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胡适之”
——章衣萍和胡适

胡适周围有一些来自绩溪的“小朋友”，乡情至上的胡适，待他们如亲人，要求也严格。这些“小朋友”，因为不是他的学生，从而无拘无束，故常将比他们年长十岁左右的胡适，当成可嬉笑、可顶撞亦须听命的老大哥。这些“小朋友”中就有一位后来英年早逝的文化名人、优秀作家章衣萍。

章衣萍其人其事

章衣萍（1901—1947），安徽绩溪人。1917年，在家乡就读，当他看到《新青年》杂志上刊登的胡适、周作人、刘半农、沈尹默一些人的诗歌“简直入迷，后来竟因此被学校开除”，他无怨地来到南京。1919年，在南京一所中学毕业。随即在东南大学当书记员。

章衣萍已知“北京大学那时正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最高学府，是中国新思想的发源地，那里有我所崇拜的大师”。这位曾被胡适爱称为“小朋友”的章衣萍，终于如愿以偿，在1921年欣喜地进入了北京大学预科就读（一说旁听）。他一边听胡适讲课，一边进行文学创作。毕业后，作为一位优秀青年作家，被陶行知网罗到“中华教育改进社”的《教育杂志》当编辑，随后又做了儿童书局的编辑。1924年，他又与鲁迅等筹办《语丝》月刊，在文学战线上崭露头角。1925年，其成名作《桃色的衣裳》问世。1927年，在上海暨南大学任校长秘书，同时讲授国学和修辞学。1936年，先在四川省政府任咨议，后去军校当教官。抗战期间，在成都大学任教授。曾是“南社”和“左翼作家联盟”的成员。无论何时何地，他都乐此不疲地投入文学创作和翻译活动之中，所著小说、散文、诗歌、儿童读物、学术著作或整理古籍等达20余部。

对于引路人胡适，他虽无专著，但写有多篇夹议夹叙地介绍胡适的文章，其中一篇《胡适先生给我的印象》堪称代表。

1947年12月，章衣萍患脑溢血，英年早逝，年仅46岁。纵览其一生，从20世纪起，因为才华横溢、创作成果辉煌，早已享誉中国文坛，是中国现代优秀的文学家。2015年，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章衣萍集》，凡五册，内收理论卷、随笔卷、小说卷、诗词卷、日记/书信卷，共近30种，当是对一代文才的最可贵的慰藉！

南京初遇

1917年，章衣萍从故乡来到南京，在一所中学就读。1919年毕业后，在东南大学当书记员。1920年7月底，东南大学办了一个暑期学校，特请北京大学教授胡适来演讲。胡适住在该校内梅庵。章衣萍得信，急忙去见胡适，尽管以前已经通了几次信，然而这终是生平第一次见面。章衣萍说：“胡先生很欢喜，他第一次给我的印象非常好。胡先生的脸，正如周作人先生所说，是个‘聪明脸’。 他的瘦削而有神的面孔，眼光非常锐利，说话时常带微笑，但议论毫不苟且。不说一句自己不深信的话。胡先生是实验主义者，白话文学的提倡者，所以暑期学校听讲的学生非常多。他那时讲的是‘白话文法’与‘中国哲学史’（完整的是‘古语文法与白话文法之比较’与‘中国古代哲学史’）。”那时，梅光迪和胡先骕也在该校讲课，但他俩攻击胡适。章衣萍说“那时的学生，信仰胡适的多，梅光迪的崇论宏议，没有几个人去听。……高语罕还在课堂上同他吵嘴”。至于他自己，因为“是一个什么也不懂的中学生，暇时也挤进去听课，每次都挤得一身大汗。胡先生的演讲正如他的散文一样，清晰而有趣味”。

章衣萍目睹胡适除讲课外，每天还要会客，许多教授、学生都流连梅庵，叩门进谒。章衣萍说：“我那时很喜欢作诗，曾和在北京的胡思永、章铁民，杭州的曹佩声、汪静之、胡冠英、程仰之通信作诗，三月不绝。我们的诗多受了《尝试集》的影响，不免滥作，有时一天作好几首。胡先生知道了，表示反对。他写信来大骂我们，说：‘你们作那些没有‘底子’的诗，何不努力学英文？’我年少高傲，不以胡先生的话为然，写了几句打油诗来反对他。胡先生究竟是一个能容忍的人，他居然赞成我的打油诗，说是作得很好。”

有一天，章衣萍去看胡适，请教读书的经验。胡适说：“应该克期。”什么叫“克期”？就是一本书拿到手里，定若干期限读完，就应该读完。1931年3月，章衣萍回忆说：“胡先生的话是对的。我后来看书，有时照着胡先生的话去做，只可惜生活问题压迫我，我在南京、北京读书，全是半工半读，有时一本书拿到手里，想克期读完，竟不可能，在我，这是很痛苦的。几时我才能真正‘克期’去读书呢？”

1920年8月间，有一天，一个学校学生去拜访胡适，戏问老师有没有情史。谁知当晚，胡适就写下了一首著名的爱情诗《一笑》。诗曰：“十几年前，/ 一个人对我笑了一笑。/ 我当时不懂得什么，/ 只觉得他笑得很好。/ 那个人后来不知怎样了，/ 只是他那一笑还在：/
我不但忘不了他，/ 还觉得他越久越可爱。/ 我借他作了许多情诗，/ 我替他想出种种境地：/ 有的人读了伤心，/ 有的人读了欢喜。/ 欢喜也罢、伤心也罢，/ 其实只是那一笑。/ 我也许不会再见着那笑的，/ 但我很感谢他笑的真好。”章衣萍认为胡适诗中的“他”，其实是一位女性。我们知道胡先生是一个“多情”的人，他的感情给理智压住了。“所以他曾对我们说，‘我写情诗，倒多谢殷勤我友，能容我傲骨狂思便够了，这是含蓄的巧法”。

人在北京胡府

1920年12月，章衣萍在与胡适于南京谱下初次交往篇章的第一页之后，满怀愉悦地开展了北京之旅。他在胡府工作，亲聆胡适教诲，从而为世人提供了罕见的胡适早期著书立说以及胡适伉俪早期家庭生活的片段。

章衣萍抵达北京后，住在斗鸡坑的工读互助团里。因为他知道胡适离南京前，忽得了很重的肾炎，所以便去钟鼓寺胡同14号拜访胡适。“他见到胡先生的病已经好得多了，还是每天用大锅熬着，吃着陆仲安的补药。胡太太是个很温和的旧式女子，待我也很好。最同我意气相投的是胡思永，一个通信已久刚才见两面的好朋友。”他环视胡府，“那房子，据说从前是一个庙，后来改建民房的。（胡适的侄子）思永住在右面的厢房内。对面是胡先生的书房。四面堆的都是重重叠叠的旧书籍和新书籍，胡先生大部分的时间是埋在书堆里”。他又说：“我那时和思永同替胡先生抄书，每千字的价格是二角五分，但胡先生对我们很好，每次总是多算些钱，价格是说说罢了。”据知帮胡适抄书写信的门生和友人并不算少，有章希吕、罗尔纲、程万孚、胡传楷、王崇武等，却从未见有谁提及付酬的事。章衣萍受报酬一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说。

章衣萍在胡府，受惠良多。他说：“胡先生晚上有暇，也同我们讲《诗经》，讲《楚辞》，《胡适文存》有一篇怀疑屈原的文章，就同我们讲。”有一次，请胡适讲“文学概论”，胡适笑着说，一点钟就能讲完了。章衣萍知道胡适喜欢莫泊桑、契诃夫、易卜生，拥有莫泊桑、易卜生英译本全集。他最喜欢契诃夫，曾告诉北京饭店的西书掌柜，有新出的契诃夫英译本，赶快送到他家里去。又说，胡先生很喜欢作诗，但他说自己不是诗人，因为他的生活没有什么神秘可言。有一次，将郭沫若的《女神》拿给胡适看，胡适说看不懂，但日记上却说郭沫若有作诗的天才，但艺术技巧不大好。胡适曾恭维过郁达夫的《沉沦》，认为写颓废也有颓废的经验。

章衣萍认为胡适最喜欢鲁迅的《阿Q正传》，《阿Q正传》每次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他总喜欢赞叹，说“写得真好”。他还目睹胡适没有名作家著书写文时的那种坏脾气或怪癖，而是“有时一面和客人谈话，一面写文章。他写文章时似乎离不开香烟。他写文章可写得很快，一提起笔来就是上万字。他是有‘历史癖与考据癖’的，所以写一篇文章得查许多参考书。他的书桌上总是堆满了中西书籍，看来很杂乱，其实，他有他自己的条理。你千万别动他的书桌，一动，他就会找不着材料了，他会动气的”。

有一次，章衣萍在胡适的书架上，找到一本英译本的《共产党宣言》，他高兴极了，便带回工读互助团去看。他与好友章铁民是没有什么信仰的，但也喜欢说说马克思、克鲁泡特金，但是此举遭到胡适的批评。他说：“胡先生反对青年妄谈主义，不肯研究问题。他骂过我们：‘你们连《资本论》也没有看过，还谈什么马克思？’有一次，我问胡先生研究社会学该先看什么书。他说，有中译本的爱尔乌德的《社会学》可看。”谁知章衣萍一班人，不遵师教，“仍旧高谈主义，不事生产，胡先生便骂：‘这班小名士，饿也会把你们饿死了。’”面对胡适的建言，章衣萍后来不由哀叹：“老实说，我们这一群浪漫少年，当时似乎并不曾受了胡先生的科学方法的影响。”

但是胡适对他的学生还是非常关爱的，就连听课以外的事也包含在内。章衣萍与章铁民知道胡适要在北大讲课，他俩便去旁听，胡适是很高兴的。有一次，胡适在课堂上讲得正起劲时，忽然停止讲课，走到教室的前面把窗户关上。当窗而坐的是两个女学生，那时正是冰天冻地的冬天，北风很紧。章衣萍回头一看，那两个女学生羞得脸全红了。

章衣萍在北京四五年，从斗鸡坑的朋友穷得散伙以后，他便以胡适的家为第二家庭。近水楼台先得月，胡适的藏书，他可以随便取阅，胡适找不着，总怨被章衣萍拿去了，骂了一场，又去买新的。章衣萍说：“胡先生是一个最能原谅人的人。”不仅如此，胡适对长子思杜替他做事，也说谢谢。有一天，胡适带了思杜到北大去上课，一个调皮的学生靠着楼窗高声大嚷：“我不要儿子，儿子自己来了！”用胡适自己的诗来调侃自己的老师，如此失礼，胡适却一笑置之。

胡适不爱吃甜食，不爱吃粥。他最爱小女儿素斐，为了女儿高兴，无怨无悔地与小女儿同吃粥。他总说他的素斐聪明，后来，素斐不幸得了肺病，死了。胡适与胡太太痛哭不已！胡适重乡情，遇到绩溪人欣喜不已。所以章衣萍在胡适家中，双方说的全是绩溪家乡话。

胡适“为了作《中国哲学史大纲》和考证文学史上的史料，大买中国古书。在琉璃厂的旧书店，遇着有罕见的旧书，总送到胡先生家中去”。章衣萍听胡适气愤地说：“我们读古人的书，一方面要知道古人聪明到怎样，一方面也要知道古人傻到怎样，这都是我们很好的教训！”章衣萍“在北京胡适家中，曾读了几册他的日记稿本，胡先生的思想与行为，在他的日记中是更灵活地表现出来了。惜胡先生的日记现在还锁在铁柜中，不知何年何月何日才可以刊行出来”。能看到胡适亲笔日记的人并不多，尽管章衣萍所见有限，但他已看出胡适日记的重要历史价值了。如果他在天有灵，当为今日胡适日记的影印本和排字版问世感到欣慰。

1927年4月，章衣萍追忆，某日“胡先生在［北京］中央公园曾告诉我们一班小朋友：恋爱譬如赛跑，只有一个人可跑第一，然而即使失败，我们也还要向前跑。这是他对于青年人的教训”。

章衣萍说：“自民国十六年（1927）以后，我忙于衣食，胡先生的家也渐渐少去了。胡先生的家从钟鼓寺迁到景山后林长民旧居之后，我只去过一次。”胡适“出国以前，我在来今雨轩请他吃饭，到有周作人、刘半农、川岛诸先生”。 这兴许是作为一名后学对前辈知遇之恩答谢的临别盛宴吧！事实上，这也是章衣萍在真正意义上与胡适的北京之旅的最后一次欢聚。

与胡适的上海一席谈

1927年，章衣萍离开北京去了上海，到暨南大学任郑洪年校长的秘书，同时讲授国学概论和修辞学等课程。有一天，章衣萍听朋友叶君说，李守常（大钊）说：“我想写信给适之，叫他还是从西伯利亚回来了罢，不要再到美国去了。因为到了美国，他的主张也许又变了。”章衣萍接着说：“守常说这话，因为他正在《晨报》副刊看见适之先生和徐志摩的通信，有恭维俄国的话。但说这话不到几天，守常就被捕了，后来处了绞刑。前年我到上海，偕小峰造访适之先生于极思非尔路，我把守常的话告［诉］他，并且问他游欧美以后的见解。胡先生说：‘我觉得还是美国有希望，俄国有许多地方全是学美国的。’”那时的章衣萍并非掮客，他的话终算弄清了胡适的政治态度。而李大钊的规劝虽用心良苦，可惜也是徒劳！

某日，章衣萍忽得知胡适到了上海，住在沧州饭店。于是他邀约赵景深、李小峰同去拜晤，胡适很高兴。“谈话之间，他大骂今日中国出版界。他说：‘把独断直接的哲学改个名字，叫作《辩证法的逻辑》，译得莫名其妙便可一版再版地销行，这真是中国出版界的羞耻！狄慈根是一个第三四流的学者，他的书也值得这样销行吗？我希望中国出版界不要把石头当面包卖。’”胡适的怒火，章衣萍心知肚明，这是出于“他是看不起辩证法的唯物论”之故的。章衣萍最后问：“胡先生，你对于中国的普罗文学有什么意见？”胡适没好颜色地说：“我还没有看见中国有什么普罗文学。”

善与胡适谈文论诗说著作

关于胡适的著书立说、谈文、作诗、填词等的攻略，特别是对白话新诗这个新事物，章衣萍与胡适既有共识也有不同的发声。章衣萍在其著作中，描写并分享胡适写诗、作赋、填词及与文化人和诗之趣事，及代人题字并与挚友创作谜语等欢乐情景。

章衣萍说：“胡先生很喜欢作诗，但他自己说不是一个诗人，因为他的生活没有什么神秘。”章衣萍还是很爱读胡适的诗。他说：“胡适之先生在美时，某岁过年，曾戏作了两首过年词，通首皆用‘年’字押韵。今仅记得一首如下：早起开门，送出旧年，迎入新年。说：‘你来得真好！相思已久，自从去国，直到今年。更有些人，
在天那角，欢喜今年第七年。何须问，到明年此日，与谁过年？’回头且问新年：‘怎能使新年胜旧年？’说：‘少作些诗，少写些信，少说些话，可以延年。莫乱思维，但专爱我，定到明年
更少年’。多谢你：且开了诗戒，先贺新年！”

章衣萍在其《窗下随笔》一文中，更加大力度赞美：“胡适之先生在美时，曾和任叔永、陈衡哲诸先生，因以谜语为戏。胡曾以唐诗‘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打‘俩’字；又‘双燕归来细雨中’打‘两’字，俱极妙。又，陈曾以‘宛在水中央’，打英文字母一，为water中之t字，亦别具心裁，极为精巧。”

章衣萍佩服胡适造句的秀美，说对他很有帮助。他说：“胡适先生说得好：凡文学最忌用抽象的字。例如，说‘少年’，不如说‘衫青鬓绿’；说‘老年’，不如说‘白发霜髫’；说‘女子’，不如说‘红巾翠袖’；说‘春’，不如说‘姹紫嫣红’‘垂杨茅草’；说‘秋’，不如说‘西风红叶’‘落叶疏林’。”他还赞美胡适在《庐山游记》中，不仅用多彩的词藻来描绘庐山的绝美景色，而且花了几千字去考证一座塔的历史。他不由惊叹一个有“历史癖和考据癖”的人竟会那样浓墨重彩地描绘风景！

章衣萍曾为他的朋友向胡适索求扇面题词，胡适按对求索者给予鼓励的惯例，写道：“为学要如金字塔，要能广博要能高。”章衣萍曰：“友以扇示余观之，余曰此圣人之言也。若余凡人则不能。不如云：为学须如绣花针，针头虽细能杀人。”

章衣萍认为，胡适先生所云：“中国的‘文学’大病在于缺少材料。那些古文学家，除了墓志、寿序、家传之外，几乎没有一毫材料。”他说：“胡先生说得好。中国文学界的通病。提倡新文学以来，这种通病并未能革除。”他还赞成胡适所言：那时“人人能用国语（白话）自由发表思想——作文、演说、谈话都能明白通畅，没有文法的错误”就好了。

胡适作为白话文运动的倡导者，曾遭到守旧派的抵制和反对，不过雨过天晴也是客观事实。章衣萍在《窗下随笔》一文中，给我们留下了一则历史档案，既有趣也耐人寻味。他说：“章士钊做教育总长，办《甲寅》周刊，反对白话，提倡旧道德时，有一天，曾和白话始祖胡适之先生同照一相。后来，章在相片上题了一首诗送给胡：‘双双并坐，各有各的心肠。将来三五十年后，这个相片好做文学纪念看。哈哈，我写白话歪词送把你，总算老章投了降。’胡适也题了一首诗送章先生：‘但开风气不为师，定庵此语是吾师。同是曾开风气人，愿相敬爱毋相鄙。’”这一对生花妙笔，是杂音退和声起、旧势衰新风旺，勿相鄙相敬爱，终于产生由矛盾而达统一即“雨过天晴”的
结果。

章衣萍还不忘胡适从西洋搬来的“感叹标号”之功。说起标点符号的出现和运用，差一点造成胡适与章太炎两位大学者的一场大笔战。事情是这样的，章衣萍在《枕上随笔》一文中告诉我们，“十年前，胡适之先生的《哲学史大纲》上卷出版，寄了一册给章太炎先生。封面上写着‘太炎先生教之’等字，因为用新式句读符号，所以‘太炎’两字的旁边打了一条黑线——人名符号——章先生拿书一看，大生其气，说：‘胡适之是什么东西！敢在我的名字旁边打黑线线。’后来，看到下面写着‘胡适敬赠’，胡适两字的旁边也打了一条黑线，于是说：‘罢了，这也算是抵消了’！”看起来，这是一个和谐的笑话！但也证明新事物是有生命力的。

章衣萍对近代文人中的胡适之、梁任公一派的文章也有微词，他认为它们的“长处在于清洁流畅，短处在于不深刻。他们的文章能使人一目了然，但不能使人反复讽诵，若有余味”。

章衣萍尝自言，他最敬重的学者是周作人，他在致林语堂的信中，更将周作人誉为“我们小品、散文的始祖”，佩服得五体投地。他知道“胡适之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出版后，中卷、下卷竟一搁十年，不曾出版（中卷、下卷稿子均已写成一部分，未完全）。数年前在北京时，有一天，苦雨斋主人周作人先生曾微笑着说：‘我有一个法子可以叫适之将《哲学史大纲》写成。这法子是叫适之到西山去住，然后请王怀庆（那时，王怀庆似乎正在北京以军权维持治安）派一连兵士守住他，不许他下山，不许他会客，不许他谈政治。这样一两年，《哲学史大纲》就可完全写成了。’去年我在上海，看见适之先生，问他的《哲学史大纲》写得怎样了，他说因为手边没有参考书，所以还没有写好。我将周先生说的笑话告诉他，他听了，微笑地说：‘那也好，可是要让我把参考书搬了去。’”这虽是一句戏言，却反映了周作人、章衣萍、胡适三人之间的亲和关系。

章衣萍又认为：“中国早期的新诗多数犯了太明白之病，从胡适之、康白情以至汪静之的诗，多数是太明白而缺少含蓄。我自己的诗也犯了太明白之病。”但他却拒绝胡适对自己写诗的批评：“曾作了一首打油诗寄给胡博士，表示我的抗议。原诗如下：你劝我不要作诗，
你说我的诗没有‘底子’。究竟诗是怎样的东西？它要什么样的‘底子’？我既不要做‘诗人’，也不喜欢做‘名士’，我只作我所不得不作的诗，因为我不能将我的感情生生地闷死！”但是他又接受胡适为他修改诗中的一个字，并且在书中特加注释，以示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