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彭明同志

李义彬(注：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彭明同志早就是我仰慕的知名学者，记得在大学读书时，就拜读过他写的论文。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更多地接触了他写的有关中国近现代史方面的著述。他渊博的学识、严谨的学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十分有幸，20世纪60年代初，我有机会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编写组学习、工作(这个机构位于近代史研究所的东山八角亭)，面对面地接受李新、彭明同志的教诲、指导。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与他们朝夕相处，耳濡目染，学习他们怎样治史、怎样做人。他们成了我名副其实的恩师，是我走上学习和研究历史道路的引路人。

1961年9月我到八角亭时，《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的编写工作已基本完成。前三卷书已经出版，第四卷的书稿已交出版社。当时蔡尚思、陈旭麓、孙思白已离京返回各自学校，该书另两位主编李新、彭明还在。当时人民出版社决定1962年再版这套书，付印前修订书中的错讹和不妥之处的任务，就由他们二位承担。四卷书接近完成时，李新同志又提出一项宏伟计划，编辑一套革命史资料。这项工作由八角亭团队中的年轻人承担。最初参加这项工作的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几位青年教师詹婧韶、王荣、薛源等。他们撤回学校后，后续参加的有李义彬、陈铁健、虞宝棠、鲁振祥等。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这项计划后来未能完成。

彭明同志是一位忠厚的长者。他和蔼可亲、待人诚恳、乐于助人，特别是对当时我们这些刚从大学毕业不久的年轻人，更是关爱有加。他住在所里东山上那排平房的最东头的一间，离我们所在的八角亭很近，只有几步之遥。我们在工作、学习中遇到什么问题和困难，随时向他去求教和求助，他总是不厌其烦、悉心指点、热情相助。当时的工作、生活条件都比较艰苦。八角亭坐落在假山上，每到盛夏，炽热的阳光把低矮的八角亭屋顶和周边矗立的巨石烤得烫人，亭内成了大蒸笼，酷热难耐。这时，彭明同志就带着我们去北海公园北岸的茶馆里纳凉。当时那里没有多少茶客，比较清静。高大的席棚遮挡住阳光，宽阔的湖面吹来丝丝凉风，那真是莫大的享受。我们在那里看书，讨论问题，有时也聊聊天。他不仅在学习和工作上关心、帮助我们，我们在生活中遇到什么困难，他也总是鼎力相助。20世纪80年代初，我正式调入近代史研究所，我的小女儿随我进京。她是个中学生，转学这个难题就是彭明同志及其夫人李雅同志帮助解决的。1983年，所里分给我一套住房。我终于有了一个家，结束了在北京常年住办公室的“蜗居”生活。我住进新房后不久的一天，彭明同志骑着自行车风尘仆仆地来到位于海淀区皂君东里的我家，以示关怀和祝贺，令我非常感动。

彭明同志是我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里的著名学者，是研究五四运动史的权威。他一生勤奋治学，著述甚丰。有人统计，他独自撰写的专著和主编的著作有十余部，发表论文有200余篇，共千万余字。论科研成果，可以说在同时代、同辈学者中，他都是佼佼者。尤为令人敬佩的是，他埋头治学、专心致志、不浮躁、不跟风、不人云亦云。他的著述，都是力求占有丰富确凿的史料，在此基础上，进行潜心研究，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反复推敲，得出的结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1984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五四运动史》，是他的代表作。这部洋洋几十万言的鸿篇巨制，是他几十年夜以继日辛勤耕耘的硕果，凝结了他毕生的辛劳与智慧。这部国内全面系统研究五四运动历史的开山之作，真实地、全景式地再现了20世纪初发生在中国的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深刻分析了它的来龙去脉，详细叙述了它的曲折过程，充分肯定了它的历史影响和伟大意义。这部书面世后，受到学术界的极大好评，获得了多个奖项，也得到了胡乔木、王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称赞(这是彭明同志亲口告诉我的)。

彭明同志是在承担并出色完成学校的繁重教学任务的情况下取得上述科研成果的，实属不易。他之所以能取得教学、科研双丰收，我觉得主要是因为他的刻苦与勤奋。20世纪60年代初，国内的经济形势虽已好转，但困难时期还没有过去，人们还吃不饱肚子，营养状况不佳。就是在那时，他仍是埋头钻研、孜孜不倦，常常是夜以继日地查找资料、苦心思索、撰写书稿。他本来可以在条件较好的家里工作，但为了节省时间，更有效地利用近代史研究所的图书资料，坚持常年住在近代史研究所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平房，设施简陋，夏天闷热，冬天生煤火炉取暖。一日三餐，有时就在翠花胡同口的小面馆内解决。他夏天伏案工作，挥汗如雨，冬天生炉子，弄得满脸灰土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就是在这间斗室里，他几度寒暑辛勤耕耘，完成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的编写任务，对五四爱国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历史人物等做了深入研究，撰写和发表了《五四时期的李大钊与陈独秀》等有分量的论文，为他不久后撰写《五四运动在北京》、《五四运动论文集》和《五四运动史》做了充分的准备。

彭明同志是一位既会工作又善于休息的人。他十分注意劳逸结合，工作时聚精会神，专心致志；休息时兴趣广泛，喜欢看京剧、话剧，对河南豫剧更情有独钟。他坚持每天打太极拳，慢跑。因此，他身体健壮，精力充沛，工作效率很高。

彭明同志之所以能在科研方面取得丰硕成果，还得益于许多老一辈学者的帮助和提携。我认为对他的影响最直接、帮助最大的学者，应当是范文澜、胡华、何干之和李新。首先，这四位都是老革命，但进城后他们都不恋官位，不谋特权，而是长年在科教战线上默默耕耘，这种为科教事业献身的精神给了彭明巨大的鼓舞。其次，彭明年轻时投身革命，进入华北大学，即在范老身边学习。进城后虽不在一个单位工作，但他长期借住在近代史研究所编书，对范老的治学态度和学风方面的感人事迹知之甚多，耳濡目染、潜移默化、获益良多。他对范老极为敬仰，奉为楷模。他请书法家把范老的“坐冷板凳”和反对“放空炮”的名言写成条幅“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挂在书房里，作为自己的治学格言。彭明与何干之、胡华亦师亦友，长期在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共事，相互切磋学术，交流心得，从他们身上汲取营养。彭明与李新同志的友谊与合作，对他在科研道路上成长并取得成就关系影响巨大。李新同志进城后长期在中国人民大学担任领导，主持学校的教务工作，曾兼任中国革命史教研室负责人。他对彭明知之甚深，彭明以自己的学识与人品赢得了李新的信任与器重。后来李新同志几次主持编写大部头学术著作，都邀请彭明同志参加，为他参加重大科研项目提供机会，为他施展才华提供平台。20世纪五六十年代，李新受当时高等教育部委托，主持编写《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彭明成了这套书的主编之一。20世纪70年代，李新主持编写《中华民国史》，彭明受邀担任这套书中的一卷的主编。1978年，李新开始主持编写12卷本《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因彭明同志正集中精力撰写《五四运动史》，未能参加这部书的编写。李新同志十分欣赏彭明同志的学问与为人，20世纪七八十年代曾向有关学术团体推荐，建议选举他担任中国现代史学会常务副会长和黄埔军校史研究会会长。

光阴荏苒，岁月流逝，转眼彭明同志离开我们已三年多了。十分遗憾，他患病住院和逝世时，我正因右腿骨折住院手术，出院后很久才得知他逝世的消息，一直为没有见他最后一面、送他一程而深感愧疚。现谨以这篇短文表达对他的怀念和哀思！

2011年10月作于东厂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