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一个研讨会和一个乡镇企业典型

问：1983年，您从浙江大学调到杭州市委工作，能说说当时的背景吗？

答：我们那届市委、市政府所处的时代，是毛泽东晚年极“左”的错误已经得到纠正，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中国政治清明、党内生活正常，当时党内最民主、大家最敢发表不同意见的时期，是拨乱反正各项工作开展最宝贵的时期。正是在这个时期，我们这届市委应运而生。

张浚生在中共杭州市第五次代表大会上致闭幕词

至于我怎么被调到市委工作的，说起来话就长了。还是不说吧！当时，中央派了机构改革领导小组到浙江来，我们这些人都是在体制改革中被省委推荐选拔出来的，是符合“四化”，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标准的。

问：您在的那几年，杭州市委、市政府的“重头戏”是什么？

答：总体上是贯彻中央改革开放精神。在市委书记厉德馨同志领导之下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加快杭州市的发展，同时树立了良好的风气。

1983年，全国的改革从农村转向城市，一个城市从工业、农业、商业全面改革，有很多的工作要做。为了杭州市的改革开放，我们还专门组织了一次研讨会，请国内专家来为杭州市的发展出谋划策。

现在各地的研讨会层出不穷，大多数是业内同行交流。我们那一次开“研讨会”，可以说是政府向专家“借”智慧。市委确定下来要做这件事之后，具体的组织工作由市长钟伯熙和我负责。我们商定的目标是研讨会一定要高规格，要开出水平、开出成效。能不能实现，关键是看能不能请到有水平的、在国内有影响的专家主讲。

最终我们请了四位专家：著名经济学家钱俊瑞、季崇威，国家体改委主任张磐，以及学者、外交家宦乡，这四个专家都是大知识分子，跑的国家很多，见多识广，思路开阔，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和改革开放之后，他们对全国的经济形势十分了解，已经为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做了很多工作。我们请他们四个人各讲半天，各作一个主题报告，然后大家一起座谈讨论，形成了杭州市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方案，之后上报省委，再由省委崔健同志带队赴京向万里同志汇报。这次研讨会对杭州市经济体制改革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问：您还记得当时专家们对杭州的发展有影响的观点吗？

答：宦乡同志当时讲的一个观点我直到现在还记忆犹新。他说杭州是风景旅游城市，主要的品牌是西湖，他本人是广西人，就拿西湖与桂林作了比较分析。他说桂林的山水奇而不秀，杭州的山水是秀而不奇。这是两个地方的特点，要打品牌，首先要把特点研究透。旅游的人一般就在一个地方停留几天，“奇而不秀”能吸引人，因为游客都想看到令他们惊喜的东西，但没有长客；“秀而不奇”的地方更适合游客慢慢欣赏，所以杭州要想办法把客人留住，要让客人一进入杭州就体会到西湖的美，还要让客人记住杭州，以后再来杭州。

问：您刚才说到，你们新一届市委市政府正赶上改革开放由农村转向城市的时期，能说说当时的具体做法吗？

答：1984年，由厉德馨书记带队，我们9个人到南方学习，先到广州、珠海、深圳（深圳、珠海、厦门刚开始建特区），后到厦门、福州。我们主要是去学习人家改革开放的经验。因为自己有这样的要求和愿望，才会出去。你不想改革，不想开放，也就不会去看人家的东西。实事求是地讲，那时候我们确实见得太少了，到了广州，见到碰碰车、碰碰船、过山车都新奇得不得了。那时我们很多东西都不懂，有一点好的，就学一点。

广州市委书记是许士杰同志，市长是叶选平同志，当时叶选平不在。许士杰同志思想比较解放，他同厉书记很谈得来，我们几乎谈了一天，其中有几句话，我印象很深，现在还记得。讲到如何改革开放时，他说，“有山路走山路；有水路走水路；没有山路、水路，你自己开一条路去走”。这给我们的启发很大。有些重要的话，你记住了，一辈子管用。许士杰同志后来担任了海南省第一任省委书记。

我们到福州学来两样东西：一个是福日公司的改革。后来我们在杭州也搞企业的改革，一个是中药二厂，一个是西湖电视机厂，当时还叫做试点。中药二厂是厉书记蹲点的企业，西湖电视机厂是我蹲点的企业，其他还有几个同志一起参加的。另一个是学习福州“五一”广场的建设，我们回来后建了武林广场，搞了程控电话。

1984年，我们碰到了一个很大的困难，那年1至4月份杭州经济出现负增长，我们很着急。

问：为什么会出现负增长呢？当时改革的形势很好呀！

答：是啊！后来我们就去调研，德馨同志到中药二厂，到王星记扇厂，有些同志到商业部门。1983年杭州经济形势是好的，1984年头4个月出现负增长，到了年底怎么向市民交代？我们分析了主要原因，是企业承包制不兑现。这不光是杭州市的问题，全国都发生过这样的问题。由于承包以后，职工奖金发得多了，影响到国家财政收入，上面就发了一个文件，奖金暂不兑现。政府讲的话不算数，生产一下子就下来了。

德馨同志在华侨饭店找王星记扇厂厂长俞剑明谈话，了解情况，谈了一整天。其间我也参加并了解了一些情况。俞剑明反映的不仅是王星记扇厂的情况，而是全市的生产问题。其他一些同志在调研中也发现了这个问题，承包制奖励不兑现，挫伤了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后来，我们通过新华社浙江分站记者纪静如，写了个动态清样反映给中央，分析了杭州市生产下降的主要原因。

问：中央是什么态度？

答：胡耀邦同志看到新华社这个“动态清样”后作了批示，让胡启立同志过问，胡启立同志也作了批示，他们批示的意思都是应该兑现，并将批示件转给了省委书记王芳同志。

省里拿到这个批件以后，找厉书记、找钟市长，他们两人都出去办事了，就把我叫到省里去。王芳同志说中央有个批示，我一看很好，我们正想要解决这个问题。经过王芳同志同意，我把批文复印件带回来。

厉书记看了，中午就召开常委会，决定宣布在杭州市承包协议一律兑现，原来的奖金都要兑现，下午我就在王星记扇厂开现场会，市里有关部门，如财政局领导周玉玲等同志都参加了。原来在哪里签协议的，就在哪些范围公开宣布兑现，这事我记得很清楚。特别是杭州解放路百货公司，原来是周峰同志与解百的负责人在省人民大会堂签的，后来就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宣布兑现。这项工作一做，生产很快又上去了。这种调研，确确实实起到作用，实实在在地解决了问题。

20世纪80年代的杭州解放路百货商店

问：杭州市还树立了一个乡镇企业家典型萧山万向节厂的鲁冠球，是吗？

答：当时省里在抓学海盐的步鑫生，我们说杭州也要有自己的典型，就打算在乡镇企业中树立典型。萧山县委同志向我们介绍了萧山万向节厂。

我和市长钟伯熙同志两个人先去看，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学机械的，是浙大机械系毕业的，对机械加工企业的技术和管理情况比较了解。当时我们去厂里时，看到这个厂的厂房和设备都还比较简陋，厂房还是简易房，地是泥地，机床也很旧。

我们一看，这个厂里有几个特点：第一，他们的管理非常严格规范。我们一些国营工厂很多管理不善，车间里东西乱放，而他们是毛坯归毛坯，半成品归半成品，成品归成品，摆放得整整齐齐。第二，所有的产品百分之百地进行检验。万向节其实结构很简单，但是它要求很高，一个是硬度，过硬了太脆，要断的；过软了，像麻花一样；第二个是尺寸要非常精确。它能够做到百分之百地检查硬度和尺寸，这很了不起，这样的产品质量肯定很好。一个乡镇企业的产品拿到上海去，外国厂家都喜欢。我们认为，这个企业确实是行。

我们回来后，在市委常委会上讲了，厉书记带领整个市委班子成员都到这个厂去看了。市委对他们厂的情况给予了充分肯定，另外也帮助解决了一些问题。在和他们座谈时，鲁冠球提出了一个问题：美国人要订他们的货，一定要先来他们厂里看一看，但当时外国人是不可以过钱塘江大桥的，问我们能不能帮他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商量后决定，市里开口子，给他一个特殊通行证，不要到省外办去报，因为如果经过报批，很可能被卡牢。当时我们这样做，胆子确实大了一点，但解决了问题。外国人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向万向节厂订货，后来鲁冠球收购了一家美国企业，就是当年向他们买万向节厂产品的那个工厂。

第二节 一条河流和一个涵洞

问：那几年杭州的市政建设也有很大发展，一连做了几件大事，杭州市民至今都记忆犹新，是吗？

答：杭州城市一半是西湖，最美的也是西湖，但那时的杭州很破旧，外国游客对杭州的评价是“美丽的西湖，破烂的城市”。当时杭州市区430平方公里的城市是狭长的一条，西边的边是西湖，东边的边是钱塘江和铁路。杭州最大的亮点就是西湖。西湖是很漂亮，但西湖水质却比较脏，西湖的周围也是破破烂烂的。杭州市原来就有规划要把钱塘江的水引到西湖来，中东河的治理、建钱塘江二桥也是有规划的，但规划一直没有得到落实。新市委班子成立后，确实在市政上做了不少工作。

西湖春景

问：这是好事呀，为什么会做不下去？

答：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意见不一致。如中东河治理，当时工程指挥部都已经成立起来了，材料、施工队都来了，周峰市长当总指挥，但工程一直展开不起来。问题就是拉直还是不拉直决定不下来。中东河是杭州市南北的水道，同时这个地方又是一个交通要道。中东河不治理不行，太脏，但怎么治理？讨论、争论了很长时间，把它拉直呢还是保持弯弯曲曲的原貌呢，意见很多。有人说要保持古城风貌，省科协甚至还组织了论证，论证的结果是不能动，若想治理就要保持原来的样子。

当时我们看了专家的论证报告，完全是复古派的，这里原来有个河埠头，现在破烂了，那就把驳坎重新修一下。要小河曲曲弯弯，河上小船悠悠。但是这很不现实，弯弯曲曲的小河古代可以，在现代城市就行不通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一是城市规划的首要原则是功能需求。位于城市中心的河道，如果依照原来的样子，必定要大量的绿地去配。杭州的城市面积本来就不大，在城市中心用如此大的空间来规划绿地，势必会影响交通道路用地、人居用地。二是开放初期，政府要解决的最大问题是发展，是提高老百姓的基本生活质量，建设工作重心就是要从最基本的整治脏乱差开始，然后才有可能实现更高层次的要求。

可是如果我们不听专家的意见，有人就会说新的班子把原来的规划都否定了，专家的意见都推翻了。

怎么办呢？市委市政府就把这件事交给了我和钟伯熙同志。其实也不是所有专家都是这种意见。我们就重新找了一些专家来论证，提出符合现代杭州城市发展需要的方案。

我们去约请了城市规划、园林等各方面的专家，其中有一位专家是同济大学的，也是钟伯熙的中学老师，很有名望的园林专家陈从周先生。上一次论证他也参加的，很明显，他是主张按过去老样子整治的。他一到杭州，我和钟市长就去看他，老先生很高兴，但学术观点他是不肯改变的。他说：“我的意见之前都讲过了，我是反对拉直的。我知道你们找我来就是让我做样子，你们放心吧，我在会上不发言就是了，但最后会议的纪要我也不签字。”这样他也算帮了他的学生大忙了。后来曾有人问他，说是杭州市的市长是你学生，这个人怎么样啊。他的评价是：“唉……马马虎虎吧。”看起来这个中东河的拉直工程，还是让老先生不满意。

方案确定之后，工程就上马了，中东河连马路都加起来60公尺宽。中间是条河，一边是快车道，一边是慢车道。这个宽度从现在的要求看还是太窄了，但总算是把中东河治理工程完成了。

治理后的中东河

问：实施这么大的工程，动迁是个大难关，你们那时候有没有碰到麻烦？

答：中东河治理工程中还真碰到了一家钉子户。这家主人是个老工人，他家的房子面积很小。他有四个儿女，已经有三个孩子结婚单过了，最小的是儿子，18岁，和他住在一起。动迁的时候，他家分配了四套40多方的安置房。他说他的小儿子也是要结婚的，一定要另外再分给他一套才肯搬。当时城乡建委主任，也是分管基建的副市长王邦铎，是老知识分子，早年北洋大学的毕业生，他找到我商量。他说只剩一户了，怎么办？我说，那我们就来点硬的，不能让一个人拖了一个工程。

其实那个老人家里的东西也都搬得差不多了，他是做了搬的准备来与我们对峙的。我们找了他的女婿商量，他的女婿就在厂里借好了一间房子准备安放他剩下的一些东西。我们最后下了通知，几月几号下午两点钟之前一定要搬光。我们和他女婿说好了，12点的时候，用三轮车把东西全部运走，并且告诉老人，厂里的房子是借的，东西放在那里一天收一天的租钱。工程两点钟之后就开工了，公安局、法院、《杭州日报》记者、《浙江日报》记者、电视台都在现场等着，做现场报道。

我们就是要让市民知道市委市政府的决心，“钉子户”就是这么“拔”的。当时我是总指挥，坐镇办公室，12点之后，电话一个个打进来，所有的人都到了，他女婿也把东西搬走了，那老人还是不肯走，“绷”在那里。大家都在现场看他是不是真的会赖过两点，但是快到两点的时候，他站起来自己走了。

这是工程中最硬的一个“钉子户”，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关键是我们认为政府的补偿是合理的，并没有损害拆迁户的利益。这件事要放到现在来做就难了，行政强拆已经不可以了。

问：钱塘江的引水工程也是在那个时期开始的吧？

答：是的。中东河治理是一个重点工程，还有一个就是整治西湖。这个工程主要是钟伯熙同志负责抓，沿着西湖边埋下排污管道，把生活用水排到排污管道里。钱塘江的引水工程也下决心开工了。钱塘江二桥工程也是当时确定下来开工建设的。建设沪杭、杭甬高速公路问题，当时也提出来了。

钱塘江——运河沟通工程

西湖治理要拆很多湖边的房子，从六公园开始，要拆的房子上面都会有一个“拆”字，是我亲自带队去写这个“拆”字的。

当时西湖的南边也想拆一些房子，但比较难，因为那里军队单位很多。“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很多风景区没有人管，部队就占了很多地方，建了很多房子。后来厉德馨同志通过新华社的《动态清样》向中央反映杭州风景区被部队占了太多地方，拆不动。这个报告上去后耀邦同志作了批示，明确表示部队占那么多地方影响杭州的风景旅游景点建设，有的还是要还给地方。结果中央军委派了一个常委，专门来协调部队特别是省军区把多占的地方退了出来。

问：听说现在钱塘江大桥下一进一出两个车辆单向行驶的涵洞，也是那个时候重新打开的？

答：大桥下的涵洞原来只有一个，靠钱塘江边上这条通道的涵洞是后来打开的，这里面还有个小故事。

杭州是风景旅游城市，特别是西湖。从西湖向南往钱塘江大桥的下面过的公路通往富阳，富阳的瑶林仙境当时也是很好的旅游点，去六和塔也要经过那条大桥下的涵洞，因此往那个方向的车很多，非常拥挤。

厉德馨同志说，能不能在大桥下再开一个涵洞，让过往的车辆方便一些？但是我们不敢随便动，钱塘江大桥是铁路、公路两用的桥，它的载重情况，设计时如何考虑的，我们都不清楚。随便动了，出了问题怎么办？桥的右边已经是山体了，左边再出去就到江边了，如果要再打一个洞，应该在哪里打呢？好在当年茅以升先生设计钱塘江大桥的所有的资料都留在浙江图书馆，我们就派人去浙江图书馆拿回来设计图，一看，图纸上是有两个桥洞的，那为什么实际上只有一个呢？在向市委报告图纸上发现的同时，我们就想办法证实是不是真有两个桥洞。

事也是很凑巧，我们正在东找西找的时候，茅以升先生到了杭州，当时他是全国政协副主席，到杭州来视察。他已经90高龄了，住在大华饭店。我们的同志就拿着图纸去请教他。他说，“对呀，是有两个桥洞，建的时候建了，但另一个不用就封掉了，如果你们想打开，我明天陪你们去，指给你们看。”

第二天，市城乡建委的同志与茅老先生就一起去了，从车上下来，茅老坐着轮椅，指给大家看另一个被封了的洞的位置。这个问题就这样顺利解决了。茅以升先生真是了不起，不仅在上个世纪30年代修了这样一座公路铁路两用大桥，几十年后居然还能如此清楚地记得修了不用又封了的另一桥洞的位置。在纪念钱塘江大桥建成70年的大会上，我还讲过这个故事。

钱塘江与大运河的沟通，也是我们那一届政府完成的工程。工程完成后我还说过，隋炀帝没有做到的事，我们做到了。

第三节 一个平民英雄和一个派出所所长

问：您在杭州市委的职务有一个是“政法委书记”，具体分管些什么？

答：当时的市委班子一是重视“群众来信”，二是关注媒体报道。不论分管什么，“民情”、“民生”都是第一位的。

我是1983年底担任中共杭州市政法委员会书记的。我对秘书高桂林的要求是，每天上班的时候，我的桌子上一定要有两样东西已经放在那里了，一是当天的《公安简报》，杭州市每一天发生的治安情况我一定要了解；二是当天的《杭州日报》。它反映了杭州市一天发生的各方面的事，这两样东西是每一天上班后必看的。

我们国家的法制建设正在不断完善，几千年来我们国家是在封建的“圣君贤臣”制度下运行的，靠的不是法制，而是“圣君”，希望有一个“英明”的皇帝，自己会看得出哪一个是能干的、正直的臣子。如果有一个皇帝在一段时间用好人、不用坏人，那社会就比较安定，人民生活就比较好，社会经济也会发展快一点；如果皇帝是“昏君”，用的是“奸臣”，那就很糟糕。比如唐太宗，清康熙、乾隆等就是历史上一直传说的“圣君”，就是有一段时间，比较开明，能用“贤臣”。

问：在“政法委书记”的职权范围内您印象比较深刻的有些什么事情？

答：有一天上班以后，看到一条消息说江西有3个流窜犯到了杭州，在鼓楼附近的山上持刀抢劫后逃跑。被抢的人在后面叫喊、追赶，那时候天气很热，老百姓都在外面乘凉。他们逃到杭州卷烟厂附近时，有一个小伙子冲上去，跟三个盗窃犯对打，把他们的刀踢掉，后面的人追上来就把他们抓住了。那个小伙子曾经劳改过两年，是打群架被送去劳改的。

我看了简报之后觉得他很勇敢，马上就去了卷烟厂，看望那个小伙子。我说这个事情要表扬他，见义勇为，敢于和歹徒做斗争。旁边就有人说“不能表扬他，他曾经被劳教过”。我就说，年轻人犯了错误，已经接受了惩罚，劳教过了，碰到这样的事情他还能挺身而出，说明他有正义感，一定要表扬，要开大会表扬，借此来树立良好的社会正气。

问：在今天，这个小伙子会成为“网络红人”。您又不是学法律专业的，怎么才能当好这个管政法的书记呢？

答：我当市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的时候，开始司法系统的同志把审理的案卷，一大堆送到我办公室里来，这些材料我看是看，但从不表态说这个案子该怎么判那个案子该怎么判，那是法院的事。不是说因为我不是学法律的，不懂如何量刑，就是学法律的，也不能去干预应当由法院法官处理的事。我不管量刑，我看的目的是为了了解这段时间杭州市发生了什么案件。另外，不干预法院对案子的审理，也可避免有些涉案人员的亲属来找你说情、“开后门”。

因此，一上任我就很明确地告诉相关几条线的同志，政法系统，我只管四件事。第一，“严打”，我管；第二，公、检、法、司需要协调的时候我代表市委出面；第三，政法系统的纪律我要抓，执法者必须守法；第四，劳改劳教释放人员的安置如果有困难，我会参与处理，因为涉及政策落实和社会安定。其他日常工作有专职副书记和政法委的同志处理。

问：您具体处理过什么棘手的案子吗？

答：当时还真处理过一件事，就是新安江派出所所长钱三运事件。

那时有一个逃犯从兰溪那里逃出来，兰溪派出所派了两个警察追捕。这个逃犯和新安江水泥厂的一个工人曾经在一起劳教，就在劳教所里结成了兄弟。所以兰溪方面判断那个人逃跑之后很可能会逃到新安江水泥厂来。兰溪的警察到了新安江之后，找到新安江派出所所长钱三运。钱三运这个人工作挺认真的，对那个经常捣蛋的工人也有了解，就到水泥厂那人的家里去查。那人住在一楼，他们家里有一个小客厅，家里没人，从窗户望进去，桌上杯盘狼藉，看上去像是刚有人吃过喝过。钱三运就向左邻右舍打听，一问，说他们家是有客人来过，现在走了，到码头去了。钱三运一听，觉得就是这么回事了，马上往码头方向追，结果在路上碰到了那个回来的工人。

当时警察判断是罪犯来过又逃走了，很可能会有些东西放在那个工人家里，想去搜查。这个工人因为曾经坐过牢，法律常识比一般人还多懂些，到了家门口他不进去。他知道如果主人不在房间，公安局的人进去的话是非法的，就是私闯民宅，加之一路上就顶顶吵吵过来的，双方的情绪也越来越对立，后来就发生了冲突。这时旁边有一些小青年就起哄，说警察打人。

如果钱三运当时冷静一些，事态不会恶化。但是他不冷静，就跑到工厂的保卫科，一个电话打到了建德公安局，报告说新安江水泥厂一帮小流氓聚集闹事殴打公安人员。公安局的副局长姓杨，马上派了警察，二十几辆武装摩托开往水泥厂。钱三运他们就把那个工人抓住，五花大绑把他绑起来，带回到了派出所。这一番折腾，已经到该吃晚饭的时候了，钱三运就叫建德、兰溪的警察去吃晚饭，把那个人单独扔在派出所里。由于绳子绑得太紧，等他们回来的时候，人已经被绳子勒死了。

问：这下子事情就闹大了？

答：人死了，他家里人当然就要告了。开始建德县认为钱三运也是执行公务，最多只是处理不当，就把这事给隐瞒下来。后来死者家属告到了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院批转下来，省委常委、公安厅厅长张秀夫批示，要把这件事查清楚，严肃处理。同时，高检的文件也转到我这里，我也批了，要市检察院把这件事查清楚，严肃处理。

问：您怎么处理这件事？

答：这是件人命关天的事，市检察院根据张秀夫同志和我的批示，组织人员进行了详细调查，写出了报告，也就是我前面讲到的那些情况。我把所有的卷宗都调来仔细看了，过程、事实都是很清楚的。我作了批示：“知法犯法，致死人命，这是重大问题，必须严肃查处”。

这件事本来已经查得很清楚了，市检察院提出要依法处理有关人员，就是新安江派出所所长钱三运、建德公安局的杨副局长，但这个意见下去了之后一直执行不了，当地群众对此反应很强烈。

当时黄子钧同志当杭州市公安局局长。1985年，市里要开人代会，三四月份刚好是杭州的旅游旺季，厉书记提出把旅馆留给旅客住，市里的人代会就放到建德去开了。会议结束之后，我对黄子钧说：“建德这个案子老是执行不下去，我们今天再去看看，一起做做工作。”我就把中山装换了，穿上武警的制服，背上枪去了。

到了县里，我召集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领导班子开会，我说：“这个案子检察院已经批了很长时间了，你们不执行，群众对此反应很强烈。如果县里能执行，你们自己执行；如果你们还拖着不执行，今天我和市公安局长都来了，我们亲自执行。”他们一看这下来真格的了，马上就表态说“我们一定认真执行”。

事后听说，建德县公安局的那个杨副局长说，看到我穿着武警制服带着枪到建德来了，就对他爱人说，看来他要坐牢了，要他爱人准备好他的生活用品。

问：中国人“情”的观念大于“法”，您认为是文化的原因还是制度的原因？

答：在法制还不是很健全的时候，领导人的思想作风就很重要。但“以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应相辅相成，首要的还是要健全法制，严格执法。

我在杭州市委工作两年零三个月，厉德馨同志是四年零三个月。当时我们首先是抓了制度建设，同时抓领导者本身的思想作风、领导观念建设。加强领导班子思想作风建设是法制建设的补充，当然，最根本的还是国家的法制建设。

第四节 一封市民来信和一次趟水夜访

问：你们那一届市委在树立良好的作风方面下了很大工夫，能说说当时的情况吗？

答：好的，我说说当时在这方面做的一些工作，可能市里现在还有人记得。当时市里连发了两个扶正祛邪的文件，文件中有几句话是厉书记提出来的：支持肯干的，批评混事的，处置捣蛋的，惩办干坏事的。

当时之所以连发这两个文件，是因为市委同志在下面调研时了解到一些实际情况，有感而发提出来的。如厉书记到中药二厂（现在的青春宝集团）调研，发现冯根生是干实事的，努力做事，要搞改革，但有两个工程师就对他搞的改革不满，不仅四处告状，而且有外宾到厂里参观时，还故意把一车碎玻璃倒在厂里的马路上破坏厂里的形象。其他还有一些单位也有类似的情况，干事的人受气，不干事的耀武扬威，这种风气不刹住什么事也干不成，什么改革也推动不了，我们市里经济要发展，要做好工作，一定要把全市各级领导班子搞好，风气要扶正。

胡锦涛同志说过，带好一个作风也是政绩，这是非常有道理的。

问：听一些同志说，您还经常亲自处理一些涉及老百姓民生的问题，是怎么处理的？

答：是有这种情况。良好风气的树立，不是靠一两个文件就可以奏效的，还要身体力行地来示范，去带动。有些事情自己不深入下去，就不知道真实情况。

有一个例子很典型。有一天晚上将近10点钟，我还在批阅文件，突然有一个电话打到我办公室，有一位市民反映他们墙门住了16户人家，因连日大雨，一堵泥墙倒了近两个月房管局也不去帮助修理，打电话求助了多次也没有用，希望帮助解决。

开始我听了之后，感到这种事直接找我，有点奇怪，还是希望他找房管局，他说找了多次都没有解决，所以直接打电话给我。后来我想也对，他如果自己能解决，也不会这么晚了还打电话给我。当时我们的电话还没有直拨的，必须通过总机转，肯定总机有人告诉他，我还在办公室。我回答：“那好的，我帮你解决。”他一再叮嘱我：“你一定要帮我们解决啊！现在我们16户人家天天轮流值班守夜，我们白天都要上班的呀！而且烂泥墙堆在巷子里像一座小山，一下雨都是泥浆，行路也很不方便。”我答应一定帮助解决。

第二天我就把房管局长请来，问他知道不知道这件事，他说知道，我问为什么不及时解决，他说现在农忙季节，农民工回乡了。我说，你们管那么多房产，没有一点基本队伍？希望抓紧解决。他答应去解决。我还告诉他，不要只是应付我，是否解决我会去检查的。

过了几天，有一天傍晚，我和秘书到了这家去看，还是没有解决。这里的住户告诉我，前两天只派了几个人来把填在路上的泥清理走了，说是市里领导要来检查，墙还是没有来修。这真令人生气，因为我说过要来检查，才把路上的泥清了，但墙还是没有给人家修。

第二天，我又把这位局长请来，狠狠地批评了一顿，要他一定抓紧把事情解决好。过了一个星期，我又去了检查一下，这次不仅把墙修好了，而且把这个墙门内的一些长期坏了没修的窗户、楼梯也修好了。这16户居民非常高兴，还给《浙江日报》写信对市委表示感谢！《浙江日报》在慎重权衡利弊后登出了市民的这封信。

问：这篇稿件一发，你们不是又要收到很多直接投诉的信吗？

答：确实那一段时间我们一下子收到很多这类投诉的信，虽然我们不可能对每一封来信反映的情况，都亲自去查看处理，还是要批给各有关部门，并及时检查处理情况。当然，有的也直接去处理，如有来信反映胡庆余堂生产状况不好，经济效益很差，夜班时该上班而不上班的人很多，厂领导也不值班。我就和秘书半夜11点钟到他们那里查看，确实如此，了解到实际情况后，反映给医药管理局负责督促解决。

类似这些情况，当时市委市府领导都亲自了解和处理了多起，然后我们综合起来在全市干部会上进行教育，以此带动树立良好风气。

问：听说还有一次您趟着半膝深的水去探访过一次民居，有这么回事吗？

答：好像是1985年春天，那天吃晚饭的时候，我和钟市长、杨招棣同志很迟了才到食堂吃饭，去的时候还是好好的，正在吃饭，突然之间下起倾盆大雨，由于食堂与办公室路较远，我们只好叫人把车子开到厨房门外接我们回办公室。

这场暴雨下了个把小时，大约晚上9点多钟，我准备乘车回家，车子开到市府门口，看到有一二十人正和警卫战士纠缠要进市府，我从车上下来赶快上前去问是怎么一回事，说是马坡巷35号一个居民小区，因一场暴雨被水淹了，小区内水深近半米。

这个地方是一个低洼地带，周围的地势都比较高，每有暴雨一定被淹，只是水深不同而已，长期得不到解决，居民意见很大。今天又遇到暴雨，而且淹得很深，大家心情急躁，一批人就到市里来反映。

但是晚上九十点钟，市里除了值班室的同志外，没有其他人，警卫不让他们进去，就在门口吵，和警卫纠缠。见此情况，我赶快到门边的一个电话间分别打电话给区政府和市城乡建委的同志了解情况，他们都回答说已经知道这个情况，也都派出工程队去帮助抽水排水。

打完电话我到市府门口对这些市民说，市里有四处低洼地带，每遇到暴雨就被淹，一直都是采取一些临时措施，现在正在考虑如何彻底解决。今天又遇到这种情况，我刚才和区里及市城乡建委的同志通过电话，他们都派了工程队去帮助排水了，你们现在要冲进市府去，里面就几个值班的同志，进去也没有用，在这里和警卫同志吵也没有用，还是先回去吧！我明天再请市里有关部门的人到你们那里和你们商量看有什么可以彻底解决的办法。他们问我是谁。我只好自报家门，说是市委副书记。旁边两个看见我打电话的妇女也说，她们刚才看见我在打电话。这时大家才安静下来，并叮嘱我：“明天你一定要他们到我们这里来啊！”我说好的，我一定要“他们”来。

他们就回去了，我上车后左思右想，与其让城乡建委的同志明天去，还不如今天晚上就到现场去看看，就叫司机把车子开到城乡建委一位负责人的住处，带上他就去了那个地方。

到那儿一看，虽然一边在抽水排水，水还是很深，还有二三十厘米，那时我们都穿塑料鞋，就趟水到居民住的地方查看，这些住户因经常出现这种情况，有的就用砖头把床垫起来。居民们看到我们连夜现场查看都很感动，把我们引到一户地势较高的人家坐下座谈，商量解决办法，还有的人看见我们趟水进来，赶忙去烧了姜汤给我们驱寒，我们也很感动。

第五节 一个作家和一杯牛奶

问：您在杭州市委时好像还分管文化工作，是吗？

答：是的。开始管过一段时间，杨招棣同志担任市委副书记后，主要是他分管的。我们那一届市委和市政府对文化工作也是非常重视的，最早是把《杭州日报》由小报改成对开大报；第二个是办杭州电视台；再一个就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

那时候，杭州市很长时间没有开过文代会，我们专门开了一次，把文化界的力量集中起来。同时，我们把一些原来受压制的文化人解放出来，保护他们。最重要的是提出政策，扶持文化界。

问：市里当时保护了好几位名作家，能说说当时的情况吗？

答：1982年时杭州的四位作家——张廷竹、谢鲁渤、李杭育、薛家柱思想比较活跃，写了一些作品，受到省里重视。到了1983年，上面提出要反精神污染，他们就挨批了。特别是张廷竹，他写了《希望》、《54号墙门》等小说，省里要把他当作反动作家来批判。硬说他写“希望”，是暗喻大陆没希望，希望在台湾，《浙江日报》还发表文章批判他。本来省里要让他当专业作家，后来也不要他了。让他回造船厂工作，日子很难过。我们市里觉得这些作家，应正确对待，他们都很有才华，还是要团结他们，让他们发挥作用。

当时一些作家经常在杭州宝石山下的防空洞里聚会。有一次，我和杨招棣同志进去，去看看他们。原来他们谈得很热闹，我们一进去里面鸦雀无声。我说，我们来看看大家，杭州市的文化建设要靠你们，我们一定要和你们交朋友。后面还讲了几句有用意的话，我说，交朋友有两种，一种是真朋友，真朋友就是顺利的时候，大家是朋友，不顺利的时候也是朋友；一种是假朋友，假朋友平常好得很，顺利的时候，大家是朋友，你好我好大家好都是朋友，碰到困难的时候就躲开了。我们保证一定跟你们交真朋友。讲完后大家热烈鼓掌。

后来，张廷竹跟出来提出希望单独和我谈一谈，我说“可以”。在约他谈之前，我叫秘书把他已发表的作品，能收集到的都收集来给我看看，大致掌握了他的创作情况。我和张廷竹谈时，他说，省里批判我，说我是反动作家。我说，你是知道的，我们这一代人曾经受过革命作品的影响、激励，实事求是地讲，你这样的作品，当然没有太多鼓舞人的力量，但是也不能说是反动的，很多也是生活的反映，我们市里不会批判你。他说：“我回到厂里很困难，他们都歧视我，甚至也歧视我母亲。”希望我们能帮助他。

问：听说您还特意到他家中去看过他，是吗？

答：我是和杨招棣同志一起去的。张廷竹当年住在延安路，我们去看他，他很感动。他姐姐说真没有想到，你们会跑到我们家里来。因党报上批判了他，周围的人就认为他有问题，另眼相看。后来我们又和他厂里讲，他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不要因为省里不要他当专业作家而歧视他，既然专业作家不能当了，还可以回到厂里劳动。后来军队招文艺兵，我们积极推荐他，部队吸收了。在老山前线的时候，张廷竹到最前面去宣传，然后在战地入党，老山前线烈士纪念碑的碑文就是他写的。

当时保护这些挨批判的人，真是不容易，张廷竹真的是死保下来的。当时对谢鲁渤，也批；李杭育在富阳文化馆工作，也批。说是要发展文化，不把作家们保护好，不给他们创造条件，怎么能发展文化？

问：还有一个给演员提供牛奶的故事，能说说吗？

答：那是杭州杂技团的事。那时杂技团刚办起来，我们去看看，看到那些小孩子训练那么苦，搞得很好，但是团里告诉我们，这些孩子连一杯牛奶都喝不起。于是厉德馨书记提出，要给孩子每天提供一杯牛奶，而且是免费供应。现在看来微不足道，但在全市牛奶问题还解决不了的时候，首先给杂技团解决，每人一杯牛奶，是件了不起的事。后来杂技团发展很快，演出非常精彩，他们到国外去演出，拿了法兰西总统奖。

那时候市委还制定了文艺十条政策，凡是国家一级演员、二级演员，每人都要有牛奶喝。张建一、陈红冰、吴小旋等，都是那个时候培养发展起来的。杭州歌舞团的歌唱演员张建一，后来还到国外深造，现在是比较有名的男高音。总之，我们首先是重视文化，其次是落实政策，第三是跟文化界的人士保持密切关系，文化方面的措施都是实实在在的。

那时，文化界人士，有些是省里联系的，有些是市里联系的，但省里有很多文化界人士都想参加市里的活动。文化大省，文化大市，大发展、大繁荣这样的话，我们一句也没有提过，但是我们确实是实实在在地抓文化建设。问：您在杭州市委工作时间并不长，能说说这段时期的工作对您的影响吗？

答：我在这届市委干了两年零三个月的时间。1983年4月27日市委成立，我1985年7月份就离开了。工作时间并不长，但对我以后的工作影响很大。

1984年改造前的武林广场

改造后的武林广场新貌

我原来是大学教师，长期在大学里教书，一直没有离开过学校，对地方的情况不了解，也从来没有想到要到地方工作。

其实我在市里工作的过程还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主要是跟着厉德馨等老同志学，在他们的带领下做一些我分管的，力所能及的工作。现在回想起来，如果一开始像崔健同志对我讲的让我担任市委书记或市长的工作，肯定适应不了，会出不少问题。那一段工作时间尽管很短，但很有感受，对我的培养、教育，对我后来比较长时期担任党政领导工作很有帮助。

我在香港工作期间，思想比较开放，这与我在杭州市工作时，市里领导班子的思想开放有很大关系。如果那个班子是很保守的，工作放不开的话，受到那个影响，要想适应香港那样复杂的环境是很困难的。当时省委王芳同志、薛驹同志的思想，市委厉德馨同志的思想都是很开放的。到了香港后，我就比较快地适应了。

我们那个班子也非常团结，大家互相支持，建立了深厚感情，直到现在还保持着很好的关系。2008年，杭州市党史办专门召集我们在一起座谈那一届市委的工作情况，并以《征途》为名出了一期专刊，在这专刊上我还写了一首诗，诗的题目叫《耕耘在杭州》，回忆了当时我们那一班人的工作状态、人生追求和精神面貌。

耕耘在杭州

一群老黄牛，耕耘在杭州的土地上，

不分节假日，不分白天黑夜，

不讲待遇，不畏艰辛，

勤奋地拉犁、推磨。

浩劫后的天堂，满目疮痍：

孩子们没有牛奶，家庭主妇们难买到鸡蛋、蔬菜；

企业改革的种子刚刚萌芽，横遭摧残，

不讲效率的大锅饭，还有人觉得挺香。

……

美丽的西湖，破烂的杭州，

一句刺耳的实话，

像一颗巨石压在人们的心头。

天堂，杭州；杭州，天堂！

不能等待，不要彷徨，

迈开步子，冲破思想牢笼，

改革、开放，

总设计师已为我们指明了方向！

没有顾虑，没有胆怯，

乌纱帽算什么？攻击、指责怕什么？

打开城门，让食品挂满货架，

开通隧道，引进江水，沿湖截污，让西湖更加清澈，

让道路更宽，行走更畅，

让景区更美，城市更亮。

干事的站上来，

混事的站一旁，

捣蛋的要处治，

干坏事的要惩办。

人民在我们心中，

群众在我们身旁，

我们和大家想到一起，干在一起，要把杭州变成真正的天堂，

使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真正享受到天堂的阳光！

拉犁、推磨，再苦再累又何妨！

二〇〇九年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