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的人生是多姿多彩的，是自由浪漫的，又是坎坷曲折的、悲壮压抑的，遭遇不幸后更是极不自由的。正是由于这样的人生，才考验了司马迁，锤炼了司马迁，遭李陵之祸恰似他人生所经历的晴天霹雳，最终将史官司马迁玉成“文史祖宗”。在今天陕西省韩城市的“汉太史司马祠”里挂有司马后裔进献的牌匾，上面就题有“文史祖宗”，其义甚明：司马迁为中国文史之祖。无独有偶，近代学者柳诒徵先生也认为《史记》“为文学、历史两家之祖”[1]。而鲁迅先生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自然也是相近意义的评述。

司马迁遭受宫刑之前，其实跟我们很多人并无多大的区别，他也是一个热血青年，有志青年，勤奋青年；他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对自己的未来有着美好的憧憬；在参加工作后他也希望能够踏踏实实、勤勤恳恳地做点事情。在父亲去世前自己也并不非常明白自己究竟该做些什么，而父亲弥留之际的遗言让司马迁明白了自己究竟为了什么而活着。

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而子迁适使反，见父于河洛之间。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2]

在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汉武帝开始举行汉朝的封禅典礼，而太史公司马谈被滞留在周南，不能参与其事，所以心中愤懑，忧郁成疾，病重将死。司马谈为什么没能够参与封禅这样的汉朝天大的事呢？《史记会注考证》引中井积德语曰：“武帝初，与诸儒议封事，命草其仪，及且封，尽罢诸儒不用，谈之滞周南，以罢不用之故也。”[3]在这个时候，司马迁适逢出使归来，在黄河、洛水之间拜见了父亲。太史公握着司马迁的手哭着说：“我们的先祖是周朝的太史。远在上古虞夏之世便显扬功名，职掌天文之事。后世衰落，今天会断绝在我手里吗？你继做太史，就会接续我们祖先的事业了。现在天子继承汉朝千年一统的大业，在泰山举行封禅典礼，而我不能随行，这是命啊，是命啊！我死之后，你必定要做太史；做了太史，不要忘记我想要撰写的著述啊。再说孝道始于奉养双亲，进而侍奉君主，最终在于立身扬名。扬名后世来显耀父母，这是最大的孝道。天下称诵周公，说他能够论述歌颂文王、武王的功德，宣扬周、邵的风尚，通晓太王、王季的思虑，乃至于公刘的功业，并尊崇始祖后稷。周幽王、周厉王以后，王道衰败，礼乐衰颓，孔子研究整理旧有的典籍，修复振兴被废弃破坏的礼乐，论述《诗经》、《书经》，写作《春秋》，学者至今以之为准则。自获麟以来四百余年，诸侯相互兼并，史书丢弃殆尽。如今汉朝兴起，海内统一，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我作为太史都未能予以论评载录，断绝了天下的修史传统，对此我甚感惶恐，你可要记在心上啊！”司马迁低下头流着眼泪说：“儿子虽然驽笨，但我会详述先人所整理的历史旧闻，不敢稍有缺漏。”

所以，司马迁人生最重大的任务、人生最根本的意义就是要实现父亲的遗愿，那就是要完成一部“通古今之变”的史著。司马谈临终前所言：“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儿子能不能担任太史，这是司马谈决定不了的事情，前言“汝复为太史”，带有假设的成分，后言“余死，汝必为太史”，是临终之前的激愤之言，带有诅咒的成分，因为后面还说，如果你担任太史，那么不要忘记了我想要完成的那部论著。司马谈去世三年后，在元封三年（前108），“卒三岁，而为太史令”（《太史公自序》），司马迁果真担任了太史令，“始为太史令，搜集史料”[4]，当然这并不是说司马谈的诅咒起了作用，因为这个工作并非肥差，而且担任这个工作必须有一定的专业基础才可以，太史令之职相当于今天的专业技术人员，没有一定的积累和较高的专业素养是难以担任得了的，自然而然，长期受史学家风熏染的司马迁是最合适的人选。司马迁担任太史令后，牢记父亲的遗嘱，在父亲工作的基础上开始了缀集历史书籍及国家档案文献的工作。“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太史公自序》），，《史记索隐》引如淳语，“抽彻旧书故事而次述之”，“史记”为当时各国之“史记”，非今天之专名“史记”。应该说从这个时候起，司马迁就开始了《史记》的撰述工作。司马迁任太史令五年正当汉太初元年（前104），当年汉武帝颁布太初历，改年号为太初。改历与封禅有着密切的联系，封禅象征新王朝受命于天；改历是封禅的继续，象征着受命的完成。“于是论次其文”，意为编次、定稿，一篇一篇地写定，这其实是他在父亲的成果基础上的继续，所以说《史记》是父子二人长达几十年心血的结晶[5]。

正当他为这项工作做着积极准备，且已有了良好开始的同时，一个意外发生了。淳朴、单纯、踌躇满志的司马迁的人生因为这个事件而发生了惊天逆转，这就是遭李陵之祸。

汉天汉三年（前98），司马迁遭逢李陵之祸，被囚禁狱中，最终遭遇了宫刑。当时司马迁喟然而叹道：“这是我的罪过啊！这是我的罪过啊！身体残毁没有用了。”于是就有了如下我们大家似曾相识的熟悉的一段名言：

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太史公自序》）

《诗》、《书》含义隐微而言辞简约，是作者想要表达他们的心志和情绪。从前周文王被拘禁羑里，推演了《周易》；孔子遭遇陈、蔡之困厄，作有《春秋》；屈原被放逐，著了《离骚》；左丘明双目失明，才编撰了《国语》，孙子的腿受了膑刑，却论述兵法；吕不韦被贬徙蜀郡，世上才流传《吕览》；韩非被囚禁在秦国，才写有《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都是圣人贤士抒发愤懑而作的。这些人都是心中聚集郁闷忧愁，理想主张不得实现，因而追述往事，以引起后来者的思考。

说似曾相识，是因为这跟我们更熟悉的那段名言还有些不同，关于这个问题，后面还会提到，兹不赘述。就因为替李陵说了几句公允话、实在话，而且自己的初衷是为了解刘彻之困惑，纾解武帝之尴尬，然而好心被当成了驴肝肺，被刘彻打入牢狱，最终遭受了耻辱的宫刑！我们知道天上是不会掉馅饼的，但祸从天降的事却常常发生。这件事在司马迁的人生中，恰似大晴天爆炸的霹雳，让司马迁痛不欲生，差点轻生自杀，幸好最后还是隐忍“苟活”下来，但这件事也将一个普普通通的史官玉成空前绝后的文史大师。

一、李陵事件之来龙去脉

关于李陵事件，《史记》、《汉书》均有记载。《史记·李将军列传》载，李陵在成年后，被选任为建章监，李陵善射，关爱士卒。天子认为李氏世世为将，让他负责管理八百骑。他曾经带兵深入匈奴两千余里，过居延视察地形，没有碰到敌人，平安归还。后来，李陵拜为骑都尉，将丹阳楚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张掖以屯卫胡。“天汉二年（前99）秋，贰师将军李广利将三万骑击匈奴右贤王于祁连天山，而使陵将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余里，欲以分匈奴兵，毋令专走贰师也。”这样做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吸引匈奴兵力，确保汉武帝的大舅子李广利的胜利。“陵既至期还，而单于以兵八万围击陵军。陵军五千人，兵矢既尽，士死者过半，而所杀伤匈奴亦万余人。且引且战，连斗八日，还未到居延百余里，匈奴遮狭绝道，陵食乏而救兵不到，虏急击招降陵。”

《汉书·李广苏建传》所记最详：天汉二年（前99），贰师将军率三万骑兵出兵酒泉，在天山攻击匈奴右贤王。皇上召见李陵，想让他担任贰师将军的辎重运输任务，大概只是负责后勤管理的一般将官。李陵是个很有个性的人，他在武台被召见时，他对这件事有自己的想法，叩头自请说：“臣所率领的屯边士兵，都是荆楚的勇士奇才剑客，力大可扼虎，射箭能中目标，希望独立带领一队，到兰干山南去吸引单于的兵力，不让匈奴集中兵力攻击贰师将军。”这个说法也是合情合理的，自己是很有本事的人，打心底里不愿意做靠裙带关系当上将军的李广利的下属。汉武帝说话向来是直来直去的，说：“将军你讨厌做别人的下属吗？！哪里能拨给你人马呀！我派出了很多部队，已经没有骑兵派给你了。”李陵却回答说：“无须派骑兵，臣愿以少击众，步兵五千人就可以开进单于王庭。”这魄力实在是惊人，因为对于习惯了马上生活、马上作战的灵活机动性极强的匈奴人而言，步兵与之较量，自然是不占任何优势的。可即便是让他带着步兵，他也不愿做李广利的下属随从。汉武帝不好强求，也被他的勇猛打动了，便答应了李陵的请求。孤军深入，没有援军，自然是不可以的。于是汉武帝命令强弩都尉老将路博德率兵在途中迎接李陵军。路博德原是伏波将军，就像李陵耻于做李广利的后援一样，老将路博德也耻于做年轻将军李陵的后卫。路博德上奏说：“正当秋天匈奴马肥之际，不可与之交战，臣愿留李陵到春天，同时率酒泉、张掖骑兵各五千人，一起出击东西浚稽，一定可以擒获单于。”书奏上以后，皇上大怒，怀疑李陵后悔不想出兵，竟然让路博德上书，这是二人沆瀣一气！如此一来，自己的大舅子便要孤军深入，怎么能确保获得出击的胜利呢？这还了得，臣子竟然不听皇上的，汉武帝便下诏对路博德说：“我想派给李陵骑兵，他说：‘欲以少击众。’如今匈奴进入西河，我军应率兵奔西河，你要去钩营阻挡敌军。”又下诏对李陵说：“从九月出发，出兵遮虏鄣，到束浚稽山南龙勒水边，来回寻找匈奴，要是没有发现敌军，便从浞野侯赵破奴的旧路抵达受降城休整兵士，按骑兵驿站安排休整。与路博德讲了些什么话，全都写出来上报。”

李陵“为人自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李陵在接到命令后，立即带兵长驱直入，士卒同心，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卬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余日，所杀过当。虏救死扶伤不给，旃裘之君长咸震怖，乃悉征左右贤王，举引弓之民，一国共攻而围之。”但猛虎架不住群狼，李陵孤军深入，缺乏援兵，而匈奴倾全力围攻，形势岌岌可危，“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但在如此艰险的情形下，“李陵一呼劳军，士无不起，躬流涕，沬血饮泣，张空弮，冒白刃，北首争死敌”，表现出了上下同心、共同御敌、不怕牺牲的可歌可泣的精神。在“陵未没时，使有来报，汉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最后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几乎全军覆没，不得不战败投降。这个消息传到后方朝廷，“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6]（《汉书·司马迁传》）。

李广利远征天山，天山即今甘肃和青海之间的南祁连山，李陵出兵至东浚稽山南龙勒水，即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西南部，路博德的出征路线据《汉书·李广苏建传》记载是“引兵走西河，遮钩营之道”，钩营之道当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境内。如此看来，这次出击匈奴分兵三路，互无接应，基本属于单打独斗。李陵最后全军覆没，投降匈奴，是因为老将路博德以为其后援而为耻，汉武帝于是让他出兵西河，使得李陵孤军奋战没有救援，这实际上是因汉武帝领导错误而导致的悲剧。

而李广利基本是个庸才，此次出征匈奴，汉武帝本想让他立功而获封，然而他带领着三万骑兵未遇匈奴主力，却打得大败而还。汉武帝见两路兵败，内心沮丧，颜面上过不去。于是，阿谀逢迎之臣下，都讳言贰师之败，全把责任推到了李陵身上。司马迁对朝中大臣耍两面派的做法很看不惯。当汉武帝召问时，“仆怀欲陈之，而未有路，适会召问，即以此指推言陵功，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意思是，我内心打算向皇上陈述上面的看法，而没有得到适当的机会，恰逢皇上召见，询问我的看法，我就根据这些意见来论述李陵的功劳，想以此来宽慰皇上的胸怀，堵塞那些攻击、诬陷的言论。而司马迁与李陵并无深交，“夫仆与李陵俱居门下，素非相善也，趣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欢”。这完全是就事论事，秉持一颗公心，抱着为皇帝分忧解困的初衷来发表对李陵事件的看法的。司马迁说：“仆窃不自料其卑贱，见主上惨凄怛悼，诚欲效其款款之愚。以为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意为由于敌我兵力悬殊，李陵带少数将士转战千里，且后无援兵，仍然杀伤近万敌军，司马迁认为古代的名将也不过如此！至于李陵力竭投降，司马迁以为是不得已而为之，他还可能找机会主动报答国家的。“明主不深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汉书·司马迁传》）“久之，上悔陵无救”，汉武帝派遣“将军公孙敖将兵深入匈奴迎陵。敖军无功还，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单于为兵以备汉军，故臣无所得。’上闻，于是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诛。陇西士大夫以李氏为愧。其后，汉遣使使匈奴，陵谓使者曰：‘吾为汉将步卒五千人横行匈奴，以亡救而败，何负于汉而诛吾家？’使者曰：‘汉闻李少卿教匈奴为兵。’陵曰：‘乃李绪，非我也。’”（《汉书·李广苏建传》）

“因为诬上，卒从吏议。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报任安书》）按照汉朝刑法的规定，被判处死刑的人若想不死，有两种减免的办法，或是用50万钱赎罪，或是施行宫刑，破坏生殖器官。由于没有钱财，为了能够活下去，他只好选择了“宫刑”。天汉二年，司马迁被关进监狱，天汉三年，在“汉闻李少卿教匈奴为兵”的消息后，汉武帝“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诛”，这样，司马迁为李陵所做的大胆辩护也就暂时失败，于是“下迁腐刑”。王国维《太史公系年考》：“据李将军、匈奴列传及汉书武帝纪、李陵传，陵降匈奴，在天汉二年。盖史公以二年下吏，至三年尚在缧绁，其受刑亦当在三年而不在二年也。”郑鹤声先生认为王说极是[7]。

什么叫宫刑呢？宫，即“丈夫割其势，女子闭于宫”，就是阉割男子生殖器，破坏女子生殖机能的一种肉刑，又称蚕室、腐刑、阴刑和椓刑，这些不同的名称都反映出这一刑罚的残酷。一般人在受宫刑以后，因创口受风后极易感染，若要苟全一命，须留在似蚕室一般的密室中，在不见风与阳光的环境里待上百日，创口才能愈合。宫刑又称腐刑，这是因为，对受害者来说，不但肉体痛苦，而且心灵受辱，从此像一株腐朽之木，有杆但不能结实，故名。

宫刑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尚书》中有多处提到了“五刑”和“宫刑”，《尧典》中就有“五刑有服”语。后世一般认为宫刑至少在夏禹以前就已出现。周朝时将受了宫刑的男子称为“寺人”。“寺”字为会意字，原由“士”与“寸”二字构成。在古代，“士”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形字，史书所称“士人”即男人，“士女”即男女；“寸”像一只手拿着一把小刀，“士”与“寸”合在一起就是用刀割去男性生殖器。男子受宫刑，一般理解是将阴茎连根割去，但据古籍记载，也有破坏阴囊与睾丸者。《韵会》一书云：“外肾为势，宫刑男子割势。”外肾是指阴囊和睾丸，破坏了它，人的性腺即不再发育，阴茎不能勃起，从而丧失了性能力。

遭李陵之祸，被迫接受了宫刑，这对司马迁的影响极为严重。遭受宫刑后，司马迁一直沉浸在耻辱之中，心情极为痛苦。他在《报任安书》里说，自己是“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司马迁为什么如此痛苦呢？除了身体残缺的原因，还有精神方面的原因。因为宫刑最初的作用是为了惩罚男女之间不正当的性行为，即“女子淫，执置宫中不得出；丈夫淫，割其势也”。受宫刑者，起初皆为淫乱者；后来，此刑也施之于某些非淫乱者，但仍以淫乱者为主。司马迁是以非淫乱者受的宫刑。在当时的社会观念中，淫乱是大恶、大耻，“万恶淫为首”，因此法制上便采取了极为残忍的割去生殖器的刑罚。司马迁并没有犯淫乱罪，只是发表了使汉武帝不快的言论，却被施以原本是用来惩罚淫乱者的“淫刑”；而且，宫刑用的是骟马阉猪式的方法，是用整治牲口的办法整治人，此刑可谓“兽刑”；再者，受宫刑意味着跟宦官相类，而宦官是一群有人格缺陷和道德缺陷的人，是一群被世人看不起，并视之为丑类的人。司马迁非常鄙视宦官，在《报任安书》里，他特别说到自古以来人们就以做宦官为耻，并列举了孔子因为曾由宦官陪同出游而感到耻辱的例子。但如今自己恰恰因为受了宫刑而与宦官有了相同之处，这一切都使得他深感耻辱。而且从五刑的排列顺序来看，五刑分为奴隶制五刑和封建制五刑，奴隶制五刑分为墨、劓、刖、宫、大辟。宫刑是肉刑中最重的，仅次于大辟（斩首）。显然，当时人们的思想中还残留着原始时代的初民对生殖器崇拜的影响，生殖器的价值仅次于头颅。

当然，遭受宫刑之所以给司马迁带来巨大的耻辱，除了以上几个原因外，从司马迁自身来说，是因为他的知耻观念特别强。司马迁的思想体系主要是儒家的，他是孔子的崇拜者，孔子及其弟子与后学所创立的儒家，是极讲“耻”的观念的。孔子说，“行己有耻”，“有耻且格”，“知耻近乎勇”，把“耻”作为立身行事的重要准则。所以，司马迁的知耻观念特别强，是深受了儒家的影响的。因之，他的《报任安书》通篇都贯穿着儒家的“耻”的观念，贯穿着“知耻近乎勇”的因耻辱而发愤的精神。

二、李陵事件之意义

当然，司马迁被处以宫刑，习惯上称之为“遭李陵之祸”。事实上，李陵的“投降”，背后反映的是李氏家族与汉武帝及其外戚集团之间长期、复杂的矛盾，“李陵之祸的真正原因，是李陵家族与汉武帝及其外戚集团之间的长期私人恩怨，然后由此牵连到司马迁，并卷入其中，酿成遭受宫刑的祸端”[8]。因为汉武帝宠幸卫子夫，引起了陈阿娇及其母亲长公主刘嫖的不满，于是长公主囚禁了卫青，欲置卫青于死地，卫青在其好兄弟公孙敖等人的帮助下，才侥幸保住了性命。后来公孙敖因故失侯，卫青在出击匈奴时为保证公孙敖立功，将本为前将军的李广并入右将军赵食其部，结果李广因迷路失期而最终自杀。后来，李广的儿子李敢报复卫青，击伤了卫青，霍去病为给舅舅出气，竟然射杀了李敢。汉武帝不能公正执法，袒护霍去病，竟公然说谎，说李敢是被鹿“触杀”的。

李陵“投降”之后，汉武帝也同情李陵的战败投降是因为没有援兵，所以派公孙敖深入匈奴迎接李陵回汉。结果，“敖军无功还，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单于为兵以备汉军，故臣无所得。’上闻，于是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诛。……李绪本汉塞外都尉，居奚侯城，匈奴攻之，绪降，而单于客遇绪，常坐陵上。陵痛其家以李绪而诛，使人刺杀绪”（《汉书·李广苏建传》）。公孙敖官不大，与李氏家族的悲剧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李陵派人刺杀李绪的事，是司马迁死后才揭晓的事，因而《史记》中未能记载。从《汉书》记载来看，汉武帝在李陵投降匈奴一年多后，曾派公孙敖率兵深入匈奴腹地，迎接李陵归来，但公孙敖无功而还，向汉武帝报告时撒谎说李陵在帮助单于练兵，防备汉军，所以我才无功而还。汉武帝听了，于是诛杀了李陵全家。在《汉书》中，只是客观地叙述了公孙敖编造谎言，误杀李陵一家的历史真实”[9]。因为汉武帝的偏袒外家，导致了李氏家族的悲剧，同时也导致了司马迁的悲剧，“败降匈奴一事改变了李陵的一生，使他从此在孤寂痛苦的渊薮中终其一生；而因着为李陵言致下腐刑一事，也改变了司马迁的一生”[10]。的确如此，自此后，原来循规蹈矩、恪尽职守、奉法循理的史官司马迁死掉了，一个高瞻远瞩、犀利睿智、沉郁激愤的司马迁诞生了。他有着无比的自信和超乎常人的坚强，坚信自己能够成功，他见惯了世态的炎凉，漠视了别人的冷言冷语；他勇于坚持，十年磨一剑，像苏秦一样头悬梁、锥刺股，一笔一画，工工整整地写下了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他让他及他的父亲乃至司马家族青史留名，名传千古。因了《史记》这部书，司马迁成为了中国古代少有的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

愚蠢的人和智慧的人、一般人和有成就的人都会经历坎坷和失败，人生都会经历失去，但他们的不同在于智慧的人能从失败中获得经验和奋起的力量，能够正确看待得失，一次的失去往往能够换来更大的收获。

我们每个人不一定会有司马迁一样的遭遇，但是每个人的一生都不会一帆风顺，一帆风顺的人生也注定难以品尝到幸福的滋味。每个人都渴望成功，成功的故事各不相同，但任何一个成功人士的成功秘诀中除了机遇，更缺少不了“坚持”这两个字。古语说得好，“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万事开头难，一个开头已经将很多人拦在了成功大门的外边，开始后坚持下来的又少之又少，真正最后成功的就是那些坚持到最后的人。也许一次并不一定就能成功，但是坚持到最后即使失败了也是一种成功，因为这一次的失败为下一次的、最后的成功积累了经验。

“五福”中第一福是寿，最后一福是“考终命”，即善终，就是要享尽天年。人要生活得幸福，离开得安详。人大概是世间所有生物中对生死最为敏感的一类。人们往往自诩是高级的、理性的动物，但实际上，作为万灵之长的人在驾驭万物的同时，也要付出极大的代价。这就是，要面临死亡的恐惧和威胁。在司马迁时代，他接受了宫刑，隐忍苟活下来，并不是说明司马迁怕死，其实，他并不怕死，在《史记》众多人物传记中有许许多多的面临生死抉择的例子，司马迁赞美了一些人的勇敢决绝的死，那是“重于泰山”；也肯定了一些人的隐忍苟活，如果不能死得光荣，那就坚持活下来，活下来是为了做更有价值的事。从某种意义上说，活是比死更为痛苦、更为坚强的事情。

司马迁坚持活了下来，他认为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有存在的价值，作为一个人来说，他存在的人生价值不该只是为了自己而活着，自己不应因遭受了耻辱之刑就自寻短见。在《季布栾布列传》的“太史公曰”中，司马迁对生死问题作了较详细深入的说明：“以项羽之气，而季布以勇显于楚，身屦军搴旗者数矣，可谓壮士。然至被刑戮，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负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终为汉名将。贤者诚重其死。夫婢妾贱人感慨而自杀者，非能勇也，其计画无复之耳。栾布哭彭越，趣汤如归者，彼诚知所处，不自重其死。虽往古烈士，何以加哉！”意思是，以项羽那种豪气干云的气概，季布却靠勇敢在楚地扬名，他亲身消灭敌军，多次拔取敌人军旗，可算得上是好汉了。然而他遭受刑罚，给人做奴仆不肯死去，显得多么卑下啊！但他这样做一定是有原因的，一定是自负有才能，不甘心如此毫无意义地死去，这才蒙受屈辱而不以为羞耻，以期发挥他未曾施展的才干，所以终于成了汉朝的名将，这不正是司马迁在为自己接受宫刑而“苟活”作辩护吗？！自己如果死去，自己的才干同样无法施展，更无从完成父亲的遗嘱了。贤能的人真正能够看重他的死，至于奴婢、姬妾这些低贱的人因为感愤而自杀的，算不得勇敢，那是因为他们认为除了一死外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栾布痛哭彭越，把赴汤镬就死看得如同回家一样，他真正晓得要死得其所，而不是吝惜自己的生命。即使古代重义轻生的人，又怎么能超过他呢！

正如司马迁所言，死亡并不可怕，死亡并不困难，关键是怎样对待死，怎样死才有意义，才更有价值。这才是司马迁所关注之处。在有些时候，人活着比死去更为艰难。对司马迁而言，尤其是遭受了为常人所不忍的刑罚之后。人活着不单单是吃喝玩乐，还要活得有意义、有价值；如果过的是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的生活，那么吃喝玩乐也就失去了意义。司马迁认为人生价值最直接的体现就是“要留清名在人间”。他在文章中说：“立名者，行之极也。”自己“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他有感于时代的要求和父亲的谆谆教导，立志要继孔子后写出第二部《春秋》式的著作。自己活下来的原因是为了实现最大的孝，“拾遗补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最终完成父亲遗嘱，立身扬名，光宗耀祖，青史留名，叙述历史往事，以引起后来者的生的思考。《史记》人物的宦海沉浮、悲悲喜喜和生生死死，一个个活生生的故事蕴含着极为丰富的人生哲理。

人生在世，不可能一帆风顺，遇到些沟沟坎坎是人生常态；大起大落，遭受极端的痛苦和打击属非常态。而常态人生和非常态人生往往表现各异，迥然不同。

司马迁未遭遇李陵事件之前属于常态人生，在常态下，司马迁跟很多人一样，打算做个“循吏”，想当知识分子中的劳动模范。“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技，出入周卫之中。仆以为戴盆何以望天，故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报任安书》）意思是，幸而皇上由于我父亲的缘故，使我能够贡献浅薄的才能，出入于宫禁之中。我以为戴着盆还怎么能去望天呢，所以断绝了与朋友的交往，忘记了家庭的事情，日夜都想竭尽自己并不很高的能力，专心致志尽力于职守，以便能够讨好皇上。司马迁忙于工作，而无暇交游，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没有良好的人际关系。这应该符合司马迁的实际，身陷囹圄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说明了这一点。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希望能够通过自己兢兢业业的工作竭忠尽诚，成为劳动奖章获得者，这都是他梦寐以求的事。

他生于汉武盛世，出身于史官世家，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打下了扎实的古文阅读与文献整理的深厚功底；他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积累了丰富的书面知识，搜集了极有价值的趣味横生的故事资料；他有理想，有抱负，对未来踌躇满志。这一切都为后来《史记》的著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如果没有李陵事件，司马迁是不是就一定能够成为汉武帝朝的优秀臣子呢？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引人深思的话题。从《史记》中我们读到的是，《循吏列传》中没有汉代的循吏，这告诉我们，汉代尤其是汉武帝时代并不具备循吏存在的环境和条件。汉武帝时代因为内外多欲，四面用兵，所以不得不借助酷吏制度来支付维稳和四方用兵所需要的巨额花费。司马迁时代酷吏大行其道，根本没有循吏的立足之地。所以司马迁是做不成循吏的。那司马迁为什么不做酷吏呢？良心的驱使与知识分子的自立、自由、自在的追求使得司马迁又不忍心去做酷吏。除了酷吏和循吏以外，最常见的官吏其实就是奴才式的官员，而作为知识分子的司马迁当然是不屑于做这类没有人格尊严、体现不出人生价值的奴才的。

司马迁在中国历史上成为中国知识分子身份地位变化的具有里程碑式的标志。经受先秦诸子百家思想熏染的司马迁，非常看重孟子“平交王侯”的浩然正气和人格尊严，对庄子的视名利如粪土的自由自在的仙风道气也心向往之。先秦士阶层一般都拥有独立的人格，对当时的社会和自然万物都有独立的认识，而且在认识与研究的过程中形成了不受外在制约的价值标准和价值判断，百家争鸣便是士人相对独立人格在思想意识方面的外在表现。而在汉武帝之前，司马迁还是以看重个人自由和人格尊严的士子而自居，在当时也有着实现的宽松环境和条件。当时黄老思想的盛行、政论文的勃兴实际上正是先秦士文化得以保存和发展的证明，这种思想对司马迁的为人处世有着巨大的影响；但李陵之祸却彻底改变了司马迁的一切。司马迁的经历是一个实践，是一个转折，从崇尚自由、追求个体尊严的士子变成了一个唯皇帝马首是瞻的臣子。其实与司马迁同时的东方朔早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在《答客难》中有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渊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意思是，尊崇他可以为将领，贬斥他可以为俘虏；提拔他可在青云之上，抑制他则在深渊之下；任用他可为老虎，不用他则为老鼠。古语说得好，“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作者的本意或者只是在为自己的官卑辩护和抒发不受重用的哀愤，然而在客观上却深刻反映了战国纵横之士与中央集权专制制度下文士处境的巨大差异，反映了在封建帝王的淫威之下，士人被任意摆布、怀才莫展的情景，揭露了封建专制制度下的文士不得不听任皇帝摆布的悲哀命运。从时间上来看，由相对独立的士子向奴才文人转变从西汉武帝时开始，西汉中期完成，前后大致近百年时间。西汉开始的士人阶层的规范化对士人有很大影响。“规范化的士人首先是失去了相对独立的人格，形成了依附人格，依附于专制政权，其中所谓忠孝节义、纲常伦理都是这种依附人格的表现，其次是士人失去了独立的价值判断，而是以外在的标准作为自己价值判断的标准，丧失了个人的独立意识，以君主意志为取向，以圣人是非为是非。”[11]

三、适应改变人生，忠诚大于能力

一个人在非常态情形下，对人生、生死、穷达、得失、贵贱以及社会、政治等一定有着与常态人生下迥然不同的看法。司马迁通过许许多多的例子告诉我们他并不怕死，重要的是为什么去死、死得有无价值。有些人生不如死，犹若行尸走肉，有的人活着是以自己为中心，他活着别人就不能好好活，这样的人不值一提，罪该万死。有的人的死轻如鸿毛，毫无意义。有些人死而胜生，其死重于泰山，流芳千古。司马迁最后的成功正是因为适应了非常态人生的变化。我们常说要改变，要改革，但在很多时候适应才能发现自我、改变人生、创造人生。这就叫作适应改变人生，忠诚大于能力。

美国人塞尔玛陪伴丈夫驻扎在一个沙漠的陆军基地里。丈夫奉命到沙漠里去演习，她一个人留在陆军的小铁皮房子里，天气热得受不了——在仙人掌的阴影下也有华氏125度，相当于52摄氏度。她没有人可谈天，身边只有墨西哥人和印第安人，而他们不会说英语。她非常难过，于是就写信给父母，说要丢开一切回家去。她父亲的回信只有两行，这仅仅两行的信却永远留在她心中，完全改变了她的生活：

两个人从牢中的铁窗望出去。
一个看到泥土，一个却看到了星星。

塞尔玛一再读这封信，觉得非常惭愧。她决定要在沙漠中找到星星。

塞尔玛开始和当地人交朋友，他们的反应使她非常惊奇，她对他们的纺织、陶器表现出兴趣，他们就把最喜欢的都舍不得卖给观光客人的纺织品和陶器送给了她。塞尔玛研究那些引人入迷的仙人掌和各种沙漠植物、物态，又学习了有关土拨鼠的知识。她观看沙漠的日出日落，还寻找海螺壳，这些海螺壳是几万年前的，是在这沙漠还是海洋时留下来的……原来难以忍受的环境竟然变成了令人兴奋、流连忘返的奇景。

是什么使这位女士内心发生了这么大的转变呢？

沙漠没有改变，印第安人也没有改变，但是这位女士的念头改变了，心态改变了。一念之差，使她把原先认为恶劣的情况变为一生中最有意义的冒险。她为发现新世界而兴奋不已，并为此写了一本书，以《快乐的城堡》为书名出版了。

很多时候，我们不容易改变别人，我们也很难改变环境，我们能改变的、能控制的就是我们自己；我们若想改变别人、改变环境，就试着先从改变自己开始，从适应别人、适应环境开始吧。很多时候，我们很难改变环境，也难以改变上司和同事，我们能改变的就是我们自己，静下心来，理性思考，找出对方的价值观，有意识地创造、增大或转移对方在乎的价值，我们就有可能改变别人。曾几何时，我们曾经信誓旦旦地说“人定胜天”，“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上天如果不眷顾，别说多大产了，就连填饱肚子都成了问题。我们也曾经豪迈、自负、不知天高地厚地唱道，“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偏信人定胜天、大肆改变山河的结果是我们遭受了自然界的可怕的惩罚。古人常说，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恩格斯也曾经说过：“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自然界对人类的惩罚往往是屡试不爽的。在没有能力改变别人、改变环境时，我们就得学会适应，适应别人、适应环境；如果实在适应不了某种环境，适应不了上司，那就尝试着换换环境。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树挪死，人挪活。人是情感动物，更是理性动物，万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记得美国一家大公司的总裁说过，我们打不败你，就加入你。这样的思维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中还是有点格格不入的。其实，世界本就是多元的，换个角度、换个思维来看问题，往往会茅塞顿开、豁然开朗。

一个人活在世上总要干点事情，要干就要干好；干好还真不容易，所以要用心努力并且要长期坚持才行。道理至为简单，但现实生活中却少有人能够贯彻下去，开始者多，但坚持下来的少，坚持到最后能收获胜利果实的更是少之又少。司马迁既然要完成父亲的临终遗嘱，因没有能力支付五十万钱的巨额赎金，只能身陷囹圄，见识了牢狱中受到的侮辱，“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之中，谁可告愬者！”（《报任安书》）意思是，自身并非木石，却要与法吏混在一起，被囚禁在监狱之中，谁是可以听我诉说的人呢！他只能接受屈辱的刑罚，并且不得不选择隐忍苟活下去。

对于牢狱中的经历和感受，司马迁语焉不详，但从有过牢狱经历的传记人物那里我们会有真切的体会。绛侯周勃从监狱中侥幸得以被释放，重获自由后感慨地说：“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乎！”韩安国在狱中遭受了狱吏田甲的百般侮辱，韩安国说，“死灰独不复然”，田甲放肆地说，“然即溺之”。有只狐狸看见一只狮子被关在笼子里，就站在附近狠狠痛骂它。狮子不屑一顾地对狐狸说：“骂我的不是你，而是降临在我身上的不幸的遭遇。”的确，势利的小人平时只是甘心情愿的卑微小人，但在英雄失势时却往往乘人之危，去嘲讽、讥笑甚至侮辱他们。这种行为是卑劣、可耻的小人行径。这个故事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当时真实的监狱里面是多么的可怕！正因此，飞将军李广为了避免受到侮辱而拒绝接受刀笔之吏的审问愤而自杀。

这一切都告诉我们司马迁在狱中已经遭受了极大的侮辱，但事情远没有结束。接下来的是他遭受宫刑后内心里难以言说的痛苦，但他积极进行自我沟通、自我安慰、自我疗救。在遭遇了痛苦的极端打击之后，司马迁认识到了这个真理：自己的写作已经开始，完成一部巨著自有充分的条件，人只能被毁灭，不能被打败，你有权戕害我的身体，有本事按下我高昂的头颅，却不能让一颗跳跃的心灵驯服。他认为人应该有所追求，勇于开始，坚持不懈，才能最终做出应有的贡献。父亲的遗嘱成为他活下去的精神支柱，这同样也让他知耻后勇。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他勇敢地坚持下来，这一坚持就是十多年，在这十多年中，他忍受了怎样的非议与白眼啊！内存耿耿忠心，然而却遭到了人生最大的痛苦和最极端的侮辱，他的内心该有着怎样的痛苦和伤悲啊！“且负下未易居，下流多谤议。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戮笑，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许多人在遇到困难挫折后经常会说“连死的心都有”，而如果司马迁式的刑罚降临到一般人身上，不知道早死了多少次了。

在生活中，哪个人的一生会一帆风顺呢？不遇到点问题才奇怪呢！有些时候我们还会遇到些极尖锐、极复杂的问题，往往进一步就是万丈深渊，而退一步会海阔天空，忍一时能风平浪静。在当时往往山穷水复，似乎走投无路，可天无绝人之路，如果我们能够调整好心态，忍一忍就可能柳暗花明，大道通衢。有很多事情在当时看似比天还大，比山还重，比海还深，但过后回忆起来却成了无足轻重的事，不值一提，那只是人生中的匆匆一瞬而已。一般像奴婢、姬妾这些低贱的人因为感愤而自杀的，在司马迁看来算不得勇敢甚至还深为不齿，那些人只是因为他们认为除死以外再也没有生活下去的理由了，而这其实正是软弱的表现；季布甘为人奴，最后季布终于成了汉朝的名将；栾布痛哭彭越，把赴汤镬就死看得如同回家一样，他看重的是“义”，为了“义”毫不吝惜自己的生命，即使死去也毫不足惜，毫不可怕。在司马迁看来，许多人为了正义，将生死置之度外，即使死了也可歌可泣，换得了万古流芳。而很多情况下由于人们对生命的敬畏，将生死置之度外的人士往往能够获得意想不到的收获和成功。

司马迁还认为人生在世一定会遇到困难，一定会有挫折。一个人成熟与否，关键看他在遇到困难、挫折时是如何处理、如何应对的。痛苦是一天，快乐是一天，我们为什么不快快乐乐呢？如果我们把每一次的困难与挫折都看成是上天对我们的一种考验，看成是对自己的一种难得的锻炼机会，我们就能够化愁怨、愤慨、悲痛为力量，经过世间诸事的历练，就一定会到达成功的彼岸。

一般人遇到困难、挫折、打击，一般的反应就是痛苦、难过、伤悲，一蹶不振，甚或自暴自弃，最后以极端的方式毫无意义地离开这个世界，给真正关爱自己的亲友留下的只是永远的遗憾和永久的痛苦。如果我们用心研读司马迁的人生，用心研读《史记》，我们应该能从司马迁屈辱而坚强的人生中汲取到活下去的勇气和力量。“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的确，命运有时掌控在别人手中，比如，走在路上遭遇了车祸，飞在空中发生了空难，工作生活中感染了疾病，出外旅游遇到了山崩海啸，等等，这既有天灾又有人祸，命运被客观的自然所掌握；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很多时候命运是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的。只要我们不抛弃，不放弃，肯想肯干，坚持下去，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在遇到困难时我们没必要难过，更不要恐惧，在遇到挫折时自然也没必要气馁，甚至我们可以把这些都看成是上天对我们的“恩赐”和考验。No cross，no crown。没有困难就没有成功。这一次的失败中包含着下一次成功的因子，所以说：“失败乃成功之母，奋斗是成功之父。”从容分析这一次困难、挫折产生的原因，从中汲取这一次失败的教训，这样做也是下一次获得成功的宝贵的营养。没有正确的态度，失败就只是失败而已，最后，人生只能是碌碌无为、索然寡味。

大师就是大师，伟人自是伟人。司马迁从历代伟大的前贤那里找到了活下去的勇气和理由，这就是那段传诵千古激励无数逆境中人的名言。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俶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及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12]

周文王被拘禁推演《周易》，孔子受困作《春秋》，屈原被放逐作《离骚》，左丘失明编《国语》，孙子断脚写《兵法》，吕不韦遭贬官传《吕氏春秋》，韩非囚秦写《说难》、《孤愤》……自古至今，成就大事业者，尤其是留下著述的伟人往往都是经历过磨难后“发愤”的产物。这就是著名的“发愤著书”说。

在《越王勾践世家》中也有类似的表述，勾践打了败仗，被困在会稽，曾喟然叹息说：“难道我将在此了结我的一生吗？”大臣文种说：“商汤被囚禁在夏台，周文王被围困在羑里，晋国重耳逃到翟，齐国小白逃到莒，而他们最后都能称王称霸天下。由此观之，我们今日的处境何尝不可能成为福分呢？”这一番话终于说服了勾践。勾践回国后深思熟虑，苦心经营，卧薪尝胆，不忘国耻；他亲身耕作，夫人亲手织布；他“食不加肉，衣不重采”，吃饭从未有荤菜，从不穿带有花纹、带装饰的华丽衣服；对贤人彬彬有礼，能委曲求全，招待宾客热情诚恳，能救济穷人，悼慰死者，与百姓共同劳作。最后经过二十余年的苦心经营，终于打败吴国，灭掉吴国。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前面这一段话大概也是司马迁对自己的安慰和激励吧。

本身就是历史学家，研究的又是一个个活生生的历史人物，司马迁从许多与自己有相似经历的前代贤人那里获得了著作《史记》的强大动力。当然不可否认，他之所以能够坚强活下来还是父亲的临终遗嘱起了重大作用。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把“发愤著书”的情绪推广到极致，认为成就伟大事业者必然经历过不寻常的困惑、困难和困境。自然而然，司马迁自己的成功与前代圣贤伟人是一样的。我们常说，逆境出人才，其实顺境也能创造人才，但不遭受逆境锻炼的人往往经不起意外的伤害和打击。司马迁的这种思想对后世的影响是积极的。人不可能一辈子都是顺境，在遇到逆境时要自强不息，知难而进，百炼成钢，从而才有可能使坏事变成好事。

死亡问题是人生最大的问题，“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古诗十九首》）“千古艰难惟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13]。南唐诗人江为被朋友连累，判处死刑，押赴刑场，临刑前赋诗一首：“街鼓侵人急，西倾日欲斜。黄泉无旅店，今夜宿谁家？”[14]生命在这个时候不得不戛然而止，“他生未卜此生休”，此生真实真切，他生难以卜知，作者却想象出从此岸向彼岸的过渡中寻找暂时歇脚的处所，对生的渴望超出了对死的畏惧，表面的达观所表达的是内心被迫离世的凄惨和彷徨。人一般从青年开始会时不时地想起死亡这个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年龄的增大，阅历的增多，死亡问题会更经常地一次一次浮现于人的脑海，止不住痛苦地浮想联翩：如果我不在了，我的亲友会怎样地伤悲难过，世界离了我会否变了样子等等。但是一想到一个人死后，对他自己而言，一切的一切都将毫无意义，这时死亡的恐惧就会从每一个正常人的心中油然升起。人的生命是宝贵的，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所以人在生死关头要慎于选择，要死得重于泰山，万不可死如鸿毛之轻。人既不能无原则地苟且求生，更不能糊涂一时自暴自弃、随便轻生。

人生在世谁还能遇到比司马迁更大的痛苦和挫折呢？人生在世，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同时也是欲望无止的。欲望是永恒存在的，欲望也是多方面的，有爱和被爱的欲望，对于名誉的欲望，对物质财富的欲望，等等。而在所有的欲望当中，性的欲望无论如何都是非常重要的。俗语云：男人是通过征服世界来征服女人的，而女人往往是通过征服男人来征服世界的。还有这样的说法：男人失去爱情还有事业，女人失去了爱情就失去了一切。这种说法当然是不正确的，但却告诉了我们在男尊女卑的社会里爱情对于男人、女人的确有着不同的意义。对于司马迁而言，这方面的欲望只是欲望而已。遭受了宫刑的刑罚对司马迁而言是奇耻大辱，这使得他的心理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态”，而变态的心理往往需要发泄。许多自愿不自愿成为太监宦官者有不少成为了精神变态的社会毒瘤。他们的发泄也是变态的，东汉、盛唐时的宦官干政，明、清时的太监乱政，他们疯狂聚敛财富，家里妻妾成群，义子义孙难以胜数。这样的发泄往往会对江山社稷、国家社会造成很大危害。司马迁的“变态”心理也促使他要发泄，然而他发泄的方式又是与众不同的，几乎是独一无二的，他把一腔热血都倾注到了伟大的著史工作中去了。这在中国乃至在世界史上都是一个极为特殊的例子。司马迁的晚年生活不甚明了，是否因为完成了这个宏愿找不到活下去的理由而毅然自杀了呢？

人生在世，活着是幸福的，或者说是伟大的。我们来到了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没法找到两片完全一样的叶子，自然也找不到完全一样的另一个我。也就是说，每一个个体，无论是男是女，是高是矮，是胖是瘦，是美是丑，我们每一个都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每一个个体都是独一无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每一个个体都是伟大的。所以，无论在何时，无论在何地，无论发生什么都要切记，万不可随意了绝了自己的生命，当然我们也没有资格随意了绝了别人的生命。我们每一个个体都是独立的，人身自由，人格独立，但我们每一个个体的我都是亲人的我，朋友的我，社会的我，国家的我。善待生命、珍视生命是每个人一辈子的最大最永恒的主题！人的生命是宝贵的，千万不可轻言死亡，只要我们活着，世间的一切问题都会有解决的可能。当我们在遇到困难挫折时，无论是事业、爱情，还是病痛，我们应当改变思路，调整心态，变压力为动力，化劣势为优势，发愤图强，奋起直追。生命不息，奋斗不止。我们要让短短的而又平常的人生历程焕发出耀眼的光辉。

学习与思考：

1. 每个人的人生都不可能一帆风顺，我们该如何看待我们人生中遇到的困难、挫折和打击呢？

2. 在学习本部分之前，你在遇到这些时是如何做的？在学习本部分之后，你认为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和具有怎样的心态呢？

[1]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上卷），326页，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88。

[2]（西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顾颉刚等标点：《太史公自序》，《史记（三家注）》，3295页，北京，中华书局，1997。下引该书，只在引文后注明篇名。

[3]（日）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影印本），5193页，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9。

[4]郑鹤声：《司马迁年谱》，6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56。

[5]张大可：《史记研究》，1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6]（东汉）班固：《司马迁传》，《汉书》，2729页，北京，中华书局，1997。

[7]郑鹤声：《司马迁年谱》，8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56。

[8]钟书林：《司马迁遭受宫刑原因再探》，载《文学遗产》，2011（1），126页。

[9]钟书林：《司马迁遭受宫刑原因再探》，载《文学遗产》，2011（1），127页。

[10]何寄澎：《〈汉书〉李陵书写的深层意涵》，载《文学遗产》，2010（1），21页。

[11]张国刚、乔治忠：《中国学术史》，196页，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2。

[12]（东汉）班固：《司马迁传》，《汉书》，2735页，北京，中华书局，1997。

[13]（清）邓汉仪：《题息夫人庙》，（清）沈德潜：《清诗别裁集》，238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

[14]（清）李调元：《全五代诗》，807页，成都，巴蜀书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