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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闽西这一切变化是从何时开始的？

这一切变化开始于1929年春天。那个春天，朱毛从井冈山下山了。

为什么要下山？后来在保安的窑洞里，毛泽东对斯诺是这样说的：

我们的队伍在井冈山会师以后，进行了改编，著名的红军第四军创立了，朱德任军长，我任党代表。一九二八年冬天，何键的部队发生起义和哗变以后，井冈山来了更多的军队，这样就产生了红军第五军。彭德怀任军长。除了彭德怀以外，还有长征途中在贵州遵义牺牲的邓萍；一九三一年在江西牺牲的黄公略；和滕代远。

来了这么多军队，山上的条件变得很差了。部队没有冬衣，粮食奇缺。我们有好几个月几乎只靠吃南瓜过活，战士们喊出他们自己的口号：“打倒资本主义吃南瓜！”——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就是地主和地主的南瓜。朱德留下彭德怀守井冈山，自己突破了白军的封锁，一九二九年一月，我们的第一次守山就此结束。

毛泽东和朱德率红四军三千人马从井冈山出发，向赣南、闽西进军。

采访过朱德的美国作家史沫莱特在她的书中这样描述：

在那出发作战的三千人里面，只有不到一半人携有某一类新式武器，其他的人只手持梭镖。有一些人穿得破破烂烂，倒还能看得出那衣服过去曾经是军装，其余的则穿着满是补丁的裤褂，脚下是绳鞋，头上缠着中国穷汉通常裹缠的五颜六色的头巾。

他们是消瘦饥饿的人群，许多人不过十五六岁或靠近二十岁，手掌又大又硬，脚板生满厚茧，对于他们来说，人生不过是经年劳累、穷困、缺乏安全和饱受欺凌。大部分人不识字。每一个人携带一条长得像香肠似的干粮带，斜挂在一边肩头上，另一头扎紧，斜拖到臀部。袋里装着够吃两三天的大米，过后只有靠地主的米缸，或是截获敌人运输队的大米来补充了。

他们的第二件装备是一条布制的子弹带，长的除了可以斜挂在两个肩膀上、在前胸和后背打两个交叉，还可以缠在腰部。手中有步枪的人，子弹带里还装有几发子弹；那些手持梭镖的，子弹带里却空空如也。朱德最后检阅部队的时候，便对梭镖战士们说：“你们过不了多久就会拿上枪，你们的子弹带里也会装满子弹。”

朱德没有说错，转折是从朱毛红军攻占长汀开始的。

史沫莱特继续写道：

长汀那时由过去当过土匪头子的郭凤鸣把守，他是从土匪头子摇身一变而成为大地主和国民党将领的。他的队伍大部分是从惯匪和鸦片客里收编为国民党军的。只要能把这支队伍从长汀城墙后面引出城外，就有办法击溃它；不过，它除非确信红军又小又弱，是不敢出城的。

它只能从一条路线出城，这就是长汀北面的一条狭长山谷间的小路，山谷中间还有一条又急又深的河流奔腾穿过。红军露营的地点正在可以俯瞰这条山谷的冈峦上。

红军派遣他们的农民向导进入长汀，散布“赤匪”在城外一箭之遥的地方安营扎寨的消息，说他们的武器既少，弹药又缺；然后，他们就枕着步枪睡大觉，一直到天亮。

第二天午前。敌军两个团沿着山谷间的小路以一路纵队的队形开出来。通讯员跑来报告说，敌军司令坐着四人大轿跟着队伍。朱将军笑道：“大概是郭凤鸣亲自捡便宜来了。”敌军来到朱德和毛泽东计算好的地方，红军前哨便稀稀拉拉地开了几枪，装作仓皇失措，大叫大嚷地跑上山去。朱将军猜道，“我们的前哨只要放几枪，一定会把他们引上山来。”敌军果然立刻向上赶，而且越爬越高，一边喘气，一边流汗；一路上丝毫没有遇到抵抗，胆子越来越大。红军最后终于从隐蔽地点一拥而出，敌军吓得心惊肉跳，掉头便跑下山去。红军则如泰山压顶，直扑下来。在小路上虽然也有一些战斗，但敌军到了河边绝路，完全被解除了武装。

最后阶段正打得热闹，一名卫兵跑进朱将军的指挥所高叫道：“一个穿着高级军装，带着一身贵重财物的大胖子想坐船从河上逃走，被打死了！”

事后证明，这大胖子不是别人，正是郭凤鸣，那身贵重财物包括大金表、金链和在他肥胖手指上所戴的好几个戒指。

黄昏时分，红军占领了长汀，把城内的敌军统统缴械，第二天黎明，就在城内和城外方圆五十英里的地方建立起政权。毛泽东一如往常，毫不休息就展开工作，像在土地革命开始时一样，重新建立群众组织，并且筹备人民代表会议——或称苏维埃。长汀是整个地区的中心。有一些地主被捕了，有一些潜往南面的上杭城。不久，这一地区的土地就由村委会和区委会分配了。

长汀一战，缴获了郭凤鸣两千支步枪和几十挺机关枪，正如朱德下山时所说，手持梭镖的战士都端起了步枪。

不仅如此，朱毛还夺得了郭凤鸣一个拥有日本缝纫机的被服厂，红军终于有了第一批正规的红军军装：八角帽、红五星、一副裹腿和灰蓝色的军装。红军每人领到四块钱的津贴，上街理发洗澡，清除身上的虱子，全身上下焕然一新。

这首写于1929年秋的《清平乐·蒋桂战争》足以表达毛泽东那一刻的心情：

风云突变，

军阀重开战。

洒向人间都是怨，

一枕黄粱再现。

红旗跃过汀江，

直下龙岩上杭。

收拾金瓯一片，

分田分地真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