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三位“西来和缓”

现今悬挂在协和大院门口的“协和医院别墅区”牌匾 韩方生 摄
病人在外科门诊部等待治疗

题记：

“医和”与“医缓”都是春秋名医，是有史记载的最早的中医。1867年，清代刑部尚书谭廷襄亲自登门，给英国大夫德贞赠送“西来和缓”颂匾。

要讲清楚协和医院与协和大院的历史，必须先要讲到三位早年来到中国的西方大夫，他们都是英国人，于19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接续了在中国创办医院及医学堂的事业。他们是：“伦敦宣教会·北京华人医院”创办者威廉·雒魏林（Williiam Lockhart，1811—1896），北京“施医院”创办者约翰·德贞（John Dudgeon，1837—1901），“北京协和医学堂”创办者托马斯·柯克仁（Thomas Cockrane，1866—1955）。

1“.伦敦宣教会·北京华人医院”创办者威廉·雒魏林（Williiam Lockhart，1811—1896）

那张十分有趣的老黑白照片，拍摄于19世纪60年代的“伦敦宣教会·北京华人医院”内。正有二三十位中国人坐在椅子上候诊，有男人、女人、老人、小孩，甚至还有一位军人，似乎都是普通平民，穿着暗色布料短上衣、文明西式长裤，也有一两个穿长袍的，脸上的表情颇不愁苦，甚至还有点明朗与熙和成分，充满了期待。据说这家医院当年在北京开张时，着实让创办者雒魏林医生和其他英国人吃了一惊，他们本以为保守的中国人不会来求医，谁知病人乌泱乌泱的；而且人们对西医治疗的一切、包括开刀做手术并不害怕，都以为这些黄头发蓝眼睛的“外国猴子”是神医，能够包治百病呢——哈哈，我猜他们肯定想到了咱们无所不能的孙悟空大师。那么，自从大清实行了闭关锁国政策，将基督教、天主教等等传教士都驱离中国后，这家由“伦敦宣教会”洋教士建起的“北京华人医院”，又是怎么能够在北京开业的呢？

这个话题有点长，得从第一个到达北京的英国医生威廉·雒魏林说起：雒魏林1811年生于利物浦，早年在伦敦盖氏医院学习，1843年成为英国皇家外科医生学会会员，也就是英国皇家外科医学院院士——这是英国外科医生的最高荣誉了，我小时候就知道，该学会的中国籍唯一会员是我们协和大院的黄家驷教授。

1838年，27岁的雒魏林医生以医药传教士身份，被英国伦敦宣教会派驻中国工作。此后，他学习汉语，先后在广州、舟山、澳门、香港、上海、北京工作了20余年。1840年在舟山为中国人开办了第一所医院，惨淡经营半年后关闭，他辗转到香港行医并帮助管理那里的医院。1843年再度回到舟山，又在那里重新办起一所医院。然而他的福地到底不在舟山，1844年他到了上海，建起上海第一家西式医院“中国医馆”（后改名为上海仁济医院），从此开始了在中国的辉煌。他担任仁济医院院长14年，自己和家人仅靠着教会给予的微薄薪金维持，但仁济医院从1844年开业到1904年的60年间，却一直对上门的中国患者免费；包括后来到医院来种牛痘的，尽管人数逐年增多，后来每年超过五千人，院方也一直坚持慈善之举，从未收取过任何费用。仁济医院所有费用靠的是向中外各界化缘，财政一向不宽裕，1852年是个灾年，饥饿的灾民投奔而来，聚集在仁济周围求施舍，雒院长没有余款，便去向在沪洋商们募捐，然后用筹来的钱买米煮粥，一连向饥民施舍了9个星期，直到中国人都回家过春节去了才停止……

1861年，已回英国3年多并当选为英国皇家外科医学院院士的雒魏林再次来到中国，在北京建立起“伦敦宣教会·北京华人医院”（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s Chinese Hospital at Peking），这是他在中国建立的第四所西医院。原址在东交民巷英国使馆旁侧，房子是雒亲自选定的，由英使馆购得，租用给他的医院使用，该院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就建成开业了，开设了内科、外科、眼科等科室，还创建起了病案管理制度——这就是协和医院的源头！

1864年雒魏林在53岁时回到英国，继续从事医疗、神职以及著述工作，于1896年去世，享年85岁高龄。从1838年最初来到中国，他不断奔波于海上、陆地，艰辛创业，筚路蓝缕，自己和家人从未享受到什么吃喝玩乐乃至骄奢淫逸，却为中国建起了4所医院，个人接诊患者达20万人之巨，不管是官员、商人、士人、市民、工、农、杂役、乞丐……他一律以人道主义精神对待之，以解除病人的痛苦为自己的天职——的确，他是基督徒，他最初来中国是接受教会的委派，以教士身份来传道；但后来随着求医患者的大幅度增加，他把传教与行医分开，专门从事医务服务，全心全意为解除中国人的病痛而服务，且为中国建立起现代医疗体系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1906年，为表达对这位献身于中国医疗事业的英国医生的敬意，协和医学堂将其主楼命名为“娄公楼”（Lockhart Hall）。

2.北京“施医院”创办者约翰·德贞（John Dudgeon，1837—1901）

这里先要讲一个题外人物：清代刑部尚书谭廷襄是咸丰和同治年间的朝廷重臣，曾在中俄疆界问题上绝不含糊，坚决坚持《尼布楚条约》的原则立场，为捍卫国家主权做出过贡献；但他又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期，因固守与侵略者妥协态度、开战后又先自临阵脱逃而动摇军心，致使天津大沽口炮台失陷，后被朝廷发往伊犁军台效力赎罪。他对所有洋人一直持敌视态度，这是可以想见也可以理解的，然而，后来却因为英国的德贞医生而有所转变。事情出在1867年，谭尚书的9岁儿子在玩洋铳枪时，不小心射穿了自己的胸部，“洞穿腹膈，气已濒绝”，在没有办法的危急关头，他只能同意请洋大夫用西医的手术方法抢救。没想到儿子真被救活了，且不到10天便“肌理如初”，不久就活蹦乱跳了。于是，谭廷襄一改以往对洋人的态度，两次上门拜访德贞的“施医院”，第一次是上门致谢，第二次专程送去礼物和颂匾。礼物中有葡萄酒、玉饰、茶叶，甚至还有道光帝赐给他的东西；颂匾用上好的楠木制成，上面题着总理衙门大臣董恂手书的“西来和缓”四个大字，“医和”与“医缓”都是春秋名医，是有史记载的最早的中医，此处用他俩比颂德贞医生，既显示博古雅意，又可见评价之高。

德贞医生全家

这位德贞，就是经过雒魏林医生的推荐，来到北京接替他的继任者。约翰·德贞出生于苏格兰的格拉斯哥，是当时苏格兰人都加入的长老会成员，曾经学习医学、神学与文学，1862年获格拉斯哥大学外科学系硕士，毕业后立志投身海外医疗传教事业。1863年由伦敦宣教会派往中国，先在山东芝罘开设医馆，又于1864年受命抵京。他全面继承了雒魏林在京的医学事务，接管“伦敦宣教会·北京华人医院”并任院长，同时兼任英美使馆的私人医生。据说，他“学识超群，信仰坚定，疾恶如仇，著作等身，成就斐然。出色的医术让他得以从容地游走于清廷各派显要权贵的家中，他用手中的柳叶刀化解了中国人对外国人和西方文化的戒备和偏见之心，超越了传统习俗乃至消弭信仰冲突，被尊称为‘西来和缓’。”

1865年，英使馆收回“北京华人医院”租用的房屋，德贞重新寻找适合的地皮，看上了位于医院原址东交民巷以北不太远的米市大街，那里有一座佛教寺庙，正门就开在大街上，交通便利，地方宽敞且便于出入，十分理想。他就借助于一些清廷官员的帮助，用1300两银子买了下来，把它彻底装修改造了一番，在旧“北京华人医院”的基础上，做成了一座全新的医院。并重新命名为“北京施医院”（或称“京施医院”，Peking Hospital），还按照中国国情，请人写下厚拙苍劲的“施医院”三个大字，制成牌匾，高悬于医院的大门之上，其“施”为施予之意，取自《圣经·新约》“施比受更为有福”。这是北京的第一所近代化医院，设有候诊室、门诊室、拥有50张床位的住院部、为女士和达官贵人服务的单间，其药房还对外出售西药。施医院的规模及标准在当时是一流的，完全是按照当时欧洲医院的标准而建，德贞将麻醉技术、无菌技术、分隔式病房等19世纪先进医学应用于该院，基本与世界医学的水平保持着同步。患者很快就又是乌泱乌泱的了，来自于全中国及朝鲜和中亚一带，主要以穷苦人为主。开业不到4年，总计有1.8万住院病人、4.5万门诊患者，由于原址寺庙前遗有一对20多米高的双旗杆，老百姓亲切地把“施医院”俗称为“双旗杆医院”——至此，我终于明白了从小就听说的“协和大院也叫双旗杆大院”是怎么回事，原来，我们协和大院的前身就是“双旗杆医院”，后来又变成“北京协和医学堂”的一部分，又于1915被美国洛克菲勒家族悉数并购，修建成协和医院的洋楼别墅区。

德贞医生在“施医院”院长任上做了20年，为无数中国贫穷病人化解病痛。1869年，一位在北京谋生的山西后生，因有人诬赖他偷东西，便当街将刀斜刺进自己身体，剖开腹部以示清白，鲜血和肠子瞬间从他肚子中流淌出来，顿时跌倒在地。后生挣扎着将自己的肠子塞回腹中，但大肠从上腹部塞入，小肠便从下腹部滑出来，用另一只手将小肠放入腹中，大肠又再次从上边溜出来，渐渐地，那后生绝望地失去了求生的力气。幸运的是德贞刚好从旁经过，出钱唤围观众人将他抬到施医院，施以手术，经过仔细清洗及重塑，挽救了这条年轻的生命。后生不到一个月便痊愈了，为感谢德贞的救命之恩，后来自愿做了施医院的看门人。德贞也同样以他高超的医术，赢得了清廷高官显贵们的信任和尊敬，他屡次进入宫廷给恭亲王看病，与李鸿章交友，长期担当曾纪泽的家庭医生，“中国亲王大臣及各国驻京钦使，无不与之缔交，同深仰望”。1866年秋天，69岁的武英殿汉人大学士贾桢身体右侧偏瘫，不能走路和书写，甚至对吃饭和说话都有影响；在中医未解其疾的情况下，延请德贞治疗，贾桢的身体很快恢复，又可以重新灵活地使用毛笔和筷子。总管内务府大臣荣禄也与德贞有过一段不同寻常的交情，后党中坚荣禄是慈禧最信任的人，身兼将相，权倾朝野，是晚清政坛上的重量级人物。1877年春天，荣禄腰部生了一个瘿瘤，“患处腐溃方圆七八寸，洞出三十余孔”，其痛苦之情“不堪言状”。德贞为荣禄做了两次手术，共计割了19刀，割去已呈紫色的腐肉，“患处日见起色，疮口之见收缩，七十日而平复大愈”，致使京城再起颂扬德贞之声，“上而王公巨卿，下而农工商贾，几莫不知施医院有德大夫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