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北都]

毋不敬，俨若思，安定辞。安民哉！

——《礼记》，公元前1世纪

2006年9月，我走下每天往来于中国的成百上千架国际班机中的一架，踏上北京的土地。飞机在跑道上滑行时，我一睹了北京国际机场航站楼的全貌。这是一座庞大而檐角倾斜的建筑，在雾霾和尘土中，铺展开来，像一座散发着微光的天宫，可望而不可即。

这座航站楼巨大而空洞。在玻璃顶笼罩的深处，我汇入了一股由商人和旅客组成的人流。通往中国的路已经迎客无数，远道而来的人很少会遇到阻碍。在申明自己的游客身份后，我被顺利地接纳进这个“中央王国”。

第一眼看上去，薇媛——我的翻译、导游，以及日后的辩护人和对话者——身材娇小，有些腼腆，然而又有不着痕迹的认真。她25岁，举止中透着尽责的年轻中国女性所具备的优雅和传统。在向城里进发时，我发现在薇媛安静的外表下，她像我一样非常有主见。她是自由职业的新闻撰稿人，能用流利的英语捍卫自己的观点。

“来年春天我会申请美国的研究生。”她告诉我。

“你认识曾经申请成功的人吗？”

“我最好的朋友已经在国外了。”她说。

“之后你去哪儿？”

她笑了笑，说：“不知道。”

“这儿？”

“不好说。”

“你跟外国人共事过吗？”

“有几个。”接着她又补充道，“也有几个ABC、BBC，还有CBC[1]。”

“什么？”

“这是我们的说法。”她解释道，“ABC和BBC分别是在美国出生和在英国出生的华人。”

“我猜他们完全不像中国人。”

“对，很不一样。”

我想象着她话语背后的意思：一个充满好奇的、具有冒险精神的人，她评价、判断、创造理论，搭建自己的水晶城堡，让它们闪烁着意义的光辉，而后任它们倾颓、废弃。我和她能谈的话题太多，但现在我浑身乏力，还被时差所扰。我们的出租车，一辆有些年头的中国制造的大众牌轿车，穿梭在平坦的新高速路上，穿过浓重的雾霾驶向首都。在沉默中，我将注意力转向映入我眼帘的景色。

北京虽不能代表中国的全部，但也能揭示中国的很多东西。如今，对这个国家来说，首都可能比以往更有影响力、更重要。它酝酿着属于自己的品位和习惯，其中又隐约地带有些许中国各地方的共性。

1990年，我与父亲和兄长首次来到北京，度过的是一段极为呆板的时光。我记得自己看过一场不同民族的人身着传统服饰唱民歌的表演，我在苏联时，也看过类似的东西。

在中国广阔的领土上，人们的生活方式大相径庭，而反映了这一点的演出却带着不自然和刻意。它们常常让我觉得无聊。16岁的我心中另有所想，我把时间花在打量年轻演员上，寻找我最喜欢的身段和面孔。

心不在焉的我没能理解，表演所展示的是统一性而非多样性。重要之处在于，这些不同民族之间的关联，就像车轮的辐条一样，被连接在主导行进的车轴上。在那时，共产党员的地位更加显著，他们称自己是中国的中流砥柱，靠自己的力量恢复了从三个世纪前的清期初期就逐渐丧失的统一。

来自帝国边疆的人和物的游行表演，长久以来都是帝国权势的象征，证明中央政府掌控着所有地区。各种活力和热情降临京城，向世界宣布，中国是一个古老、多元、统一的民族。

自我第一次来算起，这座都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的标志正在诞生。高度超过中国最伟大的殿堂——天安门的建筑如雨后春笋，遍布全城。壮观的国家体育场为奥运会而建，由无数如蛛网般的横梁构成，既美观又震撼。它旁边气泡状半透明的“巨盒”，是游泳馆，给人一种异世界的感觉。在城市另一侧的新商业区，中央电视台将会以巨大的折拱形示人，有些人说它像条大裤衩。城市中心，一颗“巨蛋”即将完工，那是新国家大剧院。这些奇异的建筑常被污浊的空气笼罩，它们象征着中国新的、未经探索的现实，不确定性与创新性并存。

与过去一样，无数来自远方的默默无闻的工人辛勤劳作，建设新首都——威耀四海的新紫禁城。

北京的中心——故宫，是世界上最大的空博物馆。它的建筑还在，但原来的人和物早已不见。在游客的大潮中，古人的魂魄已难以想象。

全盛时期的紫禁城，是个秩序森严的地方，是引导服从和崇拜的工具。紫禁城的不可一世正是因为它的封闭，它位于中国心脏地带不可触碰的核心。开放以供参观从来就不是它存在的目的。凡人接触圣所是对其神圣莫大的亵渎。

以紫禁城为中心，这座都城由数个同心圆构成。一环路是一条宽阔的马路，自东向西将整个城市分开，从挂有毛泽东像的天安门前穿过。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可以俯瞰天安门广场。从这条大街向北，环绕故宫的林荫路构成第一环。

二环路沿城墙旧址而建，明朝时的都城就在这个范围内。这座都城是沿干道而成的巨大正方形，其印迹现在依然存在。南北中轴线是属于皇家的路，在它和东西中轴线的交叉点上端坐着皇帝。他是天子，主宰大地，掌管四方。皇帝以紫禁城为中心，统御天下。紫禁城正南边是天安门广场，然后是天坛——皇帝祭天的场所。

如今，天安门广场西侧是人民大会堂，它是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地方。毛主席纪念堂在广场南侧，在人民大会堂的东南方向，位于由紫禁城和天坛之间的旧中轴线上。权力的象征或许还在中心，但真正的权力在别处，且相当低调。或许藏在古老的胡同里，挤在传统的宅邸中。在广场、庙宇、空荡的宫殿外，在狭窄蜿蜒的街巷里，中国正走着自己的路。

居民住宅藏在3米高的墙内。在这些墙内，有多个家庭（有时能多达8个）住在石制或混凝土制的房子里，房子中间是杂乱的庭院；在另一些墙内，一个将军或党的领导人可能生活在宁静的花园中。不过，在开放的道路上，他们彼此交汇。自行车穿行于黑色奔驰车与运菜的板车之间，来回躲闪。爷爷手拿报纸，慢悠悠走向公厕；奶奶去早市；孙子去上学。

如今，北京早已超过了二环路的范围。数百年间，来自不同地区的形形色色的人在明代的城墙外安家立业，听候权力的差遣。士兵、商人、外国人和工人居住在三环内，他们是建设者，不是地主。

共产党接管北京后，同样需要三环，他们把工人、士兵安置在此，建立了工厂、学校、实验室——这都是治理红色中国和战胜敌人所必需的。

在三环内，到处都是办公大楼，在这些大楼里，中国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正在腾飞。私营企业、国企、外企、跨国公司在此合作往来。新中国的强大得益于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相结合的、规模巨大的经济。这种经济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沿着三环规划的。

与其他三环相比，四环附近的广大区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被认为是更为世俗和次要的。它的主要功能是居住；它是各色人等的家，也是变动不断的地区。但随着新中国的飞速发展，四环和五环周边的区域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商场、小区、体育中心遍布于此。

我住在德里克位于城市北部的居所，在一座崭新而现代化的高层公寓的第十七层。五座公寓楼包围着一个设有大门的公共绿地，构成了这个小区。德里克和他的英国未婚妻住在一起。通过这个位于城市上空的清爽崭新的住所的窗户，他们能够俯瞰四环路，一条有十二车道的大型快速路。路上的交通令人头疼。公寓里隐隐约约回响着千万台发动机的轰鸣声，日夜不停。德里克告诉我，天气好的时候，他们能透过客厅的窗户看到北面参差的群山，不过，天气好的日子并不多。

在中国度过了第一个夜晚后，薇媛与我在公寓里碰头。我们简单地做了自我介绍。她来自山东南部一座中型沿海城市，这是一片古老的土地，离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孔子的家乡不远。

我们已经通过电子邮件为为期一个月的旅行制订了一个粗略的计划：北京—某个能代表当代中国的地方（或许在她家乡所在的省份里找）—一个村落—长江—中国中部的汽车制造厂—上海—珠江流域—广州—深圳—香港，然后回到北京。

“我是来这儿找答案的。”我说，“我希望我们看的东西、见的人越多越好——不只是记者、知识分子，还有农民和工人、活跃分子、艺术家、妓女、商人。”

“上星期我给德里克发了一些让你读的文章。”她说，“其中有一篇是关于一位致力于胡同保护的女士的。我认识她，你想见她吗？”

“我读了。”我答道，“在来这儿之前，我还读了其他关于中国以及北京的文章和书。关于胡同的破坏记录得很详细。我不想碰其他记者写过的话题，我要的是新主题。不过，鉴于我们还在安排计划，我们可以见见你说的这位胡同保护者。”我傲慢地总结道。

薇没有气馁，立刻提出了更多建议：“电视制作人怎么样？宪法律师？”

“两个都行。有关北京基础设施建设的怎么样？你认识市政官员吗？做市政工程的人？水？电？排污系统？”

“嗯，不认识。”她犹豫着说，“而且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在旅行一开始就与官员会面。他们会问很多问题，而且安排与他们见面也很费时。不过，我们能去城市的水库看看。”

“太好了。”

我没吃早饭，而现在已近中午，我饥肠辘辘。我们从德里克的公寓下到楼下的绿地广场。在另一座高楼底部，有一片遍布餐馆的商区。不过那个地方正在翻新，唯一营业的是一家寿司连锁店。

“你吃日本料理吗？”我问薇媛。

“这是我们在中国的第一顿饭，你要吃日本料理？”

“可能有点滑稽。不管怎么样，你想吃吗？”

“想吃。”她有点赧然地说道。

我们走了进去，点了单。

“你是一个因为历史问题而对日本人心怀怨恨的人吗？”我问。

“可能吧。”她微笑着说，知道我在逗她。

“给我讲讲日本和中国。”在等餐的时候，我天真地说道。

“拜托！你肯定知道些日本人在中国的历史。”

“薇，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在中国，60年一点都不算久。”

我故意逗她，知道在中国存在反日情绪是意料中的事。

“这个话题到此为止吧。”她礼貌而严肃地说。

在中国所遭受的历次侵华战争中，人们对最近的那次来自日本的侵略记忆犹新，这非常可以理解。他们认为这次侵略特别残酷。从中国人的角度看，日本是中国的学生，是孔子和中国佛教的孩子。日本文化中很多重要的部分，包括文字，都源自中国。因此，日本武力相向让中国俯首称臣，对中国人来说是残酷的。在中国，唤起民众对外国侵略的记忆仍然是一个有用的手段，能够激起民族主义情绪，唤醒心底的负能量。因此，很多学校仍在宣传对日本的愤怒情绪。

午饭过后，在去见薇的胡同保护者朋友的途中，我们取道围绕旧城区的二环路。2005年，在上海举行的图书发布会结束后，我对北京进行了短暂的参观。在等待一名老修车匠给我修自行车的时候，我进入了环路边上的一片胡同居民区。那条狭窄又散见煤灰的胡同直通环路，和现代的快速路相比，简直是另一番风景。

在沿二环路行驶的时候，我发现那个修车铺所在的胡同区已不复存在。两条通向旧城区的要道——几百个商铺和房屋、街道、古树——都已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座怡人的公园。它仿佛从天而降：老树、草坪、花坛、长椅、氛围灯，还有几段旧石墙给蜿蜒的步道装点了有趣的障碍物。眼前的场景让人产生巨大的错觉，仿佛一切原来就是这样。我让薇问出租车司机这座公园是新的，还是记忆跟我开了个玩笑。

“新的。”司机带着会意的笑容答道，可能还带着点对政府的行动力的自豪。

没了。修车匠和他的铺子没了，我开始想象。卖家禽的商贩没了。老寡妇和她在理发店后面的小屋没了。没了，都没了。没了，没人记得。我转向薇，承认胡同的破坏是个重要的主题。

“是的，我不用翻译。华女士法语说得很好。”她告诉我。

“真的？怎么会？”

“她的祖父是第一个到巴黎留学的中国人。他学的是土木工程，娶了个波兰女人。他们在中国生活，但他们的儿子后来又在巴黎学建筑，并娶了个法国女人。后来，他们返回中国，在中国把女儿抚养成人。他们的女儿就是你要见的人。”

“她有多像中国人？”我不禁思考出声。

“她曾说过，有时人们质疑她到底多大程度上是中国人，其目的是为了削弱她的话语权。她认为自己就是中国人。”

华新民与我们在使馆区的咖啡馆见了面。她有50多岁，看上去散发着母性的光辉。她有着亚洲人的眼形和蓝色的眼球，微微发灰的头发原来是淡棕色的。我们客套了几句后，她就进入了主题。

“你知道在北京谁拥有土地吗？”她的法语纯正又略显生疏。

“我想应该是国家，也就是人民。”

“不对。”她平静地纠正了我，“这是很多人都有的误会。共产党的政府只在农村进行了系统性的土地改革。大城市的土地并没有集体化。”

“所以人民——我是说个人——仍然拥有他们在胡同里的住宅吗？”

“对，很多人都是。”她用一种实事求是的口气说道，“直到不久前，我对我在胡同的房子一直拥有所有权。这是我祖父和父亲的房子。我在那里长大，在花园里玩耍。”

“后来呢？”

“政府拆了我的家。我想我仍然能说自己拥有被拆房子下面的土地，但那个地方现在建起了一座大商场。整个居民区都被拆了。”

“你不能阻止吗？”

“我们试过了，但是失败了——在房子的事情上。”

“这算是征用吗？”我问道。

华女士说：“情况是这样的，这个城市已经被划分成了不同的开发区域。大型开发商设计了一切。他们和城市或政府的官员达成协议，瓜分了由出售新建的公寓、写字楼、商铺所得的巨大利益。这得有上亿美元。然后，政府会对相关区域下达征用通知，给搬迁设置严格的期限。居民被安置在城郊的公寓住宅区里，只能得到很小一笔拆迁补偿。他们必须离开自己的家，自己的花园，自己的邻居，自己的一切。如果不走，他们就会被逮捕，然后家就被拆掉了。”

“你能做什么？”

“所幸，这些事一般都不是滴水不漏。”她说，“开发商获得土地开发权和建筑许可是在征用之前。他们通常关注的只是获得土地，并不关心其法律程序，也就是说，政府的文件充满自相矛盾的地方。我将政府告上法庭，但法院通常不会受理这些案件。所以我找媒体，我制造声势，我找身居高位的朋友，我现身鸡尾酒会面责开发商。他们是罪犯，这应为人所知。”

她顿了顿，追忆了一下她所失去的，又说道：“我挽救不了自己的家，但我或许能挽救其他的胡同。来，我带你看看。”她这样说着，催促我们去她在附近的家里。

华新民住在这个咖啡馆拐角附近的一座现代公寓楼里。屋内的装饰证明她是一位有文化的女士。这个地方简约而优雅，墙上装点着古画和丝绸屏风。我在想象中重构了她的历史。她出身世家，祖父肯定是非常优秀的人。他在20世纪早期就能留学巴黎，一定出身于中国的精英阶层。他是老北京的一名著名建筑师，肯定非常有绅士风采。他的儿子在中国和西方传统文化的精华中成长，浸淫于传统艺术，又和他一样，在巴黎最好的建筑学校接受教育。在华女士的家里，显然每个人都希望尊重艺术。我问她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事，在那个残酷的时期，文化人饱受打击和虐待。

“啊，那是个有趣的时代。”她笑着开始了自己的讲述，“在那之前，我们有一座大房子，四周是个大花园。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我会在花园里假装自己身在丛林。‘文革’时期，红卫兵把很多农村的家庭安置到我们的大房子里。我的家人退居到宅院后面的用人房里。情况还可能更糟，不过我父亲曾默默地为革命服务——之前的革命——所以我们很幸运，没有遭到进一步迫害。”

她拿出一本大相册，放在咖啡桌上，开始引导我们看。照片里有古老的石头房子、庭院、树、雕琢精美的木制屋檐、石龙、精心铺就的卵石路。这是胡同珍宝的一隅，在这些珍贵的私人空间中，曾有人创作出伟大的诗作，上演过充满激情的爱情故事。人们在这里学会思考，学会如何正确地祭拜先祖，学会如何成为伟大文化的优秀传人。

她指着一系列照片对我说：“这座房子，原本属于一位著名的将军，他还精通书法。房子外的花园有最为精美的回廊，不可思议的拱顶。看照片，上面有。”

“它怎么样了？”我问。

“没了。他们连石雕都不保护。”她翻了页。

“看看这座房子的大门，”她边说边引导我看照片上的一座石门，上面有精心雕琢的木顶，“这个也没了，被推土机压碎了。我亲眼看见的。”

“谁住在这些房子里？”

“很多家庭，普通百姓。”她继续说，“他们找我帮忙。至少他们让我过去，给他们珍贵的家拍照。他们说：‘快来，推土机就在这儿呢！’”

照片一页又一页。她偶尔会指着几座房子，告诉我她成功救下了它们。但其中绝大多数照片都已只是影像：家、生活方式，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在翻阅相册的时候，我一直同情地点头。

“我想开发商、政府官员都没什么历史意识。”我评论道。

“对。”她表示赞同，“他们没有感情，没有文化。他们的动机只有一个——贪婪。”

华新民感觉自己需要做一个总结：“革命初期，巨变发生。地覆天翻，这点没错。但我感觉我们现在正向全新的、更极端的地方进发——哪怕跟‘文革’相比。那个时候，起码在寺庙和历史建筑被破坏时，它们有被破坏的理由，有种意识形态在里面。现在，中国的历史在被不假思索地清除。这是野蛮，是虚无。”

欢迎来到现代，我想。

后面几天，薇媛和我在首都穿梭，为旅行做准备、买机票、做调查。北京是个还在成长的巨型都会，我们经常被堵在路上，有时长达几个小时。这让我们有时间思考，进一步相互了解。薇媛并没为难我去评估她对政府的看法。

“我没什么意识形态，也不是共产主义者。”我告诉她，“不过话说回来，中国很可能也不再如此了。我只是不希望对这个地方过早下结论。”

“我相信如果你待上一段时间，看看情况如何，你就会更接近现实。”她不无感情地说。

“好吧，我能确信的一点是，中国不可能照搬其他地方的政治体制。”

“那你怎么看天安门？”她尖锐地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