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搭“莽夫”号前往韦拉克鲁斯

登上“莽夫”号（Jarocho，意为“莽汉或粗鲁的人”；韦拉克鲁斯人以此自称）之前，我在布埃纳维斯塔站的餐厅买了便当。我没时间在离开墨西哥城前吃晚餐，“莽夫”号上也没有餐车。即使如此，买便当仍是错事一桩。我决心再也不重蹈覆辙。餐盒的外在装饰光鲜亮丽，但里面的餐点是拙劣的模仿品；装食物的人对填塞有巨大的热忱，却完全置美味于不顾。发臭面包夹着火腿的三明治有两份、半生半熟的蛋一颗、剥不开的橘子一个，加上长霉的蛋糕一块。我用在新拉雷多买的弹簧刀，在橘子上剖了一道口，将汁液调进龙舌兰里。其余的，火车一驶离车站我就扔到窗外去了。我把这份恶心的便当视为惩罚，谁叫我拒绝在墨西哥城待上哪怕一小时？但我并非走马看花的游客，我很高兴能搭上这趟卧车迈向海湾。饿肚子旅行实在不太有趣，但龙舌兰有效地抹杀了食欲，同时也保证你能结结实实睡个好觉，做几个生动的美梦——对我而言，它的作用更像令人双眼发愣的麻醉药，而非令人头晕的酒精。等我一觉醒来，就会身处韦拉克鲁斯的怀抱。

把脚跷高，让这班往韦拉克鲁斯的夜车包厢里飘满烟味，干完玻璃杯里两英寸深、渗着橘子汁的龙舌兰，我就会远离白雾弥漫的高地，拥抱潮湿的热带与海岸边的棕榈树。我感到幸福无比。汽笛尖鸣，遇到转弯处，卧车随之倾斜，晃开了窗帘：黑暗，数盏闪亮的灯火，轻微的危机感，增添了夜色的浪漫。我扳开弹簧刀，在橘子上划了一道，注入酒。此行，我身负机密任务（龙舌兰的效用已慢慢浮现出来了）：我捏造假名旅行，伪装成英语教师，对墨西哥进行艰难的侦察工作。我手上的小刀是致命武器，而我已喝得够醉，足以相信只要有人笨得敢来逮我，我就把他卸成八块。火车、此情此景、我的目的、我的心境，一切全是幻想——荒谬但愉快的幻想。这一杯喝完，我将刀子收在黑皮外套的口袋，偷偷摸摸潜入走廊，打算窥视其他乘客。

有人影潜近我的包厢：是一个蓄小胡子的男人，手上还抱着一只形状可疑的盒子。

他说：“要不要吃巧克力饼干？”

魔咒破解。

“啊，不用了，谢谢。”

“吃吧。我还有一大堆。”

出于礼貌，我拿了一块巧克力饼干。他身形高大，很友善，名叫佩佩。他是韦拉克鲁斯人。他说他认得出我是美国人，随即补充，并非因为西班牙语说得不标准，而是我的长相。我现在才去韦拉克鲁斯真可惜，他说，嘉年华刚结束。我错过了非常好玩的东西：乐团——吵得刺耳的乐团！跳舞——整条街上舞影翩翩！游行——长得不得了的队伍！音乐——鼓、喇叭，还有马林巴！奇装异服——大伙儿装扮成王子、小丑、西班牙征服者！还有，去教堂做礼拜，大嚼美味的食物，狂饮美妙的龙舌兰，结交各式各样的朋友。

听完他的描述，我原可能因错过嘉年华而产生的遗憾消失了。想到无需忍受那幅粗俗的景象，我松了口气。我确信，这种情景必会使我满心厌烦，至少足以扰人清梦。

但我嘴上仍说：“错过真是太可惜了。”

“明年你可以再来。”

“当然。”

“想再吃一块巧克力饼干吗？”

“不了，谢谢。这一块我都还没吃完呢。”我希望他走开。我等了一会儿，打声呵欠说：“我非常结婚。”

他以怪异的眼神望着我。

“非常结婚？真有趣。”但疑惑的神情仍写在他的脸上。

“你不结婚吗？”

“我才十八岁。”

这下我可搞糊涂了。我说：“结婚——你们难道不是因为结婚才想上床睡觉吗？”

“你是说疲倦吧！”

“啊，没错。”这两个西班牙语单词对我而言极其相似：casado，cansado；结婚，疲倦。

但这段含糊不清的对话功效良好。他显然把我当成心智不正常的人，说声晚安，把饼干盒收在腋下，拔腿就溜。我没看到卧车里还有其他人。

“在我心中，从韦拉克鲁斯到墨西哥城的旅程，若论印象深刻，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拜魔鬼的阿莱斯特·克劳利在《忏悔录》里如是说。去韦拉克鲁斯要选白天，众人都如此建言：见识一下甘蔗田和奥里萨巴火山，瞧瞧农人与果园。但是，拉丁美洲到处都是火山、甘蔗和农人；有时不禁觉得似乎也没别的好瞧。总之，黎明时分抵达韦拉克鲁斯，对我而言是个好主意。“莽夫”号舒服极了，而且我听说，接下来通往塔帕丘拉与危地马拉交界处的联运车，状况凄惨绝伦。我打算在韦拉克鲁斯待一天，做好身心准备，而我一定会做好身心准备的。“莽夫”这种火车——现在越来越少了，可以让你虽是满身疲惫地上车，却气象一新、精神百倍地下车。我恰巧在经过墨西哥城市郊时沉入酒乡；但火车跑得很慢，明早韦拉克鲁斯一到，我就会清醒过来。

醒来时，包厢里热得冒烟。窗户结上一层霜，我伸手拨开，瞧见浮在泡沫间晕黄的破晓，以及将沼泽边的绿地浸湿的细雨。云朵呈烂泥巴色，低悬空中，边缘零散不齐，好似一束束干枯的西班牙苔藓。我们越来越接近墨西哥湾海岸了。天边伸展着高大的棕榈树，像是雨中一朵朵愚笨的伞。

完美的宁静，连雨都下得无声无息。但我的耳朵作起怪来——痛得厉害，感觉好似一架压力失调的飞机在坠落，而我正坐在其中。之前火车攀登高地时，我陷入沉睡，无法吞咽口水以填补压力差。如今降至海平面，我的鼓膜不但对清晨的鸟啭听若未闻，更疼得好比火烧。

我急欲远离污黑的窗户及通风不良的包厢，坚信几次深呼吸有助于我的耳朵，便走向卧车的后部。通廊的窗户是敞开的，我大口吞咽空气，望着途经的贫民区，耳朵舒畅多了，我已听得到火车的隆隆声。

“瞧瞧这些人。”列车员说。

沿着铁轨有一排棚屋，还有湿漉漉的鸡群、面色阴郁的小孩。我正在揣测列车员先生的下一句话会是什么。

“这种日子才对味。瞧瞧他们——这才是生活！”

“什么样的生活？”我只瞧见了棚屋、鸡群，以及帽檐滑落雨水的男人。

“宁静安详的生活。”他说，高姿态地朝那排破屋点点头。自我抬高的人在谈论受害者时，通常会搬出智者的口吻。那墨西哥人学聪明人般眯起眼睛，说：“既宁静又安详。不像墨西哥城，步调太快了——大伙儿都忙得团团转，人们不知道生活的意义是什么。但你瞧，这儿的日子多么平和。”

我说：“如果你真住进了那栋房子，你的感觉又如何？”

那根本不算房子，不过是用厚纸板和生锈马口铁搭起的陋室。马口铁上打了几个洞，充当窗户。残破的砖块将塑料纸压在漏雨的屋顶上，狗儿嗅着门边的垃圾，旁边有一个面容疲惫的胖女人，望着火车经过。至于房内更恐怖的景象，我们仅能匆匆一瞥。

“噢！”列车员说，表情有几分恼怒。

照理来说，我不该反问回去的。他期待我出声附和——是啊，真是宁静安详的生活！这栋小屋多么富有田园风味！墨西哥人的友善大多取决于你对他言谈内容的赞成度。反驳，甚至稍加争论，都象征着挑衅。我揣测着，是出于不安全感还是对精致的不信任？后者使得绘画变成四英亩的壁画，漫画变成厌恶女性的小册子。我的西班牙语不算差，但我发现想和墨西哥人聊天很难。他们不是纯粹开玩笑，就是开门见山。一个炎热的下午，我在韦拉克鲁斯外招了一辆出租车，还没报出目的地，司机就说：“想嫖妓吗？”

“我很累，”我说，“而且我已经结婚了。”

“我懂了。”司机说。

“此外，我敢打赌她们好看不到哪里去。”

“是的，”他说，“一点也不好看。但很年轻，要紧的可是这一点。”

我在清晨七点抵达韦拉克鲁斯，在可爱的宪法广场找到一家旅馆后，便出去溜达溜达。我实在无事可做。在韦拉克鲁斯，我一个人也不认识，前往危地马拉边界的班车还要等两天才到。但这儿似乎不赖，韦拉克鲁斯有少数观光点，比如某座老旧的要塞，南方两百英里处还有沙滩。旅游手册小心翼翼地描述这座颇为丑陋的城市，有的称之为“活力十足”，有的则说“风景如画”。这里其实是一座没落的海港，贫民区与低劣的现代化，笼罩着市中心古旧迷人的荒芜建筑。与墨西哥别的城市不同，韦拉克鲁斯的人行道上有咖啡店；落魄小孩在此伸手乞讨；演奏马林巴的人，则替你那从奥里萨巴山下来以后便饱受摧残的鼓膜，画下受难史的句点。墨西哥人对待流浪儿的方式，一如一般人对待野猫（墨西哥人对待野猫则如对待害虫），抱在腿上，买冰激凌给他们吃，从头到尾还大声咆哮，足可压过马林巴琴声。

广场上没什么可解闷的，我决定步行一英里路，参观圣胡安德乌卢阿城堡。从前那儿是座岛（西班牙征服者科尔特斯于一五一九年的圣周登上该地），如今，完全淤塞住的港湾已成为内陆的一部分，上有连结的通道、布满油污的工厂、破屋，以及墨西哥城的必见市景——墙上涂鸦。城堡内恒久陈列着韦拉克鲁斯的过往：外族侵略、惩戒活动、当地军力溃败等图像资料。这是墨西哥人最大的热情所在——把耻辱当历史。假如这些雕刻与旧照片反映出其他国家（主要是美国）如何嘲弄与侵略墨西哥，那么韦拉克鲁斯这一切展示的特殊之处，就在于邀请墨西哥人自我舔伤及自我轻蔑。韦拉克鲁斯以“英雄之城”著称于世。这项描述饱含伤痛：在墨西哥，英雄几乎永远是尸首的同义词。

整个早上，雨断断续续地下着，但在我离开城堡前，乌云升高，转白，碎成一朵朵花椰菜。我在堡垒墙边寻到一角阳光来看报，尽管周遭是闪烁的水光与直挺的棕榈树（清新的海风亦将海鸥的啼声传送过来），波士顿的暴风雪仍不见好转。我发现，很难在此情此景想象一座黑暗的冬季城市、埋在雪堆的车辆，或是严寒带来肉体上的痛苦。痛苦是最难记住的感觉，记忆是仁慈的。另一个头条是《嘉年华恶质收场》，其下为“十名性变态犯遭逮捕”，下一行是“但还有二十二名在逃”。文中提到，三十二名性变态犯组成的集团于大斋首日前三天，将妇女（“母亲与女儿”）拖进树丛强暴。“许多妇女在旅馆卧室里被这群疯子袭击。”该集团自称“管子”。我不清楚这个词的含义，怀疑可能暗藏了戏谑的性暗示。已遭逮捕的十个人以彩色照片现身，全是长相普通的年轻人，畏缩在宽松的汗衫及牛仔裤下，也许还是兄弟会拔河比赛的负方呢——此项暗示不但写在他们呆滞、傻笑的脸上，更明摆在印着美国大学校名的汗衫上，像是艾奥瓦大学、得州大学、阿默斯特大学。尽管还未判刑，但报上好几处已直称“性变态犯”，还刊载了每个人的全名，本名下附有化名（墨西哥的犯罪案件报道向来如此）：“中国人”“国王”“歌手”“棒子”“勇者”“马儿”“狮子”“魔法师”等。墨西哥男人很重视时髦，但取名“歌手”的一名“管子”，身披大学汗衫，挑了个庄严的基督教节日，到韦拉克鲁斯强暴妇女，在我眼中，可谓奇风异俗之大杂烩。

当天稍晚，我又见识了一桩怪事。我路过一座教堂，看见神父提了一桶圣水，为八辆崭新的敞篷卡车赐福，旁边还站着四名手拿蜡烛及十字架的辅祭。此景本身并无出奇之处——波士顿的神父也替房屋赐福；格洛斯特的神父每年都为捕鱼船赐福。我眼中的古怪之处在于，等神父将圣水洒在车窗、轮胎、挡泥板、引擎盖之后，车主便打开引擎盖，让神父探身将圣水倒在引擎上，好似担心全能的上帝无力穿透车辆的外壳。也许他们把上帝视为又一名不可靠的外国佬，还把对外来者的不信任感投射到他身上。但耶稣基督绝对是个外国佬，证据可在每一张宗教明信片上看到。

为了自以为在韦拉克鲁斯有要紧事要办，我开了一张危地马拉之旅所需的食物补给单。然后，我想起还没买车票，赶紧往火车站走去。

“我今天没办法把票卖给你。”窗户那头的男人说。

“什么时候才可以？”

“你几时离开？”

“星期四。”

“好。我星期四可以卖给你。”

“为什么今天不行？”

“票还没好。”

“星期四才能买，如果没位子了怎么办？”

他笑了。“这辆火车永远都有空位。”

同一天，我遇到那位说要介绍我“一点也不好看”的妓女的出租车司机。我表示不感兴趣，但问他在韦拉克鲁斯还有什么别的事可做。他说我可以去城堡一游。我说已经去过了。那就在城里晃一圈，他说，有可爱的教堂、好吃的餐馆、挤满妓女的酒吧。我摇摇头。“可惜你前几天不在，”他说，“嘉年华好玩极了。”

“也许我会去游泳。”我说。

“好主意，”他说，“本地有全世界最棒的沙滩。”

沙滩名为莫坎博。隔天一早，我便前往一游。沙滩本身整齐干净，海水却染上一层浮油。沙滩上大约有五十个人，但没有人下海游泳，对我来说不啻一个警示。沙滩旁边有一排外形相似的餐馆，我点了鱼汤，一个男人与我同桌共餐，我原以为这个家伙挺友善的，直到他说，给两美元就帮我拍一张快照，我才如梦初醒。

我说：“五十美分。”

他替我拍了照。

他说：“你喜欢韦拉克鲁斯的食物吗？”

“汤里有鱼头。”

“我们本地人总爱吃鱼头。”

“自从离开非洲，我还没吃过鱼头呢。”

他受到这个比较的侮辱，皱起眉头，走向另一桌。

我租了一把沙滩椅，望着孩童互掷沙粒，满心希望自己正往南行。在这空荡荡的沙滩上无所事事，是虚假的欢乐。我不愿认为自己在消磨时间，但一如彼得·德·弗里斯笔下我崇拜的角色，这种想法是自我防卫。一辆巴士驶近沙滩，下来四十个人，脸庞全部带有鲜明的印第安人轮廓。男人穿着农场工人服，女人穿着长裙，搭着披肩，他们分成两个团体：男人和男孩，女人和婴儿。一大群人聚到两处树荫下。男人站着，女人坐着。他们眺望波浪，轻声低语，不脱衣服，也不脱鞋子。他们不习惯沙滩，似乎十分害羞，也许是走了大老远路来这儿郊游的。他们羞窘地摆出姿势，让照相小贩拍照。数小时后当我准备离开，他们仍留在原地，男人站着，女人坐着，好奇地望着浮泛油光的海浪。假如他们是一般的墨西哥农家（感觉很像），他们应该是不识字的，住在大通铺的破屋，鲜少能吃到肉或蛋，一周赚不到十五美元。

当天下午，赶在商店关门之前，我展开囤积食物之旅。我买了一只篮子，填上一小条面包、一磅奶酪、几片薄火腿。由于无餐车的火车上通常也找不到饮料，我还买了几瓶啤酒、葡萄柚汁和苏打水。简直像在为两天的野餐整理食物篮，但事先准备是明智的。墨西哥的火车乘客从不携带食物，还鼓励你有样学样——请购买本地的食品，每个火车站都有妇孺在兜售。然而，本地食物总是放在马口铁脸盆里，再由小贩顶在头上，她不可能在喊着“好吃的炸鸡”之余，还能瞧见聚集上方的苍蝇。典型的墨西哥餐点小贩，就是站在火车月台上，顶着一头苍蝇的妇人。

我打算早早上床，赶一大早去买往塔帕丘拉的火车票。就在熄灯时，一阵乐声飘来；黑夜使声音越显清晰，音色鲜明生动，不可能出自收音机。这是雄壮威武的铜管乐：

希望和荣耀的土地，自由之母。

孕育自您的吾等，该如何颂扬您？

《威风凛凛进行曲》？在韦拉克鲁斯？晚上十一点？

您广袤的土地将更辽阔；

令您强大的上帝，会使您更强。

我穿上外出服，走下楼。

广场中央，四喷泉附近，墨西哥海军乐团身着白色制服，淋漓尽致地诠释埃尔加。灯光在金链花树枝上闪烁，弧光灯（粉红色的）也在阳台和棕榈树间舞动。一大群人围着聆听：孩童在喷泉附近玩耍，有人在遛狗，情人牵着手。夜晚清凉幽香，群众友善沉醉，我觉得这是我见过最美好的景致之一。这群墨西哥人在聆听美妙音乐时，心平气和，脸上挂着沉思的帅气表情。时辰已晚，轻柔的夜风在枝丫间沙沙穿梭，我眼中韦拉克鲁斯那热带的刺眼凌厉已成过去；这里只有温柔的人儿，这儿是迷人之地。

曲子演奏完毕，掌声响起。接着，乐团奏起《华盛顿邮报进行曲》，我绕着广场闲逛。这样做冒了点小风险，因为嘉年华刚结束，韦拉克鲁斯到处都是无所事事的娼妓。散步时，我发现大多数妓女都不是为了聆听音乐而来的。事实上，听众绝大部分都是深色眼珠的女孩，套着破裙和廉价衣裳。我一经过，她们便叫道：“到我那儿歇歇吧！”或是紧随在我身后，低声道：“上床吗？”我的感觉一方面滑稽，一方面颇为愉悦——为了进行曲的军事威仪，为了青葱树木与广场阳台散发的粉红光芒，也为了这群女孩送上门来的低声邀请。

乐团开始演奏韦伯的曲目。我决定找一张长凳歇脚，专心聆听音乐。我选了个空位，旁边坐着两个人，似乎在交谈。他们在同时说话，金发女人用英语叫男人滚开，男人用西班牙语说要请她喝一杯，共度美好时光。她态度坚决，他不断抚慰——比她年轻很多。我兴致勃勃地聆听，手抚着胡髭，满心希望他们不会注意到我。这时女人说：“我丈夫——懂吗？我丈夫五分钟后就会来接我。”

男人用西班牙语说：“我知道一个不错的地方。离这儿不远。”

女人转向我：“你会讲英语吗？”

我说会。

“叫这些人滚开怎么说？”

我转向男人。正面一瞧，我发现他甚至不满二十五岁。“这位女士希望你离开。”

他耸耸肩，对我撇下不怀好意的一笑。没说话，但表情写得很清楚：“你赢了。”他走了，两个女孩急忙尾随而去。

女士说：“今早我不得不用雨伞打一个家伙的头。他死都不肯走。”

她将近五十岁，美艳得俗气：上浓妆，厚重的眼影，戴着银饰和绿松石之类笨重的墨西哥式珠宝；头发呈白金色，夹杂着几抹粉红和青绿——也许是广场的灯光造成的。她一身白服，手提袋是白色的，鞋子也是白色的。也不能怪那墨西哥人想勾搭她，她长得很像田纳西·威廉斯剧里或墨西哥漫画中常出现的典型美国女人——游客，拖着备受折磨的欲望和酗酒问题，化名前往墨西哥，寻找一夜情。

她名叫妮基，来韦拉克鲁斯已经九天了，我表示惊讶时她还说：“也许满一个月了——谁知道？更久也说不定。”

“想必你很喜欢这儿。”我说。

“是啊，”她凝视着我，“你来这儿做什么？”

“蓄胡髭。”

她没有笑。她说：“我来找一个朋友。”

我几乎要拔腿开溜了，她讲话的方式透着古怪。

“他病得很重，需要帮助，”她的语调流露着急迫，神情坚定，“但愿我能找到他。我在马萨特兰送他上飞机，塞给他钱、几件新衣服、一张机票。他以前从来没有搭过飞机，我不知道现在他到哪儿去了。你看报吗？”

“随时随地。”

“你看过这个吗？”

她递给我一份当地的报纸。报纸折了好几折，露出一大块专栏。在“个人告示”下，有个黑框方块，西班牙语标题为“紧急寻人启事”。上面摆了一张附有说明的快照，好似那种在夜总会偷拍的过曝照片，拍的人满口“拍照，拍照”，死缠着满脸惊骇的猎物不放。照片上，妮基身着晚礼服，戴着超大型太阳眼镜，肤色晒得明丽，脸也更圆，跟一个蓄小胡子的瘦小男人坐在桌子（鲜花、酒杯）后方。他看上去有几分害怕、几分神秘，但环绕着她的手臂流露着果决。

我读着下列信息：“妮基××××女士希望火速与她住在马萨特兰的丈夫何塞××××先生取得联络。咸信，现今他人在韦拉克鲁斯。从照片认出他的人，请立即联络××××。”下面是妮基的详细联系方式，附了三个电话号码。

我说：“有人打过电话给你吗？”

“没有，”她说，把报纸放回手提包，“今天第一天见报。我打算登一个礼拜。”

“应该挺贵的。”

“我的钱还够，”她说，“他病得很重。肺结核在折磨他。他说想见母亲一面，我就在马萨特兰送他上飞机，我还在那里多留了几天，并把我住的酒店电话给了他，但他没有任何音讯。我担心起来，便跑来这里，他母亲就在这里——这里就是他的目的地。但还是找不到他。”

“怎么不联系他母亲？”

“我也找不到她。你懂吗？他不知道她的住址。他只知道是靠近巴士站的某地。他画了一张房子的图给我看，而当我找到看上去很像的房子，却没有人认识他。他应该在墨西哥城下飞机，再转搭巴士，这样他才能找到他母亲家。就是有点复杂。”

而且还有点可疑，我想着。但我没说话，反而同情地低哼一声。

“情况不妙。他病了，现在才一百磅左右，也许更轻了。哈拉帕那儿有医院。他们救得了他，我可以付钱。”她望向露天音乐台，乐团正在演奏《窈窕淑女》组曲。妮基说：“老实说，我今天去相关部门查阅死亡记录，但没查到。至少，他还没死。”

“没死在韦拉克鲁斯。”

“你的意思是……”

“他也许是在墨西哥城去世的。”

“他在墨西哥城不认识一个人。他不会留在那儿的，他会直接来这儿。”

但他上飞机消失了。妮基搜寻了九天，连个影子也见不到。也许是受了刚看的达希尔·哈米特小说的影响，我发现自己在用侦探的怀疑论检视她的说词。整个过程像极了肥皂剧和鲍嘉的电影：韦拉克鲁斯的近午夜时分，乐团奏着讽刺味浓重的情歌，广场充斥着友善的娼妓，一身白衣的女人描述墨西哥丈夫的离奇失踪。独行的旅人向来容易沉溺于这类电影奇想，这也是旅行的主要原因之一。她自封为这出寻人剧的第一女主角，我也乐意配合。我们远离家园，我们想当谁都可以。旅行是业余演员磨炼演技的大好时机。

如果我没察觉自己正在扮演鲍嘉的角色，我会表示同情，说真遗憾她找不到他。但我反而自情境中抽离出来，想知道一切。我问道：“他知道你在找他吗？”

“不，他不知道我在这儿。他以为我回丹佛了。依照我们原先的计划，他只是回家探望一下母亲。他八年没回家了，瞧，所以事情才这么难办。他一直住在马萨特兰，是个贫穷的渔夫，几乎大字不识。”

“真有趣。你住在丹佛，他住在马萨特兰。”

“没错。”

“你嫁给了他，不是吗？”

“不，你怎么会这么想？我们没有结婚，他是我的朋友。”

“报纸上说他是你的丈夫。”

“我没这样写，我不会讲西班牙语。”

“上面就是这样写的，用西班牙语写着他是你的丈夫。”

我不再是鲍嘉了。我是《夏日痴魂》里蒙哥马利·克利夫特饰演的心理医生。凯瑟琳·赫本把塞巴斯蒂安·维纳布尔的死亡证明递给他；塞巴斯蒂安被一群小男孩活活吞吃下肚，死亡证明上将血肉模糊的现场写得一清二楚。“上面全是西班牙语。”她说，深信这可怕的秘密安然无恙。蒙哥马利·克利夫特冷冷地答道：“我看得懂西班牙语。”

“搞错了，”妮基说，“他不是我的丈夫，他只是一个可爱的人。”

她加重语气。乐团正演奏着华尔兹。

她说：“一年前，我在马萨特兰遇到他。当时的我濒临精神崩溃——丈夫离我而去，我不知道该何去何从，沿着沙滩走。何塞看见我，便下了小船，向我伸出手。他微笑着……”她的语音渐不可闻。她再次开口：“他非常仁慈，当时我最需要的就是仁慈，我快崩溃的时候，他救了我。”

“哪一种船？”

“很小的船——他是个贫穷的渔夫，”她说，眯起眼来，“他就这样向我伸出手。之后，我更了解他了。我们去一家餐厅吃饭。他向来一无所有，没结婚，一贫如洗。他从没穿过好衣服，也没去好的餐厅用过餐。他完全不知所措，一切对他来说都是新鲜的。他不懂我为什么愿意为他付出那么多。‘你救了我。’我说。他只是微笑。我给他钱，接下来几周，我们共享了美好的时光。然后，他告诉我他得了肺结核。”

“他不会讲英语，不是吗？”

“还说得上几句。”

“他说他得了肺结核，你相信他？”

“他没有说谎，你这样想就错了。我见过他的医生，医生告诉我他需要治疗。我发誓要助他一臂之力，因此一个月前我才到马萨特兰，为了帮助他。他更瘦了，没办法出海捕鱼。我担心得要命，问他想要什么，他说想见母亲一面。我替他打理钱、该带的东西，送他上飞机。等到他杳无音信，我就自个儿跑来了。”

“你真是慷慨。明明可以好好玩一趟，你却翻遍整个韦拉克鲁斯，找寻这缕消失的灵魂。”

“这是上帝的旨意。”她低声道。

“是这样吗？”

“我会找到他的，如果上帝的旨意如此。”

“你绝不放弃吗？”

“射手座的人再固执不过了——典型的热爱冒险！你是什么星座？”

“白羊座。”

“雄心勃勃。”

“没错。”

她说：“老实讲，我认为上帝在考验我。”

“什么考验？”

“何塞的事倒没什么。我刚熬过一场惨痛的离婚，还有别的事。”

“至于何塞，假如他不识字，他母亲可能也不识字，这样的话，她绝对看不到你在报上登的广告。为什么不做一张海报，放上照片，写几行字？你可以贴在巴士站附近，或可能是他母亲家的地方。”

“嗯，我会试试看的。”

我又提了几个建议：雇一名私人侦探，或在电台上广播。然后我忽然想到，何塞可能回马萨特兰了。如果他病重或忧心忡忡，他理应会回去。如果他还打算向她诈骗（我怀疑如此），那么等钱用完了，他绝对会回马萨特兰。

她同意他可能会回去，但并非我所说的理由。“我会留在这儿，直到找到他为止。不过，即使我明天就找到他，我也打算留一个月。我喜欢这儿，这是一座不错的城市。你是来参观嘉年华的吗？不是？我告诉你，真是令人大开眼界。大家都跑到广场上……”

此时乐团演奏的是罗西尼的《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序曲。

“……饮酒跳舞。每个人都友善极了。我遇到了好多人，每一晚都跑去参加舞会，所以我才不介意留下来寻找何塞。还有，哦，我遇到了一个男人。”

“本地人？”

“墨西哥人。他给了我许多正面的激励，就像你一样。你很正面——贴海报啦、上电台广播啦，正是我所需要的。”

“你遇到的那位新朋友——也许会使事情更复杂。”

她摇头：“他对我很好。”

“如果他发现你在寻找何塞怎么办？他也许会不高兴。”

“他全知道，我们讨论过了。除此之外，”过了一会儿后，她补充，“何塞快死了。”

乐团演奏完毕。时间已晚，我也饿疯了。我说我要去餐厅吃顿饭，妮基说：“我能和你一起去吃吗？”我们点了红笛鲷鱼，她向我描述她的离婚史。她第一任丈夫有暴力倾向，第二任丈夫成日游手好闲。这是她用的字眼。

“游手好闲？”

“如假包换。”她说，“他懒得要命——老天，你知道吗？我们结婚的时候，她还是我的员工呢，但他太懒了，我必须开除他。”

“顺便跟他离了婚？”

“没有，离婚是很久之后的事了。我开除了他，但没跟他离婚。差不多是五年前的事了。没了工作，他成天在屋子里晃来晃去，直到我再也受不了，就跟他离婚了。然后，你猜怎么着？他去找律师，要我付赡养费。我还必须付他赡养费！”

“你做哪一行的？”

“我拥有贫民区，”她说，“有五十七个——我的意思是五十七个区，从前我还有一百二十八个区呢。但这五十七个区分布在十八个不同的地段。天，可真麻烦——总是有人需要刷油漆、修理东西、换屋顶。”

我不再视她为欲求不满、在墨西哥枯萎的灵魂。她有地产，能待在这儿，靠贫民区的房租为生。她说自己不用交税，一方面因为她已“贬值”，另一方面因为她的记录“完美无缺”。她说：“上帝向来很照顾我。”

“你想卖掉这些贫民区吗？”

“有可能。我喜欢住在这儿，我可是货真价实的墨西哥迷。”

“卖地可以赚到一大笔钱。”

“为的就是这个。”

“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免去这些人的房租？他们可以把房子维护得很好，算是帮你一个忙。上帝也会因此更爱你的，何况你还是赚得了钱。”

她说：“这太蠢了吧。”

账单来了。

“我那一份我自己出。”她说。

“省下你的钱，”我说，“找何塞时派得上用场。”

她对我微笑：“你真是个有趣的家伙。”

我对自己只字不提，她甚至连我的名字也不知道。也许是我语多保留才使我显得有趣？但根本不是我保留，是她不问。

我说：“也许明天还见得到你。”

“我住在驿马车。”

我也住在驿马车，但我决定不告诉她。我说：“希望你能找到你想找的一切。”

隔天我起了个大早，冲向车站买往塔帕丘拉的车票。手续简单，还有足够的时间让我回旅馆吃顿早餐。我大啖之际，瞧见妮基走过大厅。她买了份报纸，举目四望，我则隐身在柱子后。等海岸清晰可见，我便举步走向车站。艳阳在广场上方，今天会是个大热天。

1. 从棕榈主日到复活节的一个星期，专门纪念耶稣基督受难前后的事迹。

1. 马萨诸塞州东北部城市，为渔业与旅游中心。

1. 彼得·德·弗里斯（1910—1993 ），美国编辑、小说家。

1. 爱德华·埃尔加（1857—1934 ），英国作曲家，著名作品包括《威风凛凛进行曲》五首及《谜之变奏曲》。

1. 卡尔·韦伯（1786—1826 ），德国作曲家、钢琴家，重要作品有歌剧《魔弹射手》。

1. 田纳西·威廉斯（1911—1983 ），美国剧作家，著有《欲望号街车》《热铁皮屋顶上的猫》《玻璃动物园》。

1. 墨西哥沿太平洋岸最大港口，有“太平洋明珠”的美誉。

1. 位于危地马拉东南部。

1. 亨弗莱·鲍嘉（1899—1957 ），美国演员，代表作为《卡萨布兰卡》。

1. 美国科罗拉多州首府。

1. 约瑟夫·L. 曼凯维奇执导的电影，一九五九年出品。改编自田纳西·威廉斯的剧本。描述一位中年贵妇企图隐藏死去儿子的同性恋行为，因而将儿媳当成疯子，请心理医生来诊治。

1. 焦阿基诺·安东尼奥·罗西尼（1792—1868 ），意大利作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