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筠圃考略

第一节 筠圃是谁？

筠圃何许人也？

《红楼梦》舒本卷首载有舒元炜的序文。舒元炜在序文中称《红楼梦》舒本的藏主为“筠圃主人”。但他并没有透露此人的姓氏和名字。

这位叫做“筠圃”的人是谁呢？

他就是姚玉栋。

姚玉栋，或称玉栋，满洲正白旗人。姚是他的汉姓。同治《临邑县志》就直称他的姓名为“姚玉栋”。同样，他的长子的名字就叫做姚荣誉。

他是乾隆时期一位著名的藏书家。

第二节 啬于财而奢于聚书

“啬于财而奢于聚书”，此语采自王芑孙《山东阳信县知县玉君墓志铭》（下文简称《墓志铭》）^[1]，是对姚玉栋的为人的一种评价。

王芑孙是姚玉栋的好友。在姚玉栋逝世后，王芑孙为他撰写了《墓志铭》，全文如下：

余所识辇下藏书家，无过玉栋筠圃。尝为作《读易楼记》者也。

筠圃所藏书，于集部尤富。以是洞晓古今学术，与其授受源流，持论空一世。所与游，翁学士方纲、周编修永年、桂进士馥，天下不四三人。偶从他所见余诗，趣驾十五里访余，既而邀余襆被所谓读易楼者，剧谈穷日夜。其家所藏金石书画，往往多余题识。

顷之，君再出官山东，余亦南还七八年。

其子荣庆以通判试用河南，以书告君之丧，且以状来征铭。

按状：君字子隆，玉栋其名，筠圃其自号也。本襄平民家姚氏，有赠光禄大夫、福州将军良贵者，自太祖时编入内府，为正白旗汉军。

曾祖章奇，赠资政大夫、江宁布政使。祖五格，赠资政大夫。父福葆，沟渠河道监督，授中宪大夫。母贺，封恭人。娶夏，封孺人。子六，存者四：荣庆、桂庆、炳庆、炵庆。女一，适学生灵椿。

其卒，嘉庆四年六月三日，年五十五。以某月日葬某原。

君以乾隆庚寅举人拣选知县，发山东，补宁阳。故陆公燿方为按察使，荐调单县，中以事去。再补淄川，获要犯，引见，当迁，以亲老告。亲终，出补阳信。前后在山东几二十年，历署博兴、利津、章丘、乐陵，皆能其职。

君躯干修伟，博涉强记，无所不通。以旗人自晦为吏，故世不深知。而世所矜宠有名者，君亦不以屑意。

所著诗古文八卷、杂志二卷、金石过眼录五卷。他所诠次校定尚多。

性颇啬财，独奢于聚书，人亦以是靳之。尝过厂市，酬一书如其常值，弗与，再倍之，又弗与，君怒，拂衣登车去。夜不获寐，破晓，卒遣骑奴以三倍值驰取书归。其笃好若此。

余南还，再与君书，不报。荣庆之赴余也，书不详，第言悉倾所有，未审所谓，岂物理聚而思散，抑君身后官逋私责，有不可言者耶？惟君生平寡契，晚交得余，虽不言，意绪间一似重有托于余者，其忍不铭。

铭曰：

嗟君好书，亦施于政。其在利津，义学兴盛。其去乐陵，县民遮境。救荒章邱，民鲜菜色。大吏闻之，颁下其式。再莅河滨，岁缮茭薪。经画终始，役不及民。始宰单父，匄妇道僵。往瘗其殣，遗婴卧旁。收哺以长，有蔼慈祥。傥来倏往，物运相循。书则往矣，泽有攸存。归安斯宅，利尔嗣人。

从《墓志铭》的记述可知：

（1）姚玉栋字子隆，号筠圃。

（2）他的上世本是襄平（今辽宁省辽阳市）民家，姓姚，后编入内务府正白旗汉军。

（3）姚玉栋的世系，列表如下：

（4）姚玉栋的生卒年月：卒于嘉庆四年（1799）六月三日，享年五十五岁。以此逆推，可知他生于乾隆十年（1745）。

（5）他是京城著名的藏书家。

（6）与王芑孙、翁方纲、周永年、桂馥等人交游。

（7）他是乾隆三十五年（1770）庚寅举人出身。

（8）他在山东做官，出任多地知县，前后将近二十年之久。《墓志铭》先后提到他的任职地点共有八地：宁阳、单县、淄川、阳信、博兴、利津、章丘、乐陵。

（9）单县之任，系出于山东按察使陆燿的荐调。

（10）著有诗古文八卷、杂志二卷、《金石过眼录》五卷。

此外，关于姚玉栋的生平事迹，还可以补充、说明的有以下五点。

第一，他是正白旗春岱管领下汉军，见于山东巡抚国泰乾隆四十五年八月初九日奏折^[2]。

第二，他号筠圃，一作“云浦”。见于道光《济南府志》卷三十。

第三，在乾隆五十七年（1792）六月，姚玉栋与友人等（文宁、王又亮、陶涣悦、洪亮吉、胡翔云、罗聘、周厚辕、宋鸣琦、吴嵩梁、姚思勤、卢锡埰、陆元、张道渥、曹锡龄、刘锡五、何道生、徐凖）十七人有积水潭之游，王芑孙虽未参加，却撰写《积水潭游记》一文记其事^[3]。

第四，姚玉栋曾于乾隆六十年（1795）任临邑知县。

第五，在任山东阳信知县期间，姚玉栋曾邀请好友王芑孙来游阳信，王芑孙因故未能成行。此事见于王芑孙怀人组诗中的《玉筠圃大令》：

君家藏书甲辇毂，岂伊藏之实能读。

读书无伴苦相求，襆被留君读易楼。

楼前乍种梧桐树，匆匆出宰山东去。

归舟未得远相寻，半道留书写我心。

在第四句之下注云：“壬子，君邀余为读书之伴，时时襆被君家。”壬子即乾隆五十七年（1792）。在第八句之下注云：“君有书邀余迂道过其所宰之阳信县。余以舟程触热，方虑闸阻，不果赴约。”^[4]

第三节 辇下藏书家

“辇下藏书家”，出自王芑孙《墓志铭》的首句。这显示了姚玉栋作为藏书家的知名度和重要性。

李玉章、黄正雨《中国藏书家通典》介绍姚玉栋说：

喜图籍，字少年时开始，收书无一日停止。对破书乱简及世上流传不广之书遍加搜罗。

听说某地有善本书，虽千里之外必得之方后已。曾得王士祯、黄叔琳家藏善本数种，插架益富，收藏集部图书为多。建藏书楼“读易楼”，王芑孙作有《读易楼记》，称他为“辇下藏书家”。法式善、翁方纲均登楼观其藏书，翁方纲题有《筠圃读易楼图诗》相赠。法式善也题有《咏筠圃》云“南有天一阁，北有读易楼”。藏书印有“读易楼藏书记”、“子隆”、“筠圃”等。藏书散佚后，法式善又写有题诗云：“阁尚巍然存，楼今为墟丘”。

著有《诗古文》8卷。^[5]

末句“著有《诗古文》8卷”，应去掉那个书名号。因为“诗古文”三字非是书名。

《清稗类钞》也记载了姚玉栋的轶事：

玉筠圃藏书于读易楼。法时帆祭酒式善，字开文，蒙古正黄旗人。尝有赠玉筠圃句云：“一官赢得十车书。”筠圃，名栋，字子隆，乾隆庚寅举人，官山东临邑知县，聪强嗜学，自少小以至宦游，舟车风雨，无一日暂废。尝过厂市，酬一书，如其常值，弗与，因倍之；再倍仍弗与，拂衣登车去。夜不获寐，晓遣骑奴以三倍值取之归。所藏边仲子诗册，即王文简所订之《睡足轩诗》也，前有徐东痴手记及文简跋，东痴墨书，文简朱书。翁覃溪题诗于原册，后复摹二本，以一赠时帆。时帆题诗有云：“梧桐院落疏疏雨，石墨香分读易楼。”读易楼者，筠圃藏书处也。王惕甫为作《读易楼记》，称其于书无所不读。其插架不著标题，造次抽检，未尝辄误，非专治一经、治一艺者可比。惕甫询之，则曰：“吾能目识之也。”

筠圃既于书无所不好，闻一书在某所，虽千里必宛转得之而后已，于是沈编坠帙，渝墨败纸，世所灭没不经见者，往往都在读易楼。故凡函幅之小大厚薄，潢治之精确敝好，一经涉目，便能记之。^[6]

《清稗类钞》的记载实际上袭自王芑孙《墓志铭》及《读易楼记》。《读易楼记》说：

吾友玉栋筠圃于今辇下为藏书家。读易楼，其所贮书处也。迺者作图示余，属为之记。

筠圃于书无所不读，自其少小，以逮宦游，舟车风雨，无一日暂废。闲闻一书在某所，虽千百里，必宛转得之而后已。于是沈编坠帙，渝墨败纸，世所灭没不经见者，往往都来读易楼中。于凡函幅之小大厚薄，潢治之精确敝好，涉目便记。造次抽检，未尝辄误。予过楼中，怪其插架不著标题，曰：“吾能目识之也。”其好之之勤，而读之之遍，如此非专专治一艺、名一经者也。……^[7]

王芑孙《渊雅堂全集》“编年诗稿”卷九有《晋太康瓦莂诗》，诗前有小序云：“……吾友汉军玉栋筠圃拓其文，装界为册，以示余，而属余题其后。”

姚玉栋去世后，其所藏书尽归长子姚荣誉继承。《中国藏书家通典》在介绍姚玉栋之后，又接着介绍姚荣誉说：

子姚荣誉，字子誉，号梦鱼，别号小圃，别署东海松柏心道人，官河南鲁山知县，继承父遗书，亦能守其藏书，另建有“得月簃”，有藏书印曰“长白姚氏子誉”、“得月簃秘籍”、“水圃”、“荣誉族名荣庆”、“曾治老聃黄歇故里”、“长白姚氏读易楼珍藏男荣誉得月簃世宝”等。刻有《得月簃丛书》10种。

第四节 宦游山东二十年

王芑孙在《墓志铭》中介绍说，姚玉栋在山东做官，前后将近二十年之久。

姚玉栋做的都是地方官——知县。

姚玉栋在山东各地出任知县，王芑孙在铭文中是分作前后两段加以叙述的。

前段所述是“补宁阳……调单县……补淄川……补阳信”：

a宁阳——b单县——c淄川——d阳信

后段所述，则是“历署博兴、利津、章丘、乐陵”：

e博兴——f利津——g章丘——h乐陵

前后两段叙述，地名毫不重复。

地名虽不重复，次序却有疑问。前段所述，井井有条；后段所述，则稍嫌紊乱。

另外，还遗漏了一处：

j临邑

可知姚玉栋总共在山东做过九地的知县。

现暂以a、b、c、d、e、f、g、h、j作为此九地知县的临时代号，分别依次考列于下：

但依据我的考察，此表并不能真实反映姚玉栋在山东做官年月的顺序。

姚玉栋在山东做官年月的真实的顺序，应如下表所示：

1【博兴知县】

姚玉栋宦游山东的第一站是博兴。

他出任博兴知县，见于王芑孙《墓志铭》，但没有说明任职的年份。

然而山东巡抚国泰乾隆四十五年八月初九日奏折提及此事，记录了具体的时间。

国泰奏折中有“（玉栋）于四十三年闰六月十六日到省，曾委署博兴县知县”之语（下文将具引奏折全文）。故知其初任知县之时在乾隆四十三年（1778）。

查民国《重修博兴县志》卷八“清职官表”“知县”，乾隆间并无姚玉栋之名。在此前后之知县有周薰（三十九年）、燕增元（四十三年）、黄瑄（五十年）三人。

问题在于，姚玉栋始任此职是在燕增元之前，还是在燕增元之后？

《重修博兴县志》卷十二“宦绩”有燕增元小传，其中说：

燕增元，河南陕州人，乾隆丁丑进士，四十三年任知县。廉介爱民，煦煦如慈父母。民歌其俭，有“夫人种菜，相公着布”之谣。

郡守李涛初不喜，诮之曰：“何痩也？”增元答曰：“面虽枯，心常自适。”守问：“何所适？”曰：“增元莅官五年，与民初无龃龉，以此自适。”守因仰思曰：“吾判狱数十，惟汝县无来郡者。”遂优礼之，亲书匾文以赠曰：“民其允怀。”

四十七年大水，抚臣委某道勘灾，曰：“水仅尺耳，奚谓灾？”增元骤步水中，深及其胸，曰：“尺水能如此乎？”道曰：“休矣，燕君出，勿以致溺。贤官重吾辜。”遂白抚臣，请缓赋。

增元去后，民为立祠以祀。

小传中明言燕增元于乾隆四十三年任博兴县知县，四十七年大水时仍在位，又自谓“莅官五年”，可见姚玉栋的任期必是在燕增元之前，而不可能在燕增元之后。

国泰奏折在“曾委署博兴县知县”一语之后又紧接着说：“嗣奏署宁阳县知县”。从“嗣”字可知，姚玉栋委署博兴知县仅仅是短期的、暂时的。

2【宁阳知县】

姚玉栋宦游山东的第二站是宁阳。

他出任宁阳知县，见于王芑孙《墓志铭》，亦见于光绪《宁阳县志》。

但光绪《宁阳县志》于卷三“皇朝秩官表一”仅录姚玉栋之名，而未注明他具体的任职年份，并将他和严象琳二人的供职年份划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的郭撰和四十五年（1780）的孙祥凤之间。

据王芑孙《墓志铭》说：

君以乾隆庚寅举人拣选知县，发山东，补宁阳。故陆公燿方为按察使，荐调单县，中以事去。

姚玉栋乃“庚寅举人”，而庚寅为乾隆三十五年（1770）。故他出任宁阳知县必在中举之后的乾隆三十五年至四十五年（孙祥凤任期）之间。

据山东巡抚国泰乾隆四十五年（1780）八月初九日奏折说：

查有宁阳县知县玉栋，……于四十三年闰六月十六日到省，曾委署博兴县知县，嗣奏署宁阳县知县，乾隆四十四年正月二十四日奉文准署任事。

可知姚玉栋宁阳知县之任始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正月。

3【单县知县】

姚玉栋宦游山东的第三站是单县。

他出任单县知县，见于王芑孙所撰《墓志铭》，亦见于民国《续修单县志》。

依王芑孙所撰《墓志铭》，姚玉栋先任宁阳知县，后任单县知县。

而据民国《续修单县志》卷五，“职官”“知县”：

（乾隆）四十六年，玉栋，满洲正白旗人，举人。

乾隆四十五年八月初九日，山东巡抚国泰有奏折，全文如下：

山东巡抚臣国泰跪奏，为要缺需员拣选奏调事。

窃照单县知县万在衡经臣奏请升署德州知州，仰蒙俞允，所遗单县员缺，系沿河繁、疲、难兼三要缺，例应在外拣员调补，臣与藩、臬两司于通省知县内详加拣选，非本任要缺，即人地未宜，一时实难得合例堪调之员。惟查有宁阳县知县玉栋，现年三十四岁，系正白旗春岱管领下汉军，由举人于乾隆四十三年五月初四日拣选引见，奉旨发往山东，以知县委用，于四十三年闰六月十六日到省，曾委署博兴县知县，嗣奏署宁阳县知县，乾隆四十四年正月二十四日奉文准署任事，扣满年限，已经题请实授。查该员才具明干，办事勤能，以之调补单县知县，实能胜任。惟该员历俸未满三年，与调补之例稍有未符，但人地相需，例得援例奏请，合无仰恳圣恩，准将玉栋调补单县知县，于地方实有裨益。如蒙俞允，所遗宁阳县员缺，系调补所遗，例得以试用人员补用。查有试用知县孙祥凤，现年四十八岁，浙江归安县举人，拣选知县，充补四库全书处誊录期满，议叙一等，签掣山东，引见，着发往试用，于乾隆四十四年二月二十二日到东。查该员才情明白，办事实心，前经委署馆陶县知县，并无贻误，已逾一年，试用期满，以之试署宁阳县知县，自堪胜任。照例俟试看期满，另请实授。

再，玉栋系以现任知县拣调知县，孙祥凤系以试用知县请署知县，均衔缺相当，毋庸送部引见。

又，玉栋参罚案件，除已参未准部覆者例不计算外，现在罚俸住俸案件仅止五案。该员系办差之员，本年正月初一、十五两次恭逢恩旨，例得查销。现在汇册咨部。又，孙祥凤并无参罚事件。合并陈明。为此，谨会同河东总河臣李奉翰恭折具奏，伏祈皇上睿鉴。谨奏。

乾隆四十五年八月初九日。

此奏折涉及姚玉栋之事有六：

（1）姚玉栋系正白旗春岱管领下汉军。

（2）姚玉栋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为“现任”宁阳知县。

（3）乾隆四十三年（1778）闰六月，姚玉栋曾一度委署博兴知县，旋于次年正月署任宁阳知县。由此可见，王芑孙《墓志铭》所记姚玉栋在山东任各地知县的顺序有误，其间遗漏了他首任博兴知县之事。

（4）国泰说，姚玉栋于乾隆四十五年为三十四岁。按：王芑孙所撰《墓志铭》曰：“其卒，嘉庆四年六月三日，年五十五。”以此推算，则姚玉栋于乾隆四十五年应为三十五岁。这与国泰所说不合。

（5）王芑孙所撰《墓志铭》曾说，“故陆公燿方为按察使，荐调单县”。此说不确。“荐调单县”之人，非山东按察使，而应是山东巡抚。国泰此奏折可证。误指陆燿的原因，也可能是源自姚玉栋本人或其家属的猜测，王芑孙只不过是以讹传讹罢了。

王芑孙在《墓志铭》的铭文中曾举例称赞姚玉栋在单县知县任内的作为：

始宰单父，匄妇道僵。往瘗其殣，遗婴卧旁。收哺以长，有蔼慈祥。

4【淄川知县】

姚玉栋宦游山东的第四站是淄川。

他出任淄川知县，见于王芑孙所撰《墓志铭》，亦见于道光《济南府志》。

道光《济南府志》卷三十“秩官八”，“淄川”“知县”：

玉栋，满洲正白旗人，举人，四十九年任。

淄川是著名小说家蒲松龄的故乡。而姚玉栋既是曹雪芹《红楼梦》的喜爱者，也是蒲松龄《聊斋志异》的喜爱者。在淄川任职期间，他从蒲松龄裔孙手中获得《聊斋志异》佚稿四十二篇。后来，他的儿子姚荣誉把这四十二篇佚稿，以“聊斋志异拾遗”为题，刻进了他的《得月簃丛书》。

姚玉栋在淄川的前任是孙功烈，“四十七年任”。他的后任是王世腾，“五十三年任”。

从王世腾的始任年份来看，姚玉栋应于五十三年（1788）卸任。实际上不然。因为他于五十年（1785）至山东济南府章邱县赴任知县了。因此，姚玉栋淄川知县之任，应止于乾隆五十年。

5【章邱知县】

姚玉栋宦游山东的第五站是章邱。

他出任章邱知县，见于王芑孙所撰《墓志铭》，亦见于道光《济南府志》、道光《章邱县志》。

上文已指出，他“于五十年（1785）至山东济南府章邱县赴任知县了”。

道光《济南府志》卷三十，“秩官八”，“国朝”，“章邱知县”，“乾隆”：

玉栋，字云浦，满洲正白旗人，五十年任，有传。

这里向我们透露了姚玉栋的表字。不知是“筠圃”的谐音，还是“筠圃”乃“云浦”的谐音？我猜想是先有“筠圃”，后有“云浦”。

他的前任是萧学慎，“五十年任”。

他的后任是杨楷，“五十一年任”。

由此处的记载看来，姚玉栋的任期是乾隆五十年（1785）至五十一年（1786），前后约一年的光景。

在道光《济南府志》卷三十八，“宦蹟六”，“章丘知县”，还有关于姚玉栋的记载：

玉栋，字云浦，满洲正白旗人。乾隆五十年知章丘县，勤政惠民。五十一年，岁大饥，赈济有策，全活者无数，咸感戴之。

这两处的记载再一次证明了他的章邱知县任期，是从乾隆五十年到五十一年。

道光《章邱县志》卷七“职官表”，“乾隆”：

玉栋，满洲正白旗人，五十年任，有传。

其记载，除了“字云浦”三字之外，与道光《济南府志》卷三十的“秩官表”完全一样；其小传，也与道光《济南府志》卷三十八的“宦蹟”毫无二致。

在章邱期间，姚玉栋曾有“救荒”的善政。王芑孙所撰《墓志铭》的铭文记述了这件事：

救荒章邱，民鲜菜色。大吏闻之，颁下其式。

6【利津知县】

姚玉栋宦游山东的第六站是利津，第七站在乐陵。

他出任利津知县，见于王芑孙所撰《墓志铭》：“历署……利津……”；铭文中还说：

嗟君好书，亦施于政。其在利津，义学兴盛。

言之凿凿。

但咸丰《武定府志》卷十八“职官”、光绪《利津县志》卷三“职官表”、民国《利津县续志》卷五“职官表”均失载姚玉栋之名，原因不详。

7【乐陵知县】

姚玉栋宦游山东的第七站是乐陵。

他出任乐陵知县，见于王芑孙所撰《墓志铭》：“历署……乐陵，皆能其职”；铭文中并说：

其去乐陵，县民遮境。

同样是言之凿凿。

但咸丰《武定府志》卷十七“职官”“乐陵知县”失载姚玉栋之名，原因亦不详。

那么，姚玉栋出任利津知县和乐陵知县的时间能不能可得而知呢？

上文已指出，姚玉栋章邱知县的任期是乾隆五十年（1785）至五十一年（1786），下文将指出，他临邑知县的任期是乾隆六十年（1795），阳信知县的任期是嘉庆元年（1796）至三年（1798）。不难看出，从五十一年至六十年是一个空白期。

而乾隆五十四年（1789）夏，姚玉栋在京。舒元炜与弟元炳客居其家，主持抄补《红楼梦》残本之事^[8]。

上文也已指出，乾隆五十七年（1792），姚玉栋在京，曾几次邀请王芑孙夜宿其家，为读书之伴。

这证明了，姚玉栋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至五十七年（1792）期间，闲居在京。

而姚玉栋又于乾隆六十年（1795）出任临邑知县，于嘉庆元年（1796）出任阳信知县。

因此，他出任利津知县、乐陵知县的时间极可能是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五十九年（1794）。依据王芑孙所撰《墓志铭》的记述，是先提利津，后提乐陵，故不妨大胆断定，姚玉栋的利津之任在乐陵之前。

8【临邑知县】

姚玉栋宦游山东的第八站是临邑。

他出任临邑知县，不见于王芑孙所撰《墓志铭》，而见于道光《济南府志》、同治《临邑县志》。

有的文章曾把“临邑”误记为同音的“临沂”。

道光《济南府志》卷三十二“秩官十”，“临邑知县”：

玉栋，姓姚氏，字筠圃，汉军人，庚寅举人。

道光《济南府志》没有注明姚玉栋任职临邑知县的年份。

他的前任是朱嵩，“二十六年任”。他的后任是王天秀，“三十年任”。由此可知，姚玉栋的任期在乾隆二十六年（1761）至三十年（1765）之间。

姚玉栋任临邑知县，又见于同治《临邑县志》卷七“职官志”，“知县”：

姚玉栋，汉军人，举人，乾隆间任。

同治《临邑县志》同样没有注明具体年份，只说他是“乾隆间任”，而没有说在哪一年。这有两种可能性。

可能性之一：编纂府志和县志的人士均不知晓姚玉栋任职起始和终止的年份，也没有从有关档案记载中查到他的任职年份，而只查出是在乾隆之时，所以使用了一个含混的说法（“乾隆间任”）。

可能性之二：在《临邑县志》中，姚玉栋名列乾隆时期知县之末位。而他的前任知县程华是“乾隆六十年署任”，他的后任知县王定恒是“嘉庆三年署任”。可知他的任期起于乾隆六十年，止于嘉庆三年。

比较起来，可能性之一的概率不大。

这从该县志职官表的排列顺序可以看出端倪。兹依次列举《临邑县志》所载乾隆间知县的名单于下：

关键：乾隆五年任。

吴儒清：乾隆十七年任。

蔡应彪：乾隆二十年任。

瑺泰：乾隆二十二年任。

冀国勋：乾隆二十四年署任。

徐名道：乾隆二十四年署任。

李华钟：乾隆间任。

许天成：乾隆二十四年署任。

朱必壎：乾隆二十五年任。

朱嵩：乾隆二十六年任。

王天秀：乾隆三十年任。

董朱英：乾隆三十年任。

汤桂：乾隆三十四年任。

陈洛书：乾隆三十四年任。

孙续：乾隆三十九年任。

孙理：乾隆三十九年署任。

史集梧：乾隆四十二年署任。

李汝堂：乾隆四十三年任。

梅云驹：乾隆四十四年署任。

温颖：乾隆四十八年兼理。

嵇承群：乾隆四十八年署任。

魏博：乾隆四十九年任。

张耀台：乾隆五十一年署任。

吴于宣：乾隆五十三年任。

原逊志：乾隆五十七年任。

程华：乾隆六十年署任。

姚玉栋：乾隆间任。

王定恒：嘉庆三年署任。

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

第一点，这个排列是严格地以任职年份为序的，一无例外。

第二点，用“乾隆间”交代任期的不止姚玉栋一人，同样被使用这个说法的另一人是李华钟。李华钟的前二任为冀国勋与徐名道，他们二人都是“乾隆二十四年署任”；李华钟的后任为许天成，此人也是“乾隆二十四年署任”。由此看来，李华钟夹在前二人与后一人之间，他的任期必定是短暂的，起于这一年，也止于这一年。以李华钟之例看姚玉栋，则夹在程华与王定恒之间，他的临邑知县任期也必然应是开始于乾隆六十年（1795），结束于嘉庆三年（1798），或嘉庆三年之前。

为什么说是“或嘉庆三年之前”呢？

因为上述引文中的“乾隆间任”的说法极可能是指当年（李华钟：乾隆二十四年；或姚玉栋：乾隆六十年）。

这有旁证：姚玉栋于嘉庆元年（1796）出任阳信知县，见于咸丰《武定府志》、民国《阳信县志》的记载。

既然姚玉栋于嘉庆元年任阳信知县，则他任临邑知县的时间当为乾隆六十年（1795）而不可能晚至嘉庆元年至三年（1798）间。

9【阳信知县】

姚玉栋宦游山东的第九站，也是最后一站，是阳信。

他出任阳信知县，见于王芑孙所撰《墓志铭》，亦见于咸丰《武定府志》、民国《阳信县志》。

咸丰《武定府志》卷十六，“职官”，“阳信知县”，“嘉庆”：

玉栋，内务府正白旗人。举人，元年任。

民国《阳信县志》卷二“职官志”“县令”也作“玉栋，内务府正白旗人。举人，嘉庆元年任”。

他的前任是李文鹏，乾隆五十九年任。他的后任是赵湘，嘉庆三年任。可知他在任是从嘉庆元年（1796）至嘉庆三年（1798），大约两年左右。

另据嘉庆三年《缙绅录》“阳信”：

知县加一级：玉栋，奉天正白旗人，举人，元年三月题。

由此可知，至嘉庆三年（1798），姚玉栋犹在阳信知县之任。这是姚玉栋生前宦游山东的最后一站，难怪王芑孙把姚玉栋的这个官衔写进了《墓志铭》的标题。

第五节 姚玉栋年表

现据上文所述，制姚玉栋简略年表于下：

乾隆十年（1745）生。

乾隆三十五年（1770）中举。

乾隆四十三年（1778）闰六月任博兴知县。

乾隆四十四年（1779）正月任宁阳知县。

乾隆四十六年（1781）任单县知县。

乾隆四十九年（1784）任淄川知县。

乾隆五十年（1785）任章邱知县。

乾隆五十四年（1789）夏，在京。舒元炜与弟元炳客居姚玉栋家中，主持抄补《红楼梦》残本之事^[9]。

乾隆五十七年（1792）在京。曾几次邀请王芑孙宿于其家，为读书之伴。六月中，曾与十七位友人（文宁、王又亮、陶涣悦、洪亮吉、胡翔云、罗聘、周厚辕、宋鸣琦、吴嵩梁、姚思勤、卢锡埰、陆元、张道渥、曹锡龄、刘锡五、何道生、徐凖）有积水潭之游。

乾隆五十八年（1793）任利津知县。

乾隆五十九年（1794）任乐陵知县。

乾隆六十年（1795）任临邑知县。

嘉庆元年（1796）任阳信知县。

嘉庆四年（1799）六月三日卒，年五十五。

[1] 《渊雅堂全集》，《剔甫未定稿》卷十三。

[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宫中朱批奏折》。

[3] 《渊雅堂全集》“惕甫未定稿”卷六。

[4] 《渊雅堂全集》“编年诗稿”卷十四。

[5] 《中国藏书家通典》，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2016年。

[6] 《清稗类钞》“鉴赏类”之二。

[7] 《渊雅堂全集》“剔甫未定稿”卷六。

[8] 参阅舒元炜序文。

[9] 参见舒元炜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