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央拟定战略方针

●毛泽东说：“敌人一旦突袭上来，就对我们很不利。今年他要来不让他上来，从连云港到香港，统统不让他上来。”

●5月30日，以刘伯承、徐向前为正副组长的军委战略小组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北京开会，研究沿海地区作战问题。

●各部队都是夜间从驻地出发，乘坐闷罐车厢，无论进站还是临时停车都严禁开门或下车，吃喝拉撒睡都在车上。

中央命令粉碎敌人窜犯

1962年6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准备粉碎蒋军窜犯东南沿海地区的指示》。

内容如下：

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提高警惕，加强备战，从各个方面做好准备，决不让蒋军的阴谋得逞。

解放军判断，盘踞在台湾的国民党军队很可能在最近期间，即台风季节前后，对我福建省和闽粤、闽浙接合部地区发起一次登陆行动。

敌人大概妄图在大陆建立一个反革命根据地，特别是美帝国主义也想利用国民党的这次军事冒险，对大陆地区进行试探。

6月24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题为《蒋匪帮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妄图窜犯大陆》的时评，披露国民党军扩军备战、成立反攻大陆最高领导机构，以及大量接受美国援助的事实。

这篇时评还揭露了蒋介石集团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妄图在大陆建立“桥头堡”，进而实行反革命复辟的阴谋企图。

时评号召全国人民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注意防止和及时消灭潜伏和空降的蒋匪特务进行的破坏活动，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窜犯之敌……

1962年上半年，蒋介石集团企图以军事力量反攻大陆，由此引发了台湾海峡的第三次危机。

我军炮击金门之后，毛泽东根据形势的发展，从实现国家统一这一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进一步提出关于台湾问题和对台工作的总设想。

这个设想的内容如下：

台湾必须回归祖国，这是原则问题，没有商量的余地，更不会让步；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外，当地的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听从蒋介石的意见。

台湾军政及经济建设费用不足部分，由中央人民政府拨付。

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须待条件成熟，并尊重蒋介石的意见协商进行；双方互不派特工人员，不做破坏对方团结之事。

毛泽东的这些设想成为中共中央对台工作的总方针，并且予以公布。

然而，蒋介石集团从反共立场出发，顽固地坚持“反共复国”的反动政治主张，拒不接受大陆方面的上述主张，依然我行我素，一意孤行。

早在1960年9月，国民党召开八届三中全会，在这次会上，蒋介石发表了《党的基本工作和发展方向》的演讲。

这次阴谋会议通过了《反共建国纲领》、《促进反共爱国人士团结合作决议》。

敌人的“纲领”和“决议”要求，在“行政院”、“司法院”、“立法院”、“考试院”、“监察院”这五院工作的国民党党员，加速“光复大陆”的步伐。

在此期间，50年代末期的我国进行了许多曲折探索，再加上3年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中国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的困难。

与此同时，在美国、英国的支持下，印度统治集团在策动西藏农奴主叛乱、干涉中国内政后，又不断武装骚扰和侵犯中国边境。中国人民解放军击退了印度统治集团挑起的反华浪潮，并在中印边境胜利地进行了自卫反击战。

就是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台湾当局错误地估计形势，妄图利用中国出现的暂时困难和不利的国际环境，乘机实现其“光复大陆”的野心。

经过1958年我军“8·23”炮击金门以后，国民党深感以军事手段反攻大陆的计划难以实现，需要改变策略。蒋介石觉得，老是败给共产党，已经让他很没面子了。于是，国民党确定了反共的“总体战”策略。

这个策略就是以大陆为“主战场”，台海为“支战场”，把大陆的反革命叛乱与台海战争结合起来。

从1962年初开始，台湾国民党当局便进行战争动员，从各个方面积极准备对大陆沿海地区进行大规模军事冒险行动。

1962年1月1日，蒋介石发表元旦文告，鼓吹全面动员，迎接“复国”战斗，强调“反共的力量是精神大于物质，反攻的步骤是政治先于军事”。

蒋介石认为，鼓动大陆“争取自由，反对暴政”的时机已经来到，以“三民主义战胜共产主义”有绝对把握，由此提出了“革新、动员、战斗”的政治口号。接着，成立了以蒋介石、陈诚为首的“最高五人小组”，又称“反攻行动委员会”，做为窜犯大陆的决策机构。

3月间，蒋介石下令“征兵动员”，强迫台湾青壮年入伍，勒令原定退伍的军人无限期地延长服役期。

4月，国民党通过“国防特别预算”，决定从5月1日起，在14个月内征收相当于6000多万美元的“国防临时特别券”，成立“战地服务局”，开设“战地政务班”，为登陆后准备“党政干部”。

5月21日，“副总统”兼“行政院院长”陈诚宣布，台湾当局将把从大陆逃到香港的灾民接运到台湾。22日，“行政院”成立“大陆逃港难胞专案小组”。

6月9日，台湾“外交部”声称，将尽力协助从大陆逃到澳门的难民。

国民党军队还在美军的参与指导下，不断进行以窜犯大陆沿海地区为目标的作战演习。

美国政府积极支持台湾当局的军事冒险行动，为其撑腰打气。

1962年3月间，美蒋海军进行“联合侦察演习”和布雷、扫雷的“混合演习”。

4月至5月间，美蒋进行商用、民用船舶紧急装载兵员的演习。

6月间，美蒋双方又在台湾南部进行陆海空联合登陆作战演习。

自1962年春以来，美国政府的重要军政人员不断到台湾活动。美国的一些负责官员认为，进犯中国大陆的“时机已经成熟”，并且鼓吹“现在就动手”。

1962年，美国对台湾的军事援助比以前有大幅增加，大量的美国军火和军用物资不断运到台湾。

美国不仅支持台湾当局进犯大陆，而且在军事上从来没有停止对中国的武装挑衅。

美国的军舰、飞机不断地侵犯中国的领海、领空。从1958年9月到1962年4月27日，侵犯中国领海的美国军舰达261艘，144次；侵犯中国领空的飞机达334架，161次。

美国总统肯尼迪在上台后的15个月内，侵犯中国领海、领空的美国军舰分别达52艘、40次，飞机64架次。其中，1962年3月，美国第七舰队的38艘军舰大编队通过台湾海峡对中国进行军事威胁。

4月至5月间，美国军舰多次侵入青岛海域。

6月11日，两次侵入福建平潭以东海域。

6月12日，又两次侵入青岛以南海域……

美帝国主义心怀鬼胎，居心叵测，多次对中国进行武装挑衅，大力培植蒋介石爪牙，实现台湾当局“光复”野心，同时建立美国远东军事基地，为他们称霸全球开疆扩土。

毛泽东以高超的斗争艺术，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发出指示，不仅化解了这次危机，而且粉碎了美蒋武装特务对大陆进行的军事袭扰活动，使蒋介石的黄粱美梦化为了泡影，使美帝国主义的霸权野心再一次在世界人民面前遭到挫败。

解放军进入紧急备战状态

1962年5月17日，面对美蒋猖狂的举动，毛泽东在上海紧急召见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布置修订两年前中央军委拟制的《关于战略方针的建议》。

5月29日，毛泽东再次召见罗瑞卿，命令全军针对台湾海峡、中印边界和中苏边界的紧张局势加强战备，不能让美蒋的阴谋得逞。

到5月30日，以刘伯承、徐向前为正副组长的军委战略小组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北京开会，研究沿海地区的作战问题，林彪、陈毅也在会上讲话。

会后，总参作战部用保密电话向上海的罗瑞卿汇报会议情况，汇报持续了4、5个小时，甚至用坏了两部保密电话。

5月31日，罗瑞卿赶到杭州向毛泽东汇报。

毛泽东对罗瑞卿说：“要警惕蒋介石集团40万人秋后登陆，保证我们的战略方向还在东面，这是我们的要害。”

毛泽东继续说：“敌人一旦突袭上来，就对我们很不利。今年他要来不让他上来，从连云港到香港，统统不让他上来。”

毛泽东停了停，又对罗瑞卿说道：“还要准备第二手，防止敌人突破，防止敌人空降，在我中心地区占领一个城市。”

毛泽东之所以决定这一年不采取将国民党军放进大陆来打的战略，是感到国内情况还没有准备好，来年则看情况再说。

毛泽东觉得最好是不战而令敌人退却，他打算通过政治攻势，警告蒋介石放弃“反攻大陆”的幻想，这样还可以把握和美国的关系。

为此，毛泽东嘱咐罗瑞卿，南下部队到达沿海地区后可以公开行动，叫蒋介石知道，反攻大陆是无效的，要推迟敌人的行动。

6月1日，罗瑞卿回到上海，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向华东地区地委书记以上干部作备战动员，嘱咐大家要提高警惕。

接着，罗瑞卿又召集南京军区、上海警备区、嵊泗要塞区和东海舰队、江苏省军区负责人，传达和落实毛泽东关于东南沿海备战问题的指示。

6月4日，罗瑞卿赶回北京。

6月5日，罗瑞卿向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和中央政治局汇报了毛泽东有关备战的重要指示。

6月5日至8日，中共中央召开三总部和各军兵种领导参加的军委办公会议。

6月9日至12日，召开作战会议，做出军事上的具体部署。

中央军委做出的部署如下：

第三十九军军部率一一六师，由辽宁大石桥、海城出发，乘火车快速进入闽南，部署在龙岩、郭车地区，做好待命准备。

第六十三军军部率一八九师及六十六军一九六师，由河北石家庄、获鹿出发，乘火车入闽，部署在五里街、大田、永安、安溪地区。

第一军一师由河南安阳出发，进至闽南之南靖地区，配属三十一军指挥。

第四十二军一二四师由广东罗浮山出发，乘汽车机动到云肖、漳浦地区，配属三十一军指挥。

第六十军一七九师由安徽滁县出发，乘火车至上绕，改乘汽车机动到闽江口之马尾、南台、白沙，战板地区，由福州军区直接指挥。

第二十六军七十六师由莱阳出发，乘火车至上饶，改乘汽车机动到古田地区。

就这样，解放军各军区入闽部队根据部署向东南沿海地区秘密开进。

为粉碎国民党反攻大陆的阴谋，接到命令的部队官兵都憋足了劲儿，准备狠狠地痛击来犯之敌。

各部队都是夜间从驻地出发，乘坐闷罐车厢，无论进站还是临时停车都严禁开门或下车，吃喝拉撒睡都在车上。出发后驻地电台仍然工作，而运动中的部队则保持无线电静默状态。

在最前线的华东海军也召开作战会议，确定以东海舰队兵力为主，南海舰队协同配合，抽调北海舰队部分兵力参加东南沿海地区作战。

海军参战部队于6月20日前先后到达福建三都、沙埕和浙江路桥、宁波等地区进行驻扎，到25日基本完成第一阶段的作战部署。

参战兵力共有水面舰艇19个大队，各型水面舰艇180艘，潜艇6艘，航空兵18个大队、各型飞机156架，海岸炮兵16个连，高炮1个团另7个营。

参战部队还开展思想动员工作和抓好各项战备工作的落实，掀起了杀敌练兵的热潮。多年来和国民党军的作战，让战士们明白了，敌人是可以战胜的，但是也不能因此而放松警惕。

作战部队成立闽北指挥部，指挥机关位于涟江东，下辖第七十九、八十四、一七九师、守备七师，担负闽江口以北之防务，铁道兵师和舟桥团由军区掌握。

中央在调动第一批入闽部队的同时，考虑了中打和小打两种可能，并以2个步兵师加强浙东和广州等粤北沿海地区的防御。

解放军还预备12个步兵师必要时入闽，将第一批部署于东南沿海的部队编为3个兵团：

黄永胜兵团负责广东沿海防御；

韩先楚兵团是主要方向，担负福建沿海作战；

许世友兵团担任浙东沿海防御。

空军准备以15个师、30个团，以及各型飞机180余架参战。另以五四三防空导弹营和3个高炮师担任对空防御。

海军东海舰队在福建开设前线指挥部，共准备舰艇186艘、各型飞机150余架。

从其他部队、民警、农场老兵中抽调10万人，补充预备参战部队。东南沿海各省准备10万民兵补充部队，向民兵补充枪械1万余支。

1962年7月初，步兵和特种兵部队也全部按时开进指定地区并部署完毕。

根据上级要求，各作战部队，以为党、为国家、为人民负责的精神，投入到积极地准备中。只要一声令下，全体作战部队必须马上出动。要求广大指战员若有事请假，要快速归队。

各项准备工作于7月20日前已经完成。东南沿海地区的陆海空三军已经严阵以待。

在全国，特别是在东南沿海各省及其纵深地区，当地的人民群众和民兵也积极行动起来，随时支援和配合解放军作战，准备迎击国民党军队的进犯，准备保卫家园的和平和安定。

这次行动共筹集战备费4.2亿元，筹集各种物资34万吨。

第一步，各种物资按50万人打3个月储备；第二步，按50万人打6个月储备；

以后随着情况的发展而定，按300万人打1年的需要量，进行战略储备。

这次战备筹集行动和人民群众的疏散，地方各级政府和人民群众，以“一切为了前线”为口号，从兵员动员、军工生产、粮秣筹集，到随军家属安置、组织民工支前、交通运输配合等都通力合作，都顺利地得到了解决。

周恩来命王炳南返回华沙

1963年6月初，罗瑞卿根据周恩来的安排，在总参谋部办公室向正在国内休假的王炳南介绍了蒋介石集团的军事状况。

王炳南当时是中国驻波兰大使，兼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方第一任首席代表，曾参加了长达9年的中美会谈，所以这个任务非他莫属。

罗瑞卿向王炳南详细地介绍了当时两岸的局势，并告诉他说：“现在不是打不打的问题，而是怎样打的问题，是拒敌于大陆之外，还是诱敌深入，这两种意见正在争论。”

在这之后，周恩来决定让王炳南立即中断休假，赶回华沙，尽快通过中美会谈的接触，寻找机会，摸清楚美国的底牌。

王炳南赶回华沙，马上约美国驻华沙的大使卡伯特见面。

卡伯特是美国波士顿的首富，50多岁，言谈举止很随便，不拘谨，也不太在乎外交上的礼节。他和王炳南大使的个人关系较为融洽，经常开开玩笑，使谈判桌上不时充满笑声。

在这期间，美方的态度已趋明朗，对于是否支持国民党反攻大陆开始犹豫了。

在美国方面，还没有等到沿海解放军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有意“示形”而威慑敌人，美国情报部门便在6月中旬发觉了解放军在大规模调动军队的情况。

见到解放军开始大规模调动军队，美国很担心，初步判断解放军已经调集的兵力用美军的标准计算相当于7个师，可能还会再加入5个师，这是朝鲜战争以来最大规模的调动。

美国在震惊之余，开始召开会议，紧张地研究解放军调兵的意图。

他们疑惑道：“难道解放军调动部队是想威慑蒋介石不要进攻大陆？还是想制造一次新的沿海岛屿危机，袭取金门、马祖？”

就这样，解放军的举动把美蒋间的矛盾冲突显现出来了，并加大了他们的分歧。

美国觉得自己随时都有卷入台海战争的危险，所以很担心。

既然解放军已经开始行动了，美国必须作出相应地反应。

美国人在犹豫，要不要协防沿海岛屿？要不要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

因此，美国政府在一次会上为这个问题而争论不休。

美国国务院情报局长小希尔斯曼指出，中方有相当多的刺激手段来激化美蒋关系，而蒋介石最优先的目标向来就是要把美国卷入对大陆的战争。

小希尔斯曼指出，美国要确保自己的利益，就必须尽快采取行动，预防或干预局势的进一步发展，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为此，在6月19日，美国总统肯尼迪马上召集军事顾问泰勒、国安助理邦迪，以及彭威廉、麦康等会商台海情势。

美国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也当即分别向台湾当局发出一条警告电文。

内容如下：

在此形势下不要以任何官方的言论或行动给共产党提供进攻的口实。台湾当局在中共重兵云集的态势面前，也应该收敛起“反攻”的气焰。

6月22日，国民党陆军上将陈诚致电美国代表，进行保证。

电文说：

台湾当局将很谨慎地行事，不给中共以任何进攻借口。我方也弄不清中共的意图是攻还是守，反促请美国来和台湾当局共同提高警惕，准备对付“侵略行为”。

6月20日再次召开的白宫高层会议，对中共大军欲攻欲守琢磨不透，争执不下。与会人员一直争执不休，最后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认识。

中央情报局局长麦康这样认为，解放军很有可能突袭金门。

而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不相信会有这种进攻，他只是批评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一直很糟糕，说麦康办事不利，得不到有效的情报。

美国国防部建议，把预定返航的美国第四航母编队留在太平洋，在靠近台湾的海域部署航空母舰，另外再增派两架U－2高空侦察机到台湾海域附近，同台湾已有的两架U－2飞机及F－101飞机一起协力扩大侦察，争取弄清情况。

总统肯尼迪最担心的就是解放军发动进攻，所以，面对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他除了暂不增派U－2飞机到到台湾外，却批准了国防部方面麦克纳马拉提出的全部建议。

美国政府在做军事准备的同时，肯尼迪又提议向苏联和中国政府发出消息，希望苏联可以给中国政府施加影响。

后来美国政府又决定，通过苏联、英国和中美大使会谈等三条渠道向中国政府表明：美国要实际上制止蒋，同时建议解放军也不得发动军事进攻。

美国为了让中国政府知道其意图，肯尼迪还下令通过选定的新闻机构，透露美国已经侦察得知的解放军集结的情报，并向解放军示警，以探测我方的反应。

尽管肯尼迪政府作出了这样的谋划，但在解放军大兵压境的形势下，美国政府对于要不要表明自己对沿海岛屿的立场依然举棋不定。

如果解放军和国民党军队真的在东南沿海打了起来，美国是否出兵呢？怎样才算出师有名呢？毕竟这属于中国的内政，弄不好还会把自己陷进去……这一系列相关问题，让肯尼迪陷入深深地忧虑之中。

美国情报研究局认为这时不宜作出决定，因为若决定美军不防御这些沿海岛屿，就会鼓励解放军夺取国民党军所占领的岛屿，这样势必会减少苏联对中国的影响和制约，还会恶化美台关系。

但若决定美军防御沿海岛屿，则可能使台湾当局进一步把美国拉入这次战争，并使中苏关系好转，这样对美国也很不利。

美国政府“智囊”机构最后建议：继续保持美国意图上的模糊，却摆出足以让中方理解为美国准备协防的军事姿态，同时又不给台湾当局任何保证，就可以避免上述种种的不利，使美国处于灵活机动的地位。

值得说明的是，这实际上就是美国长期奉行的“刻意模糊”的策略。

对于这个问题，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曾经明确地向美国中央情报局指出，同1958年解放军炮轰金门的台海危机相比，这次中方没有把集结大军同解放台湾联系起来进行宣传，所以总统肯尼迪若想命令美军参与沿海岛屿的防御，是比较困难的。

艾森豪威尔还认为，如果解放军空袭台湾，或侦察飞行距台湾太近，就可以成为美军介入的根据。至于这些岛屿的军事价值，他认为只具有防御价值，不能做为进攻大陆的前沿基地。

应肯尼迪总统的要求，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答复了泰勒将军询问的关于防御沿海岛屿的7个问题。其中提出外岛的防御可以使用战术核武器，美国应做出相应地准备。

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致函肯尼迪表示反对，认为有美国的支持，不用核武器就能有效地防御这些海岛，而使用核武器将会产生不可估量的后果。

麦克纳马拉觉得，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不要使用核武器，而他的应急对策之一，就是轰炸大陆沿海的飞机场。

美国经过这番紧张地研讨，决定立即通过以下几个外交途径向中国方面传达明确的信息，来缓解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

首先，在6月22日上午，美代理国务卿鲍尔召见英国大使，希望尽快转告北京：

美台条约及其换文约定台湾当局发动任何进攻前都需获得美国的同意，而美国政府在现形势下无意支持台湾当局进攻大陆。

美国觉得，解放军若进攻沿海岛屿，也有把美国军队卷入敌对行动的严重风险。

因此，美国人认为，借助英国驻北京的外交代表转达这个信息，能比华沙渠道更快地引起中国的反应。

北京也可能更愿意同英国人坦率地谈这个问题。

由于英国代办当时没有在北京，美国改请英国外交部向中国驻伦敦的代办进行转达。

当日下午6时，哈里曼把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请到家中小酌，借机探询中国在福建集结重兵的意图。

多勃雷宁表示并不知情。

哈里曼解释美国在目前形势下无意鼓励或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根据美台协定，未经充分协商并事先获得美方同意，国民党人不能采取任何进攻行动。

哈里曼还说道：“中共如果攻打金门等岛屿，就有把美国卷入战争的危险性。”

多勃雷宁听到这里，吃惊地问：“你们要防御沿海岛屿？”

哈里曼答：“为什么不？”

“可是这些岛屿是中国领土啊。”

哈里曼笑着说：“美国相信必须和平解决争端，但对中共进攻不会袖手旁观。希望苏方设法约束中共可能发动的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