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学《诗》，无以言”——漫谈“以诗反腐”及提高个人诗词素养之途径

为广泛传播优秀而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中国政府近年来已在世界各地建设了一百多座“孔子学院”。正是孔子这位古代中国的圣人，早在《论语》中就意味深长地说：“不学《诗》，无以言。”此前的《尚书·尧典》曾云:“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此后的《毛诗序》也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在这里，《尚书》和《毛诗序》所称之“诗”泛指“诗歌”，孔圣人所说之“诗”特指《诗经》。他既是对《诗经》的实用价值进行了高度概括，也是对春秋时期四百年赋诗言志风尚的一种总结。在春秋时期的外交活动中，外交官们利用《诗经》所产生的特殊作用，也许是今人所不能理解的。首先，能够及时有效地参与、推动外交活动,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和现场说服力；其次，以《诗经》为外交语言，能充分表现个人乃至国家的文化修养，可以含蓄地展示国家的软实力,包括君臣、君主之间的关系。当时的上层社会，往往开口“诗曰”闭口“诗云”，在含蓄、文雅的谈吐中显示着说话人的文化品位。这种赋诗言志的风尚，对我国后来的整个文化史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比如仅《左传》就记录引用《诗经》二百多条，《孟子》《荀子》也常以《诗经》中的章句作为论据。所以孔子又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诗词是历代廉政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

所谓“思无邪”，对孔子来说是他对《诗经》在文艺理论意义上的基本评价。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曾说：“忿而不戾，哀而不伤，乐而不淫。虽诗歌，亦教训也。”但我更为认同南怀瑾先生的解释：“人不能没有思想。只要思想不走歪曲的路，引导走上正路就好。”(《论语别裁》)那么，在我国历代数不胜数的优秀诗词作品中，历代诗人们是如何教人“不走邪路走正路”的呢？

包拯在我国的老百姓心中是一位真正的“青天”。在他60寿辰期间，他曾专门嘱咐儿子包贵一概不准收受任何寿礼。但没有想到的是，第一个带头送礼的却是仁宗皇上。如此则让包贵颇感无奈：上为当朝皇上，下为自己父亲，接收拒收两难，便请代皇上送礼的公公写几句话，以劝说包拯收下这份特殊的礼物。公公觉得有理，提笔写下一首七言诗：“德高望重一品卿，日夜操劳似魏徵。今日皇上把礼送，拒之门外理不通。”包贵拿着这首诗和皇上的礼物送给父亲，包拯则在这首诗后续写了一首七言诗：“铁面无私丹心忠，做官不可念叨功。操劳本是分内事，拒礼为开廉洁风。”随即派人将皇礼退了回去。包公这种崇高的节操和无私的品格，让仁宗皇帝也是感慨不已。

于谦是明代著名的廉吏清官，他在《石灰吟》中这样写道：“千锤百炼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这首诗既咏石灰却又不拘于石灰，以石灰在生产过程中的千锤百炼、烈火焚烧、粉身碎骨，比喻人们在坎坷生活中的种种磨难。文字虽然浅白，但是寓意深远，令人回味无穷。他还在另一首《入京》诗中写道：“手帕蘑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于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高洁形象与境界，便使读者充分感受到于谦那清廉耿直的浩然正气！

郑板桥也是一位清明耿直的著名廉吏。他的五绝《潍县署中画竹呈年伯包大中丞括》(简称《画竹》)历来家喻户晓：“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而他的《燕京杂诗》也同样脍炙人口：“不烧铅汞不逃禅，不爱乌纱不爱钱。但愿清秋长夏日，江湖常放米家船。”从其不参道、不学佛、不爱功名、不喜利禄的说明中，不是已经委婉地表达了作者高超的见识、旷达的胸怀？唯有严于律己，方可成为清官；唯有真正清官，才能如此爱民！唯有爱民如此，才见个人情怀！

陈毅将军也是一位著名的诗人。他在作品《手莫伸》中写道：“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党与人民在监督，万目睽睽难逃脱……岂不爱权位，权位高高耸山岳。岂不爱粉黛，爱河饮尽犹饥渴……第一想到不忘本，来自人民莫作恶。第二想到党培养，无党岂能有所作？第三想到衣食住，若无人民岂能活？第四想到虽有功，岂无过失应惭怍。吁嗟乎，九牛一毫莫自夸，骄傲自满必翻车。历览古今多少事，成由谦逊败由奢。”将军诗人在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责任、思考、警诫，希望能够成为某些贪腐干部常思常想的良药与警钟。

多少年来，包括以上这些优秀作品在内的诗词，不知激励多少仁人志士为祖国的繁荣昌盛与公正清廉而奋斗终生。在当下，我们倡导“以诗反腐”，或许也是一种很好的廉政文化建设渠道。当然，“以诗反腐”只是反腐倡廉的一个间接手段，能够增加一些官员的精神自律意识——但意识决定行动，如果在诗坛上多一位诗人，那么在仕途上也许将少一个贪官！当我们的官员们都懂得用自律意识来约束自己的行动之时，也必将使我们的反腐倡廉工作进入一个新的层面，进入一个更高的精神发展阶段！

诗词是历代爱国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载体

中华诗词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文学艺术形式，爱国爱民是其与生俱来的优秀传统。从《诗经》开始，在我国历代不同时期、不同题材、不同作者的不同作品中，尤其在屈原、杜甫、高适、岳飞、陆游、辛弃疾、文天祥、秋瑾、鲁迅、毛泽东、陈毅等诗人们的伟大诗篇中，无不昂扬着爱国主义的高亢旋律。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离骚》)——屈原这些闪耀着哲人光辉的不朽诗句，至今仍在激励着我们为祖国、为事业而奋斗不息！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诗圣杜甫这著名的血泪之吟，贬刺豪门，同情人民，把一腔忧国忧民的挚切深情镌刻在碧海青天；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真切咏唱，又表现了他先忧后乐、情系百姓的高尚情怀！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晚唐著名诗人杜牧在他的这首《泊秦淮》中，抒发了对亡国之势、亡国之危、亡国之音的无限感慨，何其委婉又何其深切！

南宋著名诗人陆游，在《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这首绝句中写道：“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不仅仅在“僵卧孤村”的梦里“尚思为国戍轮台”，即便在奄奄一息之际，他还在殷殷叮嘱自己的儿子：“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这种生生死死要报效国家、报效父老的深切情感，应该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具备的基本精神。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北宋宰相文天祥这首著名的《过零丁洋》，就是一曲响彻云霄的千古绝唱，曾经并将继续激荡着无数炎黄子孙的爱国情怀。

历史发展到近代，中国逐渐沦为帝国主义列强奴役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无数觉醒了的仁人志士和革命党人，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留下了无数慷慨激昂的战斗诗篇。而他们作品所表现的思想情操和艺术境界，则已远非古代诗人们所能比的了。比如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他那“顶天立地奇男子，要把乾坤扭转来”(《无题》)的抱负和气概是何等伟大；比如辛亥革命烈士徐锡麟，他那“只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出塞》)的精神与决心又是何其豪迈！

热爱祖国，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义务和责任。我国历史上巾帼英雄所表现出的爱国精神，丝毫不让须眉。著名诗人李清照的“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夏日绝句》)，一改其缠绵婉约的艺术风格，雄语朗朗，豪气凛凛，爱国之情之义宛然千古耳！革命女杰秋瑾的“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充分表达了她在民族沉沦、祖国危难之际的壮志与雄心。革命老人何香凝曾赠诗丈夫廖仲恺曰：“国仇未报心难死，忍作寻常泣别声。劝君莫惜头颅贵，留得中华史上名。”(《赠别廖仲恺》)以如此壮语激励自己丈夫，其精神岂不令人肃然起敬！

诗词是老一辈革命家的一个重要抒情形式

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叶剑英、陈毅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多是娴熟驾驭中华诗词艺术的行家里手。他们曾得心应手地运用这种艺术形式，赞颂祖国，讴歌人民，鞭挞敌人，在中国现代革命史和文学史上留下了无数光辉的篇章。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毛泽东曾以一首《七律·长征》艺术地概括举世闻名的长征壮举，气魄何其阔大，形象何其壮美，气象何其壮观！“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在《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这首七律中，这两句诗足以抵得上一篇洋洋洒洒的万字宣言，言简意赅，概括凝练，具有强烈的革命感召力与影响力，也充分展示了中华诗词的艺术感染力！其他如《沁园春·长沙》《沁园春·雪》《忆秦娥·娄山关》《贺新郎·读史》《卜算子·咏梅》等作品，无不成为一首首字字珠玑的名篇佳作。毛泽东的诗人桂冠，就是以其一生才五十余首的诗词作品赢得的。而仅仅这五十余首的诗词，不是已足以树起一座难以逾越的诗歌艺术丰碑吗？

“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赠张鸿诰》)周恩来总理一生留诗不多，但这首少见的七绝，却已表达了他救民于水火的牺牲精神和豪迈决心。

朱德总司令也有许多脍炙人口的诗句。如“自信挥戈能退日，河山依旧战旗红”(《赠友人》)、“锦绣河山收拾好，万民尽作主人翁”(《寄南征诸将》)等，昂扬豪放，表现了诗人坚决驱逐日本侵略者、让人民当家做主的英雄气概和必胜信心！

其他如李大钊的“何当痛饮黄龙府，高筑神州风雨楼”(《口占一绝》)、陈毅元帅的“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梅岭三章》)、夏明翰烈士的“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就义诗》)、吉鸿昌将军的“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就义诗》)等诗句，早已广泛传诵为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的浩然正气之歌。再如叶剑英的“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八十抒怀》)等，很好地体现出这位从战火中走出来的老帅深厚的诗词文化修养及高尚的人文情怀。而如续范亭的“窃恐民气摧残尽，愿把身躯易自由”(《绝命诗》)、董必武的“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九十初度》)、吴玉章的“一息尚存须努力，留作青年好范畴”(《辛亥革命五十周年》)、陶铸的“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赠曾志》)等，也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尚情操和爱国情怀，同样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光辉榜样。

诗词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文化素质的一种良好体现

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著名学者叶嘉莹先生说：“读诗的好处，就在于可以培养我们有一颗美好的活泼不死的心灵。尤其是读中国的古典诗歌，是果然可以有一种兴发感动足以变化人之气质的作用的。”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者，就是这个道理。

在我国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中，热爱诗歌、学习诗歌并把诗歌运用到日常的工作中，已成为一个新的政治时尚。如温家宝总理在答记者问中，总能情不自禁、十分恰切地引用古人诗文来言简意赅地阐述一些深刻的道理。

2003年,温总理上任伊始，在表达自己心声时首先就引用了林则徐的两句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还特别说：“这就是我今后工作的态度。”当记者问到台湾问题时，总理很动情地谈到了于右任在临终前写过的一首哀歌：“……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这是多么恰切而又多么令人震撼的最佳答案。

2004年，温总理在回答“能不能用一两句诗概括一下你今年和今后的工作”这个问题时，立即想起了两位伟大诗人的诗句：一是毛泽东主席的“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另就是屈原的“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如果没有相当深厚的文化(文学)素养，在这样的场合下怎么能作出如此机敏、深刻、含蓄、巧妙的回答呢？

2005年，温总理在回答有关台湾问题时，使用了中国的一句古话：“‘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同胞兄弟何不容？”真切的同胞之情溢于言表。这使我们很自然地想起了曹植的那首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那些一直热衷于“台独”的政客们，在我们先祖如此深情、动情的诗句面前，难道就不感到无地自容吗？

2006年，温总理在回答中外记者问关于当前形势问题时，引用了《新唐书·魏徵传》中的一句话：“思所以危则安，思所以乱则治，思所以亡则存。”2007年,温总理在回答有关解决民生问题时，借用了诗人艾青的一句话“请问开化的大地，请问解冻的河流”；在谈到中日关系时引用了管子的一句话：“召远在修近，避祸在除怨。”

2008年，温总理在回答台湾问题时，引用了两位诗人的诗句。一个是宋代郑思肖《德佑二年岁旦》中的两句：“一心中国梦，万古下泉诗。”另一个是鲁迅《题三义塔》中的“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2009年，温总理引用唐代杜审言《春日京中有怀》中的“明年春色倍还人”，来表达自己对中国和世界经济的信心；化用刘安《淮南子》中的话说“取火莫若取燧，汲水莫若凿井”，希望全体中国人都要以自己的暖心来“暖”中国经济；还引用“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陆游《游山西村》)，来引导人们正确面对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巨大挑战和发展机遇。

2007年9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温总理的一首新诗《仰望星空》：

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寥廓而深邃；/那无穷的真理，/让我苦苦地求索、追随。/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庄严而圣洁；/那凛然的正义，/让我充满热爱、感到敬畏。/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自由而宁静；/那博大的胸怀，/让我的心灵栖息、依偎。/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壮丽而光辉；/那永恒的炽热，/让我心中燃起希望的烈焰、响起春雷。

是啊，温总理不仅具有广博的传统诗歌文化知识，而且具有高雅的诗歌创作才能。每当我们想起总理在特殊场合所引用的特殊诗文，每当我们读起温总理这首《仰望星空》，谁不感觉到一种特殊的亲切、感动和温暖？还有贺敬之、马凯、李肇星及国家发改委诗词协会的领导同志，也经常以诗歌的形式来抒发自己的情感与情怀。

2014年3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重新发表了他写于1990年7月15日的《念奴娇·追思焦裕禄》，标志着焦裕禄精神在神州大地上得以进一步光大发扬。“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遂了平生意。绿我涓滴，会它千顷澄碧。”习总书记的这些词句，绝不仅仅是他心血来潮的情感，而是他从政数十年来的理想追求与他意志坚韧的执政理念！

诗词是做好民族统战工作的一种特殊方式

对于伟大的中华民族来说，诗词具有特殊的艺术影响力和感情凝聚力。每当祖国受到外来入侵或暂时处于分裂状态之时，诗歌(诗词)便成了人民传达心声、呼唤统一的特殊的文学形式。

唐玄宗天宝十五载(756)六月，安史叛军攻陷长安。至德二载(757)，诗人杜甫写下了传之千古的五绝《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唐代宗广德元年(763)春天，史思明的儿子史朝义兵败自缢。头年冬天，唐军在洛阳附近打了一个大胜仗，收复了洛阳和郑(今河南郑州)、汴(今河南开封)等州。已经流寓梓州(今四川三台)的杜甫听到这些消息，以饱含激情的笔墨写下了一首脍炙人口的名作《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这是诗人长期处于漂泊不定生存境况下的“平生第一快诗”。这两首从两个不同时期、不同侧面而创作的诗篇，虽然在内容上判若天壤，但在本质上却都真切表现了诗人对祖国结束战乱、安定繁荣的殷切期盼。

南宋著名诗人范成大有一首《州桥》诗：“州桥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驾回。忍泪失声询使者，几时真有六军来。”真切地表现了当时百姓祈盼收复失地、统一祖国的强烈愿望！其情其意，与陆游的诗句“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一样感人至深！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1945年国共两党重庆谈判期间，民主人士柳亚子向毛泽东索诗，毛泽东就抄了一首《沁园春·雪》给他。当时在《新民报·晚刊》发表后，立即震动山城重庆。其所产生的统战作用和广泛影响，堪胜一支勇猛无比的常胜雄师。诗人在这首词的煞拍抚今追昔、指点豪杰，“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直将人民革命的历史作用置于历代帝王之上，显示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远见与卓识。

美丽宝岛台湾，是祖国神圣不可侵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历史上也是一个容易被异族入侵、被败类出卖的所在。1895年，谭嗣同痛感于此曾挥笔写道：“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1896年，丘逢甲也满怀义愤地写道：“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一个是四万万中国人民的哀痛，一个是四百万台湾同胞的哭声，今日读之，依然不觉涕泪沾襟矣！作为国民党资深元老的于右任先生，在他的生命即将走到终点之际，以一首《望大陆》代表了台湾同胞思念祖国、渴念故乡的共同心声：“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民族感情、爱国深情、故土乡情已同时跃然纸上！著名诗人余光中的著名诗篇《乡愁》，不仅牵动着台湾人民的故乡心弦，同时也深深地感动了大陆的千百万同胞们：“……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此诗作所产生的艺术感染力量，应该是多少“政治思想”工作也难以达到的！

客观来说，最令海外华裔华侨们难以割舍的，正是具有无限艺术魅力的中华诗词和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文化。如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之际，著名诗人熊东遨以一首《香港回归喜赋》,获得了全国“回归颂”中华诗词大赛的一等奖：“漫说英伦日不西，城头终降百年旗。前仇到此应全泯，积弱何时可尽医？两制风开红紫蕊，一川波释弟兄疑。澳台放眼情无限，共插茱萸信有期。”他正是使用我国最传统的诗词形式，及时而艺术地表现了当时最大的统战主题。从某种意义而言，我国每年大量开展的寻根问祖活动，恰恰正是借重了传统文化(包括中华诗词)对于旅居世界各地华夏儿女们特殊有效并持续久远的文化凝聚力与文化吸引力。

诗歌是弘扬祖国先进文化的一种最佳选择

诗运关乎国运。正当祖国百业俱兴、改革深入、经济繁荣的今天，中华诗词(诗歌)事业的复兴和发展，正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迫切需要，并正在成为提高我国当代干部素养的一个重要途径。同时，诗词这一优秀的传统艺术形式，也必将成为建设我国当代先进文化的重要形式！

“一个伟大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会有文艺的发展和繁荣相伴随。文艺是民族精神的火炬，是人民奋进的号角。中华民族，是以《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元曲和明清小说为人类文明画廊增加辉煌的民族，是产生了屈原、李白、杜甫、关汉卿、曹雪芹这些世界文化名人的民族，是产生了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产生了郭沫若、茅盾、聂耳、冼星海、梅兰芳、齐白石、徐悲鸿等现代大文学家、大艺术家的民族。无比丰厚的精神遗产，与先驱们的英名连在一起的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特别是革命传统，是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的巨大宝藏。”(江泽民在全国六次文代会和五次作代会上的重要讲话)这是一个英明的论断！它不仅对数千年来以诗词为主的民族传统文化作了高度的概括，而且也充分肯定了诗歌(诗词)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先进文化建设和提高领导干部文化素养上的地位和作用。

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报告，明确提出并充分阐述了“先进文化”的概念：“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就是要“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具体说来，还是要发展我们能够融入时代精神的传统文化。”这里所说的“传统文化”，就是在剔除糟粕之后具有优秀特质的“传统文化”。而中华诗词中所体现出来的优秀文化，恰恰就是传统文化中先进文化的典型代表。

“先进文化”是一种合力，也是一种活力，而“与时俱进”正是符合先进文化自身发展规律的“规律”。历史已经证明了诗歌(诗词)的艺术力量，时代仍将证明诗歌(诗词)的艺术生命。“明珠缀海实堪夸，改革征程未有涯。泯却零丁千古泪，要从蛇口看中华。”——袁第锐的这首《赠蛇口工业区》，化用文天祥《过零丁洋》的诗意，借助深圳特区之改革业绩，将近百年来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华民族的屈辱一“泯”而去，实乃快诗快语快心矣！

在焦裕禄逝世五十周年前夕，习近平同志重新发表了他的一首词《念奴娇·追思焦裕禄》。这一首词，如一颗精神原子弹一样，瞬间引爆了重新学习焦裕禄的巨大能量。神州大地的无数诗人，相继创作出无数学习焦裕禄及弘扬其正能量的诗词作品。在这里，如果说一首词的作用不亚于千百个红头文件的精神作用，肯定会有许多读者表示赞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