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中国留美新闻人的抉择与命运

20世纪初，在中国留学大潮中有不少人前往美国学习新闻学，其中较著名者包括徐宝璜（1894—1930）、董显光（1896—1971）、马星野（1909—1992）、汪英宾（1897—1971）、赵敏恒（1904—1961）、沈剑虹（1909—2007）、吴嘉棠（1913—1982）、梁士纯（1902—1984）、蒋荫恩（1910—1968）、谢然之（1910—　）等。这些人回国后或在报界纵横驰骋，或在大学教授新闻学，或任政府新闻官员，在新闻实践方面，特别是在普及英美新闻理论方面均有贡献。但长期以来，由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原因，内地对上述人评介甚少（徐宝璜除外），由此在中国新闻史研究上留下了大量空白。⁽¹⁾本章通过追寻这些留美新闻学人的足迹，着重分析这些人的背景，从专业和仕途的角度探究他们的命运，以期唤起学界对这些历史人物更深入、更系统的研究。

徐宝璜是早期留美生

徐宝璜的《新闻学》是中国传播美国新闻观念的第一本著作

留美前的背景和“密苏里情结”

在20世纪上半叶能去海外留学者大都是富家子弟，且均有显赫的学历，⁽²⁾比如徐宝璜毕业于北京大学，赵敏恒毕业于清华大学，汪英宾、吴嘉棠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沈剑虹、蒋荫恩毕业于燕京大学新闻系，马星野稍逊一筹，毕业于中央党校。上述人中只有一位出身平民，那就是董显光。

这些人选择赴美攻读新闻学，首先当然是受新闻学的吸引。其时，新闻学正如朝阳喷薄而出，引人瞩目。当年的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回忆道：从一开始，新闻系就成为最受欢迎的一个系，报考的学生之多，完全能与经济系相媲美。⁽³⁾在同一时间，还有相当一部分学人求学日本，比如林白水、邵力子、戈公振、任白涛、黄天鹏、邵飘萍、卜少夫等。日本的吸引，除地理之便利外，其新闻业强盛也是一个原因。然而，从源头上观察，日本新闻学还是受影响于英美。⁽⁴⁾所以，蔡元培在1922年说，“新闻事业，在欧美各国，均已非常发展，而尤以北美合众国为盛……新闻学之取资，以美为最便矣”。⁽⁵⁾

上述留美学人之所以选择美国，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大都毕业于使用英语的、深受美国影响的国内高校，比如圣约翰、燕大（北大）或清华，并大都接受了美国的资助。这些人纷纷就读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创建于1908年）和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系（创立于1912年），乃是因为这两所学校是当时美国最著名的新闻学府，其中前者对中国影响最大。1921年，密大新闻学院院长威廉（Walter Williams）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说“世界的新闻学”，引起强烈反响。

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对新闻学情有独钟

司徒雷登校长官邸

上海圣约翰大学是中国赴美学习新闻学的发源地之一

早在1920年，密大新闻学院就协助上海圣约翰大学创办了报学系，由密大新闻学院毕业生、著名新闻人柏德逊（Don Patterson）任系主任。柏德逊时任《密勒氏评论报》主笔，来华之前任美国《堪萨斯市明星报》的记者和美联社编辑，他依照密大新闻学院教学计划，为圣约翰大学报学系度身定做了一系列新闻学课程，以英语讲授，在学生中引起了广泛兴趣，选课者多达四五十人。1924年，密大新闻学院派出该院首位硕士生武道（M. F. Votaw）前来助阵。武道不仅做过新闻报记者，还曾在科罗拉多州等大学教授新闻学，具有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在两位美国教授的带领下，圣约翰大学报学系发行了中国首份大学英文报纸——《约大周刊》（St John's Dia1）。该刊仿《密苏里人报》模式，从编辑、采访、撰稿到广告发行均由学生负责。美国新闻期刊《编辑与发行人》（Editor＆Publisher）在1922年7月曾著专文称赞：

圣约翰大学是东方的耶鲁大学，圣约翰大学报学系不仅是中国第一个新闻学系，也是亚洲第一个新闻学系。该系的35位中国高年级学生在柏德逊的领导下，已经成功地完成了第一年的学业，而且也学到了美国人办报的精神与方法。⁽⁶⁾

密大新闻学院的另一个功绩是协助燕京大学恢复了新闻系。燕大新闻系于1924年成立，由美籍教师布立顿（Roswell Briton）任系主任，密大新闻学院聂士芬（Vernon Nash）任讲师。由于经费拮据，新闻系在1927年停办。在聂士芬的游说下，经院长威廉等人的努力，美国报业发行人组成了援助顾问委员会，筹措了5万美元，用于燕大新闻系前五年的经费，并继续提供师资，后者终于在1929年9月恢复，由聂士芬任系主任，课程设置与密大新闻学院大体相同。⁽⁷⁾

密大新闻学院对中国的辐射，逐渐在新闻学子中形成一种“密苏里情结”。院长威廉1921年在上海访问时，毕业于圣约翰的汪英宾已是《申报》记者。汪与威廉恳谈多次，并在后者的鼓励下于次年赴该校就读。吴嘉棠在圣约翰的四年中全面接受了密苏里方式，1934年毕业后，考取了密苏里新闻学院研究生。在此前后赴该校就读的还有赵敏恒、梁士纯、张继英、沈剑虹、郑南谓、蒋英思等。他们大多是对密苏里新闻学院“心向往之”，诚如汪英宾所称：

吾师威廉博士……1921年来华，英宾敬聆伟论，心向往之。翌年泛舟肄业报学院暨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返国，服务于上海申报馆……⁽⁸⁾

但马星野是个例外，他是公派生。1930年，马星野随中央党校教务长罗家伦至清华大学，任校长室秘书，并编辑《清华校刊》，还曾与陶希圣等编辑《政治与民众》刊物，1931年被派往密苏里新闻学院深造，于1934年5月返国。同年秋，他应中央政治学校之聘，在该校讲授“新闻学概论”等课，由此开始其新闻生涯。⁽⁹⁾

被称为“密苏里新闻学院最早的中国留学生之一”的董显光也是个例外。董来自浙江农村，父母是镇上惟一的基督徒。由于家境困窘，董父带全家去上海谋生，在上海，董显光先后进入中西书院等教会学校读书，后董父去世，全家陷入困境，董于是放弃学业，赴家乡奉化龙津中学任英语教师。当年，蒋介石是他的学生之一。这一师生之谊，为董日后步入政坛创造了条件。⁽¹⁰⁾

董显光是密苏里新闻学院最早的中国留学生之一

赵敏恒与夫人谢兰郁

1907年，董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由于经常参加教会活动，认识了长老会蒙德高莫莱牧师，并在其帮助下于1909年赴美留学，到密苏里州的长老会巴克学院就读。他做过挖煤工、送奶工、厨房工、花匠，亲身领略了美国的社会与文化，并产生了“以新闻记者为职业来救国”的决心。密大新闻学院一经开办，董即考入，一年后获学士学位。1912年，董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继续深造，这是他“一生中最具刺激经验的阶段”。从采访、写作、编排到广告业务，他接受了广泛的训练。⁽¹¹⁾

赵敏恒1923年7月自清华大学毕业后考取官费赴美留学，先在科罗拉多大学文学院念英国文学批评，1924年入密苏里新闻学院攻读新闻学。

赵敏恒初到科罗拉多时，只有20岁，异国的孤独曾令他心境凄凉，根据同他一起留学的梁实秋的回忆，赵因思乡心切，曾趴在青年会宿舍的床上大哭。⁽¹²⁾

赵敏恒为什么弃英国文学而要到密苏里新闻学院攻读新闻学？这也许和他少年的经历有关。他自幼聪敏，与他同乡的《申报》老板史量才曾称赵为“神童”。赵的亲戚多有在沪上《申报》供职者，赵敏恒少时亦多有机会去上海参观这家著名报馆，对记者的职业心向往之。⁽¹³⁾在密苏里，他对导师威廉讲授的新闻原理印象最深，新闻界那些为维护民族权利、争取言论自由的不屈斗争使他深受激励。⁽¹⁴⁾他在1925年短期担任过美国《丹佛城快报》记者，后一边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新闻硕士，一边兼任纽约世界通讯社编辑。为了寻找更多的工作机会，赵敏恒曾到纽约拜访了给他讲过课的几位报业巨头，结果大失所望——合众社副社长富瑞见他后劈头质问：“为什么还不回中国？”并说“你一天不回去，就一天也不要来见我！”联合通讯社总经理古柏则告诉他：“美国不需要中国人当记者！”他在世界通讯社工作初始，执行编辑威斯特用讽刺的口吻向编辑部介绍说：“这位中国人的学位比我们全社的人数还多。”国际部编辑密勒则说：“我的位子让给你最好!”引起哄堂大笑。然而，赵忍受了一切屈辱，终日埋头苦干，业务提高很快，最后被威斯特任命为国际新闻编辑助理。⁽¹⁵⁾

上述赴美留学先锋中只有徐宝璜与密大新闻学院无缘。徐1912年自北京大学毕业后，获官费赴美国密歇根大学学经济，后转向新闻学。在美三年多，他主修经济，对于新闻学，“虽稍事涉猎，然无系统研究”，⁽¹⁶⁾也没有获得学位，所以蔡元培称他为“游学”。⁽¹⁷⁾他之选择新闻学，很可能是一时兴趣所致。董显光从巴克学院转至密苏里攻读新闻学，是因为新闻这个职业充满“刺激”，这与多数人对记者职业的向往相一致：汪英宾赴美留学前就是《申报》的记者，马星野则是《政治与民众》的编辑，圣约翰大学报学系出身的吴嘉棠，其留学意图乃为在专业上“进一步深造”。⁽¹⁸⁾谢然之赴美留学背景比较扑朔迷离，尽管台湾的新闻教育家罗文辉、郑贞铭都证实谢曾是密苏里学人，内地有关学者也提到过他的密苏里经历，但谢留学密苏里的具体时间却从未被披露过。

留美归国后的作为：新闻教育家

20世纪第一个10年，始有留美新闻学人归国，从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是这些人归国的高峰。在抗战时期，很多密苏里学人都已在新闻职场崭露头角，当时“在重庆的所有报社，几乎都由密苏里毕业生担任发行人或编辑”，⁽¹⁹⁾不可谓不壮观。

系统地梳理留美新闻学人回国后的作为，从专业和仕途两方面来考察上述人物，可以发现他们大致分为三类：

1．从新闻学子到新闻教育家——代表人物：徐宝璜、汪英宾、蒋荫恩。

2．从新闻学子到职业新闻人——代表人物：赵敏恒、吴嘉棠、马星野。

3．从新闻学子到官场名流——代表人物：董显光、沈剑虹、谢然之。

徐宝璜　（1913—1915留美）是第一类人物中的杰出代表，自1916年回国后，徐先任北京《晨报》编辑，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兼校长室秘书。1918年蔡元培决定设立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由徐任主任，并任新闻学导师和会刊《新闻周刊》编辑主任，定期为会员讲授新闻学基本原理。这应是徐宝璜研究新闻学的动因。徐自己说：

客岁蔡校长设立新闻学研究会，命余主任其事，并兼任导师。余乃于暑假中，正式加以研究，就得著《新闻学大意》一篇……⁽²⁰⁾

也就是说，在蔡元培的盛情邀请之下，1918年暑假，徐宝璜开始对新闻学“正式加以研究”。1920年后，他任教于北平、朝阳、中国、平民四所大学，讲授新闻和经济方面的课程。著作《新闻学》经四次修改，于1919年由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出版。全书共十四章，六万字左右，涉及新闻学定义、报纸工作的性质和任务、编辑、采访、评论、发行诸方面，被蔡元培称为我国新闻界“破天荒”之作。著名新闻学家邵飘萍当时在《京报》上评价：“无此书，人且不知新闻为学，新闻要学。”而黄天鹏在《新闻学纲要序》上则称徐宝璜为“新闻教育第一位大师”、“新闻学界最初的开山祖”。

方汉奇教授认为，徐宝璜对中国新闻学的贡献有三个第一：第一个在大学讲授新闻学课程，第一个参与创办新闻学研究团体，第一个出版新闻学专著。⁽²¹⁾

遗憾的是，徐宝璜英年早逝——于1930年6月1日因病去世，年36岁。

汪英宾　（1922—1924留美）192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硕士学位，其论文《中国本土报纸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Native Press in China）以英文在美国出版。汪是上海洪门山主、清帮大佬汪禹丞之子，和宋氏家族的宋子良是圣约翰大学的同学。1924年秋回国后，汪与戈公振创办上海南方大学报学系，任系主任；1925—1935年间，汪先后兼任光华大学、沪江大学商学院报学系教授，《时事新报》编辑主任、总经理。抗战爆发后，宋子良为军委会西南运输处主任，遂任命汪为重庆分处处长。汪后来在政府交通部及物资门任职，“多才多艺、办事认真、清廉自守”，他于1947年重返新闻界，任上海《大公报》设计委员。1950年担任圣约翰大学新闻系教授，两年后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任教。1957年，被划为“右派”，后发配至新疆牧马并在当地“八一农学院”教英语。1971年病逝于新疆，据说是因骑术不精，发生事故伤亡所致。⁽²²⁾

在新闻史专家宁树藩看来，汪英宾的主要贡献就在于那本英文版《中国本土报纸的兴起》。他认为汪的著作是一部系统的“中国新闻史”，比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早问世3年半，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中国新闻史”，之所以长期未能引起重视，乃因它用英文出版，读者圈子过窄，此外，它的史料性价值不如戈氏和白瑞德（即：布立顿。作者注）的同类新闻史研究。但是该著作标志着中国新闻史学科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过去将此首创之功归于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似有偏颇。宁树藩认为，我国关于中国新闻史分期四阶段的看法，最早由汪提出，即官报、外报、中国本国报刊、现代报刊。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和蒋国珍的《中国新闻发达史》对中国新闻的四分期与汪的思路“基本一致”。在某些地方，戈氏的著作内容“几乎是汪氏的中文译稿”！⁽²³⁾

汪英宾罕见的一张照片

1940年代的《大公报》同仁，从左至右：袁光中、费彝民、李子宽、汪英宾、曹谷冰、金诚夫

汪的其他著作包括：《美国新闻事业》、《中国报业之觉悟》等。

据新闻史学家方汉奇回忆，反右时，“汪英宾听说要给自己戴右派帽子，还以为是荣誉，谦虚地问：‘我是不是还不够资格呀？’”⁽²⁴⁾这多少反映了汪在政治上的幼稚。汪英宾的座右铭是：“以学识去做工作，以工作去求学识。”他曾说：“人为万物之灵，以天赋之性质顺人伦之性；服务以乐群，奋斗以图存，慎独近远，开往继来，此为余之人生观也。”⁽²⁵⁾汪英宾年轻时春风得意，后来命运坎坷，郁郁寡欢，卒于西北，令人嗟叹不已。

蒋荫恩　（1948—1949留美）在密苏里留学精英中属于晚学，1930年代中期他在上海《大公报》、《大美早报》任记者和文艺副刊编辑。1941年任桂林《大公报》编辑主任，作为著名主笔，撰写并翻译大量新闻和评论，宣传抗日救亡，激扬文字，深受读者青睐。他1942年起从事新闻教育，先后在成都、北平任燕京大学新闻系主任和教授，讲授新闻学概论、新闻采访与写作。当时燕大新闻系出版《燕京新闻》，由学生负责采访编辑，系主任蒋荫恩把关。曾在新闻系就读的史学家唐振常当时负责副刊，他回忆道：每逢周六，我们就随蒋先生步行穿越全城，到设在成都五世同堂街的《中央日报》编辑部排版。蒋先生毫无师长架子，总是亲自动手贴版样，处理版面，对于稿件的取舍，也倾听学生意见，不加干涉。唐认为，他从蒋先生处学到的不仅是编报技巧，更重要的是对人的尊重。⁽²⁶⁾蒋荫恩指导下的《燕京新闻》以较大篇幅报道了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如对反饥饿反内战、反对迫害保障人权、反对美帝国主义扶植日本等，可谓激进。1948—1949年，蒋在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从事研究，但他也同时在中华民国驻美国大使馆顾惟钧大使手下任新闻秘书，而且还相当活跃。⁽²⁷⁾他于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之夜回到北京，投身于新中国的新闻事业，先后担任燕京大学新闻系教授、系主任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教授兼系副主任。⁽²⁸⁾郑兴东教授曾经记叙过蒋荫恩从北大搬来的情况：

蒋荫恩在“文革”中神秘死去

（他）舍弃了大房子，搬进了铁一号红楼，许多家具都卖掉了，连宠物小狗都送给了动物园……从此扎根人大，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²⁹⁾

蒋荫恩在“文革”中饱受批斗摧残后，于1968年4月含冤去世，家属被告知是“上吊自杀”，但不准家属收尸。⁽³⁰⁾蒋身后留有《国际问题词汇》和《报纸编辑讲义》等著作。

除上述三位代表人物外，留美回国后成为教育家的还有几位，比如梁士纯（1902—1984）曾任燕京大学新闻系主任，圣约翰大学新闻系主任、复旦大学新闻系、安徽师范大学和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著有《战时的舆论及其统治》、《战时新闻学》等。

留美归国后的作为：职业新闻人

赵敏恒　（1924—1928留美）获硕士学位后归国，由于志在新闻实务，⁽³¹⁾所以沿职业记者轨迹一路猛进。他于1928年初任英文《北京导报》副总编辑，1929年受聘于英国路透社，任该社驻南京特派员，几年后升任路透社南京分社社长及中国分社社长。当时他家住鼓楼三条巷一幢双层法式小楼，天天开着贴有英国路透社标记的小汽车上下班，很是风光。⁽³²⁾

赵敏恒年轻气盛，恃才傲物，在新闻界圈子里以“刺头儿”著称。他嫉恶如仇，不畏权势，曾在金陵大学举办的一次国际新闻发布会上，怒斥国民党中组部副部长张道藩破坏会场规矩，⁽³³⁾也曾几次在南京街头制止英国水兵和外交人员恶意拍摄妇女拎马桶、乞丐求乞等镜头。⁽³⁴⁾

作为一个成功的新闻人，赵敏恒以独家新闻取胜，在路透社的16年中屡建奇勋。他创造了4个第一：最先报道“九一八事变”，最早报道“西安事变”，最早报道李顿调查团报告，最早报道开罗会议。揭露1934年“藏本失踪案”，更是显露出他的非凡素质。

当年6月8日晚，日本驻南京副领事藏本英明突然失踪。日方对外大造舆论，说藏本为中方杀害，日本军舰正在下关集结，海军陆战队大军压境，随时可能进攻南京。在警察的帮助下，赵敏恒设法找到潜身于紫金山的藏本，使用种种手段诱使他道出因遭日方排挤而决定自杀的内幕。消息经路透社发表后，国际舆论大哗，日本的阴谋随之破产。⁽³⁵⁾

赵首发“西安兵变”报道也充满了戏剧性：1936年12月12日上午，正在南京家中的赵突然接到国民党高官的电话，问西安有否电报，有否路透社记者和电台联系。赵凭记者的敏感，认为其中必有蹊跷，于是，打电话给铁路局，了解到陇海路通车受阻，又通过关系了解到蒋介石被困于西安华清池。赵琢磨：如果不是突发性事变，蒋介石可以赴咸阳，再由潼关派援军前往，南京高层也不至于乱了阵脚。现在消息中断，西安又在东北军手中，极有可能发生了兵变。遂立即发出加急电报：“西安兵变!”这次突发报道看似赵敏恒是在冒险，实则是由于他掌握了大量内部情报，根据经验，做出了正确判断。⁽³⁶⁾

抗战初期，赵对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活动进行了多方报道，特别是及时报道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因此曾受到过军统特务的恫吓。⁽³⁷⁾赵虽桀骜不驯，但却能保持一颗坦诚之心。在重庆时期，他与中共代表团办事处人相熟，受到周恩来的三次宴请。在一次酒后，赵敏恒坦言自己曾制造过假新闻——在1933年“闽变”事件中，他认为李济深、蔡廷锴等发动成立反蒋抗日的独立政府是不顾大局，于是在报道中违心地夸大了中央军的武力，造成十九路军军心动摇、不战而退。赵敏恒为此深感内疚，他曾向李、蔡两将军公开道歉，认为这是自己新闻从业中的污点。⁽³⁸⁾

赵的嫉恶如仇在1944年达到了顶峰，他的长篇通讯《伦敦去来》在重庆《新民报》连载，披露了英国在非洲殖民地的高压政策，受到路透社高层的指责。赵对重庆国际记者俱乐部的一些西方记者一直比较反感，也在报端披露了这些人的不雅：比如合众社的摄影记者甘色勒衣冠不整，曾受史迪威将军训斥；摄影记者白朗德的一本裸体影集在招待所广为流传；合众社记者马丁醉酒后丑态百出；伦敦泰晤士报记者弗尔门扬言要娶西藏公主为妻；《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夏天光着身子在草地上日光浴，满身黑毛等等。一些外国记者说赵“丑化西方记者”，状告路透社。路透社要赵停止出版《伦敦去来》，被赵拒绝，他表示：如果我写的不符合事实，你们可以处分我、开除我，如果我写的是事实，则这属于新闻自由，他人无权干涉。赵后来以辞职来抗议，并且拒绝领取该社的退职金。⁽³⁹⁾1945年后，他历任重庆《世界日报》总编辑、上海《新闻报》总编辑，并兼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教授。

自左至右：前排，舒宗侨、王昌孝、陈望道、朱振华;第二排，张允若、俞康成、曹孚;第三排，张四维、蒋孔阳、余家宏、曹亨闻、黄纯初;最后一排，陈望道校长的通讯员、杜月村、赵敏恒

照片出处：《一张老照片引发的回忆》（张允若）

赵敏恒的《采访十五年》曾在新闻业界产生很大影响

1949年解放前夕，北京、上海的许多报人纷纷出走台湾，赵也犹豫再三。香港《星岛日报》请他做总编辑，国民党有关部门两次给他们夫妇发了飞机票，要他去台湾，路透社和塔斯社也均向赵招手，但是赵却迟迟不肯走开。⁽⁴⁰⁾曾跟他有过交往的田汉劝他留下来，说：“共产党是了解你的，你不要走！”⁽⁴¹⁾并向周总理做了汇报。周请赵夫妇到北京来，传话说“作为我的客人，住在北京饭店。工作慢慢谈”。

上海解放后，军管小组接管上海新闻报社，宣布该报停刊，遣散全体工作人员，逮捕总经理詹文浒，罪名是“国民党特务”。赵敏恒和夫人谢兰郁选择了留在内地，但赵被送进了设在苏州的华东革命大学学习，一面交代历史问题，一面接受思想改造。此时，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续聘赵为新闻系教授，发最高工资六百元，赵出任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教授，讲授采访写作课程。但处在大时代变革中的他心潮难平。他的老部下沈苏儒先生回忆道，在1949年至1950年中，赵已经从原来在昆山路的房子迁出，搬到苏州河与百老汇相邻的一个小公寓。苏有次去看他时，看见赵捧着收音机在听BBC短波新闻，苏大惊。那个年代竟敢冒如此风险，皆因是新闻人，无法放弃新闻。⁽⁴²⁾

复旦大学退休新闻学教授张允若当时是新闻系里最年轻的学生。在他印象中，“赵敏恒先生当时正值壮年，身材敦实，爱抽雪茄，说起话来有板有眼，称呼别人时别具一格：‘余家宏余先生’、‘舒宗侨舒先生’……”但“只觉得他在学习会议上出言谨慎，表情严肃，不像平时接触中那样轻松风趣。我们也感觉得到，上头对他还是颇有疑忌的。会上一再询问他解放前同英国领事馆以及几个英国朋友的关系，他一一作了说明，后来还专门写了交代材料”。⁽⁴³⁾

1955年“反胡风运动”之后，在接下来的“肃反运动”中，赵敏恒因卷入所谓“国际特嫌”案件，遭到逮捕。据赵的夫人谢兰郁说，此次被捕和赵早年在外交部情报处的经历有关。赵被关押在上海，待遇尚好，他还写信安慰夫人，说能打网球，窗外有玫瑰花香，希望她保重。⁽⁴⁴⁾

谢兰郁到处为夫鸣冤叫屈，说赵敏恒虽曾受雇于路透社，但与“帝国主义特务”毫无干系。然而在1960年，赵还是被判8年徒刑，发配至江西劳改农场改造，谢兰郁也因“为夫鸣冤”，被其所在上海第六十中学打成右派分子，下放到青浦劳动改造。吴中杰回忆说：

赵敏恒判刑后，即押赴江西新余矿山劳动。在离开上海前，谢兰郁带着儿子赵维承到提篮桥监狱去见他一面。只见赵敏恒的头发全白了，健壮的身体变得十分消瘦。谢兰郁问道：“要不要上诉？”赵敏恒说：“不要上诉了，没有用的。”他摸了摸儿子的头说：“维承这么大了！”他感到一种欣慰。停了一会儿，他又说：“原来我们以为自己什么都懂，其实是什么都不懂。要好好学习呀！”⁽⁴⁵⁾

赵、谢相继落难后，家境极为艰难，“从复旦筑庄38号楼上楼下一套日式房子，一直搬到复旦农场的工棚小屋，工棚的四壁是用竹条编的，从里面可以清楚地看到外面的田野和建筑工地的情景，当然也就四面透风了；家庭经济也陷入困境，只好变卖旧物勉强度日，甚至把路透社的奖品金烟盒也变卖掉了。”⁽⁴⁶⁾

赵敏恒和爱子，摄于1940年代

1961年1月6日，赵病死在劳改矿山里，时年57岁。谢兰郁、赵维承母子二人到达江西新余后，扒在一辆油罐车后面颠簸了两小时，才到达那座矿山。她们看到的只是一口薄皮棺材。据说，赵是因跌跤出血，感染了破伤风菌，中毒身亡。⁽⁴⁷⁾

赵的新闻专著大多是探讨新闻实务的，包括：《新闻圈外》、《伦敦去来》、《采访十五年》，另有《外人在华新闻事业》，此书至今被学界广泛引用。

赵敏恒是一个新闻独行侠，他的职业新闻业绩至今为人称道。有人称誉他“浑身是消息”，也有人说他是“大事记式的新闻记者”。⁽⁴⁸⁾陆铿在其著作《大记者三章》中称：“赵敏恒先生是公认的当代中国最了不起的记者……为国际新闻界所推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上，我们遇到了英、美大牌记者，几乎无一例外地提到他（Thomas Chao）就伸大拇指。”⁽⁴⁹⁾他一直试图在实践中坚持“新闻专业主义”，但他得罪了太多的国民党官员，国民党显然不喜欢他，这大概是他最终未选择去台湾的原因之一。具有悲剧意义的是，他的那套“新闻专业主义”在新中国也交了“华盖运”，他的国际新闻背景既使他出人头地，又使他身陷囹圄。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赵敏恒服务过又批评过的路透社却没有忘记他。“文化大革命”后期，路透社高层人士访问中国时，曾向周恩来提出要见赵敏恒；1990年代，路透社驻中国首席记者探访上海赵宅，还带着该社的补贴基金两千英镑，其时，谢兰郁已逝，钱就留给了赵的儿子赵维承。⁽⁵⁰⁾

马星野　（1931—1934留美）1934年在密苏里新闻学院刚刚领到毕业证书，便接到母校中央政治学校要求他回国的电报，他迅速回到国内，任该校新闻系教授及系主任达14年之久。初时，马星野才25岁。教务主任罗家伦怕他年纪太轻，镇不住学生，便安排他在外交系开设“新闻学”选修课程。因为“四年级的学生快毕业了，是不会轰老师的”。但半学期下来，不但没有学生轰他，反而有更多人选他的课。马还亲自撰写了系歌歌词，首段开头四句是“新闻记者责任重，立德立言更立功，燃起人心正义火，高鸣世界自由钟”。⁽⁵¹⁾

马星野被尊为中国“新闻教育之父”

台湾政治大学的彭家发教授将马尊为“新闻教育之父”，他认为，尽管1920年上海圣约翰大学即有报学系，但正规学院式之新闻教育，则始自1935年之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新闻系……马毕业后将密苏里那一套搬回中国南京母校，开设首个正规新闻学系，将中国新闻学系现代化并培养业界专才。所以正规的中国新闻教育，一开始就是“美式装备”。⁽⁵²⁾

1942年到1945年，马任国民党中宣部新闻处处长。在此期间，他做了两件有影响的事：一是1942年，马受其时中国新闻学会之托，起草了《中国新闻记者信条》十二条，被认为是中国当代第一个记者守则；再一个就是他那有关中国新闻自由的妙论。

二战结束后，美国报纸主笔协会（ASNE）代表团呼吁各国将“新闻自由”列入战后和平条约，并派一个新闻界代表团于1945年3月28日到达中国进行游说。他们的到访引起了新闻界的强烈反响。3月30日，《大公报》发表社评《欢迎新闻自由》，猛烈抨击中国压制新闻自由的传统。时任国民党中宣部新闻处处长的马星野第二天就在《中央日报》发表文章——《中国言论界的自由传统》，反击《大公报》“中国文化从没有过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的说法。马举出“诗”三百篇、《春秋》等讽谏政治、伸张民意的例子，来证明“言论界之自由与独立，乃是中国最可宝贵的传统”。

马星野说：“值得我们重视的，是中国四千年来一贯的民本主义精神，一贯的反对暴君，一贯的尊重清议，一贯的有是非善恶，如果我们一笔抹杀，以为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都是舶来品，这种荒漠如何能培植出新的花果？”

据说，马的文章看似批驳《大公报》，⁽⁵³⁾实乃一箭双雕，表明国民党内要求新闻自由的声音也在高涨。⁽⁵⁴⁾马的自由主义精神很快就得到了证明。

1928年在上海创刊的《中央日报》由于是国民党的党报、“党的喉舌”，报社高层崇尚“先中央后日报”，亦即党的宣传第一、新闻第二，新闻报道和言论方针必须配合党的政策。但1946年，马任中央日报社社长后，将中央日报“先中央后日报”的传统改成“先日报后中央”。编辑部一批报人追求“新闻第一”的理想，一再打破政治禁忌和意识形态的桎梏，创造了该报史上的“黄金时代”，这个功绩是和社长马星野分不开的。

所谓的“黄金时代”，突出表现在《中央日报》在此时期创造的中国新闻自由史上的几个著名案例上：比如记者漆敬尧曾披露孔祥熙、宋子文家族贪污国家外汇的内情，震撼全国；根据国大代表不满国军东北失利发出的声音“请杀陈诚，以谢天下”，制定了大标题，掀起轩然大波。⁽⁵⁵⁾

据当时任《中央日报》副总编辑兼采访主任的陆铿回忆：南京央报能够在抗战胜利后……办得有声有色的主因之一，是社长马星野暗中支持“先日报后中央”的做法。陆铿说：“《中央日报》自1928年2月创办以来，一直都是赔本的，赔了十八年的本。到1946年马星野老师接掌后才开始赚钱。内容充实，版面清新，新闻快而准；报纸杂志化，销路自是日日上升；有一个时期，刊登广告甚至排队，令人难以想象……”

据老报人徐咏平先生追忆，南京《中央日报》无论广告、销路，都打破了过去的销售纪录。马星野在任社长期间，以他在美国密苏里大学所学的新闻专业理念，使该报从一张仰赖津贴的报纸成为一张盈利的报纸。……为了几篇文章，马曾被党部记过，还差点挨流氓的打。⁽⁵⁶⁾

马当然是忠于蒋介石的。根据彭家发的研究，马“从到政校任教职，筹办新闻系，后担任抗战时新闻处处长、中央日报社社长，至中央通讯社董事长，他都完全听命于恩师蒋中正先生的安排”。1949年到台湾之后，马继续担任“中央”日报社社长。1952年转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四组主任，1959年出任驻巴拿马“大使”，1964年冬任“中央”通讯社社长，1973年4月转任“中央”通讯社董事长，直至1985年退休。1984年4月，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授予他“杰出新闻事业终生服务最高荣誉”奖章。马星野一生著作甚丰，主要有《新闻学概论》、《新闻事业史》、《新闻的采访与编辑》、《言论研究》等。

1991年3月11日，马星野病逝于台湾，享年83岁。他的部下徐钟佩女士的一篇悼念文章，披露了他最后的情景，她写道：

冠盖满京华，这一介寒士寂寂的死在一个二等病房里，他一生和浪费及奢侈作战。却节节败退，只有零落的掌声，未曾得到应有的反应。⁽⁵⁷⁾

吴嘉棠　（1934—1936留美）早年生活比较浪漫。他在密苏里大学读书时与一位堪萨斯姑娘相遇，堕入情网，因为当地禁止与有色人种通婚，两人遂去美国北部注册登记。1936年夏天，吴嘉棠学成归国，将妻子带回故乡上海，邂逅《大陆报》掌门董显光，其时吴嘉棠刚从美国回来，意气风发，两人又是密苏里同门，董显光大喜。遂聘吴到《大陆报》工作，后又提升时年24岁的吴为该报总编辑。

在上海孤岛时期，吴嘉棠曾在圣约翰大学新闻系任教，所讲授的英美新闻事业使学生大开眼界。后由于外籍教授相继回国，吴成为资深教授和系主任，从此声名大振。吴还被英文《大美晚报》发行人史带（C. V.Starr）聘为该报总编辑。时任《申报》社长和总主笔的潘公展也很欣赏吴嘉棠，聘他担任《申报》的采访主任，其时，吴嘉棠30岁出头，竟一身三任——新闻系主任、英文报总编辑、《申报》采访主任，成了上海报坛的风云人物。抗战期间，吴嘉棠因反对汪精卫政权而被列入黑名单，遭到通缉，一家人逃难寄居于上海当时的摩天大楼国际饭店。

吴嘉棠的公子、名记者、美国斯坦福大学新闻学教授吴惠连（William F. Woo）回忆道，他出生那天，上海在日军攻击下到处起火，做编辑的父亲把临盆的妻子送到医院门前，转身赶去主持采访突发的大新闻。曾是记者的母亲，只好自己步进产房……战争结束了，父母的婚姻也画上了句号。母亲好不容易挤上了去美国的客轮，家人都来码头送行——祖父母、叔叔阿姨、仆人和朋友们，独不见父亲的身影。

吴嘉棠

吴惠连回忆说：“当我问父亲在哪里时，有人说他在办公室。他们说他很忙，搞报纸就是这样子……对父亲来说，新闻对他太重要了，对妻子、儿子的责任都没关系。”⁽⁵⁸⁾

吴嘉棠和发妻离异后，不久就与女记者谢宝珠传出了绯闻。谢宝珠乃豪门闺秀，才貌双全，风头压过当时的女记者陈香梅、池廷熹。她与吴嘉棠的恋情，为多家小报追踪。据说二人斥资在上海白赛仲路上买了一幢花园洋房，极尽奢华，被誉为“小皇宫”。⁽⁵⁹⁾1949年春，解放军大军压境，直逼沪上，但崇尚自由主义的吴嘉棠匆忙离开上海却未去台湾，而是流亡日本，在东京创办了“泛亚”（Pan Asia）通讯社，每天向亚洲各地的中外媒体提供新闻特写和新闻图片，最初势头很猛，不久在各国通讯社竞争中风雨飘摇，终于倒闭。1956年，吴嘉棠携妻带女跑到香港创业，任英文《虎报》的总编辑，后感觉香港市场太小，心情郁闷，遂投笔从商，去南美淘金，结果一败涂地，倾家荡产。彼时谢宝珠又雪上加霜，提出离婚，落下吴嘉棠满怀寂寞之心，孑然一身，再回香港，不幸染上癌症，晚年凄风苦雨，于1982年8月郁郁辞世，享年70岁。⁽⁶⁰⁾

吴嘉棠本质上是个自由新闻人，一生未介入政党纷争，他也并不讨国民党欢迎，所以他在1949年未加入赴台的潮流。但是在政治的社会中，新闻人焉能摆脱政治、独往独来？吴嘉棠的一生是个令人深思的悲剧。

留美归国后的作为：官场名流

董显光　（1909—1913留美）1912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攻读硕士学位，后因母病辍学，次年回国，在船上遇孙中山，曾有一次长谈。这次会谈成为董显光事业的开端。孙还送他一把手枪留念，并介绍董担任上海英文《民国西报》副主笔和该报驻北京记者。1914年6月，董任英文《北京日报》主笔兼《纽约时报》驻京记者，因揭露袁世凯阴谋接受日本“二十一条”的卖国活动，引起世界轰动，遭受当局通缉，遂避居于天津法租界内，至1916年事态平息乃复出。⁽⁶¹⁾

董显光

董对近代中国新闻的最大贡献莫过于全面引进美国的新闻理念。1918年，董联合北洋大学法律系教授福克斯创办英文《华北明星报》，以重金聘请了一批美国资深编辑、记者，声名大振。在经营上以降低订报费和天天出报与其他中外文报纸竞争，一年后就成为天津发行量最大的英文报纸。1925年，董显光办天津《庸报》，一改过去各报头版以社论和广告为主的编排形式，将时事要闻放在头版，还请名作家主笔副刊，请体育明星、文化界名流撰稿，充实国际新闻，吸引了众多读者。《庸报》对传统中国报纸的突破，令其销路大增，日售万余份，与天津另两份报纸《大公报》、《益世报》成三足鼎立之势。⁽⁶²⁾1929年，董任上海英文《大陆报》总主笔和总经理，仍坚持以美国新闻原则办报。⁽⁶³⁾

董后来离开《大陆报》，主持国民党军委驻沪办事处外国新闻电讯的检查工作，并从此告别报人生涯，步入政界。这都是蒋介石的安排，蒋在1934年介绍董加入国民党。在抗战中，董历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第五部副部长、中宣部副部长，并曾作为蒋介石的随员参加开罗会议，1947年任行政院新闻局局长。1949年到台湾后被蒋介石任命为“外交部”特使，往来于美、日、欧洲各国，先后任驻日“大使”和驻美“大使”。自幼笃信基督的董显光，为人低调，与人为善，他曾是蒋介石在溪口龙津学校的英文老师，但当年他采访蒋时，一直不提此事，直到蒋某天突然觉得他眼熟，问他可是当年那个英文老师，他才不得不承认。蒋从此对他以“师”称之，他却从不以此骄人。⁽⁶⁴⁾他当了8年宣传部副部长，其间换了10任部长，最后来了个吴国祯，竟是董女婿在美留学的同班同学。在太太的压力下，他辞官赴美，去学汽车修理。⁽⁶⁵⁾随着年龄的增长，信仰弥坚，常称自己是“中国的农夫”。1958年退休后，他把时间大都花在传教布道上，并撰写了回忆录。1971年在美国病逝，享年75岁。

董著作甚丰，有《一个中国农夫的自述》、《蒋介石传》、《日笑录》、《台湾教会发展史》、《中国和世界报刊》等。

1957年，董显光获得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新闻事业服务奖章”，成为中国第二位获此殊荣的新闻从业者。

谢然之　（193？—193？留美）这个密苏里学人的经历比较神秘，到目前为止，他去密苏里的留学时间仍然是扑朔迷离。他的神秘色彩主要与他早期的奇特经历有关：他曾投身革命，是中共中央政府办事处秘书长和中共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编委，但后来这位共产党人投向国民党。对此，一位中共党史研究者做如下描述。

红军长征以后，瞿秋白担任中央局宣传部长，继续主编《红色中华》……瞿秋白搬到报社来住宿，与其他两位编辑韩进和袁血卒，一起承担报纸的编务工作。另一个编委谢然之藏在农村养病，不来上班，后来在敌人大搜查时被捕叛变。⁽⁶⁶⁾

据说，谢出卖了陈毅和项英，投奔了蒋经国，受到国民党高官、同乡陈诚的重用，先后任三青团中央团部书记长、办公室副主任和陈的私人秘书。郭沫若在《洪波曲》一书中对他有一段介绍。

（政治部开部务会议）陈诚的私人秘书谢然之这天也列席了。他曾担任瑞金《红旗报》的编辑，被俘后投降，由陈诚送他到日本住过一段时间。他也是心腹集团中的一个人，所有陈诚的应酬文字或演讲稿，大概是这位小人物（人的确矮小）代庖。⁽⁶⁷⁾

谢然之

谢然之在1941年至1944年任国民党新湖北日报社社长，惟陈诚之命是从，以陈诚的招牌扩充事业，向省直机关团体和湖北未沦陷各县摊派订报任务，报纸发行量由3000份增至7000份。⁽⁶⁸⁾他还代表陈诚，前去游说冼星海做国民党的音乐官员，遭到后者拒绝。⁽⁶⁹⁾1949年谢然之到台湾后，任《新生报》社长、国民党中央四组主任、副秘书长、驻萨尔瓦多“大使”，并任政治大学、文化大学教授、新闻系主任，后来投奔美国，走上不归路。

谢然之最为人所诟病的是他在1960年代任国民党文化高官时封杀台湾刊物《文星》惹出是非，由此遭到自由文人的强烈抨击。李敖在批评谢扼杀言论自由的同时，还揭露了谢更多的阴暗面。

谢然之是中共的叛徒

谢然之权倾一时之际，住在天母三路三十五街五号，看中了下女，奸之成孕，被太太发觉，怒将孕妇赶出家门。后来太太一想，自己既然不能生，何不收个儿子？于是遍寻下女，找了两三个月才找到。不料下女拿乔，敲了两万元（近四十年前的两万元），才把儿子交出。谢然之的无行，此为一端。⁽⁷⁰⁾

谢然之的后任、政治大学新闻学教授罗文辉却对谢然之持嘉许态度，称《新生报》在谢然之的领导下“很快就成为当时台湾最具影响力的报纸之一”，谢“为复校后的政大新闻系奠下了良好的基础”。⁽⁷¹⁾但是，作为新闻学人的谢然之没有留下任何有影响的新闻学著作。

沈剑虹　（1934—1939留美）在密苏里新闻学院获硕士后，1939年回国曾任南京中央社编辑、国民党中宣部国际宣传处编撰科科长、中宣部驻旧金山办事处主任、新闻局第二处处长。有关他的资料甚少。他的一生主要是做新闻官和外交官。1949年解放前夕，人心惶惶，许多人纷纷逃往台湾，但有少数人拒绝前往，而选择了美国、南美和中国香港，比如孔祥熙夫妇、宋子文夫妇、前行政院院长孙科、台湾省主席魏道明等，这其中也有沈剑虹的身影。沈的解释是他当时服务的行政院新闻局奉命解散，因此不得不留在香港就业。⁽⁷²⁾他先后任英文《中国邮报》副编辑、“丽的呼声”电台中文节目主任以及《虎报》主笔。直至1956年，他的命运突然发生了变化。转折的契机源于他的英文。沈的英文自幼就极为出色。1956年他偶然访问台湾时，适逢蒋介石回忆录《苏俄在中国》需要译成英文，多名资深人士前来翻译却不能尽意，最后有人举荐了他，蒋介石对他的英译十分满意，便任命他为总统私人英文秘书，沈从此官运亨通。⁽⁷³⁾不过蒋介石是否能鉴别英文之高下，还是一个问题，很可能是受夫人宋美龄的影响。事实上，宋美龄对沈剑虹的英文能力相当赏识。根据一份台湾的资料，当年，蒋介石和来访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总统府”前的广场发表演讲，宋美龄指名让沈剑虹做同声翻译。沈翻译得很好，此后蒋、宋对沈更加信任，⁽⁷⁴⁾沈剑虹的前途也因之一帆风顺，历任“外交部”情报司司长兼对外发言人、“行政院”新闻局局长、驻澳大利亚“大使”、“外交部”副部长、驻美国“大使”——他是国民党政权最后一位驻美“大使”。

沈剑虹

沈剑虹说：“当年选择密苏里新闻学院，而未选择常春藤盟校去念书，是准备终身献身新闻事业的”，成为“大使”并不是他的目标，⁽⁷⁵⁾然而政治使他走上了不归路。所以，沈剑虹身后没有什么新闻学著作，只留下了几本回忆录，代表作为《使美八年纪要：沈剑虹回忆录》。沈是密苏里学人中最高寿的一位，2007年7月去世，享年99岁。

结语

无论旧中国留美学人回国后作出了何种选择，有着何种政治取向，他们都参与了中国现代新闻学的开拓。他们将美国新闻理念全面引入中国，使中国新闻学直接融入世界新闻学的主流。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承前启后，薪火相传，中国的新闻业进入了全新的时代。留美学人的最大贡献就是直接推动中国的新闻学与现代新闻学接轨。

历史进程在1949年后出现了巨变。当新中国的新闻学以崭新的姿态踏上历史舞台之时，旧中国的新闻人物也就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一个时代的大幕拉开了，这个时代对美国新闻学是否定的，对旧中国留美新闻人也是否定的。然而，在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后不断的历史反思中，旧中国留美新闻人的历史作用正被重新评估。随着对这些人更系统、更深入的探究，他们在中国新闻史上的地位将会呈现得更加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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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宁树藩认为，中国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所讲中国现代新闻史，实为中国共产党报刊史”，见卓南生主编：《宁树藩文集》，376页，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3。

(2) 有关徐宝璜出身的信息很少，根据徐后人的披露，徐出身为“（辛亥）革命知识分子家庭”，见徐宝璜《新闻学》，17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3) 杨虎：《燕大新闻馆》，见萧东发：《风物：燕圆景观及人文底蕴》，41～42页，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

(4) 宁树藩：《松元君平与新闻学》，见卓南生主编：《宁树藩文集》，436～440页，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3。

(5) 蔡元培：《蔡序》，见徐宝璜：《新闻学》，17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6) 罗文辉：《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对中华民国新闻教育及新闻事业的影响》，载《新闻学研究》，1989（4）：201～210页。

(7) 有关情况见罗文辉：《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对中华民国新闻教育及新闻事业的影响》，载《新闻学研究》，1989（4），201～210。以及刘方仪：《中国化新闻教育的滥觞——从20世纪20年代燕大新闻系谈起》，载《北京社会科学》，2004（2）：153～159页。

(8) 见汪英宾纪念密苏里新闻学院建校20周年题词，此题词保存在该院二楼一室门厅两侧。

(9) 《马星野》，浙江在线，http://zjtz.zjol.com.cn/05zjtz/system/2005/12/23/006415055.shtml, 2005-12-23。

(10) 一说董母与北美长老会传教士费启鸿的夫人玛丽·梦克丽兰交往密切，经其推荐，董显光成为官费留学生。见林放：《天津〈庸报〉创办人董显光》http://www.cnnb. com.cn/gb/node2/channel/node13890/node18707/node61076/node61083/userobject7ai1292732.html, 2006-10-07。有关董显光早年的经历，见董显光：《董显光博士自传》，4～35页，台北，台湾茗光图书中心社，1975。

(11) 有关董显光的美国留学经历，见董显光：《董显光博士自传》，14～35页，台北，台湾茗光图书中心社，1975。

(12) 梁实秋：《唐人自何处来》，载梁实秋《梁实秋文集》，251页，吉林，吉林摄影出版社，2000。

(13) 刘亦实：《特立独行的民国著名记者赵敏恒》，载《文史春秋》，2006（11）：56～58页。

(14) 赵敏恒：《采访十五年》，2页，重庆，新闻战线社，1943。

(15) 赵敏恒：《采访十五年》，3～9页，重庆，新闻战线社，1943。

(16) 徐宝璜：《新闻学》，10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17) 徐宝璜：《新闻学》，6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18) 储玉坤：《吴嘉棠报海沉浮记：从圣约翰到密苏里》，载《档案与史学》，2002（1）：52～53页。

(19) 俞梦燕：《美国的新闻教育家与中国》，转引自罗文辉：《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对中华民国新闻教育及新闻事业的影响》，载《新闻学研究》，1989（4）：201～210页。

(20) 徐宝璜：《新闻学》，10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21) 徐宝璜：《新闻学》，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22) 参见姜豪：《战时重庆见闻录》，载《档案与史学》，1996（3）：55页。

(23) 宁树藩：《怀念汪英宾教授——兼论他的〈中国本土报纸的兴起〉》，载卓南生主编：《宁树藩文集》，346页，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3。

(24) 杨黎：“云山苍苍　江水泱泱　先生之风　山高水长……”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网页，dpt.swupl.edu.cn/content.asp?d7&ci, 2007-07-06。

(25) 徐培汀：《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237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26) 谢振声：《著名新闻教育家蒋荫恩》，http://www.cnnb. com.cn/gb/node2/channel/node13890/node47548/node62692/node62698/userobject7ai1299873.html, 2011-12-18。

(27)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编：《顾惟钧回忆录》，第6卷，55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28)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编：《顾维钧回忆录》第6卷，55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29)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五十年光辉之路：1955年》，http://edu.sina.com.cn/y/news/2005-11-11/145248052.html, 2005-11-11。

(30) 蒋荫恩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自杀和他1940年代末期在国民党驻美国大使馆任职有关，蒋在燕京大学的同事、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教授的方汉奇证实，蒋的自杀除了上述原因外，还与蒋与燕京大学校长、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以及蒋曾给《中央日报》写过社论有关。见方汉奇教授致作者信，2008年3月4日。

(31) 赵敏恒曾说：“我向来不想当教书匠，更不想教新闻学课程”，见赵敏恒：《采访十五年》，77页，重庆，天地出版社，1944。

(32) 刘亦实：《特立独行的民国著名记者赵敏恒》，载《文史春秋》，2006（11）：56～58页。

(33) 关于此事件，吴中杰记载道：张道藩是法国留学生，以文化行家自居，又自恃得宠于当道，平日非常骄傲。在一次金陵大学的新闻发布会上，他用法语与法新社首席记者及其漂亮的女秘书高声交谈，影响了会场秩序，主持人向他示意，但他仍喧哗如故。赵敏恒看不下去，以英语斥责张道藩，张恼羞成怒，对赵加以恫吓。为了照顾会场秩序，赵敏恒暂不理他，等散会之后，却候在停车场上，等张道藩出来，就迎了上去，直呼其名说：“我倒要领教你如何报复我！”张道藩哪里受过这样的冲撞，显得非常狼狈，而赵敏恒则毫无退让之意，出现了尴尬的场面。别的同行官员连忙出来打圆场，才算了事。见吴中杰，《一代名记赵敏恒》，http://www.xiaodaya.com/Story/renwu/20110723/46452.html, 2011-07-23。

(34) 刘亦实：《特立独行的民国著名记者赵敏恒》，载《文史春秋》，2006（11），56～58。

(35) 赵敏恒：《采访十五年》，37～38页，重庆，天地出版社，1944。

(36) 赵敏恒：《采访十五年》，37～38页，重庆，天地出版社，1944。

(37) 徐培汀：《国际著名记者赵敏恒》，载《新闻窗》，2004（06）。

(38) 刘亦实：《特立独行的民国著名记者赵敏恒》，载《文史春秋》，2006（11）：58页。

(39) 赵敏恒：《采访十五年》，88～95页，重庆，天地出版社，1944。根据徐铸成回忆，赵敏恒1943年从伦敦路过开罗，看到飞机场停了很多小汽车，就向伦敦总社发了一条新闻，说开罗有迹象表明正举行一个重要会议。他是用无线电发给总社的内参电。蒋介石、罗斯福、丘吉尔的确正在开秘密的开罗会议。希特勒的无线电收到路透社的这条消息，就提高了警惕，知道几个国家在联合对付他，就准备了一套应付措施。事后，罗斯福向丘吉尔抗议，丘吉尔大光其火，责问路透社，路透社遂将赵敏恒免职。见：陈坚《“客观性”和“有立场”》，http://www.zeview.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2580&Item413,2010-06-25。另见吴中杰：《一代名记赵敏恒》，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wcq/article_2010093020566.html, 2010-09-30。

(40) 据说，国民党军上海警备司令汤恩伯三次催他到台湾去，说机票都已订好了；宋美龄派其留美同学张蔼真来找谢兰郁，劝他们到台湾去；联合国总部也邀请赵去做新闻官员。见吴中杰，《一代名记赵敏恒》，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wcq/article_2010093020566.html, 2010-09-30。

(41) 吴中杰，《一代名记赵敏恒》，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wcq/article_2010093020566.html, 2010-09-30。

(42) 沈宁：《一个家族记忆中的政要名流》，207～208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

(43) 张允若：《一张老照片引发的回忆》，http://www.mykh. 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2904322,htm, 2012-01-02。

(44) 见肖沱：《缅怀名记者、名教授赵敏恒先生》，http://gpanda.blogbus. com/s1038866/html, 2005-05-07。

(45) 吴中杰：《一代名记赵敏恒》，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wcq/article_2010093020566.html, 2010-09-30。

(46) 吴中杰：《一代名记赵敏恒》，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wcq/article_2010093020566.html, 2010-09-30。

(47) 刘亦实：《特立独行的民国著名记者赵敏恒》，载《文史春秋》，2006（11）：58页。

(48) 肖沱：《缅怀名记者、名教授赵敏恒先生》，http://gpanda.blogbus. com/s1038866/html, 2005-05-07。

(49) 陆铿：《大记者三章》，http://www.xici.net/b244699/d33619420.htm, 2005-11-12。

(50) 吴中杰，《一代名记赵敏恒》，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wcq/article_2010093020566.html, 2010-09-30。

(51) 毛德传：《采访欧洲战场的中国记者不止萧乾一人》，http://www.shtong. gov.cn/node2/node70393/node70403/node72484/node72495/userobject1ai81193.html, 2007-12-13。

(52) 彭家发：《新闻业挨轰由来已久》www.rthk.org. hk/mediadigest/20061114_76_121192.html, 2006-11-14。

(53) 马星野：《中国言论界的自由传统》，载《中央日报》，1945年3月31日。

(54) 香港大学中国传媒计划：《六十年前的传媒在说什么》，http://cmp. hku.hk/look/article.tpl, 2005-04-24。

(55) 陈之岳：《追忆国民党报〈中央日报〉新闻第一的光芒》，载《亚洲周刊》，2006（24）。记者徐佳士采访国民大会听到福建籍国大代表林某因不满国军东北失利大喊“请杀陈诚，以谢天下”时原文照录。陈诚担任参谋总长时曾放出“三个月内解决共军”的豪语，此举使陈诚恼怒和难堪。陈本人时任该报常驻监事长。

(56) 骆训诠：《政治大学新闻学系马星野：一代新闻宗师》，www.jour.nccu.edu.tw/introductionhtml, 2006-10-14。

(57) 马允元：《温州方言》，www.lesson.com.cn/historypersonality/44.htm, 2012-01-12。

(58) 陈婉莹：《悼念学者型的新闻人吴惠连先生》，http://gbcode.rthk.org. hk/TuniS/www.rthk.org. hk/mediadigest/20060515_76_120960.html, 2006-05-15。

(59) 《旧上海女记者掠影：谁是上海滩的“记者之花”》，http://news. xinhuanet. com/newmedia/2007-06/08/content_6215929.htm, 2007-06-08。

(60) 储玉坤：《吴嘉棠报海沉浮记：从圣约翰到密苏里》，载《档案与史学》，2002（1），52～53。

(61) 林放：《天津〈庸报〉创办人董显光》，http://www.cnnb. com.cn/gb/node2/channel/node13890/node18707/node61076/node61083/userobject7ai1292732,html, 2007-12-13。

(62) 林放：《天津〈庸报〉创办人董显光》，http://www.cnnb. com.cn/gb/node2/channel/node13890/node18707/node61076/node61083/userobject7ai1292732,html, 2007-12-13。

(63) 《〈大陆报〉（The China Press）——美国在华的主要报纸》，http://www.beiwaionline.com/englishstudy/2003/Jul/corridor_01.html, 2006-10-12。

(64) 曾虚白：《曾虚白自传》，171～172页，台北，联经事业出版公司，1988。

(65) 曾虚白：《曾虚白自传》，350页，台北，联经事业出版公司，1988。

(66) 陈铁建：《瞿秋白：从书生到领袖》，26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67) 郭沫若：《洪波曲》，见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编：《郭沫若全集文学编》，14卷，7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68) 《抗日烽火下的恩施报坛》，恩施新闻网，http://www.enshi.cn。

(69) 《人民音乐家冼星海》，14～15页，武汉，华中新华书店，1949。

(70) 李敖：《快意恩仇录》，142～145页，北京，中国友谊出版社，1995。

(71) 罗文辉：《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对中华民国新闻教育及新闻事业的影响》，载《新闻学研究》，1989（4），209。

(72) 沈剑虹：《我替蒋公当了十年翻译》，载《传记文学》，1986（10），12。

(73) 《沈剑虹》，http://www.ndcnc.gov.cn/datalib/2003/Character/DL/DL-20031227141839。

(74) 沈剑虹：《我替蒋公当了十年翻译》，载《传记文学》，1986（10），12。

(75) 沈剑虹：《使美八年纪要：沈剑虹回忆录》，9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