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杨宪益的翻译人生

杨宪益，原名杨维武，生于天津，著名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专家、诗人，学贯中西，被认为是“最后的集‘士大夫’与‘洋博士’和‘革命者’于一身的知识分子”⁽¹⁾。杨宪益幼年就读私塾，受过良好的国学教育，十二三岁入读教会学校新学书院，接受西方新学教育，除国学课程外，学校所有开设课程均用英文授课。1936年秋，在一年的欧洲游历后，他得以进入牛津大学莫顿学院，系统学习古希腊、罗马文学、中古法国文学及英国文学，获希腊、拉丁文及英国文学荣誉学士、硕士学位。1940年回国任重庆中央大学英文系副教授，同年底与戴乃迭女士结为夫妇。1941年至1942年担任贵阳师范学院英文系首任系主任，1942年至1943年任成都光华大学教授。后来夫妇二人曾短暂任职中印学会。1943年，杨宪益受梁实秋之邀到重庆国立编译馆工作，开启夫妻二人携手合作的职业翻译生涯。

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最突出的贡献就是联袂将中国文学作品译成英文：从《诗经》到中国现当代文学，时间跨度长达两千六百多年，译著为七十余种八百多万字，散见于各文集中的译文几十万字，此外还有已出版的外国文学译成中文的九种几十万字，杨、戴夫妇总翻译著作字数达一千万字左右，几乎“翻译了整个中国”⁽²⁾。杨宪益是把《史记》推向西方世界的第一人；他翻译的《鲁迅选集》是外国高校教学研究通常采用的蓝本；翻译的三卷本《红楼梦》，与英国两位汉学家合译的五卷本《石头记》共同成为西方世界最认可的《红楼梦》译本……他还翻译了《离骚》《资治通鉴》《长生殿》《牡丹亭》《唐宋诗文选》《老残游记》《儒林外史》等经典作品。杨宪益为中外文化交流，尤其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做出了卓越贡献。他翻译的中国文学作品，从先秦文学到现当代文学，跨度之大、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影响之深，中国翻译界无人企及。杨宪益还把阿里斯托芬⁽³⁾、荷马、萧伯纳等欧洲古今文学家的名著译成中文，向国人传播西方文学的精妙。

许多外国人通过杨宪益的《红楼梦》《离骚》《鲁迅选集》和《沉重的翅膀》等译著，得以走近和触摸到厚重、悠远的古代中国、顽强抗争的近代中国和走向复兴的当代中国。杨宪益罹患淋巴癌多年，2009年11月在北京煤炭总医院溘然离世。在当下中外交流日益频繁，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时代语境下，杨宪益的辞世引发人们对于翻译作为对外交流桥梁的关注和思考。“一道文化桥梁断了”，人们发出“杨宪益身后，谁来翻译中国”（《中国青年报》）、“谁来接力杨宪益先生手中的棒？”（中国新闻网）的追问，季羡林、杨宪益等翻译大家的离去，标志着旧时代培养的最后一代知识分子的终结，如何继承他们的翻译智慧成为中国翻译界和文化界的当务之急。

第一节　富家少年中西并蓄⁽⁴⁾

1915年1月10日，杨宪益出生于天津花园街8号大公馆内，按阴历算是甲寅年（虎年）。据他后来回忆说，他出生之前母亲曾经梦见一只白虎跃入怀中，故杨宪益晚年应意大利友人约请撰写英文自传，书名便用的是White Tiger（“白虎”）。杨宪益祖上是清朝官员，祖父兄弟八人，其中四人（杨宪益的祖父杨士燮和三位叔祖）通过殿试当上翰林，都曾出任高级地方官，算是典型的封建文人和官僚。另一方面，杨宪益的父亲和几位叔叔都是留学生，都对西方国家，尤其是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钦慕不已，算是当时比较有代表性的西方文明拥趸。杨宪益正是在祖辈和父辈中西并蓄的背景下开始了他的启蒙学习。

杨宪益的父亲杨毓璋曾任天津中国银行行长，是中国当时最杰出的金融家之一，与许多清末民初的政界要人关系密切。杨毓璋精通诗词格律，对京剧尤为爱好，与被赞为“四海一人谭鑫培，声名卅载轰如雷”（梁启超语）的京剧生行谭派创始人谭鑫培过从甚密，经常在业余时间帮助谭鑫培修改京剧唱词。父亲的文学偏好对幼年杨宪益有着不小的影响。由于杨宪益是家中唯一的儿子，怕他出门上学会遭遇意外，大家庭为他延请了蒙学教师魏汝舟。魏先生是前清末年的秀才，河北大城人，不满清政府腐败无能，更不愿意与袁世凯等人同流合污，拒不出仕，靠为富家担任塾师为业。一般老秀才教书只教“四书五经”，魏汝舟却非常开明，带着幼年杨宪益广泛涉猎，不仅熟读儒家经典，还悉心指导他诵读《楚辞》《左传》《幼学琼林》《古文观止》《十三经》《古文释义》《龙文鞭影》、唐诗和唐宋文等⁽⁵⁾。魏汝舟学识渊博，思想开通，对杨宪益一生影响异常深远。

魏汝舟爱好旧体诗，倾心于风靡当时的“同光体”⁽⁶⁾，他从分辨四声和对对子开始，尽心尽力地教授这位聪慧过人的学生杨宪益。杨宪益记忆力超强而又极具天分，据说一天就能背完《左传》，初学对句，即以“乳燕剪残红杏雨，流莺啼断绿杨烟”联，表现出不同寻常的天赋。十岁出头，杨宪益开始转向当时流行的笔记小说、传说故事、明清传奇、话本等。那个时候，书贩常上门到有钱人家兜售《彭公案》《施公案》《三侠五义》《聊斋》《阅微草堂笔记》《子不语》等笔记小说，这些书成为少年杨宪益的另一个知识来源。期间，杨宪益还常常由家里一名年轻仆人陪同，坐包车到天津当时出现的许多家新式书店，购买清末康有为的诗文、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黄遵宪、严复的书，还有古典著述，如《道德经》《庄子》《墨子》《列子》《淮南子》《搜神记》《酉阳杂俎》等等。杨宪益虽然受的是传统旧式教育，但在魏汝舟的影响下，对新学思想也不拒斥，大量阅读胡适、鲁迅、周作人等新文学作家的作品，心中深深种下新学的思想。杨宪益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阅读，简直到了贪婪的地步。对于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的文学改革，杨宪益有明确的看法，年仅11岁时就写出《驳〈文学改良刍议〉》，批判胡适的文学改革主张，偏爱鲁迅和周作人白话文作品的思想深刻、语言简洁。

杨宪益中学就读天津新学书院（Tientsin Anglo-Chinese College），该校系由英国伦敦基督教公理会传教士创办。学校的英国老师全都是有大学学位的基督教传教士，英国文学、物理、化学、世界史、地理和数学等课程全部使用英文课本，用英语授课。当时的中学英文课程不教授语法，用的是英国人编的一套课本，分四册或六册，由浅入深，从简单生活用语及儿歌等开始，到罗斯金、哥尔斯密、艾迪生、斯威夫特和其他作家的散文，以及司各特、华兹华斯、格雷、雪莱、拜伦和济慈的诗。中学毕业时，杨宪益已经能够欣赏不同的英文文体，并试着写一些英文笔记和文章。他对西方文学的学习，主要来自课外阅读。当时天津法租界里有一家福建人林秀鹤开的“秀鹤书店”，专卖外国原版书，杨宪益每隔一天就要到书店里浏览一番，买上几本新书，或通过老板到国外订购店里没有的各种书目。他最初读的少儿读物有：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王尔德童话、卡罗尔的《艾丽斯漫游奇境记》和《镜中世界》、巴利的《彼得·潘》、史蒂文森的《金银岛》、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哈葛德的非洲探险故事、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曾译《侠隐记》）、《铁面人》和《波赫多斯的儿子》等二十多种历史小说。杨宪益几乎读遍当时所有的翻译作品，购买林纾与人合译的《说部丛书》（商务印书馆出版）全套，计一百七十余种，从中他第一次接触到兰姆写的莎士比亚故事集《吟边燕语》（Tales from Shakespeare）、小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今译《茶花女》）、狄更斯的《块肉余生述》（今译《大卫·科波菲尔》）、斯多夫人的《黑奴吁天录》（今译《汤姆叔叔的小屋》）等名著。这些林译小说激发了杨宪益对原著作品和对文学翻译的浓厚兴趣，其中很多小说，他都是先阅读了中文译文，继而直接阅读原文，如司各特的《艾凡赫》（Ivahoe）、史蒂文森的《金银岛》（Treasure Island）等。

上高中之前，杨宪益的英文水平已经相当出色，能够从原文直接阅读大量英国文学作品和英译的西方文学作品，诸如司各特的叙事诗《洛京瓦尔》（Lochinvar）、西班牙作家阿索林⁽⁷⁾《西班牙一小时》英文译本、麦考雷有关古代罗马的叙事诗《贺雷修》（Horatio at the Bridge）以及莎士比亚《凯撒大帝》（Julius Caesar）选段。上高中后，杨宪益阅读英文书籍的速度和数量都达到惊人的程度，他后来回忆说，“要列出那时读过的全部书目，是不大可能的。我通常一天读一两本书，这样对绝大多数著名的欧美小说家、诗人都有点了解。”⁽⁸⁾广泛的阅读激发了杨宪益的创作灵感，他模仿赖斯·巴勒斯（Edgar Rice Burroughs）科幻系列小说《人猿泰山》（Tarzan）写成一部长达10余万字的章回体小说《鹰哺记》。杨宪益在英文阅读中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学价值判断，对济慈、雪莱和拜伦等浪漫主义诗人表现出浓厚兴趣。此际，杨宪益除了阅读梅里美、佛罗贝尔、波德莱尔、维尔伦、瓦雷里、罗蒂和马拉美等作家作品，还阅读了译成英文的东欧作家作品和古希腊罗马文学，诸如荷马作品、希腊悲剧与抒情诗、《柏拉图对话录》、维吉尔作品等等。正是这一阶段的广泛阅读，使得少年杨宪益迷上了古希腊文学作品，因为天津找不到能够教他学习希腊文的老师，进而萌生了去欧洲学习古希腊文学的想法。这些早期的阅读无疑为杨宪益日后的外译汉和汉译英事业打下坚实的基础，成为“他走上文学翻译道路的‘根’”⁽⁹⁾。

第二节　牛津青年初涉译事

中学时的英文阅读激发了杨宪益对古希腊文学的浓厚兴趣，他被古希腊、拉丁文学的丰富遗产深深吸引，因此决定毕业后前往牛津大学攻读古典文学课程。1934年，杨宪益随天津新学书院英国教员C．H．B.朗曼夫妇，取道日本、美国，前往英国伦敦。朗曼先生在学校里教授物理和其他课程，他的妻子教授英国文学。夫妇二人都非常喜欢博学敏捷的杨宪益，回国休假之际，主动提出带他前往伦敦，为他聘请古希腊文和拉丁文的私人教师，以便他日后进入英国大学学习。

初到英国，杨宪益除了花大量时间跟着私人教师学习古希腊文和拉丁文，其他时间全都用在阅读上。罗素广场、契林十字街和托特纳姆院路附近的旧书店，是他经常光顾的去处，常常要买来一大堆书。只要手头上有的，他什么书都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培根、叔本华、尼采、伯格森、伯克莱和弗洛伊德；还有弗雷泽的《金枝》（Golden Bough）⁽¹⁰⁾等人类学著作、希腊神话、宗教书籍以及古代历史、文学作品。这段时间，杨宪益不仅读完英译本《马志尼全集》和《海涅全集》，已经能读懂法文经典，至少读过19世纪法国著名哲学家、历史学家和宗教学家欧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的《耶稣传》（Vie de Jésus）、游记作家皮埃尔·洛蒂（Pierre Loti）的波斯游记《走向伊斯巴罕》（Vers Ispahan）和儒勒·凡尔纳的小说全集等。

杨宪益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仅仅五个月后，就顺利通过牛津大学莫顿学院的笔试。然而，面试官却质疑一个亚洲人不可能用不足半年的时间达到英国男孩进大学之前学习七八年时间才能达到的拉丁文和希腊文水平，认定杨宪益的笔试成绩出于侥幸，决定第二年（1936年）秋季才给予他入学资格。杨宪益利用等待入学的这段时间，游历了欧洲许多诗人、文学家的故乡，在巴黎期间，还聆听了法国汉学家马伯乐（Henri Maspero）、葛兰言（Marcel Granet）等人的讲座。难得的游历，使杨宪益有机会深入了解欧洲各地的风物人情、音乐、绘画、建筑等艺术形式，为他日后研习西方文学提供了无形的滋养。在牛津攻读古典人文学科荣誉学位，必须首先阅读荷马，早已谙熟荷马作品的杨宪益，趁此机会阅读了荷马之后的一些作家，如爱森尼乌斯、菲洛斯特拉德斯、卢奇安、阿普列尤斯、佩特罗尼乌斯等。1938年夏，杨宪益开始学习英国文学课程，从《贝奥武甫》等中世纪英国文学到现代英国文学，从伊丽莎白时代到浪漫主义时代，他甚至还从兴趣出发深入阅读了19世纪50年代以后的不少作品，尤其是现代诗歌，包括T．S．艾略特和奥登⁽¹¹⁾等人的诗作。幸运的是，英国著名战时诗人埃德蒙·布伦顿（Edmund Blunden）⁽¹²⁾担任杨宪益学习英国文学期间的指导教师。布伦顿性情温和、谦逊，从不摆导师架子，极为鼓励杨宪益的诗歌偏好。此时杨宪益已经读了许多英国诗，在阅读英国诗、与导师布伦顿讨论英国诗的过程中，为了向布伦顿表明中国也有丰富的诗歌资源，杨宪益将自幼熟读的中国长诗《离骚》翻译成英文。

杨宪益的少年时代，塾师魏汝舟经常带他去天津大罗天买线装旧书，其中就有《楚辞》。回家后杨宪益捧着这本《楚辞》不放，很快就熟读并背下书中最重要的长诗《离骚》。上中学后，杨宪益曾买到过一本福建人林文庆⁽¹³⁾翻译的中英文对照本《离骚》。尚在读中学的杨宪益认为林文庆译诗比较死板，且有许多错译之处，事实上，从那个时候起他就动过自己翻译《离骚》的念头。赴英伦留学期间，杨宪益接触到很多英国18世纪诗人的作品，尤其喜欢德莱顿（John Dryden）的诗作。在他看来，《离骚》和英国18世纪的英雄偶句体诗的形式有相像之处，于是就模仿德莱顿的风格完成《离骚》英译⁽¹⁴⁾。这是他第一次把中国古典文学翻译成英文，也是他向老师布伦顿和西方世界展示中国文化的重要成果。

约翰·德莱顿是英国诗人、剧作家、文学批评家，被封为“桂冠诗人”。主要作品有《时髦的婚礼》《一切为了爱情》《阿龙沙与施弗托》《论戏剧诗》《悲剧批评的基础》等。德莱顿开创了英国诗以英雄偶句诗体为主的百年局面，“玄学诗人”一词就是他最先提出来的，在欧洲批评史上享有极高的地位。英雄偶句诗体由五音步抑扬格（iambic pentameter）的押韵对偶句组成。一般说来，每行五个抑扬音部，跟无韵体以及十四行诗的诗行一样，其所不同之处在于每两行一韵，偶尔三行一韵。德莱顿以独特的英雄偶句诗体，把形式与内容有机结合起来，诗风新鲜、独特而优美，充满美感和艺术张力。

《离骚》是战国时楚国诗人屈原的晚年诗作，是《楚辞》的代表作，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刘勰《文心雕龙·辨骚》中说：“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固已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岂去圣之未远，而楚人之多才乎？”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序》中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朝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离骚》是中国最早的长篇抒情诗，诗人以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为主线，辅以花草禽鸟作比，贯以自传回忆性的情感激荡，和纷至复沓、倏生倏灭的幻境交替抒写全诗，叹奸佞之当道，对天命论进行批判，表达对楚国命运和人民生活的关心。屈原《楚辞·远游》篇首次出现“音乐”一词：“音乐博衍无终极兮，焉乃逝以徘徊。”⁽¹⁵⁾可以说，音乐性以各种形态反映于《离骚》文本深处。法国哲学家雅克·马利坦（Jacques Maritain）曾指出，诗歌中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音乐，即“存在于灵魂之中的直觉推进的音乐”和“词语的音乐”，前者指诗歌内在的音乐，由诗性直觉通过诗人精神化和意向性的情感升华而成；而后者指诗歌外在音乐，由词语的韵律和节奏造成。⁽¹⁶⁾也就是说，文本的外在音乐性体现在语音层面，内在音乐性则体现在语义层面。

《离骚》的音乐性来自于它的语音构成（即外在音乐性），更来自于其语义所指的动态意象及其所呈现的节奏和内在旋律（即内在音乐性）。《离骚》的外在音乐性主要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语音层面，语气助词“兮”字、叠词和附着力极强的长元音的有规律出现，既形成了节奏，又打破了节奏，完成了节奏向旋律的初步转化，营造出复杂多变的音乐效果；句式层面，“骚体”句式比四言句式多二三字，句容量得以扩大，语义表达转折而不迫促，更适宜于“言情出韵”；篇章层面，屈原在诗中或陈述，或悲吟，或呼告，或斥责，情之所至，笔之所及，有发端，有展开，也有回环照应，脉络极其分明；体式层面，《离骚》共372句，2 469字⁽¹⁷⁾，篇幅虽长，却并不给人长篇大论之感。

语义所揭示的动态意象是《离骚》音乐性的重要方面，它和语音节奏与旋律相互伴随，构建出一种语义层面的音乐节奏和旋律。作者在其中采取一种回环往复的结构方式，多视角、多声部的变奏方式，对主题进行深化。可以说，中国诗歌以意象为依托，展现出强烈的内在音乐性，是透过诗人之心呈现的旋律化的生命进程与时间体验。诗句更迭使得文本中丰富的意象以共同涌现的历时性延续方式，激发读者心理上的共时性情感和时间知觉效果。《离骚》中大量的香草花木、神话人物、虬龙鸾凤无不是寄寓诗人情感、思想和生命精神的载体，东汉王逸曾评述说：“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离骚》文本中每个意象都充满律动，不同意象在动态视觉中的流逝和旋律音符的流逝异质同构，进而在阅读者的心理知觉中形成类似音乐接受过程中的心理感受，《离骚》中的一系列动态意象孕育了中国根本的审美意象。《离骚》中的动态意象呈现使得此在当下的时间片断音乐化了，无数个律化时间片断的延续，构成了旋律，也构成了生命过程本身。音乐形式最本质的意义，就是对于生命本体与整体的观照，使得现在、过去、未来共在，由此抵达诗歌的内在旋律。

杨宪益毕生始终认为《离骚》是首伪作，真正的作者是比屈原晚几个世纪的汉代淮南王刘安，认为既然原作者不可考，翻译起来自然不应有太多束缚，他后来在自传中说：

这首诗据说是由中国的第一位著名诗人、公元前四世纪战国时期的传奇人物屈原写的，我却一直认为它是一首伪作。它的真正作者是几世纪后汉代的淮南王刘安。这种情形就象莪相的诗，按照推测是一位古代盖尔人诗人所写，实际上却是18世纪的诗人麦克佛荪冒充的。我用英文的英雄偶句体来翻译《离骚》，为了好玩我模仿了德莱顿的风格，对此我很得意。那是我第一次将中国文学译成英文。后来，解放后50年代初我把这首译诗交给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了。当著名的汉学家大卫·霍克斯看到这首诗时大吃一惊，他发表了如下幽默的评论：这部诗体《离骚》译文在精神上与原作的相似程度，宛如复活节巧克力蛋之于煎蛋的相似程度。大卫是我们的好朋友，我们俩都认为他的评论很有趣。但不管怎么说我至今仍认为著名诗歌《离骚》是一首伪作，我用略带嘲弄的英雄偶句诗体来翻译它是恰当的。⁽¹⁸⁾

为了向导师埃德蒙·布伦顿呈现中国古代的文学成就，杨宪益在《离骚》翻译过程中，不仅注重原作精神的跨语际传递，还尤其注重诗作中艺术手法的再现，德莱顿英雄偶句体的五音部抑扬格对于节奏和韵律的倚重无疑会成为杨宪益的首选，全文几乎没有偏离。如：

以上表格用“/”划分音步，用加粗表示重读音节，“AA，BB，CC……”表示尾韵。

杨宪益译文中呈现了非常整齐的五步抑扬格：每句有十个音节，五个音步，且每个音步的第一个音节为轻音，第二个是重音，押尾韵对偶句。

《毛诗序》中有：“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西晋陆机认为：“诗缘情而绮靡。”诗歌是最集中地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文学体裁，饱含着丰富的想象和情感，常常以直接抒情的方式来表现，语言精练，音调和谐，有鲜明的节奏和韵律。诗的本质特征是抒情美。诗歌创作的过程就是情感抒发的过程，是诗人以情观物，以情化物，以情写物的过程。屈原在《离骚》中，通过描写为崇高理想而奋斗，抒发其遭谗被害的苦闷和矛盾，表现诗人坚持正义和理想的斗争精神，同时揭露楚国贵族集团黑暗腐朽的本质，抨击他们颠倒是非，结党营私，谗害贤能，邪恶误国的罪行。杨宪益译《离骚》时，中国正遭受践踏和蹂躏，《离骚》中有多处诗句直接或间接表达爱国忧民的思想，由此也可反映出杨宪益翻译《离骚》想要表达对祖国人民生活的关怀和担忧。杨译《离骚》运用英雄偶句体这一独特的诗歌体系，再现了原诗的意美、音美、形美，完成了跨越国界、超越时空的审美转化，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杨宪益第一次翻译中国的古典文学作品就选择了这首连本国人都难于理解的古诗巨著《离骚》，显示了他的起点之高和胆略之过人。他的译作大气磅礴而又流畅，略带夸张和嘲弄的口气。……这首译诗作为他青春时代的一个永久的纪念品屹立在欧洲各大学的图书馆书架上。”⁽¹⁹⁾英国留学期间，杨宪益还翻译过唐代后期诗人李贺的一些诗，在朋友的帮助下发表在牛津大学的一本学生杂志上，在学生中产生过不小的影响。

第三节　伉俪携手翻译中国

杨宪益在牛津最重要的收获莫过于爱情。他在自传中提到，1935年夏天当他在地中海沿线搭乘邮轮旅行时，擅长占卜的埃及导游说有一位美丽的英国金发少女正在为杨宪益憔悴，预言他们不久后就会见面，且有许多奇妙的事情和冒险经历正等着他们。杨宪益虽并不十分相信，但对此印象十分深刻。巧合的是，入读牛津大学后，经挚友伯纳德·梅洛介绍，杨宪益认识了一位名叫格莱迪斯·玛格丽特·泰勒（Gladys Margaret Tayler）的美丽英国姑娘。相识后他们深深相爱了，此后她有了一个中国名字“戴乃迭”。1919年，格莱迪斯出生于北京，父亲约翰·伯纳德·泰勒（John Bernard Tayler，中文名戴乐仁）是一位传教士，大学毕业以后参加伦敦传教士会社，被派到中国，曾在杨宪益的母校天津新学书院和燕京大学任教。抗日战争爆发前，戴乐仁作为工业合作化组织⁽²⁰⁾的一名教师到中国西北甘肃开展教学工作，训练贫穷孤儿学习并掌握各种实用技术，一直到抗战结束。父亲戴乐仁的理想主义情怀和对贫困中国发展的关怀，无形中影响了戴乃迭后来对世界的认识和对中国的无限同情与理解。

戴乃迭四五岁时被母亲带回英国，中学毕业成绩优异，获得奖学金进入牛津大学攻读学位。杨宪益担任中国学会⁽²¹⁾主席时，戴乃迭担任学会秘书。杨宪益改学英国文学后，戴乃迭随之放弃主修的法国文学，改学中国文学。当时，牛津大学刚刚开始设置中国文学荣誉学位，戴乃迭是攻读该学位的第一个学生。戴乃迭的中文导师休斯（Ernest Richard Hughes）是一位仁慈、开明，具有绅士风度的老先生，虽然中文口语水平并不十分高，但他对人文主义特别是中国儒家学说怀有浓厚兴趣，致力于向英国及西方全面系统地介绍儒家思想的发展史、著名儒学家和主要儒家经典，对西方了解孔子及其思想起到一定作用⁽²²⁾。休斯的中文名字叫修中诚，原是英国伦敦会教士，1911年到中国福建汀州传教十八年，后在上海中华基督青年会任职，1933年回国任母校牛津大学中国宗教和哲学教师。休斯先生教授戴乃迭学习儒家的“四书五经”，杨宪益推荐她读中国古典诗歌和传奇故事以及晚近的古典散文。在授业导师休斯和杨宪益的共同指导与影响下，戴乃迭在中国文学方面的进步非常迅速，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二等荣誉学位毕业。

1940年，杨宪益、戴乃迭从牛津大学毕业，谢绝哈佛大学的任教邀请，回到战火中的中国。此后，二人先后辗转任教于中央大学柏溪分校、贵阳师范学院和成都光华大学。贵阳执教期间，杨宪益对旧体诗歌的热情被再次激发起来，除帮助尹石公教授⁽²³⁾编辑《贵阳日报》副刊《小雅》之外，他开始发表一些西方诗歌的翻译。1943年秋，梁实秋聘请杨宪益、戴乃迭到位于重庆北碚的国立编译馆开辟中译英领域。当时的国立编译馆只有人从事将西方经典翻译成中文的工作，还没有人进行中文外译。梁实秋希望杨宪益夫妇能去领导一个部门，专门从事将中国经典翻译成英文的工作。当时杨宪益选择翻译《资治通鉴》，因为觉得“有人还没看到过”⁽²⁴⁾。《资治通鉴》这部皇皇巨著多达二百九十四卷，记录了从战国到五代，跨度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历经十六个朝代的编年史。由于小时候的古文底子，翻译这部史书对杨宪益来说并不十分困难，他轻松自如地干着这件在旁人看来难度极高的工作，此举成为中国学者主动向西方介绍传统文化典籍的最初努力，杨、戴二人的汉译英合作事业正式起步。

国立编译馆时期是杨宪益一生中的高产期之一。短短三年时间，除了在内迁北碚的复旦大学（渝校）和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兼职教书以外，杨宪益、戴乃迭合作翻译了差不多四十卷（从战国到西汉部分）的《资治通鉴》、《中国戏剧简史》、晚清小说《老残游记》⁽²⁵⁾；陶渊明、温庭筠和李贺的诗；唐代变文《燕子赋》《维摩诘经变文》。他们还从凡百卷的《法苑珠林》里编译梁武帝时代有关神不灭的辩论，翻译苗族创世诗《苗本事谣》、艾青和田间的诗若干首、郭沫若历史剧本《屈原》和阳翰笙剧本《天国春秋》……此外，杨宪益将多位时代不同、风格迥异的外国作家、诗人的作品译成中文，如兰姆《伊利亚随笔》中的两篇、辛格的几部独幕剧、赫里克的一些诗等。⁽²⁶⁾

抗战胜利后，杨、戴夫妇随编译馆搬迁到南京，由于时局动荡，他们较少有精力进行翻译，期间的零星译稿大多散失。夫妇二人合译的《老残游记》（南京独立出版社，1947）和杨宪益独自翻译的《近代英国诗钞》（中华书局，1948）在这一时期相继刊印。1952年，杨、戴夫妇应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副局长刘尊棋邀请，调往外文出版社任职，重新回到专职翻译岗位。当时外文出版社创办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开始向西方社会系统介绍中国文学作品。刘尊棋有一个宏大的计划，打算把从《诗经》《楚辞》到清末的一百五十种古典文学作品和鲁迅以降的一百种当代文学介绍给西方世界。把中国独有的文学、文化介绍到西方，促动东西方文化的真正交流和融合，正是杨宪益愿意付出毕生精力的事业。因此，调任北京后，夫妇二人夜以继日，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翻译出不少中国古代和现代文学作品，这一时期也因此成为杨、戴合作翻译历史上又一个高产期。

1953—1956年，杨宪益夫妇以惊人的速度翻译了大量中文作品，《离骚》《唐代传奇选》《儒林外史》《长生殿》《古代寓言》《宋明评话选》《汉魏六朝小说选》《关汉卿杂剧选》等古典文学，以及《王贵与李香香》《阿Q正传》《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白毛女》《鲁迅短篇小说选》《阿诗玛》《三里湾》《李家庄的变迁》《青春之歌》《暴风骤雨》（与他人合译）《原动力》《朱自清散文》《下一次开船港》《红旗谱》《百合花》《荷花淀》《鲁迅选集》（1—3卷）《风云初记》《中国小说史略》等译作陆续出版。这段时间里，杨宪益、戴乃迭还与沙博理（Sidney Shapiro，1915—2014）一起承担了英文杂志《中国文学》几乎全部的翻译任务。在浩繁的中译外之余，杨宪益还从拉丁文翻译了维吉尔的《牧歌》，从希腊文翻译了《阿里斯多芬喜剧二种》（与罗念生合作），从拉丁文翻译了普劳图斯的罗马喜剧《凶宅》（Mostellaria）。此外，他还翻译了萧伯纳的戏剧《凯撒和克莉奥佩特拉》（Caesar and Cleopatra）和《匹克梅梁》（Pygmalion）（收入《萧伯纳戏剧集》），从法文翻译了《地心游记》（与闻时清合译）等，为中国读者了解西方文化打开了一扇大门。这一阶段堪称杨宪益与戴乃迭毕生翻译事业最辉煌的时期。

20世纪50年代末期，接踵而来的政治运动，给杨、戴的翻译事业带来重创，他们没有太大权利选择所译文本，“成了受雇的翻译匠”⁽²⁷⁾。1960年，得知杨宪益曾在牛津大学攻读过希腊文和拉丁文，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将杨宪益借调过去承担荷马史诗的翻译。《奥德修纪》翻译完成后，杨宪益回到外文社就接到《红楼梦》英译的工作安排。虽然杨宪益自幼就不十分喜欢《红楼梦》这部著作，夫妇俩还是完全服从工作安排，全力投入对这部文化巨著的翻译工作。但是，在完成全书前一百回初译稿时，夫妇二人蒙冤入狱四年，令他们的翻译事业一度中断。1972年出狱恢复名誉后，杨宪益与戴乃迭无怨无悔地继续《红楼梦》英译工作，终于在1974年译成全书。他们早期的一些译作也在此期陆续出版，包括从中世纪法文译出的《罗兰之歌》、从拉丁文译出的《凶宅》，以及鲁迅《野草》和《朝花夕拾》的英译本等。

1981年，杨宪益担任《中国文学》主编，受英国“企鹅丛书”启发，主持发起了旨在弥补西方对中国文学了解空白的“熊猫丛书”，重新打开中国文学对外沟通的窗口。这套丛书里既有《诗经》《聊斋志异》《西游记》《三国演义》《镜花缘》等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也收录了《芙蓉镇》《沉重的翅膀》以及巴金、沈从文、孙犁、新凤霞、王蒙等人的现当代文学作品。此后，杨宪益忙于主持《中国文学》和“熊猫丛书”，加上多次出访、讲学等，翻译作品少了许多，但在《中国文学》上仍不时有译作，如《龚自珍诗文选》、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唐弢的《西方文学与民族风格》等。20世纪80年代末期，戴乃迭因病搁笔，杨宪益辞去《中国文学》主编和顾问后，也基本停止了翻译。

从合作翻译《离骚》开始，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杨宪益与戴乃迭夫妇珠联璧合，造就一代译坛风华。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杨宪益、戴乃迭合作翻译成英文的中国文学作品，从先秦散文到中国古典小说；从鲁迅、郭沫若，到丁玲、赵树理、王蒙、张洁；从现代歌剧到样板戏，数量达百余种、字数逾千万，成为中外文学史上极为罕见的壮举。他们翻译介绍的中国古代及当代文学名著有一些被澳大利亚、英国、美国等国的大学选作教材，产生了巨大的国际影响。

1999年，戴乃迭因病辞世，失去戴乃迭的杨宪益，生命仿佛凝固了，从此搁笔停译。为寄托对夫人戴乃迭的哀思，杨宪益赋悼亡诗，成为夫妇二人毕生影像的定格：

早期比翼赴幽冥，
不料中途失健翎。
结发糟糠贫贱惯，
陷身囹圄死生轻。
青春作伴多成鬼，
白首同归我负卿。
天若有情天亦老，
从来银汉隔双星。

杨宪益晚年忆起中学时所创旧体诗“珊瑚岛”的大致内容时说：“一个珊瑚岛原来都是由千千万万的小虫的遗骸所组成，经过许多小虫的集体劳动，每一个小虫留下一点痕迹，逐渐也可以造成一座岛屿。”这一段描述也可以作为杨宪益、戴乃迭夫妇毕生翻译工作的镜像，两位翻译家用经年累月、字字推敲的坚持，为世人树立起一座翻译丰碑。

第四节　翻译人生家国情深

幼年杨宪益跟随业师魏汝舟，不仅精研国学，还学到了在国家存亡之际的做人道理。魏汝舟除了讲授唐诗、宋词、二十四史之外，还通过中西方历史故事，让刚刚启蒙的杨宪益意识到，在当时的中国，只有“西学”才是救国之路。到杨家担任塾师之前，魏汝舟是位饱经忧患的不幸举人，身上保留着中国读书人的良好传统：自尊、大度、不卑不亢。他不仅教授杨宪益四书、五经、汉赋、唐诗、宋词、韩柳古文等诗词歌赋知识，更将儒家思想中的“民本思想”，以及“众人皆醉我独醒”“哀民生之多艰”等观念灌输给杨宪益。此外，魏汝舟还向他讲授谭嗣同的《仁学》、康有为的《大同书》与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中的著名篇章。杨宪益从他身上感受到一种中国读书人正直、真诚、豪放、进取、忠于民族社稷的情怀，以及渴望祖国独立富强、摆脱列强控制与压迫的热切愿望。杨宪益晚年回忆说，“魏老师影响了我一生的人生观，他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Gentleman。”⁽²⁸⁾如何寻找到一条使中国知识分子、中国老百姓摆脱屈辱、不再受西洋列强欺凌的强国之路，一直在杨宪益的头脑里思考、盘旋。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青年学生对外国压迫怀有强烈的反抗激情。“五卅惨案”之后，几乎每年都有中国学生和平民举行活动，纪念这一举国蒙耻的日子。在天津新学书院读初中时，杨宪益曾和同学们一起组织罢课，拒绝去听英国教员的课程。1931年9月18日，日军进攻东北沈阳，沈阳城失陷，天津各校中学生被国难震醒，纷纷走上街头。杨宪益更是带头罢课，与学校当局争论辩理，在家人、同学中广泛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为了表达把生命与鲜血献给祖国和人民，承担救国济民大任的决心，年仅十七岁的杨宪益写下一首题为《雪》（1932年初春）的长诗，诗的后半部分如下：

……
又若战士刚，百战了无畏。
去恶务尽除，素衷何用慰。
碎骨未足忧，岂惧汤鼎沸。
又若士先觉，为众作先驱。
欲以善与美，治世化愚驽。
蒙垢且不惜，岂复惜微躯。
积雪满空庭，皎皎质何洁？
安得雪为人，安得人似雪？
安得雪长存，终古光不灭？
愿得身化雪，为世掩阴霾。
奇思不可践，夙愿自空怀。
起视人间世，极目满尘埃。⁽²⁹⁾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欺凌，少年杨宪益立下“愿得身化雪，为世掩阴霾”的宏愿。吴海发在《二十世纪中国诗词史稿》中评述说，“这里的义士冲锋陷阵，一往无前，愿为时代献上他的‘善与美’的春风，化开愚驽的混乱的坚冰，为此目的，志士不怕蒙垢，不怕牺牲自己的生命。……回头读此诗，翻开诗人生命的回忆目录，此诗诚然成为他毕生付之实践的宣言。”⁽³⁰⁾“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全国各地掀起一场反日、抗日、抵制日货的浪潮，杨宪益的同窗好友廉士聪家中经营的百货商店主动将所存日货（如洋布、化妆品、胶鞋）当街焚烧，加之当时在津门横行无忌的日本浪人以“打、砸、抢”的手段搞破坏，廉家被迫宣告破产。出于正义感与义愤，杨宪益请求母亲出资三千元法币（当时已非微小数字）救助，使这位爱国同学免于失学。

当时的杨宪益对政治产生了兴趣，满怀热烈的爱国之情，阅读意大利改革家兼革命家朱赛贝·马志尼⁽³¹⁾的《人的责任》英文译本，立志以马志尼为楷模。后来到伦敦留学，杨宪益更是买来马志尼全部著作的英文译本，如饥似渴地阅读。留学期间，杨宪益兴趣广泛，积极参加各种活动，牛津的学术传统进一步滋养了他热爱正义与自由的精神。在英国，杨宪益的爱国热情高涨。1935年，他从英国给大妹妹杨敏如的未婚夫罗沛霖寄了一本照相本，在照相本扉页上用“古风”体写了一首好几百字的长诗，想象自己如同唐代小说中的义士虬髯公那样在海外建立了一个复兴中华的强国。⁽³²⁾1937年夏末，中日战争早已开始，在伦敦的中国学生都为反日宣传工作奔忙。杨宪益担任牛津大学中国学会主席，除了上课以外，大多数时间都在伦敦热心组织抗日宣传活动，发表公开演讲，组织爱国集会，组织专题讲座，介绍中国文明、声讨日本法西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等，赢得英国公众的广泛同情与支持。在吕叔湘、向达、王礼锡等中国学人的支持下，杨宪益买来油印机，创办《抗日时报》⁽³³⁾，把英国报纸上有关中国战争的消息收集在一起，加以编排，刻制蜡版，向居住在伦敦地区的华人华侨散发。1938年春，杨宪益发起创办英文杂志《复兴》（Resurgence）⁽³⁴⁾，撰写社论和文章，谴责日本的侵略，分析战争形势。杨宪益与中国学会全体成员笃信，中国一定会赢得最后胜利。杨宪益把这些充满爱国热情的报纸、杂志寄往英国的各个友好机构，甚至还寄送到伦敦的日本组织和天津的日军司令部。身在万里之遥的异国他乡，杨宪益密切关注国内局势，为战争取得的每一个胜利欢欣鼓舞，为抗日宣传创作英文剧本《平型关》《紫漠黄昏》等。他在自传中写道：“从1937年夏末到1938年初春，我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抗日宣传工作上。……当时我对从事学术工作已经完全失去了兴趣，我知道回到中国我不会有机会过平静的书斋生活。我是中国人，我知道自己必须回去为中国效力。如果我放弃中国国籍，留在国外，我将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十分羞耻。”⁽³⁵⁾杨宪益留学英伦期间，始终心系国内抗日，这种爱国赤子情怀贯穿了他的整个人生。

1940年，杨宪益从牛津大学毕业，辗转回到战乱中的祖国。回国之初，杨宪益拒绝国民党政要的邀请，积极与延安方面联系，想要为国家尽一己之力，并遵照南方局领导人的建议，进入大学任教，等待革命胜利后担当起中西文化沟通的工作。此后，杨宪益和戴乃迭接受重庆中央大学聘任，开始为期不长的教书生涯。杨、戴夫妇与学生相处融洽，与他们畅谈对时局的看法，很快引起学校当权者的不满，加之杨氏夫妇坚持订阅《新华日报》，收藏鲁迅著作，任教不到一年时间就被学校找借口解除了合同。杨宪益于是携戴乃迭前往新成立的贵阳师范学院就任英文系主任。贵阳期间，杨宪益加入当地的诗友社，时常聚会，相互作诗唱和，并在当地报纸上发表饱含忧国忧民思想的文章和诗作。

在贵阳诗友社结识的大诗人卢冀野，将杨宪益夫妇推荐给时任国立编译馆翻译委员会主任的梁实秋，从此开启夫妇二人的职业翻译生涯。杨宪益晚年回忆说，国立编译馆时期是他一生最为高产的时期，不仅翻译了大量中国古典诗书文献和不少的外国文学经典，还撰写了80余篇历史考证资料。此际，杨宪益还选译了几十首英国诗人的诗作，后来辑定成《近代英国诗钞》，由中华书局刊印发行。1982年，杨宪益在为该诗集新版所作序言中说，所选的英国诗歌“反映了本世纪前半这个极重要时代的西方青年的精神面貌。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这个中国青年的当时心情。过去中国和欧洲国家处境不同，但当时中国青年也同欧洲青年一样，经过迷惘失望和追求，对祖国和世界人类前途保持了美好的理想和希望。”

贵阳师范学院和国立编译馆任职的几年时间，成了杨宪益夫妇回国之后的短暂世外桃源式生活。抗战胜利后，杨宪益全家随国立编译馆迁往南京，“很少为国立编译馆做翻译工作，大量时间都用于兼职和从事政治工作”，地下活动成为他战后在南京那几年生活的主要组成部分。⁽³⁶⁾在南京，杨宪益与中学时共同开展抗日罢课活动的老同学廉士聪一家意外重逢。廉士聪与父亲开了一家名为“绛舍”的古玩店，成为杨宪益当时负责的党和民革组织的地下工作联络处。1950年10月25日，抗美援朝战争打响。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前方作战，国内也开展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群众运动。当时，政府号召人们捐钱买飞机大炮，听到政府的动员后，杨宪益二话没说，与夫人戴乃迭变卖家私筹集资金，捐献一架价值4万块钱的飞机。⁽³⁷⁾而这件事情，杨宪益一生几乎从未与人提起，晚年接受记者采访被问及此事，杨宪益说：

我总觉得我自己是——就是这个时代造成你就变成这样的一个人。在我这个时代，一上来就碰到了一个抗日战争。做中国人怎么能不爱国呢？怎么能对抗日战争没有感觉呢？一定要投身进去。我不能够耍枪杆子，只能够帮着摇旗呐喊，摇旗呐喊也要费时间，所以我浪费了一定的时间。解放战争的时候我也是想参加，我也只能够作一个地下民主党派做了一点事，也浪费了一些看书的时间或者写东西的时间。不过我也不后悔这个事。

纵观杨宪益一生，无论处于人生的哪一个阶段，无论个人境遇如何，始终保持对祖国的热爱。英伦留学时，他把读书之余所有的时间拿来组织爱国活动，为抗日宣传出钱出力；牛津毕业后，他毅然谢绝哈佛大学聘请，带着他的英国爱人，越过德军封锁线和日军重重检查，回到战火纷飞的祖国；新中国成立前夕，拒绝国民党教育部部长共赴台湾的约请；抗美援朝时期，他倾其所有为国家买飞机，即便他与戴乃迭在“文革”期间受冤枉被当作嫌疑分子关进监狱四年，儿子受牵连精神失常自杀，他也没有因此对国家失去信心。杨宪益毕生从不把“爱国”当作口号挂在嘴边，却无时无刻不在用行动阐释着自己的爱国情怀。“翻译工作对他而言不仅仅是一份职业，也是他爱国之情的表达。”⁽³⁸⁾一本本高质量的译作中真实流溢翻译家杨宪益的拳拳爱国之心，持续不断地向西方世界弘扬着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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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雷音．杨宪益传［M］．香港：明报出版社，2007年，第204页。

(2) 郭晓勇．平静若水淡如烟——缅怀译界泰斗杨宪益先生［N］．中国新闻出版报，2009-12-4。

(3) 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约前446年—前385年，古希腊早期喜剧代表作家。杨宪益译其作品时，译其名为“阿里斯多芬”或“阿理士多芬”，为保持文献忠实性，在提及杨译其作品或杨宪益个人书写文献中，均予以保留。本书其他地方提及该喜剧作家，统一采用“阿里斯托芬”译名。

(4) 此部分史实陈述主要参考《杨宪益自传》《去日苦多》《杨宪益传》（雷音）、《永远的求索——杨宪益传》和《中国文化书院九秩导师文集：杨宪益卷》等。

(5) 杨宪益．白虎星照命·回忆儿时［A］．杨宪益．去日苦多［M］．青岛：青岛出版社，2009年，第12页。

(6) 近代学古诗派之一，“同光”指清代“同治”“光绪”两个年号。同光体的特点是，主要学宋，也学唐，趋向中唐的韩愈、孟郊、柳宗元，而非盛唐的李白、杜甫。

(7) 阿索林（Azorín，1874—1967），西班牙小说家、评论家。原名何塞·马丁内斯·鲁伊斯，在本国文学史上属印象主义派评论家，随笔体小说的创始者。

(8) 杨宪益．去日苦多［M］．青岛：青岛出版社，2009年，第19页。

(9) 杨苡．杨宪益与翻译［J］．中国翻译，1986（5）：41。

(10) 《金枝》是英国著名人类学家詹姆斯·乔治·弗雷泽爵士（Sir James George Frazer，1854—1941）的代表作。这位一生未曾离开剑桥书房的剑桥大学教授，以其五十年每日工作十二小时的研究生活，搜集传教士和旅行家的记录，综合近东和欧洲相似的神话，探求神话和宗教仪式与产生它们的文化之间的关联，以及对以后文化的影响。虽是一部人类学著作，《金枝》的影响却远远超出人类学领域，对20世纪西方科学、文学和思想史产生过难以磨灭的影响。

(11) 奥登（Wystan Hugh Auden），1907年生于英国，被公认为艾略特之后最重要的英语诗人。在云诡波谲的20世纪30年代，奥登联合多位著名作家，结成“为人生而艺术”的文学社区，在英国诗歌史上煊赫一时。

(12) 埃德蒙·布伦顿，英国诗人，现代英语诗选一般都选有他的诗。20世纪50年代曾在香港大学执教，香港学人多将其名译为“白伦敦”。除了写诗，布伦顿还是著名的兰姆研究学者，著有Charles Lamb and His Contemporarie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33/1967），与董桥、蔡思果等学者交情甚笃。

(13) 林文庆（1869—1957），厦门大学第二任校长。童年入福建会馆附设书院，后考入官立英文学校并升入莱佛士书院学习。1887年，因学习成绩优异，获得英女皇奖学金进入英国爱丁堡大学医学院，是获得该项奖学金的第一位中国人。毕业后曾受聘剑桥大学，研究病理学。林文庆虽受英国教育，但对汉语也有较深造诣，熟谙闽、粤方言，还精通马来语、泰米尔语、日语等，被誉为“语言天才”。就任厦门大学第二任校长期间，成立国学研究院（1926年），林文庆亲自兼任院长，自称“对于国学，提倡不遗余力”。他喜爱屈原的《离骚》，于1929年完成《离骚》英译，由英国汉学家翟理斯（H．A．Giles）和印度诗人泰戈尔（R．Tagore）作序出版。

(14) Li Sao and Other Poems of Chu Yuan，该译本1953年由北京外文出版社刊印。

(15) 孙群星．音乐美学的始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3页。

(16) 雅克·马利坦．艺术与诗中的创造性直觉［M］．刘有元、罗选民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第229页。

(17) 目前，学术界对《离骚》全文共有多少句和多少字尚未有统一说法。根据《文徵明传世书法赏析》（郭豫斌主编，2012年）中记载的《离骚经》，文徵明所书《离骚》有2 476字。周先慎著的《中国文学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版）明确记载屈原的《离骚》全诗373句，2 490字。刘继才、郭爱民主编的《中国当代名家学术精品文库·汉语言文学类·艾荫范卷》（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记载《离骚》全诗有2 477字，374句。《中国文学史》（袁行霈主编）第一卷第五章第三节中关于《离骚》句、字数量的记载仅一句，“全诗共三百七十多句，近二千五百字”。

(18) Yang，Xianyi．White Tiger：An Autobiography of Yang Xianyi［M］．Hong 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2002，p.79.

(19) 雷音．杨宪益传［M］．香港：明报出版社，2007年，第42页。

(20) 工业合作化组织，又叫工业合作化协会（CIC），在中国以“工合”的名字著称，系戴乐仁以及几位属于“费边社”的英国年轻理想主义者创建。

(21) 牛津大学各种社会组织琳琅满目，保守党、社会党、工党、共产党的学生都有自己的学会。中国学会的创建者是下文提到的戴乃迭的中文导师休斯牧师，早年曾在牛津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休斯认为中国的儒家文化和古希腊文化有相通之处，为了沟通东西方文化创建中国学会。杨宪益一到牛津就参加了中国学会并被选为学会的秘书，1937年当选学会主席，一直担任到1940年离开牛津时。

(22) 休斯著有《西方世界对中国的侵略》（The Invasion of China by the Western World，1937）、《东方和西方的个人》（The Individual in East and West，1937）、《中国，躯体和灵魂》（China，Body and Soul，1938）、《中国古代哲学》（Chinese Philosophy in Classical Times，1942）、《大学与中庸》（The Great Learning and the Mean in Action，1943）等。

(23) 尹石公，又名尹文，江苏丹徒人，毕业于中国公学。曾在北京大学、辅仁大学、贵阳师范学院等校任教，历任江苏省通志馆编纂、中国国史馆编修、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

(24) 据雷音女士采访晚年杨宪益得知，从1944年初到1946年，夫妇二人译完了从战国到西汉的约三十五卷。遗憾的是，后因时局动荡之故，没能继续下去。1949年后，接受外文局的工作安排，杨宪益忙于翻译《史记》《红楼梦》、鲁迅作品等各类古今文学经典，加之随后的历次运动以及蒙冤入狱，这份一尺多高的手稿静静地躺在杨宪益的书柜里三十多年。20世纪80年代，得知澳大利亚堪培拉大学有位教授翻译了东汉王莽的两卷，对《资治通鉴》英文手稿有兴趣，杨宪益将全部手稿赠送给对方。参见雷音．杨宪益传［M］．香港：明报出版社，2007年，第63页。

(25) 据英国学者比尔·詹纳研究说，夫妇二人在完成牛津大学的学业返回中国前就完成了“20世纪早期的一部巧合丛生、场景鲜明的小说——刘鹗的《老残游记》”，并于归国之际带回。（参见比尔·詹纳．戴乃迭［A］．李晶译．杨宪益．我有两个祖国——戴乃迭和她的世界［C］．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54页。）

(26) 杨宪益著．杨宪益自传［M］．薛鸿时译．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年，第154—155页。

(27) 杨宪益著．杨宪益自传［M］．薛鸿时译．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年，第225页。

(28) 邹霆．永远的求索——杨宪益传［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9页。

(29) 杨宪益．银翘集——杨宪益诗集［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4页。

(30) 吴海发．二十世纪中国诗词史稿［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第932页。

(31) 又译朱塞佩·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1805—1872），意大利作家、政治家，民主共和派左翼领导人和思想家，在争取建立统一的意大利民族国家的斗争中起到过重要作用。

(32) 雷音．杨宪益传［M］．香港：明报出版社，2007年，第37页。

(33) 杨宪益接受李辉专访，谈及此事时，确认该报由他与李烈钧长子李赣鹏联合创办。具体分工为：杨宪益从英国报纸、外国报纸上收集并翻译相关消息，向达润色，组编稿件，吕叔湘刻印蜡纸，李赣鹏与爱国华侨王礼锡的夫人陆晶清负责发行。1937—1938年，《抗日时报》发行了一年多时间，在伦敦华侨中产生广泛的影响。（参见：李辉．杨宪益：这些浪漫、伤感、悲哀与得意的往事［A］．绝响谁听［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198—199页。）

(34) 该英文杂志仅发行三期，名称系由杨宪益英文自传White Tiger中的陈述Resurgence翻译而来，薛鸿时译《杨宪益自传》和《漏船载酒忆当年》中翻译为《再生》，结合1935年杨宪益在寄送给罗沛霖照相本扉页上的“古风”体长诗，表达想要复兴中华的意愿，本书借鉴雷音、李辉等人著作中的表述，使用《复兴》译名。

(35) 杨宪益．杨宪益自传［M］．薛鸿时译．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年，第79—80页。

(36) 杨宪益．杨宪益自传［M］．薛鸿时译．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年，第175—177页。

(37) 此部分介绍参见韩三洲．忆杨宪益先生．http://www.youth.cn，2010-03-01 13:48:00，中国青年网。

(38) 李燕．文化心理学观照下的鲁迅小说英译研究——主要关注杨宪益译本［D］．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2013年，第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