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性学术成果

第一篇　主要学术论文

刻苦钻研锁“黄龙”

原载《新华日报》1980年8月
叶南客

一项新工艺——尿素溶丝法，锁住了华东电子管厂一条危害生产二十多年的“黄龙”。新工艺的主要完善者是这个厂的青年技术员王少华同志。

华电从1953年生产日光灯起，就有这条“黄龙”了，在生产日光灯灯丝的时候，工艺规定先将丝绕在钼芯上，经过高温定型后，再用酸水溶去钼芯，留下钨丝。在用硫酸、硝酸等配制的混合酸溶解钼芯时，激烈的化学反应产生大量的氮氧化物气体，从烟囱里冒出来，污染环境。因为它是黄色的，所以被人们称作“黄龙”。“黄龙”缭绕，随风蜿蜒，周围两三百米的行人经过时都要捂住鼻子赶快走开；若逢雨天，黄烟遇水成“酸雨”，人们更是不敢从烟囱旁边路过。这条“黄龙”实为“毒龙”，能引起呼吸道疾病，目前在我国灯泡行业，在有酸洗工艺的单位，普遍存在着“黄龙”污染问题。为了锁住“黄龙”，王少华动了不少脑筋，出了很大的力。

小王今年刚满30岁，是1978年的大学毕业生。到厂不久，他协助化工车间治理了汞害。接着，他又同卫生科同志一起，对全厂的污染进行了监测和综合调查。调查中，职工、家属要求消除“黄龙”危害的呼声很高，小王深感锁“龙”迫在眉睫，暗暗下定决心为民除害。

恰好这时北京灯泡厂来人向他们了解治汞的情况。在交谈中，小王得知北京灯泡厂在混合酸中加入尿素，能够消除“黄龙”，甚为高兴。去年6月下旬，他学习兄弟单位的经验，进行了锁“龙”试验。

一天上午九时左右，小王和3车间张富宝、马基标等技术人员，工人一起，穿上白大褂，戴上橡皮手套，挖了一勺尿素倒在混合酸中，投入钼丝后，横行了20多年的“黄龙”果然消失了。参加试验的人们高兴极了，但是小王却没有就此止步。他想，尿素可以锁“龙”，看来路子是走对了，但配制比例和操作程序是什么？又为什么延长了溶丝的时间？所有这些问题有关的资料上都没有说明，应该继续去研究和探索。他认为，作为一项新工艺，应该具有科学性，像这样不计量、无程序的做法是不行的。小王决心沿着这条路子走下去，努力寻找尿素消除“黄龙”的规律，把这项新工艺完善地、科学地确定下来。他的想法得到了领导和同志们的赞同和支持。

新的试验又开始了。小王他们先是发现少掺些水，可以使芯加快溶解。然后继续反复配制，终于寻得了能最大限度缩短溶丝时间的加水参数。他们又一鼓作气，经过数十次试验，选出了尿素掺入混合酸的最佳配比方案。至此，可以说尿素溶丝法新工艺正式诞生了。

然而，谁也没想到，就在这项新工艺于去年冬季第一次用于生产时，半路上杀出了个“程咬金”：钼芯溶去了，钨丝上却又莫名其妙地附上了一种沉淀物，用自来水难以清除，不仅给工人操作带来了麻烦，而且严重地威胁着产品的质量。小王弄了一些沉淀物放在盘子里，倒了一盆子开水，心想：要是能像盐一样化开就好了。然而事与愿违，那东西丝毫未溶。沉淀物是什么东西？怎样消除呢？在领导的支持下，小王几次到南京图书馆在成千上万份资料里查找有关内容，但是毫无结果。

“路既然走对了，就要走到底！”小王横下一条心，和同伴们一连几天苦战在操作柜前，用各种溶液连续进行了几十次试验，终于判断出沉淀物是一种硫钼化合物。他们继续攻关，又经过数十次的试验，终于找到了消除沉淀物的办法。当这个顽固的沉淀物最终在众目睽睽之下销形匿迹时，人们都高兴地向他们祝贺。

王少华同志善于学习，勤于钻研，勇于探索，在进厂不满两年的时间里，就为环保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采访结束的时候，我们请小王谈体会，他说：“没有领导的支持和大家的努力，我纵有天大本事，也是不会成功的。”

南师新闻班实习生　叶南客
本报记者　阮以德

巴尔扎克笔下的“善”
——从《无神论者做弥撒》说起

原载《名作欣赏》1983年第6期
叶南客

文学史上早有定评的批判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以他的鸿篇巨制《人间喜剧》名重于世，凡是接触过外国文学的人，无不为这位文坛巨子对法国19世纪前期这幅巨型风俗画的广阔和深邃所折服。但是，百余年来，巴依扎克创作倾向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方面却被研究者忽视了，起码说是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个曾被巴尔扎克本人多次强调了的问题，就是《人间喜剧》中所显示的理想主义倾向，即巴尔扎克作品中对真、善、美的颂扬。

过去我在读巴尔扎克的小说时，就曾对他不少名著中的美学产生过共鸣，如他的代表作之一《欧也妮·葛朗台》中对女主角的善良纯洁以及她为爱情做出的牺牲所作的赞美，长篇《邦斯舅舅》中对纯朴的性格和真挚动人的友谊的歌颂；还有《幻灭》中对大卫·赛查和吕西安的妹妹夏娃等人具有的美德所作的褒誉……不过这些美的形象大都被本书中对其他丑恶的伪善人物的揭露，遮住了其应有的光辉，因而被人们忽略了。我最近重看了巴尔扎克的一部精彩的短篇《无神论者做弥撒》后，《人间喜剧》中的美学倾向更在我头脑中留下了鲜明突出的印象。下面就这一个短篇谈谈我对巴尔扎克作品中具有的美学倾向的初步看法。

一

《无神论者做弥撒》堪称巴尔扎克短篇中的一部杰作。小说写于1836年，属“私人生活场景”，它着力刻画了挑水夫布尔雅这个朴实善良、毫不自私而勇于自我牺牲的形象。作者用了戏剧性手法，开头就布下疑阵：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伟大的外科医生”，古怪的德斯普兰，被他的高足皮安训（巴许多作品中出现过的著名医生）发现，曾不止一次去教堂做弥撒。这个无神论者德斯普兰医生一边把做弥撒比做滑稽剧，并讽刺它“使基督徒流过的血比拿破仑的所有战役和布鲁塞尔的所有水蛭所付出的血还要多！”，而一边又诚惶诚恐地沿着墙走进圣絮尔皮斯教堂，恭恭敬敬地跪在……圣母小堂前面。莫不是这个“伟大的人物”言行不一，或是个隐瞒自己观点的人吗？可皮安训根据在德斯普兰身旁多年的经验，知道他的老师不是这样的人。他们彼此相知太深了，因而老师信仰与行为之间有这样明显的矛盾使皮安训极费猜详。从而，小说便具有了一股使读者急于揭开谜底的魅力。原来在德斯普兰未成名之前，他是一个连买书、喝咖啡都没有钱的穷大学生，在“贫困的沼泽中跋涉了许久”，他一直在发狂似地用功读书，过着孤苦无援的生活，直到有一次因欠房东三个月的租金，临被赶走之际，和一个素昧平生的挑水夫布尔雅萍水相逢。布尔雅是一个孤儿，从未被人爱过，也从未爱过别人，他苦熬了二十三年之后，已积下一笔存款。在了解了新相识的“穷先生”的窘况之后，他放弃了憧憬一生的“野心”——买一只水桶和一匹马，而把所有的钱用来供给德斯普兰准备毕业论文，他知道德斯普兰的“才智的需要”比他的需要更重要。为了使德斯普兰有咖啡提神好开夜车，布尔雅自己便只吃大蒜涂面包，真是把全部的爱都倾注到别人的身上。就这样，差点饿死的穷大学生终于成了名人，布尔雅的高兴是可以想象的。但这个高尚的挑水夫，感情极其淳厚深沉，他所要求的只是真挚的友爱，而不是像当时社会中的一些小人，势利眼睛只顾盯着报酬，布尔雅从不曾流露过“这个人多亏了我”这种施恩的表示，可以说他的自我牺牲精神完全是出自崇高的爱、无私的善。

布尔雅是个天真而单纯的天主教信徒，他为德斯普兰事业上的成功掏尽了心血，临终前，虽然他对天主教信仰十分虔诚，但他不愿劝德斯普兰这个无神论者用做弥撒来使自己灵魂安息，因为他绝不企图别人的报恩。但德斯普兰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方式可表示出自己对恩人的无限感谢和思念，便超出自己的无神论信仰，以布尔雅的名义做了台弥撒，每年四季都去教堂虔诚地祈祷让善良的挑水夫早日进天堂。

揭开谜底之后，细心的读者可能还会注意到，开始渲染的彻底的无神论者为什么虔诚地做弥撒这一矛盾的气氛，除了在艺术上引人入胜外，巴尔扎克的真正用意还是在于通过描绘出善良和信仰之间的矛盾，而进一步讴歌了人的灵魂深处的善与美。布尔雅这个高尚纯朴的劳动人民形象确实是巴尔扎克笔下一个不朽的善良的典型。

二

以往，《人间喜剧》为人所熟知的两个主题是：揭露资本主义的金钱关系；对行将崩溃的贵族社会作“挽歌”。然而《无神论者做弥撒》等却为我们揭示了巴尔扎克作品中的第三个主题：歌颂善与美。

在小说中，巴尔扎克并不是仅用些善良、美德的空洞词句来简单概括人物性格，而是通过德斯普兰充满激情的回忆，于细枝末节处揭示出人物灵魂中的善与美，对挑水夫高贵人格的热烈歌颂的感情在字里行间到处洋溢。如果拿这篇小说跟巴尔扎克自己的另一些名著，如《高老头》《高利贷者》《纽沁根银行》等相比，真令人难以置信是出自一人手笔。《无神论者做弥撒》中的高尚感情是那样热烈奔放，它引导人们向善向美；而像《高老头》等作品中则对眼前的金钱世界洞察得那么深，对丑恶的事物揭露批判得那样淋漓尽致。在《高老头》中，通过伏脱冷之口，把当时的巴黎社会比作一个“垃圾坑”，并说：“凡是浑身污泥而坐在车上的都是正人君子，浑身污泥而搬着两条腿走的都是小人流氓。扒窃一件随便什么东西，你就给牵到法院广场上去展览，大家拿你当把戏看。偷上一百万，交际场中就说你大贤大德。”这一席话把法国金钱社会的现状挖苦得入木三分。

拿这两类出自一人笔下的作品相对比，又使我想起关于巴尔扎克创作倾向的争议。早在巴尔扎克生前，就有人因为他在作品中对当时社会的嘲弄过于激烈而指责他的小说“不道德”，当时巴尔扎克本人就曾挺身抗辩道：“如果一个青年读了《人间喜剧》之后……，不喜欢向那些在《人间喜剧》中比在实际世界中数目还众多的善良的、有品德的人学习，对这样的人，即使充满了天主教教义的、最道德的书籍，也起不了什么作用”（见《致卡斯狄叶先生书》）。并且巴尔扎克在他的《人间喜剧·前言》中也强调要“看看各个社会在什么地方离开了永恒的法则，离开了真，离开了美，或者在什么地方同它们接近……”。他还声明：“……在我所作的社会的图画里，有德行的人物却多于应该受到谴责的人物。值得非难的行为、过失、罪恶，从最轻微的直到最严重的，在这幅图画里总是受到人间的或神明的、显著的或隐秘的惩罚。”同时巴尔扎克认为自己对布尔雅等正面人物的描写是“把在文学上使一个有德行的人能够引人入胜的难题解决了……”。因此我得出了这样的看法：巴尔扎克在一个接一个完成他的杰作之际，并没忘记对真、善、美的追求，他自认：“道德是绝对的。”

但是直到今天，总有些人不愿意承认巴尔扎克作品中的民主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倾向，不是避而不谈巴尔扎克笔下所流露的善美观点，就是指摘巴尔扎克正面典型的塑造和美学内容表现得“单薄”“苍白”，把问题一带而过。我们说，分析事物，始终不应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分析巴尔扎克作品有没有理想主义的光辉，表现得强烈与否，以及观点是否正确，也都应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出发。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专门辟出一栏“乡间生活场景”来表现“最纯洁的性格，以及秩序、政治、道德的伟大原则的应用”（《人间喜剧·前言》）。这个“场景”中的多数小说，如《幽谷百合》和《乡下医生》等都集中体现了巴尔扎克的理想主义的审美观。当然这些作品有不少内容都表现了不够现实的乌托邦思想，但作为批判现实主义大师的巴尔扎克来讲，其思想的积极意义，还是不由得人钦佩的。

三

以批判现实著名的巴尔扎克歌颂善与美的目的何在呢？让我们看看他自己是怎样解释的吧：“教育，是民族最伟大的生存原则，是一切社会里把恶的数量减少、把善的数量增加的唯一的手段”（《人间喜剧·前言》）。“教育他的时代，是每一个作家应该向自己提出的任务”（《致卡斯狄叶先生书》）。巴尔扎克充满热情地刻画了一个挑水夫的善良品格，其目的显然是为了在广大读者面前树起一个德行的丰碑，用一个美的形象来教育自己的时代，引导人们向往真、善、美。因此巴尔扎克在这里自觉地使他的作品强烈地发挥出文学所独具的审美教育作用。同时，他在人们面前塑造出栩栩如生的善与美的典型，目的又是与现实中的丑恶作一突出的对比，正像巴尔扎克说的：“我为《人间喜剧》所付出的孜孜不倦的辛勤劳动，就是这种善与恶的有益的对立。”通过小说主人公的善行和客观现实中的种种丑恶相对照，启示人们起来抵抗和消除身边的假、丑、恶，追求崇高的理想。

我们超出《无神论者做弥撒》这篇小说来看巴尔扎克的理论和其他作品，应不难看出，巴尔扎克对社会的腐败所进行的揭露和批判固然是主流，但在这其中，真、善、美的流露还是处处都闪烁出了耀眼的光芒。在巴尔扎克早期的一篇《风雅生活论》的文章里，他曾发人深省地提出：“有没有可能创造一种人不可能胡作非为的形式？一种人关心善胜过关心恶的形式？”（李健吾译《巴尔扎克论文选》）可见在巴尔扎克的世界观中，对善良和美的追求是十分明显的。其他还有一些比较动人的作品，如《于絮尔·弥罗埃》《奥诺太佛》《比哀兰德》等等也都表现出对善与美的颂扬和求索。因此我想回过头来再强调一句：《无神论者做弥撒》这篇小说是十分动人的，并且它有力地向人们证实了这样一个观点：巴尔扎克没有忘记“善”。

雄姿与深情
——小李杜诗歌文化特点比较研究

第三稿修改于1980年8月
叶南客

综观晚唐诗坛，李商隐与杜牧不仅称霸一时、最为显赫，并且各树一帜、并驾齐驱。两大诗人所处时代背景相同，都是以七言律绝的手法娴熟、韵味隽永名垂诗史，但诗风迥异，正如清人刘熙载在《艺概》中所说：“杜樊川诗雄姿英发；李樊南诗深情绵邈”。所以李杜诗词风异同值得我们研究。

（一）

李、杜二人的生活与创作期基本相同。杜牧（803—853）比李商隐（813—858）大十岁，同处于晚唐多事之秋，唐帝国的盛世已经“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当时朝外藩镇割据，民生日窘，唐朝统治濒于崩溃，朝内宦官擅权，朋党倾轧，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复杂混乱，并且趋向激烈。面临亡国的威胁，两大诗人的诗中都充满了爱国主义的激情。他们诗里抒发了自己的政治理想，抨击醉心利禄的奸臣，如杜牧《感怀》诗中，暴露了“夷狄日开张，黎元愈憔悴”的兵连祸结的黑暗局面，倾吐了自己虽有远大抱负却无从施展的衷肠。李商隐则在“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宝安城楼》）的名句中，抒发自己忧伤国事和“欲回天地”的政治理想，并且在这首诗的尾联“才知腐鼠成滋味，猜忌鹓雏竟未休”中，鞭挞了利欲熏心、嫉贤妒能的当朝权贵。杜牧诗中多次提出要收复失地，削平藩镇，巩固国防；而李商隐在《复京》《浑河中》《韩碑》等大量诗中也热烈拥护朝廷历次平叛战争，歌颂了对国家统一事业作出过贡献的爱国将领。这是他们二人诗中思想相通的一面。还有李、杜二人虽都出身于官僚家庭，但在政治上受到排挤，一生并不如意。李商隐成了李、牛两党权势相争的牺牲品，晚年生活如其自叙：“故园芜已平”，“我亦举家清”（《蝉》）。杜牧有远大的政治主张，但平素不肯敷衍权贵，自称性格“褊狷”，因此空有抱负却不为人所赏识，一生就像《新唐书·杜牧传》中所说：“牧刚直有奇节……因踬不自振。”生活遭遇上的颠簸失意，使李、李诗中更强烈地表现出对唐末腐败政治的不满和对民生疾苦的同情。边患成灾，民不聊生、朝廷内部的钩心斗角，这一系列问题的根源在于最高统治者皇帝，李、杜都有相当数量的政治诗，把批判矛头指向了皇帝。如李商隐的《隋宫》两首诗中，就用隋炀帝、陈后主这两个亡国之君的典故，揭示荒淫糜烂的生活必然招致国破身亡的结局这一深刻的历史教训。杜牧更是锋芒毕露，在散文《阿房宫赋》中，他就曾借秦朝，以讽当世，矛头直对唐敬宗“大起宫室，广声色”（《上知己文章启》）的劣行。在诗中，杜牧更是借典抒愤，如他的《过华清宫绝句》三首，从“一骑红尘妃子笑”，到“霓商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来”，最后又“雪中乱拍禄山舞”，再三批判了唐玄宗昏聩享乐的腐朽生活，实际上是隐刺晚唐统治者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必然也要像历代昏君一样落得个“不暇自哀”的悲惨结局，措辞委婉，寓意极深。

李、杜诗中也不乏对劳动人民表示深刻同情的良篇。如《灞岸》诗中，李商隐以“山东今岁点行频，几处冤魂哭虏尘”的名句，通过想望中东都一带兵士应征，北方边地百姓号哭的情景，表现了诗人对百姓苦难的深切同情和哀叹。杜牧的《题村舍》一诗中，也深刻形象地反映出农民长年处在“潜销暗铄”的贫困折磨之中，谴责了“万指侯家”过着豪华淫佚的生活。从以上这些诗中可以看出李、杜作为具有进步思想、忧国忧民的士大夫，他们对统治者和统治阶级揭露批判得最为深刻；在政治抱负上，他们既都有“欲回天地”的“凌云一寸心”，又都感伤地发出了“谁其为我听”（杜牧《感怀》）的怀才不遇之叹；他们都有“哀民生之我艰”的诗篇，但毕竟受到阶级、时代的局限，虽偶有佳作，但内容上不够丰富，思想性比不上杜甫、白居易等现实主义的史诗那样深邃。在这里要提出的是李、杜在诗歌的人民性表现上也各有特点：因为两人环境遭遇的殊异，因此在表现民生疾苦、关心劳动人民的诗作方面，杜牧不及李商隐的多；而在思想内容上，李商隐又不及杜牧那样积极向上。杜牧诗中对“黎元愈憔悴”体现的是“忧”与“愤”，而李商隐只流露出“叹”和“怨”，因此李诗较为消沉颓伤。

（二）

由于时代背景相同，李、杜同是爱国诗人，所以他们之间诗歌的思想性，同者多于异。然而从他们诗中描写的具体内容以及怎样表现，格调的高低浓淡，展示的详略深浅等角度来看，他们便人各有体，风格之异远多于同了。

先从他们诗中主要描写的对象来说，杜牧诗中对时事反映得最多的是藩镇跋扈与外族侵凌，他认为必须除此二患，国家方得安宁，他的许多诗篇都是表示这种政治主张与忧国忧民的情怀，这也与杜牧受其祖父杜佑的影响，喜欢研究古今治乱得失，爱好兵学有关。李商隐诗中却多是忧伤朝政衰落以及抒发自己失意的怅然感叹，他诗中近千年来引人注目的“无题”诗，不论从政治性还是从爱情诗的曲折描写来看，都可以说明这点。

另外，李、杜二人诗中对自然景物的描绘却还有相近处。他们都不愧是写景言情的能工巧匠，山水柳桥、雨雾蝉鸟在他们笔下都是栩栩如生，画境清雅，余味悠然。但二人写景的匠心所重却不完全相同，杜牧精于描景，李商隐擅于抒情。先看李商隐早期的《初食笋呈座中》，首尾两句：“嫩箨香苞初出林”，“忍剪凌云一寸心”，状物言志，以问句结尾更显其含蓄，已初步形成了诗人咏物诗的风格。到他后期的一首《流莺》诗中，则是更具特色，这首诗抓住“流莺飘荡”的特征，突出勾勒了它“风朝露夜阴晴里”，以展现作者自己流落漂泊，无所栖托的政治遭遇，最后又以“凤城何处有花枝”的问句结尾，形象婉转地抒写自己不为人所理解和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精神苦闷，借凄丽悲凉的景色，流露了浓郁深沉的迷惘情绪。从这前后期两首写景言情的诗中，我们可以窥探到李商隐咏物诗所具有的“沉博”“绵邈”的风格。再看杜牧的写景咏物诗，虽也有蕴蓄深曲的情思，但意境却是重在表现：山光水色、风华流美，春花秋月清雅入画。如果说李商隐诗令人于翩翩遐想中沉湎于深情幽境，杜牧诗则令人于玩味无尽处更感景秀情美，流连忘返。请看杜牧《寄扬州韩绰判官》一诗：“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诗中特别是后十个字，通过弓桥泛月，玉人吹箫，真个把扬州的良宵美景勾勒得怡然出画，画境入幽，使人不禁想象自己徘徊于古城名桥之上，仰视皎月明，遥闻箫声咽，油然升起一番雅趣。杜牧也有一首提到莺的诗，“千里莺啼绿映红”（《江南春绝句》），但这里的啼莺和李商隐眼中的啼莺又有不同，李是从啼莺越陌临流，无所栖息的角度着眼；而在杜诗中，可以说莺只是江南春景中的一个自然尤物，它引人想象到江南春季里的“山村水郭”和“烟雨楼台”。虽则诗中也流露出伤春伤世之感，侧重点却还在展现胜境，因此风格显得清雅俊致，与李诗的幽美蕴藉迥异。

李、杜二人有伤春伤别的诗，可以说这是他们风格中的相同点，但李商隐比杜牧表现得更加多还深并且曲缓，大多盘桓于个人浓郁朦胧的希望失望之间。特别是李的一些“无题”诗，伤春伤别之情读者一目了然。但索其寓托，却难以捉摸。如他的一首著名无题诗“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蓬山到此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这到底是一首隐蔽的政治诗，以显示其对统治阶级的希望，像“青鸟探看”是相劝朋党之人回心转意呢，还是一首情意深远的爱情诗？或者还是另有所寄？各人理解不尽一致。而杜牧的伤春伤别诗却是多直抒胸臆，风格清朗淡雅，即使有些深叹人事变幻，含不尽忘于言外的诗，也都能使人比较清晰地看出诗人心中的无限感慨。如杜牧的名篇《杜秋娘》一诗，从这位金陵名妓的“红粉”与“唱金缕衣”，“有宠于景陵”（即唐宪宗）到“铜雀分香悲”后的“感其穷且老”，反复低吟，慨叹了杜秋娘一生命运漂泊变化。上推历代男女，下及“己身不自晓，此外何思惟？”深感自己也不能免此“似梦复疑难”的人世沧桑。这首诗确实是深情幽怨，细腻动人，但它表现得却不像李商隐那样“意旨微茫，令人测之无端”（清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卷四），而是意深情绵处见慷慨豪畅。值得一提的是李商隐对杜牧这首反映世事无常、天涯沦落的感伤诗颇加推崇，在《赠习勋杜十三员外》一首诗中赞道：“清秋一首杜牧诗，……羊祜韦丹尽有碑。”盛赞了杜牧的文才，并且从积极的方面劝慰诗友“鬓丝休叹雪霜垂”，也表现了李商隐关怀国家大事的豁达胸襟。这首诗的调子较为明快，显然学自杜牧清畅的特色。这里特别还要提出李商隐的一首七绝诗《杜司勋》：“高楼风雨感斯文，短翼差池不及群。刻意伤春复伤别，人间惟有杜司勋。”“伤春伤别”不仅是杜牧，更是李商隐诗中的重要主题，李称扬杜，实际上是引牧之为同调，在对杜牧的赞誉中也寄寓了很深的同感。一方面向人们揭示杜牧诗中含有深刻的政治内容，一方面也折光式地道出了自己的隐衷。最后一句“人间惟有杜司勋”，我觉得如果单以字面去理解，是难以道出诗中之味的，这个“人间惟有”还应包含作者本人，也不妨引申为“惟有”作者自身才是杜司勋伤春伤别的知音者啊。

由此可见，杜牧抒情诗即使于“刻意伤春复伤别”之际，也有着“远韵远神”中见“拗峭”的特色（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同时又可鉴出李商隐诗歌内容中的特色确像后人评述的那样：“造意幽邃，感人尤深，学者皆宜寻味”（《漫堂说诗》）。

（三）

同样的政治抱负，相近的“困踬”遭遇，为什么李、杜写景抒情诗给人欣赏后的感觉卓然有别呢？我们说除了表现角度和深浅等不同外，主要还在于他俩在作诗中所运用的艺术手法不同。李诗曲而沉博；杜诗畅还凝练。两人的七言律绝都给人以隽永之感，但隽永之源流向殊途，李诗是幽婉顿挫，杜诗则旷达俊逸。

有比较才有鉴别，现试从他们几首手法相近的诗中分析一下，同中愈能见异。所谓诗的艺术表现手法，不外比兴、描叙和用典等等。李、杜诗中都有很多比兴的佳句。先看杜牧的《初冬夜饮》一诗：“淮阴多病偶求欢，客袖侵霜与烛盘。砌下梨花一堆雪，明年谁此凭栏干？”前两句以古人比自己，“淮阴多病”是指西汉汲黯因刚直敢言，不得久留朝廷，汲黯出东海太守，多病卧，当他又被任命为淮阴太守时，他对武帝说：“臣常有狗马病，力不能任郡。”杜牧这里用此句，是以汲黯自比，表露自己出守外郡抑郁不得志的心情。后两句中，以一物喻他物，更强调气氛。明明是冬夜落雪，杜牧却说是砌了一堆梨花，梨花是洁白的，把雪花看作梨花，即使冬景生趣盎然，又可怜落花无数的恻隐，突出了“明年谁此凭栏干”的怅惘心绪。短短四句，前后用比，各含深意不同，衔接得如此自然贴切，不由人不佩服杜牧的诗才。谈到诗中的兴，不妨再推敲一下杜牧的《将赴吴兴登乐游原》诗中的最后两句：“欲罢一麾江海去，乐游原上望昭陵。”昭陵乃唐太宗的坟墓，杜牧用“昭陵”二字煞尾，诗虽尽，意又起，实际上是在托物起兴，令人想到唐太宗时的贞观之治，回忆和赞叹前人盛世之余，再面对晚唐政衰民困的现状，杜牧诗中对当时的政治之不满，已经不言自喻了。杜牧诗中比兴虽用的巧妙含蓄，但还易于揣摸。然李商隐的诗中，虽比兴句俯拾皆是，但若要落到实处，却颇费猜详。如他的一个广为流传的佳句：“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以自然界两个事物惟妙惟肖地比喻了情人之间缠绵深挚的情思，但要说是象征作者对事业坚贞的追求，以爱人寓理解，寄托无限相思也未尝不可。再看李商隐晚年一首较重要的诗，《锦瑟》：“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这首诗语调铿锵顿挫，意境悲壮典丽，托物思喻，喻中起兴。但比兴究竟为何物，各家争论不一。刘攽《中山诗话》说锦瑟是令狐楚家婢女之名，这是爱情诗，黄朝英《缃素杂记》中说锦瑟这种乐器共有四调，诗中四句，各占一调，似乎是首咏物诗；冯浩《玉溪生诗笺注》说，这是追念亡妻王氏的一首悼亡诗。而我们今天从本诗角度出发，却同意汪师韩在《诗学纂闻》中所有谓“锦瑟乃是以古瑟自况……，‘晓梦’喻少年时事”。就是说李商隐这里用比兴、象征等手法，通过对“少年时事”的追忆，感叹身世，流露出浓郁的迷惘情绪，李诗中的比兴句语言优美，读起来回肠荡气，字面内的含意往往令人费猜，因是其意境深远。杜牧比兴诗句，虽也精炼含蓄，但和李商隐相比就显得是直抒胸臆了，正如杜牧在《樊川文集》中自叙的那样：“某苦心为诗，未求高绝，不务奇丽”。

再从表现手法之一的用典来看，李、杜也是同中有异，异过于同。在讽刺晚唐的昏暗政治，敲响看起来歌舞升平，实际上日落西山的当时朝政局面的警钟时，他二人都曾以杨贵妃、后庭花等等名典，告诫当朝统治者，倘再效法隋炀帝、唐明皇那样游乐无度，撤政务于一边，则必然导致国破身亡的后果，详见李商隐《隋宫》《龙池》《马嵬》和杜牧的《过华清宫绝句》《泊秦淮》等一些名诗。在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慨叹方面，他俩也不乏用典的诗例。李商隐在《安定城楼》诗中自况“贾生年少虚垂泪”；杜牧在《感怀》中写道：“聊书感怀韵，焚之遗贾生”。碰巧两人都是以西汉贾谊少年才高，对政治有抱负、有见解来引为千古知己，事虽偶然，也不愧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不过两大诗人用典同属工巧，取境却各不相同。李商隐用典寄寓较为隐微，如他的《梦宫》一诗，终篇不提吊屈，注重以抒情的笔调表现迷魂难招的不幸遭遇，又借彩丝惧蛟的传说，倾吐楚国人民对屈原的崇敬与追思的心性。从字面上很难看出李商隐是在吊屈的同时，又表现了自己对现实政治的不满。而杜牧的《兰溪》一诗，就直接写道：“楚国大夫憔悴日，应寻此路去潇湘”。使人能清楚地察觉到杜牧有同情屈原怀才不遇的身世、借以自叹之意。杜诗中大多借古喻今，直抒胸臆，所用典也较更近于现实生活，易于为众所了解，并且杜牧诗中用典也不及李商隐多而曲，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俊爽晓畅确是杜诗的一贯风格。李商隐在用典的手法方面也提供了一些成功的经验，比如他有时能对典故加以别出新意的发挥，使他的咏史诗显得旧波新澜，笔势摇曳，意境更上层楼。如《贾生》诗中，他把“贾生才调更无伦”的典故，转为讽刺晚唐的诸代皇帝只顾服药求仙，不顾民生疾苦，不能识贤任贤，使其政事荒废。诗中用典在可怜汉文帝不识贾生之才，而别出新意之外却在于把批判矛头指向了“不问苍生问鬼神”的晚唐统治者。可以看出这首咏史诗在诗人别出心裁的表现下，讽刺效果是极为强烈的。但另外也要指出，由于李商隐片面追求用典工巧，深曲，他的诗有时难免从优点转为了弱点。他的一些诗正如鲁迅所指出的“用典太多”，显得过于深僻，流于堆砌，使诗旨晦涩费解，甚至古人就曾指出李诗“……顾其境中，讽刺太深，往往失之轻薄”（沈德潜《唐诗别裁》）。

（四）

诗是语言艺术的集中反映。让我们试从李杜二人诗中的语言表现来解剖一下他们文风的异同。鲁迅曾赞誉李商隐的诗是“清辞丽句”，这点从李商隐的名篇《夜雨寄北》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在这首诗中，诗人精工雅致地描绘了一幅“巴山夜雨图”，以清幽婉丽的语言，成功地状物抒情，既渲染了“夜雨涨秋池”的孤寂气氛，又以“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的深情，含蓄地表现了对爱人的依依思念。感情细腻丰富，取境新而深幽。再看杜牧诗中的语言，则既有俊爽峭健的风格，又有清淡流美的韵致，特别是他的一些抒情写景的语言，更是俊逸明丽，风韵悠然。请看他的《山行》：“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前两联以朗词丽句造境，寒山、白云的诗境可谓峭俊；后两句中“枫林晚”则是寒山秋色的点缀物，而“霜叶红于二月花”这个名句则是这首写景诗的神来点睛之笔，一个特写镜头，使前三句中峭俊的风景又附上了一层情韵缠绵的思绪，使得这首诗于“独持拗峭”中更显顿挫隽永。大凡作诗，豪健者常失曲婉，蕴蓄者易于萎靡，而杜牧这首七绝却是将豪健、蕴蓄这二者巧妙地融为一体，全诗的语言既精炼含蓄，又于气势豪宕中显其风韵叠起，可以说这首诗在语言的精工典丽方面反映了杜牧诗歌既健拔昂扬又风华流美的风格。再把李、杜这两首七绝相比较，虽不能把两风格异同一言说尽，也能稍见二者异趣之一斑了。我觉得，《夜雨寄北》和《山行》的语言都可称为清丽。李商隐的诗是于清幽中见凝重绮丽，显其风韵浓郁；杜牧则是于清朗中见俊峭明丽，显其风调悠扬。二者的“清词丽句”倘交杂一处，亦迥然可辨。

这里要指出，两大诗人虽然都是语言艺术的巨匠，但也都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夜雨寄北》在李商隐的抒情诗中，风格是较为清新流畅的，而他有些诗中的语言，有时刻意追求浓艳，爱好含意朦胧的境界，使他的不少诗于典丽华美之外，不免流于雕琢装饰，加之他有时明显地堆砌典故，讲究对仗精工，使得诗句“令人测之无端”，出现了词浮于情的毛病，因而易于失却内容的深刻。并且在他的后期诗中，语言明显受佛家思想影响，意境更是空虚。再者，他一生受窘况的束缚，格调尤为颓伤凄丽，常给人以消极的影响。杜牧的诗中虽也有少数忧伤凄婉的词句，但他的主调偏向“雄姿英发”。不过他的诗句由于追求清淡晓畅，过于“不务奇丽”，因而他的少数写景言情诗，虽造境娓娓入画，但词情却失于浅而平淡，不能像李商隐诗那样，令人在欣赏之余，有更深的启思之感。因此杜牧的一些诗（除《山行》等突出的诗），在情景交融方面虽说比李诗来得积极，但从艺术性而言却不及李诗那样精巧、深幽了。

（五）

最后谈谈小李杜的诗在晚唐诗坛上所起的承前启后的作用。杜牧根据“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辞采章句为之兵卫”（《答庄充书》）的文学原则，对当时流行的浮艳轻薄的元和体诗风表示了不满，他自己提倡是“不务奇丽，不涉习俗”。在唐代诗人中，他最推崇是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在《冬日寄小侄阿宜》诗中曾赞道：“李杜泛浩浩，韩柳摩苍苍。近者四君子，与古争强梁。”因而可以看出在杜牧诗中，既继承了李白诗的清新质朴，格调俊逸；也继承了韩愈诗中壮丽豪健的风格，但他的诗却又没有因袭前人的痕迹，在晚唐诗坛上别开生面。

李商隐之所以取得独特的艺术成就，与他善于学习前代优良诗歌传统有关。他的不少作品，在情思文采上显然受《九歌》《招魂》的影响，屈原以香草美人寄托政治理想的比兴手法，更为李商隐潜移默化地加以发展。更要指出的是李商隐的七律在学杜甫诗的沉郁顿挫、深厚蕴蓄方面可谓炉火纯青。他的咏史诗、怀古诗“深沉凝重，汪洋万里，苍凉悲壮，直薄少陵”（吴调公：《论李商隐诗歌风格的形成和发展》）。可以说李商隐诗风中的“沉博”，是独承杜甫，而他绝丽的韵致又是远学屈原，近效韩愈。这又与杜牧学韩愈的豪健有异曲同工之妙，两人虽都借鉴韩诗成功之处，却是建立在各取所需的基础上，因而自己的诗风也便脱颖而出了。在他们之前不久的诗人中，小李杜共同推崇李贺的诗才。杜牧在《李长吉歌诗序》里称李贺是“盖骚之苗裔，理虽不及，辞或过之”。在创作中，杜牧吸取了李贺七言诗峭丽凝练的精华，抛却了李贺诗诡丽恢奇的风格，连李商隐在所著的《李长吉小传》中也说道：“京北杜牧……状长吉之奇甚尽”。同时李商隐本人在其诗中也熔铸了李贺诗中想象奇特、曲笔幽丽的艺术巧。不难看出李、杜都善于根据自身所长，吸取前人艺术中的精髓，即使同学一个人，也是各取所需，功力亦不尽相同。何焯在《义门读书记》中就曾说：“晚唐中，牧之与义山学子美，然牧之豪健跌宕不免过于放，……不如义山顿挫曲折，有声有色，有情有味，所得为多。”

二人七言诗在晚唐齐名，但从对后代的影响来看，显然杜牧不及李商隐，主要的原因是晚唐的时代风气特征便是颓废，政治上的昏暗局面，前途渺茫，使得大多数文人的诗歌里，多是卿卿我我，凄凄切切；形式上都追求绮靡、艳佚，而失去了盛唐时诗歌积极豪爽、生气勃勃的气派。虽然杜牧诗清新峭劲，于前些时的唐代诗歌有所发展，对当时的诗坛也起了一定的影响，但从整个晚唐诗的发展而论，比起李商隐来，就堪为逊色了。李商隐的诗可以说是迎合了那一时代的潮流，晚唐诗派总的趋向便是偏向以李商隐为代表的唯美主义。特别是李商隐那“深情绵邈”的七律更可称是开了唐诗中绮丽派的诗风，连曹雪芹在其名著《红楼梦》中的许多咏物诗里，都明显有效李商隐的踪迹。每当一个社会制度行将崩溃的时候与它相适应的意识形态，特别是文学，必然反映出颓废消极，甚至文坛上出现“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局势。当然李商隐自己也曾写过像《二月二日》《无题·八岁初照镜》这样一些风格清新流畅的诗篇，但他的后期由于平生不得志，因而诗中流露的失望怅惘情绪更为浓郁，他的诗风便趋向深细婉曲、精工典丽，以至于当时便对唐末的婉约派词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由于他的诗幽丽含蓄，易于引起多数文人的共鸣，从晚唐韩偓等人一直到清代的黄景仁、龚自珍等在诗的风格上都较明显地受到李的影响，而其中影响最大的则是宋初的西昆诗派，他们的诗，特点便是专从形式上模拟李商隐，追求词藻、堆砌典故。因此说李商隐诗虽开创了唐诗绮丽的风格，却也带来了一些不良效果。

杜牧“雄姿英发”的诗风也是在唐以后的诗界留有余响的，如北宋的江西诗就有效杜牧“力求峭劲”之处。不过因为时代的局限，杜牧诗虽然至今脍炙人口，但后人仿效他的风格的为数不多，加上杜牧的诗“豪健跌宕不免过于放，学之者不得其门而入，未有不入于江西派”。因此说，就连江西诗派由于杜诗的“过于放”，其实也未真正入杜诗之门，以致后来“好奇尚硬”，遂致剽袭，成为流弊。看来“过于放”也是杜牧诗风流传欠广的一个重要原因。

总的说来，小李杜诗风殊异，虽有相近处，如：忧国忧民的思想；伤春伤别的内容；咏史借典以讽当世的表现手法；艺术上对前人诗风加以扬弃；语言清丽隽永；七言律绝的诗韵悠长等等，但杜牧之积极豪爽，李商隐则消沉绵邈；杜牧诗于风华流美中见峭劲，李商隐于沉博绝丽中见幽婉，一个直畅洒脱，一个曲缓凄迷，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区别两大诗人风格之异的着眼点。同时我们说事物总是一分为二，杜牧诗亦不免有消极颓伤之情，李诗中也多可见这样的诗句；杜牧诗中也有词句曲婉，言旨微茫的痕迹，李商隐也有些语言清新、感情明朗的好诗。但他们的诗风主旨却仍如胡应麟在《诗薮》中所说：“俊爽若牧之”，“精深若义山”。这两位爱国诗人的良篇佳作毕竟使人在欣赏之余，感到其味迥异，并且这两种诗风的影响也是不相同的。但我们说，杜牧和李商隐的确不愧称作“皆晚唐铮铮者”（《诗薮》）。

超与不超之间
——M. 埃美与法国当代文学发展讨论

第三稿修改于1981年12月5日
叶南客

一

“埃美没有成为法兰西学士院院士，正如莫里哀不是其中的成员一样，不是他自己的损失，而是法兰西学士院的莫大损失。”——人们这样认为。

马塞尔·埃美（1902—1967）是法国当代文学史上声誉卓著的作家。他不仅多产，而且他的众多作品都有很大的社会影响；他不仅为成年人写书，还是位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他既是杰出的小说家，在戏剧、散文方面也有着突出的贡献。从他24岁登上文坛到去世，共写出了17部长篇、9个短篇小说集、10出戏剧以及3本童话集。他的一些作品被改编成电影或电视，更使得他的名字在法兰西差不多家喻户晓。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关于埃美独特新颖的创作风格，多年来在欧美文艺理论界一直是个争执不休的题目。

埃美小说创作中的一个突出之处，便是他的构思借助于极其大胆奇特的想象，作品的情节、人物粗粗看来绝大多数荒诞不稽。他的代表作《穿墙记》中，描写一个普通的具有“特异功能”的公务员忽然发现自己有了毫不费事穿墙越壁的特异功能，接着是主角一连串的偷钱盗物、越狱、捉弄社会的经历，直到最后，他在一次偷情时，又突然钻不出墙去，“同石头混为一体”。类似这样的情节，不论在埃美的《绿色的母马》等长篇小说中，还是在他其他短篇集中都是遍处可见。因而，有不少人以“只有超现实主义作家才会作类似的虚构”出发，判定埃美是“超现实主义”作家；或者称他是“不纯正的超现实主义者”。同时，也有人不同意这样的分析。他们认为埃美作品的语言泼辣幽默、通俗上口，不同于超现实主义作品中语言的晦涩荒诞；而且埃美作品中思想深刻明快又与超现实主义的玄虚诡秘截然不同，从而把他归入传统的幽默作家之列。那么，埃美究竟属现代派之列，还是传统派的继承者？他的创作倾向究竟具有怎样的独特风格？

二

埃美果真是超现实主义作家吗？

评价一个作家的风格，最好的办法是分析他的作品。埃美有一篇侦探小说，写得很是令人惊心动魄。书名是《图发尔案件》，写一个叫图发尔的亿万富翁，在庆贺其87岁生辰的夜晚，阖家老小十三口人全被残酷谋杀。侦探界的泰斗奥杜波瓦，通过对周围事物的详尽了解和精确的分析，竟得出一个骇人听闻的论断。原来这起血案的罪魁是“国家”。目前国家正财政拮据，收支难以平衡，便用了一条“天才”的妙计，杀了孤儿院出身的图发尔夫妇及其所有的后裔，这样“国家”便自然而然地承袭了这一实业界巨头的亿万遗产。面对这种触目惊心的案件，书中极高明的大侦探不但不敢单枪匹马与国家作对，而且只有在逃离得远远的之后才敢慨叹道：“我心里就感到不平，可惜我实在爱莫能助呀。”埃美这一个杰作，在其深度上远远超过了现时流行的侦探推理小说，同时可以说它是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的一次新闪光。作者用他那幽默锐利的笔锋，假以侦探小说的面具，给予整个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深深一戳。再赏析一下埃美较著名的《一位执达吏的故事》《擦鞋垫下的钥匙》等等，都可以使人看出，埃美通过诙谐的笔调，寓讽刺于离奇，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伪善面孔、肮脏灵魂、卑鄙手段进行了从上到下，从表到里的揭露和鞭挞。这与“超现实主义”等现代派文学中对社会的批判则躲躲藏藏，而醉心于发掘个人内心潜意识活动等等，有着质的差异。埃美对社会的批判是直接继承了他的同胞巴尔杜克、阿纳托尔·法朗士一脉的批判现实主义方法，他对观点阐发的深刻而且直截了当，和在他创作时代前期的超现实主义的荒诞以及后期“新小说”的晦涩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埃美的创作受传统表现形式的影响比较大。在他的小说里，很难找到像意识流小说那样，对人物心理断断续续的工笔描绘，也很难找到“新小说”中所具的“对物的微观描述达到使人不堪卒读的程度；故事的叙述常常没有时间上的连贯性……”（《二十世纪法国主要文学流派》，载译林1981.2.263页）。埃美是相当注重环境和细节的描写的，但他不同于现代派文学中描写本身就是目的的作法，而是和传统小说相一致，是为人物性格和情节发展服务的。如《小矮人》写主人公瓦朗丹所见街上“景物单调异常”，“路上行人寥落，街巷灰溜溜的，光线暗淡”，都是服从于表现他当时孤独、厌倦的心理。现代派文学特别是法国的超现实主义的新小说都完全摒弃了塑造典型人物，而埃美在他的作品里却唱起了“老调”。《一个执达吏的故事》中，玛利高纳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一种伪善者的典型。他作为执达吏，对穷人恣意欺凌算是“忠于职守”，而同时他又从不误时地做早祷、晚祷。在上帝劝善之后，他便用金钱做了不少“好事”，并且一毫不漏地载入账册，目的正如埃美自己一针见血所揭开的：“用金钱购买你在天堂里的栖身之处。”西方现代的金钱社会中，宗教信仰、伦理道德已经全面崩溃，人与人之间充满了自私、争斗……而在这些肮脏的东西之上，又蒙上了文明、道德、怜悯心等一系列伪善的轻纱，而玛利高纳的形象恰恰正是现代资本主义文明披上这一伪装后的缩影。当然，埃美笔下的典型人物，其思想深度都比巴尔扎克时代的典型人物有创新、发展，还具有时代精神，他的独特贡献是值得称道的。

如果再看看埃美的儿童文学作品，那就更得承认埃美创作中传统形式的痕迹之深了。如在《孔雀》中，作者的活泼的文学，通俗的语言，阐明了人类应该怎样脚踏实地地追求美这一对成年人也颇有教益的哲理。整个故事运用了大量的细节描写、动态描写、大众化口语，使故事既引人入胜又耐人寻味。这里的幽默语气、白描手法和哲理意味，使得即使持有埃美是超现实主义作家观点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埃美是在自己的琴键上弹唱着法兰西文学的古典雅调。

有人说埃美的作品具有典型的黑色幽默风格，其实研究过法国古典文学巨匠拉伯雷作品的人都会惊讶地发现，他们的气质如此地相同，只不过一个是16世纪的传说，一个活在今天。从埃美的短篇《保尔代沃的传说》就可得知他和拉伯雷的代表作《巨人传》多么地相似。两者都是在表现一场荒唐的战争时，通过高卢式的诙谐语调，娓娓动听地讲述了一个寓言式的故事。《巨人传》中，通过对教士若望等人物的塑造，既嘲讽又有力地抨击了当时黑暗的宗教体系；而已为当代人所熟知《保尔代沃的传说》通过一个一辈子虔信上帝的老小姐死后进不了天堂，还是由她流氓成性的侄子把这个圣洁的老小姐藏于战争烈士队列中，假充军妓才夹带上了天堂，对宗教制度以及人的道德观进行了痛快淋漓的嘲弄。埃美作品中，内容幽默、场景荒诞，语言机警粗狂而富有表现力，同拉伯雷有酷肖之处。当然，两者也还有所不同。虽然他们都用喜剧的夸张手法，讽刺现实，抨击宗教，拉伯雷更多的是提出了人文主义理想，具有文艺复兴时代的特征；而埃美则侧重于用细腻的笔触揭示出社会的怪诞现象，表现出反理性的主题，具有20世纪的时代精神，因此难怪有人称呼埃美是“现代的拉伯雷”。

三

正是因为埃美是现代的拉伯雷，那些把埃美归入现代派作家的人有失偏颇但也并非无一点道理。

如果更多地分析一些埃美的作品，不难看出他的作品是明显受到了现代派文学的熏染，特别是和“超现实主义”“黑色幽默”这样的一些文学流派还有着内在姻缘。埃美有一篇别具匠心的小说《擦鞋垫下的钥匙》，记叙一个风流大盜从侦探小说家书中溜出后，莫名其妙地被“道德的芬芳”唤醒，立誓要悔过自新，然而充满私念邪欲的社会使他走投无路，离别十八年的亲人和他的感情丝毫不能沟通，他不得不收拾起一片从善的愿望，回到侦探小说中去重新闯荡江湖。这篇小说，无论从故事本身来龙去脉的荒谬臆造，还是从内容的非理性、否认客观现实来看，都具有现代派文学的重要特征。

超现实主义文学最重要的特色是通过对人的心灵秘密的开发，对潜意识的发掘，对幻觉或梦境的自然主义记述，创造一种阴沉、虚无、朦胧的气氛，用以表达反逻辑、反理性，“只接受思想的启示，没有任何理性的控制，没有任何美学或道德的偏见”（1924年《超现实主义宣言》）。虽然这方面的表露在埃美作品中并不太多，但也有若干反映。他的《时间供应卡》就是典型的例子。故事悖乎常理，以“儒尔·弗来梦的日记”的形式，通过记叙人类生活得不到正常的保障，时间要供应，给人一种世纪末的感觉。书中人皆惶惶不安，有的人精神失常，有的人更骄奢淫逸，有的人面对如此世界感到不可思议。人与人之间展开了生命的掠夺，富人可以靠金钱买得穷人的“时间供应卡”，以供自己在世上享受荒唐的生活。这则小说从表面上看，是一个有时间顺序的完整故事，但深入一分析，故事是解体了的，如同现代派作品一般，“表现了无秩序的生活本身，形成开放的世界，无所谓起源和结局。”这篇小说中的具体时间，被安排得断断续续、荒诞不经，甚至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对我来说，六月三十日是昨天，对别的一些人来说，昨天是三十二日或者四十三日。”要说埃美作品中游荡着“超现实主义”的影子的话，《时间供应卡》这样一幅阴森而荒诞的画面堪为实证。

《时间供应卡》里还有和“黑色幽默”相沟通的一点，就是使人在荒诞中有一种末日临头之感，具有阴沉神秘的启示录气氛。“黑色幽默”的代表性作品《第二十二条军规》中尤素林夜游罗马街道、《猫的摇篮》中大海被“九号冰”封结等场面给人以仿佛是世纪末的恐怖感。《时间供应卡》中由于人人都知道自己暂时性死亡的时间，故而随时都让书中角色饱尝了死之前的不安、焦虑、伤感、畏惧还有翘首盼望“复活”的神秘感、等待感。

“黑色幽默”的特点是冷漠的逗笑，极度的夸张，喜剧性地反映整个世界的黑暗、丑恶和荒谬。埃美的名篇《小矮人》也颇具这一特色。书中通过马戏团的畸形演员小矮人突然间变成了“身材修硕的须眉男子”这一极其夸张的情节，揭露了他所面临着的社会是现实的、荒唐的，一个正常的人在这个世界上远不如一个奇形怪状的人能感到生存的快乐并得到人类的爱（这点上，埃美也表现出现代派作家的一致处，即描写“异化的人”“异化的社会”）。“小矮人”没有笑，反而是惆怅、孤独，但他的一举一动都可以说是对世人的“冷漠的逗笑”。

从《时间供应卡》的情节荒谬、气氛阴森到《小矮人》中的极度夸张、冷嘲热讽，可见埃美的艺术表现手法和传统的现实主义或者浪漫主义创作方法之间，都已隔着一段时代的距离。埃美的艺术是和他的社会现实紧密相连的，说他是一位纯传统作家，显然不切合实际，但若反过来将他纳入现代派的文学行列中，或说他就是个超现实主义作家，我以为也不很科学。因为我们通过对埃美作品的解剖，得出了这一结论：“现代的”和“传统的”烙印在埃美身上共存，但在文学创作原则上，他既没有“超现实”，也没有沉浸在“传统”之中，而是以其本身的特色游移于两者之间，但从本质而言他是法兰西传统文学在今天的折射。

四

以传统的形式着力揭露和批判现实；被描绘出的荒诞世界又独具现代的内容，埃美的大部分作品都具备着这样的个性。因而我认为埃美创作风格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他善于将矛盾着的形式和内容双方融进一个整体，使现代派文学色彩和传统文学的特征辩证统一在一起；他的绝大多数作品都充满了半真半假的交织。漫画般将现实和真实性的幻想交织，令人似信非信，“使读者在含笑掩卷之时，领悟到原来见多不怪的社会现实，的确有这般的荒诞不稽。”埃美笔下的小说，样式庞杂繁多：传统批判现实的、哲理的、侦探推理的、儿童文学、“不纯正”的“超现实”以及“黑色幽默”的，真是五色缤纷，交相辉映。这些作品题材五花八门，艺术形式五光十色，它们的组合，向人们显示出了一个光怪陆离的西方现实世界。

西方现代文坛上，大致可分出两类作家：一类是以英国的格雷厄姆·格林和毛姆为代表的传统文学作家，一类则是至今方兴未艾的“现代派”作家，如福克纳、罗布·格里耶、梅勒等等。至于格林、毛姆这一类的传统作家，他们笔下虽然也时不时流露出一些现代派的气质，但那毕竟在他们的创作风格中没有占据显要地位；而谈到西方真正的现代派作家，他们更是对传统的表现手法不屑一顾，诸如以罗布·格里耶为代表的“新小说”就坚决摒弃传统的“巴尔扎克式”的小说概念。再如超现实主义的代表性作品《可溶解的鱼》（普勒东写于1924年），讲的完全是梦境，没有中心人物，没有连贯情节，一会儿描绘幽灵，一会儿是写昆虫，一会又出现了三只手的慈菇，完全没有情节和人物提供给读者。传统作家中借鉴现代派表现手法的不多，即使有也是凤毛麟角般的；现代派作家中同传统文学样式沾边的更是寥寥无几。

这两者之外，自然也有为数不多的作家，他们的创作中同时继承、发扬了“过去的”“现代的”文学因素。如和埃美同时代的作家莫里亚克，他在表现没落阶级人物的变态心理和悲观情绪时，既用了细节描写揭示人物性格等现实主义手法，也借用了意识流等新的表现方法，因而又有人评价莫里亚克具有“新小说”或是“心理现实主义”的倾向。然而和埃美的众多作品相比，莫里亚克显然没有埃美更具有高卢式的幽默和传统现实主义的特点；但从另一角度出发，埃美描述西方现代社会中荒诞色彩的强烈又远超过了莫里亚克。

综上所述，M. 埃美这样一个同时具有传统和现代文学气质的作家在当代西方文学界实是罕见；更何况，他把这两者恰到好处地熔于一炉，而又不属于任何一个流派，这在西方现代文坛上的确是独树一帜了。正是因为他发扬了传统现实主义的长处，在艺术表现上给人以合乎内在逻辑的人物形象和较详尽完整的故事情节，使他的艺术比起“超现实主义”等现代派文学的晦涩、荒谬更高出一筹；也正是由于他同时在创作中巧妙地运用了现代派的一些表现手法，使作品具有浓厚的时代气息，反映了现代西方世界的现实生活，使得他的作品也更易于为现代人所接受。

16—18岁，犯罪高峰
——近十年内美国犯罪状况简述

原载《青少年犯罪研究》1983年第9期
叶南客　译

在整个60年代到70年代初期，美国的犯罪状况日趋严重，次数激增。自70年代中期到1982年上半年以来，犯罪现象处于较稳定状态，犯罪率稍有下降。联邦调查局的统计表明，美国近十年来较之过去，暴力犯罪率下降了3％，非暴力犯罪率下降6％。

据多数专家认为，犯罪率之所以下降，是由于这一代为数众多的青少年年龄的增长，16—18岁的男性青少年犯罪率最高；此后，随着年龄的增长，犯罪指数下降。这说明，犯罪与人的年龄有着明显的联系。另外，上述犯罪行为的受害者，大多数也是年轻人。例如，20—24岁的黑人男青年就是经常谋杀的对象。美国卡内奇·默隆大学的都市学教授阿弗莱得·布隆斯坦指出：“我们发现，在一定的总人口中，年龄构成的较大变动，对于犯罪行为的发生率有很大影响。”青年发育到晚期，其犯罪发生的高峰期也已过去。于是，布隆斯坦教授建议，美国政府应该设法在青少年进入发育高峰的前几年，即着手加强他们的“社会化”教育，使他们避免堕入各种罪行的深渊，同时也为控制犯罪打下了基础。

但就罪犯人数而言，布隆斯坦教授预计还将继续上升。其原因在于，美国当局除了极严重地触犯了刑律的人之外，一般从不拘捕未成年的人。所以一些不满20岁的青少年在犯罪之后，往往因一些罪行较轻而得以解脱。布隆斯坦预言，像这些青少年因放任自流，发展到他们成人之际，终将会落得个锒铛入狱的下场。这样看来，美国的罪犯人数将在1990年前后达到高峰。此后，将可能开始下降。

附表：

1971—1981年美国暴力犯罪情况统计
（以百万分之一人口为单位）

对社会学研究的启示

原载《江海学刊》1983年第5期
叶南客

社会学是以研究社会现象为出发点，以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高度文明为己任的。要在新时期创建新中国的、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社会学理论体系，学习《邓小平文选》，把握住《文选》中的基本思想，具有特别深远的意义。

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文的第三部分“思想理论工作的任务”中，邓小平同志指出，对于社会学的研究，“需要赶快补课”。这对于我们搞社会学研究的同志是很大的鼓舞。在这一章中，小平同志强调思想理论工作者要“深入研究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所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并且作出有重大指导意义的答案”。这实际上为我们开展社会学研究确定了原则，指明了方向。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一文中，小平同志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努力实现三方面的要求：加快经济建设、促进安定团结（主要是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培养大量建设人才。这三点是建立在对我国国情作了精辟分析的基础上的，具有伟大的战略意义。这三点是贯穿于小平同志政治理论体系中的重要方面，也是我们当前开展社会学研究，促进四化建设的中心任务。

最近在学习《文选》中《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一文时，深感如何发掘人才因素，发挥知识分子作用，研究扩大智力投资、保护智力能源，是我们进行微观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当前尤其需要对中年知识分子的作用、地位和改善其生活进行研究。小平同志强调在党内造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空气。智力、人才也是一种能源，不仅要大力开发，而且要积极保护，使得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因此有必要及时开展中年社会学的研究，特别是研究解决中年知识分子中的一系列问题。研究中，学习领会《文选》中的有关论述，无疑会给我们以极大的启示。

城市社会学

原载《国外社会科学快报》1983年第30期
叶南客　编译
J.L. 史派特、J.J. 马西尼合著
（纽约：圣·马丁出版公司，1982年，共574页，英文）

该书较通俗而全面地阐述了城市社会学的一般原理，并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对世界上一些主要类型的城市作了一定深度的剖析，有较强的史料价值。此书另一特点是运用了历史和比较的研究方法，对于世界城市的起源、现状和未来作了综合考察和展望。另外此书还用一部分篇幅介绍了城市社会学的若干理论流派，以及相邻学科如城市经济学、城市生态学和城市地理学的基础理论观点，对于我们当前开展城市社会学的研究，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本书除序言和前言外，共有6章15个小节。第1章：城市和社会，着重介绍了城市社会学的一般理论。第2章：认识城市，介绍了城市学的若干理论流派，以及城市和文明进步的相互关系。第3章：西方城市的历史考察，描述了欧美城市的历史衍变过程。第4章：世界城市化，用比较研究的方式，论及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各国的城市化过程，并作了世界性城市化的展望。第5章：当代美国城市的解剖，主要阐述了当代美国城市的模型、功能及其社会问题。第6章：城市规划及其评价，通过历史地分析研究，对城市规划的历史、现状和理想中的未来城市作了理论上的探讨。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情报所索书号：C912.810806）

大众传播社会学

原载《国外社会科学快报》1983年第30期
叶南客　编译
D. 麦奎尔主编
（纽约：企鹅出版公司，1979年，共477页，英文）

《大众传播社会学》为美国企鹅出版公司的现代社会学丛书之一。书中收集了20篇自40年代到70年代有关文化传播理论、信息传播工具研究、大众传播的社会学分析等方面的学术文章，既有一定深度的理论探讨，又有大量的调查资料分析；因而虽是一部论文集，但比较系统全面。

书中根据各篇论文的具体研究内容分为6个部分：1. 传播学概论；2. 大众社会和大众工具；3. 大众传播的对象研究；4. 大众传播机构；5. 大众传播的结构分析；6. 传播中的政策问题及其社会关注。书中主要的篇目有：《传播学理论观点介绍》《大众工具和人际传播理论》《对社会名人的社会学研究及理论》《艺术因素及其结构主义社会学》《美国文化政策的社会学分析》《传播工具的理论要素》《电影对观众态度行为的社会影响研究》等等。

《大众传播社会学》初版1972年问世后，于1976年、1979年数次再版，这本书较全面地反映了国外学者70年代从社会学角度对大众传播进行研究的学术水平。对于我们当前研究报刊、广播、电视、电影的社会效果，进行改革，促进精神文明建设，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情报所资料室索书号：C/913/0664）

费孝通和中国的社会学

原载《上海译报》1984年第55期
叶南客

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经历着史无前例的变化，强烈的学习风气和对社会物质利益的关心标志着崭新的文明时代的到来。无疑，这也势将带动中国社会科学的振兴。然而令人遗憾的是，1949年后不久，社会学及其相邻近的学科被作为资产阶级伪科学遭到排斥。当时被认为很有希望的年轻学者，像费孝通等人都被迫陷于沉默。费孝通，于1949年之前在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受业于著名学者马林洛斯基，获得博士学位。他曾对中国不同地区的农村进行了富有创造性的研究，就多方面内容，写了大量引人注目的文章。然而1949年以后，他发表的文章很少，特别是1957年反右运动之后，就从论坛上销声匿迹了。1978年，社会学在中国得到恢复，费孝通和其他沉默几十年的学者一样，重新提笔上阵，他们的工作引起了我们的极大兴趣。

在短短的一两年中，费孝通写出了大量文章，并且一发而不可收。他强调要建立起新中国的社会学，呼吁有关部门对一系列社会问题引起重视。他提出通过试验来改革社会，这样可以走弯路而不致花过高的代价。他还指出，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走适合中国社会的道路，要求有受过社会调查训练的人员来做扎实可靠的社会研究。

同意农村工业化是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途径，因为仅靠有限的农业经济增长来解决严重的人口压力是不现实的。他建议，要使农民接受现代技术，必须改善农民教育状况。另外，费孝通还撰文探讨了现今的中国家庭结构。作为知识分子的代言人，他还强调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关键之一是尊重知识分子并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他还将自己最近跑了许多地方的亲身感受都通过文章表述出来并通过英文翻译，将19世纪欧美的现代化进程和现今新加坡、日本等国的发展事例介绍给国人。

在浪费了二十多年之后，费孝通不再是那么年轻了，显然可从他最近的文章中看出，他已将注意力更多地集中于培养新一代的中国社会学工作者。他认为重建社会学的重点就是师资和教材。据他估计，在近年内，将需要一千名社会学教师。现在要料定在费的手上是否能成功地建立起知识界所感兴趣的新中国社会学理论体系，为时还过早。

我们寄希望于费孝通和他的同事们投身于这项有益而意义深远的事业。

（叶南客译自《亚洲研究杂志》）

集镇社区初探——兼议创立集镇社会学

原载《河北学刊》1985第6期
叶南客　唐仲勋

社区，即一定地域内的人口共生集团，简言之为地域共同体。本世纪初，以芝加哥学派为主的美国社会学家们，通过研究人类不同类型的聚落系统，从对都市、农村的综合区位分析中，提出了地域共同体的理论。自此，对人类社会的地域缩影——社区的研究，成为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考察当前的社区研究，我们发现国内外有关社会学著作中至今仍沿袭美国芝加哥学派的理论，将人类地域共同体的类型划分为都市社区和乡村社区；而且在人口学、地理学、建筑学等学科领域中，也都仅对这两种人类聚落类型有所描述。我们认为，仅有都市、乡村两类社区已经不足以构成今天人类聚落体系的全貌，在都市和乡村之间还存在一种不容忽视的中介型社区，这就是集镇社区。集镇社区在其漫长的衍化过程中，自身结构不断得到强化，功能越加完备，社区特征越加明显，已成为社会聚落系统中的主体构成之一。

明确集镇是与都市、乡村并列的一大类型社区，这对于我们从社会学角度系统研究人类不同聚落形态的社会特征，正确认识社区发展规律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另外，揭示集镇社区在我国社会大系统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对于在社会主义四化建设中制定正确的城镇乡发展政策，促进社会经济结构的合理布局、均衡发展，开拓具有中国特色的城乡融合之路，有着深刻的意义。

一、集镇作为一种独立社区形态存在的客观性

集镇作为一种类型的社区而独立存在，首先表现在它具备构成社区系统所应有的基本要素，并且这些要素在其组合方式和组合规模等许多方面，又显示出与城市、乡村社区不尽相同的特征。社会学含义中的社区一般应包括下述要素：一个有境界的人口集团；一套相对完整稳定的社会生存机制，如区域组织机构、服务性设施、人际互动中心等；一种地缘的感觉或相同的集团意识和行为。集镇是指县城和县以下、村以上的基层行政区域单位，是以工商业活动为主的小于城市的居民区。我国目前对于建制镇的划分标准主要是：凡县级地方国家机关所在地均应设镇建制；总人口在2万人以下的乡，乡政府驻地非农业人口超过2千的可以建镇；总人口在2万人以上的乡，乡政府驻地非农业人口占全乡人口10％以上的也可以建镇。据1984年底统计，我国现有建制镇5698个，这些集镇中的人口集团构成具有和都市、乡村明显不同的特征。首先是人口数量大多是在两三千到四五万人之间，镇上的人口规模和聚集密度小于城市大于乡村；其次是集镇中从事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人员各占一定比例，甚至还有亦工亦农、亦商亦农的“两栖型人口”。这一人口集团的特征在我国另外5万多个尚未设镇建制的县城、工矿区和乡村市镇中都程度不等地存在着。

集镇一般都是县、乡行政机关所在地，是一定区域内农村中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镇上一般都设有县级或乡级的政府机构以及工商业经济组织，为广大农村服务的学校、医院、农技站、电影院等文化设施和活动中心，也都基本聚集于集镇，因而集镇上拥有相对完备的服务于社区成员的社会生存机制系统。

从社区意识来看，作为一种独立的地缘感觉，集镇在城乡之间也是别具一格的。在苏南群众的日常口语中，他们对居民点分层模式有着清楚的传统称谓，即“城里人”“街上人”“乡下人”。这三个层次的居民都有各自的风俗习惯和社会心理。“街上人”熟悉集镇的历史沿革，镇上的名胜古迹，名人趣闻、名牌特产，他们是如数家珍、引以为荣的，即使在外工作多年的人，对故乡集镇也怀有深厚的感情。

其次，集镇社区的结构、层次、类型自成一体，具有独立性和特殊性。剖析集镇社区的内在结构，不难看出集镇社区既有萌发城市社区因分工复杂而具备的多层次、专业化结构因素，又有农村社区遗留的简单、初级的结构痕迹，更有融城乡于一体、规模适中、独具一格的结构特色。集镇社区经济结构上的明显特色便是产业门类齐全，农工商各业各占一定比值，这与城市中主要只有工业商业、农村中一般只经营农业相比，显示出混合性特征。产业结构决定了职业构成，在集镇中，工人、农民、营业员、知识分子、管理人员一应皆有，并且相互交叠（如兼业人口），显示了社会结构和分层上的复杂性。集镇社区成员文化程度高于农民，居民文化生活较农村丰富多彩，但和大中城市相比，集镇中的文化设施和社区成员的文化素质仍有很大差距，因而集镇社区中的文化结构具有中间性特征。在空间结构上，集镇社区规模大于乡村居民点而小于城市，由于规模适中，既消除了农村因社区小而分散所导致的信息传递缓慢的封闭性状态，又利于避免城市过于集中庞杂而出现的“生态膨胀病”，成为人类未来比较理想的聚落形式。

在集镇聚落系统中，虽然成千上万个集镇大小不一，功能各异，但也构成一个多层次的独立复合体系，体现了秩序井然的层次性，并表明集镇聚落系统向纵深发展。我国的集镇社区主要由三大层次构成。其中最高层次的城镇，是国家批准的建制城，人口一般都在万人以上，属县辖。县属镇又分两个级别，第一级是县政府所在地的城关镇，第二级是与乡平级的建制镇，这两级县属镇的社会经济作用力较强，多为一县或附近若干乡的中心集镇。第二个层次为乡镇，是乡政府所在地，人口在两三千到万人左右，镇上有完全中学、电影院、卫生院等社会服务设施，为一个乡的区域服务中心。集镇社区中的最低层次的中心村镇，人口约在五百到两千之间，虽然行政管辖范围仅一个村，但其经济文化影响一般达周围几个村，是乡村村落之间的小区域中心。

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聚落系统，集镇社区在自身发展中，各种社会经济功能的特征愈加突出，各种社区类型趋于完备。根据江苏省小城镇研究，我国集镇社区主要有五大类型，即行政管理型、文化景观型、工业密集型、商品集散型和交通枢纽型。考察不同类型的集镇社区，我们发现与美国学者G. 施瓦茨和C. D. 哈里斯依据聚落功能分类法所划分的城市类型，在聚落性质上有着相同的一面，但在人口经济的聚集规模和聚集效益等方面，却又截然不同。这也反映出集镇系统中各社区类型在发展层次上有其特殊性。

二、集镇社区的发展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集镇作为一个独立社区在我国形成，是传统集市和行政建制镇相融合的结果。这两者本身都有着久远的历史。农村集市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最初产物，建制镇作为一种特定行政区域，也在不迟于封建社会早期汉代时便有了明确的划分。在西方，集镇社区这一社会实体在事实上也早已为人们所认识。在欧洲的历史记载中，集市和小集镇早在奴隶社会中已出现，在中世纪已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聚落场所。在工业化、城市化突飞猛进的今天，我们看到不仅小城镇在我国已成为人所瞩目的“大问题”；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一些发达国家亦掀起了“小城镇热”的浪潮。这说明集镇社区的发生发展绝不是可有可无，也不是某一国家、地区的“特产”，而是人类聚落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着一种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

距今四千多年前，我国进入了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时期。随着生产力发展和农业剩余产品的出现，需要提供比较方便、固定的交易场所进行商品交换，最早的集市便在殷商之初形成。当时这些刚具雏形的集市在空间上是流动场所，在时间上没有固定日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东晋时出现了乡村中定期定点的交易集市——草市。到了唐代，传统集市和自汉以来所设置的军事戍镇还是作为两个独立的社会实体并驾齐驱地发展，一方面唐代的草市规模和数量都有了较大的发展，基本上遍及乡村和城郊；另一方面原来以行政管辖为主要职能的镇也开始具有相同规模的商业活动职能，成为低于都城的小区域内的政治、经济中心。北宋年间，为了强化中央集权，将镇权统一归于知县，镇消失了独立的军事职能，正式和集市聚合一处，形成了一个统一的社区单位。根据《元丰九域志》记载，宋代全国已有明确纪录的集镇1884个。明清之际，我国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一些沿江、沿海发达地区自给自足经济逐步解体，集镇功能进一步强化，并由单一的商品集散中心转化为多功能或者有专业化特色的明星集镇。集镇中人口迅速增长带来了社区规模的扩大，同时也促使集镇数量增多，分布范围向农村腹地扩展。鸦片战争之后，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由于一方面也受长达百年之久的战争摧残，一方面资本主义势力迅速蔓延，我国集镇社区处于一种动荡不定的畸形发展之中。从总体上看，集镇经济发展滞缓，社会功能逐步削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集镇社区迎来了广阔发展的前景。但前些年由于我们政策上的失误，商品经济未被纳入正常轨道，集镇几经兴衰。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制定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大力发展农村商品生产，并且明确提出要注意加强小城镇的建设。正是由于集镇作为联结城乡的纽带、吸收农村剩余劳力的最佳场所等社会经济功能为人们所充分认识，近年来，我国集镇社区得到较大的发展，呈现出如下趋势：（1）不少地区已形成一个县城镇、数个中心集位、每乡一个乡镇的集镇网络合理布局。（2）在集镇商品经济初步繁荣的基础上，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已出现了大量以工业生产为主体的集镇经济。（3）集镇社区由单功能向多功能发展，呈现了“消费——生产——综合经营服务”的发展序列。（4）集镇社区由封闭型逐步发展为开放型，城市、集镇、农村各社区之间的人才对流、物资对流、信息对流日益频繁。（6）集镇社区中社会成员的文化生活和消费结构日趋城市化。

翻开世界历史，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在西方城市化过程中，随着城市、乡村系统的衍进，集镇社区也处于不断的新陈代谢之中，成为社会聚落系统中的主体层次之一。根据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推论，早在公元前3500年，地球上的第一批城镇已在世界文明的几大发祥地诞生，如两河流域、尼罗河中下游、中安第斯山脉等处都已城邦、集镇星罗棋布。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加快了人类聚落形态的分化，到了中世纪，集镇作为一种聚落形态在欧洲、中亚、北非等地先后产生、定型；特别是西欧，地方性的定期集市已经普遍存在。从中世纪到18世纪的产业革命之前，由于交通、贸易的发展，政治格局的分化，以及宗教、军事等因素，西方的集镇社区在这一漫长的变迁过程中，类型逐渐齐全，功能逐渐完备，并由初步定型向集镇网络体系发展。自18世纪中期英国产业革命爆发直到20世纪初，工业化的冲击波给集镇社区也带来了一场急剧的变化。表现在：第一，新陈代谢加速，特别在欧美，集镇大量涌现，规模迅速膨胀。第二，集镇社区开始遍及全球。由于世界人口的增长，人类生存条件的改变，特别是资本主义势力的世界性扩张，非洲、拉美、南亚等地民族聚落形式出现了由部落流动到定居再到大规模聚居的现象。同时，东欧、东亚、大洋洲等地定期集市大量出现。第三，工业化促使集镇社区中各种产业得到全面发展，促使社区中的科学、文化以快于农村的速度向现代接近，继而使集镇社区真正成为一定区域中的多功能中心。第四，近百年来，人们对集镇社区的认识逐渐深化。20世纪初兴起的英国“花园城镇”运动，标志着人们开始从工业和人口的合理分布着眼，科学地、现实地规划城市与集镇的现在和未来了。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城市化潮流中出现了一个新的引人注目的现象，即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所谓“后工业社会”中掀起了“新镇”（New Town）运动，大城市工业和人口迅速地有计划地向集镇社区扩散，集镇上升为社会聚落的主体。如1970年到1975年间，美国人口增长4.8％，而规模在2500到25500人之间和规模在2500人以下的集镇社区中的人口却分别增长了7.5％和8.7％。产生这一趋势的主要原因有两条，一是企图用强化大城市功能来根治自身内部住房、饮水、交通、污染、犯罪、失业等等城市生态问题、社会问题、经济问题十分困难，而具有田园风味的集镇生活方式却为避免种种“城市病”提供了可能；二是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为工业和人口的分散提供了物质保证。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到来，中小企业大量增加。这类从集中到分散的企业，较容易采用新技术，进行设备更新换代投资少，见效快，新技术也容易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