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国“东干学”研究

1877年陕西、甘肃回族起义军失败后，自中国西北迁入中亚，苏联称其为“东干”民族，逐渐认可了这个特殊的少数民族群落。苏联学者帮助东干族创制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文字——东干文，这是借用俄文字母外加自创的5个字母来拼写汉语方言的文字，他们还开始收集东干口传文学，保留下来一批珍贵的东干研究资料。正是具备了得天独厚的研究条件与敏锐的意识，苏联学者在东干学研究方面，不仅是开拓者，也是成就最高的。

一、中国东干学的兴起

自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东干研究趋于沉寂，中国虽然是中亚东干族的历史故国，中国文化又是东干文化的母体，但是中国学术界与中亚东干族长期处于隔绝的状态。近20年来，由零散的一般性的介绍到不断深化，进入较为专门的研究层次，中国的东干学研究正在兴起。

东干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近10余年，据笔者初步统计，出版中国学者译介的东干学著作共5种：《中亚东干人的历史与文化》（苏尚洛著，郝苏民、高永久译，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年）、《盼望》（东干小说集，尔里·阿尔布都等著，杨峰译，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亚斯尔·十娃子生活与创作》（伊玛佐夫编选，丁宏译，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亚回族小说选译》（伊玛佐夫著，林涛译，香港教育出版社，2004年）、《中亚回族的口歌口溜儿》（拉阿洪诺夫辑录，林涛译，香港教育出版社，2004年）。纪实性散文4种：《托克马克之恋》（杨峰著，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悲越天山——东干人纪事》（尤素福·刘宝军著，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万里独行——探访中亚陕西村》（陈琦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遥远的撒马尔罕》（杨峰著，新疆大学出版社，2006年）。中国学者的学术论著5种：《东干族形成发展史》（王国杰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东干文化研究》（丁宏著，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亚斯尔·十娃子与汉诗》（常文昌著，伊里木出版社，2003年）、《中亚东干语言研究》（海峰著，新疆大学出版社，2003年）、《中亚东干语研究》（林涛著，香港教育出版社，2003年）。发表有关中亚东干族研究及纪实性的各类文章约200余篇，其中学术论文约70余篇，涉及东干族的历史、经济、文化、语言、民俗、文学等各个方面。其中有代表性的如胡振华、王国杰、丁宏、杨峰、王小盾、赵塔里木、海峰、林涛、刘俐李、常文昌等。

二、中国东干学研究成果

中国的东干学研究虽然起步晚，但是发展势头不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东干历史研究。苏尚洛在《中亚东干人的历史与文化》一书中将东干族的历史延伸到中国回族的整个历史中去探源，而中国学者则从清朝西北回民起义开始，主要从西迁开始研究东干族的形成和发展。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有陕西师大王国杰的专著《东干族形成发展史》。全书共9章，其中用7章篇幅介绍迁移中亚后，东干族的形成及其在不同历史时期，从过境后到十月革命、农业集体化、卫国战争以及20世纪60—80年代的发展历史，以经济生活为主，运用了大量的统计数字，包括东干乡庄的种植、养殖、收入等，这些资料多为国家档案馆查询所得。第八、九两章分别介绍中亚东干族的文化和风俗礼仪。这一部分由于作者跳出了过多的数字统计圈子，又融入了许多直观的感性材料（作者在东干乡村居住了数月，走访了许多人），读来颇为生动。这是国内较早出版的全面介绍东干族历史发展的学术著作。关于东干族的论文，则有关于白彦虎及回民起义、西迁方面的研究。

二是东干文化研究。中央民族大学丁宏的《东干文化研究》则是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较为全面地介绍并论述了东干人的文化生活，不仅介绍了苏联及中亚东干学的研究机构、研究现状，为我们提供了一定的学术信息，同时又力求提升到理性的高度去认识。作者是回族人，因此对东干文化与回族文化联系的认识较为深入，对中亚陕甘籍东干族语言文化的评价比较客观公允，加之在吉尔吉斯斯坦调查时间较长，也有许多感性材料。应该说，丁宏的《东干文化研究》与王国杰的《东干族形成发展史》在让人们认识、熟悉东干族方面是功不可没的。

三是东干语言研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海峰与林涛几乎同时分别出版了东干语研究专著。由于这几位学者长期生活在西北，且从事过西北方言研究，因此能在与西北方言的比较中研究东干语的特点。他们都从普通语言学的角度，即语音、语法、词汇三个层面入手。有论者将萧洛霍夫《一个人的遭遇》的东干作家哈娃佐夫的译文，同中国学者草婴的现代汉语译文作了有趣的比较，发现草婴译文“把”字出现79处，“给”字31处，而哈娃佐夫译文中“把”字出现365处，“给”字66处。这种抽样分析，具有说服力。海峰的《中亚东干语言研究》介绍了国外东干语研究的现状、苏联学者研究的基本方法和成果，介绍了东干文的正字法规则，同时也提出一些有益的问题并进行学理上的讨论。如关于东干语的三种观点：一种认为东干语是独立语，一种认为是混合语，第三种观点则认为东干语是汉语的特殊变体，指出了我国学者与苏联学者不同的思路与观点。林涛的《中亚东干语研究》与海峰的《中亚东干语言研究》框架结构大体接近，林涛对东干语中保留的古语词与近代语词作了较为充分的讨论。两本著作分别整理了东干语中的词汇，并与现代汉语进行对照。海峰与林涛还分别发表了东干语研究方面的论文。

四是东干文学研究。胡振华的《苏联回族文学概述》较早介绍了中亚东干文学。王小盾的《东干文学和越南古代文学的启示——关于新资料对文学研究的未来影响》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论文分别从文化、文学史、文字及诗歌等四个层面提出了十个问题。如认为东干乡庄成了一块“飞地”，东干口语文学一百多年来基本上停滞下来了，而中国各地的口语文学通过人群接触与流动而急速演变。这样一来，对东干文学的研究便获得了一种新的意义：为中国民歌史研究或口语文学发展史提供了活的参照系。由此反观中国西北乃至更多地区一百多年来口语文学的发展轨迹，可以得出深刻的规律性认识。由东干文与汉字的比较指出，汉字对文学的强大支撑作用。论文具有宏观的深刻的思考，但有些也是作者的一家之言，有的观点如“以东干文学的发展历程来比附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等还值得商榷。赵塔里木对东干民歌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同王小盾思路一致之处是对东干民歌的概念及其内涵予以厘清。认为曲子是东干音乐文学的整体形式，包括民歌、戏剧、说唱等可以演唱的音乐文学体裁。东干人传承中国西北民间音乐文学的同时，也传承了传统的分类方法。同时还讨论了东干民歌的传承方式等。赵塔里木文章另一特点是分析细致，如《高大人领兵》的异文比较，通过中国国内及苏联发表的材料及作者的采访笔录，共收集了28种异文，加以比较，认为这首民歌的异文样式均为不同历史时期中的多种异文叠加的结果。它们不仅反映了某个特定的事件，而且透露出不同叠加层中的历史信息，套用前人的叙述框架，并加入了新的内容，从而透露出多起历史事件信息。论文严谨而有说服力。常文昌、唐欣在《东干文学：世界华语文学的一个分支》中对东干文学作了定位，将其纳入世界华语文学的范畴，认为东干文学是世界华语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东干人的语言是汉语，但文字却不是汉字，主张以华语文学代替华文文学，由此突破了“世界华文文学”的概念。常文昌的俄文版专著《亚斯尔·十娃子与汉诗》通过个案分析，透视了中国文化在中亚的传承与变迁，揭示了十娃子作品的丰富内涵及其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将十娃子定位为世界华语诗苑中的奇葩，破译了其中的某些诗歌意象，凸显出中国研究者的独特视角。

三、中国东干学研究的方向

目前，中国的东干学研究基本形成了由东干历史、文化、语言及文学四大板块组成的研究格局，同时也逐渐向专题研究深入。中国东干研究还正处于刚刚起步阶段，仍存在不少问题和困难：一是资料缺乏。目前从事此项研究工作的研究者基本上仅限于去过中亚的学者，他们从国外带回的东干文、俄文资料有限，而国内翻译的汉文资料又很少。二是研究人员尚少，研究队伍有待壮大。报刊上走马观花式的印象式介绍文章居多，而扎扎实实潜心于学术研究者屈指可数。目前，也有一些青年研究者朝这个方向靠拢，使研究队伍不断扩大。三是研究尚待深入。目前的研究应向专题研究开掘，尤其要从东干原文或俄文原著入手，从第一手资料开始，发前人之所未发。东干族系中国回族后裔，处于中亚多元文化的影响下，因此，东干学研究者既要熟悉伊斯兰文化，又要熟悉中国传统文化，既要了解俄罗斯历史文化，也要了解吉、哈、乌等民族的文化，还要会俄文、东干文和中国西北方言，需要相应知识结构的人员并下大力气。同时，读者面相对较窄，因此，研究者还要耐得住寂寞。

东干文目前仍在中亚东干人中使用。也有人主张，废弃东干文，改用汉字；废弃东干方言，改学普通话。这种主张，还未得到赞同。目前，中国国内在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而东干学这一块，也是难得而特殊的与中国文化相联系的文化新大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