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我是汀州客家人

笔者问（以下为问）：听说您的老家在福建，还是革命老区，您的口音中有明显的乡音。您能否和我们说说老家的情况和儿时的生长环境？

张浚生答（以下为答）：1936年7月，我出生在福建长汀县。长汀这个地方，过去一直都讲是客家“首府”。说长汀是客家“首府”，是因为当年汀州府有8个县，长汀、永定、上杭、武平、连城、宁化、清流、归化，而知府衙门就在长汀，所以称为客家“首府”。

毛泽东主席1930年写的《如梦令·元旦》词“宁化、清流、归化，路隘林深苔滑。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宁化、清流、归化”讲的就是汀州府的三个县。还有“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这个“汀江”就发源于宁化与长汀交界处。汀江在长汀城区江面开阔，可以通船，过去是当地主要的交通运输通道。

问：您也是客家人吗？有许多学者在研究“客家文化”，您认为“客家”的“与众不同”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答：汀州不仅仅是客家首府，长汀也是个历史文化名城。它在唐朝就已经建县，所以文化一直比较发达。

我是客家人。客家人很多是从中原迁居过来的，原来多是河南人，还有一部分是河北人。最早客家人南迁大概是在东晋时期，当时北方少数民族入侵中原，群雄割据，战乱频仍，民不聊生，居住在黄河流域的大批汉族民众纷纷往南迁移。之后历史上每有一次动乱，就迁来一部分人。等社会稳定了，有一部分人就回去了，回到原来的居住地，但也有一部分人就留了下来。这样，中原和南方就有亲戚关系了，再一次动乱时，就会又有一部分人迁来。这样一代又一代，就有很多北方人迁过来了。

当时福建地处东南沿海，局面较为稳定，因此中原南迁民众一批一批涌来，沿武夷山南下，或由赣南迁到汀州、宁化一带散居，迁过来时候的中转站就是宁化的石壁村，所以宁化的石壁村又被称为客家人的源头。还有一部分人则慢慢从这里再迁到广东、广西、湖南、四川等地。

客家文化的研究现在已经成为一门学问了，专门有学者研究客家的起源、民俗、历史。客家文化是一个以中原汉文化为主体的移民文化，既有浓厚的汉文化底蕴，还有移民这一特殊群体所具有的特有文化面貌。

我认为，客家文化有几个特点。一是比较注重读书学习，“诗理传家”、“耕读传家”，即便是经济比较困难的家庭，也要让孩子读书。因为客家人大多是出自当年世族，能在动乱年代举家动迁的，也一定是有钱人家。二是客家人住的地方都是山区，比较穷苦。因为迁来的时候，平原地方，靠近河流湖泊的地方，都已经有人居住了，所以只能集聚在山区。要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生存下来，就一定要比较刻苦、比较勤劳才行。

长汀风光

三是有强烈的寻根意识和乡土意识，善于用血缘、亲缘、地缘等各种因素建立同宗同乡关系，因此客家人比较团结。四是有坚忍不拔的意志，有拼搏奋斗和开拓的精神。

再说长汀这个地方，建县很早（唐朝开元年间），文化也一直比较发达，孔庙就有两个，都很大，一个叫府学，一个叫县学，还有专门纪念明代著名理学家王阳明的“王文成公祠”。诸如此类的古代文化遗迹很多。之所以文化较发达，一是因为长汀是知府衙门所在地；二是因为作为福建四大江（汀江、闽江、九龙江、晋江）之一的汀江经过长汀，虽然汀江发源地是汀州府的上杭县，但在长汀这一段江面却较宽，可以通航。当年因为是府衙所在地，赶考的秀才都要来长汀，所以长汀的很多祠堂，本地祠堂和外地祠堂，也都为赶考的人提供住宿，相当于现代社会的会馆。当时我家隔壁的刘家祠堂，就是原空军司令刘亚楼家族的祖祠。

问：那么您的祖上是什么时候迁来汀州的呢？

答：我们家并没有什么显赫的家族史。我刚到香港工作时，有一家杂志写文章说我肯定有家庭背景，父亲可能是老红军，是陈毅的部下，否则我一个山区县城的人，怎么能上名牌大学，又怎么能被派到香港工作，这个杂志的文章后来还在一本书上出现过。但这都是不真实的。

听我父亲说，我们这个家族是元末明初迁来的，从那时算起，到我这里是第21代。我小的时候，家里经常要祭祖的，那时的祭祖一般在春秋两季分两次进行，一次是在清明节，一次是在秋分的时候。到我父亲时，家族已分成四大房，两房住在城里，两房住在城外郊区。祭祖时，四大家庭的人集中在一起。祭祖，一是扫墓，一是在祠堂里拜祭。我父亲曾自己搞过一个本房支流的族谱，自己写、抄，还把祖宗的像都画起来，然后挂起来。那时，每年过年，都要把族谱拿下来祭拜……“文化大革命”中这个族谱没有了。

父亲去世时我才12岁，还不太晓事。但我还记得父亲对我们讲的一些家里的事。我的高祖曾祖这两代，是清朝比较大的官，大概是四五品道台一类的。清朝的时候，从康熙收复台湾后，台湾经常要发生些动乱，要派兵去平息。我的这两位祖辈都是清朝的武官，就是这个时候被派来去平乱的。

到我祖父这一代，家境完全衰落了。我父亲告诉我，祖父这一辈有8个兄弟姐妹，6个是男的。中国人常说，家无三代富。祖父的同辈人大概都不怎么上进，有吸鸦片什么的。到我懂事的时候，其他的分支都没有了，实际上兄弟分支中只剩下我祖父这一支，变成单传了。我小时候父亲带我们去扫墓，除了要祭扫自己祖父祖母的墓以外，还要去扫其他族人的墓，那些墓都位于那叫做“乱葬岗”的地方。这个名称的意思就是，死去后没有家人收埋的，随便下葬的地方，而墓碑就只有一块砖那么大小。

后来我家里经济条件比较好一点的时候，我父亲就想把那里的族人墓都重新迁葬，这在我们那里叫“捡金”。“捡金”就是把先人的尸骨都收回来，放进一个大的瓮里面，再重选一个好的地方下葬。“乱葬岗”这个地方，地面都是黄泥，一下雨，就积水，墓碑都淹了，要请人家去“捡”，找墓都不太容易。以前我父亲带我去扫墓时，因为要除草，每次去都带一把割草刀。墓旁边有一棵小树，小时我也是很顽皮的，都会在树上劈一刀。到后来要去“捡金”的时候，别人都找不到，只有我找到了，因为旁边的树上，还有我用刀劈留下的好几道痕迹，是不会错的。我们那里有一个习俗，人入葬的时候棺材里要放一块砖，写上死者的名字，这个名字用毛笔写，再涂上油，这样，即使过了水，字迹也不会消失。到棺材打开的时候，头下的这块砖就可以确认死者的身份。

问：您的少年时代是一个国难深重、战乱频仍的动荡年代，那时给您留下怎样的记忆？

答：在那个战乱动荡的年代里，我家到我祖父那辈，家道就中落了。祖父是个造纸工人，三十岁才结婚，这在当时是很晚的，而且娶的是一位十六岁的乡下姑娘，老夫少妻。我的祖母是少数民族，畲族。这是我后来判断的，因为她姓兰，这是畲族的几个姓氏之一，她的老家在山区，当地人的穿着打扮还都是畲族的装束。

从客家历史演变的情况来看，早年入汀的中原民众与当地闽越族、畲族逐渐融合，甚至通婚，成为汀州早期的客家人。祖父母只生了我父亲一个。虽然我祖父是工人，正是因为客家人有读书的传统，加上又是独子，所以我父亲就像我母亲说的，是单传，一根针一样，含在嘴里怕化掉，用用又怕断掉。所以小的时候家里是“供着的”，不会让他做什么事情，省吃俭用，尽量让他读书。尽管家境不富裕，但我父亲小时候还是念了不少的书，所以后来他曾经还当过一段时间的私塾老师。他的字也写得很好，也懂一些诗词，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东西也懂得不少。我小的时候，有时晚上有空他也会给我讲一点旧书上的东西，如《幼学琼林》上的，什么“楼高可以摘星，屋小仅堪容膝”等等，也把大厅里的对联如“荆树有花兄弟乐，书田无税子孙耕”、“真学问从五伦起，大文章自六经来”、“性傲皆因经历少，气和曾受琢磨多”、“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笃礼行义，抱朴守真”等等，还有人家结婚时门口贴的对联“礼隆奠雁，诗首关雎”（这两句是从《礼记》和《诗经》中来的）等等，为我讲解。这些我现在都记得，对我后来阅读一些古书也有启发。

后来，我父亲也做过工，当过裁缝。父亲能做一手好菜，我们那里的习俗是，家里请客可以去餐馆请厨师来家掌厨，也可以请会做菜的人来家做，我父亲就经常被别人家请去做菜。我小时候的记忆中，经常有家中要摆宴席的街坊上门来请我父亲去主厨，他应承了，就会在头一天开出菜单，几桌，要购买什么，要买多少。但他有一个特点，从来不沾政治，很清高。因为他有文化，所以地方上想请他当保甲长之类的，但他从来不干。他身体一直很不好，1948年，我刚刚进初中念书，他就去世了。

问：父亲是一个家庭的顶梁柱，没有了父亲，家里的日子一定会很艰难？

答：当然，如果我父亲有工做，我们家的生活条件就比较好，但也不完全靠我父亲，我母亲很勤劳，很能干，她能干很多活，也对家庭的经济状况有很大帮助。

父亲去世后，家里借了债，我母亲又在外出劳动的时候摔了一跤，不能劳作了。所以我初中仅念了一个学期就休学了。那个年代老百姓真是民不聊生啊。我家里本来6个兄弟姐妹，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夭折了，剩下4兄弟。大哥去了解放区，一点音讯都没有。靠二哥做木工挣一些钱，但他的工作也不很稳定。我的三哥已经念到初三了，也停下来，他大我4岁，也去学做木匠，当学徒，虽说开始还要再花些钱拜师，但总有一口饭吃。我当时年纪还小，12岁，加上很瘦弱，就留在家里。那时很痛苦，经常流着眼泪看人家去上学，自己没书念。

还有一个很深的记忆，就是日本侵略者的飞机对长汀县城的狂轰滥炸。这大约是在1939年或1940年，那时我才四五岁。因为长汀位于大山区，日本侵略者没有到县城，但有几次大轰炸，把长汀半个县城都炸毁了。轰炸过后，不断有白木棺材载了尸体从街上走过。有一次，我家一个邻居也被弹片打得满头满脸都是血，我父亲这个时候也正好在市区里，还好没有受伤。我坐在门口看到这个景象，连饭都不想吃，母亲还以为我生病了，很紧张，其实是幼小的心灵受到了刺激。

1949年10月，长汀解放了，社会安定了，我们家终于与久无音讯的大哥联系上了。

问：您的大哥是怎么离开家的？为什么会“久无音讯”呢？是因为战乱吗？

答：我的大哥是40年代初离开家乡的。他先在福建建阳，后来从福建到浙江四明山参加了新四军浙东纵队。解放战争初国共谈判时期，新四军北撤，他所在的部队撤到了山东，他在山东解放区时，还与家里有过一段联系。那时联系不是用部队的番号，家在蒋管区的，部队专门有用来联系的地点，是用× × ×布庄、× × ×商店、× × ×煤矿的地址写信回来的。不久，解放战争开始，联系又中断了。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家一直在找他。我们知道他在解放区，因为在国共谈判期间他有一封信给我们，打听梁平波的父亲梁国斌家里的情况，还有没有什么人。拿到这封信后，我父亲很敏感，判断他已经是到解放区去了，因为1929年朱德总司令带领红军从井冈山下来打下长汀建立了中央苏区。红军时期福建省苏维埃主席是张鼎丞，保卫部长是梁国斌，这是公开的，大家都知道的。毛主席养病也是在长汀。所以老百姓都知道梁国斌是共产党。梁国斌的家与我们家在同一条街上。父亲就偷偷告诉我们，看来他（大哥）是在共产党那边。

长汀古迹

一解放，我们就想方设法找他，一封信是写给梁国斌，另一封信是写给傅连璋，打听我大哥的下落。傅连璋是红军在长汀时中央苏区中央红色医院院长，毛主席的医生，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卫生部副部长，他也是我们家附近的人，我父母亲与他的家人都挺熟悉。傅连璋没有回信，梁国斌回了信。梁国斌新中国成立后担任福建省公安厅厅长。他在信中告诉我们，他见过我大哥，他说，他在华东野战军军区任保卫部长的时候，去我大哥所在的部队作过报告，见过我大哥。他估计，我大哥是文职人员，没有牺牲，答应继续帮助我们打听。

在接到梁国斌的回信之前，我大哥已经来过一封信，他在信中告诉我们，他已经随部队南下到了江苏常熟，与家里联系不上是因为，国民党时期经常重新登记户口，门牌号码经常变，而大哥写信用的是老地址，所以一次次总是寄不到。后来他写信给我们当地的邮局，说自己给家里写了很多信，总收不到回音，是不是改了门牌，能否帮助查一查？邮局里有一位姓刘的老同志，是一位老地下党员，对这一带情况很熟，帮着找到了我们家，这样我们与大哥才联系上了。之后我们才知道，我大哥在山东打仗时差一点牺牲了，两军对峙，对方打冷枪，他受了伤，腿骨打断了，但接驳得还好。

我们见到大哥时，他的腿还是有些跛的。他当时在部队的报社《长江报》当编辑，他的文笔很好。新中国成立后，大哥本是要回家来的，但部队到了上海，抗美援朝就开始了，随部队去了朝鲜，三年后才回国。转业后，他在一个农场当副场长。“文革”中大哥受到很大冲击，“文革”结束不久后的一天，大哥因心脏病突发去世了。

问：找到了大哥，新中国成立了，您重新回学校读书了吗？

答：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安宁了，我的嫂子也开始做点小生意，加上与大哥联系上了，我二哥也有了工作，我最小的哥哥也当了干部，家境好了点。所以在休学大半年后，我就又回到了学校。本来我是秋季入学的，后来却进了春季班，比进初中时的同届同学迟了半年才毕业。但在高中毕业的时候，春季班和秋季班的同学却是一起参加考大学，所以我高中只念了两年半。

我念的中学是长汀中学，称为省中，即省立中学，是一所完全中学，也就是既有初中部又有高中部的学校。当时县城里还有一所县立中学，称为县中，只有初中部。还有一所师范学校，是培养小学教师的。

长汀中学有很悠久的历史，曾经叫省立第七中学，它的校舍最早建于宋朝，元代改为汀州卫，明、清时候又改作了汀州试院，是汀州八县生员应试之地。学校的建筑是庭院式结构，院内空地上有两棵古柏，有三人合抱这么粗，传说是唐朝时种的。清朝学者纪晓岚任汀州主考官的时候，曾在此主持过府试。他的《阅微草堂笔记》里还专门讲到过这个地方，也讲到院内的这两棵柏树。他讲了一个自己月下散步，看见树梢上有两个红衣人向他拱手作揖的故事，为此他撰写了一副对联：“参天黛色常如此，点首朱衣或是君。”因为传说明末清军攻进城时，有两位明臣是在这两棵古树下自缢的，所以这两棵树被称作“双忠树”，院里还有“双忠庙”，纪晓岚的对联就挂在“双忠庙”。我们读书的时候这两棵柏树还在。1994年我回家乡，发现它们比以前更加枝繁叶茂了。

清朝康熙二十年（1681年）在这里建了龙山书院。1904年，汀州的一位进士康詠，从日本留学回来，建议汀州知府张星炳将龙山书院改为新学。张星炳知府不仅同意，而且还个人捐了一千圆银元作办学基金，把龙山书院改设成校舍，命名为“汀郡中学堂”。这是福建最早创办的新学之一。这个学堂在上世纪30年代，曾经是福建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福建省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也是在这里开的。1934年10月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后，瞿秋白被俘，就是被囚禁在这里，一直到被害。

抗日战争时期，厦门大学曾经由厦门内迁到长汀办学，一直到抗战胜利，在长汀办学8年，这对长汀中学的办学也有很大的影响。现在，学校已经搬迁了，校舍被用作了博物馆，1988年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了。

问：这真是一所有文化背景、有历史故事的中学，应该还出过很多名人吧？好像杨成武将军就是长汀中学毕业的？

答：长汀中学出了很多人才，出了两个上将，杨成武和刘亚楼，都是新中国第一批授予上将军衔的著名军事将领。抗日战争中击毙日本“名将之花”阿部规秀的战役就是杨成武指挥的，新中国成立后杨成武担任过解放军总参谋长。刘亚楼是第四野战军的参谋长，曾协助林彪、罗荣桓打了辽沈、平津两大战役，中央电报抬头的“林、罗、刘”中，“刘”就是指刘亚楼，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任空军司令。他们两人我都见过，还有好几位少将，如解放初期任北海舰队司令的张元培等。此外，曾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存浩，台湾地区著名的老庄哲学学者陈鼓应也都曾经在长汀中学就读。陈鼓应还是我初中同班同学。

1950年我重新回到了学校。1950年10月，我申请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我记得是在10月27日举行入团宣誓的，在宣誓那一天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任弼时同志去世。这个消息是在会前宣布的。我们大家都起立默哀。当时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团中央的名誉主席。团中央第一书记是冯文彬。这一个日子也就一直记在了我的脑子里。

第二节 我当了“纳米书记”

问：我们听说您还是中学生的时候就参加了许多社会活动。解放初期的社会活动大多是政治运动，中学生参加政治运动所担当的社会角色与成人一样吗？您怎么理解参加社会活动对个人成长的作用？

答：1950年我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马上就被选作了初中部的团支部书记。中学建有团总支，高中是按年级分支部，初中团员因为人数少，就建了一个单独的初中部团支部。

入团之后，要参加的政治活动特别多，解放初的政治运动，如土改、镇反、三反、五反等我们都参加过，一有什么事学校就把我们团员拉出去。那时候团员的作用很大，我们经常被拉出去下乡，宣传镇压反革命的政策、土改的政策……那一年冬天的寒假，我们还参加了户政工作队，就是重新登记户口。因为新中国成立前国民党政府经常要拉壮丁，很多人为了逃壮丁，都不上户口，户籍就搞得很乱。我们都是中学生，能写，去到每户人家，把家里有几个人、名字、几岁、什么关系……都登记下来。刚解放的时候，土匪、国民党的散兵游勇还很多，经常会进城来骚扰，打黑枪，所以我们每个工作组都有两个解放军一起去。每到一个街道的时候就在老百姓的家里面睡地板，稻草一铺，上面被子一盖。白天出墙报做宣传，打扫街道搞卫生，替缺少劳动力的居民挑水，晚上去登记户口。

1950年冬到1951年上半年，中间都在搞运动，那一段时间一点学习气氛都没有，自己也感觉不想学。后来有一段时候就课也不太想上了，书也不大读得进了，回到学校课也跟不上了。

问：这样的话是不是会影响到青年人的成长？

答：这样的情况不光只是我们学校有，全国各地都有类似这种情况。中央发现后就及时地扭转了过来，扭转积极分子的学习热情。

1951年暑假的时候，龙岩专署在龙岩专门举办了一个团干部训练班，住在龙岩烈军属子弟学校。当时龙岩地委对这个学习班很重视，地委书记伍洪祥同志是位老红军，专门来为我们作报告。学习班的负责人叫屈保重，也是一位老同志，对我们很关心。

我记得当时学习的一篇重要文章是团中央书记蒋南翔的《谈谈当前学生运动当中的几个问题》，提出“青年学生既要有政治热情，又要不放弃学业……”这样的报告很有针对性。后来我们就又慢慢地静下心来读书了。

1952年，在全省分两个地方开办团支部书记讲习会，我们在漳州参加学习。这次学习内容主要是如何做好中学的团组织工作。这一年我国开始大学统一招生。学生几乎是100％录取的，考完以后又把高中生集中起来做培训，那时我读高一，先参加完团支部书记讲习会后，又去参加应届高中生培训班工作，主要是做一些服务性工作。我记得当时我们的主要两个学习文件是方志敏的《清贫》和《可爱的中国》，都是方志敏在狱中写了送到鲁迅先生那里的。通过这两本书的学习，对应届毕业生的政治思想教育作用很大，对我们参加工作的学生教育也很大。

那时对团干部的教育抓得很紧，每年暑假省市都会组织团干部学习，政治教育也很实在，很务实，青年人比较容易接受。

问：您是哪一年参加高考的？那时高考与现在的高考程序一样吗？

1953年的夏天我们就开始准备参加1954年的高考。从我们那一届开始高考不考历史、地理，以前高考是全部课程都要考的。基本上和现在差不多，是全国出统考卷子，在考前报志愿。

当时高中生比较少，只要不是学习很差的，基本上都能考上大学。当时按大类填报志愿，比如工科或是农科等，第一志愿每一大类可以填两个系，每个系可以选三个学校；第二志愿可以填一个系，可以选三个学校；第三志愿只能填大类，不填学校；第四个要填是否服从分配。比如那年高考，我先填“工科”，填了机械和电机两个系，每个系选了三个学校；第二志愿我考“理科”，填的是物理系，但选了物理就不能再选生物或化学什么的；第三志愿可以填一个类，比如“农”。录取的时候，福建、江苏、浙江、上海等华东地区的考生录取完了，录取名单首先是在《解放日报》上刊登，因为《解放日报》是中共华东局的机关报。

我有一个很要好的同学，他的伯父家在上海，就提前写信去，请他家的孩子到时帮助查一查当天的《解放日报》，就可以提前知道自己录取在什么学校。因为如果在家等通知书的话要等两个星期，报纸也要迟好几天。我是当天就接到上海打来的电报，很简单三个字“浚浙大”，就知道自己被浙大录取了。我们班考上的同学大概占全班人数的70％。那一届和我一起考到杭州的有10位同学，其中7位在浙大。

问：您为什么选择了浙大？选择了工科？是您自己的想法还是为了找工作或者是家长的意见？

答：我们中学高考前都有一个考前志愿指导，就是学校把毕业班的任课老师集中起来讨论，根据每个学生的学习情况，建议学生选择文科还是理工科，这样有利于学生的考取和以后有更好的发展。大部分同学是理科成绩好考理工科，文科成绩好就考文科。当讨论到我的情况时，老师们说我数理化、文史地都好，肯定能考上，报考什么专业让我自己决定。

新中国建立后，经过三年的经济恢复，从1953年开始，国家制定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大规模搞经济建设，在这样一种形势下，国家就需要大量的专门建设人才。

在当时，我们确实是把祖国的需要当成我们的志愿方向。因为国家建设需要工程师，所以我就想当工程师，自然第一志愿就选择了工科。我的“系和专业”填的是机械和电机，选的学校，第一志愿是哈工大，第二浙大，第三是交大，机械和电机两个专业都是这么填的。第二志愿选的是物理，也填了三个学校：北大、复旦和厦大。

解放初，工科两所最著名的大学，一所是清华，另一所是哈工大。清华大学是老学校，英美回来的老教授特别多，主要是学西方的，而哈工大是苏联专家特别多，几乎每一个系每一个专业都有苏联专家。当时之所以先选哈工大，第一是比较仰慕苏联。那时宣传的口号就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在中学我也读过不少有关苏联的以及俄罗斯的文学作品。二是因为我有一些要好的上几届同学都考到哈工大，他们也经常写信回来，对哈工大宣传很多。我的中学老师对浙大都很推崇。当时中学老师水平都比较高，基本上都是厦大的正规本科毕业，后来他们都到南京、太原的一些大学当教授去了。我的化学老师张兴明听说我考到浙大，他就给我说浙大是很好的大学。我还有一个比我高两届的中学同学他也在浙大读书，给我们寄了很多浙大的资料，看到学校大学路校园里柳树成荫，小桥流水，挺漂亮的。所以我把交大放在了浙大后面。可是，临考试前，上面才通知我们哈工大在福建不招生，那时再改志愿也来不及，这样浙大就变成了我的首选学校了。

问：我们多次听过您的讲话，您有很好的文学修养，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也很深。您认为一个人要具备全面素质，是学习知识重要还是参加社会活动重要？

答：课堂学习、读书、参加社会活动都重要。它们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起着不一样的作用。前者是积累知识，是基础；后者是提高能力，尤其是解决问题的能力，是实践。

我从小学、初中到高中看的杂书很多，小学主要看旧小说，像《三国演义》、《南宋飞龙传》、《杨家将》、《水浒传》、《说唐全传》、《七侠五义》、《小五义》、《续十五义》、《再生缘》、《西游记》、《封神演义》……

我喜欢看一些古典的东西，与小时候我父亲对我的影响有关系。他很喜欢中国古典文学，加上家里也还有一些书，比如《论语》、《幼学琼林》这一类的书，《资治通鉴》也有，还有一些小说，像《花月痕》，都是线装书，我不管懂不懂，都拎来看。初中的时候，读书就比较有方向一些，看了很多鲁迅的作品。鲁迅的杂文集、小说集我几乎都看过，也不是都很懂。其他如《儒林外史》、《聊斋志异》、《老残游记》、《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也都看过。

县文化馆离我家不远，去的次数多了，文化馆的图书管理员也认识我了，对我很友好，因此在那里看了很多的书。小学时放学后还到市里中华书局的门市部书柜前站着看。

我在初中当团支部书记，高中还当了学校学生会副主席兼秘书长。高中的时候是学校团总支的宣传委员，也作为学生代表当过县人大会议的代表。

初中的时候参加政治活动很多，所以高一上学期的时候，我的功课有点糟糕。高一上学期的时候有三个女同学成绩都比我好，我考了第四名，老师就开玩笑说“三个女同学压在你头上”，所以我后来就非常努力，从高一下学期到高三毕业，我的成绩都是全班最好的。当然不是门门课都最好，有的同学数学比我好，有的同学生物比我好，但总成绩我是最好的。甚至在高二的时候，每天的作业都在老师上完课后当场就做好了，晚上就可以看一些杂书和辅导其他同学。

高中时，学校图书馆有很多新文学作品，读了很多新文学方面的书，像《新文学选集》丛书收集了新中国成立前已去世的以鲁迅为首的12位作家和新中国成立后还在世的以郭沫若为首的12位作家的作品，每人一集，全套共24册，我都看过。

我到图书馆借书，是一本接一本，借来一本等看完，再去借第二本。到后来图书馆的管理员都掌握了我的借书规律，等我再去借的时候就已经为我准备好了要借的下一册书。这时候苏联小说的译本也开始慢慢多了起来，像《钢铁是怎么样炼成的》，《日日夜夜》、《青年近卫军》、《普通一兵——马特洛索夫》、《卓娅和舒拉的故事》以及高尔基的《母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等，后来还有《远离莫斯的地方》、《钢与渣》等，还有陀思妥斯基的小说《罪与罚》、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契诃夫短篇小说、果戈理的喜剧《钦差大臣》……还看过一些其他西方国家的小说，另外普希金、玛雅可夫斯基、莱蒙托夫的诗……也读了很多。

中学的时候，不管是文史知识还是社会活动我都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这也与我中学老师的帮助有关，特别是一些好老师，我非常怀念他们。我们的班级一直是学校的先进班级，不过我们也很“调皮”。特别是我，因为有过一些锻炼，反叛精神很厉害，自主能力也比较强。初中毕业我曾想去报考福州高工，我就和另外一个同学自己写信给当时福建省工业厅厅长兼校长，提出申请，也曾被录取，后来因为长汀中学已录取我，家里也反对，我才没有去福州念书。平时看见学校哪个老师做得不好，老是喜欢和他们顶顶吵吵的，这样一来也经常发生矛盾。中学读书时，保护和教育我的主要是我的班主任黄文义、校长陈群，还有一个政治老师陈天青。陈群、陈天青是我们中学最早的党员教师。

问：您说到“反叛精神”和“保护”，“反叛精神”通常是会让老师和领导不满意的，您能说说具体发生了什么事吗？

答：有一次我和中学教导主任吵架的事至今还记得很清楚。因为快要高中毕业了，我那时已经回到班级任团支部书记。中学有课间操，很多同学不太愿意做，偷懒。因此教导主任做了一个课间操点名规定，每个班要点名，来人少的班就要受处罚，处罚的方法各式各样，像扫厕所、到操场上捡石头……我们就有意见，因为国家有规定，不可以对学生搞体罚，所以我们都不认同他这样的做法。很多班级都受过他的处罚。但因为没有罚到我们班，所以尽管有意见，我们也就是私下里议论议论。

有一天是星期六，因为晚上学校要举行晚会，我们班很多同学是学生会干部、文体部长……他们要利用上午的课间操时间去布置晚上的会场，要去拉幕布、贴标语……课间操的时候来的人就少了。我就主动向教导主任报告，我们班同学有些特殊情况，他们去布置晚上学校晚会的会场了。他不同意，说为什么课间操的时候去布置？你去把他们叫回来。我说，不行的，不然下午来不及的。到点名的时候，我们班来的人最少，他就要罚我们去捡石头，我就有意见了。我说，我一开始上来的时候就向你报告了我们班的特殊情况，原来我们就对你的体罚有意见，没到的人你不罚，我们到了你却罚我们，这个处罚方法也不对嘛。虽然有的同学已经去捡了，可我就是不去捡，在那里和他僵持着。其他同学本来也心里有意见，看到有人出头了，在捡的也停下来不捡了。教导主任就气冲冲地找校长去告我的状了。

我们的中学校长陈群是个老党员，刚解放时是解放军593团的团政委，他是因为生肺病离开部队的。他对学生非常爱护，平常对学校其他的工作不怎么过问，主要由一位副校长负责。

这一天傍晚，陈校长到宿舍来找我，对我说：“小张啊，我们去散散步吧？”在散步的路上，他就那样一边走一边问我，“怎么样，听说你今天和教导主任吵架了？”我说，教导主任是不是向你告状了。那我就把事情原原本本给他讲，并问是哪个有道理。陈校长耐心听我讲完，说，“道理是在你这边，但他总是老师，是教导主任，你再有道理也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顶撞他啊”。我想想也对，就不说话了。他看我不说话，说：“你知道错了？”但我是个很倔的人，心里也还不认为是我错了，对陈校长却是很敬重的，只是觉得他说的话，是要听的。

问：这件事让您记住了数十年，在您的成长过程中一定有特别的意义？

答：老师对于学生的影响可能是一辈子的，不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有时候就是一句话，有时候可能是一件事，让你终生难忘。

记忆很深的事还有一次是在考大学的时候。20纪50年代的时候，高校统一考试，福建全省只设两个考区，一个在福州，一个是在漳州。龙岩地区、厦门、漳州、泉州这些地方的高中学生都是在漳州考。

1954年全国涨大水、发洪灾。长汀到漳州大约有300来公里，坐汽车要三天，涨大水就只能走路去。考前要体检，因为长汀没有X光机，所以我们一行人还需中途在龙岩停留做心、肺检查。从长汀走到漳州，路上前前后后差不多要半个多月的时间。我中学时身体很瘦弱，体质也不好。有一次我的数学老师李青远远看见我就停下，招呼我说：“张浚生你过来。我老远看到你，像一个骷髅，太瘦了。你要注意营养啊！”我听后笑了笑，那时家里经济条件很差，我能吃饱就不错了。我的政治老师陈天青知道我的家庭情况，经常自己花钱给我买鱼肝油丸吃。

在长汀体检的时候，有一位姓杨的医生，很厉害，没用X光机，他就用手叩、敲胸部，用听诊器听，就能作出诊断。给我做检查时他反复听、敲，还叫我坐下休息一会再躺下敲、听，检查得很仔细。他给我做了检查，觉得我有问题，在体检表上写了很多他的诊断。我也不知道他写了什么，总之是写了一堆的字，那时这些东西自己是不准看的。

问：那时考大学是不是要到外地去？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这应该是件大事了，您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吗？

答：当时我们有三个班级共100多人去漳州考试。出发前陈天青老师找我，他说，这次你们去考大学，有两个教师陪你们去漳州，教物理的李老师和教政治的刘老师，李老师是非党人士。我交给你一个任务：在长汀体检的时候，有五六个同学体检都怀疑有问题，包括你在内（因为当时主要的疾病是肺结核，所以最后需要以X光透视为准）。到龙岩体检的时候，肯定会有同学通不过。如果你体检通不过，你就负责把体检没有通过的同学带回来；如果你通过了，刘老师就带队回来，你把大部队带到漳州去。我相信你经得起这样的考验。

到龙岩体检的时候，X光透视之后，我体检表上盖了一个“心肺正常”，我通过了，但真的有几个同学没有通过。刘老师就带他们回长汀去了。我就继续带他们去漳州。其实就是从长汀到龙岩这一段，同学们的吃、住、行也主要是由我安排，我还另外请一位同学帮助管账目。

这一路上很辛苦，每天不能赶太多的路，还要帮助同学去找挑夫，帮着挑一些书。每到一个地方，我就要去找住的地方，还要去找吃的。同学们可以去自修，而我就要去跑这些杂事，一点点温课的时间都没有。到了漳州，我们住在漳州女中，安排好食宿，其他同学可以自修了，我还要帮同学们去交体检表、报名表等等。

我记得第一门考的是语文，我刚刚考完出来，就听见有人喊：长汀中学带队的，你们有一个同学在考场晕倒了，躺在传达室。我赶快跑着去雇了一辆脚踏三轮车，把这个同学送到医院，赶回来，连中饭也没吃就去参加下午的英语考试。

考试结束后，我们就赶回长汀，这时比去的时候要好些了，可以坐一段路的汽车。到了连城与长汀交界一个叫朋口的地方，买不到汽车票，要等一两天，而这时离我们家乡还有40多公里，走路还要一天多。一路上这么过来，同学们带的钱本来不多，这时都用得差不多了，就想办法找了一个小学借住了一晚，晚上就睡在长凳上。我们的李老师跟着我们，可是他什么事都不管，找不到旅馆了，同学们没钱了，他都不管。我很生气，就去找到那个李老师，我说：“你是老师，我们那么多同学一路上你什么都不管。到了这里，你自己住旅馆、在饭店里吃好住好，同学们的钱都没有了，我们连饭都不知道怎么吃！”我狠狠地说了他一顿。

我们等了一天，还有七八个同学买不到回家的汽车票，但也不能等了，如果再等一两天，真的就连吃饭都没钱了。我们中有一个同学的家在朋口与长汀之间约20多公里的地方，估计当天可以赶到，我们这几个人，其中还有一个女同学，就赶到他家住了一夜。我还记得我们走到一块沙地的时候，有一个同学就不肯走了，他把脚放在暖和的沙子里，很舒服。这个地方有温泉，我们晚上还去泡了温泉。回去之后，李老师又去校长那儿告状，校长了解了情况后，也没有批评我什么。陈校长后来从福建回到广东，我到了香港工作后一直打听他的情况，后来总算打听到了，此后一直与他有联系。他去世后，我还发了唁函。还有一位陈天青老师，他是一个要求很严的老师，批评我们的时候很严，但他也非常爱护我们。他给我买过鱼肝油丸，临上大学前，又给我5块钱作路费，我们是从南昌坐火车的，够买火车票了。当时一个月的伙食费也只要10元钱。

还有一件事，我也是记忆很深的。那时候读高中二年级，我对语文课老师曹仰南先生说，这个学期我能不能不做你每个星期给我们出题的作文，我想写一篇《从鲁迅小说看鲁迅的思想》的文章，学期结束时交给你。他答应了我的要求。我就用心地写这篇文章，因为鲁迅的小说数量并不多，我都读过，也读过他的杂文，还读过瞿秋白的《鲁迅杂感集序言》等文章，我把这些读过的东西联系起来写了这篇文章，满满地写了一本作文本，期末交给了曹老师。他非常认真地看了，并在我的文章上作了修改，还在文章的最后写了一大段评语，并在课堂上作了点评。他把作文本还给我的时候，对我说，“这个作文本，你要好好保存，可能你以后上了大学也不一定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可惜，我上浙大时，没有把这本作文本带出来，1956年我回家时，已经找不到了。

我很怀念我中学时期的许多老师，当时的师生关系非常密切，这些老师，对我们一生的影响都很大。我们的成长，与在中学时受老师的影响是有关系的，很多好的老师可以影响你一辈子。教育很重要的就是一种感情和一种理念。

第三节 千里迢迢求学路

问：1954年夏秋之交，长江中下游地区发生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水灾。很多历史资料上都记录了这次水灾，包括洪峰之猛，水位之高，汛期之长，受灾范围之广，都是罕见的。您是在1954年上大学的，您对这场自然灾害有印象吗？

答：1954年洪灾的受灾面积和灾害严重程度在我们国家历史上也是很少见的。涨了大水，很多地方交通都不行了。那时福建省的交通本来就很差，鹰厦铁路还没修，我们出来很麻烦。从长汀出来，我们要先坐汽车到南昌，这就要两天时间。当时交通条件很差，如果坐客车，就要一站一站过来，所以我们经常是搭货车，上了空货车，就直接坐在车厢木地板上，到南昌之后再坐火车。

我们来浙大读书的时候，长江上还没有桥，只能靠摆渡。因为涨大水，所以武汉封航了，所有往北行的旅客都要从上海、南京走。

问：路途这么艰难，又遇上了百年特大水灾，你们是怎么一路走来的？

答：我们是几十个同学一起从长汀出发，有的到杭州、上海、南京，也有的要去天津、北京、哈尔滨……但我们都滞留在了南昌火车站。每天火车站售票窗一打开就挂出牌子说“票已售完”，接连几天都是这样。我们买不到票，没办法，急得就像无主游魂一样在南昌游来游去。

再这么下去实在没办法了，我和一个姓赖的同学就冲到了站长室去找站长。站长在，也没有人挡我们，我们对站长说，我们几十个人都是考上大学去上学的，每天就睡在候车室，在候车室排了几天的队了，都买不到票，大学都要开学了，我们还在这里待着，该怎么办呢？站长看我们确实都是学生，就为我们想办法，给我们写了一张条子，让我们买到了火车票。但我还是错过了报到时间，等我赶到学校报到的时候，浙大新生开学典礼都已经举行过了。

问：这么说起来您是一个没有参加过开学典礼的浙大学生。您有没有错过什么重要的事？

答：是啊，没有赶上开学典礼，心里很遗憾。当时什么都不懂，初到浙大，只知道自己是在机械系，也不知道机械系有什么专业，光学机械仪器这个专业是怎么回事都不知道。但是分配到这个专业还是高兴得不得了，因为听先到的同学谈起，在开学典礼上，当时浙大主持工作的副校长刘丹同志专门说了，浙大光学仪器专业是全国高校中仅有的专业，也是浙大唯一的保密专业，分到这里的同学是不容易的，一共就30个人，大家一听都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专业，都很自豪。

问：浙江大学是1953年才开始在玉泉建造新校园的，1954年您到了浙大以后看到新建的教学楼和校舍，很开心还是很激动？

答：不是开心，也不是激动，而是感到很不称心。因为我心里的大学不是眼前看到的这个样子。

浙江大学在玉泉新址建造校园最早是从1953年7月开始的。浙大校本部的老校址原来在杭州市的城东，东面以城墙护城河为界，西面以大学路、北面以庆春街、南面以大河下巷为界，如果不包括华家池农学院等，那时候占地面积大概是400亩。

由于这块地方毗邻民居，地处城中，难以扩展，因此新中国成立以后学校一直在考虑另建新校舍的问题。我听刘丹同志说，当年他带领一些教师看了一些地方，后来发现在黄龙洞以西到老和山下有一片土地，大约有2300多亩，多半是田野和坟地，且四周有相当的发展余地，作为新校址，投资省，很合适。因此，玉泉的新校址1952年确定后开始总体规划设计，1953年动工建设，到第一期工程完成，建造了五幢学生宿舍，1954年才开始建造教学大楼。

1954年我们入学时，浙大刚准备从大学路搬到玉泉新校址。因此，学校迎接新生就把我们接到了正在建造的新校区。那时玉泉新校址正在动工建设，到处都是工地。

我到了学校一看，原来同学寄来的照片上的美景一点都没看见。校园里没有一条规整的路，到处都是坡地、泥地，坑坑洼洼的。校园里只有一、三、四、五、六，五幢学生宿舍楼，第一教学大楼还在建，墙体还只建到膝盖那么高，第二教学大楼才刚开始打地基。食堂也没有建好，我们吃饭是在草棚里。有些课也是在草棚里上，在草棚里摆上桌子、凳子，地都没平过，满地都是杂草，小班课和力学实验是在第一学生宿舍内上。心里很不愉快，一度想回去第二年再考一个好些的学校。

现在回想当时在这种环境里上课，对我后来的工作倒是有很好的参考价值，在确定紫金港校区的学生入住时，就有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玉泉校区旧貌

问：最终您没有选择离开，是什么让您留下来了？

答：我们这一届的中学同学考到浙大的有7个，有的同学住在三舍，有的同学住在四舍。我们是中午到的，安顿下来后，吃过晚饭，我们就聚到一起去散步。

9月初，天气已经凉快下来了。从浙大求是村走到松木场，全部是田间的小路，当时求是村和松木场之间是一大片稻田，松木场有农民在摆地摊卖蔬菜，我们花几分钱买了根“浙大长萝卜”，几个人掰来吃着，就像吃水果一样，很好吃。

一路上大家都在议论，原来不是说浙大是个很漂亮的学校，怎么这个样子？同学们都有些失望。这么聊着的时候，我想自己是不是回去算了，明年再考一个比较像样的学校。可又一想自己是学生干部，考上大学再逃回去像什么样子，还有，万一明年不让考怎么办呢？而且家里经济条件也不容许这样做。既然来了就安心在这里吧。

后来，有先来的同学告诉我们，这里玉泉新校址是刚开始建的，只有本科一年级加上土木系刚搬到这里，浙大还有一个校本部在城里，你们还没去过，那里很漂亮。因为开学典礼是在校本部举行的，所以先到的同学都参加了开学典礼，他们都知道校本部有很漂亮的校园。

问：您中学时当学生干部，上了大学是不是也自然成了学生干部？当学生干部要占用很多业余时间，您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答：刚进浙大的时候，我每天都很早起来，起床后，绕着宿舍跑步，跑完之后就开始读俄文。我有一个强烈的想法就是“终于可以好好读书了”。因为从初中到高中一直都是当学生干部，当学生干部要花费很多的时间和精力为同学服务，要做很多琐碎的事，有哪一点做得不够好了，就会有同学提批评意见，当怕了。

到大学后，换个环境，再没有人知道我原来是学生干部了，可以不当了，好好读书。因此刚进大学的时候班里开会我一句话都不说，就怕被老师认为“这个学生还有点能力”，又要让我当学生干部了。

谁知过了半个月，学校团委一个姓肖的青年女老师把我叫去了，她说，新的同学进校之后每个班里要建立团的组织。那个时候叫“班三角”：一个是团支部书记，管政治思想工作；一个是班长，管学习的，相当于学习委员；还有一个就是班主席，是管生活的。“班三角”就是一个小班的领导核心，是把学生以小班为单位固定组织起来，共同管理一个班的学习、生活和学生的思想工作。

这样一种学生小班的组织形式在浙大历史上是没有过的，也是从我们这一届进校才开始实行的。据说是根据当时苏联专家的建议而搞的。当时我们班的班长叫萧锡珙，班主席是罗国英，我则担任团支部书记，由我们三个同学组成“班三角”。

但我是想进大学后，不再当班干部，想安下心来学习。我就和团委的老师说，这里的学生大多数都是从大城市里来的，他们见多识广，能力比我强，我是从山区来的，我管不了的。但她也很干脆地说，“这有什么关系。我们看了你的档案的，你在中学时一直就是学生干部，就是碰钉子你也得去碰，组织上挑定你了”。她这么说了，我只好服从。就这样，我又当起了“书记”。开始是团支部书记，当了两年，三年级开始又当了两年团总支书记。

当学生干部确实花费我很多的精力和学习时间，起码，觉要比一般同学少睡很多。由于我上高中时身体就不是很强壮，当时老师都觉得我太瘦了。进了大学之后，由于我很用功，而学生工作又很忙，结果不到一个月我就大病了一场。

那是1954年国庆节前夕，要庆祝建国五周年，省市、学校都要搞大型的庆祝活动。有一天，学校通知我们学生干部下午去校本部听报告，由当时学校党委副书记、政治辅导处主任刘亦夫布置国庆活动的具体安排，讲解建国五周年宣传提纲和国家的发展形势……那天中午上完课吃了午饭我刚回到宿舍，就感到头晕乎乎的，浑身乏力。正好太阳晒过来，床上热乎乎的，我就那样睡过去了。其实当时我已经生病发烧了，等我醒来的时候，一想到下午还要开会，就赶紧起来跑去乘车，但赶到上车地点的时候，眼看着那个汽车刚开跑了，心里一着急，想也没想，撒开腿就跑，就这样一直从玉泉跑步跑到大学路的校本部。

问：从玉泉到大学路，大概有8公里路吧，骑自行车正常速度大约需要四十分钟。您跑了多久？

答：我也不记得自己跑了多久。只记得等我跑到的时候大会已经开始了。正在布置国庆五周年如何组织游行等事，我就赶紧记笔记……回来后我还把笔记重新整理了一下，晚上又给同学开班会，布置国庆节要做什么。安排好以后，晚饭也没吃我就睡了，到了晚上开始发高烧，39°C以上，直到10月1日国庆游行我也没去参加，还在发高烧，气都透不过来，到了校医务室，医生说是重感冒，配了一些阿斯匹林来吃。可是到1号下午，三四天了，高烧还是没退下来。

同学们看我几天高烧不退，呼吸也很困难，也不想吃饭，心里都很着急，就去叫了一个姓杨的医生来看，他一听一敲，说不是重感冒，是肺部有问题，叫同学赶紧送我到现在的浙大附属第一医院去。那时第一医院门口挂的牌子还是“浙大医院”。到了浙大医院，专业医生一听诊就说可能是胸膜炎，要做X光透视再看一看，就让我先住院。

第二天住院检查，查出胸腔积水，一次抽水抽出500毫升。把水抽完，人就可以透过气来了，然后烧也退了下来。但是医生要求继续住院观察治疗，每天都要打针、吃药。按医生治疗方案，写着是住院治疗三个月，然后回校卧床休息三个月。我想如果真按他这样治下去那还了得？毕竟年纪轻加上在浙大吃得很好。记得第一年在浙大和医院，学生吃饭是全免费的，所以营养跟得上，恢复得很快。在医院大概住了三个星期，我就要求回校了。但回学校上课还是撑不下来，只好又在校医务室住了两三个星期，前后大约有一个半月的时间没能去上课。

问：缺了一个多月的课，期终考试没有问题吗？

答：浙江大学对学生各门课程学习成绩的考核评定，历来是用笔试的方法，而且都是以百分制计分法记录每个学生的成绩。

1953年学习苏联之后，学校对原来的考试制度作了改变，对学生各科成绩的评定采取考试和考察两种方法。同时规定，凡要进行考试的课程，都由笔试改为口试，所以我们那时的考试都是口试，先由老师拟制一批考签，每张考签一般有三四个题目。考试开始时，先由学生自己到老师那儿抽一张考签，有半个小时的准备，再到主考老师那边应答，主要是口头表述，计算题也是写好算式和计算结果口头回答，主考老师也可以就该学生的应答再提出一些问题，让学生当场回答，最后由老师当场给学生这门课打分。评分是四级记分制，即优秀、良好、及格、不及格。因此，在我们刚进学校报到的时候，学校就发给我们每人一个本子，蓝色布面，每次考完之后老师给我们打分数，这本本子记录了每个学生各门课程每一次考试的成绩，本子最后一页上面写着：四年修业期满成绩合格，凭此册换取专家文凭，这就是记分册。所以每一次考试的时候都带着那个本子。

我生病后第一学期考试，四门课考完之后，成绩也算理想，数学、化学考了优秀，物理考了良好，只有画法几何是及格。因为中学时候没有学过，又脱了一个多月的课，后面接不上了。当时教我们数学的老师是许国容先生，后来是楼仁泰先生，都是副教授；物理是汪永江先生，是讲师；化学是陈嗣虞先生，是教授，后来他当过杭州大学的副校长。这样平均一下，成绩还是良好以上水平。生病以后这半年团委就让我不再当团支部书记，一直到第一学期结束。第二学期又恢复我当团支部书记。

问：20世纪50年代初期，浙大刚刚经历了大规模的院系调整，原来一所综合性大学只保留了电机、机械、土木、化工等四个工科学系，一个系一年大概只招收400多名新生。当时光仪专业有多少学生？

答：以前我看过一些有关学校校史的材料，1953年起，国家开始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当时全国形势发展迫切要求大学有一个大的发展，培养更多的各类专门建设人才，因此在这段时间里，浙江大学也增设了一些新专业，同时考虑筹建理科专业，扩大学校的办学规模。1953年初，在校学生数大约是1780名左右，之后逐年增长，每年招收1000人左右。比解放初招收人数翻了一番多。

我们入学时，机械系四个本科专业共招生320人，此外还有专修科也招了学生。那一年我们光仪专业只招了30个人。我们机械系一共有8个班，机械制造工艺3个班级、金属切削机床与刀具2个班级、铸造机械与工艺2个班，只有光学仪器是1个班。但是国家对光学仪器专业人才的需求量很大，所以1956年又从机械系其他专业转了30个同学到光学仪器专业，这样一来机械系就平均每个专业两个班了。

问：毕业后您留在了学校工作，这是您的初衷还是学校的安排？

答：毕业的时候，我们541班28个同学中有两个留校。当时大学生毕业是统一分配的，可以自己先填志愿。当时，我和金切541班的杨惠仪已经在谈恋爱了。我当团总支书记，她担任团总支宣传委员。快要毕业了，我们就商量到哪里去工作，上海、南京、北京这些大城市都是好地方，有很多同学都想去，我们俩就想还是不要挑这些地方了。当时就想挑一个专业对口单位，最好两人能分配到一起。左思右想，我们就向学校提出来要求分配到昆明去工作。因为昆明有个很大的军用光学仪器厂，是当时中国两个最大的军用光学仪器厂之一。杨惠仪毕业设计是在无锡机床厂完成的，昆明也有个很大的机床厂，昆明机床厂。

后来，学校光仪专业需要留毕业生，每一届都留学生当老师。我们那一届要留3个，要业务上不错，政治上也不错的学生。这样我就留在了学校当教师。从此，我的人生自离开长汀之后，大部分时间就与浙大、与杭州分不开了。

第四节 没有挖出一个“右派”

问：“反右”运动开始的时候您还没有毕业，您是学生党员，又是学生干部，怎么看这场政治运动？

答：我是1956年入党的。1957年“反右”的时候我担任机械系年级团总支书记，当时我们年级学生党支部书记是施海蜃。我们那个年级机械系有一个党支部、八个团支部。八个团支部上面成立一个团总支部，党支部下设两个党小组：机制和金切两专业一个党小组，铸造和光仪两个专业一个党小组。“反右”过程中，机制和金切两专业的同学中有一些同学被划了右派，我们党小组所在专业的四个班级没有一个同学被划为右派的。

五十多年过去了，现在校友们聚会碰在一起还经常会说起这个话题，庆幸自己所在专业的同学相互信任、团结，也对当时我们这些党员充满感激，庆幸在这场扩大化的政治运动中没有人坠入不幸。

问：您还记得当年“反右”运动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吗？在当时，你们是怎么做的？没有挖出一个右派，除了相互信任、团结，其中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

答：浙江大学和全国一样开展“反右”斗争是有一个大的历史背景的。

我记得1957年的4月份，中央发了一个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也就是说要发动干部和群众向党提意见和建议，帮助党整风。当时浙大校长是霍士廉，他还是省委书记处的书记，是他来学校对整风运动进行动员和部署的。当时是希望党内外的教师干部和学生敞开思想，揭露问题，分析矛盾，帮助党改进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号召大鸣大放贴大字报。

整风运动开始的时候，学校里出现了一些提意见的大字报，主要是提一些生活上的问题，像食堂伙食不好、医务室很差……我自己就写过一首打油诗，说“医务室，水平低，不管大小病，两片ABC”，说的也是实际情况。在鸣放中涉及整个学校工作的或对党的工作的意见和批评的，都没有。

可是到了1957年的七八月份，全国形势都变了，说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攻击，当时国内的政治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了，全国就开始了“反右”派斗争。

正好1957年五六月份的时候，我们下厂实习去了。等我们实习提前结束回学校参加“反右”运动的时候，因为学校已经开始“反右”了，因此我们就不会再去搞“鸣放”了。

客观地说，运气是比较好，但也不能简单理解成运气。一般来说，学校对学生党员的要求是政治、业务素质都要好。1957年发生的事情，现在回忆起来，教训是很深刻的，当时我们之所以没有“出位”，包括在以后历次大的政治运动中我们都没有出现什么大的问题，重要的是，基本的政治素质我们都是有的。

我所说的“基本政治素质”是指基本政治立场和对一件事本质的分析和判断能力。就拿1957年“反右”来说，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还不到十年，社会上各种各样的矛盾都有，频繁的政治运动也产生了大量的内部矛盾，再加上人民共和国刚建立不久，一股企图推翻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反动势力也确实存在。

“反右”之前的“肃反”运动，也有浙大的学生受到冲击，周围的同学也有不理解的，也有不满的。但是，我理解的“右派”，应该是指一小部分确实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甚至是仇视共产党、仇视社会主义的人。当时的中央文件对这点阐述得也是很清楚的。

后来整个“反右”运动扩大化了，不少地方和部门没有正确掌握好中央的政策，把一些平常发牢骚、说怪话以及对党支部成员有意见的同志都当成右派整了，甚至还有一些所提意见本来是对的，但可能提出的方式比较激烈一点，或没有被正确认识的，也把他划成右派了。当然，还存有一些党组织的领导人，也利用这个运动，把平时反对过自己的人整成了右派，所以，造成了很多冤假错案。

问：您所说的“反右”扩大化的问题，在当时有没有争议？

答：当时争议就很大。争议最大的是具体到哪一个人是不是该划右派。争议的最大焦点就是我们党小组联系的几个班为什么一个右派都没有？！我想有两个原因，一个是“鸣放”的时候，我们在学校的时间不长，1957年暑假前我们去上海光仪厂实习，就离开了学校，等“反右”运动开始才回校，在当时的形势下，同学中不可能再出现激烈的言辞了。另外一个原因是，我们班包括我们党小组的几位同志都很正派，也很注意掌握政策界线，不会把平时讲过一些牢骚话的同学当成右派来整。

我记得，当时浙大学生中被划成右派的，有几个影响比较大的事件，其中有一个事件叫“肃反鸣放会”。组织这个会的那位同学与我们是同一届的，是电机系的，也是一位团支部书记，她在同学中还是很有号召力的。1957年“鸣放”的时候，她主持开了一个“肃反鸣放会”控诉“肃反”的时候怎么错误整人。当时有同学提议，我们浙大的“鸣放”，《浙江日报》、《杭州日报》都不准刊登，我们要去冲《浙江日报》、《杭州日报》，而且真的去冲过。还有的同学说要掌握舆论工具，占领学校广播台……一时间，校园里确实搞得很乱，影响也很大。

这件事其中涉及我们班的一个同学。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开“肃反鸣放会”的时候，会场的门口放了一个本子，参加会议的人都要签个到，但不要求签名字，只要签哪个班级就可以了。后来签到本名单一汇总，有69个班的同学参加了会议。会议组织者就把他们变成一个组织了，抢了学校广播台，每天广播“69班联合宣言”，把学校里的党员骂成“狗仔子”，骂得别人都不敢讲话，闹得很厉害。

等到“反右”开始以后，上面就要追查这69个班级中是哪些同学去参加了。一查，其中也有我们541班的，就到我们班里来查，问谁去了，讲了什么话，大家都说没去。可是到散会的时候，就有一个同学拉着我，让我和他一起出去走走，他就低声告诉我，那个会是他去的，他那天也不知道，也没有讲话，只看见那里面很热闹就跑进去看，他们让他签班级的名，他就签了541班。我听完之后告诉他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不要再说了。

问：这大概就是您把他“保”下来了吧！？但您出于什么考虑要“保”他？有没有因此有什么麻烦吗？

答：同学之间，在一起的时间长了，不时会有一些摩擦，吵吵闹闹，都是难免的。作为一个正派人，千万不要利用政治运动的机会去整人。国内以前那么多政治运动造成了多少冤假错案，其中既有政治运动扩大化、政策上的错误带来的恶果，也有很多是个人恩怨造成的。像我前面说的这件事，除非是明显冒在上面为首的人，一般的参与群众，主要是教育问题，下面不往上报，上面怎么会知道？

“文革”期间，我们一起留校的同班同学何国雄因为家庭问题也被审查，有一天我们两个碰到，他告诉我，有人向他调查我是不是漏划右派。我听了只是笑笑，因为我不相信还有人会怀疑我是漏划右派。

“四人帮”粉碎以后，当时我在学校材料组工作，无意之中发现在光仪系的审查材料里面真有一份调查我是漏划右派的材料，我才知道，“文化大革命”中，确实曾经审查我，说我是漏划右派，还派了外调人员去南通等地，找我们班的党总支委员章世强调查我的情况。“左”派的逻辑也很简单——因为我不划别人右派，那我自己就是右派。

问：那时学校里还有些什么您认为比较有影响的事件？

答：当时还有一件事，就是批当时浙大的校长霍士廉。1957年“反右”时，霍士廉同志是当时学校党委书记兼校长。他还是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他在浙大的职务其实是挂名的，平时基本上没有过问浙大的具体工作，那时是刘丹同志在主持浙大的日常工作。1957年整风运动时，就请霍士廉来学校给师生作报告，讲“关于学习毛主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当时在学校大操场开的会，他在会上讲话，讲到阶级斗争仍然存在时，说“你们浙大最近不是也出现过反动标语吗”。他自己是浙大校长，但在报告中说“你们浙大”的话，下面同学听了，一下子就一片嗡嗡声了。学生们本来就对挂名校长有意见，所以到“鸣放”的时候就有人贴出一张大字报，标题写得很大——“你们浙大有感”，批评霍士廉校长。

那时还有“还我教授”事件。我记得有一个系的同学贴大字报，说浙大以前有多少多少名教授，在院系调整时都被调整走了，现在学校已经没有几个知名教授了，要求把这些名教授还给浙大。这些同学还印了很多油印的传单到处发，拿到学生宿舍争取其他同学的签名……结果，这些活动的发起者后来也被错划成右派了。

严格说，在那个时候学校里对党不满、对社会主义不满的人是有的。不过只是极个别人，不应该扩大到那么多人，更不应该把很多内部矛盾作为敌对矛盾处理。特别是像王国松、李寿恒先生，都是浙大的副校长、一级教授，并且是国际、国内都很知名的电机专家和化工专家，硬是把他们划为右派，这是不对的。

浙江大学在“反右”斗争中所划的右派比例低于全国高校的平均数，当时土木系教师干部中没有一个被划成右派的，这种情况在全国高校也是很少见的。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学校对所有被划为右派的人进行全面复查，结果表明，所谓的右派分子无一例外都是错划的，全部作了改正。这件事学校统战部吴容同志和邵孝峰同志做了大量工作。

1981年的6月26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有一个分析和总结认为，1957年的“经济工作”是建国以来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认为“这一年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决议指出“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这些决议都是非常正确的。例如，当时浙大有一个党委副书记，是从省委组织部调过来的，开始的时候他主持学校的“反右”工作，经常在台上作报告，过了不久他原来工作单位有人贴他的大字报，1958年春的时候就把他错划为“右派”了，结果一生都很悲惨，身体也遭受了很大摧残，虽然后来得到了平反，但是政治运动扩大化，对人的伤害是很大的。很多被错划为“右派”的师生长期遭受不公正的待遇，也不能在学校教学科研和工作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不仅是他们个人的损失，也是学校和国家的损失，这个教训是十分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