Ⅱ　形而上悖逆⁽¹⁾

形而上悖逆是指一个人挺身反抗其人生状况和整体造化的冲动，之所以形而上，是因为质疑世人和造化的终极目的。奴隶抵制其内心被强加的生存状况，形而上悖逆者则抵制作为人被强加的人生状况。叛逆的奴隶确认其内心存在某种东西，促使他无法接受主子对待他的方式，形而上悖逆者则宣称造化使他大失所望。就其二者而言，问题不仅在于纯粹而简单的否定。确实，在两种情况下，我们发现一种价值判断，借此名义，造反者拒绝认可其自身的人生状况。

请注意，奋起反抗主子的奴隶，并不在意否定作为生灵的主子，而将其当作主子加以否定。奴隶否定主子有权否定他，奴隶，他，擅自提出诉求。主子落到这般地步，甚至满足不了被自己所忽视的这种诉求。倘若世人不能参照某个共同的价值，即被所有人承认在每个人身上都有的价值，那么人与人彼此就无法理解了。叛逆者要求这个价值在自己身上得到承认，因为他猜想或知晓，没有这个原则，混乱和罪行就会横行于世。造反运动在他身上体现着光明和团结的诉求。最起码的造反，十分反常地，表现出对某些秩序的渴求。

上述描述每一行都适合形而上悖逆者，他在四分五裂的人世揭竿而起，呼吁世人团结。他以寓于自身的正义本原反对他在世上所看到比比皆是的非正义本原。起初别无他求，只想解决这个矛盾，确立正义的同一性统治，假如他能做到；抑或确立非正义的同一性统治，假如他被逼上绝路。其间，他揭露矛盾。而以死抗争矛盾所解决不了的人生状况，抑或以恶对抗被矛盾驱散的状况。形而上悖逆追求幸福圆满，对抗生与死的痛苦。如果说普及的死刑限定人生状况，在某种意义上，造反与之相向而行。同时，造反者既拒绝自身必死的状况，又拒绝承认迫使自己生活在这种状况的强力。因此，形而上悖逆者不一定是无神论者，正如人们所认为的那样，但必定是辱骂宗教的人，只不过以秩序的名义出言亵渎宗教，揭露上帝是死亡之父及其至高无上的丑事。

为了阐明这一点，不妨言归造反的奴隶：在抗争中，奴隶确定造反针对的主子确实存在，但同时也揭示在其依附中他也拥有主子的权力，并把自身的权力肯定下来，不断质疑时至今日主宰着他的权威性。就此而言，主子与奴隶倒真是难兄难弟：主子暂时的权势与奴隶的顺从是相对而言的。两股力量在较劲时互相肯定对方，直至双方对抗之时，方始消灭对方，于是其中一方泯灭，暂时消失。

同样，形而上悖逆者奋起反抗权势的同时又肯定其存在，那他只在质疑这种权势存在的那一刻才确认其存在。于是他把人这个至高无上的生灵拖入让人备受屈辱的冒险，这样，他空幻的权力与我们空幻的状况便是半斤八两了。形而上悖逆者把至高无上的生灵置于我们拒绝的力量之下，让他在不肯低头的世人面前低头，反过来迫使他融入与我们有关的荒诞存在，最终把他从超越时间的庇护所拉出来，促使他投入历史，远离永恒稳定，而这种稳定只能在与世人共为唇齿的情况下才可获得。悖逆者就这样确认在其层面上一切高人一等的存在至少都是矛盾百出的。

因此，形而上悖逆的历史不可以与无神论的历史混为一谈，从某个角度讲，倒与宗教感知的同代历史浑然一体。悖逆者挑战甚于否定，至少起初不废除上帝，只与其平等对话，但并非彬彬有礼面对，而是一种辩论，是由好战欲激起的争论。奴隶始于要求正义，终于想要权势。必须轮到他统治。反抗人生状况的起义有序地变成反抗上天的漫长远征，以便把国王当囚徒，先宣告废黜国王，后将判其死刑。世人造反最终变成形而上革命，一路进军，从表象到实干，从花花公子到革命者。上帝的宝座被掀翻，叛逆者必将承认在自身生存状况中徒然追求的正义、秩序、团结，现在要由他用自己的双手来创造。于是开创为建立世人帝国而进行绝望的奋斗，必要时不惜付出犯罪的代价。这一切不产生可怕的后果是不可能的，我们只不过见识了其中缘故而已。但，这些可怕的后果并不是源于造反本身，抑或这些后果的出现，至少只是因为造反者忘记其来历，疲倦于“是”与“否”之间严酷的拉锯，最终陷于否定一切或彻底屈服。形而上起义在最初的运行中向我们奉献的和奴隶造反所奉献的积极涵义不相上下。我们的任务将是审视造反这种涵义在其追求的事业中变成什么，并阐明造反者在忠于或不忠于其初衷时所引发的趋向。

该隐⁽²⁾的儿子们

形而上悖逆者，就本义而言，只在十八世纪末以结构严密的形式出现在思想史上。现代则在墙垣坍塌的巨响中开启。但从此，其结果接连不断展现，而且塑造了我们时代的历史，这种想法并不夸张。是否可以说形而上悖逆者在此前就没有意义了呢？其范例久远早已有之，既然我们的时代爱好自身富有普罗米修斯造反精神。然而，果真如此吗？

最初的神谱向我们指明普罗米修斯被铁链锁在地球尽头的石柱上，因拒绝求饶而成为永远被驱逐的殉道者。埃斯库罗斯⁽³⁾还提升了这位英雄的高大形象，把他塑造得具有远见卓识：“降临于我的任何灾难没有我预见不到的”，使他吼出对诸神的憎恨，把他投入“命定的绝望海洋”，末了将其献给闪电和霹雳：“嗨！瞧见我忍受不公了吧！”

因此，不能说老祖宗不懂得形而上悖逆，早在撒旦⁽⁴⁾之前，他们已经树立起叛逆者痛苦而崇高的形象，向我们提供悖逆的睿智最伟大的神话。古希腊取之不尽的天才虽然塑造了大量依附和谦卑的神话，但也创造出揭竿而起的范例。毫无疑义，某些普罗米修斯式特征依然存活于我们当今造反历史中，比如与死亡作斗争：“我把世人从死亡的顽念中解脱出来。”又如，救世主降临说：“我们在他们身上培育了盲目的希望。”再如慈悲：“由于太爱世人而得罪宙斯。”

然而，不能忘记《带来火种的普罗米修斯》，埃斯库罗斯三部曲悲剧的最后一部，宣告被宽恕的造反者王国。古希腊人毫无敌意。他们胆大包天，却始终坚持他们奉若圭臬的尺度。他们的叛逆不是针对造物主，而是针对宙斯，因为宙斯一向只不过是诸神之一，尽管是主神，但生命也是有限的。至于普罗米修斯，他是个半神，事关特有的清算，涉及对善的质疑，而并非有关善与恶之间的普遍斗争。

这是因为古代人虽然相信命运，但首先相信的是自然，相信自己以参与而存在的自然。造自然的反等于造自己的反，以头击墙嘛。于是，唯一黏附的造反便是自杀。希腊人自身的命运是一种听天由命的盲目力量，正如人们遭遇自然的力量。对希腊人而言，过度的顶点是用棍击海：蛮人的疯狂。古希腊人一定也描绘“过度”，因为“过度”是客观存在，但予以地位的同时加以限制。阿喀琉斯⁽⁵⁾在帕特洛克罗斯⁽⁶⁾死后的挑战，以及悲剧英雄诅咒自己的命运而祈神降福，都未招致全盘否定神祇。俄狄浦斯心知肚明自己并非无辜⁽⁷⁾，身不由己成了罪人，也成了命运的一部分。他抱怨，却未吐出不可弥补之言。安提戈涅⁽⁸⁾本人之所以造反，是因为以传统的名义，让兄弟们在坟墓中安息，以便礼仪得以遵守。从某种意义上讲，安提戈涅涉及的是一种反动的造反。古希腊人的反思，这种两面派思想，几乎总在唱反调，在悲怆欲绝的曲调后面响彻俄狄浦斯永恒的诺言，尽管双目失明，穷困潦倒，但将承认一切皆善。“是”与“否”得以平衡，以至于柏拉图以卡利克莱斯⁽⁹⁾预示尼采式庸俗典型，尼采甚至惊呼：“让一位有优良天性的人出现吧……他逃脱了，践踏我们的规矩、我们的巫术、我们的咒语以及一切毫无例外违反自然的规律。我们的奴隶揭竿而起，显示自己当家做主了。”甚至彼时柏拉图道破自然一词，尽管他是摈弃规律的。

问题在于，形而上悖逆意味着对创世的简单化观点，是希腊人所不具备的。对他们而言，不是诸神为一方，世人为一方，而是世人走向诸神的一级级台阶。与罪行相对立的无辜观念，把一切归结为善与恶斗争的历史观念，都跟他们不搭界。在他们的世界里，过错甚于罪过，唯一的终极罪过就是“过度”。完全凭历史记载的世界恐怕是我们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相反，不再有什么过错，只有罪过，首当其冲的则是“适度”。人们就这样弄明白残暴与宽容的奇怪混合，正是从希腊神话中所吸取的。希腊人从来没有把思想搞成壁垒森严的营地，与他们相比，这让我们备感自惭形秽。总之，造反只不过自以为反对某人。涉及人的上帝这一概念，即造物主，故而对一切事情负责，唯独对于人类抗议赋予其意义。可以说，造反的历史，在西方世界，是与基督教历史不可分割的，这么说并不离谱。确实要等到古代思想最后时刻才发现造反开始找到自身的语言，在某些过渡期的思想家学说中，最为深刻的思想家当属伊壁鸠鲁⁽¹⁰⁾和卢克莱修⁽¹¹⁾。

伊壁鸠鲁可怖的悲伤已经发出一种新的声音，这种悲伤大概来自对死亡的焦虑，希腊人的精神状态对此可并不陌生。但，这种悲伤所包含的悲怆情调予人以启示：“人们可以确保与各种各样的东西相对抗。至于死亡，我们一概如同断垣残壁的城堡中居民们那般坐以待毙。”卢克莱修明确指出：“这个广袤世界的实体是为死亡和毁灭保留的。”因此，为何不及时行乐呢？伊壁鸠鲁说：“我们等待复等待，消耗自己的生命，必将操劳过度而死亡。”所以必须享乐。然而是多么奇怪的享乐呀！享乐竟然就是堵塞城堡，确保面包和净水，待在宁静的阴暗处。既然死亡威胁着我们，那就必须证明死亡根本算不了什么。恰如爱比克泰德⁽¹²⁾和马可·奥勒留⁽¹³⁾，伊壁鸠鲁把生死置之度外。“死亡于我们不足道，因为消释之物无法感知，而感觉不到的东西于我们毫无意义。”那么是虚无吗？不，人世一切皆为物质，死亡仅仅意味着返回元素。实有，就是石头。伊壁鸠鲁所谓奇特的快感主要在于没有痛苦，这就是石头的幸福。我们伟大的古典作家们都会有令人惊叹的感情冲动，为了逃脱命运，伊壁鸠鲁扼杀感受性，首先感受性的第一呼声正是希望：这位希腊哲学家对诸神的论说别无歧异。世人的一切不幸皆来自希望，因希望使他们脱离城堡的沉默，把等待拯救的他们抛到城根。这些不理智的举动并无其他结果，无非把精心包扎好的伤口重新打开而已。所以伊壁鸠鲁并不否定诸神，不过远离诸神罢了，但远离得使人眩晕，以至于心灵不再有其他出口，只能重新自囿门户。“享有真福和不朽的生灵没有麻烦，也不给任何人制造麻烦”。卢克莱修添枝加叶道：“无可争辩，诸神凭其天性就可在最深层的平安中享受长生不老，因为诸神根本没有我们的麻烦，早把麻烦摆脱得一干二净。”因此，让我们忘却诸神吧，永远不要再想了：“无论你们白天的思想，还是夜里的梦境都不会使你们心烦意乱了。”

此后，人们还会遇到造反这个永恒的主题，虽然有些重要的细微差别。一个既无奖赏又无惩罚的天神，一个耳背失聪的神明，是造反者们唯一的宗教想像。晚辈维尼⁽¹⁴⁾咒骂神明默不作声，而伊壁鸠鲁则断定，既然人必有一死，世人缄默比神明话语更好准备迎接天命。这位古怪的智者殚精竭虑在世人周围建立围墙，重修城堡，无情地窒息人类希望抑制不住的呼唤。于是，这一战略撤退一旦完成，仅在此时，伊壁鸠鲁，充当世人中间的一尊神，高唱凯歌，充分标示他的造反防御性：“噢，命运哪，我识破了你的圈套，堵死了你可能袭击我的所有道路。我们不会被你征服，也不会被任何坏势力征服。当不可避免的开拔钟声敲响，我们将蔑视那些死抓住生存不放的人们，高唱美妙的歌曲：啊，我们尊严地度过了一生！”

卢克莱修是他那个时代唯一大刀阔斧推进这个逻辑的，并将其推入现代祈求。实质上，他没有对伊壁鸠鲁学说增添任何东西。他自己也摒弃任何超越感知的诠释原则。原子只是生灵的最后庇护所，生灵一旦回归原始元素，将追随永劫不复的死亡所具有又聋又瞎的永垂不朽，对卢克莱修就像对伊壁鸠鲁而言，象征着唯一可能的幸福。然而，他必须承认，原子不是自行聚合在一起的，而要认同一个更高的规律，最终还得听从他刻意否定的命运，为此他承认一种偶然的运行，叫做搭接结构，由此原子彼此相遇并纠缠在一起。我们已经要注意了：此处提出了现代的大问题，智者发现想使世人免于命运的主宰无异于将其任凭命运摆布。为此，现代智者竭力重新赋予世人一种命运，即历史命运。卢克莱修还达不到这一点，他憎恨命运和死亡，满足于陶醉的大地：原子偶然之间聚合成生命，同时生命偶然之间消散为原子。不过他的语汇倒是表明一种新鲜的感知。盲堡变成四周设防的兵营。Mania mundi（世界城根）是卢克莱修的辞语中关键用语之一。诚然，这个营地中的大事是窒息希望。然而，伊壁鸠鲁自成系统的克己演变成令人战栗的禁欲，不时还冠以诅咒。卢克莱修则认为虔诚说不定就是：“不受任何事情干扰的智者能够正视一切。”但这样的智者却因世人遭受非正义而颤抖。在愤怒的驱使下，涉及罪行、无辜、犯罪和惩罚的新概念贯穿那首有关事物性质的伟大诗篇，其中讲述“宗教的第一桩罪行”，即伊斐革尼娅⁽¹⁵⁾及其无辜被杀，指出神明的特点就是：“经常站到犯罪者一边，以冤枉的惩罚剥夺无辜者的生命。”卢克莱修之所以讥讽对另一个世界惩罚的恐惧，正如伊壁鸠鲁，并非处于防卫性造反的运作，而是出于进攻性推理：既然自今日起我们看得相当清楚善并未受到奖赏，为何恶要受到惩罚呢？

伊壁鸠鲁本人在卢克莱修的史诗中变成了不得的叛逆者，其实他并非如此。“在所有的人眼中，人类因循苟且于世，过着卑贱的生活，在宗教铁蹄下苟且偷生，高踞上天的宗教面孔显露无遗，以其狰狞的面目威胁着生命有限的世人，但有一个人，一个希腊人，第一人，敢于举起现世的眼睛敌视宗教，直起腰板与上天抗争……此后，轮到宗教被推翻，被踩在脚下，而我们，胜利将我们捧上天。”这段文字让人觉得这番新的亵渎神明之言与古代人的诅咒之间蛮有差别的。希腊的英雄们可以争取成为天神，但同时诸神早已存在了。于是问题在于晋级高升罢了。卢克莱修笔下的世人与之相反，是在举行一场革命。他否定不尽责且有罪过的诸神，同时自己取其位而代之。他走出壁垒森严的营地，以人类痛苦的名义向神明发起最初的进攻。在古代世界，杀害是不可解释的，而且不能抵偿的。在卢克莱修作品中，杀害世人已经只不过是对天神杀害的一种回答。卢克莱修叙事诗结尾呈现瘟疫控诉者的尸体堆满神殿一片不可思议的惨状，这决非偶然。

人的个体化神明概念就这样在伊壁鸠鲁和卢克莱修的同代人中慢慢被感知，否则新的用语就不可理解了。正是针对这种个体化的神明，造反才得以作为个人进行清算。个体化的天神一旦开始主宰，造反便接踵而来，张牙舞爪，毅然决然说不。随着该隐的到来，第一次造反与第一桩罪行相向而行。造反的历史，如同我们今日所经历的，该隐子孙们的历史远胜于普罗米修斯信徒们的历史。在这层意义上，《旧约》的上帝尤其调动造反活力。倒过来说，当人们像帕斯卡尔⁽¹⁶⁾那样，完成悖逆智者生涯之后，必须皈依亚伯拉罕、伊萨克以及雅各布的上帝⁽¹⁷⁾。最怀疑的灵魂向往最大的冉森派⁽¹⁸⁾。

从这个观点来看，《新约》可视为企图预先反驳天下所有的该隐，使天神的形象变得温和起来，在天神与世人之间降生一个说情者。基督来到世上解决两个主要问题：罪恶与死亡，恰好是造反者的问题。基督的解决办法在于首先背负两大问题的重责。这个神人也忍辱负重，吃尽苦头。罪恶与死亡却不再归咎于他，因为他痛心入骨，随后死亡。戈尔高达山⁽¹⁹⁾之夜在人类历史上之所以同样重要，是因为在那样黑暗的年代神明公然放弃自己的传统特权，心怀绝望，却一直生活在死亡的焦虑中：基督背负十字架，厉声责问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要抛弃我？”临终前竟然发出令人惧怕的怀疑。临终若有永恒希望的支持，会轻松些吧。神若想变成人，则必须陷入绝望。

诺斯替教派⁽²⁰⁾的教义是古希腊文化与基督教教义相合作的成果，是对犹太教思想的反动，在两个世纪中，企图加剧这场运动。比如瓦朗坦⁽²¹⁾就想像出众多说情者，众所周知。但这个形而上的主保瞻礼节始源⁽²²⁾与古希腊文化中的调停真言起着相同的作用。始源力求减少困苦的人和无情的神面对面时的荒诞性。这特别使马尔西雍⁽²³⁾起到残忍而好战的第二神作用，这个造物主⁽²⁴⁾创造了有限的世界和死亡。我们应当憎恨他，同时应当通过禁欲否定他的创造，直到采取戒除性行为而否定他的创造物。故而事关自豪而反叛的禁欲，只不过马尔西雍把造反改了道，走向低级别的神，以便更好颂扬高级别的神。诺斯替教派的教义起源于希腊，一直居中斡旋，倾向于把犹太教的遗产从基督教义中摧毁，也刻意预先避开奥古斯丁⁽²⁵⁾学说，因为这个学派为一切造反提供论据。例如，巴西里德斯⁽²⁶⁾认为，殉教者是造了孽的，基督本人也不例外，因为他们受苦受难嘛，古怪的思想，但力求从苦难中消除非正义。诺斯替教派的信徒们仅仅想借用给世人种种机会的古希腊启蒙概念替代无所不能而专横武断的圣宠。第二代诺斯替信徒中派别林立，表现出古希腊思想多元而执拗的努力，以便使基督教势力更便于世人接受，从而排除造反的理由，因为古希腊文化认为造反是最坏的恶行。然而，天主教会谴责这种拼搏，却在谴责的同时，导致造反者成倍增加。

沿着一个个世纪，该隐的种族节节取得胜利，可以这么说，《旧约》的上帝遇上意想不到的命运。说来离谱，亵渎神者反倒让基督教执意把猜忌之神从历史舞台赶走之后，又让其重新活灵活现回来了。他们天大的胆量之一，恰恰使基督本人归附他们的阵营，让基督的历史中止于十字架顶端以及临终前凄厉的呼喊声中。就这样，一个与仇恨之神势不两立的形象留存下来，这样的神更符合造反者们对创世的设想。直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造反只针对某个残忍而任性的神明，这种神明偏爱牺牲Abel（亚伯）⁽²⁷⁾甚于牺牲该隐。毫无过硬的理由，却借此挑起第一桩谋杀。陀思妥耶夫斯基凭着想像，尼采借着事实，过度延伸造反思想的范围，连爱神也不放过清算。尼采认为上帝在他同代人心目中已经死亡。他跟随前辈施蒂纳抨击对上帝的幻想，而上帝披着道德的外衣滞留在他那个时代的精神中。然而，直到他们那个年代，不信教的思想，比如说，仅限于否定基督的历史，按萨德的说法，“这部平庸的小说”，甚至在其否定中仍保留凶横上帝的传统。

与之相反，只要西方信奉基督教，《福音书》⁽²⁸⁾便是天与地之间的媒介。造反每声孤零零的呐喊都体现着最为痛苦的映象。既然基督受过这么大的痛苦，而且是自愿的，那么任何苦难不再是非正义的了，每个痛苦都是不可或缺的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基督教辛酸的直觉及其人心合情合理的悲观主义，对世人而言，普遍化的非正义跟完全的正义都同样使人满足。唯其一个无辜的神被牺牲，才能使无辜遭受长期而普遍的折磨具有正当性。唯有上帝的痛苦，即最大的苦难，才能减轻世人临终的痛苦。只要上至天下至地，一切毫无例外受苦受难，出奇的幸福才有可能降临。

然而，自从基督教走出连连获胜的时期，一直遭受理性的批判，因为基督的神性被否定了，痛苦重新变成世人命中注定的遭遇。窝囊的耶稣不过是个新添的无辜者，代理亚伯拉罕上帝的人们耸人听闻地折磨着他。把主子与奴隶们分离的深渊重新打开，造反始终对着忌妒的上帝铁板面孔不断呼唤。不信教的思想家和艺术家早已准备这一新的决裂，字斟句酌地抨击道德观和基督神性。卡路⁽²⁹⁾的艺术世界相当成功地表现特殊无赖们的世界，无赖们冷嘲热讽，起初窃笑，末了像莫里哀笔下的唐璜那样嘲讽，竟然无法无天。酝酿十八世纪末的动荡长达两个世纪，既是革命的，也是亵渎神明的，不信教的思想尽一切努力使基督成为一个无辜者，抑或一个傻瓜，以便将其归化于人世，不管他们做高尚的事，抑或可笑的事。总之，平台就这样将被扫清，对准虎视眈眈的上天发起大进攻。

绝对否定

历史上是萨德首次发动了严密连贯的攻势，他把截至梅利埃神甫⁽³⁰⁾和伏尔泰不信教的思想论据汇集起来，构建了一架单一而巨大的战争机器。不言而喻，萨德的否定是最极端的。他从造反唯一得出的是绝对的“不”。他身陷囹圄二十七年，居然没有产生过妥协的想法。一般来说，如此漫长的囚禁会孕育出奴仆或杀手，抑或两者兼于一人。如果说他的天性坚强得足以在牢房深处构建一种并非屈从者的伦理，那么多半将是主宰者的伦理。孤家寡人的伦理学是以权力为前提的。有鉴于此，萨德是个典范。这不，他受到社会的残酷对待，也残酷地回敬社会。他作为作家是其次的，尽管受到我们同代人某些喝彩叫好和轻率追捧。如今他如此直率地受到赞扬，究其原因，与文学已渺不相关了。

人们赞誉他为戴镣铐的哲学家，首位绝对否定的理论家。萨德确实当之无愧。他在牢底的梦想无边无垠，现实根本奈何不了他。狂怒中得到的智慧在锁链中失去，却变得清晰可辨了。萨德只有一种逻辑，即情感的逻辑。他没有创建什么哲学，而是个被迫害妄想症患者，沉迷于畸形怪胎的梦想。这种梦想只不过碰巧带有预言性罢了。萨德对自由的偏激诉求使他陷入备受奴役的帝国，他对生活的奢求遭禁之后，变得越来越疯狂，于是沉湎于摧毁世界的迷梦来求得满足。至少在这一点上，萨德是我们的同代人。不妨对他连续不断的否定进行一番探幽析微吧。

一个文学家

萨德是无神论者吗？他入狱前在《神父与垂死者对话》（1782）中说是的，人们也信了，但后来他疯狂亵渎神明，人们又将信将疑起来。圣奉⁽³¹⁾，这个萨德作品中最残忍的一个人物，决不否定上帝，只限于发展神秘学教派的理论，崇拜邪恶创世神，从中取其适当的推论。有人说，圣奉不是萨德。不错，想必不是吧。小说人物从来不是创造这个人物的小说家，倒是有可能所有的人物集于小说家一身。不过，萨德笔下所有的无神论者原则上确定上帝不存在，道理明摆着的，所以他认为，要是上帝存在，也意味着上帝麻木不仁，邪恶多端或凶狠残忍。萨德最有名望的作品是《茱斯蒂娜或美德的厄运》（1791），其结局展现了神明的愚蠢和仇恨。茱斯蒂娜在暴风雨中奔跑，而罪犯瓦瑟耶则发誓将改信异教，假如她幸免天雷的电击。霹雳⁽³²⁾刺死茱斯蒂娜，瓦瑟耶获胜，于是世人的罪行将继续回报神明的罪行，从而产生一种不信教者的打赌，回驳帕斯卡尔的打赌⁽³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