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辞

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经朽腐。我对于这朽腐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还非空虚。

生命的泥委弃在地面上，不生乔木，只生野草，这是我的罪过。

野草，根本不深，花叶不美，然而吸取露，吸取水，吸取陈死人的血和肉，各各夺取它的生存。当生存时，还是将遭践踏，将遭删刈，直至于死亡而朽腐。

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我自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

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

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天地有如此静穆，我不能大笑而且歌唱。天地即不如此静穆，我或者也将不能。我以这一丛野草，在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献于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之前作证。

为我自己，为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我希望这野草的死亡与朽腐，火速到来。要不然，我先就未曾生存，这实在比死亡与朽腐更其不幸。

去罢，野草，连着我的题辞！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六日，鲁迅记于广州之白云楼上。

我希望这野草的死亡与朽腐，火速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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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最初发表于1927年7月2日北京《语丝》周刊第一三八期，在本书最初几次印刷时都曾印入；1931年5月上海北新书局印第七版时被国民党书报检查机关抽去，1941年上海鲁迅全集出版社出版《鲁迅三十年集》时才重新收入。本篇作于广州，当时正值国民党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清党”反共政变和广州发生“四一五”大屠杀后不久，它反映了作者在险恶环境下的悲愤心情。本书所收的二十三篇散文诗，都作于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北京。作者在1932年回忆说：“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不过已经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叫作随便谈谈。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以后印成一本，谓之《野草》。”（《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又在1934年10月9日致萧军信中说：“我的那一本《野草》，技术并不算坏，但心情太颓唐了，因为那是我碰了许多钉子之后写出来的。”其中某些篇的文字较隐晦，据作者后来解释：“因为那时难于直说，所以有时措辞就很含糊了。”（《二心集·〈野草〉英文译本序》）
1927年9月23日，作者在广州作的《怎么写》（后收入《三闲集》）一文中，曾描绘过他的这种心情：“我靠了石栏远眺，听得自己的心音，四远还仿佛有无量悲哀，苦恼，零落，死灭，都杂入这寂静中，使它变成药酒，加色，加味，加香。这时，我曾经想要写，但是不能写，无从写。这也就是我所谓‘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大欢喜佛家语，指达到目的而感到极度满足的一种境界。
陈死人指死去很久的人。见《古诗十九首·驱车上东门》：“驱车上东门，遥望郭北墓。……下有陈死人，杳杳即长暮。……”
地面比喻黑暗的旧社会。作者曾说，《野草》中的作品“大半是废弛的地狱边沿的惨白色小花”。（《〈野草〉英文译本序》）
白云楼在广州东堤白云路。据鲁迅日记，1927年3月29日，作者由中山大学“移居白云路白云楼二十六号二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