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夫林·沃（1963）

◎张冲/译

下面是一九六二年四月连续两天两次会面的访谈记录，访谈地点为伦敦的海德公园酒店。

访谈之前，我事先给沃先生去了封信，请他允许我前往采访，并在信中保证不会带录音机过去。我根据他《吉尔伯特·平福德的困境》开头部分的文字猜想，他特别讨厌这种玩意儿。

我们下午三点在酒店大堂见面。沃先生身穿深蓝色西装，外面套着厚厚的大衣，头戴一顶黑色小礼帽。他除了手里拿着一只小小的、扎得干净利落的牛皮纸袋，身上没有其他的累赘之物。我们握了手，他说采访得在他房间里进行，紧接着那句话竟然是：“你的录音机在哪里？”

我说我没带录音机。

“你把它给卖啦？”他边问边往电梯里走去。我有点不知道该怎么说了。事实上，我曾经有过一台磁带录音机，也的确在三年前去海外生活之前卖了它。可这些事情与采访似乎无关。电梯慢慢地往上升，沃先生还是不停地追问录音机的事。我当初买的时候花了多少钱？卖了多少钱？卖给谁了？

“那你能做速记吗？”我们走出电梯时他问道。

我说我不会。

“那你卖录音机可真是脑子进水啦，不是吗？”

他把我让进了装饰朴素而舒坦的房间，凭窗望去，海德公园成荫的绿树一览无余。他在房间里走动的时候，压低声音说了两遍：“伦敦生活太可怕！伦敦生活太可怕！”

“我要上床躺着，希望你不介意。”他边说边往浴室走去，并从那里给我发出几道评论和指令。

“你走过去朝窗外看看。这间酒店是伦敦唯一一家还能看见文明风景的酒店……看见那只牛皮纸袋了吗？请你打开它。”

我打开了纸袋。

“你看见什么了？”

“一盒雪茄。”

“你抽烟吗？”

“抽的。我现在就抽着烟呢。”

“我觉得在卧室里抽烟有点脏。要不你还是来一支雪茄？”

他再次走进卧室，套上白色的睡衣睡裤，架着一副金属镶边的眼镜。他拿起一支雪茄点上，然后就上了床。

我在床尾的一张扶手椅上坐下，忙乱地摆弄着摊在膝盖上的笔记本和钢笔，以及一支硕大的雪茄。

“你坐那里我听不见你说话。把那张椅子搬过来吧。”他示意是放在窗边的那张椅子，于是我一边和他聊着我们共同的朋友，一边把我那堆随身用具重新摆放了一遍。很快他就问道：“问讯[27]什么时候开始啊？”

我事先的确准备了几个长长的问题（读者肯定能从下面的文字中隐隐觉察到这些问题），但我很快就意识到，这些问题并不会如我希望的那样引出长长的、深思熟虑的回答。与沃先生交谈最让人印象深刻的，也许就是他对语言的把握：他说起话来，语句一如他书面语言般的优雅、精确、周到。他说话从不打顿，也从不给人以辞穷的感觉。他对我提问的回答始终毫不迟疑，款款而来，我每次尝试着让他就某一回答作进一步解释，最后的结果总是听他把刚才说的那番话换个方式再说一遍。

我知道，下面记录的这次访谈与《巴黎评论》上大多数访谈笔录不一样。首先，这次访谈相当短，其次，它也不是那种“深谈”。我个人的感觉是，沃先生与其他许多采访对象的特点不同，无论以作家还是普通人的身份，沃先生从不进行精致的哲学探讨与自我分析。他觉得在公开场合谈论自己的生活与艺术不甚妥当，并在一段时间之前接受英国一档名为《面对面》的电视节目采访时，以实际行动完整演示了这样的观点，当时，他对来自采访人的探究性问题一律避而不答，只用简短、平淡，而且尽可能是单音节的词来回复。

不过，我得努力消除伊夫林·沃先生的神秘形象，消除他是一位傲慢逆反的怪人的说法。尽管他对文学市场小心翼翼地避而不入，躲开各种会议颁奖和抛头露面的机会，他依然熟谙同时代人及年轻人的情况，而且观点明确。我的采访一共进行了三小时，他自始至终十分配合，全神贯注，彬彬有礼，只在他觉得我的问题与话题无关或措辞不当时，才会用反语来稍稍表达自己小小的不满。

——朱利安·杰布，一九六三年

《巴黎评论》：在创作《衰与落》[28]之前您尝试过写其他的小说吗？

伊夫林·沃我七岁时就写了第一篇虚构作品《赛马的诅咒》。情节挺生动的，满满的动作。后来嘛，我想想，写了《即将到来的世界》，按着《海华沙》[29]的节奏写的。上学念书的时候我还写了一篇关于现代校园生活的五千字的小说。那种糟糕的生活让人无法忍受。

伊夫林·沃《贝泽尔·希尔归来》的一页手稿。

《巴黎评论》：您在牛津时写过小说吗？

沃没有。我倒是给《谢韦尔》[30]写过一些杂文和类似的东西，也给哈罗德·艾克顿[31]主编的报刊——就是《扫帚》——写过那样的东西。《伊西斯》是官方的本科生刊物：毫无情趣，喧闹得很，是写给嗜好啤酒的人和玩橄榄球的人看的。《谢韦尔》略有点无聊。

《巴黎评论》：您写罗塞蒂[32]传记就是在那段时间吗？

沃没有。我离开牛津时没拿学位，是想去做画家来着。父亲替我还清了债，我试图成为画家。可是我一无天赋二无方法，我也不具备道德条件，所以就失败了。

《巴黎评论》：那后来呢？

沃我就去预备学校当老师。挺有趣的，我做得非常享受。我在两所私立学校里教了将近两年的书，在此期间我开始写一本关于牛津生活的小说，不过写得不怎样。等我因醉酒被第二所学校开除后，再次身无分文地回到父亲家中。我去找我的朋友安东尼·鲍威尔[33]，当时他在达克沃斯工作，就是那家出版商。我对他说：“我没饭吃了。”（此话不真：我父亲在供养我。）出版社的负责人答应付我五十英镑的稿酬，让我写一本罗塞蒂的生平简史。我大喜过望，因为五十镑在那时候可不是一个小数字。我嚓嚓地赶回去，哗哗地把书稿赶了出来。结果就是，赶出来的东西无好货。我再没让他们重印过那本书。然后我就写了《衰与落》。从某种意义上，那故事是以我在学校教书的经历为基础写的，不过我在学校可比小说主人公开心得多。

《巴黎评论》：后来接着就写《邪恶的肉体》[34]了吗？

沃当时我经历了一段类似婚姻的过程，和此类伴侣一起去欧洲旅行了几个月。我记录下了这几段旅行的经历，放在一起写进书里，支付了全部的旅费，但什么都没有留下。她离开我时我正写着《邪恶的肉体》。我觉得，那本书写得不好，结构不像我第一本书那样安排得井然有序。独立的情节场景总是拖得有点长，比如那两个女人在火车上的交谈，那个疯疯癫癫的父亲的电影，等等。

《巴黎评论》：我觉得大多数读者会将您的这两部小说紧密联系在一起。大多数人不会感觉您第二部小说的结构不如第一部紧凑。

沃（当即接话）的确不如。而且还是一本二手货。小说中的海关场景大部分都是从弗班克[35]那里抄来的。我就像今天的那些披头士写手，把时髦语言大众化了，书就火了。

《巴黎评论》：您有没有发现，您每一本小说的启发点或起始点都各不相同？您是否有时候先构思一个人物，有时候先构思事件或情境？比如，您写《一抔尘土》[36]时，首先想到的是把一对贵族夫妇离婚的后果作为故事中心，还是人物托尼和他的最终命运？

沃我写过一个短篇，叫《喜欢狄更斯的人》，情节和这部小说的结尾部分十分相像。那个短篇写完大约两年后，我就对可能造就这么一个人物的情境感起了兴趣。这个人物在极度谵妄的心态中，透露出一些他早前生活的蛛丝马迹，于是我就追着写下去了。

《巴黎评论》：在这两年期间，您是不是反复回想起那个短篇？

沃倒也不是魂牵梦绕，如果你是那么想的话。只是好奇。你可以在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编的那个故事集里找到最初的短篇。

《巴黎评论》：您这两部最初的小说写起来很顺手吗，还是花了……

沃（抢过话头）六个星期就完事了。

《巴黎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