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拍一,我拍一
去年底,英国《卫报》上有场小小辩论,话题是老掉牙的“摄影是艺术吗”。这是那种后息者胜的论题,自有照相术以来,便没停止过,在可预计的将来,也难见寖息。艺术评论者乔纳森·琼斯,理应知道此事多说无益,然而看过一场摄影展后,不平之气涌上来,挥笔写了一篇文章,单看题目已火气十足——《单调,毫无生气,愚蠢:为什么照片不适合挂在画廊里》。
乔纳森为示公允,开篇便赞美摄影是“当代世界的奇迹”,因为它提供的视觉信息和对我们生活的如实记录(“信息”“记录”,当讨论艺术时,这两个词未见得总是好话)。但镶上框子,用灯光巧妙照射着,摆在艺术展览中,摄影作品便不配了,为什么呢?因为那是展出画作的传统方式,换上照片,则成了些“单调,浮浅,没有生气的代用品”。他说,一幅优秀的画作,如卡拉瓦乔的画,涵义丰富,生气勃勃,而摄影,再怎么好,总是表面上的东西,一目了然。
两个月之后,他又听说,有一幅名字叫《幻影》的摄影作品,卖出了创纪录的650万美元。这一回,乔纳森真是生气了,比被他触怒的读者还要愤怒十倍。“我的iPad也能拍出漂漂亮亮的全景照片,我因此就是艺术家了?不是,这只说明我的平板电脑很棒而已……这幅被捧上天的空洞作品(《幻影》),代表着一种诱人的幻象,那就是,如果我们在好日子里拿着好相机,便觉得拍张照片是和画张画一样艺术的事。”
摄影是不是艺术(准确地说,摄影作品中有一批为艺术品,绘画中也有许多算不上艺术品),涉及艺术的定义,既然乔纳森并没有给出自己的、可以把摄影关在门外的独特定义,他的论辩其实是很无力的。几天后,以摄影评论为业的肖恩·欧海根写了篇文章,反驳乔纳森的许多没根据的断言,比如说,当代摄影的许多观念并非如乔纳森所说的那样来自绘画传统。《幻影》的价格确实高,那又怎样,资本主义嘛,总是有人钱比常识多的。与乔纳森的意见相反,确实有许多摄影作品印刷出来后比在电脑上更耐看。至于刺激了乔纳森的摄影展,肖恩说,那本来就是不怎么高明的展览,他应该去看点儿更好的作品。而数字照相,也并不是像乔纳森误解的那样会使人人成为摄影家。“不是的,它只是使照相更容易了,如此而已。好的摄影者不管用什么相机都能拍出好照片。不高明的摄影者,就是拿着两千英镑的自动相机,拍出的照片仍然糟糕。关键在于观察世界的方式,不在于技术。”
这些只是引子。摄影当然可以为艺术。不过,照相,确实有些令人迷惑的地方。现在,“拍风景”是当代的流行,每到一处——那种地方通常是圈起来卖门票的,包括你我在内的游人志士,手里是相机,腰间是相机,脖子上挂的是相机。“你拍一,我拍一,一个小孩坐飞机”,不管什么,如果不用相机记录下来,便好像我们从没来过此地,好像我们需要证明,不是向自己,而是向别人。
我略觉不满的是(与另一种意见相反),现代相机快门的声音太轻微了,如果我来设计,一定要它十分响亮,啪或轰地一声,在几十步内都可听闻,那样一来,热闹十足,而且符合我国大声疾呼的风俗。还有一种好处,是有些鬼鬼祟祟的人,发现了什么拍摄的好位置(或用行话说,“角度”),偷偷按下快门,我们听见左近有动静,扭头一看,那家伙装出一脸的清白,故作姿态地东看西看,好像他的眼光就从来没遇见过任何值得停留的对象,脚也开始移动,像从未驻足过一样,他这么做,不过是想独吞美好的风景,而我们又抓不住他的把柄,因为不能确定他曾按下快门。如果快门声音很大,或设计成人声,诸如“我拍到了”之类的一声大喊,那我们定能继踵而至,踩着他的脚印,让相机来欢呼“我拍到了”,就算他确是拍下了一张绝妙的照片,我们也能用几十、几百张完全相同的作品,把他的发现变得一文不值——实际上我们一直是这么做的,在各种“景区”,都有一些被认为是上佳的拍照位置,游客们拥挤在那种地方,镜头如林。在某个山峰上,我见过数十人挤在一块横伸出去的危岩上(我如果不是恐高,也会在那里的),个子矮一点在前面,高个子在后面,井井有条,几十条长短不齐的镜头一同举起,那景象真是壮观。如此拍出的照片自然是大同小异,没什么价值,但至少没有让旁人得以专美,对吧?
这里的迷惑在于,假如一位真正的摄影艺术家,拍出一张绝佳的作品,而另一个人在同样的位置,同样的时分和光线条件,用同样的相机和同样的曝光参数,然后用同样的暗房处理,得到了另一张几乎完全一致的照片。前一张是世人惊叹的艺术品,那后一张呢?它看上去可与第一张没什么两样,除了一点,它是个彻头彻尾的依样葫芦,它的拥有者除了机械地模仿,什么也不会,对艺术更是毫无感觉;而作为观赏者的我们,何以区分这两张照片,哪个是西施,哪个是东施呢?这不像在绘画中,你可以坐在一位大师的身边,盯着他的一举一动(我们甚至可以设计一下,请大师放慢笔触),亦步亦趋,照猫画虎,然而你所得的,谁都能够看得出来,是一张没有个性的、拙劣的模仿品。照相不是这样。摄影艺术家的创造力,他的想象与表达,确实不像绘画中那样体现在无穷无尽的细节中。在摄影中,决定成败的细节是有限的,因而是可以复制的。假如1942年,安塞尔·亚当斯拍摄《提顿山与蛇河》时,我像橡皮糖般粘在他身边,而且跟踪到他的暗房里,像影子一样复制他的一举一动,我很不情愿地认为,我确能得到一张同样的作品,而我的作品虽然没什么价值,却能使他的杰作减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