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编的话

定宜庄

这套《北京口述历史》是由北京出版集团与我，以及几位年轻同人共同策划的。我们的宗旨，是希望用口述历史的方式，为北京这个城市独一无二的历史文化，以及它所经历的这百余年的变迁，尽我们所能地，留下一些记录，哪怕只是些断片和残影。

北京作为一个数百年的“京城”，一个大国的首都，研究和介绍它的各种学术著作和其他出版物，乃至描述它的故事的文学作品和民间传说，早已经是汗牛充栋。而我们这个口述系列与其他诸多作品的不同，就在于这是以北京人自己的口，来讲述的他们在这座城市所亲历的生活、感受，以及对祖先记忆的一套丛书。我们试图以这样一种具有学术规范的访谈方式，让北京人自己说话， 自己来展现他们的性格与待人处事的特点，反之也通过他们，来深入具体地观察北京这个城市和它的历史。

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角度，是因为北京的文化，与其他任何“文化”一样，它的载体都是“人”。无论这种文化的历史多么悠久、多么辉煌灿烂，一旦承载着这种文化的“人”逝去，那些名胜古迹、琼楼玉宇、风味美食、时尚服饰，便都成为徒具形式的空壳而再无灵魂。而“人”的变化和消失，又远远比“物”更为迅速，尤其是在如今这个因“城市化”而使旧的一切都急剧消失的时刻。

如今是个“大家来做口述史”的时代， 口述史的重要性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们认知，以口述的方式记录各种事件、各种人物的做法正在遍地开花。但即便如此，像我们这套系列所提出的主题之厚重和想要完成的规模之宏大，在以往国内口述史中还不多见，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场挑战，正是出于对北京城的感情和对抢救它的文化的急切，我们这套丛书的所有作者和编辑才会走到一起，才情愿以我们艰苦的努力和探索，来完成我们共同的心愿。至于这个尝试能否达到预期效果，还需读者的检验。

这套丛书既然做的是北京人的口述历史，就有必要先将何为“北京人”交代一下。

首先是时间的断限。如今北京居民中的大多数都是在清朝覆亡之后陆陆续续从全国各地涌入的，据1937年的人口统计，民国之初北京人口不足百万。民国四年（1915年）将京城四郊划入，人口增至120万。迄至1937年，北京人口为150万人左右。到1949年，常住人口达到420万。此后一直持续增长，到1990年就已经突破千万。到2009年，则已经突破了3000万。尽管这3000万人口毫无疑问地都是今天的北京人，但如果我们将这么庞大的人群都划在我们的口述访谈之内，范围就未免太大了。

本来，我们拟将寻访的“北京人”限定在1949年以前来京的420万人口之内。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发现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那个新旧政权交替、新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活开始创立并生长的时代，有着更为生动丰富的内容，并对北京的今天仍然产生着重大的、持续的影响，将这一切记录下来，也许比此前的某些内容更有意义。而亲身经历过这个时期并且能够述说的人，如果以当时18岁计算，到如今六十余年，也都已经80岁有余，也就是说，如果再不抓紧记录，不出几年，对这段历史的所有记忆也都会迅速消逝。所以，我们不得不将寻访的北京人的时间断限再延后五年左右，也就是将20世纪50年代初期进入北京的人也包括在内，并将这一特定时期的历史，也与老北京一样，作为我们进行访谈的重要目标之一。

其次，是北京所辖区域的界限。民国以来，北京的行政区划变动频繁复杂，总的趋势是城市不断扩大，四周的区县被不断划入城市之中。简要地说，民国十九年（1930年）北京被降为北平特别市，管辖区域包括内城六区、外城五区和东西南北四个郊区；1945年以后作出调整，为内城七区、外城五区和八个郊区。直到1949年，这种“内七、外五、郊八”的区级区划仍然保持着。1949年以后，北京的行政区划又经历了多次的大调整，其中变动最大的一次在1958年，当年3月将河北省通县专区所属通县、顺义、大兴、良乡、房山等五县及通州市划入北京市。撤销通县和通州市，合并设立通州区；撤销良乡、房山二区，合并设立周口店区；撤销大兴县，改为大兴区；撤销南苑区，划归朝阳区、丰台区和大兴区；撤销顺义县，改为顺义区。同年10月又将河北省所属怀柔、密云、平谷、延庆四县划入北京市。到1958年底，北京市下辖13个市辖区、4个县。以后又经过撤区设县、撤县设区等反复调整，到2010年为止，北京共有14区2县，[1]我们相信，北京市辖区的范围还在继续拓展中而远未停止。

我们决定将访谈的“北京人”范围扩展到郊区包括远郊区县，是出于这样几个考虑：

第一，清朝时的北京，是皇室与八旗官兵居住的重地，不仅驻扎在京郊与京师周边的八旗营房的官兵与京城内的旗人属于同一整体，是京师八旗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且为皇室供应粮草和各种生活必需品的八旗庄园，也都主要分布在京郊各地，他们被纳入专为皇室而设的机构——内务府的名册之内，其生活方式乃至心态，都与皇室、与京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不同于一般以务农为生的农民。所以，当我们将清代京师旗人的生活形态纳入我们的访谈重点时，也不得不将这些人包括在内。

再者，如今城市改建拆迁规模空前，人口流动异常活跃，大量世代居住于城内的老北京人已经迁居在郊区甚至远郊区的居民小区之中，城市与郊区的区别已经越来越不明显。事实上，这种变化早在1949年之后即已开始，尤其是城墙被拆除、大量郊区县被划入北京市之后。老北京胡同的生活既然已经成为越来越久远的记忆，我们对北京人生活的寻访，也无法仅仅局限于胡同之间。

当然，即使我们将口述访谈的时间和地域范围都予以扩大，还是尽量以1949年以前生活在四九城之内的北京人为重点。从时间上说，我们希望被访者年龄越大、记忆的年代越久远越好；而从地域上说，即使访谈的范围扩展到京郊，我们寻访的，主要也还是那些依赖京城为生、而非以务农为主的人们，我们想要展示的，主要还是城郊与城市之间存在的相互依存、难以割舍的关系，因为这也是北京城的一个显著特征。

正如人们都知道的那样，虽然口述史目前正处于方兴未艾的阶段，但作为一个学科，至少在中国还尚不成熟，有关它的理论、实践与整理等各方面的探索都还在进行之中，口述史究竟应该如何来做，也就没有一定之规。正因为如此，我们这套口述史系列强调的，是无论从题材和风格上都能够不拘一格，能够根据参与者的学科所长和特定条件，来进行多学科、多角度的尝试。譬如将口述史的访谈与人类学的田野作业结合，或者以口述与史家所擅长的考证与检索文献相参照，等等。从题材上，可以是一个人的传记，也可以是一个人群、一个家族的记忆，还可以是一个店铺、一所学校的历史。总之，能够通过我们的工作，为北京这个城市的历史和文化开拓更多的研究视角与领域，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1].北京具体的行政区划为：①首都功能核心区：东城区、西城区（相当于过去的城区）；②城市功能拓展区：海淀区、朝阳区、丰台区、石景山区（相当于过去的近郊区）；③城市发展新区：通州区、顺义区、房山区、大兴区、昌平区；④生态涵养发展区：怀柔区、平谷区、门头沟区、密云县、延庆县。（③与④相当于过去的远郊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