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成为单亲母亲

有人说，女人的第一部小说都是写自己。张爱玲、萧红、波伏娃、杜拉斯……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我第一部出版的小说《结婚话语权》，读者统统知道作者就是书中的那位梅林，第二部也逃不出自我，想要编都逃不出笼子，所以最后我干脆正本清源，摘下面具，把故事中的主角还原成我。故事中的人都健在，因为所写都真实，可以对簿公堂。其实写的目的，就是想和自己、和故事中的人一起直面灵魂。尽管如此，对于这一章的故事，我真的是写了又删，删了又粘贴上……连我自己都不相信它是真实的。

每个人的内心总是深深埋藏着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埋得即使不像给自己挖了个坟墓那么深，也能把自己埋个半截，爬出来需要漫长的时间，要最老大的劲儿。关于儿子的父亲云、关于我的亲妹妹和云的关系、关于患癌症的前前后后一些最难动笔写的东西，岁月的尘沙，抖落了十几年，我才在电脑上将它们敲打出来。

创造生命

和吉姆的婚姻，可惜没能克服文化的差异，没能跨过德国的经济危机。

我在人生慌不择路的时候陷入了云的情网，陷入情网的女人都会给自己的行为找借口，都会奋不顾身，我也一样。我决定和云生一个孩子，这是抽刀断水，彻底断了我和吉姆的婚姻。我做出这个决定是在1998年9月25日，星期五，德国总理大选的前两天，社会民主党的最后一场选举集会上，我被激情淹没了，我要砍掉吉姆和我的小资优势，断了自己的后路，我要和一个一无所有的中国人生一个孩子，一起从零开始奋斗。

我在怀孕的时候，就写日记向肚子里未来的孩子坦白：孩子，你存在于妈妈生命中第四五天的时候，妈妈已经在感受你了，妈妈的腰部发酸，下腹部隐隐有奇异的感觉，妈妈琢磨着，这是生命在形成还是擦边而过？过了一些天，医学证实了你的存在，你果然没有辜负妈妈固执的愿望，在妈妈34岁生日之前到达了。你不能想象，为了创造你，你的爸爸是多么卖力，而妈妈是怎样充满信心与渴望地迎接你的到来，你的爸爸和妈妈狂热地相信我们创造生命能一次性成功，而为了那个创造的日子，你的爸爸乘火车600公里和妈妈在旅途中相会，从柏林赴法兰克福，又去波恩。你是生活不可思议的奇迹结晶，因为你爸爸和妈妈在创造你的那几天仍然在赌气、吵架，这里妈妈老实地记下你父母的事情，当你长大后知道了也许会取笑，也许会借鉴。

妈妈和爸爸是热恋中的情人，相约创造生命，我们在高级宾馆中相聚，共进晚餐，为了庆祝你的即将到来，妈妈还浪漫地点了一瓶法国红葡萄酒，可是谁来为这瓶浪漫的红葡萄酒付钱？你妈妈和你爸爸怄气了，你爸爸是个边打工边攻读学位的穷学生，他知道妈妈收入比他高，因为妈妈那时已经把博士学位拿到手，在全职工作了，他认为点这瓶红葡萄酒是妈妈奢侈，应该妈妈付款，而妈妈感觉自己是个女人，在热烈而奋不顾身地接受一个男人并将承载一个生命，未来的母亲该受到宠爱，你的爸爸应该像个绅士一样付款。法国红葡萄酒温暖热烈，喝完了，你爸爸可能已不再生气，激情满怀，可是妈妈整个晚上依然不能完全克服女人的伤心。

还有，第二天晚上，你爸爸又去见另一个女人，虽然完全是工作与熟人关系，但是妈妈仍然怄气，因为那几天，妈妈白天都还在辛苦工作挣钱，为你的即将到来打下经济基础。妈妈把迎接你的到来所需要的费用基本都积攒下来了，计划一旦获知你的存在，妈妈就不上班了，开始全职对你进行胎教。

在这几个创造你的特殊日子里，妈妈希望你爸爸晚上只殷勤地等着妈妈，和妈妈一起期盼着你的到来，你和爸爸妈妈三个人的团聚才是至高无上的。看来你的爸爸没有领悟到你即将诞生的奇迹，他没有像妈妈一样把这件事看得至高无上，他去见别的女人了，尽管只是工作关系，但妈妈依然感到委屈与伤心。今后如果你是个男人，你怎么看怎么做呢？

你看，你的父母在一起创造你的时候也是怄气的，他俩唯一舍不得放弃的就是你。

向死而爱

很多年过去了，我翻看了自己当年的日记，更明白了命运的轨迹。其实当时的我，和吉姆以及吉姆一家小资生活多年了，即使我陷入了情网奋不顾身，我也依然不能马上改变我自己，因为我已经做吉姆的小资太太习惯了，并不能适应穷学生云，而云也无法马上改变他的脾性来适应我。

时间在我和云的赌气争吵中过得很快，1999年7月，儿子坦坦出生了，而我的积蓄也快用尽了。幻想给儿子进行全方位幼教的我没有经济基础，给儿子喂了三个月的奶就重新踏上了挣钱的出差旅途。

事实上，儿子一落地，怀孕的大肚子一空，我觉得自己能出门了，第一件事就是给柏林市政厅外事办的负责人写信，询问是否有中德文化交流的项目。市政厅的负责人很欣赏我，邀请我去会谈，并推荐我做德国世博会的青少年文化项目。

2000年，坦坦的父亲云和我，通过德国世界博览会青少年项目，共同挣下了第一小桶金。梦想挣大钱的云，用那一小桶金起步，在中国开起了公司，搬进了豪华办公大楼。云的事业发展起来了，在异国他乡，我有了生存立足点，而且坦坦一岁多，虎头虎脑惹人爱，这些都给了我无限希望。

2000年，我在柏林除了工作就是带儿子，很少有其他活动，但感觉很满足。可是年底世博会落下帷幕的时候，我就大出血了，打电话让儿子的父亲云回德国，云在中国正准备和众多朋友在一条大船上过浪漫的圣诞节，他听到我患病即将大手术的消息，第一反应竟然是：不就是直肠癌吗？你总是把自己看得很重要。后来，云虽然不情愿，但还是赶回了德国。

手术的前一天晚上，云陪我去看电影，在电影厅门口我留下了一张照片，后来我看到照片上的我身材窈窕，少有的苗条，因为手术前我不断大出血，体重剧减，瘦了十多公斤。

上手术台前的那个晚上，爱、爱、亢奋地爱，我有点痛，但是我不理会，直肠中的肿瘤被挤压了，鲜血染红了床单，一层一层向远处、向深处渗透。恍恍惚惚中我记起第一次来经血，染红了洁白的裙子，透湿了教室的木凳子，一滴滴落在光滑的水泥地上，羞愧难当。从那时起，要强的我就有了终究不如男生的感觉，内心深处渴望爱上一个更强大的男生，并被他爱着。但是和性格暴烈的云在一起，好像是白刃碰钢刀。生命的幼稚、迷茫、追求、渴望，和云的欢笑、争吵、委屈、和好，都融化在那被爱的鲜血染红的床单里，最后又积聚起来化作一朵鲜红的蘑菇云，向天堂升腾、铺散开去……

哦，天堂里阳光一片，生机勃勃，男耕女织，百童嬉戏，啊，我们的儿子坦坦，才一岁多一点，他多么可爱，又多么孤独，我多想给他添一个小妹妹，这个小妹妹也是和云生的。即使云和我关系已经不好，我仍然希望坦坦有个同父同母的妹妹，我希望坦坦牵着妹妹的手一起加入百童嬉戏的行列。我要啊，我要啊，我要活着，还要再生一个孩子，在渴望中我叫出声来。

嘭、嘭，云雾又积聚起来成为一朵蘑菇云掉回地面，我沉沉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梦醒，是我人生转折的一天，我被推上了晚期癌症彻底切除的手术台。

1999年的圣诞节，是儿子出生后的第一个圣诞节，忙到12月24日的下午，我奔到圣诞市场，市场已经开始收摊，所有的人都往家走，我用半价就买到了一棵大大的圣诞树，回到家天就完全黑了。我点亮一串银色的圣诞灯，抱着儿子一起把各种挂饰挂满松针，然后弹着钢琴给儿子唱：“平安夜，圣善夜！牧羊人，在旷野，救主今夜降生，救主今夜降生！欢乐女神，圣洁美丽，灿烂光芒照大地。我们心中充满热情来到你的圣殿里；你的力量使人们消除一切分歧。在你的光辉照耀下，人们团结成兄弟。”

2000年，我不能为儿子去买圣诞树了，不能和儿子一起装饰圣诞树了，但是作为母亲，心底深处的牵挂变得更强烈了。手术当天的清晨，我独自带上记载儿子成长的那个湖蓝色本子往医院去，到了医院，我还渴望看儿子的照片，我请云挑选一些坦坦的照片送到医院来，云把坦坦送到幼儿园，挑了照片赶到医院，白色的手术床正推着覆盖着白色手术单的我往手术区走，儿子的照片被放在白色手术单上的那一刻，手术区的自动门就关上了。后来云告诉我，手术过程中，他去办别的更重要的事了。我知道了，在我大手术的整整6个小时中，我的生活并不像电影或者电视里演的那样，有牵肠挂肚的一大堆亲人等在手术室外面。在我癌症切除的大手术中，陪伴我的，只是儿子的照片和那个本子。

对于我来说，这是命运，也许这就够了。

2000年圣诞节的清晨，我静静地躺在白色的病床上。

我动了36年突然病倒了，再激动身体也不能动了，我变得前所未有地静。

不知何时，我眼前、屋子里的东西开始晃动起来，墙上画中的图案不再是花，不再是水果，全部变成了初生的婴儿，变成了被父亲托在手掌中的婴儿，变成了抱着甲壳虫调皮睡着的婴儿，变成了躺在花丛中天真地笑着的婴儿……我感到躺着的这间病房，旁边韦伯太太带着铁杆护栏的病床消失了，各种消炎药、止痛药的吊瓶消失了，这明明是我生儿子的时候独自使用过的蓝色的产房，海军蓝的床、天空蓝的灯、多色但以蓝为主调的皮球、湖蓝色的吊绳与水产浴盆……

儿子落了地，一声嘹亮的大哭，整个世界都笑了，母亲挂在眼角的泪花是欣喜的，母亲的微笑是自豪的，朋友们的鲜花立刻摆满了产房……

啊，啊，这里不是病房，是儿子的产房，迷糊中的我几乎叫出声来。

2000年12月25日，圣诞节的这一天，我独自一人在温馨的迷糊中度过，不明白上帝为什么在圣诞夜带走了对面病房的老太太，上帝应该送来一个又一个像坦坦那样虎头虎脑的孩子啊。

生命与死亡是否真有界限？

我想起了中国北方种植的小叶黄杨，冬天又干又冷，有时候一些小树的叶子全部枯黄，甚至又干又白，我以为这些叶子都死了，会掉落下来。但是到了第二年的春天，这些叶子会一点点重新转绿转青。我观察过那段漫长的细微的过程，当绿色又一点点覆盖原本枯干的叶子，那真是大自然生命的奇迹。

生命的奇迹，这几个字在2000年圣诞节这一天整天都萦绕在我的全身。

12月26日，我的父母从中国赶到了德国，他们带着我的儿子坦坦来医院了。

坦坦全身从上衣到小牛仔裤到脚上的小皮靴都是我添置的意大利名牌，儿子出生时的第一件新衣服是他的父亲云在意大利出差时带回的名牌夏装，这件小衣服几年后我还寄给一位女朋友刚出生的儿子穿，但事先说好日后女朋友要把小衣服再寄给我，女朋友的儿子穿完后，她守约寄回了小衣服，我把儿子的名牌服装保存了下来。在后来儿子的成长中，我改变了观点，决定不再给儿子买大品牌。生下儿子的一年多，我把从前打扮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全部转移到儿子身上，逛商店几乎只看儿童衣服鞋帽，每天为儿子换不同色调、不同风格的衣服，而自己穿着随意却不自觉。现在，儿子坦坦虎头虎脑地、神采奕奕地向妈妈走来，他一点也没有感觉医院与家有什么不同，不知道妈妈是从病床上爬下来到走道上迎接他，更没有看到我手上插着针头。十来天没有见妈妈了，坦坦扑向妈妈的怀抱，却被护士轻轻挡住了，因为我的伤口还不能碰。近在咫尺，我不能拥抱儿子，却看到儿子患湿疹的皮肤没有妈妈精细的护理变得粗糙了，白白的脸上红红两大块，像白白的衣服上打了两个红补丁，甚是扎眼，我的眼泪哗哗往下流，止不住呜咽，护士很纳闷，扶住我：“哦，梅女士，您很坚强，您从入院到现在都很乐观，所有的医生都夸您，现在您的儿子来了，这么可爱，怎么反而哭了呢？”

是啊，我回答不了，生活中我几乎没有为自己哭泣过，我总是为身边朋友的遭遇而哭，或者在电影院里哭得稀里哗啦，阅读的时候哭得抱着书满屋子找纸也是常事，现在为儿子哭了，还用回答为什么吗？

哭，2000年12月26日，刚满36岁的我，刚刚动完晚期癌症大手术，手背、脖子上都插着打点滴的针头，身边拖着吊瓶，当着父母，当着儿子，当着护士，我呜咽得泪水涟涟。

德国医院探视的时间不允许很长，父母即使也抹着眼泪，也只能带着儿子坦坦回家了。我回到病床上，白色病房，白色护栏病床上的白色床单，窗外绿色的塔松上挂满一层一层白色的雪，整个楼道也是白色的。我从温馨美妙的迷糊中清醒过来，我感觉到了，儿子坦坦来时发出的欢笑甚至一两次叫声，那是整个楼道里几天来能听得到的唯一的声音。坦坦走了，楼道里又恢复了宁静，这种宁静让清醒过来的人有无法克服、无可奈何的恐惧，我意识到了我躺着的地方，是病房，里面大部分是患了癌症的病人，绝大部分是老年人。这里是病房，而不是生机勃勃、充满初生婴儿嘹亮的哭声、充满鲜花与欢笑声的产房。

我没有想我为什么流泪，为什么哭，从我获知患了癌症到现在，我第一次流泪了，为什么？我没有想。我只是更强烈地感受到，坦坦太小了，皮肤有湿疹，这个还小得像棵幼苗的生命不能没有妈妈。同时一种强烈的恐惧感攫住了我的心：如果我死了，坦坦记不住妈妈，一岁多的孩子记不住妈妈。十月怀胎、生产的挣扎、剖宫产的伤疤、哺乳的没日没夜……如今孩子一岁多，我刚刚轻松些，刚刚开始和他一起捉迷藏、一起看图画书、一起听音乐……啊，一种无法比拟的悲哀向我袭来。

2000年圣诞节过后的我和圣诞节的我不一样了。我不再迷糊，我清醒地知道，为了儿子，为了自己，我一定要从这个病房里走出去。

那个圣诞节刚过，云急不可耐地就要回北京，他打电话到医院，说没有时间来医院和我告别，那时我躺在病床上，脖子上插着大针头，正在输液，我忘记自己找了什么借口，让护士暂时停止了对我输液，然后我把自己包裹严实就溜下了楼，这是我晚期癌症大手术之后的第八天，从手术昏迷中脱离重症监护室的第五天。寒风大雪中我每向前走一步都需要停下来喘息，稳住双腿，然后再向前走，终于我挪到了医院的大门口，我费劲地抬起手，使劲向远处的出租车站招手，还把脖子上的围巾也解下来摇晃，可是司机偏偏不开车过来接我，我一大步当三小步挪，挪三步歇两步，大约一百米的路程我可能用了正常人五倍的时间。上车后，司机抱歉地说：“真是太对不起了，我早就看见您了，可您看上去形容憔悴，像个疯子，所以我不敢开车过去拉您。”其实我心里并没有责怪司机，我以为他没有注意到我招手，德国司机在出租车里埋头读书看报是常有的事。可是听了司机的话，我心里又震惊又悲哀：我形容憔悴吗？我像个疯子吗？这是真的吗？但是我的心里，此刻正充满着温情和渴望，我不顾脖子上插着大输液针头，手术后第一次离开医院，擅自回家，是想看看我儿子的父亲云，他要离开柏林的家，却不来和我告别。我的双脚刚踏进家门，家里的电话就响了起来，是医院值班的护士打来的：“梅女士，您在家里？谢天谢地，请您马上回医院，这是规定，我们必须对您负责。”一贯对我非常和气的护士，声音在电话中有些严厉，但她还是同意我在家待10分钟。我看到云在慢条斯理地收拾行李，并不像他说的那样时间紧张，我抚摸了一下儿子，5分钟后就重新坐上了出租车。回到医院，值班护士立即来到我的病房，扑到我的病床前：“梅女士，您是博士，您不懂吗？您脖子上插着大输液管，大输液管直接连着您的大血管，如果针管路上出意外，您会大出血，几分钟内您的命就完蛋了。您的儿子多可爱，他会永远失去妈妈！我也会因此丢了这份工作，我也有两个孩子，我的孩子就会饿肚子没有生活来源了啊。”

哗啦啦，我的眼泪如喷泉，直往外涌。为了见儿子的父亲云，我敢插着大输液管独自从医院回家，那会儿我肯定不怕自己完蛋。从住进医院以来，我的眼泪第二次哗哗流淌，第一次是为我自己的儿子，这一次是为了护士的孩子。

我擦干眼泪的一刹那，再次明白了，为了孩子，为了自己的生命和责任，我没有额外的精力为自己的情感计较。

你有精神病

手术后，我的身体与手术前再也不一样了。

我失去了直肠、失去了肛门、失去了括约肌。

手术的部位密密麻麻都是线。我感觉自己的身体与直肠相邻的部位都缩紧了，犹如严冬过后逢春，我感觉自己重新变成了一个处女。渴望性、渴望爱，又充满恐惧，害怕疼、害怕我自己也许不能做爱了，因为我的身体对于我来说成了一个异物。

云在我手术之后几天就走了，一个多月后又回来了，面对我的病体，云很温柔很耐心。

36岁，生命仍然在渴望。

手术前一天晚上的做爱于我恍若隔世……

在女人对男人、母亲对自己儿子父亲的深情中，我好像涅槃重生一般，没有任何痛苦，没有任何障碍，重返了快乐的伊甸园……我心中对云充满感激，因感激变得娇宠，因快活又变得有点大胆得意，我把自己重新变成了一个处女，现在又重获新生快乐的奇异感觉告诉了云。云听了我的话，似乎并没有为我感到高兴，一个女人任何时候的任何得意都可能让某些男人不舒服。或许是我没有把心里对云的感激表达出来，而是先表达了自己的快乐，我马上受到了惩罚，云嘲讽地笑出声来：“你这个女人，真有意思，男人你不只有过一个，现在孩子你也生过一个了，却会感觉自己重又变成了处女。”云的话使我伤心，也使我气愤，那个夜晚我们做爱过后本该柔情蜜意的私语又变成了彼此的较真和较量。

云将话题转到询问在我们分开的日子里，我是否有过外遇。他在提问一位生了他的儿子的母亲、一位在德国拼命工作创业还要独自带儿子的母亲、一位刚刚动完晚期癌症手术的女病人，他主动问我是否有外遇，他估计我也没有别人。他的语调轻飘飘的，狡黠又得意，甚至有点无所谓，我能感觉出来云暧昧的提问是漫不经心的。而云既然问了我，我就会入他的套，被迫反问他是否有外遇，但我提问时是提心吊胆的，心揪着的，绝望中还抱着希望不放。他是我儿子的父亲啊，即使他有外遇也不应该是这个时候。但那时我的命运就是雪上加霜，其实云就等着我提问了，他几乎是迫不及待地告诉我，他在得知我患病之前就已经和别的女人睡过觉。云主动说出的话，像他手持一把利剑刺入我，而他说话的无所谓的口气就像他抽出刺向我身体的利剑，然后笑对我流出的鲜血。在我获知自己患病前，我曾严厉地问过云是否和别的女人睡过觉，他矢口否认他的偷情，他知道说出真相后，我会转身离他而去。如今我的身体残疾了，我相信他也并不是有意向我落井下石，他只是本能地、无所顾忌地出出他的气。因为我是那么一个女人，我不是充满恐惧地探问或者偷偷摸摸地查问我的男人是否和别的女人偷情，我是面对面坦然地质问，那质问里有骄傲和尊严。云那样的男人，碰到弱者会同情，碰到强者会哈腰，他也曾爱上了我，因为爱，他受过委屈感到压抑，他恨死了我的骄傲和尊严，现在他在我病中获得了打击的机会，就不假思索地出手。

我心明如镜，心凉如雪，这种太明白真是我做女人的过错。有些男人真是恨死了女人的这种明白与骄傲，但是我总是改不了、放弃不了这种明明白白做人的骄傲，我总是宣称世界上一定还有大气的男人喜欢我这种明明白白的女人，接受我这种女人的骄傲。

那我就把云贬入了小气男人层面，即使我生出了他的儿子，他也不饶恕我，他要在我虚弱的时候出言伤我。

重病的人，尤其是重病的女人，是不是已经失去了明明白白做人的骄傲与资本？

我一夜不眠，只有对儿子流泪。

清晨，我默默地在浴室里收拾着自己，看着身体上长长的刀疤。云推门：“我能看一下你的伤疤吗？”他和我，男人和女人，我们曾经彼此充满激情，我们的激情创造了一个生命——我们的儿子，现在我的身体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他，可是我的心和他隔着一道坎，就像洁白的浴室和灰色的过道有一道坎，这道坎不高，迈过灰色过道进了洁白的浴室，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会神清气爽，或许也会宽大为怀，但是云横在灰色过道的门口上，面目上显示良心与虚心各占一半，我本能地想关上门，不想让他看到我的异体，不想接受他跨过门槛和我同处一室。云依然横在门口，他既不进门，也让我无法关门，我红嫩嫩的伤口在初升太阳的光线下毫无遮挡地裸露在他的眼皮下，他欲言又止。他开始良心发现？他只要我低头示弱就会大发慈悲？不管是出于哪一条，云迟疑了一会儿，终于开口诚恳地说：自从得知你病了，我已经不再和别的女人来往。我又从云话语的调子里嗅出了某些气味：儿子在，他的良心在，他和我牵连的感情也还在，都不错，但是他那男女偷情早就不了了之了，并不因我的病而终止，他那既然是偷来的女人，未必是清清白白，两个未必都清白的男女，偷情之后也未必都快乐，难免也许互相又给些难堪，云和我过不去的地方，与别的女人就更难过得去。回到家，家里有他清白的儿子和他儿子清白的母亲，而他却拿他的偷情来打击我，毫无顾忌，他伤了我的感情也伤了我的心。可恨我那不高不尖的鼻子太灵敏了。云恨我这个鼻子灵敏的女人，这让他这个男人受压抑。

和一个男人在一夜之间共同创造了一个生命，一个可爱的生命，一个活泼泼的生命，一个一天天、一年年成长的生命，这对一个女人来说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女人因为承载了这个生命，而与创造生命的这个男人终生牵扯。我爱着这个儿子，儿子在成长中又不断地显现他父亲的某些特质，无论好的还是坏的，这一切都让我有莫名的、摆脱不了的牵扯，曾经爱过与曾经恨过都成为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牵扯。

唯有终身修行自己，才能还原生命之本，人生因为悲剧而完美。这是我后来在漫漫生活长路上逐渐领悟到的。

受到云打击的那一天，我一夜未眠的病体并不肯离开云半步，我想和云一起去给儿子买衣服，我想和云一起去给美术代表团所有的孩子们买礼品，我们吵了一夜又手牵手地出门，云温柔地扶着我的腰，我重新感到甜蜜和慰藉。那一天，我在寒风中紧紧跟随着云——我儿子的父亲，就像我生命中依靠的一根稻草，即使他在我的病中赤裸裸地告诉我，他和别的女人睡过觉，我也还是想依靠他，寒风中我忘记了尊严和屈辱。

路过一个取款机，我去取500马克，那时德国还使用马克。即使在取款的时候，我的头脑里还整个想的是云和儿子，我忘记了拿取款机出来的钱，只是拿着从取款机里跳出来的卡，迅速转身就重又回到云身边，紧紧地依偎着他，等到走出数米，我醒悟过来，跑回到取款机旁，500马克早已经被一个幸运者拿走。寒风中我的心感觉不到失去金钱的痛苦，因为它已经被另一种更深的痛苦重重扭曲、紧紧压住，我几乎窒息也几乎麻木了。

患癌症我共接受了三次手术，还有化疗、放疗……身体有过的痛，随着时间慢慢减弱。云告诉我他和别的女人睡过觉，这个痛留在心灵上，刻得很深，这个心灵的痛浮出的时候，身体的痛也一次一次连带撕扯。

但是我不能放弃啊，我心底还有爱，我在挣扎！

春夏秋冬一轮，生命好像复苏了，身体在一点一点好起来，定期的复查结果也显示一切正常。2001年一整年，我和云的关系也像天边的云，时近时远。我与云共同创造了一个儿子。而且是我下了决心放弃和吉姆的婚姻，在一夜之间与云创造了一个儿子，作为女人，我的内心深处多么希望云对我好，好到我认为那些放弃是值得的，但是命运并没沿着我渴望的轨迹前行，我与云总是磕磕绊绊的，又总是情意缠绵。我患癌症之后，云先是不情愿，但终究还是北京与柏林两边频繁地飞着，他每对我多表示一点歉疚，多展示一点关爱，我就多感动一些，儿子坦坦是两个人的纽带，这个两个人一夜之间热血创造的生命联系着一个家，12月云又回柏林过圣诞节了，分别时坦坦在我和云的手中被传来传去，儿子笑得像个开口的小佛爷，一家三口难舍难分。

我有一个家，家中还有一个两岁多的儿子，云还有温情。癌症手术后的两年内是复发高峰期，我不能松气！2002年初，我开始进动物森林公园跑步，希望将人生的长跑继续下去。

春节是家庭团聚的日子，我16岁上大学后就没有和父母一起生活了，但寒假我还是经常回老家和父母过年。出国后我就连春节也没有和父母一起过了。年轻的时候，我好像对这一切也不在意，人到中年，当传统与亲情又回归的时候，我突然彻底病倒了，父母来照顾我，病魔给我送来了和父母的团聚。

大年三十，过完圣诞又回到北京的云打来电话，我心里很高兴，不停地说些儿子坦坦的事。电话里云让我猜哪位特殊的客人在他那儿过年，大年三十是家人团聚的日子，除了坦坦的奶奶怎么会有我认识的外人和云在一起？我纳闷，怎么也猜不着。电话被转过手去，话筒里传来我妹妹的笑声，妹妹说是和同事准备去东北滑雪，路过北京就到云那儿过年了。那一瞬间，一股亲情流过我的全身，那是听说是自己的亲妹妹的踏实的亲情，那是人世间只有血脉相连通着的亲情。我感觉我和云之间那若近若远的关系通过我的亲妹妹又拉近了一些。没想到，妈妈却非常生气，妈妈对我说：“你妹妹为什么这么没有脑子，她怎么去云那儿过年，这不合适。”我大笑妈妈思想封建，我和妹妹是一母同胞，情同手足，妹妹自己也有丈夫和儿子，妹妹的儿子比坦坦还大几岁，云和妹妹在一起，我就更有了保险，妹妹就会看着云，云就压根不会和别的女人在一起。几天后我和妹妹通电话，把妈妈的封建脑子思想告诉了妹妹，并笑着问：“你在北京，观察到云有不老实吗？”电话那端传来了妹妹十分肯定的声音：“没有，姐姐，我看他很老实。”我对妹妹从来都是百分之百的信任，我笑着给了妹妹一个秘密任务：“你帮姐姐看着他一点。”

以前三天两头都有云的电话，那之后有一段时间没有云的消息，我想打电话给云，但是想到自己说了请妹妹帮我看着他的那句话，我对自己很不满意，我不应该监视或者请别人去监视自己的男人，更不应该请别人去监视云，包括请自己的妹妹。“看着他一点”这样的句子是为自己所不齿的，人为什么放任自己说出自己心底深处并不想说的话，做出自己并不想做的事，并且还随波逐流？难道是因为病了一场？病后的心变得软弱或是增加了恐惧？我不承认，但是事实明明如此。但是我下定决心不闻不问，只专心养病、工作、教育儿子。

春节过后一个月，云回到柏林，带回了惊人的消息：不是别人，而是我的妹妹喜欢上了他。云说不是他主动看上了我的妹妹，而是我的妹妹看上了他。云要和我的妹妹结婚（我妹妹有丈夫有儿子）。我极度震惊，我为云离了婚，我为他生了一个儿子，我们还没有结婚，如今分别一个多月，他跑回柏林的家，说要和我妹妹结婚。而从我口里跳出的回答更让云和我自己吃惊：“云，你是爱上我的妹妹了吗？你和我有共同的儿子，我妹妹和她丈夫也有儿子，你自己好好考虑考虑，我会耐心地等着你。”云愣了，他默默地抚摸着我，说：“那只是我一时的感情，而且很纯洁，我会结束它。”

云年近四十，的确从来没有结过婚，我也知道他从前碰到女人几天之后也会说结婚。

男人或者女人在表白一段关系的时候，用很纯洁这三个字，意味着什么呢？按照我的理解，这意味着云和妹妹没有性关系。从我的嘴里当然问不出那样的话：云，你老实说，你和我妹妹睡觉了吗？

这样的句子，应该是从另类的小说中另类女人的口中说出来的，那时的我问不出。

但是我心底深处是怎么感受的？

痛，上天无路；痛，下地无门。

长夜不知如何爱。

我的母亲后来一直切齿痛恨云，她认为云就是这样在作死她的两个女儿，云并没有真正爱我，更没有爱上我的妹妹，他作为男人嫉妒我，受不了我，就是这样想通过我的妹妹作死我。一位母亲，她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两个女儿陷入了同一个男人的魔掌，她一夜之间白发苍苍，哀自心底。不过这是后话，当时的我是病中的女人，母亲的白发都不能使我放下痛苦。我一任自己的病体煎熬。

长夜不眠。

早晨，我穿运动衣穿运动鞋要继续进动物森林公园跑步，没能跑出门就失声痛哭。

不，那是哪儿学来、抄来的狗屁高尚理智的话语？那是假的、虚假的，我已经被教育成遇到问题首先不是表达自己真切的感受，而是跟随被教育的模式说出压根不是自己心声的话，所谓理智的、符合某种令人佩服的形象的话。

实际上我愤怒、我痛苦，我被击倒了！我不相信这从天上掉下的消息，这个消息比癌症还恐怖一千倍，这个消息的病毒比癌症还强一万倍！是我的一母同胞的亲妹妹，是我从小到大从没有吵过架、斗过嘴，亲密无间的唯一的妹妹？她在云没有消息的这一个月里就和云好上了，而我不久前还将自己的信任几乎充满感激地托付给她。而云呢，他和我争吵也罢，斗气也罢，伤心也罢，他不是和我有一个一夜创造的儿子坦坦吗？两个月前，云和我还在柏林手拉手依依惜别，两个月后他竟然和我的亲妹妹好，和也有丈夫有儿子的我的亲妹妹，他还依旧回到柏林来，他还和我一起躺在那张我们无数次爱过的床上把这个消息告诉我，尽管他也带着某些迷茫，甚至某些忏悔。

我忍受不了啦。

我彻底崩溃了。

我毫不保留地向父母哭诉。

云向我保证，他会和我妹妹断绝联系。我高傲地不愿和妹妹通电话问及此事，但是妈妈和妹妹通了话，妈妈坚定地对我说：“你妹妹和云什么也没有，话是从你儿子的父亲嘴里出来的，男人说的话哪里能随便信，你妹妹根本就没有想和他有那种关系。”

我相信了自己儿子的父亲，也相信了自己一母同胞的妹妹。云在柏林的时间里，我们和好如初，一如既往。一个月后，我牵着云的手把他送上了回北京的飞机。

一段时间后，到了五一，那时国内还放长假，节日中亲人会联系更多一些，可是我没有云的消息，这次我往北京打电话，家里电话没有人接；打云的手机，通了，手机中传来我自己妹妹的笑声。

呵哈、呵哈、哈哈……呵哈、呵哈、哈哈哈……那是一母同胞的我亲妹妹的笑声，那个声音我自小就熟悉。小时候在湘江中游泳时我们姐妹一起扑打着水笑；放学后姐妹一起去为家里的几百条金鱼捞食，发现水沟越臭，里面漂着的小鱼虫一片一片就越是红艳艳，两个人捂着嘴惊喜地大笑；有一天姐妹两个各持一根小竹棍在家里追追打打，一不小心把头上吊着的灯泡打碎了，妈妈生气了，姐妹两个一惊一愣，最后发现人都没有伤着，突然又对着仍然晃荡着的灯泡挂绳一起笑个不停……那是带有家乡与家族口音的笑声，甚至外人总是说我们两姐妹的说话声与笑声都特别像……

那个声音太熟悉又太意外了，但是千真万确。我再打电话过去，然后就没有人接了，我这一天打了几十个电话到云的手机上，但再无人接听，最后打电话到妹妹的家里，家里人说她上了黄山。

呵哈、呵哈、哈哈……呵哈、呵哈、哈哈哈……

妹妹的笑声是从中国的名山——黄山上飘来的，妹妹的笑声在我儿子父亲云的手机中，妹妹的笑声从黄山上往外飘，飘过千里万里，飘到了德国，飘进了患癌症后刚刚做完化疗与放疗的我的耳朵中，飘进了抱着儿子、拿着电话找孩子的父亲的我的听筒，我再次彻底崩溃了。母亲坚持说肯定不是妹妹，妹妹不可能做出那样的事，一定是我得病后神经变得紧张，听错了，我应该去看看精神病大夫。

“孩子，你病了，精神可能有点不正常了，你去看看大夫吧。”母亲一遍一遍地抱着我这么说。

我恍恍惚惚了，我问自己：难道我除了癌症又患上了精神病？

呵哈、呵哈、哈哈……呵哈、呵哈、哈哈哈……我的耳边不断地重复着自己亲生儿子坦坦的父亲——云的手机里传来的自己亲妹妹的笑声，我整天整夜睡不着觉，一种被生煎被活埋的感觉。

患癌症之后三次大手术，然后又化疗放疗，为了热爱的事业，也为了有收入，养活自己与儿子，我仍然在工作。但是三天三夜的不眠，我本已被药物作用的脸色变成了暗黑与暗绿，这种暗黑与暗绿的色泽很多年都没消退下去，我自己很少照镜子，照镜子也看不大清楚，因为我轻度近视又不戴眼镜，这种脸色是很多年后一位亲近的朋友告诉我的，说当时感觉到那是毒气浮在我脸上，为了怕我太难受朋友也没有直接告诉我。母亲是看在眼里的，所以几天之中母亲就白了头，母亲的背部起了很多紫色的斑块。

到了第三天晚上，我不顾一切地对父母叫起来：“她是我的亲妹妹，也是你们的亲女儿，云是我儿子的亲生父亲，无耻、无耻、无耻，哦，不值得为他们难受，不值得为他们难受，怎么办，怎么办，我今天晚上决不一个人上床整夜睁眼望着天花板。”父母难受地看着我，但我从他们的眼光里感觉到他们并不能理解我，所以我叫得更大声更直白了：“无耻、无耻、无耻，哦，不值得为他们难受，我今天晚上怎么办，我要去找一个人睡觉，我要忘记他们。”父亲听了这话严肃起来：“你很难受，这是肯定的。但是你要想着你有一个儿子，你是一个儿子的母亲，你怎么能说得出口找个别的男人睡觉。”父亲的话不仅没有让我感到安慰，反而印证了我的感觉，父母不理解我，不理解我那种无法言喻的痛苦，所以我更气愤更大声地叫着：“我是儿子的母亲怎么啦？为人母就必须三从四德眼睁睁看着儿子的父亲逛妓院吗？云逛妓院我会看贬他，不值得为他难受，云跟别的女人好我难受也能挺得住，但是他和我的亲妹妹好，如果你们生了我们两姐妹，如果我和妹妹以前关系不好，如果我以前就不相信她，如果我以前就恨她，那我也许也没有这么难受，天哪，我以前那么相信她，信任，你们懂吗？我以后再也没法信任人了。还有，云想过他的儿子吗？为了云，我已经和德国丈夫离婚了，我在德国已经没有一个亲人了。他和我生了一个儿子又和有丈夫有儿子的我的妹妹上黄山！他在干什么？我的亲妹妹又想过我的儿子吗？想过她自己的儿子吗？想过我这个得了病差点死了的亲姐姐吗？她和我儿子的父亲上黄山！”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颠三倒四，我对着父母大声地说话，来来回回就是同样的几句话，我不知道这样说来说去是否发泄了一些我的痛苦，我没有哭，母亲在一旁哭了：“这都是罪孽啊！你们都不配做父母！苦了的只是我可怜的外孙，我的小坦坦。梅儿，我看你是病后神经不正常，你明天去看看医生吧。”

母亲又说我神经不正常，我有神经病？

在家里待着真会神经，我拿起一件外套想冲出门，又想到自己几夜未眠，脸色一定吓人，我走到镜子前，胡乱往脸上涂粉，看到左边眼角的黑影很深，我往那儿多抹了几遍粉底，却没有想到，那条黑影停留在我左边眼角，从此再也没有消失。

医生托尼

柏林列宁广场。

小时候我看过电影《列宁在1918》，电影里特务在剧场密谋刺杀列宁，砰砰几声枪响，银幕突然黑了，我以为特务真的来了，吓坏了。不过银幕一闪一闪又亮了，哈哈，特务吓得逃走了。当时电影里的银幕上正在表演《天鹅湖》，那时国内规定不许银幕上出现小天鹅穿超短裙跳舞的镜头，所以放电影时放映员必须用手挡住这个镜头，怪不得电影放着放着银幕会突然黑了。我到了北京上大学后，在莫斯科餐厅旁边的北展剧场看中央芭蕾舞团演出的芭蕾舞剧《天鹅湖》时，我却联想到电影《列宁在1918》，想再看一次电影《列宁在1918》，我一直想着电影里的银幕上苏联原汁原味的《天鹅湖》镜头到底是什么样的。

凡事追问个究竟是某些人的天性，越是没有看到的还越想看到。

到了德国，东西柏林统一后，东柏林一些街道、广场的红色名称被逐渐改回历史的老名称，但是列宁广场没有改名，每次我到列宁广场都会有些感触。

那天我直奔列宁广场上话剧场里的鸡尾酒吧。

列宁广场上的话剧场是一个突出的半圆形建筑，鸡尾酒吧占半圆形建筑靠街面长度的三分之一。几天前，我和女朋友雾雾去看话剧，入场券上写着：演出之后凭票可在剧院鸡尾酒吧获得半价鸡尾酒一杯。看完话剧后，我和雾雾还很有兴致地去喝了杯半价的鸡尾酒。酒厅的小门被包豪斯风格简洁厚实的布质挂帘挡着，我们掀开沉沉的帘子，再推开沉沉的门，啊，里面烛光摇曳，一派轻松浪漫的景象，大部分座位都是在半圆形建筑宽宽的窗台上放上十分舒适的大靠垫，圆弧墙和烛光都望不到尽头。已是晚上九点多了，酒吧里客人还很少，我和雾雾特意在中央坐了下来，我们的票上写着半价鸡尾酒到晚上十点半有效。十点半之后，客人一波多过一波地从那个小门往里拥，所有的人都很养眼，男人们身材健硕，举止优雅，女人们柔美异常，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轻松、休闲、迷人，和这个鸡尾酒吧的风格和气氛融为一体。我和雾雾都有点看傻了，猜测着客人们来自哪个阶层、哪些行业。是模特？他们比模特显得更有内在气质；是演员？他们的穿着好像没有演员那么随意、外露，举止也没有那么夸张。我和雾雾欣赏着、品评着，非常轻松和开心。必须承认，看德国当代实验性话剧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当代实验性话剧更多的是引导你在艺术中思考，不是像听轻音乐那么放松。当我和雾雾品尝着半价的鸡尾酒，欣赏着这些美男女时，我们真的都放松了，兴致盎然。我和雾雾最后决定问问跑堂，一定把这些美男女的身份搞清楚。现在客人多了，跑堂也一下冒出来好几个，细看之下真不得了，男跑堂很自然地穿着黑色衬衫、黑色裤子，女跑堂很自然地穿着白色衬衫、黑色裤子，外面是统一的长长的黑色围裙，这使他们高挑的身材显得更飘逸。跑堂个个都青春勃发，酷得很，既忙碌又轻松，还时不时和客人交谈一两句，笑一两声，他们从一拨客人走到另一拨客人那儿，好像把客人们都串联了起来，使整个酒吧成为一个和谐的音符。雾雾和我终于拦住了一个男跑堂，他在忙碌之中仍然微笑着详细地告诉我们：客人群体中大部分是电视台、广播台的记者、编辑、主持、播音等，也有一小部分是演员、编导，还有一小部分是这些人的朋友，如医生、生意人、经纪人等。雾雾和我会意地相视一笑：这就对了，果然，他们既不是模特也不是演员。那天晚上，雾雾和我相约再来看话剧，看完话剧后再来这里看美人。

没想到几天之后，我竟是一个人坐在了鸡尾酒吧，在三天三夜不合眼，左边眼角刻着一条深深的黑影之后。

当我坐在几天前和雾雾坐过的那个位子，要上一杯无酒精的混合果汁时，我的愤怒、苦楚平息了一些。我出神地望着一波又一波谈笑风生的人，比那天和雾雾在一起时更出神，甚至有些肆无忌惮，因为我心如死灰，我渴望脚下突然山崩地裂，让我直落三千尺，我要在入地狱之前，再看看这些气质优雅、快乐无比的人。

这时，进来一个男人，他走到一张桌子旁，和其中的一位握手，只见桌子旁的那位从座位上站起来，热烈地拥抱他，当他们拥抱到一起时，我看到进来的男人比他的朋友矮了大半个头。两个男人环顾了一下四周，然后向我走来，礼貌地问是否能和我同坐一桌，我木然地点点头。他们点了鸡尾酒，热烈地谈着什么，彼此互相拍着肩膀，时不时还握一下手，过了一会儿，两个男人停止了他们的谈话，友好地对我说了一句：“我们是老朋友，今天约好来这里喝一杯谈点事情。”

这时我开始看着他们，其实在他们向我这边走来时，我发现高个子身材魁梧健硕，一米八五以上，矮个子实际上也有一米七五的样子，矮个子也不矮，但他和他高个子的朋友拥抱时，就显得矮了。刚才是矮个子对我说话的，他友好的语气让我一下子有了好奇心：“请问，你们两位是什么职业？”这回是高个子的男人回答的：“我做医疗器械。”然后指着矮个子说：“他是医生。”接着他转向那位医生：“好，我的朋友，我们就这样谈定了。现在我必须回到我的那些朋友身边去了。”然后两人站起身来，握手拥抱告别。

医生坐回我身旁，他又要了一杯喝的，对我举起杯：“碰杯，我开车，不能再喝酒啦。您看，我的朋友有一大堆人，我是一个人来的，看您也是一个人，想和他谈完事情后再和您坐坐，所以就来到您的桌子边了。您呢？也开车？不能喝酒？”医生看着我的饮料杯，语调轻松又友好。

“我不开车，想喝酒，但是身体不允许。”

“为什么？可以问吗？”医生的眼睛里充满职业天性的关切。

“我的肠子出过大问题，做过两次大手术，变敏感了，早几天在这儿喝了鸡尾酒回去就不舒服。”我豁出去了，不藏不捏。

“哦，我是医生，从您脸上这么沉重的表情，我冒昧地推断，难道您这么年轻得了肿瘤？”我没有任何的别扭，反而有种临死前终于被人看明白的舒坦，对这个男人我产生了一点信赖，他是医生。“肿瘤”这个词从他口里说出来比我自己说要轻松。“难道您这么年轻……”这话一下说到命运对我的不公上，我的眼泪直往上涌，但是心里却释然了一些，我克制着自己，努力轻松地说：“您猜测得对！是那么回事。谢谢！但是我们换个话题吧。”

我不愿意在这个欲死不能的夜晚与人继续谈死亡的话题。

“好！先认识一下吧，我是托尼，咱们互相别尊称您了，称呼你吧，你叫什么名字？”

“梅，姓黄，你叫我梅或者黄都行。”因为我的姓和名都很短，到德国一段时间后，我就习惯了这么一股脑儿地介绍自己，这有一个好处，叫名叫姓由别人去决定。在德国，彼此之间称呼您或你，名或姓，是由关系远近而不是由年龄辈分来决定的，如果关系远，对待陌生人，哪怕对小孩子也称呼您，我对此不大习惯，如果关系近，成了朋友，哪怕对比自己年龄大很多的人也称呼你，我也不习惯。因为中国文化把尊老爱幼体现在称谓里了，对长者，哪怕是对自己的爷爷奶奶，也该称呼您，对幼者，哪怕是初次，也是喜欢关爱地称呼你。中国与德国的称谓文化，各有自己的特点与好处，对此，我总有些无所适从。

“好，梅，托尼也是我的名，因为我的姓对你来说也许太长太难发音了，我们就互相称你吧，这样简单，行吧？”看到我点头，托尼继续问：“你是哪国人，我也来猜一猜，要么泰国人，要么中国人，我更倾向于你是中国人。”他的眼睛探询地看着我。

“我猜对啦！”

从我的眼睛里，托尼读到了正确答案，快活地眨了两下他的大眼睛，语调变得更诚恳：“我是波兰人，在德国出生的，我的两个兄弟也在柏林，但是我的父母前些年又回华沙了。我很喜欢中国，看了很多关于中国的书，我知道中国80年代以来开放了，现在发展得很好……”托尼一口气说了许多中国的事，大约因为看到了我惊讶的眼神，他笑了：“要不，我们换个话题？”

托尼端起杯子喝了口饮料，他随和地看着我。我也笑了，为自己不懂政治而惭愧地笑。托尼说的这些中国历史我都知道，但是我对这些历史没有自己的观点，不能和托尼对话，的确只能换话题。我也想说说话：“我前不久去了波兰的克拉科，感觉实在好特别。”

“怎么特别？”托尼的眼睛瞪得大大的。

我端起饮料很慢很慢地品了一口，好像要从饮料中品出那种特别的感觉，上次我和女朋友雾雾来这里喝了一杯鸡尾酒，回去后肚子还略微难受了一阵，不过今天我点的饮料实在温和，芒果、香蕉与椰奶的混合果汁，软软的、甜甜的、酸酸的，让我感受到镇静与悠闲，我叙述的声音也变得平静、缥缈：“我的朋友碧青和克拉科的交响乐团合作演出，叫我去听。我们是坐卧铺火车去的，车上遇到一帮德国足球迷的男人，都没带老婆，和我们两个亚洲女士聊得很开心。第二天晚上，火车上那帮德国足球迷都买了音乐会的票来捧场，演出后，所有的人又一起到克拉科最古老的地窖里去吃饭、喝酒，那一天是如此美妙。第三天，我一个人去了奥斯威辛集中营，这一天却是如此低落，集中营里也有很多游人看上去是德国人，但是所有的人都面色凝重，和火车上、音乐会上及地窖里的气氛截然相反。我待不下去了，所以当天夜里就一个人坐火车到华沙去了。其实那是我第二次去波兰，很早的时候，我还去过但泽和波兹南。好，托尼，别听我讲波兰，都是你知道的。别在乎我对中国的政治一窍不通，给我这个中国人继续讲讲你了解的中国吧。”

我觉得我一口气说了不少话了，从回想波兰之行的缥缈中又真真看到了对面坐着的波兰人托尼，该让托尼说说了。托尼举杯喝了一口：“梅，你想听什么？好！你是哪一年出生的？”

"1964年，怎么啦？”我没有隐瞒自己的习惯，可托尼问女士年龄干吗？

“你知道你出生的那年你们中国发生了什么大事吗？”我一下没反应过来。

“在你出生的那一年，中国这个，”托尼做了一个开花的手势，"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中国发表政府《声明》指出：中国发展核武器是为了防御，为了打破核大国的核垄断。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中国很厉害。”托尼竖起了大拇指，又加了一句，“你一定也很厉害，因为你就出生了。”

“原子弹爆炸了，我就出生了，我也光荣吗？”我又笑了，我一定要告诉托尼，“嗨，托尼，对于我出生的那年，我的记忆里还存着别的事，那一年，中国排了个大演出，是在人民大会堂里演的。中国的人民大会堂很大，有6000多个座位，中国这个大演出里面有很多好听的歌，很多好看的舞蹈，还有诗歌朗诵，这个大演出的名字叫《东方红》。”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托尼调皮地看着我小声唱了起来，但是马上又面有愧色地停止了，“我只知道这一首，而且只会唱这两句。”

“你唱得很有意思，几乎没有口音。你知道吗，到了德国，我觉得有一件事情也比较有意思，中国那个年代歌曲很少，人们都只会唱那几首歌，有时候中国人和德国人一起演节目时，中国人马上就能齐声唱出几首大家都知道的歌，德国人音乐水平都很高，但要马上齐声唱出一首歌却不容易。”

“梅，和你聊天很愉快，你说你还去过但泽和波兹南，也给我说说，我也很爱听你说波兰。”看来托尼并没有被我上面讲的集中营的故事弄得情绪低沉，他像个知己，热切地望着我。

我笑了：“从我这儿除了话剧啊、音乐会啊，你听不到很多别的啦。1994年我就独自一人第一次去了波兰。”

“在但泽，我对琥珀爱不释手，还自己跑到大海边去找琥珀，这当然是徒劳，最后我就买了一些便宜的琥珀首饰。晚上，我去听了威尔第的歌剧《那布科》，歌剧院很朴素，那天晚上我永远不会忘记，我听过几次歌剧《那布科》，听过很多遍《囚徒之歌》，那次我的感受最深，我感觉那朴素的剧院本身的气氛和歌剧的内容很吻合。古巴比伦国王那布科变成了德国纳粹，舞台上残暴的侵略者占领了耶路撒冷，并驱赶了那里的犹太人，现实中纳粹占领了波兰，受害者既有犹太人，又有波兰人，波兰人不甘受奴役，热爱家乡、为祖国抗争，他们唱着《囚徒之歌》，他们的悲愤与不屈让我流泪。泪光中，我看见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冒着凛冽的寒风来到华沙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下，双膝下跪，向‘二战’中无辜被纳粹党杀害的犹太人表示沉痛哀悼，并虔诚地为纳粹时代的德国认罪、赎罪，他祈祷‘上帝饶恕我们吧，愿苦难的灵魂得到安宁’。勃兰特因为作为总理率先反省历史，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不知不觉，泪水溢出了我的眼眶，落进了我的杯子，我端起混着泪水的杯子，对着托尼笑着哼唱起了《囚徒之歌》：“来，飞吧，我的思想，展开金色的翅膀。”

托尼举起杯，眼睛也荧荧发亮：“哦，梅，中国人，你真是我们波兰人的朋友。”

托尼这么一说，我的眼泪就越发往外涌：“托尼，你也许会笑话，1994年，那是10年前了，尽管我了解一点波兰的历史，但是我照样开心地戴着从但泽买回的琥珀首饰。后来就不一样了。”

“怎么个不一样？”托尼的眼神显然在期待。

“后来我读了格拉斯的但泽三部曲，但泽的历史是那么悲惨。波兰并不是只有一个奥斯威辛集中营，但泽附近有集中营，华沙附近也有集中营，到处都是集中营，所以在华沙我也是一个晚上都没有住，逃回了德国。托尼，你看这不是好笑吗？在波兰的难受难道是逃回德国能解除的吗？我有时又逃回中国去了。我在但泽买的所有的琥珀首饰都被我放在柜子的最低层了，因为那里面不仅仅有树叶、花瓣、蜘蛛、小甲虫，更或许有集中营死者的白骨。但是我又想念波兰，我必须积攒力量，再去波兰。”

托尼点着头：“梅，欢迎你再去波兰，别想那么多历史，到波兰我父母家去做客。你知道吗，今天晚上我非常高兴，我是一个医生，我自己开了一个理疗按摩诊所，通过按摩配合用药帮助病人康复，我的诊所又要扩大了，刚才就是和我经营医疗器械的朋友谈购买新的器械的事情。今晚和你聊天，我很感动，你很聪明，很善良，但是你看上去很憔悴，眼眶很黑，你得病后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吧？”

我被托尼的提问问得哽咽住了，没有回答他。托尼看着我，眼睛里是真切的同情：“梅，也许病痛也是命运的一部分。你看上去还很年轻，根据我的了解，你的癌症如果没有扩散，完全能根治。我想为你做点什么，跟我去诊所，我帮你做按摩，一定有帮助，放松一下。”

我依然说不出话。

托尼的声音在继续：“不信任我吗？我的诊所现在还不是最高级最舒适的，但今后会更好。而我的确想帮你，平时我们的医务人员为人按摩，一个小时40欧元，今天我帮你按摩，不要钱，除了为你按摩，我没有任何别的意思。”

我还是说不出话。

几个小时之前，我从家里冲到酒吧来，发誓要忘记自己儿子的父亲云，忘记自己的亲妹妹，发誓今晚要和一个男人在一起。和托尼在一起的这几个小时，我的思绪去了波兰的克拉科、华沙、但泽、波兹南……我的思绪回到了中国，回到了1964年，我的出生年……我心灵的剧痛奇迹般地消失了几个小时。但是现在，托尼提到了我的病，注意到了我的憔悴，还想为我按摩，我的痛又回来了，我看着托尼，他在我的眼前很模糊又很真切，他敦实的身体坐在我的对面，几个小时都是一个随和、安静、诚恳的姿态。

我笑了，感受到一种苦，然后又笑了。

这种苦，不是一般的苦，一般的苦还有知觉，还能盼望苦尽甘来，我感受的这种苦，是无知觉的苦，那种人生不知道怎么处置自己的苦。我活了快四十岁了，还从来没有受过这种苦，它比癌症苦无数倍，癌症的苦是身体的苦，我在努力，努力用精神战胜身体的苦，但是面对云和妹妹的事情，我的精神全垮了，对自己最亲密的人失去了信任。感受着这种苦，我还笑，就是一种特别的苦笑。我是个乐观的女人，是个每天都很积极的人，积极学习，积极工作，积极玩，积极运动，积极跳舞、滑雪、滑冰，积极听音乐会……但是想到人生的终极问题，我其实是有些悲观的，我很少想，所以就不知道自己的悲观。这一点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没有反思过。我在中国的时候，大部分时候是微笑；到了德国，在轻松的社会大环境里，我慢慢开始放声笑，有时候大笑不止；有了儿子坦坦的这一年多，我又有了和儿子无拘无束惊喜的笑……唯独对苦笑，我其实是陌生的。

我苦笑着，意识好像从遥远的地方回到了现实，回到了这个鸡尾酒吧。我的眼光第一次落到了托尼握着杯子的那双手上，那是一双白皙又厚实的手，医生的双手，按摩师的双手。我精疲力竭，身心俱疲，在家里我冲着父母说今晚要和一个男人在一起，其实那就是无法和一个男人在一起的绝望的、发泄般的咆哮，那个咆哮到现在，此时此刻，在我盯着托尼的双手的这个瞬间变成了直接的渴望。但我又有点踌躇，因为有种种苦阻挠着我，那是一种患过绝症的人的苦，一种身体上有深深疤痕的女人的苦，一种受到致命心灵伤害的女人的苦，带着这种种苦，我仍然感到还有些知觉在慢慢恢复，在隐隐期盼：这双手，如果它们为我按摩，抚过我动过癌症手术的身体，抚过我的刀口，它们是否会惊颤？是否会发抖？是否会因为恐惧而停止？是否又会发生奇迹，具有抚平我心灵和身体双重创伤的魔力？

以上种种感知与念头在我心里与身体里交织，我说不出话，呆坐一旁。

这样一个烛光摇曳的夜晚，我不愿意走进一个可能如同我当年做癌症手术所在的医院一样洁白的诊所，也许是一样苍白的房间、白色的床单，我不愿意躺到一张也许同样冰冷的按摩床上……我心里压根就抗拒诊所，我盯着托尼，终于直直地吐出一句话：

“托尼，你结婚了吗？有女朋友吗？”

托尼愣了，显然对我直愣愣的提问感到很意外，他茫然地看着我回答：“我没有结婚，目前也没有女朋友，我的两个弟弟倒是年纪轻轻就结婚了。不过这和我愿意帮你按摩有什么关系吗？”

我还是苦笑，不过这次的苦笑，苦的程度减轻了，因为我感觉到一种轻松，托尼看上去也是一个单身汉，他的表情轻松快乐，没有任何的遮掩。他说他目前没有女朋友也正是我期望的。只是我看到托尼的愣与茫然，我又苦笑了，这苦笑里又有了对托尼的歉意，对自己直愣愣提问的无可奈何。我实在轻松不起来，尽管我来自中国，不会调情，但是我在德国十多年了，我知道德国人会调情，陌生男女在这样烛光摇曳的酒吧里，喝着酒，聊着天，认真或者逗趣或者调情地问问对方是否结婚、是否有女朋友也太正常不过了，而我那么直接、那么生硬地提那原本具有多种含义、多种目的的问题，托尼不发愣才怪呢。我不回答托尼的提问，我甚至心里明白自己直接，但是一时也无法改变，于是干脆直接继续说：“我也没有结婚，但是有一个儿子，两岁多。你愿意和我今天晚上过一夜吗？我是说，我们去旅馆开一间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