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文学的“起源性”问题

程光炜

由于涉及对“新时期文学”的规划和潜在解释权，各种论文和教材对它的概说已经很多，继续重复已没有意义。我这篇文章是试图谈论对新时期文学的“起源性”的历史理解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恰恰被人们忽略了。而这一忽略可能会直接影响到对新时期以来许多文学观念、主张、流派、创作和现象的再认识。我希望这只是诸多问题中的一个“点”的探讨，虽然它在不少人看来也许意义并不是很大。

一、问题的由来

近年来的80年代文学研究虽然取得一定进展，但在将该时期文学历史化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值得注意的密集知识化、观念化的现象。所以，我首先想强调一下研究问题时的历史感和历史语境。我以为研究什么问题，都不能笼统化，以至出现新的本质化判断，而应该考虑问题所产生的具体历史语境。我们知道，就今天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来说，它们都有一个“80年代”这样的历史立足点，或者叫历史起点，它包含着我将要分析的“起源性”的东西。80年代以来人文社会科学包括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深刻巨变，事实上都得益于改革与开放国策的实施和调整。可以说这是三十年来中国社会最大的历史语境，也是支持我们讨论新时期文学起源性问题的历史语境。这种语境建立起一个“反思文革”和“走向世界”的历史叙述框架，它某种意义上也构成了我们将问题充分打开的基本视野。

在这样一个视野里想问题，我认为还要对它有一点限定，这个所谓历史起点——也即“80年代”与“十七年”两个历史范畴究竟应该建立怎样一种关系才最为合适的问题。在我看来，“十七年”是对建构社会主义文化想象的一种尝试。毛泽东在1940年发表的文章《新民主主义论》中对此有过清楚的论断：“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要把教育革命干部的知识和教育革命大众的知识在程度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把提高和普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

这种以劳苦工农为中心的文化建构和服务模式，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贯穿“十七年”、“文革”始终的一种文化想象方式和政策。它尽管具有历史想象特征，却不像新时期的很多人所表述的都那样不好。但又因为它夹杂着某种违背人性、否定现代知识的农民的文化蒙昧性和残酷性，才在“文革”破灭，成为喜剧性的历史遗产。这就是历史的复杂性。当一种以“社会公平”为前提的文化想象形态被推向极端，被某种目的所利用，它必然会失败；然而它的失败不一定就必然表明其中没有关注普通民众命运的某种人间关怀的因素。所以，我们不能把历史的结果等同于历史的过程，以历史结果为评价尺度来把历史过程再次简缩化，如果那样，我们的学术研究就无所谓真正的历史感。如果将历史语境人为地剔除出历史研究之外，那么它最终将会导致历史语境的重新抽象化和虚无化。当然，“历史破灭”牵连的东西太多，不是我这篇论文讨论的对象。到80年代，这种文化想象方式完全变了。由于“文革灾难”和“思想解放”等知识的强力介入，某些极端的价值观和历史叙述被人们无情抛弃。这就造成历史断裂的印象，但实际并非如此。比如，以前我们都认为“80年代”是对“十七年”的“断裂”，事实上它只是与“文革”断裂。“80年代”不过是对社会主义文化想象的另一种建构方式，它在利用“十七年”的社会主义资源的基础上，与“走向世界”的策略谨慎地并轨，在不损害社会主义根本价值系统的前提下，试图找到重新激活社会主义文化想象的历史活力和可能性。那时候，很多伤痕、反思、改革小说和诗歌都在帮助做这件事，我们没有必要为这段历史隐讳。

最近，蔡翔、罗岗和倪文尖等有一篇《当代文学六十年三人谈》的文章很受注意。他们认为，“整个的‘三十年’，一些重要的叙事主题已经包含在‘前三年’之中”。而“前三年”的核心，就是如何看待和建立“80年代”与“十七年”历史联系的问题。他们说，“讲‘拨乱反正’，拨的是文革的‘乱’，返回到十七年的‘正’，但‘前三年’毕竟不可能回到‘十七年’，因为一个‘整全性’的社会正在被一个‘分化’的社会所取代”。也就是说，整个“社会主义体系”出现了危机。但是，怎么解决让“80年代”重回“十七年”，同时通过“十七年”再回到“80年代”并进而证明社会主义的永久合理性呢？这就需要一个“历史叙述”，这个叙述就是从80年代延续至今仍然对中国社会具有强烈价值主导性的“现代化叙述”。他们说，“对于1980年代还是有一个共识的，这个共识或许就是所谓的现代”。“‘现代’的故事究竟应该怎样讲述，什么样的讲述才是现代的。所有的分歧、矛盾和冲突可能都在这里。”它要建立的正是新的解释历史的方法，即中国/世界、历史/今天、社会主义/现代化等等。于是他们进一步论述道：“也就是说，1980年代要回应的，实际上是‘前三年’提出来的叙事主题和叙事方式。而1990年代实际回应的，又是1980年代的叙事主题和叙事方式，每一个时代，如果有‘时代’的话，都在于如何回应前一个时代。所以我想所谓起源性的问题，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对它进行一种动态的描述。”

二十多年来，各种时髦的西学和国学竞相登场，热闹非凡。但同时，这热闹话语反倒把一些值得关注的历史线索掐断了，其中就包括新时期文学的“起源性”的问题。贺照田认为，那种在知识界普遍存在的拿西方的“现代化理论”来解释中国的“历史问题”从而导致80年代的学术问题比较浮泛化的根本原因在于，20世纪60、70年代的中国意识主要为意识形态逻辑和对其他国家有选择的宣传乃至虚假性宣传所定型。“80年代以来，随着这套意识形态丧失信誉，人们更多地通过和其他国家、民族比较，与自己先前经历比较，来确定对现在状况的评估。”但这种评估却没有顾及中国的后发展国家现实与西方发达国家理论的历史差异性。所以他反省说：当时“很多人在处理原本内在于我们历史和现实的真问题时，习惯上把其只在某一观念架构中或某一理论、知识脉络中定位，结果，很快这一真问题就被封闭于一理论和知识氛围中，被脱历史脉络和脱现实情境化了。这样原本鲜活的问题，就变得抽象和封闭，不再具备向历史和现实直接开放的能力了”。而我这里所说新时期文学的“起源性”问题，指的就是，80年代的“现代化想象”与十七年的“当代史”之间由于某些“根源性”矛盾和冲突所引起的一系列问题。这些“根源性”矛盾的意义是，80年代很多思想斗争、文化运动和文艺论争都因它而兴起。从90年代到今天，它又在社会结构、社会伦理中继续隐藏和积蓄，如腐败、贫富悬殊和社会分配不公等。它隐蔽于各种时髦话语深处，一直在制约着我们对新时期文学三十年的思考。更重要的是，因为它的被遮蔽，新时期文学乃至当代文学六十年的许多现象实际上都没有被充分的“问题化”。很多问题的讨论，事实上一直缺乏真正的历史支撑点。我们的历史分析还没有真正开始。

二、80年代文学的“现代化想象”

我想接着他们的讨论来论述我的问题。新时期文学的“起源性”问题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支撑点，这个支撑点就叫“现代化想象”。当时，邓小平对中国如何搞“现代化”有一个完整的展望和规划，这就是既要坚持“改革开放”又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著名理论。在这一历史场域里，老作家徐迟从新时期文学角度敏锐注意到了“四个现代化”与“现代派文艺作品”之间所包含的必然矛盾，他认为在“现代化”和“现代派”的“原发地”的西方国家这两样东西具有同一性，然而在新时期的中国却出现了“二分法”的理解，这就是把四个现代化与从事现代派文学创作对立起来。他对这种二分法虽然非常不满，但他对“文学现代化”的设想又不自觉返回到“十七年”文学的轨道上：“前两年里，现代化的呼声较高，我们的现代派也露出了一点儿抽象画、朦胧诗和意识流小说的锋芒。随着责难声和经济调整的八字方针提出来，眼看它已到了尾声了。革命的现实主义的文艺又将是我们文艺的主要方法，但不久将来我国必然要出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最终仍将给我们带来建立在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两结合基础上的现代派文艺。”正是在这种提倡现代派与两结合理论重新合作的历史氛围和奇怪的知识脉络里，当时频繁发生针对“朦胧诗”、“人道主义”、“现代派文学”、“主体论”的所谓“清除资产阶级精神思想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激烈论争和批判运动。也是基于这种捆绑销售式的“现代化想象”的逻辑架构，80年代以来的许多文学作品，如《回答》、《致橡树》、《班主任》、《人生》、《乔厂长上任记》、《无主题变奏》、《在同一地平线上》、《男人的一半是女人》、《5·19长镜头》、《棋王》、《爸爸爸》、《红高粱》、《虚构》、《现实一种》、《方舟》、《离婚启示录》、《顽主》等等，才可能莫名其妙地既在80年代的文学轨道上，同时也在“十七年”文学的轨道上一起混装上历史列车，被整体打包地推给当时的读者，并介绍给今天的文学史叙述。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在价值观念、主题、题材和艺术风格上都差异很大的文学作品突然拥挤在一个文学期，正是因为当年人们对“现代化”差异甚巨的理解所造成的。因为理解的角度和方式不同，才产生了不同的关于现代化的想象。没有80年代全民族的“现代化想象”，这些文艺论争和文学创作的历史情境是很难有深刻的理解的。

但新时期文学“现代化想象”的历史结果，却造成了“人”与“历史”的严重脱节。当时很多作家和文学作品，都不想按照徐迟一厢情愿的文学路线发展，这就造成了一个时期里“人”与自己“历史”的“脱轨”，即“脱历史化”。这种“脱历史化”的倾向在当时文学作品中非常普遍，虽然它所反映的层次和表现有所不同。我想举路瑶小说《人生》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我想很多人都会记忆犹新，80年代初，小说主人公高加林之所以让很多人激动，同时也饱受争议，关键正是他首先启动了那个年代整整一代中国农村青年“脱历史”的历史进程，把中国走向“现代化”将必然面对的“历史困境”严峻地摆在了人们面前。高家庄民办教师高加林之所以背叛农村女朋友巧珍的痴情，而选择与县城姑娘黄亚萍结合，是因为他要离开乡村到县城寻找新的人生归宿。“县城”就是高加林对80年代“现代化”的最美好的想象。这就在高加林面前出现了一个新的历史关系，“农村”是他的“历史”，而“县城”则是他的“未来”，他必须在二者之间做出选择。小说中的高加林就这样站在了历史的十字路口上。“他是农民的儿子，知道在这贫瘠的山区当个农民意味着什么。”他并非厌弃巧珍这个具体的人，而是她身后贫困的农村，和她来县城探访他时一起携带来的他所不愿面对的“历史”：

一进加林的办公室，巧珍就向他怀里扑来。加林赶紧把她推开，说：“这不是在庄稼地里！我的领导就住在隔壁……你先坐在椅子上，我给你倒一杯水。”他说着就去取水杯。

巧珍没有坐，一直亲热地看着他亲爱的人，委屈地说：“你走了，再也不回来……我已经到城里找了你几回，人家都说你下乡去了……”

“我确实忙！”加林一边说，一边把水杯放在办公桌上，让巧珍喝。

巧珍没喝，过去在他床铺上摸了摸，又揣揣被子，捏捏褥子，嘴里唠叨着：“被子太薄了，罢了地给我絮一点新棉花；褥子下面光毡也不行，我把我们家那张狗皮褥子给你拿来……”

“哎呀，”加林说，“狗皮褥子掂到这县委机关，毛烘烘的，人家笑话哩！”

“狗皮暖和……”

“我不冷！你千万不要拿来！”加林有点严厉地说。

……

他又很心疼她了，站起来对她说：“快吃下午饭了，你在办公室先等着，让我到食堂里给咱打饭去，咱俩一块吃。”

巧珍赶忙说：“我一点也不饿！我得赶快回去。我为了赶三星的车，锄还在地里搁着，也没给其他人安咐……”

她从床边站起来，从怀里贴身的地方掏出一卷钱，走到加林面前说：“加林哥，你在城里花销大，工资又不高，这五十块钱给你，灶上吃不饱，你就到街上食堂里买得吃去。再给你买一双运动鞋，听三星说你常打球，费鞋……前半年红利已经快分了，我分了九十二块钱……”

高加林忍不住鼻根一酸，泪花子在眼里旋转开了。他抓住巧珍递钱的手说：“巧珍！我现在有钱，也能吃得饱，根本不缺钱……这钱你给你买几件时兴衣裳……”

“你一定要拿上！”巧珍硬给他手里塞。

他只好说：“你如果再这样，我就恼了！”

在20世纪中国小说史上，这恐怕是最让人难过和难言的一幕吧。因为刚刚挣脱农村的高加林虽然在理智上抛弃了巧珍，但是面对活生生的人，他的感情和歉疚却还在揪扯着他。更有意味的是，此后不久高加林因人揭发被退回农村。在这人生劫难面前，他第一个想到的仍然是巧珍，但这时她已经嫁人离开了高家庄。在中国刚刚开启现代化进程的时候，高加林这个野心勃勃的农村青年的“现代化之梦”就被粗暴地掐断。他试图以“脱历史”的方式进城，还付出伤害心爱的巧珍的高昂代价，但“历史”最终仍将他“收回”。这大概是对高加林“脱历史”行为的最严厉的惩罚。这一幕实际预示了中国人的历史命运。它以寓言化的方式，既在深刻影响着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开篇，也将深刻地制约新时期文学的每一步发展。

不难看到的是，邓小平、徐迟等人所强调的“现代化”，事实上是一种在国家控制范围内的“现代化”，这是由于中国的历史语境，例如“社会主义”、“十七年经验”等“当代传统”所决定的。然而，新时期的很多作家所理解的“现代化”，却意味着对这种语境的偏离和超越，是对乡土中国环境的大胆叛逃，所以，“走向县城”成为当时文学书写中最为热门“现代化题材”之一。这种“现代化想象”在中国作家那里有相当的普遍性，如贾平凹《浮躁》等许多小说都是这样理解历史的发展的。这是因为，“现代化”的本义就是鼓励传统社会的人们以“脱历史”的方式来建立一种新的世界观、人生观，从而建立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对于80年代中国的小说而言，强烈地表现人物与地缘、血缘关系的告别，表现人物与单位、熟人的告别，则是它重新组织中国文学叙述和组织新型文学市场的必要前提，我们发现很多作家都是在这一知识谱系上出名和赢得自己的读者群的。“现代化”的要义还在通过社会的分化和撕裂，来达到对传统社会关系的重组。这就使“断裂”成为社会转型期的一种新的政治伦理和文化伦理，使得“80年代文学”迅速脱离“十七年文学”控制和影响，而成为所谓“新时期文学”的历史秘诀。我们注意到，高加林正是不顾上述论者关于外来思潮与本土经验“两结合”的警告，才酿成他个人的人生悲剧的。然而，又是作家路遥和高加林把县城建构成“现代化”的符号象征、把巧珍理解成“传统”的这种非常奇怪的“80年代现代化想象”，才促使我们重新去思考高加林这个人物形象的价值，并进而深入到这一文化想象的内部，重新启动了对这一问题的思索和讨论的。“高加林一代”也许并没有真正意识到，他试图告别熟人社会和乡村伦理（对巧珍的爱情承诺），成为城里人（现代化的主要指标是所谓“城市化进程”）的行为的背后，实际是一场刚刚开始的“80年代现代化”与“十七年经验”之间的历史博弈。“十七年”社会体制以“开后门”为借口葬送了这位乡村青年“进城”的历史创举，但是它代表的“当代史”同时也悬空了高加林在乡村社会的位置，这就是安排巧珍另嫁别人，以断其后路。而80年代的现代化还没有准备好为这位雄心勃勃的乡村青年提供更理想的人生出路。直到十年后，这一出路才由获得制度环境支持并大力提倡的“进城务工”，而被历史正式命名。作家路遥这时也许已经意识到，高加林们已经走到了人生的绝路，他在那时不可能有更好的历史的选择。高加林先一代乡村青年一步的“进城”行动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他没有幸运地赶上应该更属于他的90年代，这就是这个人物形象的全部意义。

正是这一历史线索帮助我们有机会面对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即如何理解80年代“寻根”和“先锋”文学之“发生”的原因。我们可以讨论的是，高加林们命运的终结，或许正是“先锋文学”（那时还叫“现代派文学”）的起点；配置了高加林这个历史人物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终结，才迎来了新时期“先锋文学”这个新历史的兴起罢。高加林这个历史人物之短命和终结说明了什么呢？说明“新时期文学”如果要与“80年代现代化想象”捆绑在一起，必然会宣布在告别“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社会主义经验”也即“中国当代史”的前提下，在“现代化方案”中重新安排“新时期文学”的历史出海口。因此，它必然会出现1985年以后新时期文学的“去政治化”、“去历史化”的文学史结果。它必然会以“形式意识形态”来终结“文学意识形态”，在这道历史门槛上促使人们把1985年以后的新时期文学理解成所谓的“形式革命”、“纯文学”、“文学自主性”、“主体论”，等等。于是人们发现，影响整整一代人的80年代现代化想象使人们相信，越是远离“中国当代史”的文学才是新时期文学的正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高加林的话题帮助我们理解了为什么1985年以后的新时期文学会越来越形式化，越来越不愿意面对“中国经验”也即“社会主义经验”，因为所谓新时期文学就是要抽去“当代史记忆”。正是由于文学史内部的这一死结并没有被清理，所以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办法在一种更有效的意义上去理解“80年代”与“90年代”、尤其是它与“十七年”的内在关联。

三、被遗忘的“十七年”文学资源

与“起源性”问题具有内在关联性的另一个问题，是我接着想谈的被新时期文学遗忘的“十七年”文学资源。因为不这样去看问题，就无法真正去理解“80年代文学”之发生，更无法理解“90年代文学”为何会以那种方式进一步地展开。如果不像家庭的影碟机那样用“倒放”按钮重新观看和思考，“十七年”的文学资源这个被历史埋葬着的“风景”也许就不会被注意到。

对“十七年”文学资源的故意性遗忘，也许最大限度地表现在刘再复的著名长文《论文学的主体性》中，而它对新时期文学一代的影响在于，通过对“十七年”文学资源的遮蔽或跳过，让人们发现了一个叫做“新时期文学”也即“80年代文学”和“90年代文学”的新大陆。刘再复是这样去整理“十七年”文学资源的：“我国在一个相当的时期内，艺术接受者的审美主体性之所以失落，是因为主体本身的审美心理结构受到严重破坏，变得畸形化、简单化和粗糙化。就像谢惠敏式的人物，她本能地对某些带有性爱内容的小说感到恐惧，以至认为《牛虻》是‘黄色小说’。”所以，“如果我们充分地注意接受主体性，并把注意力集中在艺术接受者身上构筑一个现代的、健康的、强大的审美心理结构，我们就将找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关键点”。“一个人，具备了这种文明的内在审美机制，自然就会有吸收人类文化中一切优秀的遗产的要求，在真善美与假恶丑面前，就会有正确的价值选择，也自然就会有美好的品格，美好的行为，美好的语言。”“而这种自觉的手段，就是审美的手段，就是人自身的完善的审美心理结构。”这样的历史整理使人想到，刘再复之所以能够顺利跳过“十七年”的文学资源，就在于他把后者定位在“非主体”、“畸形化”、“简单化”、“粗糙化”和“非审美”的文学状态中，他跳过“十七年”是要为“新时期文学”的最终出山铺平历史道路。

如果说刘再复是用文学与政治二元对立的历史叙述请出“新时期文学”的话，那么鲁枢元则把这一叙述落实到具体创作实践上：“‘向内转’是对长期以来束缚作家手脚的机械的创作理论的反拨。在特殊历史时期形成的那种急功近利的文艺创作心理定势的制约下，文学反映社会生活被理解为一种‘镜映式’的反映；而‘现实生活’又只被理解为生产斗争、阶级斗争之类的人的外指向的实际活动，甚至只被理解为当前的政治中心工作。于是，在文学的视野长期被局限在一个狭窄、机械的天地里，失去了内在精神创造的灵动性和自由性，大量平板、粗直、空洞、枯燥的作品，倒尽了读者的胃口。”因此，“逆反心理即是一种心理意义上的求新求异趋向。文艺欣赏和文艺创作中的那种明显的逆反心理，促动了一大批中青年诗人、作家充当了艺术叛逆者的角色”。这种借助“20世纪西方现代派”资源来替换“十七年”历史写实主义资源的做法，是要发掘出一个与“十七年历史”相对峙的“自我”，继而将“向内转”的文学意识形态隆重地推到新时期文学前台。这就为先锋文学回避历史叙述的纯文学实验进行了理论辩护和支援。这种理论更对“十七年”文学做了整体化的概括，于是“十七年”的丰富性就被做了压缩性处理，它被判定为“镜映式的反映”、“人的外指向的实际活动”，和“平板、粗直、空洞、枯燥”的产物。在这种“现代化想象”的观照下，“十七年”与“80年代”被人为地置于一种非常紧张的历史关系之中。

张伟栋在以刘心武小说《班主任》为参照而对《5·19长镜头》所做的解析中，发现了一个“文革的共同经历塑造了一个非常庞大的读者群”的历史秘密。这种秘密中显然包括了“十七年”资源被遗忘和如何被遗忘的问题。如果我们把这一思考推向深入，会进一步觉察中国当代文学史从“十七年”到“80年代”的转型所依据的主要历史动力是“政策改变”而非来自对“当代史经验”的深刻反思。刘再复、鲁枢元等“80年代一代”批评家们的知识结构中实际储藏着大量的“十七年”的文学资源，当他们要让“新时期文学”与“现代化想象”接轨的时候，他们采取的是对前者记忆的故意遗忘式的理论表述方式。而当他们要为自己的文学作品和理论著作做“历史命名”时，又从储藏库中取回了“十七年”的文学资源。如果我们不把这些原就具有的东西从这些批评家的批评文本中释放出来，将它们做分门别类地整理，那么就会影响到我们对什么是“80年代”的历史认识。举例来说，刘心武在1980年写的题为《泪珠为何在睫毛上闪光——回忆我的少先队生活》的文章中，似乎已经说得非常明白：“我的第一个正式的创作冲动，是我十四岁即将离开少先队的时候，偷偷写出来的一篇小说，它就是表现这个篝火晚会的。那虽然是一件废品，而且早已不知失落到了何处，但是，难道在我成长后写出的《班主任》等小说中，没有潜移默化地体现着这样一种境界吗？少先队员时代啊，你在我记忆中留下的金线，将永远编织在我今后的作品之中……”这正像刘再复在前面所表述的，他力倡文学主体性的价值目标，仍然强调要把“注意力集中在艺术接受者身上构筑一个现代的、健康的、强大的审美心理结构”，这样“我们就将找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关键点”。像张伟栋所发现的那个历史秘密一样，我们所发现的秘密是80年代的批评家实际都在巧妙地利用“十七年”的文学资源来为自己所建构的“新时期文学”鸣锣开道。因为我们如果不这样去观察，我们就无法解释“80年代文学”为什么会以“这种方式”而发生。不将“十七年”设定为“历史对立物”，那么“80年代文学”的历史合法性又能建立在哪里呢？但是，如果不把“十七年”暗中建构为自己的“精神原乡”和文学出发地，那么与西方“人道主义”和“20世纪现代派文学”联姻的“80年代文学”就会被人误认为纯粹的“西方文学故事”而非“80年代中国的文学故事”了。失去“当代史”支撑的“80年代文学”，也不可能如前面张伟栋所说“‘文革’的共同经历塑造了一个非常庞大的读者群”，那样“新时期文学”就等于失去了自己的“新时期读者群”，它就等于失去了自己的精神故乡。

“十七年”的文学资源正如柄谷行人所说，是一个“倒过来”才能看得见的“风景”。“十七年”某种意义上是任何中国作家和批评家都无法绕过去的“中国当代史”（社会主义历史经验），“十七年”变成他们批判、反思和叙述的对象，但与此同时“十七年”的精神生活和文学规范又在暗中支配并影响着他们对自己所创制的“80年代”和“90年代”文学的理解。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没有具有中国当代史思想特色的“十七年”文学资源，就不可能有真正的“80年代”和“90年代”。当然，如果没有80年代的“现代化想象”的关照和介入，“十七年”文学资源可能永远都会是沉睡着的，它不可能被80年代一代作家和批评家们拿出来，重新去建立另一个与“十七年”有着错综复杂历史关系的“80年代”和“90年代”的文学。这个“倒过来”发现的“风景”，或者叫作通向“过去”历史的一段被废弃旧铁路轨道，正是在我们经历了80年代、90年代后才能看得到的。这个“倒过来看”的“风景”，也只有在我们重审80年代、90年代文学意义的时候，它才能生成出有用的认识论的价值。

四、“80年代”与“十七年”的关系

通过上面的简要分析，我们会发现与“起源性”相关并更重要的问题，是“80年代”和“十七年”都不是可以“单方面”的存在的。对于类似现象，黑格尔曾有非常精彩的论析，因此我想以他的论点表达我的认识：“我们要求，对于全体的性质和目的有一个概括的观念，庶几我们可以知道，我们所期待的是什么。犹如我们首先要对于一个地方的风景加以概观，如果我们只流连于这风景的个别地方，我们就会看不到它的全景。事实上个别部分之所以有其优良的价值，即由于它们对全体的关系。”正因为过去我们都是埋着头看历史全貌，或只相信所谓“断裂论”而忽视了“关系论”，黑格尔的以下观点才会给我们某种理论忠告的意义：“在这种关系里，个别的事实取得它们对于一个目的或目标的特殊地位和关系，并因而获得它们的意义。因为历史里面有意义的成分，就是对‘普遍’的关系或联系。看见了这个‘普遍’，也就是认识了它的意义。”

前面说过，之所以提出要深切关注新时期文学的“起源性”问题，是由于“80年代”是作为一种“现代表述”，“十七年”是作为一种“社会主义历史经验”而存在的，在这个意义上，它们的关系可以说是一种历史复调的关系。我们来看新时期初期影响很大的两篇小说，就可以明白这两个时期原来是纠结在一起的，只有通过“这一个”才能看清楚“那一个”。王蒙的《布礼》，写的是一个叫钟亦成的人，在“反右”运动中蒙受冤屈，被开除公职强迫劳动。这种人生境遇本来是很容易对社会产生怨恨的，但他没有这样，而是一遍遍地通过对当年参加革命的回忆来激励自己。一个被社会抛弃那么可怜的人，为什么不怨恨抛弃他的社会群体和体制，而要痴心不改地坚守对过去年代的信仰和忠诚呢？这正因为钟亦成那代人的生活虽然非常不幸，但同时他们的生活又是有历史逻辑和理想根据的，是一种用理想来支撑着的生活。而与这一切最直接和最深刻的关联，就是对社会生活的忠诚的问题。再看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小说写的是母女两代动人心弦的爱情故事，但那是一种没有理由或结果的爱情，是绝望的爱情。母亲钟雨与老干部一生接触的时间不足二十四小时，“连手也没有握过一次”，她却甘愿与他二十多年精神相守，“就像一对恩爱的夫妻。”但母亲这种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老干部居然完全不知道。然而母亲就在对方完全不知道的情况下，一次次组织自己爱情的“高潮”：老干部去世，母亲为他戴黑纱；母亲临终，又要求女儿把老干部无意中送她的《契诃夫小说选集》、一本笔记本同她一道火葬。这段“没有未来”也“没有结果”刻骨铭心的爱情居然支撑了母亲的一生。这种绝望的爱情，正是通过对绝望年代的无望的反抗，在表达着对于爱的理解的。刚开始，女儿对母亲这种苦行僧般充满宗教意味的爱情无法理解，最后她终于明白：“只有当我从头到尾把它们读了一遍的时候，渐渐地，那些只言片语与我那支离破碎的回忆交织成了一个形状模糊的东西。经过久久的思索，我终于明白，我手里捧着的，并不是没有生命、没有血肉的文字，而是一颗灼人的、充满了爱情和痛苦的心，我还看见那颗心怎样在爱情和痛苦里挣扎、熬煎。二十多年啦，那个人占着她全部的情感，可是她却得不到他，她只有把这些笔记当做他的替身，在这上面和他倾心交谈。每时，每天，每月，每年。”这是一篇在“文革”之后最早也最大胆地重新解释爱的圣洁意义的小说。这两篇小说中显然都有一个叫做复调的东西，即故事发生在“十七年”，而讲述者则站在“80年代”来讲述它。或者说它们是用80年代的现代化眼光发掘出了一个发生在“十七年”的“革命者的故事”。在新时期文学的最初几年，这种复调的文学叙述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但到80年代，“现代化想象”将这种叙述彻底转移到自我、个人的叙述上来，并将这种认识变成文学界一种新的历史共识时，自我这个“部分的风景”就完全压倒并封锁了忠诚和爱这个“全部的风景”。就这样，“80年代”与“十七年”割裂了。“80年代”成为一种没有任何“历史联系”的历史叙述。

我们正是在这里来讨论“部分风景”与“全部风景”之间的历史关系的。我对这两种风景关系的理解是，为什么《布礼》和《爱，是不能忘记的》这两篇小说在新时期最初几年被人们普遍肯定，而到寻根、先锋文学兴起后又被人们忽视了呢？是因为这两个阶段文学背后都有一个支撑性的哲学，即“文革”和“80年代现代化想象”。在“文革”/“十七年”、80年代/“十七年”这种“部分风景”中，历史的取舍是根据暂时性文学需要来决定的。所谓“没有‘文革’，何来新时期”、“没有‘十七年’，哪有‘80年代’”的历史想象逻辑，就是在“部分风景”中采取断裂式的方式来思考文学问题的，也是在这部分风景中产生的一种新想法。某种意义上，这种“部分风景”的思维格局，决定了《布礼》和《爱，是不能忘记的》这些小说的文学史命运；而正是这种文学史命运的存在，又决定了我们必须像黑格尔所说的需要打开文学史的“全部风景”，并把“部分风景”重新装进去，才能对新时期文学的“起源性”问题产生真正的思考。具体点说，恰恰是“80年代”与“十七年”的历史复调关系提醒我们要注意，钟亦诚的忠诚和母亲钟雨柏拉图式的爱可能不只是“十七年”所能包容的，也可能不只是由于“80年代”才被激活的一个问题，它也许已经超越了它们，也许自从文学诞生之日起，它就是作为一个“元问题”而存在了。或者自从人类诞生之日起，这个问题就存在了。只是我们站在“文学史内部”来看问题时，是看不到这个“全部风景”的，当我们偶尔站到“文学史外部”来看问题时，这个“全部风景”就在那里了，通过它，也就能够看到“全部风景”与“部分风景”之间的历史关系了。

那么这样，我们就可以在“80年代”与“十七年”的历史关系中重新讨论新时期文学的“起源性”问题。在我看来，“80年代”要对“十七年”（尤其是“文革”）进行拨乱反正，实际是要指出，“十七年”尽管也是“社会主义历史经验”，但是这种历史经验在不断清除所谓“资产阶级”的“人与爱”这些东西时，会不自觉地把这些属于人类“普世价值”的东西也吸纳到“社会主义历史经验”之中来。否则就不能理解，钟亦诚、钟雨这些革命者，为什么会遵循资产阶级这些“普世价值”，而对革命原义中的“人与爱”那么痴心不改、忠贞不渝了。《布礼》第二节的描写，作为一种历史参照可能更有利于我们对历史复杂情况的分析。在这里，作者向读者描述了对生活在日常状态中的钟亦诚来说非常有力度而且新奇的人与人之间的崭新“称谓”，一种精神的提升：“布礼”。“有一次，在去鼓楼的路上，凌雪忽然向他喊道：‘致以布礼！’‘什么？布礼？这就是说，布尔什维克的敬礼，康姆尼斯特——共产党人的敬礼！’他感到，当一个‘现实生活’中的人第一次听到它，这真是烈火狂飙一样的名词，神圣而又令人满怀喜悦的问候。不过他听说，在解放区，党的组织和机关之间来往的公文，早已使用这一‘称呼了’……”之所以在这里引用这段描写，是因为我们在讨论复杂的文学史问题时，一定不要对已经存在的历史忽略不计，用“跳过”的研究方式把已经存在的“历史”故意矮化和人为删除掉。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通过对钟亦诚这些革命者忠诚概念进行一层层剥离式的分析，认清哪些是革命原义的、哪些是普世价值的、哪些又经过替代性的变迁而具备了“十七年”复杂和丰富的“社会主义经验”的内涵的，仍然显得必要。

之所以通过两篇小说将“80年代”与“十七年”的历史关系单独拿出来讨论，是因为我意识到，单独在这种关系中实在是看不清楚新时期文学的“起源性”问题，这种关系用一叶障目的方式影响了我们对整个新时期文学的理解。新时期文学被剪裁成一段又一段的“文学史现象”，这就陷入到黑格尔在上面批评的“如果我们只流连于这风景的个别地方，我们就会看不到它的全景。事实上个别部分之所以有其优良的价值，即由于它们对全体的关系”这一对历史全部复杂而丰富状况的盲视当中。因此在我看来，重新考察“80年代”与“十七年”的关系并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把它作为一种方法来进一步逼近对新时期文学的“起源性”问题的理解。因为只有通过在“问题”的周边建立一个个临时性的“历史参照物”，通过比较的方法，最后的问题才有可能真正浮现出来。

五、再回到对80年代“现代化想象”的检讨之中

由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方案直到1984年后才逐步落实，例如“城市改革”、“双轨制价格”、“计件工资”、“鼓励第二职业”、“个体户”等等，使社会体制大幅度向着现代化的管理方式转型。1985年后，中国社会明显表现出了内部的紧张与断裂。这就是，“80年代”在加速与“十七年”的断裂，“现代化想象”与“社会主义经验”开始在这里分手。寻根、先锋的兴起，于是被人宣布是1949到1984年“工农兵文学”的终结，1985年成为“当代文学”的起点。

但是今天看来，这种转型在简单宣布了“工农兵文学”的历史退场之后，也把自己的“脱历史化”问题暴露在文学史面前，“现代化想象”在拉开自己新的一幕的同时，也同时关闭了人们对新时期文学“起源性”的思考。“我国的文学，在本世纪末将达到世界文学先进水平。这种预测以近年中国文学现状为根据，我也许悲观了，总觉得有些根据不足。我的悲观根据是中国文学尚没有建立在一个广泛深厚的文化开掘之中。没有一个强大的、独特的文化限制，大约是不好达到文学先进水平这种自由的，同样也是与世界文化对不起话的。”这种装着文化遗老面孔的言论，是要强行超越“十七年”的历史，而与西方“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实行接轨。这种以“出国热”、“文化人类学热”、和“藏之于文化典籍与穷乡僻壤的文学书写”为标志的寻根及后来的先锋文学，正在以故意遗忘现代化想象所造成的社会动荡、危机加剧、工农阶层沦落等历史的痛苦为前提，而把新近发现的另一个“当代文学”变成一列高速前进的火车。这列火车把“工农兵文学”、“十七年”、“社会主义经验”、“反右”、“大跃进”、“文革”统统抛在车后，它是要在记忆遗忘中驶向“世界文学”的新历史车站。

我之所以要对以现代化想象为思想根基的寻根、先锋文学做历史性检讨，是因为我们不能只在“文学内部”看文学问题，这种考察视野还要同时建立在“文学外部”。就在寻根作家宣布“去政治化”和鼓吹“重建中国文化”的同时，社会学家唐钧的调查报告却让我们再次回到严峻的文学史实践之中，进一步看清了文学/社会关系的真面目：“中国的城市贫困群体规模究竟有多大？在中国政府和学界，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唐钧是这样估计中国城市贫困人口的：约150万没能领到失业保险津贴的失业者，约310万没能领到下岗职工生活补贴的下岗无业者，加上190万停发、减发退休金的离退休人员，共计650万人。假设上述人员因收入减少或中断对2个被赡养的家庭成员产生影响的话，再加上民政部门传统的救济对象不到100万人，1997年，中国城镇贫困人口大约是1500万人左右。中华全国总工会的调查数字可以支持上述观点。1999年，按照各地颁布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中华全国总工会对家庭人均收入水平低于当地标准的企业职工（含退休职工）进行调查统计，得到的数据是420万户，1500万人。按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朱庆芳的估算，中国的城市贫困人口有3100多万。其根据是，1998年，下岗职工877万人，登记失业人员571万人，被拖欠退休金的退休人员约60多万人，加起来就是1500万人。加上其赡养的家庭人口，按两个人计算，就是3000万人。还有民政部门供养的城镇孤老残幼，大概100万人，共计3100多万人。”……

我这样引用社会学家的历史资料，用意不是简单否定寻根、先锋文学的历史功绩，事实上，它们的文化热视野和强调文本自足性，确实激发了“当代文学”的深刻变革，促使文学的主题、题材和创作方法进一步走进改革开放的怀抱。但是必须注意的是，虽然闭关锁国被证明是逆世界历史潮流而动的错误政策，改革开放推动了社会发展，但“十七年”历史的结构性问题和矛盾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一直被革命词汇修饰性掩盖和隐藏的社会就业危机（1968年起的长达10年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方式暂时转移），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终于全面地爆发。因此我的问题是，1985年的中国文学界为什么没把这一“严重的历史”装进自己的历史视野，反而发明了另一种“脱历史”的寻根、先锋文学？如果全面搜索一下1985到1988年间的寻根、先锋小说，我们会惊讶地发现上述材料提到的在中国社会大振荡中的城市贫民、失地农民等历史小人物基本在文学作品中缺席，这些小说也没有正面描写当时中国社会已经非常复杂和艰难的社会改革。所谓的“当代文学”，实际没有关于“当代”社会历史痛苦和社会矛盾的任何记录，它根本不关心普通人的生死病痛，这难道不是一种文学史的遗憾？我们的文学史，偏重对脱离社会和历史情况的文学观念的强调，然而它却为后代读者留下了许多不应该留下的历史空白。这难道不值得我们今天去做一点认真的反省？1985到1988年之间的寻根、先锋小说，事实上没有为我们提供一个活在那个年代、同时又能对未来时代产生丰富的启示性的“历史主人公”。这难道不应该在清理当代文学史的时候稍微予以注意？

这就是说，1985年后，当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大批工人下岗，破产农民进城，社会问题和族群关系严重撕裂且日益加剧，现代化想象正在把“当代史”所积蓄的大量冲突和矛盾推向高潮的时候，当代文学却在自己设定的现代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它以“脱历史”的文学口号为掩护，对中国社会的急剧动荡视而不见。在80年代中国现代化轨道的交叉口上，“文学”与“社会”在这里分道扬镳。“文学”以告别工农兵文学和追求纯文学为名义，正在远离中国社会的中心。2010年6月在北京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召开的“乡土中国与乡土题材小说的转型”的研讨会上，该校中文系一位青年教师在分析当前小说失去大量读者的原因时，曾尖锐批评当前小说中“没有青年”。这种批评确实犀利，而且富有深度。我在这里换一种说法，是当前小说中“没有社会”，社会生活的每一次敏感脉动，都在作家这里得不到反映。我这样说，不是要回到“反映生活”的简单理解中，而是意在提醒人们，应该去注意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无比丰富、激烈而深刻的现代化实践，为什么反而促使当代文学远离历史的旋涡，成为一种孤芳自赏的存在，成为文学圈子中的文化产品，这里面深层次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这些问题显然是不容回避的。

六、重回“十七年”的一些问题

我在前面的论述中，反复提到本论文的一个关键词：“脱历史”。我的意思是，笼统而缺乏针对性地引用西方意义上的现代化理论，是无法解释和理解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充满激烈矛盾和问题的历史生活的。因此，正像马克思他们所言，对历史的解释只能从历史出发。我们只能从“我们的历史”中来解释它，正视它，而不能再像80年代那种以脱历史的方式去重建一个根本不存在的所谓“历史”。我们的历史今天看来就是“十七年”。这正如我在本文开头就提到的：在我看来，“十七年”是对建构社会主义文化想象的一种尝试。毛泽东在1940年发表的文章《新民主主义论》中对此有过清楚的论断：“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要把教育革命干部的知识和教育革命大众的知识在程度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把提高和普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尽管毛泽东的理论因为历史的巨大代价出现了负面评论，它本身固然也存在极端民粹主义和农民意识的严重缺陷，但它确是因几十年战争生活和贫富悬殊引起的“社会不公”而针锋相对地提出的在当时富有活力的思想方案。

无可否认的是，经过三十年不乏残酷的“原始积累”，90年代后，尤其是最近几年，一种呼吁“社会公平”、“社会正义”的潮流已在中国社会各个阶层中蓬勃涌动。而这种呼吁最根本的历史参照（至少在中国当代史中能够找到的资源），就是被“80年代现代化”所抛弃、而如今又摆在人们面前的“十七年”主张给“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以平等的社会资源分配权的浪漫化的社会实践。“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因此，正义否认为了一些人分享更大利益而剥夺另一些人的自由是正当的，不承认许多人享受的较大利益能绰绰有余地补偿强加于少数人的牺牲。所以，在一个正义的社会里，平等的公民自由是确定不移的，由正义所保障的权利决不受制于政治的交易或社会利益的权衡。”那么，怎么解决这一矛盾呢？论者提出了“社会转让”和“第二次分配”的假设：“即给那些出身和天赋较低的人以某种补偿，缩小以至拉平他们与出身和天赋较高的人们在出发点方面的差距。”因此，“他反对时间的偏爱，即反对为了未来而牺牲现在，或者只顾现在而不管未来”；他强调代际之间的公平，“反对功利主义可能要求的过高的积累率”，“强调不能以后代的更大福利为借口而损害现在这一代的公平份额”。我认为这种直接能进入“十七年”社会内部，既能对之加以批判性反省、同时又能对之产生历史的理解与同情的理论，因为它具有现实针对性，反而被看作一种从中国当代史实际出发的理论，它的“历史化”恰恰是从我们重回“十七年”的过程中获得的。

由此我觉得应该重新认识周扬1949年在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上的报告《新的人民的文艺》的意义，对它进行再次“历史化”的思考。周扬说：“民族的、阶级的斗争与劳动生产成为了作品中压倒一切的主题，工农兵群众在作品中如在社会中一样取得了真正主人公的地位。知识分子一般地是作为整个人民解放事业中各方面的工作干部、作为与体力劳动者相结合的脑力劳动者被描写着。知识分子离开了人民的斗争、沉溺于自己小圈子内的生活及个人情感的世界，这样的主题就显得渺小与没有意义了。”我们必须知道，“80年代”对这篇文章及它所代表的文艺思潮的“重评”，是基于“批判文革”，或者直接说是基于“80年代现代化”提高了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而工农社会地位因为现代化分工而明显降低的国策需要而做出的一种历史判断；但是，这种判断不能因为“80年代”的现代化需要而对“十七年”为建立新中国因此把工农变成历史的主体这样的事实视而不见。我们还应该注意的是，如果认为80年代以后出现的当代文学的知识分子文学取代“十七年”的工农兵文学一定是“历史的必然”，“工农兵文学”的终结，才是“纯文学”（实际是知识分子文学）的幸事，这样的判断是否值得？如果我们不再把“十七年”文学放在“80年代”文学的对立面上，同时放入“当代文学六十年”的整个历史框架中，那么我们是否也可以说，《新的人民的文艺》所表达的不也是一种“社会公平”的历史诉求？尽管它带有人们不喜欢的政治强制性，和过分霸道的话语的力量。但是，我们重新把它放在对90年代后中国社会呼吁“社会正义”、“社会公平”的历史视野里，这种过激的理论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然而，重回“十七年”确实有一些问题不能不予以注意。首先，1985年后中国新时期文学的总体“脱历史化”，使其在对中国历史国情的认识上主动把自己放在“边缘化”的历史位置上。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主张下，80年代后期的社会资源开始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文学由为“大多数人”服务而变成为“少数人”服务，文学由此远离千百万普遍人的历史命运，它同时也失去了对牵涉到千百万人历史命运的重大转变及其复杂性的深刻把握的敏感度，由此新时期文学出现了一个不容置疑的历史认识的盲点。但要求文学掌握重大历史命运并不等于重回“重大题材”和“反映论”的模式之中，重新强化文学的“工具化”功能。其次，应该意识到，80年代开始的现代化进程，最终目的并不仅仅是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是全民族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在这个意义上，毛、周的文学理论并非没有一点历史合理性。然而，对这些理论的重回，必须以剔除其中极端民粹和浓厚农民落后意识的成分，剔除简单大平等的成分为前提，同时吸收其关注民生疾苦和普通人命运的合理因素。由此可见，高晓声《李顺大造屋》、张弦《被爱情遗忘的角落》、铁凝《哦，香雪》等被现代化所遗忘的社会群体的思考，也许还需要做更深广的展开。第三，不应该把重回“十七年”理解成再次把“普通人”与“知识者”放在相对立的位置上，以“普通人”来压“知识者”，重走极端民粹主义和农民意识至上的老路。而应该理解为，在现代化的大背景中，知识者（在这里可以扩大和泛化为充分享受社会各种保障的“城里人”）只是普通人（这里可专指千百万离井背乡的进城务工者）中的“一部分人”，普通人也有权利享受现代化进程带来的各种资源和利益，而不应成为“被历史遗忘的人”。在这里，“十七年”对普通人命运的思考和表现，正是新时期文学不应回避的重要历史参照。最后，重回“十七年”只有以“80年代”现代化想象为参照，它才具有有效性，才有历史深度。在这个意义上，“十七年”不只是作为一种历史资源，同时也是作为一种重新研究新时期文学的“起源性”问题的方法而存在着的。但是，我们这种重回的“十七年”并不是“十七年”本身，而是对一种“十七年”重新想象的方式的展开，具体地说，是因为这一“十七年”本身已经携带了反思“80年代”现代化想象的批判性力量和动力。也就是说，只是因为“80年代”的现代化出现了一大堆它本身解决不了的问题时，“十七年”的历史资源才变得有意义。或者进一步说，正是由于“十七年”所代表的“中国当代史”与“80年代”的“现代化想象”必然发生的严重冲突、摩擦和矛盾，才促使了我们对新时期文学的“起源性”问题的深刻追问和思考。

七、怎么来理解新时期文学的“起源性”问题

80年代以来的现代化进程，使得受到各种教育的“知识者”成为最大的获益者。这是毋庸规避的历史事实。而该阶层之外千百万的“普通人”尽管也得到了一定实惠，但他们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和损失。这种历史事实同样不能坐视不闻。

我们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来理解什么是新时期文学的“起源性”问题的。我在文章开头已经明确指出，所谓文学史研究，一定得要有历史感和历史语境。这种历史感和语境中就包含着我们要讨论的“起源性”的问题。从晚清以来两百年的中国历史中，我们这个民族最想实现的目标是什么？我觉得就是“中国式的现代化”，并由此把中华民族推向世界强国之林。孙文革命和“毛式”革命，尽管内容不同，但追求的都是这个目标。相比之下，“毛式”革命对中国当代史和我们思想构成的影响最大。所以，我们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思考和想象，必须从他这里开始。我前面已经说过，毛的理想是要通过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去实现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的生活的平等，他追求的是大多数人的现代化，而不是少数人的现代化。当然，他最后却把中国引上了另一条不符合中国国情和民心的道路上去。而80年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最大的失误在什么地方？我认为就是实现了“少数人”的现代化，而没有实现“多数人”的现代化。由于过分鼓励“少数人”，把它变成主导性的社会意识形态，一种价值导向和评价系统，这就孕育出了新时期文学被无限膨胀和扭曲的“自我”、“个人”与“欲望”；虽然“自我”这些东西极大地推动了文学的发展，可它们却使我们的文学最终“脱历史化”。新时期文学，一直没有把这三十年最为深刻、复杂、矛盾和激动人心的社会内容与变迁规划为自己的内容。由于对“自我”、“个人”的文学意识形态不加限制和反省，这种文学观正在严重阻碍着我们对中国当代史和新时期文学的更为清醒深刻的认识，这种狭隘的历史认识，实际也没有真正把中国的现状放在“世界现代化史”的框架之中。我认为中国的当代史和新时期文学，应该是那种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当代史和文学史处在不同状态中的当代史和新时期文学。80年代以来开始的中国现代化迄今并没有解决好那些越来越尖锐、激烈和深层次的社会矛盾与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只能在“中国国情”与“中国现状”的历史镜框中才能看得到。正因为如此，我才认为应该重审“80年代的‘现代化想象’”、“被遗忘的‘十七年’资源”、“‘80年代’与‘十七年’”的关系、对“80年代的现代化想象”做再检讨，并对“重回‘十七年’”所面临的诸多难题进行理性的界定和分析。

在这个意义上，我把新时期文学的“起源性”问题，理解为人与自己历史的关系问题。在新时期文学的前几年，伤痕、反思文学曾对这一问题进行过大规模和相当深入的思考。例如张弦的《记忆》写一位年轻的女电影放映员因为把领袖的像倒过来放映出去，结果导致了她后来一系列的人生悲剧。他的《挣不断的红丝线》写女大学生被老干部追求，但她为爱情嫁给了男同学，后来男同学被打成“右派”，她也跟着经历了许多年人生的挫折。最后，她还是改嫁给了老干部。她绕了一个弯，最终仍然回到了年轻时的起点上。这就提出了一个事关人与中国当代史的“关系”的问题。即在那个年代，处在“革命”（权力）/“爱情”（自由）之间，一个女人的选择空间实际是很小的，但怎样选择却对她的一生都有重大影响。因为人生不可能岁月倒流，推倒一切重来。我在前面谈到过高晓声《李顺大造屋》、张弦《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和铁凝《哦，香雪》，非常感慨这种对农民与现代化的“关系”的思考为什么都这么短促，还没有获得充分发展的空间就夭折了。这是我这些年一直非常重视对路遥的《人生》的讨论的一个原因。高加林真正的痛苦，也许就是他与他原来那个“乡村史”的关系变了。他心里还是爱巧珍的，所以一直怀着深刻的负疚的心情；但他又不能真正融入即将开始却并不真正属于他隶属的农民群体的80年代的现代化之中。当他重新“回家”要再找回他的巧珍的时候，巧珍已经嫁人，他也已经回不到他“过去”的“历史”中了。但是，这么一个涉及整个新时期文学，也将一直关乎未来中国庞大的青年农民群体历史道路的重要问题，很可惜只存在于这么一部短篇小说里，而没有发展成一个“历史问题”。还有我曾讨论的王蒙的《布礼》、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对忠诚和爱的思考，也因为新时期文学向先锋文学的“转型”，而没有发展成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学史问题，如此等等。由于新时期文学的“理想目标”被理解成“表现自我和个人”的“纯文学”，上述小说对人与自己历史关系的最关键的设定，就这么被轻易地放弃了。

我之所以把人与自己历史的关系，理解成新时期文学的“起源性”问题，还来源于我对1985年兴起的先锋文学思潮的重新观察和检讨。我们知道，后起于伤痕、反思文学的现代派、寻根、先锋和新写实文学思潮，没有出现一篇能够揭示这三十年深刻复杂历史面貌、可以称之为大气的文学作品。我认为这与它们对人与自己历史关系的理解出现了偏差有极大的关系。在这些思潮中，我们发现很多主人公都没有“自己的历史”。现代派小说的历史是刚刚崛起的城市，寻根小说的历史是虚幻的穷乡僻壤和原始边地，先锋小说的历史是作家潜意识中的某个地方，新写实的历史是日常生活，这些“历史”即使有所指涉，但都不关涉活在历史中的人们最深刻难耐的痛苦。也就是说，新时期文学发展到这里已经将主人公与当代史的血缘纽带人为地剪断。他们把这种历史整体理解成“走向世界”的“文学的现代化”。而且作家们为什么故意降低文学与历史的必然联系，这是因为新时期文学向先锋转型之后，受“翻译文学”影响、为“海外汉学家写作”，已经成为不少人的功利选择。而当他们终于醒悟过来，再想回到他们当年思考的起点上时，文学史已经形成新的“成规”，所以他们只有依靠“探亲还乡”、“童年记忆”和“上海档案材料”进行小说的制作。在这个意义上，对新时期文学1985年转型“是否值得”的重新检讨，可能给了我们某种重新理解新时期文学的“起源性”问题的一个机会。我们由“起源性”的问题看到了“先锋文学思潮”存在的许多问题。与此同时，返回“先锋文学思潮”的诸多问题之中，我们也意识到深入思考“起源性”的问题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

另外，新时期文学的“起源性”问题一个最大的聚焦点，是“80年代”与“十七年”的关系应该怎样理解，或者建立怎样的理解方式才能使这个问题更具有效性和普遍性的问题。我已经指出，所谓新时期文学的“起源性”问题，指的就是，80年代的“现代化想象”与十七年的“当代史”之间由于某些“根源性”矛盾和冲突所引起的一系列的问题。这需要在两个层面上来讨论。从社会模式层面看，十七年的社会主义是要重新分配社会资源，把少数人掌握的社会资源通过激烈革命和粗暴剥夺的方式转移到大多数人手里。这种社会改造由于将整个国家的发展人为阻隔于全世界的“现代化”潮流之外，又采取各种防范措施压制人民对物质的渴望，所以这种“闭关锁国式”的“社会主义实验”失败了。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目的是借助西方现代化的历史经验、管理方式与技术，来激活社会主义，以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力。这就使在长达十年的“80年代”中，中国/世界、历史/今天、社会主义/现代化、少数人/大多数人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一直处在激烈的较量、妥协、争执和协商之中。它给人的深刻启示是，“80年代”开始的现代化想象必须在取得“十七年”也即中国大多数人同意的情况下，在有机协调少数人/大多数人的利益的基础上，才可能比较平稳、较快地发展，最终达到一个相对理想与合适的历史状态。但90年代市场经济兴起后，社会绝大多数资源明显被少数人垄断和占用，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冲突日益公开和剧烈，前十年全社会的暂时“平衡”被打破。所以，又不得不重回“十七年”。最近几年“重回十七年”的思潮，实际就是在重新探讨建立一种社会各个集团“相对平衡”的可能性。从文学层面上看，1985年后激进的先锋文学思潮极大地推动了新时期文学的进步，但它的“非历史化”，却使文学离开了它非常重要的一个原点，即如何面对中国现代化带来的最大矛盾与问题。依我的理解，最为重要的文学家，都应该去处理“历史题材”，如对我们今天生活仍然影响巨大的“建国”、“土改”、“反右”、“大跃进”、“文革”、“改革开放”，等等。文学只有抓住这些根本的问题，才能叫作一种历史分析，没有历史分析的文学注定不是真正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但这一点，至今仍然没有被更多的作家、批评家意识到。

在这个意义上，“80年代”与“十七年”的关系正是我所要说的新时期文学的“起源性”问题。只有弄清楚了什么是“80年代文学”，我们才能够更为深刻地理解“十七年”的文学；只有弄清楚了“80年代文学”与“十七年文学”的根本矛盾在哪里，我们才能够去理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90年代文学”。因为“80年代文学”与“十七年文学”的基本矛盾即是如何在坚持一种“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的基础上来重建新的文学生态、文学秩序和文学成规，而这种“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既不是知识者专有的，也不是社会大众专有的，而应该是为全体国民所拥有并认真遵守的。今天看来，《人生》中高加林们的痛苦，新时期初期文学的痛苦，1985年转折后文学的无方向感和紧接着出现的相对主义文学思潮，都是与旧的社会伦理和文化信仰（一种没有植入普世价值有益成分的那种狭义的“社会主义经验”，即纯粹的“革命经验”）在逐渐失效后，另一种更适应今天社会思潮和现代生活方式的新的社会伦理和文化信仰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是直接相关的。它们构成了新时期文学三十年的某种“起源性”的东西，它们在某种意义上还成为我们今天言说历史和文学的“元话语”，任何企图超越或规避的行动都会因为自己的不负责任而暴露出某种历史轻浮感。它们还可以称得上是一道被时尚性的历史认识所封闭的“全部的风景”，我们只有把许多已经过去并成为结论的文学现象再次“问题化”，那么这“全部的风景”最后才会真正地呈现出来。而从我们自身存在的“问题”中去寻找和整理“问题”，这就是我整篇要说的“建立怎样的理解方式”的观点。

1. 这是毛泽东1940年1月9日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原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载于1940年2月15日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创刊号。当年2月20日在延安出版的《解放》第九十八、九十九期合刊刊登时，题目被改为《新民主主义论》。
2. 蔡翔、罗岗、倪文尖：《当代文学六十年三人谈》，《21世纪经济报道》，2009年2月16日J37版，人文。
3. 贺照田：《制约中国大陆学术思想界的几个问题》，《当代中国的知识感觉与观念感觉》，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2月，第13、9页。
4. 这是邓小平从改革开放之初到他去世一直坚持的理论主张，它们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有集中表述，这些表述和历史实践，对三十年来的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5. 徐迟：《现代化与现代派》，《外国文学研究》1982年第1期。
6. 刘再复：《论文学的主体性》，《文学评论》1985年第6期、1986年第1期。
7. 鲁枢元：《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1986年10月18日《文艺报》。
8. 张伟栋：《足球赛与新的国家想象——刘心武纪实小说〈5·19长镜头〉解析》，2009年5月在中国人民大学“重返八十年代”博士生课堂讨论课上的发言，未刊。
9. 刘心武：《泪珠为何在睫毛上闪光——回忆我的少先队生活》，《辅导员》1980年第5期。
10. 这是借用柄谷行人的观点。他在著名的讨论日本文学史的随笔性著作《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关于“风景”的理论，和对这一关键性文学史概念的多层化和复杂的探讨，成为这本著作的重要根据和价值所在。该书为赵京华译，2003年1月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
11.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1页。
12. 此为李陀和李劼的观点，这种观点所针对的正是1949到1984年之间“工农兵文艺”统治“当代文学”长达三十五年的历史。不过，如果这样去看，宣布“终结”的理由恰恰是我们需要去讨论的。
13. 阿城：《文化制约着人类》，1985年7月6日《文艺报》。
14. 唐钧：《中国的城市贫困问题与社会救助制度》，《民主与科学》2001年第6期。
15. 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3月，第1—2页。
16. 同上书，译者前言。
17. 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原载《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新华书店，195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