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一份沉重的嘱托

从1942年到1943年，范用在广西桂林从事出版工作时，出版社的资金出现困难，急需自行设法解决。范用想到向银行贷款以解燃眉之急，李公朴给范用开了介绍信，让他去找聂耳的哥哥聂叙伦。因为聂叙伦是云南兴文银行的经理，或许能帮得上忙。

怀揣着忐忑不安的心，范用见到了聂叙伦，聂先生却十分热情好客，他给范用一本空白支票本，允许范用随时到银行支款。范用所有的顾虑和不安就此烟消云散，他向聂先生保证，借了钱，出版社一定会如数奉还。聂先生却表示绝无问题，他对范用的这份帮助和信任，其实也正是对读书出版社的帮助和信任，患难见真情，这令范用十分感动。

谈完了公事谈私事。聂叙伦先生把范用当成知心朋友，出于信任，他希望范用能帮助他找位可靠的作家写一本聂耳的传记，这是他多年以来未了的夙愿。

虽然范用与聂耳未曾谋面，却结缘甚早，从小范用就是唱着他谱写的歌曲长大的，《卖报歌》《大路歌》《开路先锋》《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这些歌曲，始终在范用的心中回旋荡漾。令人扼腕的是，随着上海的白色恐怖蔓延，聂耳远走日本，从此没能再踏上祖国的土地。那时候，国民党要逮捕聂耳的消息不胫而走，聂耳决定借此机会出国深造，进一步丰富自己的音乐修养，提高音乐创作的技能。组织上为了保护这位奋发有为的青年志士，也批准他经日本去欧洲、苏联深造，借此亦可躲避国民党的迫害。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在日本，23岁的聂耳与友人在鹄沼海滨游泳时，竟被汹涌的海浪无情地夺去了年轻而宝贵的生命。

聂耳在范用心中是一位值得敬重的人民音乐家，范用也觉得自己有能力帮助一位哥哥实现对弟弟的爱护之意，于是坦率地接受了聂叙伦先生的嘱托。当聂先生将七八册软面洋抄本的聂耳日记交到范用手中时，范用就从此多了一份沉甸甸的出版使命。

范用很快找到了能完成聂耳传记的心仪人选，他把聂耳的日记郑重地交给了诗人洪遒，委托洪遒写作。然而，战局难料，日寇沿湘桂路西侵，桂林紧急疏散，范用也不得不离开桂林，他怕聂耳日记丢失，于是把原件归还给了聂叙伦。

写聂耳传记的计划就此搁浅，范用深以为憾。但在离去以前，范用请两位同仁和他一起连夜将日记抄写了一份，这份抄稿一直和范用如影随形。新中国成立以后，范用来到北京，结识了孙慎先生。孙先生是中国共产党在音乐战线上的第一代领导人之一，他的人品和声望均令范用信服。范用将珍贵的聂耳日记抄稿送给了孙慎先生。

多少年过去了，聂耳日记历经烽火，范用却从不曾忘记聂叙伦先生当年的殷切嘱托。1976年，范用去昆明，有幸同聂叙伦先生叙旧，聂先生送给范用一张珍贵的照片，照片上，聂耳正静静地演奏着他心爱的小提琴，照片的背面留有聂叙伦先生清晰的笔迹：“聂耳弟遗照送范用同志留念聂叙伦敬赠”。1978年，范用收到了诗人洪遒寄赠给他的《聂耳纪念集》，这本纪念集是聂耳在日本遇难后，由聂耳在日本的朋友所成立的东京聂耳纪念会募捐编印而成的。1985年，历经烽火的聂耳日记终于被《聂耳全集》收录，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和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然而，写一本聂耳传记的愿望始终未能实现，这是范用一生的遗憾。他是多么地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展现在世人面前的聂耳传记能成为像罗曼·罗兰写的《贝多芬传》那样优秀的文学传记作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