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平反昭雪

●全会发表的公报指出：“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同志平反……使类似刘少奇同志和其他许多党内外同志的冤案永远不致重演，使我们党和国家永不变色。”

●王光美沉痛地抱着骨灰袋，长时间地将脸偎依在骨灰袋上，又一次流下心酸的泪水。静谧的房间内，随之响起一片啜泣声。

●陈云此番话，让劫后余生的王光美和孩子们感到莫大欣慰。刘源当时听完陈云的话，特别兴奋，特别激动，到最后眼泪终于止不住流了下来。

刘少奇在开封含冤去世

1969年10月，林彪背着毛泽东，编造假情报发出“第一个号令”，全军进入一级战备，准备打仗。

在这种情况下，林彪强迫命令身患重病的刘少奇在10月20日前必须离开北京。

中央办公厅通知河南省负责人刘建勋、王新，要他们在开封市找一处独立的院子。条件是：住房宽敞、有水、有电、有暖气。

刘建勋、王新立即派秘书组长马纯一到开封市与驻军一军共同办理此事。

马纯一和驻军一军的人先看了几处房子，觉得都不满意。

第二天早饭后，一军副政委王敬春说：“原开封市人委北侧有个小院，在北土街10号。”

大家一同去看，觉得这个院子非常符合北京提出的要求。

马纯一画了张平面图带回郑州向刘建勋、王新汇报。

刘建勋、王新也认为这个院子符合条件，就打电话向中央办公厅作了报告。

很快，他们就得到答复：同意用此院。

王新立即通知一军将这个院子管起来，以最快的时间完成各项准备工作。

一军派人打开小院大门，打扫卫生并进行消毒，检修水管、电路，预备10个人用的床以及床上用品，备好供10个人就餐的灶具、餐具。

上级还下达命令：对外绝对保密。

10月17日，王新接到武汉军区政委刘丰的电话，电话中说：“今天晚上，有一架飞机从北京到开封机场降落，你和刘建勋必须有一个人去机场，确保‘客人’顺利安全到达住所。”

当天20时，北京西郊机场停放着一架安－12飞机。一位身患重病的“客人”被用担架抬上了飞机，飞机立刻起飞了。

王新带着马纯一、管宗波大约在21时到达机场。

22时许，机场干部向王新报告，北京来的飞机马上就到。

此时，机场各种信号灯、跑道灯齐明，由远及近听到了飞机的轰鸣声。

等飞机停稳以后，从机上下来两个人，他们走到王新与一军的首长面前说了几句话，然后就招呼机上人员下飞机。

前来接机的一五五医院护士实振德与几个战士走进机舱，看见床上躺着一位老人，身上盖着一条米黄色的毛巾被。

待要下飞机的时候，拿掉毛巾被，换成一条粉红色的被子。

老人始终紧闭双眼，一言不发。

几个战士小心翼翼地抬着担架走下了飞机。

在将要离开机场的时候，王新告诉马纯一、管宗波：“担架上的老人，就是刘少奇！”

当时，随同刘少奇前来的，有中央专案组的邢某、刘少奇的卫士长李太和、医生董长城及两名护士。

一切安排妥当之后，有两人出面，约王新和一军首长，到靠大门内侧的一个房间里谈话。

王新让马纯一一同进去做纪录。

北京来人先自我介绍，然后说：“我们奉中央指示疏散到这里来，有医生、护士，自备有专用药品和必要的医疗器械。不到不得已，不会麻烦地方。”

接着，他们又说：“首长让我们转告你们，前一段军队和地方的几位领导的工作任务就此告一段落。今后，一般情况下，不再打扰你们，省、地、市及军的领导不能到这里来看望，我们也不再惊动你们。但请你们对这里保证安全，不被干扰和冲击，绝不能让其他人知道。”

此外，他们又提出三点具体要求：

1、派一名军队干部做联络员，协助办理日常事务，派一个排的兵力，担任该处的警卫值勤

2、派司务长、炊事员一人，以便单独起

伙。上级规定不让我们到外面任何地方就餐。

3、由军队为我们接通专线电话，提供一台保密电话机，便于同北京直接联系。

其实，他们所提的这三条要求，一军早就已经做了安排，而且大部分已经落实。

随后又商定，由一军组织了一个应急治疗小组，随时听候调遣，保密电话机由省里解决。

当天晚上，王新和马纯一、管宗波返回郑州。

第二天，王新向刘建勋汇报了这些情况。

随后，一军派专人带来了一部保密电话机。

从此以后，由一军负责刘少奇等人的生活保障和安全保卫工作。

中央专案组的人则直接同北京保持联系。

刘少奇刚到开封，就已经处于昏迷状态，再加上着了凉，脑炎复发，高烧达39度，呕吐得很厉害，三天都没有吃东西，不能自进饮食，每天医护人员定时给予鼻饲。

刘少奇一直不能说话，他手中握着一个小葫芦，没有检查设备，有的急救药物还要到数公里以外的一五五医院取。

11月5日，刘少奇又一次发高烧，抢救两天后降到37􀌒度。

当时，在刘少奇身边的人都说，刘少奇特别配合治疗，他虽然说不出话，但神志还清醒。

就在刘少奇退烧后的第二天，北京陪同来的人返回了北京。刘少奇的医疗工作全部由一军和一五五医院的医生和护士负责，具体由一军保卫处长张金贵负责安排联系。

刘少奇再一次发高烧的时候，张金贵向北京汇报请示，得到的答复是：按正常处理，把驻军医院最好的药拿出来并组织抢救。

11月11日夜，医生刘应干向张金贵提出，病人已经极度危险，应通知家属探视。

张金贵用保密电话向中央连续报告三次病情，得到答复：你们尽量抢救！

12日6时40分，刘少奇终因抢救无效，心脏停止了跳动。

刘少奇逝世后，一军政委徐文礼专程来郑州，向刘建勋、王新汇报刘少奇病故的情况。

刘建勋当即向中央电话请示，刘少奇后事如何料理。

当时得到的答复是：中央派人去料理。

平反刘少奇特大冤案

1980年2月23日至29日，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会议的主要议程之一，就是为刘少奇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会议经过认真讨论，一致通过《关于为刘少奇平反的决议》，决定撤销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的审查报告和错误决议，恢复刘少奇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的名誉。

因刘少奇问题受到株连造成的冤假错案，由有关部门予以平反。全会发表的公报指出：

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同志平反，不仅是为了刘少奇同志个人，而且是为了使党和人民永远记取这个沉痛的教训，用一切努力来维护、巩固、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使类似刘少奇同志和其他许多党内外同志的冤案永远不至重演，使我们党和国家永不变色。

刘少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却被打成“党内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总头目”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受到错误批判。

林彪、江青一伙出于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目的，罗织罪名，蓄意对刘少奇进行政治陷害和人身迫害。

1966年12月，“王光美专案组”成立。1967年5月中旬，“王光美专案组”改为“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江青、康生等人直接操纵专案组，采取弄虚作假、断章取义、逼供信等恶劣手段，拼凑虚构的、牵强附会的材料，伪造证据

他们同时又扣压了解真相者的证词和被迫提供伪证的人多次更正的材料，于1968年9月，提出了一份所谓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

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通过了这份报告和附件《罪证》。会议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的决议。

刘少奇被剥夺了出席会议的资格，甚至失去了任何申辩的机会，蒙受了前所未有的冤屈，于1969年11月12日在河南开封含冤去世。

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被关进监狱。子女中有的被迫害致死，有的被关押，有的被送往农村劳动。刘少奇一案是我党历史上的最大冤案。

据最高人民法院1980年9月前的统计，因刘少奇问题受株连而错判的案件有2􀌒万余件，因此而错受刑事处分的有2􀌘万余人。其他受批斗、隔离、关押的更是不计其数。

刘少奇一案牵连人数众多，影响极大，因而其平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邓小平等的推动下，刘少奇一案复查工作开始启动。

陈云与刘少奇共事多年，相知甚深。在大革命时期，他们一起做过党的地下工作。在江西革命根据地时期，一起做过工会工作。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上，一同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党的“七大”上，一起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一同为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运筹帷幄，为共和国度过经济难关殚精竭虑。

陈云无论是从党的利益，还是从战友情谊，他都感到有责任平反刘少奇冤案。

在中央对刘少奇平反没有提上日程之前，陈云即从自己了解的事情做起。

1977年9月26日、27日，他应邀两次前往中国革命博物馆审查《中共党史陈列》。在审查中，他实事求是地澄清了关于所谓刘少奇的“和平民主新阶段”问题。

陈云也对“文化大革命”中专案组无中生有地罗织罪名、断章取义、大搞逼供信的做法提出异议。

陈云在1978年11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专案组所管的属于党内部分的问题应移交给中央组织部，由中央组织部复查，把问题放到当时的历史情况中去考察，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像现在这样，既有中央组织部又有专案组，这种不正常的状态应该结束。

在陈云等倡议下，11月25日，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撤销中央专案组，全部案件移交中央组织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再次郑重申明：

过去那种脱离党和群众的监督，设立专案机构审查干部的方式，弊病极大，必须永远废止。不久，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撤销，相关的案件材料移交到中央组织部。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在这次会议上，陈云被增选为中央副主席，还被选为刚成立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平反冤假错案，成为陈云领导下的中央纪委的一项主要职责。

中央纪委恢复成立伊始，陈云就为中央纪委制定了不同于过去中央专案组的工作方针。

1979年1月起，中央纪委抽调了一批干部，会同中央组织部全面开展冤假错案的复查平反工作。

1978年底，在邓小平、陈云等关心下，王光美结束了12年的监狱生活。不久，她带着儿子刘源、女儿刘平平来到陈云家里表示感谢。陈云接待了他们。

令王光美和孩子子们没有想到的是，陈云一见面就提出了刘少奇的平反问题。

陈云说：“刘少奇这个案子是全党最大的冤假错案。如果这个大案子最后能澄清，那么与这个案子牵连的其他案子和所有受冤屈的人自然都平反了。”

陈云还说：“关于刘少奇‘三顶帽子’的事，党史上已多次有过结论，不仅不是罪过，而且是功绩。”

1927年6月，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武汉汪精卫国民政府竭力消除国民党制造事端的借口。为了维护国共合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公开宣布解散工人纠察队，湖北全省总工会自动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

刘少奇当时任湖北省总工会秘书长，他在执行中央命令时，把武汉工人纠察队的一些破旧枪支和童子团的木棍集中起来交给武汉国民政府。

“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当时的这一举动却被诬为内奸。

陈云说：“这是当时的中央有了决议以后叫刘少奇去执行的。刘少奇在执行过程中，创造性地做了很多工作，实际上把很多破枪还有红梭镖都交了，而把一些好枪和工人纠察队骨干送到叶挺和贺龙的部队。这样明着是交枪，实际上是把我们党的武装力量输送到我党掌握的军队中去了。”

陈云深知，“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把刘少奇的所谓“罪行”材料广为散布，传达到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中间，影响很深。

因此，人民群众对刘少奇历史不大了解，对“文革”中发生的各种事情也难以明究真相，如果轻率给刘少奇平反，势必引起人们的思想混乱。

陈云对王光美说：“现在平反这件事情还急不得，不能操之过急，我们要把当事人都找来，一件事情一件事情予以澄清，一件事情一件事情都搞扎实，让它证据齐全，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王光美临别时，陈云再次宽慰她：“给刘少奇平反，这件事情不是你一家的，这是全党的事情，这事我们要负责到底的。”

陈云此番话让劫后余生的王光美和孩子们感到莫大欣慰。刘源当时听完陈云的话，特别兴奋，特别激动，到最后眼泪终于止不住流了下来。

1978年12月24日，邓小平在一封要求为刘少奇平反的来信上批示：

政治局各同志阅，中组部研究。

不久，邓小平又批示中央纪委研究。

1979年2月5日，国家地质总局局长孙大光致信时任党中央秘书长、中央纪委第三书记的胡耀邦并党中央，建议重新审议刘少奇一案。

胡耀邦与时任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的姚依林商议后，转报中央常委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陈云、李先念、汪东兴批阅。

2月23日，陈云在孙大光来信上批示：

中央常委各同志已传阅完毕，中央办公厅应正式通知中组部、中纪委合作，查清刘少奇一案。

3月27日，中央纪委办公会议研究决定：

刘少奇的问题经鹤寿同志与任重同志商量，按陈云同志意见，由中央组织部和中央纪委共同处理。

4月18日，刘少奇案件复查组成立。

中央纪委副书记王鹤寿直接负责复查工作。复查小组由8人组成。他们分别来自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对外经济贸易部、中央党校和军队系统。中央组织部的贾素萍担任组长，中央纪委的杨攸箴担任副组长。贾素萍不久因患病不能工作，复查小组实际上由杨攸箴负责。

5月22日，中央纪委办公会议确定：

对刘少奇案件的有关材料，包括档案和活的材料，应进一步查证核实。弄清关键问题，究竟是不是叛徒、内奸、工贼，在复查、核实

的基础上，要取得切实可靠的旁证材料。

复查组迅速展开了广泛的调查取证工作。他们先把刘少奇、王光美等有关的档案资料调来，分头仔细阅看，审查清楚这些档案的来龙去脉。

复查组还将当年“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的成员调到北京，督促他们写出当年专案工作的回忆材料。

复查组根据调看的案卷和专案人员的交代材料，拟出复查提纲，分成南北两路，按照原专案组当年列出的刘少奇的“罪证”一一复查。南路重点是上海、武汉、长沙、南京；北路重点是北京、天津和东北三省。

在复查组紧锣密鼓开展工作的同时，陈云也密切关注着复查工作的进展。

1979年3月6日，陈云在会见外宾时说：“专案材料说刘少奇1929年在沈阳担任满洲省委书记时被捕后，组织被破坏，供出一些人，没有那么回事，不是事实……当时释放条件很宽，找个保就可以放出来……刘少奇出来后，还向中央作过报告，党组织并没有被破坏。”

“说刘少奇在东北叛变，又说是主要根据满洲省委组织部长、同刘少奇一起被捕的孟用潜的口供定的。但是，三中全会后，孟用潜已从班房里放出来……把他写的证明材料给他看了一下。他说下面的签名是他的笔迹，但上面的内容不是他写的，是别人搞的。这是专案组假造出来的。”

陈云还指出：“刘少奇的案还在查，看来靠不住……刘少奇是党的副主席、国家主席，掌握党政军大量机密。如果他真的是内奸，要出卖是很容易的，但没有材料能够说明这一点。”

复查组经过10个月周密的调查研究工作，反复核对各种材料，用可靠的事实逐条否定了八届十二中全会强加给刘少奇的罪名。

在中央纪委副书记王鹤寿亲自主持下，复查组反复讨论，修改了7次，写出了详尽确切的复查情况报告，经中央纪委书记办公会议讨论通过，送陈云审阅。

陈云对复查报告看得很仔细，对结论进行了多次推敲，听取了王鹤寿多次汇报。他把文件的附件，每一件都与以前的那个审查小组所提供的材料进行对照。复查报告经他审定后，最后上报中央政治局。

中央政治局一致同意这个复查报告，据此作出关于为刘少奇平反的决议草案。

悲痛迎取刘少奇的骨灰

1969年11月12日，刘少奇逝世的时候，身上盖着一条白床单，很长的白发蓬乱着。

张金贵悄悄让人给刘少奇刮了脸，又照了一张半身像和一张全身像。

刘少奇穿的衣服是以前出国的时候做的，这次从北京来时带的。

由于刘少奇长期卧床，一年多没有下过地，来开封时也没带鞋，因此，大家又从开封百货公司买了一双新鞋。

遗体火化前，张金贵提出让家属来，中央派来的人答复说：上面指示，就地火化，家属不来。

11月13日，张金贵陪同中央来的两个人以及驻军某团保卫股长吴训堂一起，到开封殡仪馆联系火化事宜。

他们找到开封殡仪馆负责人汪泽尧后，就把介绍信交给了汪泽尧。

汪泽尧一看，信上写道：

开封殡仪馆：刘源之父刘卫黄，在开封市因疾病死亡。现将刘卫黄尸体火化，骨灰暂时存放你处3年。

汪泽尧看完信，他说：“可以，你们办手续吧。”

这时，中央来的一个人说：“我们是部队的，情况特殊，放在夜间火化行不行？”

汪泽尧摇摇头说：“没有必要，现在尸体又不是很多，干嘛要到晚上火化？”

那个人又说：“死者是剧烈性传染病患者，白天大街上人太多，怕影响群众，放在晚上火化最好。”

汪泽尧想想也觉得有道理，于是便答应了。

当即，由张金贵填写火葬申请单。填写的内容是北京来的人已经拟好的，他照着填写：

死者姓名：刘卫黄；性别：男；年龄：71岁；民族：汉；籍贯：湖南；职业：无业；死亡原因：病死；火葬日期：1969年11月15日0时

申请人姓名：刘源；性别：男；与死者关系：父子；申请人住址：八一七二部队；登记日期：1969年11月14日；申请人签名盖章：刘源

当天22时多，一辆部队汽车驶进了开封市殡仪馆，来到火化间门前。

护士实振德与6位穿着白大褂的战士，打开救护车后门，抬下一副担架。遗体用白被子裹得很严实。

进入火化间，他们把担架放在火化炉旁。

火化工人牛志进和杜义发检查了火化手续，然后打开电门，把遗体推进炉子里。

关上炉门之后，几位军人回头看了看，才一齐离开火化间。

火化之后，由杜义发把骨灰装在骨灰盒里，放在火化间的办公桌上。

第二天，杜义发上班后，把骨灰盒送到骨灰寄存室，存号为123号。殡仪馆里没有一个人知道这是谁的骨灰。

1972年11月14日，驻军一军经办人又办了3年续存手续。

1975年11月14日，一军经办人张金贵又办了10年续存手续。

1975年底，一军要调离开封。一军请示北京，得到答复：骨灰交地方保管。

于是，一军向中共河南省委主要负责人提出，把刘少奇的骨灰寄存证移交河南省委保存。

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表示同意。

一军派政治部保卫处长张金贵等两人来郑州，办理移交手续。

刘建勋责成省委副秘书长霍云桥，具体负责接收。

霍云桥把省委办公厅机要处长戴衍钦叫到他办公室，同张金贵等两人办理了交接手续。在场的还有省委副秘书长张永昌。

霍云桥从张金贵手中接过骨灰寄存证交给戴衍钦，并嘱咐戴衍钦：“要作为绝密件放在机要处保险柜里，由你亲自保管。”

戴衍钦按照霍云桥的指示，把刘少奇的骨灰寄存证保存在机要处保险柜里。

1978年，霍云桥要调天津市工作。此时，戴衍钦向霍云桥提出：“刘少奇同志的骨灰寄存证是你经手接收的，你要调走了，原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也已离开了河南，此事应向省委作个交代。”

霍云桥也感到这是一件大事，需要向省委领导汇报。于是，他向省委写了书面报告，交给省委常委、秘书长郭坦。

1979年3月5日，郭坦收到霍云桥的报告后，认为事关重大，他及时向省委第一书记段君毅作了口头汇报。

段君毅立即叫郭坦通知省委第二书记胡立教、省委常务书记刘杰，到他办公室商量此事。

4个人经商量后决定，把刘少奇的骨灰盒取回，由省委保存起来。

恰在这时，省委书记赵文甫到段君毅办公室谈事，段君毅就将这个决定告诉了赵文甫。

当日晚，赵文甫让霍云桥立即去开封，把刘少奇的骨灰盒取回来。

霍云桥通知戴衍钦、警卫处长盛世杰，在当天20时一起坐汽车去开封。

22时，他们到达开封，找到市委书记邵球说明来意。

邵球说：“前几天赵文甫派李树田已经来过一趟，但他既不知骨灰证号码，也不知道当时用的什么名字，住了几天也没有查到。”

23时，霍云桥在宾馆等着，戴衍钦、盛世杰与市委秘书长一起，找到开封市殡仪馆的党支部书记王文成，并一同来到殡仪馆。

王文成对殡仪馆经管人说来取一个人的骨灰，便一起到骨灰寄存室查找。

戴衍钦把骨灰寄存证交给经管人，他很快就从一个木架子上取下一个木质盒。

戴衍钦等人当场将寄存证上的号码、姓名和骨灰盒上的号码、姓名作了核对，查证无误后，才办理了签收手续。

他们携带骨灰盒回到宾馆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1时多了。

3月6日10时多，霍云桥等人回到省委机关。汽车直接开到省委常委院内赵文甫办公室门前，由霍云桥亲手将刘少奇的骨灰盒交给赵文甫。

赵文甫双手接过骨灰盒后，对霍云桥、戴衍钦说：“要保管好，要绝对保密，千万不要传出去。”

赵文甫又考虑到：骨灰盒放在什么地方好？是放在省委档案处，还是放在机要处？

经再三考虑，赵文甫最后说：“还是放在我这里吧。”

时隔不久，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冯文彬给段君毅打电话，让查找刘少奇的骨灰。

段君毅当即答复说：“刘少奇同志的骨灰已保存在省委。”

1980年5月12日，中共中央派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王首道、刘澜涛，偕同刘少奇夫人王光美，乘专机前来河南，迎取刘少奇的骨灰。

5月14日，中共河南省委在省人民会堂举行了隆重的迎取刘少奇骨灰仪式。

在此前的1979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央组织部联合对刘少奇一案进行复查。

同年6月，王光美同志被增补为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当年11月，联合复查组经过核查，证明强加给刘少奇同志的所有罪名都是诬陷不实之词。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派员到河南，调查了解刘少奇在开封逝世的情况。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赵文甫派人秘密前往开封，取回了刘少奇的骨灰盒。

追悼会前，需将刘少奇同志的骨灰迎回北京。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专门研究并批准了中共中央组织部报送的《关于刘少奇同志骨灰从郑州迎回北京的请示报告》，通知治丧委员会办公室办理。

治丧委员会决定由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王首道、全国政协机关党组书记刘澜涛等陪同王光美及子女前往郑州迎取骨灰。

1980年5月13日上午，王首道、刘澜涛等陪同王光美及子女乘三叉戟专机飞抵郑州，下榻于郑州市的中州宾馆。

他们一行进入宾馆，即被人们认出，住宿在中州宾馆的一些外国宾客，也纷纷索要白花，希望能参加悼念活动。

当天下午，王光美等由赵文甫书记和河南省副省长史毅陪同前往开封。

他们首先到开封市火葬场，在那里翻阅了当年的火化记录和骨灰存放登记簿，王光美与当时参加火化的两名工人作了简短的交谈。

随后，他们又来到刘少奇最后居住的地方。

刘少奇住的地方是原开封市政府院内一栋三层的老式楼房。这里解放前是开封银行及其金库，由于墙高房固，院落封闭，且只有一条安装了铁门的通道可以进出，符合易于保密的要求，因此选定在此。

这是一个套房的里间，面积只有10多平方米。屋中央摆放一个单人木床，窗前有一张旧木桌，两把椅子，此外别无他物，刘少奇在此只住了27天就溘然辞世。

当时，在那间空空如也、屋长不及身长的类似过道的小金库中，只好斜着摆放那具担架。

刘少奇的房间按当时原物原样陈设，王光美及子女刘爱琴、刘平平、刘源、刘亭亭等人进入小屋。看到房里的状况，以及刘少奇最后用过的简陋器物，睹物思人，再也控制不住心情的激荡而潸然泪下。

刘平平、刘亭亭扑倒在床上，抱着刘少奇病逝时的枕头，哭喊着：“爸爸，爸爸。”

闻者观者，无不为之心酸泪下。

王光美强自抑制心中的悲愤，大声地劝慰：“孩子们，坚强些。”

王光美一行离开时，很多开封市民风闻消息，汇聚拢来，形成了自发的夹道迎送，他们向着车内的王光美热情地鼓掌，表达发自内心的深切慰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