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中学是在河南邓县三中，也就是今天的河南邓州市第三高级中学。

那时候考初中是一件颇难的事，几个人中才能考上一个。我是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三中的，而且一入学就在班上当了学习委员。

学校那时自然也教育我们要为祖国好好学习，其实不用教育，我也知道努力。那阵儿我的家境和中国大多数平民百姓一样，十分艰难，眼见得自己的学费是父母拼命干活挣来的，怎敢再贪玩？为了节省学费，给父母减轻负担，我每个学期都争取当上“三好学生”——“三好学生”新学期的课本和作业本是由学校奖励的，不需交费。

学校抓学习抓得很紧，校园里的黑板上，经常出一些疑难的数学题，谁要做出了正确答案谁就会受表扬。我那时争强好胜，一见难题就想先解出答案，常常在课余时间为那些难题忙碌，最后为得到老师的表扬而沾沾自喜。

学校里那时有一座藏书两万八千余册的图书馆，每个同学都可以办一个图书借阅证。我充分地利用了这个借书证，在图书馆里借阅了《长城烟尘》《三辈儿》《播火记》《野火春风斗古城》《敌后武工队》《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等小说，大开了眼界。我那时看小说完全是被故事所吸引，看完就津津有味地给别的同学讲述。那阵子我对写小说的人真是敬佩不已，许多年后我才知道他们原来也是一些极普通的人，并无神秘之处，也需要吃饭、睡觉、喝开水。

那时实行学生住校制，一个月允许回家一次，每天都有早自习、晚自习。我乍从小学升到初中，猛地离开家，还真是想家，夜里总做梦。大概三个月以后，这种想家的毛病才算消去。男学生的宿舍是那种三开间的大房子，一律的木床，一个宿舍里住四五十个人。宿舍里的木床排成两排，中间有一个过道，到了晚上，过道里放上一个大木桶让大伙撒尿。那时根本不知道还有“失眠”这两个字，头一沾枕头就睡死过去，天大的事也不知道。

吃饭是那时最难解决的问题。学校里有食堂，但一个月要交四五元钱，我交不起这笔钱，就自己做。由父亲送来红薯、苞谷糁、柴火，还有一点娘擀好的杂面条，在学校附近的尹营村找个人家，在人家的灶屋里用几块土坯支一个小铁锅，自己烧火自己煮红薯稀饭或杂面条吃。饭常做得半生不熟没滋没味，但每顿都是狼吞虎咽地吃完了。后来，随着家境的逐渐好转，我才在学校吃起了食堂。

我一升入初中就下定决心，一定要考上高中，考上大学，好日后报答含辛茹苦的父母，但时运不济，碰上了“文化大革命”。学校很快乱得一塌糊涂，我虽然趁机外出串联，免费去了武汉、长沙、韶山、株洲、南京、上海、徐州、郑州，开了眼界，但学习却耽误了下来。这期间，没法上课读书，我开始学拉二胡、学打篮球。我的二胡演奏水平渐渐提高，到后来已可以上台演出了(但不敢独奏)。打篮球的水平也提高得很快，为我后来的入伍打下了基础。

1968年下半年“复课闹革命”，我被我们村的贫下中农推荐到三中读高中。我依然想通过读书寻找出路，无奈这时的教师们早无了教书的心思，学校里也无严格的教学制度，学习时紧时松，经常到乡下学农。我利用学农的机会，到拖拉机站学会了开链轨式拖拉机。我想，如果没有别的办法，我这辈子就开拖拉机为人犁地算了。

我就在这时紧时松的学习生活里晃到了1970年冬天，这时，一个重要的机会向我姗姗走来了——山东一部队来我们镇上招兵。我决定当兵，到外面的世界去闯一闯，兴许能闯出一条生路来。那一年县上规定不准应届生当兵，可我决心走，幸好，来招兵的李连长喜欢打篮球的学生，他见我身高一米七八，又胖又有力气，而且球技不错，就坚决要我。最后，我背着学校悄悄参加了体检，并最终穿上了军装。

当满载新兵的汽车启动时，我那有笑声也有辛酸、有自豪也有愧悔的中学时代便一下子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