续的科学研究方面是否还可以继续深入，等等。
记：您认为清华大学博士后培养和中国博士后制度目前存在哪些问题？
您觉得在哪些方面可以进行改革、创新和突破？
李：博士后，是工作的性质，应该属于临时工作人员。早年的清华博士后，一般还是作为老师的角色来对待的。但最近几年，随着博士后人数的增加，越来越多的把博士后跟博士一样对待，这样其实对博士后的培养是不到位的。有些学校对博士后也不太重视，按照学生的方式来进行管理。
对于博士后，除了给他分派科研任务以外，还应该让他们多参与教学活动。通过听，通过讲，来体会到自己身为教师的作用。因为绝大多数博士后出站后，都是投入了高校或者科研院所，从事教学科研、人才培养工作。所以，在站期间，如果能够参与教研，对他们会有很大帮助。
我自己的经历就是这样。当时由于招博士后的名额有限制，所里只有自己一个博士后。当时都在教研室和系里面活动，也积极参与了各项教学和科研工作，包括带本科生出去实习，担任助教，讲授课程，等等。
现在，某些博士后的培养变相成为了在做第二个博士学位。对这种做法，不太赞同。我认为，在对博士后的培养过程中，科研上应该主要还是去引导，更多的是让博士后的聪明才智在组里发挥出来。而且博士后既然是一个工作岗位，具有教师的性质，就应该让他们有工作的感觉，应该让他们参与学科建设活动，参与教学活动，参与实习实践，给学生上课，承担一部分课程，等等。博士后的这两年时间，其实是让他们去体验、去思考，自己是否适合从事教师工作，还是只愿意做科研，或者说其实更愿意从事别的行业的工作。
因此，在这两年间，应该让他们充分体会身为一个教师需要履行的责任，需要完成的工作，给他们时间，去完成适应和转型的过程。
所以，应该让博士后在站的两年间可以心无旁鹜的投入工作。而要让博士后在这两年发挥足了，就要帮助他们解决掉后顾之忧，例如在生活待遇上应该尽量保证和同等情况下博士毕业的待遇差不多，解决住房的问题，尤其是像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
还有包括出口的问题。在美国，高校招聘教师有一个必备条件，就是必须经历博士后这个阶段。我国有一些学校已经开始有了类似的要求，但毕竟不多，执行上也不严格。如果可以在中国的高等教育上，建立这么一个大的氛围，把这个制度树立起来，那么博士后去竞聘教师岗位，相比起博士来，肯定更有竞争力。毕竟，博士后做了两年，年纪也比博士大了，如果反而竞争力不强了，会导致做博士后更没有吸引力。如果能够解决博士后的出口问题，对博士后制度会是一个很大的推动，极大地增加其吸引力，也能够让高校招到更多的高水平的优秀人才来做博士后。
只有解决了后顾之忧，才能让博士后的目的心更纯。不要在做博士后期间，掺杂着非博士后的诉求，而是应该想着这两年可以好好做东西，出文章，出成果，为两年后成为青年教师打好基础。
根据我的了解，美国UIUC、UC伯克利这些大学的博士后工作的时候就非常卖力。他们做博士后时，会选择自己想去研究的方向。而导师也有这方面的需求，希望博士后在站期间可以出很好的成果。当然，这里就提到了对博士后导师的要求，在录取博士后时一定要进行甄别和遴选。招来了博士后，就一定要在课题组里好好工作。不然耽误了时间，占了资源，却没有出成果，对学校而言也是一种浪费。
记：您在生物化工方向有着很多建树，今年又获得了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可否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在科研上的建议，给我们一些启发？
李：现在，一些人的观念是，读完了硕士、博士、博士后，就应该继续干自己顺手的、拿手的工作。即使到了新的单位，也还愿意把之前的套路移植到新的单位，包括研究内容上。因为非常熟悉了，不用花功夫去看新东西，有着多年的经验了，顺手拈来即可。我却认为这样做不太妥当。如果只是单纯延续之前的研究工作，在本质上跟原来并没有什么区别的话，那么永远只会是量变。而只是量变的话，就永远量变不过师傅，因为你的积累更少。除非你有大的本质改变，有与以前完全不一样的思路，才有可能实现质变，得到真正的进步和改观。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学术思想，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因为，不管是硕士、博士，还是博士后，它是对一个人的能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培养和训练。清华大学的老校长蒋南翔先生，曾经提出，学校应当给学生的不是面包与水，而是一把猎枪。所谓，猎枪，就是扎实的基础知识与正确的学习方法。所以在学习的过程中，老师教给你的是他的学习方法，而不是他所做的事情和他的科研方向。
在博士后期间，我们可以好好思考。留心自己跟博士后导师理念不一样的地方，这也许就是自己未来的研究方向。有的博士后，到了一个课题组，把合作导师做的东西学会了，就认为可以了。其实，应该学会总结，自己有什么新的思路和办法，找到属于自己的增长点。
而出站后，到了新的单位，就应该结合新单位的目标和基础，来发挥自己的特长。也就是说，要学以创新，应该用自己所学的思路、方法和世界观，来做与在清华大学做博士后期间所做的不一样的内容，要找到自己的特色。
要尝试做一些对自己有新的挑战的内容，而不是永远只去做自己非常熟悉的内容。那样会让我们陷入恶性循环，因为总是面对熟悉的内容，就会觉得自己对前沿问题把握的很好，就没有动力去看新东西。而不看新东西，就很难去发现新的机会和新的切入点。要学会用原来自己培养出来的好的习惯、方法和理论，去结合新单位、新领域来做工作，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发挥自己独到的见解，做出真正属于自己的研究成果。最忌讳的就是冷饭热炒，重复建设，要结合每个单位的特色。对于刚出站的博士后，是完全可以接受这个挑战的。
同时，也要学会解放思想，把禁锢的东西释放出来，才会有新的思想迸发。学会适应新的环境，以愉悦的心态去做事情。我的理解是，开心是思想的源泉，对身体好，对思维的拓展也会加强。工作态度很重要，要积极向上，要有投入，要勤奋。我们进入到社会之后，要学会怎么融入其中，要以一颗善良的心，在理解别人的基础上，把不完善的事情变得完善。作为一个清华博士后，就要有这样的胸怀和理念，这也是清华对我影响最大的地方。
背景资料：李春，1970年生。1992年于新疆石河子大学获植物保护学士学位，1995年于新疆石河子大学获微生物学硕士学位。毕业后，在新疆石河子大学食品工程学院任讲师，实验中心主任。1998年进入天津大学化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并于2001年获得生物化工博士学位。2001年至2003年间，在清华大学化工系做博士后，期间前往日本东京工业大学进行了学习交流。博士后出站后回到新疆石河子大学任教，受聘教授，并担任校长助理兼化学化工学院院长。2006年进入北京理工大学。现为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理工大学理学与材料学部副主任，生命学院生物工程系主任，生物化工学科、微生物学科带头人。并担任中国工业生化与分子生物学委员会副理事长、兼发酵工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教育部“生物工程与技术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专家、《农业工程学报》编委、《中国生物工程杂志》理事，以及《Journal of Membrance Science》、《Biochemical Engineering of Jour-nal》、《Journal of Molecular Catalysis．B：Enzymatic》、《Applied Biochemistry andBiotechnology》、《Process Biochemistry》、《化工学报》、《过程工程学报》、《高校化学工程学报》、《生物工程学报》等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的审稿专家。主要研究领域为生物转化与酶工程、环境生物技术，空间生物技术与反应器设计，微藻能源与生物质转化。先后主持完成科研项目10余项，其中国家级4项；作为骨干参与完成科研项目6项，其中国家“973”项目1项，国家“十五”科技攻关项目2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项。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120余篇，其中SCI、EI收录60余篇。申请国家发明专利14项，获授权4项。获省部级自然科学二等奖1项，省部级三等奖2项。2004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05年获得教育部霍英东青年基金，享受政府特殊津贴。2014年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本文收录于《流光溢彩—清华大学博士后风采录》，2015年清华出版社出版。
梦圆清华服务边疆——访云南大学副校长王建华
曾明彬
矢志不渝 成就求学传奇经历
1968年出生于云南的王建华，自幼聪颖好学，一直就深得老师和同学的喜爱。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的春风吹进了王建华幼小的心灵，他立志“要为振兴中华而读书”，1980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宜良县第一中学，在三年的初中学业生涯中，王建华认真努力，学习成绩优异，而且不偏科目，他先后荣获云南省中学生数学竞赛二等奖，云南省中学生作文竞赛二等奖和云南省中学生历史竞赛二等奖。1983年初中毕业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南京地质学校地图制图专业。在四年的中专学习生涯中，王建华不仅学习成绩优异，而且表现出较强的组织能力，先后担任了班长、团支部书记，同时还积极参加学校的各项活动，他不仅是学校文艺队的骨干，还是学校田径队的骨干。由于王建华的突出表现，1986年他被评为江苏省省级“三好学生”，并成为该校1987届唯一的“优秀毕业生”。
毕业后王建华被分配到武汉测绘科技大学从事教辅工作，1988年被学校作为技术专家委派到湖北省十堰市计委协助开展国土规划工作。在工作中，王建华认真踏实、开拓创新、任劳任怨，赢得了领导和同事们的好评。在做好工作的同时，王建华利用业余时间自学大学外语、高等数学和相关专业课程，并在1990年以同等学历的身份参加了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以突出的成绩考入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成为该校自办校以来唯一一个没有受过高中和大学教育的硕士研究生。
在研究生学习期间，王建华选择了自己最不熟悉的计算机辅助制图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经过不懈的努力，他不仅认真完成了学业，还作为主要成员积极参与了导师负责的国家“七五”“八五”科技攻关课题，在国家核心刊物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的学术论文，同时还经过竞选担任了该校研究生部团委书记。1994年，王建华再次考入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95年～1998年作为中方专家组成员被选派参加中澳国际合作项目“海南省国土资源基础信息系统”的建设和管理工作，并负责“海南省土地利用规划”和“海南省电子政务信息系统”。由于突出的工作和科研业绩，199年王建华被破格晋升为副教授。
梦圆清华 再显管理组织才干
在获得工学博士学位后，王建华矢志不渝并于1998年12月进入了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从事博士后研究，实现了他少年时代的清华梦。进入清华后，深知机会来之不易的王建华一头扎进学习和科研的海洋里，他每天第一个进入实验室，一直到晚上12点才回宿舍，没有周末，也没有节假日。在清华两年博士后的学习工作中，他先后承担了“清华一云南省院省校科技合作项目”和“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口”，在清华大学学报等国内顶级刊物发表了7篇学术论文。在搞好科研的同时，王建华还积极、热心地为大家服务，通过竞选，担任了清华大学博士后联谊会理事长和北京博士后联谊会理事长。为了做好博士后联谊会的工作，他经常利用业余时间奔走于各高校，积极主动地听取大家对博士后联谊会工作的意见或建议。1999年12月31日，王建华策划组织了全国博士后新年联欢晚会，来自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天津、重庆、湖北等省市博士后代表500余人参加了此次盛会。利用这次机会，王建华提出了在世纪之交举办“首届全国博士后科技大会”的设想，与各省市博士后代表进行认真商讨，最终形成了关于举办“2000年全国博士后首届科技大会”的决定。
为了办好此次盛会，20000年3月王建华亲自拜会了美籍华人科学家李政道先生，向其介绍了举办“2000年全国博士后首届科技大会”的宗旨、形式、规模和具体措施，李政道先生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并欣然接受了出席大会开幕式和做主题报告的邀请。大会设11个分会，分别在北京（3个分会）、上海、南京、天津、浙江、大连、广州、重庆和昆明举办，来自于海内外的20000余名博士后参加了这次盛会，大会开幕式暨总会于20000年10月22日在北京中国科技会堂举行，李政道先生出席了大会开幕式并做主题报告。
以此同时，王建华还先后组织了部分博士后代表赴广东、浙江、山东、承德等地进行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积极发挥博士后的优势，为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有效服务。2000年5月，王建华组织了清华大学200余名博士后到秦皇岛市进行科技考察和交流活动，充分展示了王建华出色的组织和管理能力。
挂职秦皇岛 初显领导才能
基于王建华出色的组织和管理能力，2000年6月，经清华大学推荐和组织部门安排，王建华挂职担任秦皇岛市人民政府市长助理，分工协助市长和四位副市长分管人才引进、对外开放、水利、国土资源、科技、城市规划和高新区等工作。到任后，王建华满腔热情地投入到工作中，通过近两个月的调研，很快就进入工作角色，并充分发挥自己理论水平高、知识面广、眼界宽、政策把握准的优势，在一年挂职期间，不负众望，组织开展了一系列工作：1、协助组织了秦皇岛市城市规划修编和土地信息、水利工程自动监测系统的设计工作；2、亲自策划完成了“秦皇岛市电子地图系统设计与制作方案”、“城域宽带高速光圈网设计方案”和“秦皇岛市科技园区规划与建设方案”；3、率团参加了2000年北京国际友好城市交流会暨国际经贸与高新技术洽谈会、深圳高新技术成果展示与洽谈会；4、与清华大学协商建立清华大学秦皇岛科技园和联合培训中心，与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合作建立了“秦皇岛市电子政务系统工程”并成功申报国家示范城市，亲自出面聘亲了清华大学王大中校长担任秦皇岛市政府顾问；5、与中关村科技园区及留学人员创业园商洽了在秦皇岛建立生物工程生产基地等。
在工作中，王建华顾全大局、常常担当应急补位任务，且毫无怨言，协助决策施真学、出高招，对分管的部门和工作，能够妥善组织协调，求得最佳工作效果；同时严格执行中央和省市有关廉洁自律的规定，不搞特殊，待人谦和，深得同事和同志们的喜爱和尊敬。
听从组织安排 服务边疆不言悔
2001年6月，王建华响应国家西部大开发的号召，服从组织安排，任职云南省科技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在科技厅10年的工作岗位上，王建华先后分管（1）工业与高新技术处；（2）应用基础研究处；（3）省院省校科技合作处；（4）条件建设和财务管理处；（5）社会发展科技处；（6）科技成果奖励办公室；（7）政策法规处等；负责①全省科技信息网络和厅机关办公自动化网络的建设管理工作；②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植资源库建设；③国家中药现代化科技产业（云南）基地建设；④云南省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等专项工作；同时联系指导昆明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昆明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玉溪和大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及全省高新技术产业化的有关工作以及玉溪、红河、曲靖和丽江的科技工作。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1、特别注重推进科技与经济的结合，在推进云铜集团、云冶集团、云锡集团、昆钢集团、云天化集团等大中企业科技创新与发展循环经济、用高新技术提升和改造传统工业产业、加快云南省高新技术产业化以及促进民营科技企业创新等方面做了许多开拓性的工作，在抓云南工业经济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2、积极引导、策划并组织我省高校、科研院所加强应用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并在努力争取国家高水平科研项目方面取得历史性的突破。2003年云南大学成为全国第24所牵头承担国家“重大基础研究计划”项目的高校，2005年云南农业大学又成为继中国农业大学之后第二所牵头承担国家“重大基础研究计划”项口的农业院校，使云南省的科研工作在国家层面的显示度得到了明显的提高。
3、精心策划并组织设立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云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基金”，并于2008年开始实施，使云南成为继广东之后第二个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设立联合基金的省份。
4、整合资源，先后组织策划并成功获准中科院昆明植物所“西部植物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中科院昆明动物所“遗传资源与进化国家重点实验室”和昆明贵金属研究所“贵金属资源综合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
5、善于发挥自己的优势，努力推进科技管理工作的创新。应邀在云南省委党校作了“云南省新型工业化发展的现状与思考”的专题报告，并在《科学时报》等刊物发表过多篇论著。
2007年5月～11月，经省委组织部推荐，王建华参加了“中央和地方党政中青年领导干部赴美培训班”前往美国斯坦福大学进行“公共管理培训”，并作为学员代表在结业典礼上作了“中美能源保障政策的比较”的英文报告，获斯坦福大学各位教授高度好评。
2011年7月，王建华同志服从组织安排，到云南大学任副校长，分管基建、投资管理公司、后勤产业集团、网络信息中心和省计算中心。
在云南工作了14年，虽然付出了很多，但他从未向组织提过任何要求，清华大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始终是王建华的座右铭，“行胜于言”“从我做起，从一点一滴做起”一直激励着他满腔热情、兢兢业业地去做好每一项工作，他总是以积极向上的工作态度、乐于助人的热情感动着身边的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在他的身上也到得了最好的显现。
背景资料：王建华，1999年4月至2001年7月在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从事博士后研究，其间2000年7月至2001年7月挂职秦皇岛市人民政府市长助理；2001年6月至2011年6月任云南省科学技术厅党组成员，副厅长；2011年7月至今任云南大学党委委员、副校长。从事地理信息系统、国土资源与环境及城市规划等方面的研究和管理工作；曾获南京地质学校优秀毕业生和江苏省省级三好学生等荣誉称号；曾任清华大学博士后联谊会理事长，北京博士后联谊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客座教授，武汉大学兼职教授，云南省委党校兼职教授。
本文收录于《流光溢彩—清华大学博士后风采录》，2015年清华出版社出版。
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记沈阳航空航天学院副校长李海峰
曾明彬 高声远 黄卫星
炮竹声中一岁除，总把新桃换旧符。屋外声声爆竹，令这个壬辰龙年显得异常热闹。刚刚走出会议室的李海峰副校长，大步流星，器字轩昂，直奔在外等候采访多时的我们。未走到我们跟前，他已经主动伸出手来，“不好意思！让你们久等了，说过不要来采访我了，你们还是过来啦！刚才在开会，马上要赶到外地出差，要不我们一起到机场休息区随便聊聊吧？”声如洪钟，爽朗直率的李海峰微笑着，他英气逼人、儒雅俊朗，不禁令人脑海里立即闪现出一个词语——青年才俊，又不由想起了毛泽东笔下所描述的人和景：风华正茂，书生意气，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惊讶和钦佩之余，我不禁说道：
“李校长，没想到您过年也不休息，打扰您工作啦。”“请别叫我校长，就叫师兄吧！”他话语中总是带着那份谦和，却又蕴藏着难以抗拒的吸引力。来之前带着满脑子的疑惑和问题的我，就这样与李海峰校友在飞奔机场的路上和机场大厅中，在前后短短两三个小时的轻松“聊天”中，逐渐揭开了被媒体盛传“年纪轻轻高速升迁”的副校长的神秘面纱，呈现了他不为人知的奋斗人生。
机遇总是给有准备的人
“你们知道我大概是从网上看到的吧，是不是也很好奇？”刚一坐定，李海峰开门见山抛出这句话，直接“点中”了我们这次采访问题的“穴位”。
2010年12月17日，辽宁沈阳航空航天大学网站上发布了一则消息，出生于1979年、年仅31岁的李海峰就任该校副校长（副厅级干部），同时公布了李海峰的履历。此消息一出，不少网友觉得挺惊讶，也提出了一些质疑。
李海峰因此在那段时间成为舆论人物，质疑的焦点主要集中于两点：一是当时只有27岁的他为何那么快就已经成为教授级高工了？第二，为什么2006年博士毕业后只有四年工龄的他如此快速地升迁为副厅级干部？
正也正是我此次采访力图破解的“秘笈”。为了更直接更明确地得到答案，我故意抛出了一个似乎挺尖锐的问题：师兄您的经历可谓是传奇，其背后更多的是外在的机遇还是自身的努力？我深知这个二元对立的问题非常难以回答，还有设置陷阱的嫌疑，但是，为了“激发”这位年轻的副校长，我也只能充当“无礼”和“尖刻”的角色了，此时我的内心还因此有些惴惴不安，等待着他的反应。
“呵呵，应该说是机遇与努力并存吧。”李海峰不但没有一丝不悦，相反他打开了话匣子，与我像相知多年的旧交轻松愉快地聊起来。“我来到沈阳工作，也是一种机缘巧合。清华博士后出站时，正值辽宁省和母校清华大学签订人才引进战略协议，我因此被沈阳市按高级人才引进过来。来到沈阳市和平区工作以后，省、市领导对我们这批引进的都非常重视，并且对我加以重点培养。后来2010年恰逢省委组织部开展厅级干部公开选拔，沈阳航空航天大学也大力推行公开选拔领导和年轻干部工作，在领导和同志们的鼓励下，我报名参加了并有幸获得笔试第一名的成绩，面试也较为顺利，就这样与沈阳航空航天大学结下不解之缘。”
“经历的这次公开选拨工作，在报名、笔试、评估、面试、考察等阶段的层层选拔中，一路走来，人才济济，高手云集，竞争异常激烈，但与此同时，我学习了很多，也得到了不少的锻炼。以前在清华的本硕博阶段和博士后阶段，虽然也经常参加一些社团工作，还担任学生干部，也取得了一点成绩，但主要精力和特长还是在我的学科专业上。省委组织部的领导在我就任沈阳航空航天大学副校长职位前，找我谈话对我说，他们看中我的是我在专业业务方面超强的能力和较高的综合素质，他们说这次选拔是非常成功的，他们选拔出的是最优秀的人才。我深知领导的这番谈话，更多的是对我的鼓励和信任，对我这样的年轻干部的备至呵护。”
当谈到这个关键的节点时，我顺便故意插问道，“除了您突出的能力和素质外，可以私下告诉我，有没有什么‘背景’呀？”
“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我真的没有什么‘背景’。我成长的每一步都是在领导和同志们的关心下通过自己锲而不舍的努力取得的。清华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一直激励着我前行，我也格守“行胜于言”的清华校风。
在组织对我的每一次考察中，从领导到同事都对我有很好的评价，这说明我的努力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他们对我的关心和鼓励、理解和支持，是我在沈阳工作的动力，是推动我不断开拓人生旅程的力量，对于这样的一份温暖和关爱，我非常感动和感谢。”
望着眼前这位率直、真诚的年轻校长，他似乎和众多的清华校友没有两样：踏实而奋进，卓越而低调。他的言语表达，严谨而谦逊，虽然称自己“机遇与努力并存”，但是所谈之处，更多表达着对母校、对领导、对同事关怀和帮助这一“机遇”的念兹在兹般的感恩，而对众人眼中“光环”背后的种种不为人知的艰苦卓绝和筚路蓝缕，却轻描淡写或者化繁为简，那些“有幸”、“一点成绩”、“较为顺利”等措辞的背后，蕴藏着他怎样超越平凡用努力和奋斗书写的波澜壮阔的画卷？
上下求索，天道酬勤
李海峰是在清华学习了10年，外加两年博士后工作经历，共在清华园度过了12年光阴。这位来自山东的执着汉子，个性鲜明，是系里有名的“不安分的”学生，也是全校学生眼中的明星学子。
2000年当选为校学生会副主席，积极开拓，举办了一系列有意义的活动，成为“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式的学生领袖。
2001年清华90周年校庆时担任清华大学澳门访问团团长，并率队参加澳门回归祖国两周年纪念活动，将清华大学和澳门特区以一种特殊的形式紧密联系在一起。
2003年在第二十一届清华大学“挑战杯”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中，李海峰以《太阳能光伏供电照明系统》一举摘取一等奖，其突出的科技素养和专业能力开始崭露头角。
2004年自主提出《薄膜太阳能电池的研究进展》的研究课题。在其导师黄勇教授的大力支持下，几次只身南下寻求合作，其中历经种种波折，最后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天道酬勤，一家科技公司非常看好此项课题研究的巨大潜力，顺利签署了合作协议，一次性出资500万在清华大学建立共建实验室。为了长足推动课题研究的高效进行，李海峰邀请了国内外著名的太阳能电池方面的专家和光伏产业的总裁齐聚清华园，开展高端前沿的研讨座谈。
此项活动得到了校领导的支持和重视，亲自到会发言。后来李海峰专门就此次会议的研究进展，向校领导进行了专题汇报，并建议在学校设立太阳能路灯示范基地。当时正值北京奥运会期间，国家大力提倡节能环保，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正好顺应了这股东风。学校领导非常重视，经协调在校园南面设立了8个太阳能电池板路灯，这些路灯至今还在那里静静地站立着，每当夜幕降临洒下清辉，为广大师生送去温暖和光明。
博士毕业时，很多高校和企业争相向李海峰递来了橄榄枝，有的企业还开出了高额的年薪。优厚的工作条件和高薪待遇，这对即将跨入社会的学子们充满了诱惑，李海峰的一个师弟签约一家企业刚一年，仅年终红利就发了100万人民币。而清华园里的一草一木已经成为了日久弥新的记忆，最高学府里的良师益友变成了生命相通的亲人，象牙塔的魅力更是让李海峰难以割舍，无法抛却。他放弃了高薪的工作，放弃了出国的机会，选择留在清华任教。
留校仅一年，似乎一种新的命运在召唤着，李海峰离开了京城，离开了清华园，离开了象牙塔，来到了地方，投入了“共和国长子”沈阳的怀抱，步入了全新的行政岗位。当时，辽宁省政府与清华大学刚刚签署人才引进协议，作为留校的青年教师，李海峰经学校推荐和辽宁省委组织部考察，以高层次人才身份被引进到沈阳市工作。“实事求是地讲，我当时离开清华还是有思想斗争的。因为毕竟在清华已经生活了十来年，这里有导师的谆谆教导、系领导的辛勤栽育、校领导的关心培养，刚开始是在有些难以割舍。”他顿了顿，目视远方，脸庞的棱角坚硬了起来，他随即若有所思地回顾：“当时辽宁省委组织部的领导反复和我谈话希望我能去工作，系领导也鼓励我到地方去锻炼，校领导更是希望我能为清华大学和辽宁省的合作做些贡献，实现突破，因为我是第一个通过辽宁省委组织部考察并且盛情邀请的对象。正当我反复思考的时候，沈阳方面又传来消息，原定的计划发生改变，我由经贸局改派到科技局。这一波三折的变化更让赴异乡工作的我有些忐忑不安，但最后我还是不再犹豫不再动摇了。因为我是清华人，清华就是培养‘又红又专’干部的摇篮，清华学子就要有‘入主流，上大舞台’的勇气和魄力，就要有敢于担当的社会责任和胸怀气度。”
2007年李海峰到沈阳市先担任了和平区科技局副局长，不久调任发展与改革局任副局长，后进入沈阳市市委党校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这个班是沈阳市委为培养后备干部专门开设的，在这一段的学习过程中，李海峰感觉他的政治修养得到了很大提高，认识了很多青年骨干。随后，因市委的统一部署，又来到了太原街街道办事处任副主任，一年后调任西塔街道办事处主任兼党工委副书记。不久，沈阳航空航天大学“不拘一格降人才”，向全社会公开选拔副校长，机会又一次降临在李海峰的身上。常言道：机会总是给有准备头脑的人。对于胸怀天下、勇于挑战、坚持不懈的李海峰而言，其实这一切既是偶然，更是必然。
“锲而不舍，求知创新”
“海峰师兄，您真可谓十年磨一剑，经过清华十年的寒窗苦读、社会实践，以及另辟蹊径式的事业开创，您如今终于拓展了一番潜力无限的天地，请您给我们这些清华的学弟学妹们提供一些成功的秘诀，可以吗？”眼看时间接近有限的采访尾声了，我赶紧提出了一个非常世俗的“成功学”问题。
李海峰赶紧轻轻摆摆手，笑着说：你可千万别说什么成功经验。首先，我离成功还远着呢，我还只是一个人生旅途中跋涉的行人；其次，也谈不上经验，每个人的具体情况都不太相同，各人有各人的经历和经验。我只是有一些切身的体验而已，如果非要概括成一句话，那就是“锲而不舍，求知创新”。这种体验是清华的时光馈赠给他的，一直到现在的工作，他还是这么认为，工作以后仍然不断地学习和思考，力求创新和变化。
“还想问您最后一个问题：您在清华博士后期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我作为清华博士后联络会的成员，此次采访自然关切与我们博士后群体最密切的一个问题。
“最大的收获是博士后期间提供了非常好的创新平台，为以后的人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李海峰毫不犹豫地回答道。
2007年李海峰进入清华大学博士后流动站，成为清华的博士后。09年进入辽宁省企业博士后工作站，继续他的科学研究工作。在此期间，由于科研工作成绩突出，还晋升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职称。在科技局工作期间，李海峰负责科技企业孵化器的建设和管理工作。经过一年的努力，新增孵化面积8万平方米，孵化器投资主体由原先的政府主导模式转变成了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的多元化模式。在太原街街道和西塔街道工作期间，虽然每天工作繁忙，但他仍然保持剪报的习惯，就是为了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贴近国家前进的脉搏“这些年来，我虽然也付出了很多，但真正得到了领导和同事们的认可，觉得没有给母校抹黑，没有辜负校领导和导师的希望。”他最后用简短凝练的话做了一个极为平实的总结。
采访的时间不知不觉地溜走了，也许轻松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也许与钦佩之人谈话有“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感慨，总之，当我们握手道别时，感觉他坚实有力的大手，给人信任和力量，还有柔软的温暖。他挥挥手，快步走向登机口，奔向下一个征程。
背景资料：李海峰，1979年7月出生，山东淄博人，工学博士，清华大学2007级材料系博士后，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本硕博均毕业于清华，博士毕业后留校工作，后响应辽宁省政府与清华大学签署的人才引进战略协议，到沈阳市工作。历任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科技局副局长、发展与改革局副局长、太原街街道副主任、西塔街道主任兼党工委副书记等职，沈阳航空航天大学副校长，现任共青团辽宁省委员会副书记。
本文收录于《流光溢彩—清华大学博士后风采录》，2015年清华出版社出版。
扎根边疆，献身高等教育事业——记内蒙古科技大学数理与生物工程学院院长蔡禄
曾明彬
心系家乡，立志边疆高等教育事业
内蒙古自治区地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受历史和地域的影响，这一地区的高等教育事业长期处于全国落后水平。经受了20世纪80年代孔雀东南飞人才流失的阵痛，地区高层次人才更加严重匮乏。难能可贵的是在艰难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下，仍然有一大批有志之士长期坚守这块热土，为之呕心沥血，为地区经济、文化建设作出突出成绩。清华大学生物学2000年入站博士后，现内蒙古科技大学数理与生物工程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蔡禄博士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2000年博士毕业之时就与几位同学立下宏愿：一定要坚守这块生长的热土，一定要为家乡发展建功立业。2000年，已经是内蒙古科技大学最年轻教授之一，并且在国内本领域也算小有成就，时任系副主任的他完全可以在学校过着安逸而受人尊重的生活，但这并不是他人身的追求，他一心想的是学校生命科学这一新学科发展，思考着如何能让内蒙古科技大学成为自治区乃至全国有影响的大学。怀着这样强烈的愿望，出于对自身全面能力提升和科学知识的渴求，他迈进了清华大学的大门。
潜心科研，积极关注地区经济建设
蔡禄博士师从我国生物信息学领域先驱者之一内蒙古大学罗辽复教授，受罗教授影响，1984年物理学本科毕业后毅然转行进入生物信息学领域，一干就是30年。内蒙古大学罗辽复教授团队是我国较早开展基因序列分析的队伍，蔡禄教授也是该团队最早的核心成员。在科研工作中，他善于进行战略上思考。1984-2000年期间，开展基因序列信息学分析、基因结构的动力学研究。进入清华大学生物学博士后流动站工作恰逢人类基因组计划基本完成，主要任务转而进行功能基因组学研究。在当时多数人关注结构基因组学的时候，与导师孙之荣教授反复讨论，确定从研究蛋白质一蛋白质相互作用网络层面解析基因的功能，国际上后来出现的系统生物学等新领域佐证了他们选题的战略眼光。
在科学研究方面，理论和应用研究并举，地区经济建设和科学问题并重。
他本人一直关注基因表达调控的机制这一遗传学领域最基本、最重大的课题，追踪表观遗传学这一国际前沿领域，经过多年的思考，提出基因表达调控各环节机制均需要在生物大分子相互作用网络层面，结合表观遗传学信息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释这一战略考虑。与团队成员一起积极开展了包括核小体定位、组蛋白修饰、染色质重组、可变剪接的表观遗传学机制等一系列重大科学问题的研究。同时，他发挥学科带头人的优势，积极组建“应用微生物”科研团队，开展“生物质能源化利用”和“有机废弃物生物技术综合治理”等研究，完成了微藻制备生物柴油、生物质型煤、城市生活垃圾联合厌氧发酵制备沼气及生物肥料的综合研究、乌梁素海大型退水型湿地富营养化治理等应用课题。
多年的科学研究换来丰硕的成果，他目前是“内蒙古自治区生物质能源化利用重点实验室”负责人、“内蒙古自治区生物信息学与表观遗传学创新团队”负责人、“包头市生物质能源化利用创新团队”负责人、“内蒙古科技大学可再生资源生物技术综合利用创新团队”负责人。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自治区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等称号。成果“基因信息学研究”1999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三等奖，“人类基因组三核苷酸重复序列的结构和动力学及其在相关领域中应用的研究”2006年获自治区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内的各级科研项目20余项，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如“Bioin-formatics”、“Genomics”、“Chromsome Research”、“J．Evol．Biol．”、“FEBSLett”、“Biotech”、“J．Theor．Biol．”、“Phys．Rev．A”、“Phys．Rev．E”，等发表学术论文220余篇，授权发明专利4项。编写出版《生物信息学》教材2部，出版《表观遗传学》专著1部。已经年过50岁的他为了追求他热爱的科研事业，为了更好的服务家乡高等教育事业，只身二次踏上美国国土，在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开始了他科学研究的新征程。
内蒙古科技大学生物学科的拓荒人
蔡禄博士清醒地认识到除了科学研究，他更应该为学科的发展做些事情。
在20000年初博士毕业之际，受校长嘱托，他开始了长达14年的生物学科筹建和建设工作。2003年从美国Texas A＆M University留学回到内蒙古科技大学，他开始正式谋划学院和学科的发展。经过10多年辛勤的努力，内蒙古科技大学生物学科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快速发展，得到区内外同行的高度认可，这其中蔡禄教授付出多少努力只有他本人和他的团队成员知道。下面罗列的数据从侧面反映了他们奋斗的历程：2005年申请“遗传学”硕士学位授权点并获成功，2010年申报“生物学”一级硕士学位授权点成功。2011年确定“基因表达调控的表观遗传学”、“蒙古高原特色植物保护与利用”、“内蒙古地方性疾病分子生物学”、“有机废弃物生物技术综合利用”和“发育与衰老的分子机制”等5个重点学科方向，组织教师筹备“生物学”一级学科博士授权点的申报工作。2011年获批“内蒙古自治区生物质能源化利用重点实验室”，2012年获批“包头市生物质能源化利用创新团队”，2012年获批“内蒙古科技大学可再生资源生物技术综合利用创新团队”，2014年获批“内蒙古自治区生物信息学与表观遗传学创新团队”。师资队伍建设方面始终具有超前的理念，努力引进国内外高层次青年人才，鼓励他们脱颖而出。
经过13年的发展，学科拥有教师42人，其中博士生导师1人，硕士生导师15人；教授11人，副教授7人；博士后4人，博士29人；留学归国人员8人。有10人独立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绝大多数都主持或参加了各级科研项目，并发表了一定数量的科学研究论文。生物学科近几年共承担国家级项目10项，省部级项目40余项；发表SCI收录论文77篇，其他EI或ISTP收录论文70余篇，核心论文98篇；出版教材10部，专著2部；获国家级发明或实用新型专利16项。团队其他成员已有自治区草原英才2人，自治区教育厅学术带头人1人，骨干3人。生物学科队伍已经成为内蒙古科技大学一支新兴的生力军。
热心本科教育工作，成绩斐然
他牢记清华大学“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校训，坚持工作在教学第一线，深入学生，教书育人，深受历届学生的好评。2001年起，积极组织“生物工程”、“生物技术”及“食品科学与工程”3个专业建设，参与培养方案制定、修订，课堂及实践教学环节教学计划，组织全体教师开展教学研究活动，积极参与学风建设。亲自开拓区内外就业市场，培养学生已经得到区内外生物制药企业的认可和好评，历届毕业生由于“上手快、留得住、后劲足”的鲜明特点赢得用人单位的广泛好评和重用，有不少毕业生已经走上企业中层领导岗位。他本人2004年起累计招收3名博士及32名硕士研究生，毕业博士2名，硕士28名。培养研究生绝大多数从事本专业相关工作，已毕业研究生中有10人攻读博士学位，有16人在高校或科研院所工作，有3人在医院工作。有2人次2篇自治区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从2004年起，为10届共计10000名左右本科生讲授“生物信息学”和“生物物理学”课程，为研究生讲授“分子遗传学”、“遗传学研究进展”、“真核基因表达调控”、“生物信息学”和“生物物理学”等课程。获得自治区教学名师、自治区优秀教师、宝钢教育基金优秀教师等称号，自治区“应用微生物”优秀教学团队负责人、自治区“生物信息学”精品课主讲。教学研究成果获自治区教学成果奖一等奖1项，内蒙古科技大学教学成果奖一等奖1项，二等奖4项。
学校教育改革的排头兵
在清华大学博士后研究的2年中，他深人研究了清华大学先进的运行机制，结合内蒙古科技大学实际情况，经过1年多美国Texas A＆M大学学习的思考，完整地形成了学院行政管理、学科建设、教学、科研以及实验室建设、人才队伍建设和学生工作的一整套思路。“行胜干言”是他工作的信条，在他的影响下，学院形成扎实肯干，少说多干、埋头苦干的良好风气。永不言败是他的性格，永不止步是他的工作作风。回到内蒙古科技大学工作的头几年，他大胆改革，努力推行现代大学制度，当时他所在的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成为学校发展势头最好的学院。2009年担任现数理与生物工程学院院长，大胆改革、锐意创新，在学校数理基础教学基地建设和学院各项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积极协调、团结全体教师，推动学院教学、科研各项工作的正常进行；大力整顿教学秩序；在保证教学质量的基础上大力倡导教师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整合学院内部资源，从专业管理的角度，科学设置系级机构。成立院教授委员会参与决策学院各项工作。积极制定学院的各项管理制度，积极组织人员制定学院各学科建设规划、各专业教学计划。经过短短4年的发展，学院的状态发生了巨大变化。他所在的学院目前是内蒙古科技大学博士学历教师最多的学院，科学研究迅速崛起，成为学校位列前三的优势学院；在传统优势的基础课教学工作中以数理基础教学基地建设为抓手，大力整顿教学秩序，多种途径狠抓教学水平的提高。学院各项工作都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综合实力迅速进入学校前列，成为全校学科发展的示范。
他常和同事们说清华大学2年的学习受益颇多，清华深厚的文化底蕴深深影响了他，清华先进的高校管理理念深刻印记在他的思想深处，近些年他每一步的成长，每一点工作的成绩都无不受到清华大学精神的影响。
背景材料：蔡禄，2000年至2002年清华大学生物学博士后流动站工作，出站后返回内蒙古科技大学工作至今。现任内蒙古科技大学数理与生物工程学院教授、院长、教授委员会主任，内蒙古大学博士生导师。“内蒙古自治区生物质能源化利用重点实验室”主任，“内蒙古自治区生物信息学与表观遗传学创新团队”负责人，内蒙古自治区生物工程学会副理事长。获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内蒙古自治区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内蒙古自治区草原英才等称号。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三等奖，内蒙古自治区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内蒙古自治区中青年科技创新奖各1项。
本文收录于《流光溢彩—清华大学博士后风采录》，2015年清华出版社出版。
笃定教育千秋业 创新人才万代功——记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校长王殿军
曾明彬
在追求均衡教育的过程中，作为教师，允许一部分学生更加优秀，拒绝过早给学生贴上标签，坚决反对用80％学生的牺牲来换回20％学生的成功；作为教师，应用耐心和细心去呵护每一裸幼苗的成长。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而均衡的发展。在学校和教师的正确引领下，培养所有学生的创新能力，让创新人才自然涌现出来。这是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校长王殿军笃信的教育理念。
清华附中，在王殿军校长的心中，不仅是一所中学，也不仅是他的一个工作单位，面对这所有着近百年历史同时又身处新时代的激烈竞争中的老校，王殿军深深地了解自己肩上所担负的责任；当面对蜂拥而至的家长，面对孩子们一双双求知的眼眸时，他越来越坚定自己的信念—办学，不单要做大做强，还要做成精品，办出特色。
他这样思考着，也这样行动着。
上善若水，君子以厚德载物
王殿军出生在革命老区，1982年，年仅22岁的他，在陕西师范大学本科毕业后被分配到延安大学当了一名大学数学教师，开始踏上了“传道、授业、解惑”之路。在延安大学教学的13年中，他克服重重困难，完成了在西南大学的硕士学位课程学习。因为他的勤奋和努力，坚持进取，王殿军于1997年在北京大学顺利获得了博士学位，同年进入清华大学数学系从事博士后研究，1999年出站并留校任教。在清华大学期间的工作和努力也为他日后到清华附中担任校长埋下了伏笔，而他真正和清华附中结缘是在2007年1月。从此，他翻开了人生的另一页，用他的智慧，描绘着清华附中的锦绣前程和美好未来！
清华附中，一所有着95年历史的名校，清华附中在人才培养方面是北京地区乃至全国中学的学习楷模和追赶标杆。清华附中的教师们也个个是教坛中的佼佼者，在各自领域内学有专攻，而王殿军校长的办学理念更是成为众多校长学习和效仿的榜样。自上任伊始，王殿军校长就给教师们强调一种思想，“教育不能急功近利，不能过度关注分数，不要单纯以分数来衡量学生的综合素质是否得以提高；学校是教人知识，掌握知识和应用知识的地方，教师在日常的教学中要学会创新，懂得去启发学生的智慧，培养他的研究和应用能力；在传道、授业和解惑的基础上，要带动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和开拓学生的创新能力。评价一个校长是否优秀，也不能只简单的定调在现有的评价体系中，不能只关注学生考试成绩的排序和状元这个亮点。”
基于这样的办学理念，王殿军用自己的言行和魅力征服了全校教师。在大家眼中，王殿军充满活力，多才多艺，教师们与校长工作感到快乐并千劲十足。在工作中，教师们逐渐认同并践行他的观点，学生们不但综合素质提高了，学习成绩也更好了。
专注特色，教育均衡千秋业
“我喜欢教育这个职业。中学时就感到教师很神圣，因为一个好的教师可以影响一个人的命运。在教育战线上工作后，我从没有动摇过。”这是王殿军校长的信念，也是他破浪前行的动力。
“在中学培养学生，一定不能把眼睛仅仅盯在有多少个学生考上北大、清华，也不能只关注有无高考状元的产生，相反要在学生的和谐发展和综合素养的提升上下功夫，更不能搞题海战术、强化训练，伤害学生的健康成长。
要切实关注学生未来的发展、进一步的深造、终身的成长。”在传承清华大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和“行胜于言”的校风下，发扬“爱国奉献，追求卓越”的清华精神，秉持“严谨、勤奋、求实、创新”学风指引下，王殿军校长带领清华附中全体教师立志将清华附中学生培养成为理想远大、热爱祖国的人；成为追求真理、勇于创新的人；成为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人；成为视野开阔、胸怀宽广的人；成为知行合一、脚踏实地的人。而王殿军校长，更是用他的实际行动，践行着他的思想，推广着他的理念。
在王殿军看来，学校应该有自己的特色和长处。在他的倡议下，清华附中提出了新的办学设想—以艺体教育为突破，渗透德育，促进智育，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健全人格的培养。
然而，在应试教育盛行的大环境下，实行这个新的设想对于一所名校来说，压力和困难可想而知。一些教师首先就提出了不同看法：“学生学生，就是要学知识，我们再不在学习成绩上下功夫，如何跟其它学校争排名？”学生也提出了很多顾虑“这样多耽误我上课的进度呀！”许多家长更是提出反对意见，说这是不务正业。
可这一切阻力并没有让王殿军退缩，办法总比困难多。越是有困难，越是激发了他挑战的欲望。他坚信，特色教育能给正在成长中的学生们特殊的“滋养”——培养他们的团队意识和合作精神，陶冶情操和促进各学科学习能力的全面提高。“不冲破思想上的阻碍，学校就不会有更大的发展！”就是在他这种不折不饶的精神指引下，清华附中的体育课一直坚持开设到学生高考前夕。
清华附中就是这样一个特色鲜明的学校，在教学上追求“少、精、严、活”，学生在学习方面很宽松，鼓励自主学习，自由探索。在素质教育方面，从文艺、体育、美术，到学军、学农、社会实践、科技创新活动，应有尽有。
经过几年实践，特色教育的硕果证明了王殿军校长预言的“大发展”——清华附中已成为全市特色教育的一块响当当的“金字招牌”，富有成效的办学特色最终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并赢得了家长们赞许的声音。在国际和全国中学生运动会上，清华附中获得奖牌70多枚，其中金牌26枚、银牌31枚。先后培养了53名中学生国家一级运动员和180多名国家二级运动员，其中已有9人达到国家运动健将标准；并有35名学生先后获得北京市金帆奖和银帆奖。
清华附中，正以全新的姿态，迎接着身心的蜕变。
人生是一场马拉松，每一个阶段的实力都不是永远的实力，暂时的落后不是永远的落后。在王殿军的倡议下，清华附中举办了一个“清华领袖训练营”活动，把各班表现出领袖潜质的、特别热心集体活动的同学召集在一起，给他们专门设置一些领袖课程和活动，教会学生应该树立积极向上的理想和追求，在中学阶段奠定好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培养他们健全的领导能力和沟通协调能力，为日后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实践证明，清华领袖训练营的举办，在增强学生的组织能力的同时也丰富了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增强了学生的自信心。
王殿军说“单纯追求成绩就会出现欲速则不达的现象。对学生一生有用的东西，我们要坚持到底，清华附中秉承清华大学的优良传统，并且不断将这种传统和社会现状结合起来，逐渐形成自己鲜明的特色，这就是学校的成功之本。”
锐意进取，创新人才万代功
清华附中从建校至今，已经走过95年的辉煌煌岁月，取得了许多傲人的成绩。那么今天的清华附中人，是固本守真，还是锐意进取？前面的道路该何去何从？在王殿军校长的带领下，集结了众多教师的智慧，经过认真的讨论和深人的研究，清华附中最终明确了学校未来的发展思路和战略构想，提出了九年的战略规划和分三个三年实施的整体布局，为学校的发展勾勒出广阔的蓝图。“2007年至2010年，是完善准备阶段，完善布局，发展内涵，加强宣传，为腾飞做好准备；2010年至2013年基本完成学校战略布局，作为稳步发展阶段；2013年至2016年，实现腾飞阶段，使清华附中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一流，世界名校’。”说到这里，王殿军的内心中充满了自信。
思路决定出路，理想的付诸必须靠行之有效的措施来加以实现。“我们希望在培养模式上进行创新，加大对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在创新能力和世界先进水平之间拉近差距。”王殿军介绍说，“背靠清华大学这所一流名校，附中的人才培养应走在前面。结合附中的特点，我们正在特殊人才的培养上和拔尖创新人才的培育上做出积极的探索。”
在创新型人才培养的进程中要杜绝教育的短视行为，学校和教师应该把学生从传统的应试教育中解放出来，不能过于期望学生在短期内取得一些急功近利的成就。在王殿军看来，应试教育只会让学生成为考试的工具，硬拼应试、硬拼考试成绩的结果只会造成教育的失误，中国教育很难得以超越和突破。而作为校长，要具有国际化视野，要有教育整体观，要立志培养出能够立足中国文化、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外向型、国际型的人才。王殿军说，“学校应该提供一个适合创新人才培养的平台和环境，集结资源和发挥载体优势，营造积极向上的氛围、倡导和谐奋进的风气，正确引导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只有这样，符合社会发展所需求的创新型人才才会脱颖而出。”
行者无疆，君子以自强不息
只要有付出就会有收获。在王殿军和他的班子团队中始终坚持“以育人为中心，以学生为主体”的教育思想，学校先后被国家教委和北京市评为“德育先进校”、“北京市校园环境示范校”、“北京市首批示范性普通高中”。
王殿军本人也先后多次获得清华大学优秀辅导员“林枫奖”、清华大学优秀教学成果奖、清华大学青年教师教学优秀奖、北京市优秀教学成果奖以及“北京市教育创新标兵”、“北京市优秀教师”等荣誉称号。
王殿军，自谦为校长行列的“新兵”，但面对管理中纷繁复杂的事情，却像熟练的舵手一般游刃有余地度过险滩激流；他作为高校的教授，对教育有着深刻的思考和认识，到中学后，作为校长，他不囿于中学，而是放眼未来，以为国家培养创新拔尖人才为目标而不断求索。
我们深信——在王殿军校长的引领下，清华附中这所近百年的老校，必定会迎来属于她的更加美好的前程以及更加灿烂的未来！
背景材料：1982年本科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1997年在北京大学数学学院获得博士学位，1999年清华大学数学系博士后出站。1999年8月至2006年12月为清华大学数学系副教授、教授，先后担任过数学系研究生工作组组长、党委副书记、党委书记，2007年1月起任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校长。
科研求真 产业务实——一位老科学家的肺腑之言
曾明彬 霍国庆 李玲娟
中国科学院大学科技管理学院牵头的“研究所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的投资与监管模式研究”课题组去年曾前往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长春光机所）、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长春应化所）进行为期三天的调研，就研究所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经验、模式与存在问题与有关负责人进行了深入交流与探讨。在调研期间，课题组有幸采访了长春高琦聚酰亚胺材料有限公司首席专家、巾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原学位委员会主任、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丁孟贤研究员，就科学研究、科技成果产业化及所面临的问题听取了他的看法，健谈的他并没有局限于我们设定的话题，而是从更为广阔的背景分析了许多相关问题。
问：您曾经是长春应化所的资深研究员，现在又是长春高琦聚酰亚胺材料有限公司的首席技术专家。您对科研和产业化都有很深的认识，请您就这方面的问题谈谈看法。
丁孟贤：科学研究，尤其是应用科学研究一定要和企业需求相结合。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胡锦涛曾指出：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要构建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科技创新体系。
研究所与企业的合作要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不要相互猜忌和欺骗对方，更不可以彼此失去诚信。相反，合作的双方要学会换位思考，要站在对方的立场和角度去思考问题，要理解对方，包容对方。当初在应化所工作时，我课题研究的宗旨和目标就是要面向产业化。在与企业商谈科技成果转移与产业化时，我曾给很多企业的老总讲，我们现在是在同一条船上，如果这条船在半路上沉下去了，我会跟你一块沉；到岸时，我也是和你一块上岸。
问：在长期的产业化实践中，您认为是否应该有一套比较完善、合理的利润分配机制？
丁孟贤：对产业化成功后的利润分配问题，我认为：在产业化之前，研究所应该给企业一定比例的启动经费；等产业化实施之后再让企业给研究所上缴利润分成。这样的合作机制与分配机制比一次性转让的收益要高，也会比较长久。如果只是注重一次性的交易或短时间的利益，科研成果转移一定会出现很多问题，也很难持续。1985年，我就给当时合作的企业出了一部分资金作为启动经费，当时很多人不理解，包括所领导也说，你怎么还给企业钱啊？我的回答是：因为企业帮助我完成了课题。
现在我们国家的科研体制存在一定的问题，让科研人员不得不整天拿着自己的科研成果到处去卖，跟企业讨价还价，这不是一个体面的办法。研究所是国家的，研究所做出的科研成果就应该归全民所有、全民所用。理想的流程应该是：等这些成果推广出去，产生效益之后，国家获得了税收，再拿更多的经费来资助科研工作。
科学院有得天独厚的竞争优势，聚集了一大批高水平的科研人员，但研究所做的很多应用性研究工作离产业化的目标还很遥远，科研人员若只考虑到短期效应和经济利益，则不可能具备可持续发展的创新和创造思维，这不符合产业化发展的规律。
以我现在所在的长春高琦聚酰亚胺材料有限公司为例，公司董事长在与长春应化所进行科技成果产业化合作之初就提出：要瞄准世界先进技术、先进管理水平和国际化规模这三个高起点、高标准的目标，并且在认准项目和认准人的前提条件下，大幅增加投资力度，三年内连续投资了5亿人民币，这应该说是很具备战略眼光的。
问：您所说的企业投资了5亿人民币，这部分资金来自于何处？
丁孟贤：长春高琦聚酰亚胺材料有限公司的投资方是深圳惠程电气，它是一家上市公司。这5亿的投资来自深圳惠程电气的融资，5亿的资金是陆续投入的，包括对整个产业链的投入。
问：深圳惠程电气作为上市公司，它投资的企业必须面向市场，还必须保持足够的市场领先度。在这样的背景下，科研人员在研究所从事的研究工作与在企业里搞研发有何不同？
丁孟贤：现阶段，研究所考核科研人员的指标多集中在写文章上，但在企业从事研发工作写文章就非常困难。不是因为不能写，而是因为不可写，要顾及商业的敏感性及时间上的限制，也就是说双方的价值体系不一样。
从事科学研究工作要具有三性：基础性、前瞻性和战略性；我们国家也提出要从制造大国走向创造大国。长春应化所从事聚酰酰亚胺研究已经有50年的历史了，与前面提及的三性完全符合，同时聚酰亚胺的产业化已经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已引起了GE（通用电器）等世界一流企业的高度关注。
问：您认为现阶段的科研工作有哪些问题亟待解决？
丁孟贤：我记得以前都是带上好几个学生和研究人员，冒着严寒酷热与工人一样同甘共苦，而且一去就是几个月，大家都静下心来做研究。我觉得这样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尤其是应用研究不与实际结合是行不通的，有些时候一个很好的题目但苦于没有同实践很好结合，一直也就无法突破。
现在似乎走进了一个误区，所有的人都在忙于写文章，一旦遇到有一定难度的问题就想绕过去。我以前有一个同事一年之内就在国际上发表了13篇SCI文章，还受到了院里的表彰。但我一直在问他一个问题，你做这个研究到底是为了什么？究竟解决了哪些理论问题，或者应用问题？他回答不出来。
研究所拿了国家的钱，就得本着负责任的态度去面对。科研人员肩上是有责任的，不能只顾着自己写文章评职称，而是要去替国家解决实际问题，哪怕失败也不要紧，我们宽容失败，但绝不容忍忽悠。科学研究讲究求真，现在有些科研人员却热衷于忽悠，也很会忽悠。很多人在申请课题时，上来就提出要花几百万来购买设备，问他为什么？回答是这样可以发高水平的文章。
问：您在高琦公司所做的研发和长春在应化所从事的研究最大的区别在哪里？
丁孟贤：在高琦，我只要有一个好的构想，研究团队立马就能行动起来，把它变成现实。看到自己的构想转变为产品，心里马上就有了无限的成就感，这里面有价值实现的成分。研究所里同样有很多想法可以做得更加深入，只有更深层次的研究，才能解决国家层面的战略需求。
问：您在企业里主要是做应用性研究，但这样一来，基础性的研究工作势必会减少，这样会不会在研究潜力方面受到一定的影响？
丁孟贤：我觉得不会，相反会做得更好。国内现在很多的研究是在做练习题，不是在做探索题。我常去参加一些博士生的答辩，博士生们阐述到最后，得出来的结论往往是：本研究的结论符合了什么什么定律。我就一句话：
符合什么定律不需要你来做，你要做的是推翻了什么定律！国内现在的研究风气亟需改进，很多做应用研究的其实是小孩过家家，小打小闹，自娱自乐，自欺欺人。现在的评委有多少是真正的内行？很多评委其实最后都成了评审专业户。我曾参加过一个碳纤维的学术研讨会，几个专家围绕一个课题名称就讨论了两个多小时，浪费了太多的时间做无用功，这种态度是不可取的。
问：您说过，高琦公司目前的产品水准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具有一定的战略意义。我们想请教一下，公司内是由谁来把握和确定研发战略方向的？
怎么保证当前研究工作的前瞻性？
丁孟贤：研究工作一定要从现实中来，再到现实中去。在这方面，日本做得比较好，因为他们有很多课题是从企业中来的，日本人的工作态度是精益求精，而中国人的态度却是差不多就行了。从管理的角度来看，日本企业的研发人员一定要和一线人员一起工作，这样才会把研究往更深、更高的层次推进。
问：我们也认同应用性研究工作一定要与现实相结合的观点，在发表高水平论文的同时更要对社会发展有所贡献，这样研究才会更有意义。您对科研人员有什么建议？
丁孟贤：研究工作一定要求真务实，要敢于讲真话，不要说谎话。在孩提时代我们就知道说谎是一件很惭愧的事，一旦被戳穿，在同学、师长面前是很难抬起头来的。而现在科研工作中的糊弄与被糊弄现象层出不穷，怎么办？还是那句话：我们可以宽容失败，但绝不容忍忽悠！
背景材料：丁孟贤，研究员，浙江省温州市人，1937年4月17日生。1961年毕业于华东化工学院（现华东理工大学）有机工业系合成橡胶专业，同年到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工作，历任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学位委员会主任、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是我国聚酰亚胺材料研究的学术带头人，现为长春高琦聚酰亚胺材料有限公司首席专家。共发表了学术论文100多篇，已获得包括美国专利在内的10多项专利授权，获得国家发明三等奖、四等奖各一项，其他奖励多项。获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其著作包括：《聚酰亚胺——化学、结构与性能的关系及材料》、《聚酰亚胺——单体合成、聚合方法及材料制备》等。
本文曾发表于《高科技与产业化》2013年第3期P9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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