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长卿的诗

——以长洲县尉的左迁为中心

一　刘长卿诗的评价

当我们在思考中国文学史上的“中唐”的意义的时候，我们不能不谈到刘长卿的诗。

区分唐代约三百年文学变迁的“唐诗四分说”虽然由明代高棅首唱其说，而高棅之说在很大程度上根据的是元代杨士弘编纂的《唐音》的评价标准。《唐音》十五卷把整个唐诗三分为“唐诗始音”、“唐诗正音”和“唐诗遗响”，卷头冠以初唐四杰（杨炯、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为始音，卷末配列遗响。中间的十三卷是正音，由“五言古诗”（二卷）、“七言古诗”（二卷）、“五言律诗”（二卷，包括五言排律）、“七言律诗”（三卷，包括七言排律）、“五言绝句”（二卷）、“七言绝句”（二卷）构成。本来杨士弘编纂《唐音》的目的在于想矫正宋元时期的唐诗选集忽略盛唐诗而偏重晚唐诗的弊病，与后来以“时间”区分为基准的“四分说”不同，杨士弘以诗的“体格”为评选标准。他在自序中明确表示他的评选标准是“审其音律之正变而择其精粹，分为始音、正音、遗响”。我们具体看一看《唐诗正音》十三卷的入选状况，“正音”由所谓“盛唐正音”和“中唐正音”构成，特别是所谓“中唐正音”，明确指的是大历期，而元和期是被否定的。而且从入选诗人的情况来看，我们可以看到编者对唐诗发展的认识，即盛唐以王维为代表，中唐由刘长卿、韦应物为代表。编者的这种认识与把诗道的衰退与世道升降联系起来，并在“中唐”寻求其契机的后世“四分说”的评价是明显不同的。

杨士弘把唐诗的理想状态看作“唐诗正音”。他认为从王维、孟浩然到刘长卿、韦应物的谱系就是“唐诗正音”发展的实态。尤其是刘长卿除了“五言古诗”以外其他各卷都有入选，从诗的数量上看也压倒其他诗人^〔1〕。由此观之，我们可以说刘长卿是具备了杨士弘于“中唐正音”中认可的唐诗理想状态的重要要素的诗人。

到了明代，前代宋元期的文风一般不再受到重视，以盛唐为法的复古主义开始抬头，而“中唐”被视作致使诗运衰退的下降时代，这种评价成为时代的共识。在这样的背景下，历代关于刘长卿的评价虽然呈现出了毁誉参半的矛盾现象，不过也能从中看到有助于理解其诗风的重要批评。现在当我们考察刘长卿诗的时候，应该关注几个值得一看的评价。

首先应该关注的是从诗的发展史的角度对诗人的评价。例如明代胡应麟指出，大历以降五、七言律诗虽然继承了开元期的盛唐，而排律不振，钱起、刘长卿以降的作品“气骨顿衰，景象既殊，音节亦寡。韩白诸公，虽才力雄赡，渐流外道矣”。（《诗薮》内编卷四，近体上，五言）^〔2〕这大概是从诗风变化的角度做出的评价，即从胡应麟所认为的“浑成”、“神韵轩举”这种所谓盛唐的气象朝着“清空”、“省净”诗风的转变。就是说，到了中唐，诗人们所追求的是被叫做“清空”、“省净”的诗境。钱、刘被视为代表中唐面目的诗人，特别是刘长卿被作为区分盛唐与中唐的时代标志而给予了评价^〔3〕。

其次是关于作诗态度的评价。明代陆时雍认为刘长卿诗借景托情，工于“铸意”，优秀之作，迥出盛唐之上^〔4〕。关于刘长卿的优点宋代张戒以为，韦应物的律诗与古诗有相似之处，刘长卿的古诗与律诗有相似之处。而刘长卿的诗其韵度之高洁要让韦应物一步，意味之胜绝要让王维、孟浩然一步，但是其丰富而有力的表现力，还有老练的气格则都胜出诸公一筹。而且，其得意之作（特别是七律）可与杜甫并驾齐驱^〔5〕。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基本知道了历代对刘长卿诗的评价。这些论述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点：

①刘长卿是与钱起并肩的由盛唐至大历期的代表诗人，在盛唐“雄劲”、“浑成”的诗风向中唐“清空”、“省净”的诗风转变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②在初盛唐期的诗坛上引起关心的“自然”与“雕琢”的关系，到了中唐以“铸意”、“炼饰”的样式，给中唐以降的文学发展指示了方向。

③刘长卿的诗风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比较时，前人已经有“王孟韦刘”的称呼，注意到了他们之间的类似性^〔6〕，他的古诗具有明显的律化倾向，而表现力或者写作风格，尤其是七律有时可以匹敌杜甫。

二　刘长卿的诗作与生涯

《唐音》的选择标准虽说专在诗歌的“体格”，不在“世次”，而诗人的生涯不可能与所处时代没有关系。特别是处于左右唐王朝命运的安禄山大乱的勃发时期，是诗人一生经历的重要时期，鉴于此，我们不能不考察“世次”对诗人“体格”形成所具有的意义了。

我们在鸟瞰“中唐”诗坛前期大历期诗人的动向时，可以把这时期的诗人大致分为“江南地方官诗人”、“台阁诗人”和“方外诗人”^〔7〕。刘长卿、韦应物可以说是“江南地方官诗人”的代表，因为他们都有在江南地方避难或外任的生活经历，而且这些经历对他们独特诗风的形成发生了影响。

以前关于刘长卿的整个生涯不明之点颇多，给作品的系年，诗人间的比较研究带来了困难，而近年有了长足的进步，可以说基础性的研究比较完备了^〔8〕。现在我们考察其诗风的形成及其特质时，可以参考既有的研究成果，先来对刘长卿的生涯作一概观。

籍贯是安徽省宣城，而其本人早就以洛阳为其故乡。关于其家系，除了祖父刘庆约的官位是考功郎中（尚书省吏部，从五品上）之外，其他的就一概不知了。父亲的经历不明，正如“只为乏生计，尔来成远游。一身不家食，万事从人求”（四部丛刊本《刘随州诗集》卷五，储仲君撰《刘长卿诗编年笺注》《睢阳赠李司仓》。所引诗文以下同）的诗句所自我表白的那样，年轻时的刘长卿不得不过着为读书与寻求仕官的门路而到处流浪的生活。

关于生年有人根据姚合《极玄集》中“开元二十一年（733）进士”的记载进行推算。假如推定成进士为三十岁，那么其生年就相当于八世纪初武后治世的末期，与代表盛唐的王维、王昌龄、李白几乎是同辈。这与唐诗发展史上刘长卿所占有的位置之间的龃龉是很明显的。根据近年刘长卿生平的研究，他出生于玄宗开元十四年（726），经过肃宗、代宗，到德宗贞元六年（790）左右六十五岁而殁^〔9〕。这样算来，他比李白小二十五、六岁，比杜甫小十五、六岁，比韦应物约大十岁，与诗僧皎然，诗人顾况几乎前后同辈。就是说，刘长卿出生并生长于唐代盛世的开元、天宝期，人到中年约三十岁时遭遇了安禄山之乱，对作为诗人的意识形成有决定性影响的第一次贬谪发生在乱后不久的三十三岁之时。

在概观刘长卿的生涯时，从与诗作关系的角度看，我们应该留意以下诸点。第一，仕宦以前的立场与诗作状况的关系是怎样的；第二，进士及第时期与安史之乱是在何时何地迎来的；第三，左迁及江南外任期诗作的实际与诗人意识的实际状态是怎样的。本章以诗人左迁时期前后的意识为中心进行考察。

把仕宦以前与以后分开考虑时，就有必要对科举登第的时间和经过进行考察。刘长卿恐怕是天宝十一年（752）的进士，而且可能是状元，这一年刘长卿二十七岁^〔10〕。往时有一种近于“朋党”的风潮，即乡贡进士各以有声望的人为领袖，相互组“棚”，进行辩论，而史书记载刘长卿是一方“棚头”^〔11〕。棚头能够吸引权门豪族的耳目，因而考试官也不能小看“棚头”的存在。可以认为，此时的刘长卿受到人们的推挽，已经有了值得让人尊敬的人气和文学声望。

科举及第后，通常经过吏部铨选任用官职，这是仕宦的一般途径，而刘长卿及第后没有马上被任官。关于其理由，蒋寅氏作了这样的推论：作为“棚头”刘长卿可能引起了其他乡贡进士的怨恨，在他身边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倾轧。这是值得倾听的意见^〔12〕。

至德元年（756）春，刘长卿被当时苏州刺史李希言拔擢为苏州长洲县尉，这是他的第一次任官。《杂咏八首，上礼部李侍郎》就是此时的“投卷”，诗中“向君投此曲，所贵知音难”（幽琴）、“谁怜弃置久，却与驽骀亲”（疲马）、“倘遇拂拭恩，应知剸犀利”（古剑）等诗句的表白，通过咏物的形式如实地表明了此前“怀才不遇”的想法和作者所处的境遇。

从进士登第到任官为止，中间时隔四年。其间爆发了安史之乱。大乱本身使得众多的诗人不得安定，不管愿意与否，大乱左右了诗人们的生涯，而且在诗人们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伤痕。刘长卿也不可能例外。从洛阳赴长安途中，他遭遇了大乱，避难江南。于是奔赴扬州（现在江苏省扬州市），渡过长江在丹阳（现在江苏省丹阳县）也逗留过。他并不是身在朝廷直接从内部看到大乱的勃发，他没有官职，四处流浪，寻访知己友人，过着寄寓生活。在他的意识深层，恐怕潜藏着对不能参与朝政的怨恨和被大乱翻弄的悲哀。正是在这个时候，孤独的意识开始表面化了。

三　仕宦前的东游

关于年轻时东游的理由，刘长卿说是“一身不家食，万事从人求。”而《雨中登沛县楼赠表兄郭少府》（卷六）一诗则歌咏了往时依靠眷族的心情。同时，这首诗也是寓情于景的佳例。诗云：

楚泽秋更远，云雷有时作。

晚陂带残雨，白水昏漠漠。

伫立收烟氛，洗然静寥廓。

卷帘高楼上，万里看日落。

为客频改弦，辞家尚如昨。

故山今不见，此鸟那可托。

小邑务常闲，吾兄宦何薄。

高标青云器，独立沧江鹤。

惠爱原上情，殷勤丘中诺。

何当遂良愿，归卧青山郭。

在位于江苏省徐州沛县江岸边的楼阁上的眺望和感慨：楚地的沼泽地秋天格外深远，来自垂云的雷鸣不时作响，欲停还下的雨水横溢傍晚的堤坝，光亮闪闪的江面上雾气朦胧。稍待片刻，周围的雾气消散，寂静的城郭露出姿影。卷起帘子放眼远望，遥远的彼方落日下沉。成了旅人，日日为生活奔走，辞别故乡犹如昨日。这里望不见故乡的山，就连能让飞鸟一般的我栖息的地方都没有。

“改弦”与“改弦更张”或者“改弦易辙”同义，意思是说因为所到之处不能如意，所以不得不改变自己的活法。诗的后半对虽有官吏的才能而只在微官之位的表兄郭少府表示同情，对他的为人予以赞扬的同时，也为在表兄的身上有自己的身影而表示无限感叹。最后，作者表明了“归隐”的愿望，想要以此改变未来不可预知的境遇。

前半十二句在景物描写中表达了作者远离故乡，要求得到表兄郭少府庇护的心情。诗所描写的风景巧妙地歌咏了晚秋的傍晚，而且是晴雨难定的不分明的一瞬间，不久在黑暗中消失的那一刹那。在编年诗中被放在最早期的这首作品中，作者自己凝视着自己的漂泊之身，漠然地歌咏了无所依靠的孤寂心境。朦胧不清的天色，黑暗与薄暮的缝隙，难于捉摸的微妙景色是作者心境的反映。

所谓大历诗的特色“清空”，说的就是这样一种倾向，即诗歌表达的是看不到打开局面的希望时沉静的心情。所以贺裳评这时期的诗人时说，“善传荒寂之景，写细碎之事。”（《载酒园诗话》又编中唐耿湋条）《京口怀洛阳旧居兼寄广陵二三知己》（卷六）是安禄山之乱爆发后，天宝十五载（756）在润州的咏叹。诗作在把自己比作飞鸟，歌咏暮色景观，望乡之愿不能实现，最后希求隐居等方面与前面那首诗在结构上是比较相似的。诗云：

川阔悲无梁，蔼然沧波夕。

天涯一飞鸟，日暮南徐客。

气混京口云，潮吞海门石。

孤帆候风进，夜色带江白。

一水阻佳期，相望空脉脉。

那堪岁芳尽，更使春梦积。

故园胡尘飞，远山楚云隔。

家人想何在，庭草为谁碧。

惆怅空伤情，沧浪有遗迹。

严陵七里滩，携手同所适。

长江宽阔而无津梁，江水莽苍，波涛翻滚。日暮赶路来到这润州的我，犹如天涯孤飞的一只鸟。暮色黯淡，与浦口的云混合一体，潮水打石，把海门山岩吞没。帆舟等待良风而前进，夜景与江面相连好似白练。盈盈一水却阻隔着与友人的会面。日去月来，空怀归乡之思。想必故乡战尘纷飞，而南国的垂云遮住我的眼界。庭草无人也会自呈碧绿，而我的家人现在都在何方？失意之思白白增添悲伤，不由得让我想起“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的典故，还有那东汉严子陵隐居之地七里滩来，心中想的去处就是那样的地方。

比较这两首寄赠之作可以清楚地看到，两者之间的时间之隔也好，安禄山之乱的爆发也好，没有很大地改变诗人的意识。而避开都城的动乱，寻找门路而漂泊江南的孤独境遇作为刘长卿作诗的动机突显于我们眼前。就是说，两诗之间看不到因动乱而使作者的内心受到极大的影响，也看不到由此而产生的心情变化使得抒情的构造发生质的变化，倒是使得前一首中表现出来的构想在后一首中表现得更为强烈了。再有，不单是与《雨中登沛县楼赠表兄郭少府》一诗在结构上有相似之处，而且还可以看到后来常用的诗语和与之相关的想法和措辞。诗语如“孤帆”、“惆怅”等，措辞如“远山楚云隔”、“沧浪有遗迹”等就是其例。

刘长卿作为长洲县尉是第一次任官。在长则一年半的长洲县尉任上，因事被投入牢狱。从年龄、任官不久以及抒情的内向型倾向等情况判断，这个事件给诗人的影响比从安史之乱所受到的影响要大得多。

四　长洲县尉在任中的投狱

对于中国的士人来说，谪迁的意识不单是由于官位的下降。在多种情况下，自己的生活方式、自尊因为外部的力量而被扭曲，而且被戴上罪名的时候，这种意识变得更为强烈。

好不容易得到长洲县尉的刘长卿，在任上因罪名而被投入牢狱，被左迁到南巴。第一次贬谪对诗人的打击是沉重的。从《非所留系寄张十四》（卷三）这首诗中可以窥见诗人当时的心境。诗云：

不见君来久，冤深意未传。

冶长空得罪，夷甫岂言钱。

直道天何在，愁容镜亦怜。

因书欲自诉，无泪可潸然。

孔子相信弟子公冶长的清白，说他“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而把自己的侄女嫁给了公冶长（《论语》公冶长）。晋代王衍（字夷甫）平时尊“玄远”，讨厌谈论金钱（《世说新语》规箴）。颔联中所见到的这两个典故暗示作者刘长卿的罪是冤罪，而且是因为金钱被牵连入狱的。

鲁国的柳下惠仕官而常常丢失官位。有人问，君子合其国则留，不合则去，何故不去。柳下惠回答说：“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论语》微子）所谓“直道”就是服从道理，坚持走自己相信的道路。这一句表示了对“直道”存在的怀疑，同时也是作者强烈愤懑的表露。

之外，作者还借用“白日浮云闭不开，黄沙谁问冶长猜”（卷八《非所留系每夜闻长洲军笛声》）等典故来表明自己的清白。毫无疑问，在这样的自我表白中当然有一种对自己受到牵连而表示不公的自我辩护的口吻，但是就是去掉这些自我辩护的成份，我们依然很容易看到作者对自己清白无辜的自负和对所受到不公待遇的不满。

根据以上表现来判断，我们可以知道这次下狱是在因某种外部之力而本人不是心甘情愿的情况下被执行的。幸亏独孤及的《送长洲刘少府贬南巴使牒留洪州序》（《全唐文》卷三百八十七，《毗陵集》卷十四）一文纪录了其中的消息。文云：

曩子之尉于是邦也，傲其迹而峻其政，能使纲不紊，吏不欺。夫迹傲则合不苟，政峻则物忤。故绩未书也，而谤及之，臧仓之徒得骋其媒孽，子于是竟谪为南巴尉。而吾子直为己任，愠不见色，于其胸臆，未尝虿芥。会同谴有叩阍者，天子命宪府杂鞫，且廷辨其滥，故有后命，俾除馆豫章，俟条奏也。是月也，舣船吴门，将涉江而西。夫行止者时，得丧者机，飞不搏不高，矢不激不远，何用知南巴之不为大来之机括乎？由图南而致九万，吾唯子之望。但春水方生，孤舟鸟逝，青山芳草，奈远别何。同乎道者，盍偕赋诗，以贶吾子。

由此可知，刘长卿在长洲以峻严的姿态专心致志于政治，招致憎恨者的谗谤而获罪，纲纪反而松弛，贿赂横行。同时，独孤及在文中赞扬了刘长卿恬然对待左迁的态度，还以《庄子》中的“图南鹏翼”的寓言为比作鼓励。这赞扬和鼓励告诉我们，刘长卿的沮丧以及对远离理想的现实所感到的失望一定是非常深的。

这里我们还应该注意的是文中指出的刘长卿在长洲的态度，即成为左迁原因的“傲”。类似的表述在其他地方也有，例如高仲武的《中兴间气集》中收有刘长卿的诗九首，作者小传中指出：“长卿有吏干，刚而犯上，两度迁谪，皆自取焉。”（卷下）这就是说，刘长卿虽然有作为官吏的才干和抱负，但因为其刚正不阿的性格惹起与上司之间的冲突，两次左迁都是自找的。不难想像，这种对待政治的被称为有刚正不阿之气的自负和自尊越强，在受到挫折的时候所伴随着的沮丧就越深。

这个“傲”，说的虽然是倨傲自高，不容易迎合他者的性格，同时正如“傲吏方见狎，真僧幸相携”（卷五《惠福寺与陈留诸官茶会得西字》），“吏体庄生傲，方言楚俗讹”（卷五《同姜浚题裴式微余干东斋》），“海鸥知吏傲，砂鹤见人衰”（卷一《酬张夏别后道中见寄》）等诗句的用法那样，在揶揄作为官吏的立场的同时，暗用郭璞《游仙诗》“漆园有傲吏”（《文选》卷二十一）之典，也用来表现庄周那样超然于名利之外的自负。诗人想表明自己的身份虽是下级官吏，而心志是不受束缚的，是自由的。这与“吏道”等语一起，作为支撑当时官吏处世观的心态应该特书一笔。

独孤及的文章还应该注意末尾的一段风景描写。其中使用的“春水”、“孤舟”、“（飞）鸟”、“青山”、“芳草”等诗语，实际上这些都是刘长卿诗歌中作为常套而能见到的景物，可以说独孤及是知道这一点而有意识地使用的。

这一点，唐代诗僧皎然在《诗式》（卷四）“齐梁诗”中指出“江南地方官诗人”的倾向时这样说：

大历中，词人多在江外。皇甫冉、严维、张继、刘长卿、李嘉祐、朱放，窃占青山、白云、春风、芳草，以为己有。吾知诗道初丧正在于此。何得推过齐梁作者？

这段评论见于皎然划分的五种诗格之一的“有事无事第四格——于第三格情格稍下，故居第四”的一节，虽然是针对自然描写时如咏物式的过分讲究雕琢的作风进行批判的论述，然而皎然所指出的这种诗语的好尚确实是能够认同的。例如，刘长卿以“金华前山，梅花过时，槐色犹在，白云芳草，尽入诗兴”（《首夏干越亭奉饯韦卿使君公赴婺州序》）的句子描写浙江金华的风景，还有以“飞鸟无迹，白云何情”（《祭崔相公文》）的句子表现崔涣的为人，李嘉祐也有“独向西山聊一笑，白云芳草自知心”（《全唐诗》卷二百零六《伤吴中》）的诗句，对“白云”、“芳草”为代表的景物的意象化皎然显然已经认识到了^〔13〕。

独孤及文章的最后一段描写的景物就是贬谪到南巴的诗人一路上要经过的景物，有激励安慰的意蕴在其中。这样的表现之所以能发挥其效果，一定是因为这种具有特征的诗的境界已经被接受送别的刘长卿所认同了。

作为刘长卿诗的用语特色而可以指出来的“芳草”（“青草”、“草色”、“春草”等与之相类）、“白云”（“孤云”、“浮云”、“闲云”等与之相类）、“青山”、“沧州”、“夕阳”（“落日”、“斜晖”等与之相类）、“孤舟”（“孤帆”等与之相类）、“飞鸟”等诗语，其象征、比喻的意义远远超过其写实或描写的意义，诗的整体再通过“惆怅”等诗语给涂上一层色彩，带有一种类型化构想的倾向。也就是说，诗语与意匠的结合很紧密，容易受到诗语本来就具有的意思或构想的限制，而缺乏作者的独创性。

这种倾向因为被左迁这个现实而表现得更为明显，不过如在前面已经看到的那样，“江南东游”时期也已经能够看到这种倾向了。即把自身的不得志拟作屈原、贾谊的贬谪，以归隐作为逃避严峻现实的去向这种程式已经形成了。就是说，在刘长卿的心中诗兴勃发之时，他往往从以前的文学中选择诗语，使这些诗语象征性地表现他自己的心情。这是他的一种倾向。

例如，我们来考察一下刘长卿诗语的出典，“芳草”一语意用《楚辞·招隐士》的“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白云”一语出自《庄子·天地》篇“乘彼白云，至帝乡”、左思的“白云停阴冈，丹葩曜阳林”（《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卷七《招隐诗》其一）、或梁代陶弘景的“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同上梁诗卷十五《诏问山中何所有赋诗以答》），“青山”一语出自南齐谢脁的“不对芳春酒，还望青山郭”（《谢宣城集校注》卷三《游东田》），“沧州”一语出自同为谢朓的“既欢怀禄情，复协沧州趣”（《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这些词语或本身就表示“归隐”之意，在使用这些诗语时，刘长卿往往依据诗语本来所具有的象征意义来表现自己个性的抒情。

“傲吏”的意识与“吏隐”一样虽然作为大历期诗人的意识应该受到重视，而刘长卿的情况是：与其说这种意识启发了他新的处世观，宁可说由于“傲”这种意识或者自尊特别强，反而增强了被周围人疏远的孤独感，作为作诗的动机被反复地认识再认识，在有限的诗语中寄托了对归隐的憧憬。

五　刘长卿诗的特色

——通过与韦应物诗的比较

刘长卿以“五言长城”评价自己的诗歌成就^〔14〕。如果这是对五言诗成就的夸耀，那么他的自负与后世的评价是一致的。刘长卿诗五言与七言的比率大概是七对二，确实五言诗占绝对多数^〔15〕。但是，到三十五岁前后为止，以从长洲县尉左迁为南巴县尉为界，就很少能够集中地看得见他的五言长篇古诗之作了，其间所作几乎都是五言律诗（占整个诗作的四成以上，占五言诗的六成）的形式。而且如前所说，五言长篇古诗律化的倾向很明显，对对仗的依存性很强，称之为“长律”也无妨。

刘长卿的五言古诗在声律、修辞方面的制约比较宽松，因而富于说理性、叙事性，求之于诗语的意思也不一样。也就是说，当时表现在五言古诗叙事说理的志向并没有带来新的世界观处世观的展开，反而稍稍显得冗长，未必可以说是成功的。

相反，正如高仲武所指出的那样，刘长卿“诗体虽不新奇，甚能炼饰。大抵十首已上，语意稍同，于落句尤甚，思锐才窄也”（《中兴间气集》卷下），之所以他有这种对同一表现的好尚，同一题材用不同诗体表现的倾向，是因为诗人的心象与所描写的景象的结合很紧密，总体上抒情化倾向比较显著的缘故。因此，长洲县尉以后开始大量创作的五言律诗，无论是基于安定诗体的依存性也好，或者对偶性也好，可以说与诗人的志向是一致的诗体样式。这一点，作为情景一致的新的展开值得注目。

如果“中唐正音”的代表是韦应物与刘长卿，那么通过与韦诗的比较研究探讨他们的相同点和相异点，就能看清刘诗的特征。

比刘长卿年轻十岁左右的韦应物，二十岁时遭遇了安禄山之乱。而且当时作为玄宗近卫的韦应物从宫廷内部经历了这场大乱，其所受到的冲击之巨大是可想而知的。韦应物以这次冲击和挫折为契机学习作诗，政治上表现出了批判性的言论，于是在隐居及江南外任时期形成了他独特的诗风。关于其间的情况，韦应物自己有“武皇升仙去，憔悴被人欺。读书事已晚，把笔学题诗”（《韦江州集》卷五《逢杨开府》）的回忆，后来也有人评说他“洎渔阳兵乱后，流落失职，乃更折节读书。”（宋沈作喆《补韦刺史传》）这种经验促使他在挫折后展示了新的处世观和世界观。因此，这以后诗作的成就与之前的相比表现出了完全不同的特征。

刘长卿的仕途，特别是年轻的时候没有特书一笔的经历。所以，他在安禄山之乱的时候并没有经历需要特别叙述的挫折。再有，那时刘长卿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诗风，其后这种诗风只是显得更为强烈而已。他的构思和自我意识虽然是个性的，但说他的诗风较好地反映了时代氛围可能更符合他的实际。被人疏远的孤独感与挫折的经验只是使得他更加朝着这个方向变化，并没有为他朝着追求新的生活方式的方向发挥作用。

反过来可以这么说，刘长卿的诗代表了他之前的一般的抒情形式。

注：

〔1〕根据《湖北先正遗书》集部所收《唐音》（襄阳杨士弘编次，姑苏顾璘批点。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各卷所选王维、刘长卿、韦应物的各诗体的诗作数如下：“五言古诗”（王维十九首，韦应物四十五首，刘长卿零首），“七言古诗”（王维十三首，刘长卿六首，韦应物四首），“五言律诗”（王维二十首，刘长卿九首，韦应物四首。附“五言排律”王维五首，刘长卿三首，韦应物零首），“七言律诗”（王维九首，刘长卿十五首，韦应物八首），“五言绝句”（王维十八首，刘长卿九首，韦应物六首），“七言绝句”（王维六首，刘长卿七首，韦应物八首）。值得注意的是刘长卿的“五言古诗”没有入选，而“七言律诗”和“七言绝句”入选的数目之多很突出。

〔2〕历代对刘长卿的评价，参照了《刘长卿诗编年笺注》下（储仲君撰，中华书局，1996）“评论、杂记”，以及《刘长卿集编年校注》（杨世明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历代评论汇录”。两书汇集了历代评论，阅览至便。

〔3〕“诗至钱、刘，遂露中唐面目。钱才远不及刘，然其诗尚有盛唐遗响。刘即自成中唐与盛唐分道矣。”（《诗薮》内编卷五，近体中，七言）

〔4〕“刘长卿体物情深，工于铸意。其胜处有迥出盛唐者。‘黄叶减余年’（《初到碧涧招明契上人》），的是庾信、王褒语气。‘老至居人下，春归在客先’（《新年作》，‘春归’句何减薛道衡《人日思归》语。‘寒鸟数移柯’（《月下呈章秀才》）与炀帝‘鸟击初移树’同，而风格欲逊。‘鸟似五湖人’（《送侯御赴黔中充判官》），语冷而尖，巧还伤雅，中唐身手于此见矣。）”（明，陆时雍《诗境总论》）

〔5〕“韦苏州律诗似古，刘随州古诗似律，大抵下李、杜、韩退之一等，便不能兼。随州诗，韵度不能如韦苏州之高简，意味不能如王摩诘、孟浩然之胜绝，然其笔力豪赡，气格老成，则皆过之。与杜子美并时，其得意处，子美之匹亚也。‘长城’之目，盖不徒然。”（宋，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

〔6〕文学史上一般把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四家并称为“王孟韦柳”，而“王孟韦刘”之称是很少的。明代韩明的《弘治本刘随州文集跋》，同是明代宗彝的《弘治本刘随州文集序》中可以见到“王孟韦刘”的并称。清代贺贻孙《诗筏》中作为“诗中之洁”的一种，在“王孟韦柳”之外加上了刘长卿。他这样说：“盖摩诘之洁，本之天然，虽作丽语，愈见其洁。孟、柳、韦、刘诸君，超脱洗削，尚在人境。”

〔7〕蒋寅《大历诗风》（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同氏《大历诗人研究》上编（中华书局，1995）。

〔8〕本文所依据的主要研究列举如下：傅璇琮《刘长卿事迹考辨》（《唐代诗人丛考》中华书局，1980），蒋寅《承前启后的名家——刘长卿》（《大历诗人研究》上编，第一章《江南地方官诗人创作论》），同氏《刘长卿生平再考证》（《大历诗人研究》下编）等。特别受蒋寅氏的研究的引导颇多。

〔9〕前注及相关事迹研究关于刘长卿的生卒年有如下诸说：蒋寅《刘长卿生平再考证》以玄宗开元十四年（726）为生年，贞元五年（789）以前为卒年。再有，储仲君《刘长卿简表》（《刘长卿诗编年笺注》中华书局，1996，附载）以玄宗开元十四年（726）为生年，贞元六年（790）为卒年。杨世明《刘长卿年谱》（《刘长卿集编年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附载）以玄宗开元六年（718）为生年，以贞元六年（790）为卒年。

〔10〕蒋寅氏在《刘长卿生平再考证》中根据《至德三年春正月，时谬蒙差摄海盐令，闻王师收复二京，因书事，寄上浙西节度李侍郎中丞行营五十韵》（卷七）中的“昔忝登龙首”一句，推测这可能是天宝十一载（752）的状元。

〔11〕《唐国史补》（卷下）。

〔12〕“作为棚头，他无疑会遭到乡贡进士的嫉恨，各种诬谤打击随之而来，所以他虽中进士，却也不一定能通过吏部试而授官。”（蒋寅《刘长卿生平再考证》，见《大历诗人研究》下）

〔13〕关于其间的经纬请参考贾晋华《皎然论大历江南诗人辨析》（《文学评论丛刊》22，古典文学专号，1984）。

〔14〕关于“五言长城”之称，参考了高桥良行《刘长卿诗札记——围绕“五言长城”之评》（爱知淑德大学论集第六号，1981）。

〔15〕《刘长卿诗编年笺注》（储仲君撰，中华书局，1996）所收作品的概要如下：全作品五百零一首中，五言诗三百六十八首（约73.4％），七言诗一百十四首（约22.7％），杂言诗十八首（约3.5％），六言一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