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版引言

莎拉·S.G.弗朗茨（Sarah S.G.Frantz）

对于珍妮斯·拉德威的里程碑式研究《阅读浪漫小说》的影响力，无论怎样赞誉都不为过。它是最早以一部专著的篇幅对现代通俗浪漫小说进行了最为重要且最为广泛的学术研究的作品，而且在此之后也再没有人的通俗浪漫小说研究能有它那样的勃勃野心或结构深度。它不只深入研究了为通俗浪漫小说批量生产铺平道路的出版技术和实际操作的历史，而且也是第一项与浪漫小说的读者进行面对面的接触，以认真考察这类读者的消费实践的研究。这种人种志的考察方式为这项凿凿有据的结构主义分析研究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它分析了这个文类最成功和最失败的例证。最终，它从女权主义心理分析理论的角度，对阅读浪漫小说可获得的愉悦和满足感以及潜在的弊端进行了具有启发性的解读。虽然《阅读浪漫小说》并非完书一部——拉德威自己也在1991年第二版的引言中指出了其中的一些不足之处，但是自它面世以来的近三十年里，它在通俗浪漫小说的学术研究发展进程中一直占据着无可争议的主导地位。

拉德威的研究因其革新性、突破性的人种志调研方式而获得了名实相符的声名。不论是对于浪漫小说读者的消费实践，还是关于浪漫叙事对其读者产生的意识形态影响，拉德威都一反众多前辈学者的做法：她并非发表没有证据支持的空洞论文，而是与“史密斯顿”的一个浪漫小说读者群直接打交道，并在后者所给予的回馈信息的指导下，甄选了需要分析的小说，对小说本身进行了剖析，并构建了一套她自己的理论，阐释了读者为何会毫无自制地消费浪漫小说。作为这项研究的核心，这种方法论实践和理论立场不只影响了通俗浪漫小说这一特定的学术领域，而且波及了更加广泛的领域——文类理论、读者反应理论和女权主义文学批评。

在1991年版的引言中，拉德威分析了《阅读浪漫小说》出版的历史时期，谈及了她自己在批评理论中的知识求索以及文化研究和读者反应理论的演变。但她并没有论及与浪漫小说这一文类的演变相关的出版史，这或许是因为她自己从始至终都不是通俗浪漫小说的读者。因此，有人可能就不会意识到，《阅读浪漫小说》的重要意义也在于它对一个亚文类进行了深入的探究，而这个亚文类对于通俗浪漫小说的演变至关重要。此外，它的意义还在于，它是在通俗浪漫小说整体历史中的关键过渡期进行研究并出版研究成果的。

在“史密斯顿”女性的阅读实践和偏好的指导下，《阅读浪漫小说》特别探究了由埃文书屋（Avon）于1972年出版的凯瑟琳·伍德威斯（Kathleen Woodiwiss）的《火与花》（The Flame and the Flower）以及1974年出版的罗斯玛丽·罗杰斯（Rosemary Rogers）的《狂野蜜爱》（Sweet Savage Love）而开启的一个亚文类——轰动型历史类浪漫小说（blockbuster historical romance）。这个亚文类在整个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初期都非常流行，在鼎盛时期，它甚至真的在美国的出版图书中占据了半壁江山。但到《阅读浪漫小说》问世的1984年，这个文类的一些特性已经不再吸引读者了——拉德威也记录下了这一点，但她并未意识到这一发现的重要性。这些改变预示着通俗浪漫小说的演化将出现根本的结构性转变，而这一转变只有到事后才会为人们所注意。

在《阅读浪漫小说》中，拉德威分别将两个章节命名为“理想的浪漫小说”和“失败的浪漫小说”。她考察了那些被“史密斯顿”的读者评价为“理想的”浪漫小说的结构惯例，之后采取非同寻常的研究手法——运用精神分析女性主义批评（feminist psychoanalytic criticism），从理论上阐明了浪漫小说的功用，即让那些在履行为人母亲和妻子之职时承受“制度性情感支持（institutionalized emotional support）缺失”（96页^[1]）的读者从浪漫小说的男主人公那里体验到“感情得到濡养的感觉”（97页）。虽然这些男主人公在与女主人公接触的初期，常常会粗暴对待她，但他在叙事过程中会慢慢地被改造，最终成为一个象征性扮演了对女主人公呵护备至的前俄狄浦斯期的母亲角色；而通过与女主人公的认同，读者也获得了同样的关爱。“失败的”浪漫小说一如章节标题所指——“太过切近父权制的问题”，因为在失败的浪漫小说中，残酷对待女主人公的男主人公未能“有效地消除”他在读者心中激起的“怨怒和恐惧情绪”（158页）。虽然拉德威指出，“史密斯顿”的女性认为这些失败的浪漫小说“恶心”（158页），并贬斥它们是应被丢进“垃圾场”（160页）的作品，但1970年代后期的销售数据并不支持“史密斯顿”女性的厌恶情绪。比如，罗斯玛丽·罗杰斯那些“失败的”浪漫小说虽然尤为“史密斯顿”的女性所厌弃，但它们的销量比最受这些女性推崇的理想浪漫小说，如凯瑟琳·伍德威斯的《火与花》多了数十万册。

早期的销售数据与拉德威记录的“史密斯顿”读者对于最好和最糟浪漫小说的区分之间存在分歧，而这种分歧在无意之中捕捉到了1980年代中期读者的口味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所发生的变化，即从轰动型历史小说转向了感官型历史类浪漫小说（sensual historical romances）。后一种小说也包含轰动型历史小说中直白的性暴力描写，但它是被用来对强制性性别文化建构所固有的情感和心理破坏展开更加细致的探索。这一变化显著地改变了浪漫叙事呈现给读者的情感戏份。在1970年代畅销的轰动型历史浪漫小说，也即那些为“史密斯顿”的女性所阅读且进入了拉德威的探究和理论阐释视野的作品中，犯下强暴行径的男主人公在开篇时便对女主人公行使了他在父权制度中的支配特权；但随着叙事的铺展，他慢慢地被改造为对女主人公（同时也是读者）呵护备至的前俄狄浦斯期的母亲形象。而在1980年代末期至1990年代初期的感官型历史类浪漫小说中，以1986年出版处女作的劳拉·金塞尔（Laura Kinsale）的小说为代表，深受伤害的并非女主人公而是男主人公，他们成了社会性别期待尤其是男性气质的受害人。这种新型的男主人公在小说开始时就已经身心俱伤，而且通常都是真的受了伤，甚至于肢体残缺。在这类浪漫叙事中，令人牵肠挂肚的儿女情长就是他努力接受女主人公的爱以及他对她的爱，并由此获得疗愈。于是，在女主人公获得男主人公的细心呵护之时，读者不一定就得与她产生认同感。相反，通过更多地接触和聚焦于男主人公的叙事视角，读者开始间接支持这种叙事，因为它要求和强迫男主人公必须表白他对女主人公的爱恋和信赖——一种完全不同的获取权力的途径。

恰如拉德威未能预见轰动型历史浪漫小说读者的情感追求发生了变化一样，她也没有料到这种轰动型亚文类作品的最持久影响竟然是它那露骨的色情特征。轰动型历史浪漫小说与1960年代的哥特浪漫小说完全不同：后者常常长篇累牍地描写扣人心弦的性挑逗^[2]画面，但从不直书真正的欢爱场景；前者则将卧室的大门洞开，百无禁忌地描写着男女主人公间的交欢场景，有时甚至描述繁复的细节。1982年6月，每月推出新书的美国类型文学出版商西卢埃特（Silhouette）开创了“西卢埃特欲望”（Silhouette Desire）系列作品，它们以脚踏实地的中产阶级主人公和接地气的情节发展为特征，而且根据西卢埃特的范式，这个系列想要特别突出的是“爱情的肉体欢愉以及情欲上的满足”。1984年3月份，加拿大的类型文学出版社禾林（Harlequin）开始推出类似风格的“禾林诱惑”（Harlequin Temptation）系列。这些出版物导致这整个文类都着力于露骨而巨细靡遗的色情描写。这种日渐增加的色情描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色情浪漫小说这一亚文类在1990年代骤然兴起和因对抗上述之风而流行的描写福音派基督徒主角及其生平遭际的“神启类”（inspirational）浪漫小说，在新世纪时出现了真正革命性的创造——专注于色情类浪漫小说的数字出版社，而这类出版社又推动了电子书的创造和出版，并迫使当今的出版业经历着如此痛苦的变革。

《阅读浪漫小说》的畅销所带来的一个或许出人意料的结果是，浪漫小说作者直接参与到这一文类的相关学术讨论中。1992年，畅销书作者珍·安·克兰兹（Jayne Ann Krentz）出版了《危险的男人和大胆的女人：作者谈浪漫小说的吸引力》（Dangerous Men and Adventurous Women: Romance Writers on the Appeal of the Romance）。这本书汇编了克兰兹和其他浪漫小说作者撰写的文章，明确回应了对浪漫小说这一文类的学术讨论。在这部著作中，作者们详述了她们对这一文类各个层面的思考，包括新近产生的想法以及对她们作品的艺术性和文化影响的沉思：保有处女之身的女主人公、阴郁危险且被伤害过的男主人公、该文类所要求的美满结局、男女主人公所引起的读者共鸣、性暴力和性欢愉、这一文类以及单部小说的文学价值，以及读者从中获得的愉悦。克兰兹这本书的许多作者也在她们的小说中迂曲地回应了该书提出的问题。她们在1990年代中期出版的作品不仅仍时常出现在读者评选出的最佳浪漫小说榜单上，而且以近二十年后依旧在这个文类中留有余波的方式质疑、颠覆和延展了这个文类的惯例。

事实上，浪漫小说这一文类的当前境况与三十年前《阅读浪漫小说》出版时的社会环境已经天差地别。虽然历史类浪漫小说这一亚文类依旧是许多浪漫小说出版社的顶梁柱，尤其是埃文，但新的亚文类仍在不断地演化，进而将浪漫小说这一文类的版图进一步地向外扩展。在1990年代初期首次出现的超自然浪漫小说（paranormal romances）在二十年后仍占据着相当大的市场份额，不停地讲述着吸血鬼、狼人、幽灵、魔女、美人鱼、天使和恶魔的爱恨情仇。在与科学小说和幻想世界重合后，太空站和新行星也开始上演浪漫的爱情故事——外星人间的儿女情长，或者讲述小仙子在拯救她们的世界免遭邪恶势力侵吞之时擦出的爱之火花。警察、士兵和FBI特工在争分夺秒地追捕谋杀犯或恐怖分子以拯救世界的同时，也与犯罪受害人发展出了扣人心弦的浪漫关系。关于男同性恋的爱情小说（绝大多数都是出自女性之手，而且受众也多为女性）也成了一个重要的亚文类，在电子出版社中尤其如此，其中有些出版社甚至只出版这种类型的小说。其他的小众市场，比如蒸汽朋克浪漫小说（steampunk romance）、主角超过两个的多角浪漫小说（ménage romances）以及恐怖浪漫小说，也在电子和小型的出版社中寻找到了它们的受众群，并且努力通过其日渐扩大的受众群打入主流出版社。不论是从人群角度看还是从地理层面上看，浪漫小说的受众都扩大了，如加拿大的出版社禾林出版公司已经将美国的西卢埃特书屋和最早的类别出版社，英国的米尔斯＆布恩出版社（Mills ＆ Boon）全都收入麾下，并且在土耳其和印度设立了办公室，计划出版由当地人撰写的当地浪漫小说。它还出版了一系列关于非洲裔美国人的爱情故事。

浪漫小说的学术成果则反映了其研究对象的不断壮大。学者们持续地对特定的读者群体进行人种志研究：比如林恩·S.尼尔（Lynn S. Neal）的《上帝的传奇：福音派女信徒和神启类小说》（Romancing God: Evangelical Women and Inspirational Fiction，2006）便采访了福音派神启类小说（evangelical inspirational fiction）的读者，询问她们阅读这类小说的原因和从中所获得的愉悦。但也有学者拓展了新的领域，比如朱丽叶·弗莱什（Juliet Flesch）的重要研究——《来自澳大利亚的爱情：当代澳洲通俗浪漫小说史》（From Australia with Love: A History of Modern Australian Popular Romance Novels，2004）便调查了浪漫小说中特殊的地理亚文类。帕梅拉·瑞吉斯（Pamela Regis）的入门类著作《浪漫小说的发展史》（A Natural History of the Romance Novel）不仅论证了浪漫小说的文学根源可上溯至塞缪尔·理查森（Samuel Richardson）的《帕梅拉》（Pamela，1740）和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Pride and Prejudice 1813），而且还从结构主义的角度界定浪漫小说——这一定义可与拉德威在《阅读浪漫小说》中所提出的观点相提并论。拉德威就“理想浪漫小说的叙事结构”提出的十三条要求是针对1970年代末的轰动型历史浪漫小说。瑞吉斯所说的浪漫小说“八大要素”则确立了一个广泛的通用结构，从而可据此分析所有类型的浪漫叙事，而不管它隶属哪一种亚文类。此外，2007年后，通俗浪漫小说研究已经自成一个学术领域了。于2009年创立的通俗浪漫小说研究国际联盟（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Popular Romance）每年都会举行与通俗浪漫小说研究有关的大会，并出版了《通俗浪漫小说研究期刊》（The Journal of Popular Romance Studies）。有了这样的机构性支持后，通俗浪漫小说的研究兴趣就自然会蓬勃发展起来，而这一切都建立在珍妮斯·拉德威于三十年前在这部非凡著作中打下的基础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