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疑的精神

由于艺术创作和其他种种原因，我们身边常常存在一些言不由衷的书。了解一些信息误传的手段，可以提高我们鉴别的能力。尽信书不如无书，尽不信书也不如无书。对一切见诸文字的东西都要学会用自己的头脑去辨析，怀疑的精神。

钱钟书曾讲过两个有趣的故事。唐代一个叫王彦龄的人好唱《望江南》词，去宫廷拜见长官时，他的上司责备他，王彦龄立刻上前用《望江南》的句式回答道：“居下位，常恐被人谗，只是曾填《青玉案》，何曾敢作《望江南》……”下句没想好，回头正看到一位姓马的军官，于是接着说：“请问马督监！”退下宫廷，马督监责备他说，我又不知道情况，你干嘛让我作证啊？王彦龄笑着回答：“暂且借您押押韵，请别见怪”。另一个是《说郛》里记载了一个叫李廷彦的人，他给上官献上排律百首，其中有一联说：“舍弟江南没，家兄塞北亡”。上官读后替他伤心道：“想不到您家里遭到这样的不幸。”李连忙解释说：“不是的，不是的，没有这回事儿，这么说只是为了押韵方便。”

对于这两个故事，钱先生说：“虽发一笑，足资三反。”反思什么呢？首先一个就是文学作品和现实生活的关系；其次，是对作品，尤其是文学作品应持的态度；再次，推而广之，对所有见诸文字的东西应当如何对待。文学追求艺术性，当然离不开虚构。如上文讲的两个人可笑之处不是因为他们随意编造，而是因为一个人不分场合，需要明言事实的时候仍然用艺术手法处理，所以闹出“环境错位”的笑话。另一个则完全不顾生活的真实，把文学创作理解成纯粹的形式追求，不着边际地臆想。实际上，仍然有许多作家还做着类似可笑的事情，并把为了追求艺术形式而不着边际的虚构作为创作的真理。我们的文学史上向来有“诗言志”、“诗缘情”的传统，文学首先是用于抒发情怀抱负的。若“情”和“志”完全受“属对须之”、“押韵须之”的驱遣，文学就变成了无病呻吟的文字游戏。当然，换一个角度看，这两个故事又明明白白告诉我们：一定不能忽视文学和生活的距离。类似得情况在我们今天的生活里屡见不鲜。把作品里的故事作为生活的理想，甚至在现实中模仿文学影视作品中的生活，是很多年轻人易犯的错误。因为他们缺乏怀疑精神，缺乏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

推而广之，对一切见诸文字的东西都得学会用自己的头脑去辨析。孟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这句话给后世好学深思、对书传记载抱怀疑态度的人有很大启发。而钱钟书对这句几乎被奉为真理的话同样有自己的看法，进而补充、申发。他在《管锥编》中论《诗经》的时候谈道：“顾尽信书，固不如无书，而尽不信书，则又如无书，各坠一边，不尽信书，斯为中道尔。”后来又进一步解释说，学者观赏诗文，总喜欢推究考证那些缺少证据的言辞，难以验明的事情，这种工作固不可少，但若做得过分，就像扶不住的醉汉，从东边扶起又向西边倒去。完全相信书不如无书，但完全不相信书就等于无书，好比楚国没有得到，齐国也从口边溜走了。

历史文化的继承与发展过程当中，唯有文字将这些丰富的历史资料记载下来。但是文字是静态的，是没有感情的表达。人们在传达或者转述的时候，往往会加入自身的感情色彩，导致事实失真。文学作品也是如此。所以，人们在探究与治学的时候要有怀疑精神。

王充在《论衡》里讽刺世人，以为凡是写在竹帛上的东西，都是从圣人那里传下来的，没有任何错误，所以相信得一塌糊涂。自然，也闹出了许多笑话。

笑话通常这样产生：古书里的话一般说得非常简练，有些从神话或历史中沿用的掌故常常是一带而过，不免给后人的理解造成困难。可偏有那么一些自以为是的人，想当然地随便发挥，而且发挥得头头是道，解释记载下来，流传开去，等到明眼人再翻开历史的书卷，发现漏洞时，就又多了一件闲谈的笑料。

这里讲讲钱先生说过的两个笑话。在上古传说的唐虞时代，有个叫“夔”的人，做大夫。他非常擅长音乐，所以，大家都说：“调乐如夔一足矣”，意思是，主管音乐，夔一个人就足够了。但在世人流传中却成了：夔只长了一只脚。

另有一个笑话是“宋丁公凿井得一人”。讲宋丁公没有凿井时，每天要派一人去打水，凿井之后，打水的劳动力就节省下来了，所以说：“得一人”。俗传却成了宋丁公凿井时，在井里发现了一个人。

市井百姓喜欢传疑，往往一件事传来传去就变形了，如果只把它归结为小民百姓读书少，见识浅也就罢了。可是，钱钟书发现，很多书籍的作者也会犯同样的错误。或者出于无心，或者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强词夺理。怎样才能在读书时学会质疑？钱子谦在《钱学论》中将钱先生有关“传疑”伎俩的论述总结了一下，称为“学究操术”，我们看过后也许能对号入座，以后读书时才能防止被蒙骗，同时也避免自己走上同样的道路。下面就对“学究操术”做个大盘点：

一、望文牵合。就是望文生义。只理解字面意思，却不探求作者的本意。

最有趣的例子是孔子乘桴浮海。《论语·公冶长》中有一段话——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路闻之喜。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这是孔子晚年感觉到自己无力挽回衰退的文化，文教德育的主张行不通了，所以打算乘个木筏到海外去。并感叹说：“跟随我的人恐怕只有仲由吧。”仲由听了很高兴。孔子又说：“仲由这个人太勇敢，好勇的精神大大超过了我，这就没什么可取的了。”可后人把这理解为，孔子看着滔滔大海，想做条船，但不知去哪里寻找木材。而后来的传说更加稀奇古怪：曾经有一个鲁国人在大海上迷失了方向，正不知如何是好。这时，茫茫大海中隐约见到人影晃动，原来是孔子和他的七十二弟子遨游海上。孔子给了鲁国人一只木杖，让他闭上眼睛骑在上面，安全地返回家。后来，鲁国人出海，把木杖扔进水里，木杖化为游龙，乘风而去。

钱钟书评论道：孔子竟然从不轻言神怪的忠厚长者变成了飘洋过海的神仙，跟随的人也不只是仲由一人，而成了浩浩荡荡的七十二弟子了，望文生义，虚构谣传竟然可以达到这样的程度。把孔子说成神仙也正好对了某些人的胃口，他们可以拿出一本《论语》，理直气壮地说：“你看，神仙是存在的吧，龙也是有的，连孔子都可以证明呢。”很多人都善于通过古书发挥丰富的想像，如果没有怀疑精神，你就只好落入他们的圈套了。

二、坐实使信。就是说把话讲得头头是道，让你不得不信。

这种办法往往奏效。因为作者几乎把话讲得滴水不漏。可是，锐利的眼睛和好思的头脑仍然能找出破绽来。《太平广记》里面搜罗了许多传说和故事。其中记载西汉的淮南王刘安升仙的故事说，刘安升天时脚踏的石头上至今还保留着人和马的足迹。钱钟书却讥讽说，脚印沉重得都能陷进石头里，还谈什么升天啊？话说得越确切，反倒越不可信，越让人觉得荒唐了。当然，这个故事如果当做神话传说来读，细节反而能增加不少趣味。可是，它也教会我们：读书的时候，既要能进得去，又要能出得来；既能充分体会欣赏，又能保持头脑清醒，文学的虚构总是经不住真实世界检验的。

三、自圆其说。有些人在写作的时候喜欢拉出古人为自己做辩解，可是，他们不尊重人家自己的想法，而是弄虚作假地为自己设定的念头服务。

钱钟书引用嵇康的《养生论》为例。在这篇文章里嵇康说：“曾子衔哀，七日不饥”，曾子的亲人死了，他七天不吃饭也不感到饥饿。嵇康这样说是为了证明哀伤可以作为人的养生之道。后人提出质疑说，不感到饿这话是曾子自己说的吗？钱钟书则拿来《荷马史诗》中的奥德修斯的话“我虽然心中伤悲，但仍然想着要吃晚饭。虽然痛苦，但我的肚子命令我吃饭，可以把痛苦稍稍忘掉。”证明嵇康的养生之道不值得相信。如果完全相信了嵇康的话，按照他说的去做，不知会闹出什么样的危险来。

四、引人入胜的误解。误解有时会给后学者造成危害，有时却也别出心裁，造成一些引人入胜的效果。西方诗人如瓦莱里^[1]、艾略特^[2]都曾谈到或应用过这个理论：“误解或有创见能引人入胜”。钱钟书发现中国文学史上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我们都知道唐初大诗人张九龄，他做过一首咏梅的诗，其中一句是“馨香虽尚尔，飘荡复谁知”，有一个传抄的本子把“馨香”误写成了“声香”。但是，后人在选编时一直就错了下去，当唐朝诗人钟惺^[3]读到时不仅没有意识到这个错误，反而评价这有声音的香气“生的妙”，并在自己的诗里一用再用，以至于明末的很多诗人也受其影响，诗歌里处处“声香”。钱钟书总结道，把误抄当做妙词也是有理论根据的。佛经里就讲过，人的六种感官可以互相为用。尽管钟惺的创作不过是无意中巧合，毕竟还是把西方的“通感”修辞法迎接到中国的传统诗歌里。歪打正着，“尽信书”居然信出了传唱千古的名句。但这不是说让大家都去别出心裁地误读，在这看似偶然的收获中其实也有必然性，那就是遵循了生活和艺术创作的规律。

上文列举的种种情况，漏洞百出也罢，别出新意也好，都说明在历史流传的过程中，文字有时并不可靠。完全相信书本也会让你增长许多错误的见识；完全不信书本，除了让自己无所长进外，也许还会和一些灵感和美妙的发现擦肩而过。看来，怀疑精神必不可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