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史就是中国史、世界史

——《全球视野下的近代重庆丛书》总序

周 勇

重庆，山环水绕、江峡相拥，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灿烂文化的历史文化名城。

近代以来，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变局”，重庆也不例外。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西方列强以利炮坚船侵入中国，中国被迫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重庆之于沿海，晚半个世纪。

经过第一次鸦片战争和签订《南京条约》，西方列强强开广州、上海、福州、厦门、宁波为通商口岸，控制了中国的出海口岸；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和签订《天津条约》《北京条约》，西方强开天津、南京、汉口等 11个通商口岸，其势力伸入长江流域中下游；随即剑指长江上游地区的四川、云南。

从 19世纪 60年代起，英国工商界不断催促其政府沿长江西进，把上溯重庆，强迫重庆开埠，进而夺取长江上游，作为开辟中国西部市场的首要目标。从 60—70年代，英国外交官员、冒险家、企业家、海军小组等纷纷进入四川重庆，考察调研。1874年夏，英、法洋行更雇用民船私载洋货上驶重庆，直接闯关。1876年，英国借“马嘉理事件”，强迫中国签订《烟台条约》，英国取得“派员驻寓”重庆和宜昌开埠等特权；同时规定了重庆开埠的先决条件 ──轮船上驶重庆，其最终迫使重庆开埠的计划取得了重要的进展。随后，历任英国驻重庆领事一面加紧调研，一面游说鼓动。此举直接催生了英国商人阿奇博尔德·约翰·立德乐建造轮船驶抵宜昌，迫使中国政府与英国再谈重庆开埠条件。1890年 3月 31日，中英两国在北京订立《烟台条约续增专条》，英国正式取得了重庆开埠的条约权利。1891年 3月 1日，重庆海关成立，标志着重庆正式开埠。此时，距第一次鸦片战争已经过去了 50年。

重庆开埠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是西方列强在中国长江上游取得的最西端的通商口岸，英国的得手意味着欧美列强在这一领域对中国特权的“一体均沾”。1896年，后起的东亚列强日本又通过《马关条约》强迫重庆对日开埠。重庆成为列强共同侵占的半殖民地，这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重庆开埠，也开启了中国西部地区近代化的历史进程。

在这个进程中，活跃着一大批外国人的身影。其中以英国为最。从19世纪中期以来，英国就掀起了一股“游历”中国西部的热潮。尤其是 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准许“洋人”进入中国内陆，更成为英、法、日、德等外国人踏入中国内地游历、考察、传教的保障与凭证。此后，大量英国人渡海远行，溯江而上，踏进这片少人涉足的陌生疆域。

他们身份各异、目的多样，有的直接从事情报搜集工作，服务于国家对外扩张战略；有的探险、游历，间接地向世界传递出中国西部的社会信息。令人瞩目的是，他们将沿途的见闻诉诸笔端，回国后到处演讲，并以日记、游记或报告的形式出版发行，扩大影响，也为我们今日的学术研究留下了宝贵的史料。

我从 1979年起，开始系统地学习历史学，并研究中国近现代史。期间，读到不少洋人有关重庆的著作。如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威海卫副司法行政长官庄士敦（ 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又译为：雷金纳德·弗莱明·约翰斯顿），对川江航道、重庆煤矿、养蚕业、水利灌溉以及白蜡产业的考察；有英国记者、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美国地理学会会员丁乐梅（ Edwin John Dingle，又译为：埃德温·约翰·丁格尔）对川江航道、入川陆路、四川人口、铁路、工商业以及新式教育等的综合考察；英国作家、探险家以及第一位英国皇家地理学会院士毕晓普女士（ J.F.Bishop，F.R.G.S.），她对中国西部进行了历时 15个月的实地考察，尤其对长江上游和重庆的山川风貌、人情风土、社会环境等， 进行了详细的解读和说明，进而提出重庆是“中国西部的商贸首都、清帝国最繁忙的城市之一”，是中国最引人注目的城市。尤其是有促成重庆开埠并第一个带领轮船驶抵重庆的英国商人阿奇博尔德·约翰·立德乐（ Archibald John Little），他留下了名篇《》（曾译为《长江三峡游记》或《扁舟过三峡》），这是一部对中国西部社会经济考察备述无遗的作品。有日本外交官、著名汉学家竹添进一郎留下的《栈云峡雨日记并诗草》，记载了他在中国各地游历的见闻，印象最深刻的则是在四川重庆的“栈云”和“峡雨”。有英国派驻重庆领事官谢立山从重庆到中国西部地区的深入考察，留下的《华西三年 四川、贵州、云南旅行记》，引起了西方国家的一时轰动，重庆乃至西南逐渐被西方人所熟知。有天主教川东教区法国传教士华芳济（ P.Francois Fleury）留下的《我在四川被囚禁的经过》，详细记录了余栋臣起义过程中他被俘的经历。有法国海军上尉武尔士（ émile Auguste Léon Hourst，又译为：埃米尔·奥古斯特·莱昂·乌尔斯特）留下的《长江激流行 武尔士上尉率法国炮艇首航长江上游》。这是目前所见的，唯一的由法国人撰写的有关川江航行和重庆城市历史的著作。有天主教重庆教区大修院院长古洛东（ Gour. don）撰写的《圣教入川记》，记述了明朝以来天主教进入四川和在四川的活动。还有英国的冒险旅行家托马斯·索恩维尔·库柏（ Thomas Thornville Cooper）撰写的《蓄辫着袍的英国贸易先锋 溯长江而上的探索之旅》，他是西方最早一批敢于直面风险穿越中国腹地的旅行家之一，也是近代英国到西藏东部探寻商路的第一人，等等。

这其中，有三类史料的量是比较大的。

首先是围绕重庆开埠谈判的档案史料。重庆开埠共进行了三场谈判，一是 1875—1876年，中英烟台谈判，最终以签订《烟台条约》而告终，规定了重庆开埠的前提条件。二是 1887年开始的中英宜昌谈判。这场谈判的主题就是重庆开埠，谈了近 4年，到 1890年签订《烟台条约续增专条》。三是 1895年，中日马关谈判，签订了《马关条约》，重庆对日本开埠。1980年，我开始研究重庆开埠这段历史时，所能依据的只有收录在《清季外交史料》之中的中国档案史料。近 40年来，我们可以看到有关重庆开埠的史料大大地扩展了。首先是日本档案史料的公布。2001年，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建成开放，公布了近代以来日本内阁、外务省、陆军、海军的公文书以及其他记录当中选出的与亚洲近邻各国之间的关系相关的资料。这些资料都是政府有关机构国立公文书馆、外务省外交史料馆、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图书馆收藏的资料，相当丰富。里面不但有中日马关谈判关于重庆的史料，更有日本人打探到的中英两国在烟台、宜昌谈判中的重要情报。后者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其次是英国国家档案馆中有关中英谈判重庆开埠史料的解密。我曾两次到英国国家档案馆查阅档案，收获极丰。那里保存着 19世纪以来英国与中国交往的丰富档案，特别是 1875—1876年中英烟台谈判、1887—1890年中英宜昌谈判中关于重庆开埠的原始文件，包括两国之间的历次照会、双方谈判代表给各自国家的报告、有关当事人留下的书信、签署条约的往来磋商函件，特别是《烟台条约》和《烟台条约续增专条》的正式文本，其详细、生动，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的。其中还包括中日马关谈判的记录抄件。日、英档案的披露，让我们完全回到了100多年前中英、中日关于重庆开埠谈判的历史现场，似乎还能感触到那段历史的温度。这无疑为我们在中国档案之外打开了一扇观察重庆近代历史的窗户，在近代历史大潮中的重庆开埠的历史就更加清晰和生动地展现在了我们的面前。

其次是重庆海关档案的使用。1980年，我开始研究重庆开埠时，得到我国经济史学科主要奠基者与创始人、海关史学家汤象龙先生的指导。他曾于 20世纪 30年代前往英法德学习研究经济史，搜集到 1891年重庆开埠时的海关调查报告。先生无私地将其借我使用，我也从此开始运用旧中国海关档案来研究重庆开埠的历史。随后，我又有机会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同仁共同翻译整理了一批重庆海关报告。这是当时海关关员搜集到的各类情报，每月、每季、每年向总税务司和英驻渝领事呈报。以后形成惯例，每十年编制一份综合性报告。凡重庆地区鸦片、贸易、人口、科举、教育、地势、出产、民船、本国钱号钱庄、信 局、都会、会馆、航业、税收、金融、财政、河道、邮局、电报、行政、谘议局、司法、警察、监狱、农业、矿山、制造业、市政、医院、物价、工资、陆海军、铁路、省议会、灾荒等，均在其中。即使四川省以及湖北、贵州、云南、西藏、甘肃、陕西的有关内容也有不少。这些情报搜罗范围之广泛、内容之详尽、地域之宽广，令人惊叹，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这些史料是中国的档案文献所不可替代的，极为宝贵。

再次是《华西教会新闻》的影印出版。《华西教会新闻》（ The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是西南地区最早以英文出版的近代期刊，也是近代四川办报时间最长的报刊之一。它于 1899年 2月创刊于重庆，1943年底停刊于成都，跨度长达 45年。该刊旨在加强华西各教会传教士之间的联系，因此大量记载了当时教会，特别是华西的教会活动状况，同时也从教会的视角记录了那一时期重庆、四川的历史细节，在中国新闻史、出版史、宗教史上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2013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将其影印出版，凡45卷。

这些宝贵的史料对我的历史研究曾产生了重要的作用。我深知其对于学术研究的极端重要性。因此，很早就有一个愿望，将这些珍贵档案史料整理出来、翻译出来，公开出版，为我们的城市留下一笔基础性的历史记录，也让更多的学者可以使用，这对于学术的繁荣发展和城市文化的发掘弘扬都是十分重要的。20世纪 80年代初，重庆市委老领导孟广涵和家父创办了重庆市地方史资料组、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团结学界，扎扎实实地做重庆历史研究的基础建设。我们几个青年的提议立即得到他们的支持和鼓励。于是我和搭档刘景修整理翻译了一部分重庆海关档案，以《近代重庆经济与社会发展：1876—1949》为题，于 1987年在母校四川大学的出版社出版。我也发动我的姐姐、爱人和朋友们来翻译这批资料。但是当时的改革措施就是要求出版社“自己找饭吃”，对此类学术价值极高，而市场效益平平的著作，没有谁愿意接手出版。这是凭一己、一会之力所不能克服的困难。翻译工作也就搁置下来了，甚为遗憾。随着自己年龄的增大，随着所带学生的增加和成长，我越发有了紧迫感。

2010年，重庆市政府设立政府资助出版的专项资金，这给那些社会效益很好，而市场平平的出版物提供了机会，出版了一批好书。2015年，重庆市文化委在规划“十三五”期间出版项目时，我提出了将我 30多年来搜集到的，近代以来外国学者、作家、政治家、记者撰写的有关重庆的著作翻译出版，从全球视野观察重庆，解读重庆这座城市的发展与变迁。我的提议得到了项目评审专家的一致赞成，便由重庆市文化委列为重庆市“十三五”期间的出版规划项目。尽管这离我知道并接触这批史料快 40年了，但 40年的愿望终于可以实现了。

《全球视野下的近代重庆丛书》就是这个项目的出版物。它是近代重庆历史的原始记录，是城市文化的宝贵财富，更是我们今天用全球化视野研究重庆的独特史料。它告诉我们，重庆史就是中国史、就是世界史的一部分。这对于今天的中国和重庆都是一笔珍贵的遗产，值得倍加珍惜。

近 40年前，我开始研究重庆史的时候，早已有西方人记录和研究上海历史的著作中译本出版，而重庆则一本没有。我希望能改变这种状态。今天，《全球视野下的近代重庆丛书》的出版表明，我们不但有了，而且是一批。作为这段历史的经历者、见证者，我是感到欣慰的。

回望来路，我们这一代学人是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伴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而进入城市史研究领域的，更是在改革开放的时代中逐步成长起来的。我们感恩这个伟大的时代，没有改革开放，我们就没有机会来做这些事情。今年是改革开放 40周年。《全球视野下的近代重庆丛书》是重庆学界改革开放 40年的一项成果，也是我们向这个伟大节日的一份献礼。

集 40年之经验，“为城市存史，为市民立言，为后代续传统，为国史添篇章”，已经成为我们的理念。城市史研究只有与城市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才有蓬勃的生命力和持续发展的动力。面向第二个 40年，我们会不忘初心，继续为中国的城市发展提供历史的借鉴和学术的支撑。

当此《全球视野下的近代重庆丛书》出版之际，我们以此告慰那些在我们学术成长的道路上提携、扶持、关心、爱护过我们的老前辈。更 希望有更多的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加入到这个行列中来，建设城市文化，造福人民群众，嘉惠学人后人。

2018年7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