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论

20世纪初年，梁启超指出：“吾中国社会之组织，以家族为单位，不以个人为单位，所谓家齐而后国治是也。周代宗法之治，在今日其形式虽废，其精神犹存也”。^[1]其后，钱穆论中国文化也说：“‘家族’是中国文化一个最主要的柱石，我们几乎可以说，中国文化，全部都从家族观念上筑起，先有家族观念乃有人道观念，先有人道观念乃有其他的一切。”^[2]直到清末民初，绝大多数中国人仍生活于家族社会，士大夫的家族意识仍然挥之不去。

一个世纪过去了，家国同构的历史传统趋于解体，儒家“修齐治平”的思想魅力大为减弱。人们更多地关注、依赖于法制，期望“社会转型”。许多人从中西分殊的角度，将家族本位到社会本位视为“转型”的重要标志。但在此过程中，传统道德观念趋于崩溃，新的信仰和价值观念尚未确立，法制捉襟见肘，社会乱象环生。在20世纪的政治风云中，家族文化也在批判“族权”的激流中被扭曲和根本否定了。

人们常说，对传统文化当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家族文化也不例外。但何为糟粕，何为精华，则仍是有待研究的课题。家族作为中国社会的衍生机制，其客观作用不可一概而论。族权和家族主义应予否定，而家教、家学和家风的价值仍值得重视和辨析。简言之，良好的家教是养成人格、培育人才的摇篮，与学校教育相辅相成，甚至像当代一些教育家所云，家庭的作用对于人才的成长远比学校重要；家风是培育良风美俗的种子，也是民族文化的外在体现；家学是学术传衍的重要途径，也是民间学术繁荣的表征。在中国古代尤其是明清时期，学术家族俨然为一代文化风骨的集中体现。一些家族对于学术的执着精神和卓越成就，令后世学者感佩不已。民国年间，社会动荡，民生艰难，家学遗风稍逊前代，而父子、兄弟、叔侄在学术上并驾齐驱者仍不鲜见。这种现象至今发人深省。

长期以来，研究者聚焦于学术与政治的关联，而对铸造学术辉煌的家庭因素不甚在意。梁启超、钱穆等人注意到家族社会，却未对学术家族展开研究。古代家世其学显然不只是职业问题，社会学家潘光旦指出：“世家和一个兴骤亡速的暴发户又有什么分别？还不是因为遗传的基础深厚，而婚姻的选择审慎么？目前人才问题的症结，就在没有真正的世家，目前研究人才问题的通病，正坐不懂世家是什么东西！”^①他注重血缘因素，置重婚姻关系，当然只是一家之言，实际情形可能更为复杂。但看到世家对于人才成长的重要性，仍具有启发意义。所谓“遗传的基础”，不仅包括血缘关系，还体现在学术、思想，以及家教、家风的薪火相传。进而言之，无视家族环境，正如忽略政治制约一样，都不能深入、全面地阐释许多学术现象，也不能洞悉古代士人的心灵世界。

清代士人家族众多，有些科名显赫，有的家学相传。仅就学术家族而论，数量大约也在百家以上。本书显然不可能对此一一论列，面面俱到。汉学是清代学术的主流，家世其学者比比皆是，典型地体现了学术家族的繁衍、兴衰。事实上，目前有关清代汉学的研究已经“山重水复疑无路”，亟待转换视角和思路，关注其家族语境、学术薪火和社会背景。

[1] 梁启超：《新大陆游记节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21页。

[2]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