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伟大爱国词人辛弃疾及其稼轩词

辛更儒

一、辛弃疾是南宋史上始终如一的爱国志士

辛弃疾一生，正如邓广铭先生所说：从1161年金主完颜亮南侵到1206年韩侂胄北伐，“这两次战役，以及介居于这两次战役之间的宋金两国间的其他斗争，辛稼轩几乎每一次都是很奋勇地投身在内，为保卫汉族人民及其文化的安全而贡献出他的智能和力量”（《略论辛稼轩及其词》，见增订本《稼轩词编年笺注》卷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因此，我们可以确认，他是南宋历史上一位始终如一、坚定不移的爱国志士。

辛弃疾出生于金国统治的山东济南，在他二十二岁时，山东、河北人民为反抗民族压迫，乘金主亮南侵之机，爆发了大规模的反金起义。辛弃疾的祖父曾做过金朝南京开封府的知府，他本来是可以通过正常途径出仕为官的，但他却受民族大义的激励，纠集二千余人，同耿京共同组建了山东最大的起义军队伍，并且担任军中掌书记，成为起义军的谋主，策划了攻占东平府、支援南宋水师的胶州湾之战和奉表南归的重大决策。最新发现的资料记载：“绍兴末，虏渝盟”，辛弃疾“乃结义士耿京等，纠合忠义军二十五万，以图恢复。斩寇，取城，报功行在”（《菱湖辛氏族谱》卷首转引自元代《铅山志》）。

当宋高宗在建康府接见起义军代表时，辛弃疾“陈大计八条，上伟其忠”（所引同上。徐元杰的《稼轩辛公赞》也说：“洎高宗劳师建康，亟入条奏大计，上伟其忠。”见《梅野集》卷十一）。这八条大计今虽不得其详，但必然是就南宋抗金的决策问题，经过深思熟虑才发表的意见，其思辨的新颖和卓越，也应是南宋王朝和宋高宗本人前所未闻的，所以才“伟其忠，骤用之”（《稼轩辛公赞》）。后来他又曾向江淮宣抚使张浚建言出奇兵取山东，《朱子语类》卷一一○《论兵》载：“辛弃疾颇谙晓兵事，云：‘……某向见张魏公，说以分兵杀虏之势。……据山东，中原及燕，自不消得大段用力。’”（中华书局1986年版）这段记载，详述他的整个战略决策计划，其缜密及高瞻远瞩的思路与识见，又能从他再后所进献的《美芹十论》和《九议》等专门研讨战略问题的著作中窥见一斑。

辛弃疾南渡之初，不仅以提供战略理论名震江南，而且他又是一个有胆识的实践家。在与金兵浴血奋战的日子里，他曾“斩寇取城”，“壮岁旌旗拥万夫”；在回归南宋之后，闻知其战友耿京为叛徒杀害，他亲率五十骑，深入金地六百里，在济州（今山东济宁）军营中活捉叛贼张安国，解送南宋行在所临安将其正法。他的这一英勇行为，振奋了民族精神，极大地鼓舞了南宋军民的抗金斗志。就连以怯懦著称的南宋文人洪迈，对此也表达了由衷的敬仰：“余谓侯本中州隽人，抱忠仗义，章显闻于南邦。齐虏巧负国，赤手领五十骑，缚取于五万众中，如挟毚兔。束马衔枚，间关西秦淮，至通昼夜不粒食。壮声英概，懦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息。”（洪迈《稼轩记》）

尽管辛弃疾南渡以后的四十多年间仕途坎坷，屡受南宋对金投降派的谗毁和排摈，但他抗金报国的壮志始终不曾消泯。为了国家的利益和民族的振兴，他不惜在垂暮之年出山，为抗金事业做最后的奋斗。嘉泰四年（1204）正月，辛弃疾入见，言金国必乱必亡，应当委托元老大臣，“务为仓猝可以应变之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十八《丙寅淮汉蜀口用兵事目》，中华书局2000年版），表达了勇于承担抗金重任的决心。并就理财用兵提出了具体的有价值的建议：“究财货之源流，指山川之险易。金马玉堂之学士，闻所未闻；灞上棘门之将军，立之斯立。”（刘宰《漫塘集》卷十五《贺辛待制弃疾知镇江》）随后，他又在知镇江府备战期间，派遣间谍深入金朝腹地，对金国兵力部署情况做充分的侦察，表明了对未来的抗金战争必须慎重对待、不可匆遽浪战的负责态度。当专制朝政的韩侂胄不顾及一切不同意见，执意发动北伐而遭惨败后，已被罢黜回归铅山家中的辛弃疾，痛愤抗战大好局势的崩溃，积忧成疾，一病不起。临终之际，他还大呼“杀贼”数声而止。

二、稼轩词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

辛弃疾是我国文学史上富有爱国主义思想的杰出词人，他的歌词，以杀敌报国、恢复失地为主题，集中反映了人民群众盼望祖国统一和民族强盛的愿望，表达了高昂的战斗精神。

辛弃疾痛愤女真贵族对中原的残暴统治，在《声声慢》（开元盛日）、《水龙吟》（渡江天马南来）等词中严斥敌人的入侵，深刻反映神州陆沉、胡骑纵横带给祖国的灾难，人民的痛苦，唱出了“平戎万里”、“西北洗胡沙”等时代最强音（《水调歌头》），被后人誉为“自有苍生以来所无”（刘克庄《辛稼轩集序》，《后村集》卷九八）。辛弃疾以抗金为己任，时刻准备率领千军万马，用武力收复失地，创建不朽功勋。他常以历史上抗击匈奴、突厥的英雄人物自期，并勉励他人，“取山河”，“定天山”，“了却君王天下事”（《江神子》等词，以上所引，均见增订本《稼轩词编年笺注》）。稼轩词“以激扬奋厉为主”（《词苑丛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充分展示了我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和民族气节，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是首屈一指的。

南宋统治集团一贯迫害打击抗金人士不遗余力，辛弃疾对此极为痛心和憎恶。他的词作如《满江红》（倦客新丰）、《贺新郎》（老大那堪说）等篇，对此力加谴责，对黑暗的社会现实一再予以揭露和嘲讽，“英雄感怆，有在常情之外”（刘辰翁《辛稼轩词序》，《须溪集》卷六），他的许多词作，反映当时的政治现实，体现了词人反抗政治压迫的坚强性格。

辛弃疾还创作了大量词作，描绘当时的农村生活、壮丽山河、人生情感，内容之丰富，情绪之饱满，显示了词人对祖国人民的深厚感情及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许多歌词都脍炙人口。

辛弃疾一生写作六百多首词，为两宋词人之最，其质量也是出类拔萃的。辛词取得很高的艺术成就，不但善于创造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善于运用诗的比兴手法、句法，长于用典，活用诗文中的成语，善于运用民间生动活泼的口语，使之成为南北两宋歌词艺术的集大成者，还对词体进行了大量多样化、规范化的革新尝试，创建出独具一格的稼轩体词。

运用神奇想象，表现富有生命活力的形象，原为辛词所擅长。他的《沁园春·灵山齐庵赋》以驰骤回旋的万马比喻灵山的重峦叠嶂，以十万待命出征的壮士比喻偃湖的松林，把静止的山水写得活灵活现，赋予其鲜明的个性。他在《木兰花慢·中秋饮酒将旦》词中以“诗人想象，直悟月轮绕地之理”（王国维《人间词话》），为后人所乐道。他如《太常引·建康中秋》等词也都以浪漫的想象寄托他的审美情趣。

辛词运用诗比兴象征手法，表达词人的思想感受。典型之作如《摸鱼儿·淳熙己亥自湖北漕移湖南》，借用几番风雨、天涯芳草、蛛网飞絮、烟柳斜阳等阑珊迷乱景物刻画其惜春、伤春的情怀，表达他对南宋国势和恢复事业的关注、忧伤、愤惋。《贺新郎·赋琵琶》等词运用“状物写志”的手段，集中唐开元全盛至其衰败的典故，表达逸豫亡国的兴亡之感。辛词采用象征借喻的写法，自是继承了《诗经》、《离骚》以来诗的优秀传统，开拓了词的艺术表现能力。

前人称辛词为“稼轩体”（范开《稼轩词》甲集序），此即指辛词借鉴诗的创作理论和表现形式，进一步拓展了词的内容；同时，还借鉴了辞赋、散文等多种文体的创作方法，丰富和扩大了词的创作手段和表现能力。辛词是一个融汇了多种形式多种艺术风格的组合体，它虽以“悲壮激烈”为主（《宋史》卷四○一本传），却能在“激扬奋厉”之外，时时“昵狎温柔，销魂意尽”（《词苑丛谈》卷二），呈现出不主故常、摇曳多姿的面貌。“盖曲者曲也，固当以委曲为体。然徒狃于风情婉娈，则亦不足以启人意。”（《怀古录校注》卷中，中华书局1993年版）就其风格而论，辛词既有豪放沉郁，亦有秾纤绵密、淡雅妩媚之作。而其驱遣语言，无论文雅蕴藉、清新脱俗还是平易幽默，都显现了歌词原起源于民间的本色。

辛弃疾的歌词，既用来反映抗金报国的重大主题和爱国志士壮志难酬的坎坷遭遇，其境界的雄奇阔大，气势的郁勃激荡，自然是历来歌词作者所不具备，甚至在词史上以旷放为宗旨的著名词人苏轼也都无法比拟。辛词在南宋文坛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稼轩词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

（《南宋史研究》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