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哥本哈根的成长

1819年9月5日，星期二的早晨，我从弗雷德里克斯堡的高地第一次俯瞰了哥本哈根。我从马车上下来，手中提着小包袱，穿过城堡花园长长的小路和郊区，进了城。

在我到哥本哈根的前一天晚上，爆发了所谓“犹太人的吵架”^[1]。人们都记得很清楚，那次“吵架”传遍了欧洲的许多国家。全城处于混乱之中，每个人都在街上，因此，哥本哈根的嘈杂与喧嚣远远超过了那时我在想象中所形成的关于大城市的任何概念。

我带着口袋中仅有的十块钱走进一家小客栈。我首先去闲逛的地方是剧院。我曾多次在它周围漫步，仰望它的墙壁，而且几乎把它看作一个收容所。一个每天在剧院附近卖剧目单的人注意到了我，他问我要不要一张剧目单。我是这样不懂事，竟然以为他愿意送我一张，因而感激地接受了他的提议。他以为我是在取笑他，便勃然大怒，我吓得赶紧离开了这个城市里对我来说最可爱的地方。当时我丝毫不曾想到十年以后我的第一出戏竟会在那儿公演，我竟会这样出现在丹麦观众面前。

第二天我穿上了我的坚信礼礼服，更没有忘记我的靴子，虽然这时它们在我的裤脚下面自然而然地被穿旧了。我就这样穿着自己最好的衣服，戴着一顶半遮着眼睛的帽子，急欲把我的介绍信呈递给沙尔夫人。我先在门口跪下，祈求上帝许可我在这儿寻求帮助和支持。适逢一个女仆提着篮子走下楼来，她向我和蔼地笑了笑，给我一枚斯基林^[2]，便轻快地走开了。我惊讶地注视着她和钱。我穿的是坚信礼礼服，我想我一定显得很英俊。可她怎么能以为我要乞讨呢？我在她后面喊叫着。

她只向我说“收下吧，收下吧！”作为回答，然后就走开了。

我终于被许可去见这位舞蹈家。她非常诧异地望着我，然后听我要说些什么。她一点儿也不了解写介绍信的人，我的整个表情和举止似乎都使她感到奇特。我向她表白自己对戏剧的热爱，使她不得不问起我自认为能演什么角色。我回答说：“辛德里拉。”^[3]皇家剧院曾在欧登塞演过这出戏，其中的主要角色使我喜欢得可以完全凭记忆扮演。同时我要求她许可我脱掉靴子，否则我扮演这个角色就不够轻便，于是我拿起我的宽阔的帽子当作手鼓，开始歌舞起来：

在尘世间的显贵与财主

都摆脱不了灾难与痛苦。

我的奇特舞姿和剧烈的动作，使得这个女士以为我失去了理性，于是她毫不迟疑地把我打发走了。

我从她那儿到剧院经理那里去请求雇用。他望了望我说：“对于剧院来说你太瘦了。”

“哎呀，”我答道，“你只消以每月一百块钱的薪金雇我，我很快就会长胖的！”这位经理严肃地叫我走开，还说他们只雇受过教育的人。

我呆立在那儿，心灵深深地受了创伤。在整个哥本哈根城，我没有一个认识的人，也没有人能给我出主意或者安慰我。我所想到的只有去死，这对我是最好的办法。但甚至在那时，我的思绪也升到了上帝那里，并且带着一个孩子对父亲那种毫不动摇的信任，把整个思绪集中在上帝那里。我痛哭了一场，然后自言自语地说：“当一切非常不幸的事情发生时，上帝就会伸出援助之手。我常常读到这样的话，‘人们在能够取得任何成就以前，必须首先吃大苦’。”

这时我又去为自己买了一张观看歌剧《保罗与弗吉尼亚》的顶楼座戏票。剧中人的离别使我感动得忽然大哭起来。坐在我近旁的几个妇女安慰我说，这不过是演戏，不值得为他们悲伤，于是她们给了我一块香肠三明治。我对她们每个人都很信任，因此我很坦率地告诉她们，我并不是真正为保罗和弗吉尼亚掉眼泪，而是因为我把剧院当作我自己的弗吉尼亚，如果我必须与它分离，我恰好就像保罗那样可怜。她们瞧着我，好像不懂我的意思。我便把来到哥本哈根的本意都告诉了她们，并说我在这儿是多么孤苦伶仃。因此她们当中一个妇女又给了我一些面包和黄油，还有水果和糕饼。

第二天早上我付了账。使我极其忧虑的是，我的全部财产只剩一块钱了。因此我有必要找一只船捎我回家，或者跟一个手艺人去干活。我考虑后一个办法是比较明智的，因为即使我回到了欧登塞，我在那儿也得干同样的活儿；再说，如果我回去，那儿的人会嘲笑我的，这我很清楚。学什么手艺对我来说都是无关紧要的事——我不过利用这手艺在哥本哈根维持生活。所以，我买了一份报纸，从广告上发现一位家具师傅需要一个学徒。这个人和蔼地接待了我，可是他说在我给他立字约以前，必须有一份证明和在欧登塞的受洗礼的登记。在以上证明寄来之前，我可以搬到他家去，试一试这活儿是否使我满意。第二天早晨六点钟，我就来到了工作坊，有几个工匠和两三个徒弟，但老板没有来。他们正兴高采烈地在那儿聊天。我像女孩子一样害羞，他们很快发觉了这点，便无情地戏谑起我来。那天晚些时候，这些青年小伙子粗鲁的玩笑发展到了非常放肆的程度，致使我回想起织布厂的情景来，便决心一天也不再留在作坊里了，我到老板那里去，告诉他留在这儿我受不了，他试图安慰我，但无效。这对我的影响太大了，于是我赶紧离开了那里。

我穿过大街小巷到处徘徊。没有人认识我，我深感孤独。这时，我想起曾在欧登塞的一家报纸上看到过一个叫西博尼的意大利人，他是哥本哈根音乐学校的校长。谁都称赞过我的嗓子，也许为了这点他会帮助我，不然的话，就在那天晚上，我一定要找到一位愿意再把我捎回家去的船长。一想起回家，我就极度紧张，在这种痛苦的状态中，我赶紧到西博尼家里去。

碰巧那天他举行一个盛大的晚宴。我们的著名作曲家韦斯在那里，还有诗人巴格森和其他一些客人。女管家给我开了门，我不仅向她讲了我想被雇佣为歌手的愿望，而且讲了我的全部历史。她极其同情地听我讲完，然后离开了我。我等了好一阵，她必定是向那些人重复了我的大部分话，因为一会儿工夫门就开了，客人们都走出来瞧着我。他们请我唱个歌。西博尼聚精会神地听我唱。我表演了霍尔伯格剧作中的一些情节，还背诵了几首诗。我的悲惨遭遇使我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这些人却一齐拍手喝彩。

巴格森说：“我预言，总有一天他会成为大人物的。当有朝一日所有观众都向你喝彩时，你可不要自以为了不起啊！”接着他又讲了一些关于纯洁的本性的话。这种本性也会由于年龄的增长以及与世人的交往而经常遭到破坏。这话我全不理解。我绝对相信他们每个人的话以及人们对我的美好祝愿，我不会把自己的想法藏在心里，而是常常坦率地把它说出来。

西博尼答应培养我唱歌，从而使我成为皇家剧院的一名成功的歌手。这使我感到非常幸运，我激动得又笑又哭。当女管家领我出来并看出我既激动又苦恼的神情时，她抚摩着我的面颊说，第二天我就可以上韦斯教授那里去，他有意帮我一点儿忙，而且我可以依靠他。

我来到韦斯家。韦斯原是穷人出身，他深深地同情并且完全理解我的不幸遭遇，他为我筹集了七十块钱的捐款。于是我给母亲写了第一封信。那是一封充满欢乐的信，因为全世界的好运气似乎都源源不断地倾注到我身上了。我母亲高兴得把我的信给所有的朋友们看，有些人听到这信感到惊讶，另一些人由于不知道结果会怎样而付之一笑。为了听懂西博尼的话，我有必要学一点儿德语。和我一起从欧登塞旅行到这个城市来的一位哥本哈根妇女，总是欣然支持我的一切想法。她设法取得她所认识的一位语言教师的同意，免费教我一点儿德语，于是我学到了几句德语。西博尼招待我住进他家中，供给我膳食并教导我。他有一个意大利厨师和一个聪明伶俐的小女仆。厨师曾做过卡索蒂先生的仆人，讲意大利语。我和她们一起消磨时光，心甘情愿地为她们跑腿并听她们讲故事。可是有一天她们吩咐我往餐桌去送一盘菜之后，西博尼先生站起来走进厨房，对用人们说我不是仆人。从那时起我更加频繁地进入客厅了。他的侄女玛丽埃塔，一个有才气的姑娘，忙于画诸如帕埃尔^[4]的歌剧中的“艾基利斯”^[5]之类的画；我扮模特儿，穿一身长达膝盖的短袖束腰外衣或者宽袍子，那身衣服只适宜于魁梧高大的西博尼的身材，却不适宜于我这个瘦削的、长得过高的孩子的身材。这明显地不相称逗得这位活泼的意大利姑娘发笑。她尽情地大笑，非常快地画着。

歌剧演员们每天都来练习，有时许可我也到场。

在演唱过程中，这位意大利音乐大师有时很不满意，气得顿时涨红了脸，而且用德语或怪腔怪调的丹麦语激烈地大嚷大叫。虽然这一切与我无关，我却吓得手脚发抖。我感到决定我的整个前途的这个人使我怕得发抖，往往在他给我讲课的时候，他那严厉的眼神总是使我声音颤抖，两眼噙满泪水。

“我不会打你的。”他用断断续续的丹麦语说，然后让我走开，可是他又叫我回来，放点儿钱在我手里，“拿去消遣消遣，”他带着慈祥的笑容说。

从那以后，我了解了西博尼先生是一位杰出的声乐教师，一所优秀的戏剧声乐学校的创办人，但他在观众中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大多数人把他看作与本国人吃同样面包的一个外国人，却不知道在本国人中没有谁像他那样善良和能干。

那时在整个欧洲享有盛誉、被西博尼带到我们的舞台上来的意大利歌剧却遭到反对，仅仅因为它们是意大利歌剧和西博尼先生是意大利人。《加扎·巴德拉》遭到嘘声责骂，《拉·斯特拉涅拉》也遭到同样命运。当西博尼选中的帕埃尔的德语歌剧《艾基利斯复仇记》举行义务演出，他又在剧中扮演主角时，他本人也受到嘘声轰赶。这种不公正的待遇和西博尼的伟大功绩，在他死后已经被许多人所认识，然而那时轻视罗西尼^[6]和贝里尼^[7]的乐曲的人们，几年以后却为威尔第^[8]和里奇^[9]喝起彩来，最后竟然到了倘若不是意大利乐曲或歌曲便被认为没有任何价值的地步。但西博尼先生却没有活着看到这种变化。他生前曾努力教会他的学生，使他们不仅会唱，而且能理解和善于想象他们所扮演的角色。他用德语表达见解时词汇贫乏，他所懂得的丹麦语更少。大多数歌手只能部分地懂得西博尼的语言，这往往造成一种滑稽的场面。

因为我不得不穿着破鞋子度过整个冬天，加上没有暖和的内衣，半年以后我的嗓音忽然变了，或者说受了伤。我再没有成为一名优秀歌手的任何希望了。西博尼坦率地对我讲了这点，并且劝我去欧登塞学一门手艺。

我这个曾经抱着各式各样的幻想，并把这些幻想中产生的乐趣向母亲描述过的人，此刻却必须回家去成为人们嘲笑的对象！为这种想法而苦恼的我，站在那里，仿佛要被挤到地缝里似的。可是在眼前的最大的不幸中，恰恰放着一些通向美好未来的踏脚石。

当我发现自己再次被人遗弃，正在苦思冥想以后如何是好时，我蓦地想起曾帮过我许多忙的诗人古尔登堡^[10]，他是欧登塞同名陆军上校的兄弟，住在哥本哈根。那时他住在城外新教堂附近，这是他在诗中绝妙地加以歌颂的地方。我写了信给他，并且把一切都告诉了他。后来我跑到他家里，发现他的四周都摆满了书籍和烟斗，这位体魄强健的、热情的男人亲切地接待了我。当他看出我的信写得那么错误百出时，便答应教我丹麦语。他又稍微考了一下我的德语，认为要是在这方面他也能提高我的水平就好了。此外，他把当时他刚发表的一篇短小作品的稿费送给了我，后来我慢慢弄清而且相信这笔稿费有一百多块钱。杰出的韦斯教授和另外一些好心人也资助我一小笔款子；住在西博尼家的两个女仆诚恳地要按季从她们的工资中供给我几个丹麦马克，虽然她们只付给了一个季度，但仍然证明了她们对我的好意。从那以后我一直没有见过这些姑娘。

捐款人当中还有从未和我谈过话的作曲家库劳^[11]先生。库劳自己深知做一个穷孩子是什么滋味。他也是在贫苦中长大的，我听人说他曾在寒冬为人跑腿，一天晚上他去买一瓶啤酒，摔了一跤，把酒瓶打破了，由于这一意外事件竟使他的一只眼睛失明了。

我因负担不起客栈的费用不得不寻找私人出租的房间。对世事的无知使我来到了一个住在哥本哈根最破烂的街道上的寡妇家里，她表示愿意招我住进她的住宅。我一点儿也不怀疑活动在我周围的是些什么人。她是个苛刻而又机灵的主妇。她那样可怕地向我讲起这个城市里其他人的情形，使我相信她那儿对我是唯一安全的地方。一间屋子我每月需付十二元钱，而那不过是一间空的储藏室，没有窗户，不见阳光，但她许可我到休息室里坐坐。我打算先试住两天。在试住的第二天，她对我说我可以马上决定去留。像我这样容易和别人合得来的人，早就喜欢她了，而且觉得和她相处像在家里一样自如。可是韦斯曾对我说，我决不能付每月多于十六块钱的房费，这是我从他和古尔登堡那儿得到的金额，否则我便没有多余的钱留作其他的用途了。这使我很伤脑筋。当她离开这间屋子时，我一个人坐在沙发上，端详她那已经死去的丈夫的遗像。我还完全是个孩子，当眼泪从我面颊上滚下来时，我用泪水弄湿了那遗像上的眼睛，为的是使死者感到我是多么忧伤并以此来感化他妻子的心。她必定已经看出从我身上再榨不出什么油水了，因为她回到这个房间时说愿以十六块钱的租金接待我住进她的家。我感谢上帝，感谢死者。

第二天我把全部房钱都带给了她，此刻我非常高兴找到了一个家，但连一个斯基林都没有给自己留下来买鞋子、衣服或者我很缺乏的其他必需品。

我发觉自己处在哥本哈根的奇妙环境中，但是却不懂得怎样解释它们。在我住的那所房子里有一个友好的青年女子。她一个人住，经常哭泣。每天晚上她年老的父亲都来看她一次，我常给他开门。他穿一件朴素的外套，喉咙上的领结系得很紧，可是他的帽子却拉到了眼睛上面。他老是同她一起喝茶，因为她不喜欢别人陪，谁都不敢到场，当他来时她显得不是很高兴。许多年以后，当我踏上了人生的另一级阶梯，当上流社会生活的优美世界展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在灯火辉煌的大厅里，我看见一位戴满了勋章的彬彬有礼的老绅士，那就是曾经穿那件破旧外套的老父亲——我放进屋里的那个人。他几乎忘记了他扮演客人角色时我曾给他开过门。可是就我来说，那时我除了考虑自己的喜剧表演外，什么也不考虑，说明我那时的孩子气是多么重，只知玩弄我的木偶剧场和给我的木偶做衣服。基于这个目的，为了获得色彩鲜艳的碎布片，我常去商店里讨各种各样的呢绒和缎带。我手里一个斯基林也没有，我的女房东每月预收的房租将我的钱全部刮光了，只是有时当我给她跑腿时，她才给我一点儿钱。这钱我用来买纸或旧剧本。我从大学图书馆得到许多有益而又有趣的书。有一天，我到大学学监拉斯马斯·尼普鲁老先生家去，他是个农民的儿子，上过欧登塞小学。我告诉他我也是欧登塞人，他被我的特殊爱好所感动，对我产生了好感，因此允许我去走马观花地看看圆教堂图书馆的书籍。他命令我在看后一定要放回原处，我认真地照办了。他还让我带许多图画书回家。

我这时很幸运，尤其是古尔登堡教授劝说剧院的第一喜剧演员林德格龙指教我，使我更加幸运。他让我学演霍尔伯格作品中的几个角色——例如“亨德里克”和“傻孩子”。我扮演这两个角色显示了一些才能，然而，我的希望是演“科雷伊奥”^[12]。我获得许可按我的方式来学演这出戏，但林德格龙带着喜剧演员的认真的语气问我是否想模仿这位大画家，我仍然极富于感情地在走廊里向他背诵独白，弄得这个老头子拍着我的肩膀说：“感情你是有的，但你不能成为演员，虽然天晓得还有什么别的事可做。向古尔登堡讲讲你学拉丁语的事吧，那条路总是为一个大学生敞开着的。”

我是一个大学生吗？当时我从没有过这种想法。我更接近剧院了，也更加爱它了。但拉丁语也是我始终希望学的。可是在我向古尔登堡谈这个问题之前，我先向给我免费教授德语的那位夫人提起此事。她对我说拉丁语是世界上最珍贵的语言，不可能获得免费学习的机会。然而，古尔登堡仍设法使他的一个乐于帮忙的朋友普罗沃斯特·本齐恩每星期给我讲两次课。

舞蹈家达伦向我打开了他家的好客之门，他的妻子是当时丹麦舞台上的第一流艺术家之一。我在他家度过了许多个夜晚，这位和蔼热情的夫人对我是亲切的。她丈夫曾带我和她一起去舞蹈学校，这是我接近剧院的一个步骤。我岔开双腿靠着楼梯的长栏杆，整个上午站在那儿。虽然我有诚意，达伦却认为我充其量能演个配角。然而，我得到了一个好处：在某个晚上我可以在剧场的后台露面，不，甚至可以坐在配角专席的最远的凳子上。这对我来说如同踏进了剧院一样，虽然我还从来没登上过舞台。

一天夜里上演小歌剧《两个小萨瓦^[13]人》。在市场上的那一幕，每个人，甚至勤杂工都可以上舞台充数。听他们这样说，我便搽了一点儿胭脂，高高兴兴地和别人一道登上了舞台。我穿的还是平时那件衣服——依然连缀在一起的没有破绽的坚信礼礼服，虽然只是在刷洗和修补方面显得不够，还有那顶遮到脸上的大帽子。我很清楚这身打扮很寒碜，我多么乐于使它避开人们的视线啊！可是，由于我竭力这样做，我的姿势变得更加难看了。我不敢保持挺直的胸膛，因为这样会更加显眼地露出我那件由于长了个儿而穿不下的短背心。我很明显地感到人们在讪笑我，但是第一次登台的快乐压倒了别的感受。我的心剧烈地跳动着，向前迈了一步。这时走上来一位歌手，他当时很受宠爱，但如今已被人们遗忘了。他握住我的手，开玩笑地祝我首次演出愉快。“让我把你介绍给丹麦观众，”他说着拉我到舞台灯光前面。人们在讥笑我——我感觉到了。眼泪从我的脸上淌下来，我局促不安得几乎瘫倒，满怀痛苦地离开了舞台。

这以后不久，达伦安排我在一场芭蕾舞《阿尔米达》中扮演小角色：一个精灵。在这次芭蕾舞演出中我结识了诗人海伯格教授^[14]的夫人，她是当今丹麦舞台上深受尊敬的女演员。当时她还是个小姑娘，也在芭蕾舞中扮演了一个角色，而且我们的名字并列地印在节目单上。我的名字有生以来第一次被印上节目单。我幻想着能在这个节目单上看到一个永垂不朽的光轮，便不断地盯着这张印刷品。夜间我把这张芭蕾舞节目单随身带上床，在烛光下念着我的名字。总之，我是幸运的！

我在哥本哈根已住了两年。把别人给我的全部捐款都用光了，但我不好意思让别人知道我的需要和困窘，只得搬到一位已故商船船长的遗孀家里去，我只在她那里住宿和吃早点。那对我来说是些令人忧愁的、黯淡的日子。当我坐在皇家花园的一条长凳上仅仅吃一个小面包时，这位女房东却以为我被邀请去赴各种各样的家宴呢！有很少几次我鼓起勇气进了几家最下等的餐馆，在那儿挑选了最便宜的菜。我实在可怜，但并没有感到自己处境的全部压力。我把每个对我友好谈话的人都视为可靠的朋友。上帝和我一起在我的小房间里。多少个夜晚，当我做完晚祷之后，孩子般地问他：“我的情况很快就会好转吗？”我有这样一种想法，元旦那天我的情况怎么样，今年一年的情况就会怎么样。而我最大的愿望是在一出戏中扮演一个角色。

这天是元旦。剧院的门关着。只有一个独眼的看门人坐在舞台进口处，台上一个人也没有。我愉快地从他身边经过，心跳得很厉害，悄悄走到活动布景和幕布之间，进而来到舞台的敞开部分。我在这儿跪下来，可是要背诵的诗却一句也记不起来了。于是我大声祈祷，因为我是带着这样的信念出来的！我既然已经在元旦这一天在舞台上讲了话，那么这一年中我将会在演说方面以及在争取分配给我的角色方面取得更大的成功。

居住在哥本哈根那两年中，我从来没有到过广阔的农村。只去过一次公园，在那儿我曾专心地仔细观察人们的各种各样游戏和他们那欢乐的激情。第三个年头的春天，一个清晨，我第一次来到新绿之中，那是在弗雷德里克六世^[15]的夏季别墅弗雷德里克斯堡花园里。我忽然静静地站在最大的一棵正在发芽的山毛榉下面。阳光照得树叶透明，散发着一股清新的芳香，鸟儿在歌唱。我被这景色征服了，不禁大声欢呼起来，抱住这棵树亲吻。

“他疯了吗？”附近有一个人在我身后说。这是花园中的一个勤杂工说的。听到这话我吓了一跳，跑开了，然后沉思着平静地回到城里。

在此期间，我的嗓音已多少恢复了固有的圆润。声乐学校的声乐教师听说之后，便为我在学校里提供了一个位置，他认为我在合唱队唱歌将会更主动地发挥出我在舞台上的能力。我想通过这种方式看到为我开辟的一条新路。于是我离开舞蹈学校进入声乐学校，而且参加了合唱队，时而扮羊倌，时而当武士。剧场就是我的世界。我得到许可进入乐池，为此我的拉丁语学习受到了影响。我听许多人说，在合唱队里唱歌不需要拉丁语，没有这种语言的知识也能成为一个有名气的演员。我想这话有道理。不管有没有道理吧，我常常原谅自己不去听拉丁语夜课。古尔登堡发觉这件事后，严厉地谴责了我，使我羞愧得无地自容。在我想象中，对于一个犯人来说，没有比听到对他宣判死刑更痛苦的事了。所以当他说到“不要再演任何喜剧了”时，我内心的痛苦必然表现在脸上了，但那对我来说并不是在演喜剧。

这时我不打算再学拉丁语了。我觉得我依赖别人的帮助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有时在展望自己的前途时，因为缺乏生活必需品，我产生一些严重的忧虑，其他时候我仍像孩子一样完全无忧无虑。

著名丹麦政治家克里斯琴·科尔布约尔恩森的遗孀和她的女儿，是真诚地帮助穷小子的第一批身份高贵的妇女。她们带着同情心听我讲，并频频地望着我。在整个夏天，科尔布约尔恩森公爵夫人住在巴凯胡斯，诗人拉贝克^[16]和他的令人感兴趣的妻子也住在那儿。拉贝克从没同我谈过话，可是他那活泼而心地善良的妻子却觉得我很有趣。我把当时再次着手写的一出悲剧大声朗读给她听。刚听到开头几场，她就惊呼起来：“哎呀！你实际上整节整节地抄了奥伦什拉杰尔^[17]和英格曼呀！”

“是的，可它们是这样美呀！”我简单地回答，继续朗读下去。

有一天，当我离开她那儿要到科尔布约尔恩森公爵夫人家去时，她给我一束玫瑰花说：“你把这些花带给她好吗？从一位诗人手中接受玫瑰花一定会使她高兴的。”

这些话虽然是半开玩笑地说的，但把我的名字同诗人连在一起，这还是第一次。这些话铭刻在我的躯体和灵魂中，为此我热泪盈眶。我知道，从这个非常时刻起，我的心灵便兴起了诗的念头。从前这仅仅是我的木偶戏以外的一个项目，一种消遣而已。

有一天，我到巴凯胡斯去，自以为穿得很漂亮。爱德华·科尔布约尔恩森曾给我一件很好的蓝色燕尾服，比我以往穿过的那件好，可是我穿起来太大太宽，特别是胸围。因为花不起钱修改它，我便把领口紧紧扣住，燕尾服的衣料看上去相当新，纽扣闪闪发光，但胸围太宽。为了弥补这个缺陷，我用剧场的许多旧传单把空隙填满。这些传单松散地重叠着塞在燕尾服胸部中间，看起来像一个驼峰。我穿着这一身服装到科尔布约尔恩森夫人和拉贝克那儿去。她们问我，天气这样暖和，要不要解开衣领的纽扣，但我由于害怕传单掉下来，便特别当心不解衣领。

蒂莱教授也住在巴凯胡斯，当时他还是一个年轻的大学生，但甚至在那时他已经是丹麦民间传说的编辑者了，并且还是众所周知的巴格森的谜语的解答者和优秀的诗人。他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具有纯洁的灵魂和良心。此刻我们还没有成为朋友，他已冷静地、专心致志地观察了我的思想发展。当时别人以取笑我为乐事，只欣赏我的滑稽表情，他却是公正地评价我的寥寥几个人之一。人们开玩笑地叫我“小演说家”，这样，我便成了人们猎奇的对象。他们拿我取乐，而我却误将每一微笑看作喝彩的微笑。后来一个朋友曾对我说，他第一次见到我也许就是在那个时期。在一位有钱的商人家的客厅里，人们尽情地嘲弄我。他们请求我背诵一首我自己写的诗，但当我怀着深厚的感情背诵时，取乐又变成了同情。

我别说漏了，我找到了一个收容所，假如我可以这样称呼它的话。那是一间舒适的小屋，在那儿，以往那些日子的各种声音又在我心中鸣响起来。那是在一位可尊敬的老太婆、已故的名人乌尔班·尤尔根森的母亲家里。她见闻极广，颇有教养，她在世时属于她的家族的最后一代。她父亲以前是安特沃尔斯科夫城的主人。霍尔伯格经常在星期天从索勒^[18]来到这儿，总是和她父亲在地板上来回踱步，一起谈论政治。一天，坐在纺车旁的母亲正要插话，霍尔伯格却说：“我还以为纺纱杆要说话了。”她母亲绝不能原谅这个诙谐而粗鲁的绅士说这样的话！那时她还是一个小孩子，而今已是一位很老的老太婆，坐在我旁边，把这些事全告诉了我。

诗人韦塞尔也常去她家里，狠狠地取笑花花公子雷瑟先生，这位先生讲的可怕的战争故事我们都知道。有一天韦塞尔竟让这位可怜的先生只穿着鞋和丝袜经过肮脏的街道走回家。

她每天都读古典作家科内莱和拉辛的作品，并向我谈论他们的伟大思想以及所描写的人物性格。她并不赞赏现代的浪漫诗。

她怀着温柔的母爱谈到她那背井离乡的儿子。他在战争中曾经那样冒险地宣布自己为冰岛国王，因此永远不敢再回丹麦；她深深懂得如何更好地叙述儿子小时候所表现出来的性格和志向。

和这个老太婆在一起引起我多么大的兴趣啊！我谛听着她讲述所看到、想到和读到的一切。我在她家里，如同她所喜爱的留在身边的一个孩子似的。我把自己最初写的诗和悲剧《斯科弗卡珀莱特》（《林中的祷告》）读给她听。有一天她以让我感到羞愧的真挚态度说：“你是个诗人，也许跟奥伦什拉杰尔一样优秀！在十年之内——哦，当我不在人世的时候——请别忘了我！”我记得泪水突然涌到我的眼睛里，这些话极不寻常地感动了我，虽然我非常明白自己不可能达到被公认的诗人水平，远不足以和奥伦什拉杰尔相提并论。“你去上学该多好啊，”她说，“可是，条条大路通罗马！你所走的路无疑也会使你达到目的。”

我几乎每天都听人们说，假如我能上学该多好啊！人们总劝我专心搞科学，但没有一个人能进一步使我这样做，对我来说勉强糊口已够吃力了。所以我想写一个悲剧，将它贡献给皇家剧院，而后用这剧本所得到的钱去上学。在古尔登堡教我丹麦语时，我已经根据一个德文故事写过一个名叫《林中的祷告》的悲剧剧本；可是因为那只不过是作为语言练习而写的，加上他坚决不许我发表，我就没有这样做。因此我以自己原来的题材进行创作，在十四天当中写了名叫《维森堡的强盗》的民族悲剧。由于没有人帮助我，剧中几乎没有一句话写得对。因此我打算匿名发表这个剧本，但却容许一个人知道这个秘密，那就是在我准备行坚信礼期间在欧登塞遇见的那位年轻女子——她是那时唯一向我表示关怀和友好的人。我是通过她被介绍给科尔布约尔恩森一家，从而经甲介绍给乙、乙介绍给丙，然后被各界人士所认识和接待的。她出钱雇人把我这个剧本誊清了一份送给别人细阅。隔了六个星期，我收回了这份附有一封信的稿子，信上说，人们不会希望保存这样严重缺乏基本知识的作品。

1822年5月，正当剧院停止营业的季节，我接到导演和音乐指挥们的一封信。这封信通知我被歌舞学校开除了。信上接着说我参加这种学校的训练不会对我产生什么好处，但他们希望我的朋友中有人能帮助我受教育，否则，我的才能毫无用处。我觉得自己又像过去一样被投进了漫无边际的世界，没有人帮助和支持。这促使我一定要为剧院写一个剧本，而且必须被采纳。我再没有别的出路了。所以我根据一个历史事件写了一出悲剧，我叫它《阿尔芙索尔》^[19]。我对第一幕很满意，立刻带着这幕剧到莎士比亚的丹麦文译者阿德迈勒·伍尔夫那里去。此人如今已去世，当时他曾愉快地叫我读这剧本。在阿德迈勒·伍尔夫的家庭圈子里，我觉得真如同在自己家中一样。多年以后，他谈起我们的初次见面时，还开玩笑地并且稍加夸大地对我说，我一进屋就讲：“您翻译过莎士比亚的东西，我非常钦佩您。我也写了一个悲剧，可以读给您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