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魂的至交
论雨果——夹在铁钳齿口的作家
《九三年》是雨果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它在一八七三年出版时,雨果已经七十一岁了。
十二年后的五月十八日,雨果患肺炎,身体开始虚弱。
他在病中说:“欢迎死神来临!”
五月二十二日,雨果从昏迷中醒来,又说:“大幕降落,我看见了黑色的光明……”
只有他的孙儿和孙女听到了此话,那是他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
生前,他在遗嘱中添加了如下内容:
将五万法郎送给穷苦人,希望躺在他们的柩车里去墓地……
拒绝任何教堂的祈愿,而要求为所有的灵魂祷告……
我相信上帝。
雨果一生和宗教的关系怨怨和和。
在他还是一个青年的时候,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便使他成为令宗教界人士咬牙切齿的文化敌人。
在他中年的时候,他却又用他的笔塑造了一位与《巴黎圣母院》中虚伪丑恶至极的教士弗罗洛截然相反的教会人物——《悲惨世界》中的米里哀主教,其无私和仁慈几近完美,简直就如同上帝本人的人间化身。米里哀主教是欧洲文学史上最高尚的教会人物。
“我相信上帝”一句话中的“上帝”,对于雨果这一位全欧洲最具有哲学家和思想家气质的诗人、作家,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他所言的“上帝”是一位神,抑或是一条“真理”?除了他自己,没有人清楚。
雨果和宗教的关系,与薄伽丘和宗教的关系相似。后者在四十岁那年完成了《十日谈》,于是受到宗教审判。其晚年不但皈依上帝,而且干脆想去做一名教士。
在欧洲,像雨果和薄伽丘一样,与宗教发生怨怨和和之关系的文化人物不在少数。他们与宗教的关系最终皆以和而告终——这是特别耐人寻味的西方文化现象……
雨果终生不悔的,乃是他与法兰西共和国那一种唇亡齿寒、一荣俱荣、一毁俱毁的关系;是与他的《人权宣言》休戚与共的关系;是与底层民众同呼吸共命运的关系。
正是这一种关系,令他的人生起伏跌宕。他曾在共和国的普选中成为得票率第二多的国民公会的议员;也曾被复辟了的波拿巴王朝驱逐出境,度过了近二十年的流亡岁月。当局还下达过对他的通缉令,宣布:“捉住或打死雨果的人,可获两万五千法郎赏金。”
雨果曾满怀深情地在日记中写道:“我之所以没有被逮捕,也没有被枪杀,而能活到今天,全凭了朱丽叶•德鲁埃夫人。是她冒着失去个人自由乃至生命的危险,为我排除一个个陷阱,丝毫不松懈地保护我,为我不断寻找安全的避难所。”
朱丽叶——雨果终生的“红颜知己”。
雨果对流亡的回答是——拒绝一切赦免。
他在拒绝书上写道:“如果只剩下十个人(不忏悔者),我将是那第十名。如果唯余最后一人,那就是我。”
雨果在流亡时期依然是坚定不移地反对封建王朝的战士。他写下了《侏儒拿破仑》《惩罚集》《静观集》等一系列讨伐共和国“共和”原则之敌的战斗檄文……
雨果是一个满怀政治正义感的激情和深情的爱国者。
古今中外名垂史册的诗人们和作家们几乎都是如此这般的爱国者。
但雨果的不同在于,从法兰西诞生了共和国那一天起,他所爱的便只有以《人权宣言》为国家信条的法国了。
从此他不能再爱另一种法国。
也不能认为,法国再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跟他是毫无关系的事情。
于是一切企图背叛《人权宣言》的人,也都必然成为他的敌人。
一个事实乃是,在他和他的敌人之间,他从未妥协过。复辟势力获胜以后,路易•波拿巴在登基典礼刚一结束时便迫不及待地单独召见雨果,希望雨果能转变立场成为他的支持者。而雨果即使在王权主动向自己示好的情况之下,也并没有受宠若惊。他当面坚持他的共和思想。他在日记中记述那一次谈话时,曾用“愚蠢透顶”来形容新的国王……
正因为雨果是这样的,所以在他逝世以后,法国政府决定将他的遗体停放在巴黎凯旋门供民众瞻仰,然后举行国葬。
当时还是记者的罗曼•罗兰这样描写那些民众夜里守灵时的情景:“在协和广场,在法国的所有城市,人们都在哀悼……在一束束鲜花、一堆堆花圈中,显现穷人的黑色柩车,上面只放着两个玫瑰花环。那是最后的一次对照了。二百万人跟随着灵车,从星形广场将诗翁穷酸的棺材送进了先贤祠……”
此种宏大场面使维持治安的骑警们深感震撼。
法国是全世界的第一革命摇篮。
在一七八九年,欧洲发生了一桩大事件——
巴黎的起义人民攻占了象征封建专制王朝最后堡垒的巴士底狱,随后法国又制定了《人权宣言》。
《人权宣言》的意义在于宣传了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
没有确凿的根据可以证明——没有法国的革命,就一定没有后来俄国的革命,就一定没有后来中国的革命,就一定没有后来发生在许多国家里的无产阶级革命……
没有确凿的根据可以证明——没有《人权宣言》,就没有后来的《共产党宣言》……
但有确凿的根据可以证明——没有巴黎公社,就没有后来在世界各地不胫而走的一个惊心动魄的词汇——“革命”……
但有确凿的根据可以证明——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罗伯斯庇尔、马拉、巴贝夫这样一些法国知识分子,与“革命”有着生死与共的关系。在伏尔泰、卢梭之前,人类历史上没有什么“革命”,只有起义、造反、暴动而已。在孟德斯鸠之前,王权即国家。在罗伯斯庇尔、马拉、巴贝夫之前,世上没有“革命者”……
雨果是他们的信徒。是诗人和作家的雨果,也具有绘画的天分,他曾创作过两幅油画——《风暴中的大树》和《我的命运》。
在《九三年》中,雨果通过郭文这一共和国联军司令官之口,说出了他对“革命”的感受——病朽的大树将在风暴中倒下,长青之树将在风暴中生长。新世界诞生以前,清扫是必要的。这是一种要靠流血和牺牲来进行的“工作”,一种伟大的“工作”……
而《我的命运》,画的是一只被海浪拱起的帆船;看起来,它随时都可能会“粉身碎骨”。
雨果是早有准备接受更凶险的命运的……
“革命”是有潜伏期的;法国大革命之前的欧洲动荡不安……
闵采尔在德国领导了农民起义,因此遭受酷刑之后被砍头……
相应的,革命国人民斩下了路易十六的头……
而美国独立了。
《独立宣言》的基本思想,其实便是伏尔泰和卢梭“天赋人权”的思想……正是——我家长花他家开。
这对于饱受封建专制之苦的法国人,是一种刺激……
于是——
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法国巴黎的起义人民推翻了王权的专制统治。但大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们仍暗中庇护着国王……
一七九二年八月九日,巴黎民众又举行了起义,掠走了国王路易十六,并将其囚禁……
九月二十一日,由普选产生的国民公会开幕,通过了废除君主立宪制的议案,宣布法西兰第一共和国成立……
其后,国王路易十六和他的王后被推上了断头台……
先后被断头台斩下头颅的还有王室的其他成员,以及企图营救国王和王后的保王党勇士。是的,那些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保王党分子,他们也是完全当得起“勇士”二字的。他们站立在断头台上视死如归,一齐高呼“国王万岁”……
根据《法国革命史》一书的记载,成千上万围观的民众霎时肃静。
勇敢是不分阶级的,每一个阶级都有自己的勇士。
第一共和国将国王和王后斩首的做法,使整个欧洲震惊。这反而激怒了保王党残余势力,在英国等外国干涉军的支持之下,各地保王党纠集残军,发动暴乱,对革命实行血腥报复。并且,他们决定攻占巴黎。而共和国的军队中,也一再有高级将领叛变或预谋叛变。在巴黎,执政的一派叫“吉伦特派”,他们多由资产阶级人士和贵族民主人士组成。他们对于激进的革命开始心生厌烦,打算里应外合。于是巴黎民众发动了第三次起义,推翻了“吉伦特派”,将自己更信任的“雅各宾派”选举为“领导核心”。这是由平民知识分子组成的政治派别,他们倒是对民众的一次次暴力色彩的起义习以为常了。
雅各宾派临危受命号召人民,任派将领,指挥军队,击退敌人,肃清内奸,挽救和保卫共和国……
这就是法国的一七九三年。
这就是雨果的《九三年》的大背景。
《九三年》中的三个主要人物是两个相互仇恨的阵营的代表,而且是那两个阵营的高级代表人物。故他们更具有代表性。两个阵营之间的深仇大恨,被他们“代表”得淋漓尽致。
一方的口号是“国王万岁!”
另一方的口号是“共和国万岁!”
双方都不乏喊着口号的英雄,喊着口号慷慨就义的“勇士”——或者,用鲁迅的说法——“猛人”。
一方要恢复一种国家秩序。那种秩序将人分成高低贵贱的等级,靠“法”来实行所谓“高贵”的人对“低贱”的人的专制。其专制权力的象征是国王。这一种专制已经持续了千百年,这本身似乎便意味着是一种理所当然的理由。“钟表匠的儿子做议员,贵族的看门人居然成了将军”——这样的事发生了,在他们看来是一个国家的奇耻大辱……
另一方用猛烈的暴力摧毁了以上一种国家秩序。他们认为那是他们的权力,是“天赋”之“人权”,是绝对正当的。他们有自己的思想家,便是伏尔泰和卢梭。伏尔泰告诉他们——反对平等就是反对道德;只有高贵的心灵,没有高贵的阶级。而卢梭告诉他们,国家必须体现人民的意志,政治的职责仅仅是执行“公意”,只有人民才是人民的主人。如果政府无视人民的“公意”,人民则有权力推翻它……
保卫共和国的阵营说:“一个也不宽大!”
要复辟王权的阵营说:“一个也不饶恕!”
前一个阵营提醒自己:“不睡觉,也不怜悯。”
后一个阵营勉励自己:“利用一切,提防一切,拼命杀人。”
前一个阵营意识到,自己必须流更多的血,牺牲更多的生命。必须在所不惜。
后一个阵营意识到,他们“需要一个领袖和火药”。而那个领袖,“只要有利嘴和爪子就行”。——总而言之,需要“一个铁腕人物,一个掌刀的,真正的刽子手”!——电影《列宁在十月》中资产阶级政客们的话语。
前一个阵营说:如果共和国不存在了,我们的命运又将如何?
后一个阵营说:弑君者们斩下了路易十六的头,我们要把弑君的人肢解。
……
雨果在《九三年》中,通过人物的对话,将阶级与阶级,“豺狼与豺狼”之间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仇恨,呈现得令读者不寒而栗。
如果一个人不但是一个坚决拥护共和制度的人,而且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人道主义至上的人,那么他将拿自己怎么办呢?
偏偏,雨果正是这样的一个人。
共和制度——雨果所要也。
人道主义——雨果所要也。
于是,雨果便被钳在一把巨钳的齿口间了。他在忍着他所感受到的思想疼痛的同时,仍带着呻吟般的声调高喊着他自己的口号:“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是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