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鲁滨孙的“在场”和“不在场”

鲁滨孙在小岛上惨淡经营二十七八年，最后终于回到英格兰。这时，他的父母都已过世，家境败落，亲人星散。虽然他把岛上值钱的东西尽数带回家来，景况也相当凄凉：“我的那一点点钱，顶不了多少事，难以帮我在世上立足。”（216页）

倘若故事就此结束，也许鲁滨孙整个荒岛经验的意义都会为之改观了。然而，曾兢兢业业操劳、经营的鲁滨孙决不可以在如此黯淡晚景中了结残生。故事的内在象征结构注定它有一个完满结局。他在海外冒险多年，历经千辛万苦，必须得到可观的财富回报，才能完成他那个时代的英雄人物的创业历程。于是，和不止一位诚实的商人和机构打过交道后，鲁滨孙发现自己当年在巴西的种植园不但仍旧存在，而且在合伙人的经营下十分兴盛发达。他“突然发现自己成了五千镑现金和一处年收入千镑以上的巴西产业的主人”（221页）。由于他本人是新教徒而巴西被天主教势力主导，所以他不想去巴西定居。他把属于自己的那一半庄园售出，其所得表明那份产业至少增值了一百倍，说不定甚至有上千倍。也就是说，鲁滨孙“缺席”期间，他的资本在某种天意和秩序的照应下自动地飞快增殖，并由此保障了小说结尾的“成功”基调。

笛福讲故事常是匆匆命笔，多有疏漏，并不给人步步深思熟虑之感，但是这一安排却意味深长。我们不妨设问，如果仅仅为了喜剧性结局，作者何不以鲁滨孙登上归船作为快乐回归社会的象征而收场呢？有关鲁滨孙离开海岛后生活景况的描述是否如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是“赘笔”⁽²²⁾？另一方面，如果是想讲述发家致富的故事，又为什么要安排资产和它的所有者分开呢？

为了较好地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回过头来看鲁滨孙在岛上所经历的宗教皈依（conversion）。

很多西方学者令人信服地证明了《鲁滨孙》一书叙述形式的另一个来源或“范本”是《天路历程》和清教徒的精神自传或日志。在当时，“详细地一丝不苟地记录并分析日常生活中的事件成了神圣的责任和新教徒的常规行为，记日记……成了全民族的习俗……”⁽²³⁾实际上，笛福的同时代人早已意识到了《鲁滨孙》中的自传成分。查尔斯·吉尔顿（1665—1721）在讽刺性小册子《笛福先生飘流记》（1719）中说：笛福本人就是“一个漂泊而无定的人”，他是比照自己的思想和感情描画鲁滨孙的。⁽²⁴⁾笛福顺利时的表演和在逆境中的反思的确或多或少地融入了鲁滨孙这个人物，书中世俗行动和宗教忏悔彼此交替，构成了该小说的基本节奏。悔罪不是主人公的一时感念，而是小说贯穿的“显”主题。笛福不但安排忏悔昨日之非的老年鲁滨孙担当叙述者，通过“前言”强调宗教主题的重要性，还曾在该书续篇之二（或称第三部）即《鲁滨孙沉思录》中直截了当地说，《飘流记》是“有关改善道德和信仰”的故事。⁽²⁵⁾

鲁滨孙第一次出海碰上风暴就开始后悔，觉得是遭了“天罚”（9页）。后来他漂落到荒岛上，终日独处，便开始了漫长的自我反省。弃谷发芽，他一时觉得像是“神迹”（63页）；地震突来，他在恐惧中不知所措地喊“上帝救我！”（64页）但这些还只是皈依的前奏。只是到患了重症疟疾濒临死亡、梦见上帝在火焰中驾云到来谴责他不曾“痛改前非”之时，他才真的在自己遭遇中看出了神的震怒和惩罚；也在自己的存活中读到神的恩典。他开始历数“我的罪行，我的背叛父亲的行为，我当前的重大罪行”（71页），一页之内，“罪过”一类字眼出现达七八次之多。在强调个人通过《圣经》与上帝直接沟通的清教传统中，“皈依”不是指在教会中举行的形式，而正是这种精神上的重大震撼和转折。鲁滨孙在生命存亡的关口顿悟，完成了对宗教的重新认识和皈依。用麦基恩的话说，他逐渐“学会了精神化”，即从精神角度来思考人生，在现实事物和经验中体会神的存在和旨意，重新考量并调整自我与他人、自我与敌人、自我与上帝等等一系列关系。⁽²⁶⁾

鲁滨孙流落荒岛以前究竟有什么“罪”呢？除了做水手时期不检点的生活方式，鲁滨孙含糊地把自己的过失说成“原罪”（152页）。他的“原罪”主要指最初的离家出走，其中的两个关键因素——对未知事物的好奇以及对“父”的不服从——的确明显地呼应基督教传统中的原罪观念。不过，如我们在前边所论及，他违背父命、奔走天下的根本动机是为了钱，为了快速地发家致富。像伊安·瓦特概括的，“鲁滨孙的‘原罪’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的能动倾向本身”⁽²⁷⁾。到了荒岛上，环境彻底改变了，生存成了头等难题。与荒野做伴，与山林相守，荣华富贵都成了不相干的事。在基督教传统中，荒野历来是考验和得道之地——对《圣经》中摩西领导下等待进入迦南的以色列族和耶稣本人来说是如此，对曾在荒漠中独自苦修二十年的底比斯的圣安东尼来说也是如此。与笛福本人在监狱中的经验相似，孤独造成的宗教隐修环境迫使鲁滨孙中止原来的追求，开始与自己、与自然及神对话。

一些形而上的哲学问题第一次袭击了他：“我所时时见到的陆和海，到底是什么？它们从什么地方来的？我和其他种种的生灵，野生和驯养的，人类和兽类，究竟是什么、又都是从何处来？”这些思考把他引向神的创世。他不禁又要问神：“我到底做了什么，为什么被如此对待呢？”这时，他的“良知”便来阻止他，向他证明自己半生罪孽深重，却曾数次大难不死。一番思量，惊得他“目瞪口呆”（71—73页）。他关于“得救”的观念有了变化，由仅仅希望从被他视为“监狱”的荒岛获救转到首先追求从“罪恶的重担下解脱出来”（75页）；与之相应，他“漂泊”的欲望也由原先渴望实际的旅行改换为希求精神的运动。他责备自己多年来思想从不曾“向上诉诸上帝，或向内反省自身”（71页）。应该说是这类富于宗教意味的思考使鲁滨孙的被迫的孤独生存获得了某种意义，从而保全了他的心智。人生事业上的搁浅由此转化成了一次精神上的朝圣。

往日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世道也成了思考的对象。在岛上生活了四年以后，落入“纯粹自然状态”（93页）的鲁滨孙发现自己的心态发生了若干变化：

我在这里脱离了人世间的一切罪恶。我没有肉欲，没有目欲，也没有人生的虚荣。我无所求，因为我有的一切，已经够我享受了。我是这块领地的领主；假使我愿意，我可以在我所占领的这片国土上称王称帝……

但是我所能利用的，只是那些对我有使用价值的东西。我已经够吃够用，还贪什么别的呢？如果我打死的野物太多，自己吃不了，就得让狗或虫豸吃。如果我种的粮食太多，自己吃不了，就得让它腐烂……

总之，事理和经验已经使我理解到，平心而论，世界上一切好东西对于我们，除了拿来使用之外，没有别的好处。（101页）

这番有关“使用价值”的议论并不是什么独创的新思想，早有大名鼎鼎的思想家洛克在《政府论》中阐发过⁽²⁸⁾；理查德·斯梯尔（1671—1729）也曾就鲁滨孙的原型人物（即水手萨尔科克）的经历发表过类似的议论。他说：“这平凡人的故事是一个值得体味的例证，说明当人的需求局限于自然的必需品时他最为幸福；当他得到的愈多，欲望和需求也就随之扩展；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现在有八百镑，可远不及当初一文不名时快乐。’”⁽²⁹⁾不过，鲁滨孙的这番思考却再次说明了他当初对海外财富的渴求并非如他本人所说出于“自然”或“本性”。因为，一旦到了没有竞争者的荒岛上，一旦脱离了人的社会，没有了物品交换和社会攀比，他对“物”的贪得无厌的爱好和追求似乎自然而然地得到了缓解。

鲁滨孙立身行事也有所改弦更张。比如，虽然他把“星期五”和佐立都视为自己的私产，也从未因出卖佐立一事而自责（只是在经营种植园时曾由于缺少劳动力而后悔），但他对前者的处置明显有别于当初对待后者。在荒无人烟的小岛上他作为“星期五”的救命恩人和全权在握的主子，既不可能贩奴赢利，也无必要为更多的产品而驱策仆从。在这小小的两人世界中，主奴尊卑关系名义上虽然存在，可是在实际生活中却更大程度上是相依为命的同伴。与此相关，自鲁滨孙检讨前尘皈依“正道”，他便不再一味纵容个人的“意愿”，而是时时事事努力体会“神意”。他一人在岛上生活多年后，突然在沙滩上发现了脚印，猜想是附近陆地上的蛮族野人光顾了他的岛屿。面对“入侵”和威胁，鲁滨孙有了更多的机会实践自己的“新思维”。当他对野蛮人食人行径感到震怒，想把他们统统杀死时，马上转念又想：“我凭什么权威、什么神示”来制裁他们呢，他们不知此为过，而“我们欧洲人”则常常知罪犯罪（134—135、145页）。他反复考量这些事是否与他的“事务”（business）和“责任”（duty）相关。后来，他决定对某些野人开杀戒、制服并严惩一批偶然登岛的哗变造反的船员，等等，无不是以“神的名义”。相应的，他把自己得以在一些人面前行使“总督”权威并最后重返英国统统都归功于“神意”。鲁滨孙一次一次反省自身、痛悔过去并不断核查、驳斥、羁勒自己遇事最初的冲动和反应，这本身表明：他对自己过去的行为方式生出了一些怀疑。如果说他在岛上的开拓创业活动是航海冒险的延续和升华；那么他的精神求索便是对他本人的前期行为的某种检讨或修正。

叙述者把鲁滨孙的这类反复思考作为精神上寻求正路、在复杂的实境中精细而审慎地进行道德决疑的成功范例而展示给读者。不过，需要着重指出的是，他的悔罪和“皈依”是含糊的、有限度的。他在岛上的许多言行和想法与他的“皈依”与其说是相符合，不如说是相抵牾。因此他的叙述显示出一种意向的分裂或冲突。

鲁滨孙的“皈依”的含糊性质最突出的体现是他两次“遭遇”钱币的经历。

到海岛不久，他在搁浅的沉船残骸中发现了不少欧洲钱币：“我看见这些钱，不禁失笑起来，大声说：‘废物！你有什么用处呢？你现在对我连粪土都不如，甚至不值得从地上捡起；那些刀子，一把就值你这一大堆……’”（47页）此时此刻，某种根本性思想转变的征兆出现了。孤岛环境使鲁滨孙瞥见了事理的另一个方面。他意识到，在当时的处境里钱的用场比不上一件小工具或一把种子、一双鞋袜（114、149页），这与前边引述的关于使用价值的议论是一致的。然而，这种洞见的效力转瞬即逝。念头一转，“我考虑了一会儿，还是把它们［钱币］拿起了，包在一块帆布里，然后我开始打算再造一只木筏……”（47页）柯尔律治曾注意到，在陈述收钱的动作和下一个打算的语句之间，甚至连一个句号都没有⁽³⁰⁾，仿佛它们本来就应是彼此衔接的连续步骤，仿佛收钱就像考虑从沉船返回岛屿一样是理所当然的事，不值得惊异也不值得强调。这里，叙述者的处理是漫不经心的，但却因之更耐人寻味。它告诉我们：在这一点上，作为人物和叙述者的鲁滨孙是完全一致的，并且对读者的认同毫不怀疑。此外，他还像个称职的好出纳那样把钱数了个一清二楚：总计找到约三十六镑。如果说此事发生在他明确“皈依”之前，那么他第二次在另一艘遇难的船上发现钱则是“改过自新”很久以后。然而他对钱的态度分毫未改。他细细清点“三大袋西班牙硬币，约一千一百多枚；其中一袋还有六枚西班牙金币和一些小金条，都用纸包着，总共估计有一磅重”（47、114页）。此外，他还几次提到自己在岛上收存的钱，也几乎是每回都列举具体的钱数以及币种。对于钱的这种不由自主的兴趣显然和他郑重发表的“金钱无用论”扞格不入，却与贯穿全书的簿记精神一脉相承。

显然，鲁滨孙从来不曾像莎士比亚的泰门那样义无反顾地憎恨或厌弃金钱，他对货币的嘲笑并不意味着根本性的转变。他虽然已脱离了原来存身的社会环境，但是他和英国社会相连的精神脐带远未割断。就思想来说，他在很多本质方面原封未变。他认真收存钱币的举动印证着他与“文明世界”的内在联系和以体面回归欧洲社会为目标的人生期望。

在羁留荒岛的岁月接近尾声时他曾再一次“检讨”当年。“不安于上帝和自然为自己安排的位置”，他说，乃是人类的最大的“疾患”，人的苦难大半由此而生。他本人的教训是对所有患有此病的人的一个警戒：当初他因不满足现状背弃家庭、犯下忤逆的“原罪”；后来在巴西经营种植园时又不能止步于“适度的欲望”（confined desire），以至遭遇不测；否则，时至今日，他可能早就有十万金币的家产了（152页）。这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向神悔罪时使用的却是典型的鲁滨孙式簿记语言。以这套话语度量，贪心最大的坏处是得不偿失。他在诚惶诚恐地否定过去的同时，却肯定了造成当初那种心态和行动的发家事业及其思想逻辑。显然，真诚的悔罪像对使用价值大彻大悟的思索以及对金钱的嘲讽一样，没能使鲁滨孙彻底洗心革面。除了“原罪”一词，他还用“意愿”（inclination）、“天性”（propension of nature）、“欲望”（desire）、“禀性”（temper）等词⁽³¹⁾来指称自己对航海和冒险的渴望。这样一来，便使那种追求似乎真的像原罪一样与生俱来、不可避免，从而也就给它留下了一个可以重新登场的后门。

总之，孤岛环境只是使“占有”和“谋财”的思想态度像鲁滨孙藏在洞里的钱一样，以静止的和纯粹的状态被尘封数十年，几乎成为某种被净化了的抽象物；使鲁滨孙虽然保持了资产者的思想、语言和行为特征，却摒除了它们发挥作用的社会机制或条件，避免了其可能产生的某些社会后果和道德后果，并在此基础上使之和主人公的创造性的生产活动一起得到认可、同情乃至敬仰。和遭遇海难以前无法用道义和责任为自己辩护的鲁滨孙不同，此时这位业已懂得必须止步于“适度的欲望”的个人奋斗者的心理活动得到了正面表达，被叙述所认可。麦基恩说：“鲁滨孙取得的社会成功之所以重要，并不在于他爬得有多高，而在于他能够用自然通则和上帝意志来为现状辩护。”⁽³²⁾

孤岛上的鲁滨孙有着多重身份。他既是悔罪者，又是来自欧洲的疆土开拓者和实用技术发明人；他被置于隐修反思的环境中，但仍是货真价实的现代资产阶级市民。他的宗教活动并不能简单地被归为“副业”或周末的消遣⁽³³⁾，然而，另一方面，它们也并不如有的学者所说，构成一个贯穿、主导全书的关于“叛逆”、“惩罚”、“接受［神］”和“拯救”的系统的精神寓言。⁽³⁴⁾如前边所分析，鲁滨孙在这方面不但含糊其辞、矛盾百出，而且是有一搭没一搭的。他一面讪笑金钱，一面收存钱币；一面斥责自己的个人抱负，一面一步步把自己变成荒岛的“所有者”。最后，仿佛是要嘲弄自己在岛上的再三悔过，他以再度登上航船结束自己的自述，并且在《鲁滨孙飘流记》的第二部中依然故我，虽然矢口否认自己重新“出山”、远航东亚是为了钱，却一如既往不厌其烦地说明如何贩鸦片到中国换取瓷器、生丝、茶叶等，其中利润和风险如何。总之，小说的叙事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主人公身上那不安分的浪迹者和虔诚的悔罪人之间的对立。⁽³⁵⁾这两者形成有力的对照，互相烘托，互相揭示着对方的矛盾性和不稳定性。数百年后，我们不免在鲁滨孙自以为“正义”的思想和行动中读出许多破绽和反讽。然而，即使我们不赞成他的答案，也不能不重视他的尝试——因为，即使最蹩脚、最有限的答案也包括了其前提，即问题的提出。鲁滨孙“断断续续”的宗教憬悟和思考⁽³⁶⁾的重要性在于它们在这位新世界代表人物的创业神话中标出了几个问号。

“修得正果”的鲁滨孙带着他多年收藏的钱币回到英国后，岛上的孤寂生活立刻被一系列令人目不暇接的经济活动和法律认证所取代。这里，我们不能不对笛福的敏锐的社会直觉感到惊讶——他意识到，只有重新置于社会之中，鲁滨孙在岛屿上的精神修炼和道德改良才有意义。实际上，整个故事是以此为指归的。对于笛福来说，鲁滨孙荒岛余生不只是讲述新奇的冒险经历，因而仅仅获救或返乡决不足以作为小说的恰当结尾。鲁滨孙带到岛上的问题来自社会生活，他获得的尝试性的解答也须再被重新带回到社会。

重返社会的鲁滨孙已是一名“经过教化的沉着镇定的现代资本主义企业家”⁽³⁷⁾。他在海外冒险多年，历经千辛万苦，最终得到了可观的财富，完成了他的富于时代特征的创业历程。但是我们没有见证他参与为获得财产而进行的具体的经营或剥削活动。当我们的模范资产者鲁滨孙在岛上不为利润辛勤劳动、修炼德行的时候，在他不在场的情况下他的资本却自动地（在神意或处于我们视野之外的某些人的照拂下）高速增殖着，直到有一天所有他“新发现的财产都安然到手”（235页）。所有者和资产的分离把财富的“来历”排除在叙事之外，从而使美洲奴隶庄园的发展史成为被用括号括起来了的“潜故事”。由于这种分离，主人公才得以摆脱经营奴隶庄园等活动所难以避免的血汗泥污，在孤岛的单纯“实验室条件”下缓慢地修炼一种较少引起内外冲突和伤害的道义上可行的个人主义以及相关的必备心理素质，完成对无节制的贪欲的心理调控。也正是由于这种分离，原始积累的创业神话和有关“精神、道德再教育”的寓言⁽³⁸⁾才能够作为双重叙事而共存于鲁滨孙的历险故事中。

善于抑制自己的冲动并能仔细体味“职业”和“责任”的新鲁滨孙不仅慷慨地对待那位陷入贫困的老船长，还照顾他自己的姐妹子侄，以及曾帮助过他的伦敦老妇和远在巴西的寺院和穷人。与他的变化相应和，整个世界也似乎有了改变。不仅老船长表现了“诚实”、“友情”、“荣誉”和“信义”，鲁滨孙遇到的每个有产者都浸透着这些美德，到处弥漫着公平交易的诚信气氛。神意的魔力仿佛已和资本的魔力合而为一。当年不择手段从事贩奴买卖的冒险家或他们的后代如今个个都是谦谦君子：鲁滨孙缺席几十年，却没有任何人企图侵吞他的那份神圣不可侵犯的财产。他们纷纷向鲁滨孙呈上了无比诚实的账簿。叙述者未曾为此新气象做任何“写实主义”的铺垫，它更大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鲁滨孙在岛上修得的内心乌托邦的外化。代表着理想社会秩序和人际关系的账单来得十分突兀，几乎像发现海盗私藏的价值连城的宝物一样令人难以置信。不管作者本意如何，它的出现是一个标志，提示着我们那个缺席的巴西故事的存在。

鲁滨孙思考、言说和行为的方式以及他获得大量财产的结局肯定了对利益的追求，并和小说中对“欲望”的质询形成一种充满张力的矛盾关系。正因为孤岛的道德寓言摒除了巴西故事，却又依赖后者造成的财富来完成自身，鲁滨孙的精神飘流才如此有力地代表了他的时代的中坚人物谋求财富和“发展”的心理驱动力量，他们所面临的心理压力和矛盾以及解决问题的努力。因此，瑞凯提说：“《鲁滨孙》是关于现代个人主义的寓言，既概括了其成就，也表达了伴随它而产生的深切的忧虑。”⁽³⁹⁾如果说所有的意识形态系统都必然是复杂的矛盾结合体，那么，在笛福这里，内在矛盾是以无比的坦率和尖锐方式表现的，被摒除在外的东西和被直接陈述的内容都意味深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