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依稀·曾经的老旧时光

悠长得像永生的童年，相当愉快地度日如年，我想许多人都有同感。然后崎岖的成长期，也漫漫长途，看不见尽头。满目荒凉，只有我祖父的姻缘色彩鲜明，给了我很大的满足，所以在这里占掉不合比例的篇幅。然后时间加速，越来越快，越来越快，繁弦急管转入急管哀弦，急景凋年倒已经遥遥在望。一连串的蒙太奇，下接淡出。

——张爱玲·对照记

温煦，春日迟迟

爱玲的传奇开始于1920年的民国。在这个风云际会的大时代里，上海是一个迷失了的津渡，涌动着不安和世俗的老式弄堂，率先在清晨里醒来，人群开始熙攘起来。一切故事，开始苏醒。

那弄口有一扇大大的铁门，厚重又透着沉迷的遗老孤少气味，门上的铜环不知在哪一场寒雨里惹了铜绿，为繁华染上了沧桑。门口有巡警把守，门的钥匙握在一个叫张廷重的男人的手中，他就是这座宅院的主人。这扇门，关得住外面的新世界，却关不住古宅里一颗又一颗蠢蠢欲动的心。

这是一幢建于明末清初的仿西式建筑。俯瞰更像一座房子群，一座孕育了文学奇异种子的殿堂。一共有20多间房，前院是主人的居住处所，房间又多又深，后院有一圈专门供用人居住的房子。住房的下面是一个同样面积的大大的地下室，通气孔都是圆形的，散发着陈腐的气味，一个个与后院的用人房相对着。朝着房子走去，踏上台阶，你便看到了一个一个又大又粗的水泥门柱。楼梯设在客厅的中间，蜿蜒着带你走向一个有着太多回忆的古老家族。

房子的客厅是昏暗的，即使是晴好的天气，在这里看报纸也是要开灯的吧。这里摇曳着的一张一张泛黄的老照片，是一个又一个藏着故事的蒙太奇，好像是电影院，有着旧梦里邀请出来的板滞。

客厅中间的天花板上，吊着一个大大的铁钩子，那是用来挂煤气灯的。没有电的蛮荒里，点煤气灯的都是上等人家。

这幢房子是李鸿章给他女儿——张爱玲的祖母的嫁妆，上海公共租界西区的麦根路313号。张爱玲和她的弟弟张子静都出生在这里。

爱玲出生的日子，一如她的文章，轰动背景下衬托出的平常人生。虽然平静，但又耐人寻味。

1920年9月30日，这是一个平淡无奇的日子，阳光和煦，有一种宁静的温暖。一个女婴的降生打破了这座豪宅的宁静，伴着父亲的叹息，她的哭声像是投入湖中的一颗石子，泛起一片一片涟漪后，最终又归于平静。而当时的人们无法预料，这样的平静之下，暗涌的，是一段怎样的传奇人生。

父亲为她取名张煐，一个名字，标记了她人生的开始。带她的何干是一个略微上了年纪的老女仆，常常唤她作“小煐”。当她10岁上小学的时候，母亲要给她取一个新的名字，就从英文人名中暂时选择了Eileen，音译过来则是“爱玲”。母亲再度取名，赋予了她生命新的意义。爱玲的传奇，也便随之成长。后来张爱玲在《二十世纪》发表英语文章，出版《秧歌》与《赤地之恋》等的英文版时，都署名为Eileen Chang。

张爱玲是清末著名“清流派”代表张佩纶的孙女，前清中堂大人李鸿章的重外孙女，官宦世家，高门望族。生命为她铺上了一层繁华的底色，而繁华却未在她的生命中峥嵘。她成了见证繁华辉煌、体验家道中落的亲历者，她所经历的家庭生活的一幕一角都反映着时代、国家、社会革命等一切重大题目的沧海桑田。

时光昏昏沉沉地往前赶，小爱玲随着时光的步调在这座豪宅里渐渐成长。四季辗转，又是一年的岁月轮回。小爱玲的生命中，将画上第一个圈。按照张家的规矩，小孩子满了周岁，都要“抓周”，以占卜将来的志向和命运。

那一日清晨，何干就打扮好了爱玲，小时候的爱玲是一个招人喜欢的孩子。她穿着红色的小夹袄，生着圆圆的脸，梳着短发，长长的齐刘海一直垂下来遮住了眉毛。客厅里乱糟糟的有很多人，下人们叽叽喳喳地议论着，张家的主人们笑呵呵地坐在客厅里的沙发上，好像等着看一出隆重的好戏。这里当然要包括长大后张爱玲最喜欢的姑姑。张爱玲的姑姑张茂渊，是曾经天津城里唯一戴着眼镜的女性，她身上无处不彰显着五四以后新青年的想法与装扮。

张爱玲被大人们抱到一个装着琳琅满目的物件的盘子前面，那是一个漆盘。小爱玲圆圆的大眼睛滴溜溜地转着，这个小不点儿，抓起了一件东西后，上下打量着，在她把东西送进嘴里之前，大人们笑着从她手里抢了下来。

关于张爱玲在抓周时到底抓了什么东西，她自己自然是不会记得的，只有任凭别人说。姑姑说她抓了一只小金镑（19世纪初期至一战结束，在英国本土及其殖民地流通的面值为1英镑的金币），何干却坚持说她拿起的是一支笔。这件事情，现在已经不可考，那就让我们用诗意的想法去看待这件事吧。

想起张爱玲笔下创造的一个又一个奇异的传奇故事，不如我们暂且相信何干的说法，就说她抓起的是一支笔吧。那些爱恨痴缠的故事在她的笔下流淌而出，那些时代骤变里的苍凉散落在她的故事里。

张爱玲出生的第二年，她的弟弟张子静也诞生在这座豪宅里。张子静是一个漂亮又温和的男孩，他的出生让张家人把所有的爱都倾注在这个可以给张家传宗接代的男孩子身上。就连带张子静的张干，都要比带张爱玲的何干地位高些。张干裹着小脚，伶俐要强，处处占先。而何干因为带的是个女孩子，便会有些自觉心虚，凡事都让着张干。

而小爱玲是不能忍耐张干重男轻女的论调的，所以后来，这个脾气倔强的小丫头常常会和张干争论不休，更是在一次争论中气得说不出话来。这也让爱玲在很早就意识到了男女平等的问题，所以这颗年幼的心中就立志要锐意图强，胜过弟弟。

最初的一切都是模糊不清的。爱玲虽然生于上海，但是在她两岁的时候全家搬到北方去。那时的她被用人抱来抱去，还没有太多关于世界的记忆，她注视到最多的，是何干颈项上松垮的皮肤，无趣的孩童，会用手去抓何干项颈上的皮。随着她渐渐长大，何干的年纪越来越大，皮肤更加松软下垂，爱玲的触感就有了不同。也许，那便是她最初对岁月最真实的感受了。有时候，爱玲会不耐烦地抓得何干满脸血痕。所以，用人的皮肤，给她留下了不少记忆，而她也更记住了那个善良的老用人。

爱玲关于童年的记忆是零碎的，往往都是某件事，给她留下了一种特殊的感觉，也因此烙在了她的记忆里。

在张爱玲的记忆中，第一个家是在天津。她很喜欢这个家，她在这里度过了一个愉快的童年，她曾经在散文《私语》中回忆：“有一本萧伯纳的戏：《心碎的屋》，是我父亲当初买的。空白上留有他的英文题识：‘天津，华北。一九二六。三十二号路六十一号。提摩太·C.张·’我向来觉得在书上郑重地留下姓氏，注明年月、地址，是近于啰唆无聊，但是新近发现这本书上的几行字，却很喜欢，因为有一种春日迟迟的空气，像我们在天津的家。”

爱玲觉得，一本书，读过感受过，它的血液和灵魂掠过你的内心，停留或者飘远，便已经有了重大意义，远不必留名这样明晃晃地标记。

如果你细心，一定会发现，从爱玲出生开始，最重要的爸爸和妈妈都是缺席的。在她模糊的记忆中，只有一个上了年纪的老用人——何干时刻围绕在自己身边。也许从此刻起，谶语便已种下，亲情，一样是千疮百孔的。

古老旧宅的留声机

鸽子展开翅膀，排成一片，纸一样的形状，飞过天际，远远地落在了灰突突的瓦片上，发出咕咕的叫声。古老的天津旧城，朦胧地半睁开眼，像民国时期的中原大地，充满了万马齐喑的奇异风景。你无法想象，当义和团的铁拳挥过之后，这里住着多少满清遗少。

晨光，隔着厚厚的灰暗的玻璃窗闪烁着，张家大宅从睡梦中清醒过来。新的一天，却重复着旧的故事。而对于爱玲，每一天都是精彩而新鲜的。

早上，何干蹑手蹑脚地抱着爱玲来到了上房，张爱玲从小便不被允许同妈妈一起睡，她不知道为什么，可对妈妈在铜床上睁开眼睛时的神情却记忆犹新，因为她总是皱着眉头醒来。张爱玲不懂得母亲的忧愁，却记住了她凝眉的姿势，始终忘怀不了。

肉嘟嘟的女娃娃，爬在铜质大床的方格子青锦被上。不知她是不是在数着手指，等待着长大的时光呢？

妈妈才醒过来时总是不甚快乐的，仿佛那灰暗的玻璃遮挡住的不仅仅是阳光，还有她的一颗向往光明的心。总是跟小爱玲玩了许久后，她的柔暖的母爱才会渐渐苏醒，她才会略微高兴起来，有一搭没一搭地教她背唐诗。而小小的爱玲也就不知所云地摇头晃脑起来。写字也是在伏在床边学的——“每天下午认两个字之后，可以吃两块绿豆糕。”所以关于学习写字，总是充满了香甜的美好的记忆。

在悠长的像永生的童年里，这是爱玲对与妈妈相处的珍贵记忆，在后来的时光中，越来越模糊，后来母亲在国外的一段时间，爱玲甚至记不清母亲的样子。母爱，对于张爱玲来说，从来都未曾出席过。

张爱玲的妈妈——黄素琼，是一个漂亮敏感的女人。她长得清秀高挑，头发不太黑，皮肤也不白，眼窝深陷下去，加上高高的鼻梁，倒有点像外国人。而她的内心是开放、向往自由的。黄素琼的妈妈，张爱玲的外婆是个农家女，嫁给爱玲的外公——湘军水师的儿子做妾室，生下了张爱玲的妈妈。黄家是明朝的时候从广东搬到湖南的，或许有些南洋混血也未可知。

小爱玲刚刚学会行走的时候，总是蹒跚着在屋里走来走去，她更喜欢躲在妈妈后面，看她照镜子。昏黄的镜子里倒映出一个爱打扮的漂亮妈妈。她穿着绿色短袄，上面别着一支翡翠胸针。那支胸针，美到极致，让张爱玲幼小的心灵萌生了对美的无限向往。

爱玲小小的心灵对妈妈欣羡不已，她急切地渴望长大，渴望漂亮，渴望自作主张地做一切自己想做的事情。她当时最大的心愿便是“八岁我要梳爱司头，十岁我要穿高跟鞋，十六岁我可以吃粽子汤团，吃一切难以消化的东西”。这是一个小女孩最初关于美丽的梦想，简单，清纯，却又触动人心。

张爱玲的妈妈黄素琼和张爱玲的父亲张廷重结婚时，黄素琼22岁，他们是当时人人称羡的金童玉女，门当户对，郎才女貌。然而，这一对夫妻却在骨子里是两个对立世界的人。

张廷重是个碌碌无为的满清遗少，他的名字只因为他的女儿、父亲和外祖父而被人知道。在爱玲的记忆里，父亲一辈子绕室吟诗、背诵古文的时候，都是滔滔不绝，一气到底，末了拖长了音调，以一唱三叹作结。沉默着走了一两丈远，然后又开始背另一篇。俨然一个摆着无聊书生阔气的“孔乙己”，始终散发着一种陈旧、古老的气息，倒像是在历史的画卷里活着的人。

张廷重也受到了西洋现代文明的熏陶，他会读英文，会用打字机，但他也抽大烟、养小公馆、嫖妓、赌博，像当时他们许多生活在租界中的亲戚们一样，在夹缝中偷生。时代的转折，让这些养尊处优的纨绔子弟扭曲地生存着。然而张廷重的扭曲不但来源于时代的转折，他自身的性格也为他埋下了尴尬的种子。据女仆何干回忆：“老太太总是给三少爷穿得花红柳绿的，满帮花的花鞋——那时候不兴这些了，穿不出去了。三爷走到二门上，偷偷地脱了鞋换上袖子里塞着的一双。我们在走马楼窗子里看见了，想笑，又不敢笑，怕老太太知道了问。”张爱玲的奶奶宁可张廷重见不得人，一副羞涩的女儿姿态，也不愿意他学坏，败坏了干净辉煌的家声。种种内因外况累积下来，便造就了这样一个矛盾的人。

张廷重虽然也看平民化的小报，买整套的《胡适文存》看他对旧文化的批判，购买国外的名牌汽车，他懂得新思想、新观念、新的生存方式，然而对于这些，他却只能懂得，却无法接受。他的灵魂里，住着一个恪守封建的人。而与张廷重不同的是，他的妻子黄素琼是个接受了新式教育、聪慧漂亮、洋溢着时代朝气的女子。她的周身始终散发着阳光和希望，她崇尚自由，有自己的梦想……所以，在黄素琼的映衬之下，他身上依然带着没落贵族的陈腐味道。

这样的黄素琼必然与丈夫话不投机，好在张爱玲的姑姑张茂渊与她意气相投。所以在1924年，张茂渊要出国留学的时候，黄素琼借口小姑出国留学需要监护，便一同出行。那一年，她已经31岁，两个孩子一个4岁、一个3岁。亲情与自由，黄素琼毫无眷恋地选择了后者。她像一只冲出牢笼的鸟，义无反顾地奔向她渴望的西洋天空。

和母亲分别的那一天，小爱玲并没有像普通孩子一样哇哇大哭。她记得妈妈穿着一袭绿色长裙，裙子上装饰着亮闪闪的发光的小片。在上船前，她的妈妈伏在竹床上痛哭，抽噎着，连身上的亮片也闪闪发光。用人上来催促了好几次，说时候已经到了，可妈妈就像没有听到一样，用人们只好把爱玲推上去，教她说：“婶婶，时候不早了。”爱玲算是过继给另一房的，所以称自己的父亲和母亲作叔叔和婶婶。张爱玲对这时的妈妈印象深刻，虽然那时她只有十岁，可是后来她在《私语》中这样描述：“她不理我，只是哭。她睡在那里像船舱的玻璃上反映的海，绿色的小薄片，然而有海洋的无穷尽的颠波悲恸。”

这个鬼精灵小不点有些手足无措，因为用人们没有教给她别的话，她只能愣愣地站在竹床前，看着“波光粼粼”的妈妈。最后仆人来把她牵走了。

稚子的年龄，爱玲大概也不懂得什么叫分别，当然她也不明白母亲为什么要走，甚至她都不知道母亲要去哪里。但她同母亲似乎并不亲近，没有一般小孩子那么依恋母亲，后来她说过这样的话：“最初的家里没有我母亲这个人，也不感到任何缺陷，因为她很早就不在那里了。”能说出这样绝情的话，想必这次离别也没有给她留下过多的伤痛的记忆，而是在她的心底留下了一层，难以察觉的凄凉。

黄素琼大概也是不太喜欢这个女娃的，一段不愉快婚姻的产物，又有多值得疼爱呢？所以分别那一刻，她也只顾着自己痛哭，并没有理会站在身边的女儿。又或许，她太爱自己的孩子，她害怕再看孩子的样子，她害怕自己会犹豫，因而放下她一直渴望的理想。

张爱玲异乎寻常的心灵世界的形成，大概也与她儿时缺少母爱有很大的关系。她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就很少撒娇，因为没有母亲，父亲又是难以亲近的。

更多的时候，爱玲总是会自娱自乐，或许这么说更恰切，她只能自娱自乐。像是一地荒芜中开出的希望的小花，奇异却美好。在爱玲小小的心灵里，天津大宅是一个奇妙的去处，里面藏了无尽的谜语与故事，她不需要与别人分享，这里只有她一个人就够了。

童年的爱玲是个漂亮可爱的女娃娃。穿着小裙子，及膝长袜下面是一双暗红色的小皮鞋，她有时候笑眯眯地不知道看着什么，有时候又嘟起小嘴，不知道打着什么歪主意或者是跟何干生气。

她常常自己一个人坐在小椅子上，喝下满满一碗祛暑的淡绿色的六一散，看着一本谜语书，奶声奶气地念道：“小小狗，走一步，咬一口。”念完嘎嘎一笑，自己说出了谜底：剪刀！

一个人的笑声是清晰的，却有着一种说不清的忧伤。一个幼小的孩子，就这样在一座老宅院里，默默地习惯着一个人的精彩。

她很少与别人发生故事，却会偷偷观望别人的人生。有一次，带弟弟的女仆张干，买了一个柿子，放在抽屉里。磨得发白的梳妆台，下午的阳光铺在上面，有了一种春日迟迟的悠哉。因为柿子是生的，所以先收在那里。这成了小爱玲心中一个奇异的所在——“隔两天我就去开抽屉看看，渐渐疑心张干是否忘了它的存在，然而不能问她，由于一种奇异的自尊心。”时间过了好久，张爱玲一直看着柿子腐烂，最后变成了一泡水。她十分惋惜，一直到长大成人后还记得这件事情，并把它写进了散文里。

她的孤独，在时光里和她一同生长。理智和冷静，也渐渐爬到了可以孤独的心上。那些静默的成长故事，始终在岁月的留声机中，反复吟唱。

古旧老宅的传奇

一个又一个遥远的回响，隔着几世的藩篱，逐渐清晰起来。历史总要走近现实后，你才可以发现它是明媚的还是暗淡的。

很多人的形象，即便一时被掩埋、被扭曲，可总是会有一颗又一颗好奇的心灵，帮你恢复它原本的样子。可是，历史的真相是一个无底洞，你只能无限接近，却永远无法到达。

对古旧老宅子里传奇的挖掘，像剥笋一样，不断地满足着小爱玲的好奇心，这些浪漫的故事在她的心灵里种下了一颗种子，慢慢地发芽。

每逢过年，张爱玲总要去给一个被叫作六姨奶奶的老人磕头。她是张爱玲喜爱并敬重的人物，因为这个小不点有一次竟然很自愿地在她那里磕了好几个头。她的心中总是有一种郑重神圣的感觉，这位六姨奶奶后来成了张爱玲小说《创世纪》中的主人公。

在张爱玲的印象中，这老太太是细长身材，总是喜欢穿黑色衣服，岁月在老人的脸上刻上了皱纹，印上了锈斑。她的眉睫还是十分乌浓，她在苦恼地微笑着的时候，眉毛睫毛一丝丝很长地仿佛垂到眼睛里去。可以看出，她曾经是个美女。然而，她的美没有给她闯祸，也没有给她造福，她就这样在岁月里空自美了许多年。寂寞，却带着幽幽的灵异。

那时的小爱玲并不懂得姨祖母与自己的血缘关系，她也没见过自己的祖母。可是一本小说牵起了一连串被尘封的回忆。在那些文字的描述中，迷雾层层散去，呈现在爱玲眼前的，是一段古老的故事。

在那些古老陈旧的故事中，在小爱玲大胆的想象和聪敏的内心世界里，产生了一个又一个繁复得脱离儿童世界的爱情故事。

因为，古老的旧世界里，张爱玲的几位先祖，曾经试图做世纪尾巴上的力挽狂澜之人。曾朴的一部《孽海花》并没有挽留住晚清从庙堂到江湖的颓废，可它记录了这一散影的过程，张爱玲的外曾祖父李鸿章、祖父张佩纶理所当然地成了书中的主要人物。

没有永恒的夜晚，没有永恒的冬天，一切都会过去，但一切也都会重来。张爱玲的外曾祖父——李鸿章，是那个《马关条约》谈判桌上，背负起了一个国家的骂名的老人。“卖国贼”，对于一个中国古代的仕人来说，是多么严苛的责骂。他被历史记住，却是以这样一种难堪的方式。

然而事实是，李鸿章在事业上总是兢兢业业，励精图治，在道德上的自律也达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他渴望力挽狂澜，所以他才有了那种种作为，无论其是否被理解和认同，他始终以自己理想中的方式在奋斗。可是在滔滔的时代巨变中，他终成了牺牲品。细细想来，他也不过是在历史的洪流中激荡着的可怜人罢了。

李鸿章本人并没有所谓的私生活，他有一个并不漂亮的太太，当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个不漂亮的太太并不是他自己做主娶回来的。他还有一个妾室，是唯一的姨太太，可也是丑的。儿子女儿都是太太生的，这在当时是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

张爱玲的祖母是李鸿章的大女儿，大名叫做李菊耦。她还有一个妹妹，在大家族中排行第六，所以张爱玲要叫她六姨奶奶，就是上文提到的小爱玲很是敬爱的老太太。李鸿章很宠爱自己的两个女儿，所以经常留在身边代看公文。后来，爱玲的祖父与祖母相遇，另一段传奇故事，又拉开序幕。

生命原来是一场无法回放的绝版电影！在张爱玲读过《孽海花》后，她对于祖父张佩纶的兴趣更浓厚了。爱玲读到中学的时候，才知道，原来祖父是有名字的，而且还是一个非同凡响的大人物。她刨根问底地向姑姑探究家族的历史，姑姑的回答却是“一点儿都不记得了”。后来，她才勉强了解了一些琐碎的故事。

张爱玲的祖母与祖父的相遇，缘起于一首七言律诗，题目为《基律》。诗的内容如下：

基隆南望泪潸潸，闻道无戎匹马还。

一战岂容轻大计，四边从此失边关。

焚车我自宽户琯，乘障谁教使狄心。

宵旰甘泉犹望捷，群公何以慰龙颜？

这首诗的男主角是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张佩纶是清朝末年的名士。这首诗所写的是张佩纶在李鸿章的府中做幕僚的事情。一个四十多岁的老男人，在岁月的风霜之后，低姿态地苟活于世。他22岁中举，一时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本是参奏大臣，又是新试才子，弹劾官员时，语言犀利，毫不留情。他对当时主持治国之道的曾国藩、李鸿章等人非常不满，常常非议朝政，被称为“清流派”。据说他对后来已经成为他岳父的李鸿章也弹劾过。半年之间，一支利笔不知道参倒了多少朝廷命官，自然也得罪了一大批人。

1884年，中法战争开始，法国拿越南作为跳板，妄图入侵我南疆的基地。同年，在总理衙门任职的张佩纶被钦差福建办海防事宜。

然而，一驾生锈的马车，无论驾驶人员的技术多好，终难敌过飞奔的战车。一个末世的才子，在封建文化的熏陶下，怎么能够抵挡得住来自欧洲的工业文明？失败，只是时间问题。

书生的一派大言、一片雄心，一夜之间便在台湾福建的海防上被击得支离破碎，在南海上飘零。中国海军大败，身为主帅的张佩纶在大雨中头顶破铜盆仓皇逃跑。

张佩纶确实是有才华的，他不但诗文作得好，连八股文也可以作得文采飞扬。当后来别人对张爱玲说起她的祖父时，就用张佩纶来印证“八股也有好的”。

主帅临阵逃脱，战事大败，朝廷震怒。原本，那时候清朝的败北已经是寻常之事，主帅奔逃也是常有之事，只要相互推脱、上下打点一下，便也无大碍。然而，被参倒在张佩纶利笔下的那些红缨，怎会轻易放过这个复仇的机会。于是他被革职充军，流放东北。

四年之后，他终于回到京师。已过不惑之年的张佩纶，在经历了沧海桑田之后，当年的自命不凡已经变成永远不可实现的一个青春大梦。

夫人新逝，正赋悼亡，祸不单行，厄运接踵而至，何处是归程？然后，就出现了上面的诗歌和下面的故事。

张佩纶有一天在书房看到了这首七言律诗，虽然写他征战败北，但是言语之间饱含为才子辩护之意。诗歌既有责备他书生意气的一面，但更多的是充满了爱惜他的才华之意，说他兵败疆场但才气尚存。

张佩纶看到这些赞美之词后，深谙其意，心里颇为感动。李鸿章有意把大女儿许配给张佩纶，所以假意托他代为相夫。

如此，40多岁的张佩纶娶回了20出头的中堂大人的爱女。青春貌美的李菊耦在23岁时嫁给了这位40出头、死过两位太太的贬官做了填房。

尽管李菊耦的母亲大吵大闹，不肯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比她大20多岁的囚犯，可是事已至此，无力回天。并且，在那样一个封建的时代，任何形式的反抗都被判为无效。

老夫少妻，结合7年之后，张佩纶便辞世了，留下孤儿寡母们独自撑起大大的家族。

李菊耦因为孤儿寡母则对儿子赋予了更多的期待，希望有一天儿子能光耀门楣，于是对他严加管束，甚至为了防止儿子跟着子弟们学坏，竟给他穿起了颜色娇嫩的衣履。然而，她却对女儿很是宽容，很多不允许张廷重做的事情，到了女儿那里，都变成了绿灯。

或许是因为自己的婚姻不如意，李菊耦给儿子和女儿的自由是失衡的。这直接导致了张廷重性格中的女性化倾向，而爱玲的姑姑——张茂渊却成了一个十足的自由的人。

荒谬的是，这段被官场中人和文人墨客编得有声有色的佳话，到了他们子女眼中早已褪去了光环。他们在小爱玲面前从来不会提起这段往事，甚至于张爱玲的姑姑还会觉得张佩纶配不上李菊耦，常常为自己的母亲惋惜。没有哪一个家庭中的孩子，会对自己的父亲绝口不提，你很难想象，在这样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孩子，会有着怎样扭曲的心理和人格……

古老的宅院，春日迟迟的空气，长着胖嘟嘟脸蛋的小女孩，在一点一点了解自己家族的历史。她不说，你一定不知道，这些故事在童年的记忆里，回荡……回荡……直至若干年后，他们都成了她故事中的传奇，遥远的回响照进了现实，她保持着他们原有的秉性，又赋予了他们新的角色、新的环境，生动地演绎了一段新的故事。

高门望族、官宦世界，那些曾经的繁华，在时光辗转中渐渐褪色。而爱玲的整个家族也掩映出了一个时代的沧桑巨变。而在这样的沧桑巨变中，她感受过繁华，也看尽了衰颓。那些变化，在张爱玲的心中都留下了痕迹。然而，纵然繁华渐逝，对于祖辈，爱玲的心中依然有着浓浓的爱。

后来，张爱玲在《对照记》里提到祖父母的时候，曾写道：“我没赶上看见他们，所以跟他们的关系仅只是属于彼此，一种沉默的无条件的支持，看似无用、无效，却是我最需要的。他们只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我爱他们。”只言片语，写尽心中对祖辈滚烫的爱和骄傲。

曾经的那些繁华，在时代的风云际会中沉寂下去。然而，一种繁华，在沉寂过后，却被另一种传奇替代。也许是那个家族里流传下来的血统，注定了爱玲又将创造一个不一样的传奇。

有快乐，也曾度日如年

梦境开始的旧时光，女孩从风雨里踉踉跄跄地走来。这风雨是一个世纪的悲哀，这风雨也是一个家族的无奈。一个从未体验过亲情温润的孩童，也可以在她色彩斑斓的世界中自在地游弋。

童年的光阴总是有些许梦幻的色彩，一幢前清时代遗留下的古老的大房子，一些不被允许触碰的神秘遗迹，都成为小爱玲眼中游戏的场所。

阳光温热的夏日，时光也变得慢了，如果你仔细倾听，你一定会听到庄稼拔节的声音。就像她的童年，悠长得度日如年，可总会长大。童年的故事会发芽，长成传奇的小说；童年里的阴影会开花，长大后就结成了孤绝的果实。

从小，爱玲就未能获得太多疼爱。她始终未能变成父母的掌上明珠，妈妈把她看作孽缘的产物，爸爸更注重他的大烟、小公馆和儿子。张家有很多人，从清晨到黄昏，他们的脚步声从来都不会停止。而偌大的家族中，一个女孩子也变得渺小起来。疼爱与关心显得有些遥不可及。

岁月本不会相欺，是我们支付了太多美好，又不愿平和对待，所以才有了诸多不如意。没有爱，她依旧活得快乐，也许是童年无知，不觉人情冷暖，更或者，我们愿意相信，小张爱玲心中并不需要这些所谓的爱，她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孤绝、隔世。

张爱玲的一个表妹后来回忆她到了上海以后的情景：“小时候，我们都在院子、巷子里玩，只有她，总是静静地跟在我父亲身边，听大人说往事。那时候，我们就觉得她很奇怪，也就是后来家人说她的孤绝。”

灰凉的童年，在爱玲的心中落了底，薄薄的一层凉，直渗透到生命里去，锻造了一双洞明世事的眼和一颗敏感忧伤的心。

但她毕竟还是一个小小的孩童，她有时也会像一切儿童一样天真可爱。她是乖巧的，是顽皮的，对天地之间的一切事物也充满了好奇，对自己身边的人们也总是怀着善意的憧憬。

她的游戏之一是给家里的下人们起一些古怪又好玩的绰号。

有一个长得又高又大的丫头，额头上有个疤，所以小爱玲唤她作“疤丫头”；还有一个经常在井边练大字的男人，他看上去胸有大志，又会讲《三国演义》里的故事给张爱玲听，所以他获得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名字——“毛物”，“毛物的两个弟弟就叫‘二毛物’‘三毛物’。毛物的妻叫‘毛物新娘子’，简称‘毛娘’。毛娘生着红扑扑的鹅蛋脸，水眼睛，一肚子‘孟丽君女扮男装中状元’，是非常可爱的然而心计很深的女人，疤丫头后来嫁了三毛物，很受毛娘的欺负”。

当然张爱玲那时候不懂这些，只知道他们是可爱的一家。

“他们是南京人，因此我对南京的小户人家一直有一种与事实不符的明丽丰足的感觉。不久后他们脱离了我们家，开了个杂货铺子，女佣领了我和弟弟去照顾他们的生意，努力地买了几只劣质的彩花热水瓶，在店堂楼上吃了茶和玻璃罐里的糖果，还是有一种丰足的感觉。然而他们的店终于蚀了本，境况极窘。毛物的母亲又怪两个媳妇都不给她添孙子，毛娘背地里抱怨说谁教两对夫妇睡在一间房里，虽然床上有帐子。”后来张爱玲在文章中这样写道。

张爱玲的孤绝并不能用在她与弟弟的关系上，整个童年时代，她最关心喜欢的就是这个小不点了。弟弟名叫张子静。漂亮的男娃娃，大眼睛上长着长长的睫毛，小小的嘴巴总能说出一串好听的话。

《对照记》中有一张他3岁时的照片。这张照片是张爱玲的母亲亲自上色的，并带到英国去做成了明信片。3岁左右的孩子，水汪汪的大眼睛里有着些许胆怯，小小的朝天辫上头系着红头绳，乍一看，仿佛一个眉清目秀的女孩子。

由于是个男孩子，子静很受家族里的大人们宠爱。然而这个弟弟却总是不太争气，似乎消受不了这么多的宠，总是爱生病，所以必须紧着吃，因此非常的馋，看见人嘴里动着便叫人张开嘴让他看看嘴里有什么。

有时候，他病在床上，还闹着要吃松子糖，用人把糖里加了黄连汁，喂给他，使他断念。不能遂心愿的他又会大哭起来，直把拳头完全塞到嘴里去，仍然继续要。于是用人们又在拳头上擦了黄连汁。他吮着拳头，这下子就哭得更惨了。爱玲清楚地记得弟弟那时可爱又可怜，于是后来十分生动地写进了自己的文章里。

小爱玲觉得自己比弟弟大，比他会说话，比他身体好，能吃很多他不能吃的东西，小孩子的好胜心得到了很大的满足。但是弟弟长得那么漂亮，是个听话又可爱的玩伴。所以，对于弟弟，她心中始终是充满怜爱和喜欢的。

吃过晚饭后，他们常扮演金家庄上的两名骁将，在月光下攻打敌人，或者杀两头老虎，还会劫得锦毛毯充当老虎蛋。这些故事都是张爱玲想出来的，有时候她也会让弟弟来编个故事，不过总是未等他说呢，她就笑倒了，在他脸上吻一下，把他当成个小玩意儿。这个可爱的弟弟，占据了她心中许多关于亲人的温暖。那些美好的画面，多年后，回忆起来，她仍会觉得心中一暖。然而，她的童年并未始终快乐下去。一些难以预料的情节，总会突然地插入到她的生活中。

在爱玲的母亲离去之后，姨奶奶堂而皇之地搬进了大宅子。她的年纪比父亲还大，是个妓女，名字叫“老八”，有着苍白的瓜子脸，额前垂着长长的刘海，虽然嫁了人，却在举手投足间仍透着一股子风尘气息。她的存在，是压倒黄素琼的最后一根稻草。养在外面小公馆的时候，张爱玲就被父亲强拉着去见过她了。

张爱玲记得，当时父亲抱着她走到后门口，她坚持不肯去，所以便拼命地扳住门，拼命叫着，双脚乱踢。气得父亲将爱玲横过来打了几下，所以，爱玲抗争不过，终于还是被父亲抱去了。到了那边，张爱玲又很随和地吃了许多糖。她记得那个小公馆里有红木家具，云母石心子的雕花圆桌上放着高脚银碟子，而且当时这位姨奶奶敷衍得很好，把张爱玲当作小公主一般哄着、逗着。

她不理解上一辈人的情感故事，只顾着自己童年的简单的欢愉。家具精致漂亮，公馆虽小，却温馨热闹，所以，有糖吃的小爱玲并不反感这个地方，也不反感住在这里的女人。

姨奶奶进门以后，古旧的老宅子一下子焕发出了活力，张家也变得热闹起来。家里时常有宴会，那时的人们叫宴会作条子。那一段时间，张爱玲见到了许多从未见过的精彩。小小的心灵看着眼前的繁花似锦，奇异的故事和色彩在眼前氤氲开来。

小朋友的想象总是充满魔幻的色彩，他们不喜欢被约束，越是被大人们严令禁止的事情越能激起他们的好奇。她后来这样回忆道：“我躲在帘子背后偷看，尤其注意同坐在一张沙发椅上的十六七岁的两姊妹，打着前刘海，穿着一样的玉色袄裤，雪白地偎倚着，像生在一起似的。”

每天晚上这位姨太太领着她去起士林看跳舞，这个小不点围着桌子转，每次她都可以独自吃掉一整块奶油蛋糕。欢乐和甜蜜，浸满了那一小段时光。

这位姨奶奶起初对张爱玲还是不错的，但是不怎么喜欢张爱玲的弟弟，似乎这位姨奶奶试图通过压低男继承人的地位而抬高自己的身份，所以竭力抬举爱玲。

有一次，她做了一件时髦的漂亮衣服给爱美的小爱玲。还问爱玲是喜欢自己还是她的母亲，张爱玲的回答是“喜欢你”。

这个有着奇怪性格的小不点儿，确实不太讨厌这个气走了妈妈的女人。这个女人带给了爱玲许多她未曾见过的精彩，那也正是爱玲十分渴望的。

后来，家里给弟弟和爱玲请了先生，私塾的先生刻板古朴，两个孩子只能一天读到晚，“在傍晚的窗前摇摆着身子。读到‘太王事獯于’，把它改为‘太王嗜熏鱼’方才记住了”。

这个穿着小裙子、摇摆着念谜语的小朋友，突然爱哭了起来。这大约是爱玲一生中泪水最多的时候了吧。

那一个时期，她常常会因为背不出书而烦恼，她后来自己猜想，大约是因为年初一早上哭过了，所以一年哭到头。

那年初一，爱玲预先嘱咐用人天明就叫她起来看迎新年，谁知用人们却怕她熬夜辛苦了，让她多睡一会儿，所以，当爱玲醒过来时，鞭炮已经放过了。在这个热闹时节，她忽然觉得一切的繁华热闹都已经成了过去，没有她的份儿了，所以躺在床上哭了又哭，一直不肯起来，最后还是被拉了起来。坐在小藤椅上，用人为她穿新鞋的时候，她还是哭，眼睛里涌出大颗大颗的眼泪，一种单纯而悲壮的伤感占据了她幼小的心灵，直哭闹着就说是穿上新鞋也赶不上了。

新年过了，穿上新鞋也追赶不上了。时隔几十年后，她才明了，情感就像新年，只要过了，哪怕坐上火车，不远万里，也终究是追赶不上的。

姨奶奶住在楼下一间阴暗嘈乱的大房里，爱玲难得进去，进去了就立在父亲烟炕前背书。小爱玲的心中总是有些许得意的，因为弟弟远没有她背得多、背得好。

可是渐渐地，姨奶奶的脾气竟然坏起来，不像最初那般欢喜，或许是见惯了风月场中的繁华，来到这个充满规矩的沉闷家中，终于不耐烦了吧。

的确，见惯了光明的人，再把她丢进黑暗，绝望总有一天要蔓延泛滥。见惯了纸醉金迷的人，再把她丢进苦行僧般的日子，她的愤怒总有一天要决堤。

后来姨奶奶的坏脾气终于惹下了大祸，她把爱玲的父亲打了，用痰盂砸破了他的头。“于是族里有人出面说话，逼着她走路。”小爱玲坐在楼上的窗台上，看见两辆塌车从大门里缓缓出去，车里装的都是她带走的银器家生。仆人们都说：“这下子好了！”

这样一个出身风尘的女子，跟世家大宅总是格格不入的。就像繁华荒芜的爱玲，跟那个动荡不安的尘世总是相悖的一样。

在姨奶奶走了不久之后，爱玲的父亲张廷重也走了下坡路，他在津浦铁路局的英文秘书职位被撤销了。这原本是一份不错的闲差，是家里人托关系推荐得来的，但是张廷重沉迷于嫖妓、吸毒、与姨奶奶打架，一系列不光彩的事情搞坏了他的名声。他也因此彻底地反省了一番，之后痛下决心，想要将生活驶回原来的轨道上。于是，他写信给妻子，请求她回国，并保证一定会戒毒，想要重新开始一段新的人生。

也许他曾在颓靡之时，想到了曾经的妻子，心中燃起过对温暖的家的渴望。然而，他的性格、他过往的人生、他的宿命，以及那个时代在骨子里烙刻的印记，注定了那只能是一个短暂的梦，如同泡影一般，美丽，却终究是留不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