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持之以恒克服危难的前提

无论做什么事情，没有良好的耐心都是不足成事的。遇到困难，或急躁或退缩或希望它凭空消失，都不现实。只有持之以恒、坚忍不拔地进取，才能克服危难、取得事业的成功。

勇敢面对，不退不缩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事情，需要大智大勇和置生死于身外的信念。

1．鞠躬尽瘁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曾国藩作为人臣的信条。

曾国藩不满绿营军的就是他们有功便抢，有难便逃。他的人生信条不允许他不忠，更不允许他逃避。为实践其人生信条，他曾在戎马征战的沙场几次自杀。

1860年，曾国藩被困祁门时，身处绝境，即作书告诸弟，等于一篇遗嘱，大意为：

看现在的情形，恐怕坚持不过今年了。自从1853年冬天以来，我就早已经把身家性命献给了国家，愿死在沙场而不隐居山林，这是我的本愿。近年来在军中办事，也算尽心尽力无愧于天地了，死也瞑目了。

曾国藩几次自杀，表面上是他兵败后无颜见江东父老，内心里却要以死报国，以身全志。“国君死社稷，大夫死众，士死制。”大丈夫就是要为忠于职守而献身。所以，曾国藩表示：“不带勇则已，带勇则死于金陵，犹不失为志士。”他还以袁简斋的一句诗勉励自己：男儿欲报君恩重，死在沙场是善终。

2．带病处理天津教案

处理天津教案时，曾国藩已经是有病在身。先是眼睛昏暗，视物如隔迷雾，接着是疼痛难忍，吃药针灸全无效用，不久右目全盲，左目仅余微光。后来又得了眩晕之症，耳鸣脑胀，日夜惶惶，无法办公，只得具疏请假，皇帝准假，下旨问疾，让他好好治病。然而天津突然发生教案，又把他推进风浪的漩涡中。接到去津门查办教案的谕旨之时，曾国藩正在病假之中。曾国藩这次病得很重，他自觉日薄西山，朝不虑夕，甚至连寿木都运到了保定。

明知凶多吉少，但不避祸害。面对纷繁复杂的形势，幕僚们“阻者、劝者、上青者、条陈者纷至沓来”，多数人主张曾国藩不宜仓猝赴津。幕僚劝他以重病难以胜任，请朝廷另选别人。但曾国藩不肯疏辞，他说：大将不辞刀头死，岂能因祸福而避趋，还是决定要“力疾受命”。

对于处理津案的难度，曾国藩心里十分清楚，此次赴津不仅绝无办理成功之可言，而且极有可能使他十八年来历尽艰难困苦得来的声望毁于一旦，落得身败名裂、万人唾骂的下场。但他更清楚地意识到当时局势的紧迫性，案件涉及了七个国家，各国军舰环伺大沽口，中国再次面临着战争的威胁，而中国的老百姓激于义愤，正在使事情朝着最坏的方向发展。如何既避免战争，又安抚好百姓，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

曾国藩从不惧怕失败，但是一生功业名望付之东流，又被万人笑骂这样的失败，几乎是不能忍受的，但曾国藩有明知必败，却不避刀斧，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勇气。他临行前给他二子纪泽、纪鸿留下遗嘱数条，强调此事绝难措手，或一去无以再返，但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违效命之初誓。向他们交代后事，谆谆嘱托“以勤俭持德，以孝友持道”；逝后灵柩返南，谢绝一切，概不许收礼；所留奏稿、古文，绝不许刊刻流布等。

当曾国藩要来津审案之际，因为他早年所做《讨粤匪缴》中有反对洋教的论述，所以天津的官员士绅多把他看作是敢于反对“洋教”的官员，定能对此案作出公正裁决，为天津士民主持正义。在他行至天津城门前，早有众多官员、士绅及百姓，包括与案件有涉的人前来迎接，并拦轿鸣冤。曾国藩见大众对他犹如旱苗盼得甘雨，便下轿倾听。官绅们你言我语，把洋教士及教民如何欺压中国百姓，如何虐杀中国幼童，如何枪击中国官员等情况叙述一遍。甚至有人形象地叙述育婴堂如何迷拐幼儿、妇女，如何挖心入药，并说亲见幼儿尸身五脏被挖去。曾国藩的心中五味杂陈，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无措。

从自己的本心出发，他对洋教无好感。但是两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吃了败仗，朝廷才被迫允许洋教来中国活动。天主教独尊上帝，不敬祖宗，不分男女，与自己心目中的礼仪伦常大相径庭，这是扰乱中华数千年文明的异教。在他看来，洪秀全就是拿了这一套组织民众的。所以，他在讨伐“长毛”时，便是以捍卫中国纲常名教相号召，反对异教进入中国的。然而，这次自己面对的是传教得到中国皇帝允许的英、法、美、俄诸国，他们的军事力量远比中国强大，绝不能轻言与洋人开仗，上谕明文令他“持平办理，以顺舆情而维大局”，绝不是让他得罪各国，更不能把关系搞僵引起国际争端和武力冲突。

既然不能违背朝廷旨意而得罪外人，那么如何面对舆论的压力，如何向天津官绅市民交代，这就更加困难了。朝内外对天津教案异常重视，恭亲王奕、内阁学士宋晋、翰林院侍读学士袁保恒等人向朝廷上奏折，说天津反洋教是义举，对洋人应采取强硬态度，要求皇帝下旨讨伐洋人洋教，惩罚媚外的崇厚等官员。这些事情对于曾国藩的处境没有丝毫的帮助，反而加深了老百姓的义愤填膺，使局势变得更为棘手了。曾国藩知道自己这回真的进了死胡同。现在，舆论认为崇厚卖国，而以为曾国藩会替天津人出口气，所以对他抱着希望，等着他来为受害的百姓说话，因而并未发生大的行动。一旦他有违众意，大家希望破灭，究竟会出现何等结果，他心中的确无数。但相反的情况，顺应民意也是很危险的，一旦引起洋人的武力进攻，后果不堪设想。

曾国藩客观地分析，民众对于洋教的“恶行”也有夸大之处且无证可考。自己无论怎样做都不会有好的效果。不做“卖国贼”就可能成为战争的“点火者”，陷朝廷于危难之中。

天津教案不比其他教案，牵扯的国家众多，各国联合起来，对中国压力极大；而反洋教的群众面广，得罪了哪一方都不好交代。

曾国藩日思夜想，无论如何也找不出两全其美的好办法。看来这次天津之行绝无好结果了，要做民族英雄是不可能，恐怕是要成为千夫所指、万人唾骂的汉奸卖国贼了。然而自己的一生名誉难道真的要毁在津门吗？难道就不能马上给太后、皇帝上书，历数洋人罪恶，力申民气可用，向洋人宣战吗？但是，如今不是道光朝廷，他也不是林则徐，主战派给太后、皇上留下了太深的教训，他们不会支持他在天津与洋人开战的，他即使想做被罢官的林则徐都没机会。举步维艰，左右为难。

结果，曾国藩坚持“委曲求全”的策略处理天津教案，引起国人的强烈义愤。当他决定把天津地方官交部严办及捕拿“凶手”以抵洋人之命的奏折传出之后，京津及各埠士人一片哗然，“卖国贼”的骂声随之腾起。他的亲友、同乡、同年都不相信曾国藩会如此软弱，等到证实之后都纷纷来信劝说、指责。京师虎坊桥长郡会馆、教子胡同湖南会馆等处由曾国藩所题的匾额被愤怒的士子们当众砸毁，并把凡有“曾国藩”之名者尽数刮掉，口吐、脚踏犹不解其恨。王闿运等名士、李鸿章等弟子、曾纪泽等亲属都恳切陈言，为曾国藩的做法感到惋惜，深虑此举将使其一世勋名而毁于众谤之中。对于一个功勋卓著的人来讲，这样的打击是致命的。

曾国藩本来就病得朝不保夕，这使他病上加病。他也不愿再多活一天，只求早死，催着儿子把棺材做好，以备不测。赵烈文、薛福成等人见曾国藩情绪极度低落，病情又日渐加重，都怕出意外，乃日夜守在他的床边，服侍劝慰。曾国藩心力憔悴，苦痛不堪，不再想多说话了。他后悔自己在“剿捻”无功之后，没有“退处深山”，重回两江之任和莅任直隶总督，落得晚节不保。

曾国藩回顾道光以来清廷“办洋务”的历史，无论是主战的林则徐还是主和的穆彰阿，到头来都没有好下场。仗打败了皇帝把责任推给林则徐；而国人斥骂《南京条约》屈辱卖国，皇帝又把卖国的罪名推给主张讲和签约的穆彰阿。自己受清政府委派处理天津教案，也是在替清政府去顶卖国贼的罪名。现在他的预料果然成了现实：当天津教案的处理结果公布后，国人不骂慈禧太后，却单骂曾国藩，他成了天下人眼中的千古罪人。清廷是幕后授意者，现在却一声不吭任曾国藩变成牺牲品。

3．教子有方

后来，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在光绪四年（1878年）奉命做出使英法的外交大臣回答朝廷的问话时，慈禧太后以任劳任怨相勉励。曾纪泽答道：“臣从前读书读到‘事从君主能献其身’一句话，认为人臣牺牲自己的生命，是最高境界。看近来时势，见中外交涉的事件，有时需把性命看在第二位，声名也要看得很轻，才能替国家保全大局。就像天津一案，臣的父亲，先臣曾国藩，在保定动身，正是卧病的时候，就写了遗嘱，吩咐家里人，安排后事，将性命不要了，等到了天津，又看事关重大，不是一死所能了结的，于是委曲求全，以保和局。那时京城的士大夫咒骂的人很多，臣父引咎自责。寄给朋友的信，常写有‘外惭清义，内疚神明’八个字，正是排除了声名，以顾全大局。其实，当时的事态，除了臣父曾国藩所办理的立场更没有别的力法。”

曾纪泽把曾国藩牺牲名誉、忍辱负重的苦衷，充分地表达了出来，使慈禧说出了“曾国藩真是公忠体国之人”的话。事实上这种体恤显得很虚伪。人已死，再多的感叹也无济于事。

曾纪泽在光绪元年（1875年）出使俄国，改订以前使节所签的条约，给国家挽回了不少权利。他的外交手腕过人，举世共赞，足以为曾国藩争气。可见曾国藩生前对于子女的教育是正确而有意义的，他也的确做到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由此可见，人一生中若遇到不可躲、人力所不能及的事情的时候，做与不做，结果非自己所能预测，就只能选择勇敢面对。要牢记：任何时候积极的心态都比消极的要好。

隐忍有道，终有所得

忍能表现一个人的肚量，突出一个人的修养；忍的同时，可以换来和气。另外，忍还可以减少损失或得到实惠。能不能做到“忍”是能否成大事的关键条件。曾国藩的“忍”功练得很好，在别人看来难以忍受的事情，他却能泰然处之，值得深思。曾国藩曾说过：“第一贵忍辱耐烦，次则贵得人和。”人只有学会忍气才能静心，才会有出息。曾国藩深知其中的道理，且清代满汉有别，身为汉官的他在很多事情上都存有疑虑，时时警惕“功高震主”，而且以“忍”字当先。曾国藩的“忍”保全、成就了一代“圣贤”之名，成为了“官场楷模”。他教育长子曾纪泽说：“吾服官多年，亦常在‘耐劳忍气’上下功夫。”

1．处理问题能忍

曾国藩常提示自家兄弟：“当此乱世，黑白颠倒……即家中偶遇横逆之来，亦当再三隐忍，勿与计较。”“兄在外年余，唯有‘忍气’二字日日长进。”在处理与沈葆桢的矛盾上，突出地体现了他的“忍气”二字。

咸丰十一年（1861年），曾国藩将安庆攻下后，令湘军东下，并以两江总督身份保奏沈葆桢为江西巡抚。曾国藩保奏沈葆桢也是有目的的，早在咸丰四年（1854年），为保江西安稳，他就派兵移驻该省。要想稳定军心，必须有军饷保障。曾国藩为此大伤脑筋，与当时的巡抚陈启迈发生激烈冲突。有了那次的教训后，曾国藩未雨绸缪，为解湘军军饷之难，保奏沈葆桢，使其倍加授安察使衔。

李秀成获悉湘军东进后，立即派兵人江西。沈葆桢见大敌逼近，迅速组建一支军队，并调请了好几支军队共同守卫江西。为保军饷，沈葆桢竟提出不再给湘军供给。在这之前，曾国荃所率湘军的军饷都是经朝廷批准由江西提供的，比如江西厘金、九江关洋税银等。此时，曾国荃部的湘军正驻扎在雨花台，形势非常危急，如果此时没有军饷，后果不堪设想。沈葆桢非但没有记挂曾国藩的恩情，于危难之际反而向曾国荃发难，这引起了曾国藩的愤怒。

曾国藩分析形势，论轻重缓急，当以雨花台为重。为解燃眉之急，曾国藩私下给九江关道蔡锦青写了封信，要他抽三万九江关洋税银给雨花台大营。在蔡锦青向南京运银时，被沈葆桢发现了，运银之事未成。

曾国藩虽心中有不平，但经过多方考虑后，没有参奏沈葆桢，而是上奏要求“引退”，沈葆桢随后也呈上折，欲辞去巡抚之位，回家赡养高堂。面对二人的奏请，清廷下旨将江西厘金对半分给曾国藩和沈葆桢，并从其他方面给湘军筹集军饷。因为曾国藩委曲求全，停止了两人之间的纷争。

2．佩服能忍的人

曾国藩不仅能忍，他也很佩服能忍的人，并且很重视这样的人。

李续宾是湘军中一位非常勇敢的将领，曾国藩重视他，不仅在于他的勇敢，更看重的是他的“忍”功。他在给其子李光久的信中写道：“昔年令尊忠武公虽有不悦之人，从不形诸词色……愿足下力法家训，专从‘忍耐’字上用功。内则读书写字，令人起敬，外则忍气寡言，令人起慕……”

能忍之人必有过人之处。曾国藩的“忍”字功夫也是日积月累，官宦沉浮中锻炼出来的，行事谨慎，自减锋芒，这才是智者的保身之道。

屈心抑志，坚韧渡难

困难的形成多种多样，成功的因素也多种多样，在大致相同的情况或条件下，意志力的作用决定结局的成败，因为坚强的意志可以坚定必胜之心，将自己的实力发挥得淋漓尽致。苦到不能再苦、难到无法再难的时候，最需要的不是力气，更不是放弃，而是坚韧。

1．曾国藩对坚韧的理解

“坚韧”是两个极奥妙的字，“坚”可以理解为勇于进取、坚强不屈、坚定不移；“韧”即忍，可以理解为持之以恒、百折不挠、能伸能屈、不计荣辱。二者一刚一柔、一强一韧、一方一圆，合在一起，与“一阴一阳之谓道”的道理十分相合。一个人只要能坚能韧，就会无敌于天下。

曾国藩一生的成功，得益于“坚韧”二字，用梁启超的话来说：设若曾国藩的意志与忍耐稍有不足，则其一生为失败之人，无疑也。

要想成就大业，恒心是必不可少的。恒，贵在坚持。无论遇到什么磨难，都不低头，而以“坚韧”面对。坚持得久一点，胜利就近一点。

“坚韧”一次可以，“坚韧”一生却难。曾国藩正是一生“坚韧”，所以，最终成就了令后人敬仰的事业。他的身心虽然因此而备受煎熬，但也终有所值。

曾国藩一生的功绩不能算空前绝后，但也算是数一数二。他的成功和他终身所奉行的也是为人们所推崇的“坚韧”是密不可分的。

曾国藩对坚韧的理解是：君子稳重而有威严，有坚强忍耐的性情，灾难面前毫不畏惧，刀架在脖子上就当作没看见。想立功德创伟业就必须要有“坚韧”之心，战场上有此心就会所向无敌，生活中有此心就会有所修为。对外无敌、对内有为才是厚德载物的境界。

1854年11月27日曾国藩在给他诸弟的信中说：我自从服官及办理军务，近几年来，心里常常有郁屈不平的感受，每每仿效母亲大人指腹示于儿女们的样子说：“这里边蓄积多少闲气，无处发泄。”

2．坚韧成就曾国藩的事业

曾国藩就是靠坚韧成就了他的事业。青少年时代靠坚韧的苦读博取了功名，取得了进身之阶，到中年以后更是靠坚韧战胜了磨难。他懂得忍辱包羞、屈心抑志的道理才能安稳地渡过坎坷。

曾国藩在江西带兵的时候，当时虽是督师，实居客寄的地位，筹兵筹饷，一无实权，二无实力，州县官都不听他的话，各省督抚又常常为难他。湘军将士虽拥戴他，可是他们的官阶有的比他还高。这时，曾国藩要靠什么才可以在无奈的环境中生存？靠的就是坚韧。他在父亲去世、弃军回籍奔丧、激流勇退的情势下，耐心地听取了朋友的规劝，做了自我反省。

自率湘军东征以来，曾国藩有胜有败，曾四处碰壁，究其原因，固然是由于没有得到清政府的充分信任而未授予地方实权所致。同时，曾国藩也感悟到自己在修养方面有很多弱点，如在为人处世方面固执己见，自命不凡，一味蛮干。后来，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谈到由于改变了处世方法所带来的收获，无非是“坚”中多了一些“忍”，结合时势把“坚忍”二者的关系处理得更为妥帖了。靠这种坚韧，曾国藩终于走出了那种阴霾笼罩的心境，度过了那段痛苦的日子。

曾国藩在江西的困境不只在于军事，更大的苦处是清廷一直对他不放心，怕他的力量太大。湖北巡抚之职宁给胡林翼，也不肯给他曾国藩，这使他率兵三四载一直处于孤立无援之境，用兵、用人、用饷无处不难。清政府不肯向他放权，使他在江西处处受到地方官的排挤和刁难。因为没有钦差之衔，地方官轻视他，他在江西用兵，军饷要江西地方出，地方官总认为他并非国家正规军，为湘军输饷是额外负担，因此不肯出饷。曾国藩军队缺饷，只能自己筹措，也受到地方官的抵制。他无能为力，只好向朋友求助，惨淡度日。在籍刑部侍郎黄赞汤曾捐助曾国藩八十余万两，使曾国藩感激万分，终身念念不忘。

势力、人心、友情、困境太多东西在他心里纠结，使他在逆境中看清楚了官场和世事，做到人情冷暖心中自知。

樟树镇败后，湘军一支由塔齐布的旧部毕金科率领。毕骁勇异常，率部与太平军作战，凶悍无比。但毕军粮饷奇缺，军队常饿着肚子打仗。咸丰五年（1855年）底，地方官得到江西巡抚文俊的授意，竟以军饷做诱饵，逼迫毕金科进攻景德镇。景德镇是赣、皖、浙三省交通枢纽，太平军有重兵把守，堡垒坚固。毕金科只有千余湘军，又饥又疲，但是为了得到饷粮，不得不冒险进攻。结果，反复苦斗，直至全军覆没，毕金科也丧命于景德镇城下。

曾国藩对此事耿耿于怀，直到四年以后，曾国藩率部攻陷景德镇，在毕金科战死之处立碑纪念，亲自为他撰写碑文，内容十分凄婉动人。其中有：“内畏媚嫉，外逼强寇，进退靡依，忍尤丛诟”之句，说出了曾国藩在江西几年的困难处境。值此困难处境，曾国藩想：这到底是为什么？自己以一个回籍的文官，冲破重重阻碍创办湘军，在两湖、江西苦苦地战斗着，打赢了仗是别人的功劳，打败了仗，几乎受到全国人的唾弃。自己为国苦战，要权无权，要粮无粮，处处受到排挤、打击，好几次被逼自杀。思前想后，就感到越来越凄愤，以至于不想再过问世事。由于好友刘蓉等人的百般劝说，他才勉强坚持着。

祁门附近的羊栈岭失守以后，一场新的危机又逼近曾国藩和湘军祁门大营。太平军本来就已占据徽州，此时，黄文金部二万多名将士攻破建德，切断了祁门大营与皖北安庆等地的联系。而李世贤和刘官芳两部太平军正分别从东、北两个方向对祁门大营发动进攻。至1860年11月，曾国藩天天生活在四面楚歌之中，有时是一日数惊，有时是整夜不得一眠，真是度日如年。

幸好有部将鲍超等人的拼死救援，曾国藩才得以渡过险难。1861年4月，他移驻休宁。在这里，他又组织了八九千名湘军官兵对徽州城发动攻击，以期再占该城，疏通皖南至浙江的粮道。出乎曾国藩意料的是，湘军几次接战，又都均告失败。

在4月14目的日记中，他详细描述了自己焦虑的心情，大意是说：今天各营进攻徽州，我的心忐忑不安，多次登楼观望。到中午突然下起了大雨，心如火燎的更加不安了。傍晚接信知道各部都因雨而败，心中又忧又气。这场仗关系重大，若能拿下，则周围三县皆有粮饷接济，若拿不下，三县都保不住。夜里竟然着急得睡不着，口干舌燥。

并且，当曾国藩看到进攻久久不得战果，心中越发着急，而完全忘记了湘军多年来攻城作战的教训，一味盲目地下令官兵攻扑城墙时，被太平军瞧准时机，暗开城门，派出一队精兵出城劫营，湘军大败。

曾国藩带着残兵败将，狼狈地退回祁门。他悲观到了极点，吩咐身边的人为自己的后事预做料理。伤心归伤心，他仍旧未忘记战略考虑，为了稳定军心，将湘军分兵于安庆和祁门。除了要表示信守他向朝廷所作的许诺，克尽他作为两江总督的职守，他还多次表示，自己驻守皖南，是为了吸引太平军的一部分兵力，以减轻湘军在皖北方面的压力。在给咸丰皇帝的奏折中，他就自己驻守皖南与安庆会战的关系作了这样的预测：若皖南再坚持两三个月，则皖北、安庆有必克之理，大局有必转之机。他愿意用自己的苦守坚持、内心的反复伤痛换得战事的转机。

根据曾国藩的计划，牵制李秀成等部太平军于皖南，不仅可以减轻皖北主战场上湘军的压力，而且还能导致太平军两大主力之间的相互矛盾，使之相互仇杀。

直到1861年，曾国藩才从祁门离开。曾国藩为安庆会战做了最大的投入。有利的情况和主动的恢复，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这句话说得很好，问题恰好在于，也仅仅在于能否“再坚持一下”。能与不能，成功与失败有时相差只不过微乎其微，而成败就由此决定。只要意志稍差一点，则为失败的人无疑，此言对曾国藩来说，真是恰如其分。

现实生活中，因困难而放弃者大有人在，过后多悔恨。想让自己不再品尝后悔的滋味，就要学会坚韧之道。也许会痛，但没有人不是在痛中学会坚强，获得成功的。

面对强敌，勇者无惧

强敌并不是不可战胜的，关键在于是否敢于向前。以屡败屡战的精神去挑战强敌，就能首先在精神上略胜一筹。有时候，强手与强手的对决，不是单纯的实力比拼，还有胆量的对决、意志的对决。

1．困境中接受磨炼

孟子有一段著名的话，说明了艰难困苦与伟人成长的关系：“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曾国藩认为自己一生中最长进的时候就是身处危难的时候，困境中正是磨炼人的时候还能促使人多思考。

曾国藩一介儒生却带兵打仗，起初都是败仗，输得可以用“惨不忍睹”来形容。他把幕僚所写奏折上的“屡战屡败”改成“屡败屡战”，由此可见其意志坚强。尤其是他曾经四次自杀未遂，其所遭受的挫折和失败，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但他能够战胜自我，调整情绪，蓄气长志，“屡败屡战”的精神，是他敢于挑战强敌的体现。

咸丰四年（1854年）四月，曾国藩率军至靖港镇，与太平军展开苦战。由于中了太平军的埋伏，湘军大溃，曾国藩为了免于败后受辱，竟然跳江自尽，幸被随员们救起，后退到长沙。

打败后的曾国藩没有气馁，重新招兵买马，造船配械，终于在六月发动了第二次进攻。这时又被石达开困在鄱阳湖，无法突围。石达开便使用火攻，将湘军一百多只战船烧得精光。这次他更是愤不欲生，又一次赴水求死，自杀未果，黯然逃到南昌，受尽天下的冷嘲热讽。

2．拥有从头再来的勇气

一次又一次的惨败，也曾使曾国藩灰心丧气，悲观到了极点，乃至蓬头垢面，不饮不食，跑到山上去写遗嘱。虽然他一败就要自杀的做法确有不当之处，但并非因为失望而如此，而是因为羞愤和自责，再加上他从小受儒家文化的教育和熏陶，为国捐躯、尽忠报国、舍生取义的思想，早已把他的灵魂浸透了，他早已经写下“死在沙场是善终”这样的诗句。所以他并不以此举为耻。

曾国藩说过，从他从戎那一天起，就已经做好了为国捐躯的准备。作为一个文人而勉为其难来带兵打仗，如果难以期望大成，那么但求一死，其勇气与魄力值得佩服。

曾国藩其实也是一个平凡的人，也有着普通人的种种缺点和弱点，他之所以能成为英雄，是因为他具有战胜失败、战胜自我的勇气与意志。

失败过的人都能理解一败再败，信心被消磨，郁闷无处发泄的苦处。所以，失败了，要允许发泄，允许郁闷，但唯独不允许放弃。

只要有从头再来的勇气，就迟早会成为成功的人。

义字当先，自胜者强

“强行者有志”，“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都是在说，骨子里坚强勇敢的人是有志向懂自强的人。这也是人们共同追求的一种理想人格。这种人格表现在事业上，被称为豪杰，表现在为人风范上，被称为君子。

曾国藩是一位封建官僚，历来被称为顽固、反动的封建地主阶级代表。然而正是因为他受过纯正的传统文化洗礼，所以在他身上，确实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某些精神。虽然他的成就远不能与古代圣贤相媲美，但在人格修为方面也曾被誉为“圣相”，足见其出众。曾国藩以书生身份成为名将，由文而武，亦文亦武，所谓“出将入相”，正是封建时代知识分子的最高目标。

1．豪杰人格

儒家理想中的人格，主要以“温、良、恭、俭、让”为特征，塑造出来的人物，是“文质彬彬”的君子，尽管它包含了一些积极的因素，但总的来说，缺少一种豪迈劲头。于是，儒家又提出了第二个层次的人格模式作为补充，即豪杰人格。

所谓豪杰，是一种杰出、俊伟的人格形象，是大智大勇之人。力勇过人谓之豪，德智非凡谓之杰。与君子形象相比，这种人以天下为己任，敢做敢为，带有雄壮、伟岸的色彩。曾国藩就是最好的代言人。总体上说，豪杰人格具有下列特点：

（1）义字当先

礼多为旧制，而义者宜也，宜于时宜于势，崇义比守礼更符合时代的发展。豪杰之士有着极强的原则性和正义感，不受礼节的拘束，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是从。豪杰之士不会用古板态度面对制度和规矩，而是坚持更高意义的“信”，信于心，信于义。

（2）大仁大义，个性十足

豪杰比君子更注重人格的独立与尊严，不把服从作为美德。豪杰只以义为贵，只服从于义，就是富贵、权势都不足以动摇他的意志、改变他的行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又是豪杰维护的最高价值，绝不容许有任何侵犯。由于相信义的力量，豪杰有着一往无前的大无畏精神，只要坚信自己拥有义、符合义，虽有千万人反对、阻挠，豪杰也能勇往直前，表明豪杰具有极强的信心。

（3）钢铁意志

豪杰之士有着刚毅的意志、宽广的胸怀和凛然的正气。因为他们具有远大的志向和恢宏的气魄，以志帅气，故能“持其志，无暴其气”，有一种广大、刚强、正义凛然的精神。因而，豪杰之士有极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从不妄自菲薄、自暴自弃。

（4）历史责任感强烈

豪杰之士以“义”为生命的价值所在，自觉地坚定不移地实践义，比君子具有更加强烈的历史使命感。这种人格形象，自觉地把救世利民、行仁义于天下作为自己神圣的使命，越是危难之世，越显英雄本色。因而，豪杰不相信任何救世主，把救世救民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为了完成这一崇高的历史使命，豪杰之士不畏任何艰难险阻，把一切挫折、困顿都看作是对自己意志的磨炼，认为只有吃大苦、耐大劳，才能立大志、成大业。

总之，豪杰人格是一种英雄气象。君子注重内在的修养，豪杰则侧重向外的济世利民，把自己的志向与国家民族利益相结合，对“匹夫有责”有自己的一番理解。所以说，豪杰比君子具有更加强烈的感召力，许多对社会的发展、文化的进步做出卓越贡献的杰出人物，心中对自己的定位都是如此。

2．坚强不屈，自强者胜

以曾国藩为例，虽然本质上他只是一个书生，出身传统也没有盖世武功，但他内在的志向却并不软弱。他选择了内外双修的成功路径，从自身修养出发，端正人生态度，持身以正，处世以方，同时以扶危救困为旨归，由正己而正人，由治国而治天下。因此在他身上，同时体现了圣人人格和英雄人格两种特征，趋于完美所以有“完人”之称。

我们通常所说的“坚强不屈”，首先在于刚强。刚强并不是表现在待人接物上的那种执拗、固守原则，而是指克服人性的弱点，使自己能够自立起来。这正好是立于人性软弱、贪婪的方面。能做到这一点就是自胜。自胜者，心胜，心胜为万事成功的保障。

《老子》中说“自胜者强”，即指此意。唯有自胜，才能超凡脱俗，不随波逐流，甘于沉默；唯有自胜，才能立志高远，坚定信念，争取成功。由此推之，“强”字乃成就大事的第一关。曾国藩用总结性的口吻说道：“古来英杰，非有一种刚强之气，万不能成大事也。”从其语气中就可读出，刚强是成大事的关键所在和必备条件，不可缺少，也是他推崇并实践的精神。

（1）行事处世刚强

曾国藩的刚强体现在他一生的行事处世上。他严于律己，以圣人为目标，以豪杰为榜样，不甘颓废自弃，克服了许多人性的弱点。豪杰人格的四个特征，在他身上都得到了突出体现。他不仅以“强”字自律，也一直谆谆告诫兄弟子女。长子曾纪泽性格较柔，曾国藩多次训诫，并给他取字名刚，加以警示。咸丰十年（1860年）十一月，他在家书中写道，泽儿“天分甚高，但少刚劲之气，须用一番苦工夫，切莫把天分自弃了”。同治六年（1867年）他专门给曾纪泽写信，教给了他一套变柔为刚的方法：

尔禀气太清，清则易柔。惟志趣高坚，则可变柔为刚，清则易刻，惟襟怀闲远，则可化刻为厚。余字汝日劫刚，恐其稍涉柔弱也。

这里，曾国藩主张让儿子立高志。他认为因为志趣高，所以不昧于流俗，不甘于颓废，因为志向远，所以不为个人私欲所困，不局限于个人些许荣辱毁誉，而是着眼于大局，有拯民救世之责任心，有身系天下之使命感。有了高远的志向就自然拥有了刚毅的气质，有了勇往直前的勇气。

（2）性格倔强，秉性强毅

“强”字体现在曾国藩的性格上，就是倔强。他在给郭嵩焘的诗中说：“至情宜倔强，吾道有篱藩。”这里所说的倔强与那种固执己见的牛脾气完全不同，它又称为“强毅”。曾国藩对此进行了细致的解释，他说：不辞劳苦，不畏艰难，“而强之勤劳不倦，即强也”，不惯有恒，“而强之贞恒，即毅也”。换句话说，就是强制自己事事勤劳，敢于迎难而上，持之以恒，就是“强毅”，也即“刚强”。

曾国藩之所以能在各方面都取得重大成就，也得益于自己的秉性。所谓“性格决定命运”就是这个道理。

3．创业于世需要阳刚之气

人生的道路是坎坷不平的，要想成就一番事业，一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障碍。要冲破这些障碍，就要靠一股敢于排除万难的精神。不论是古人还是现代人，都应该懂得这道理，不然天下恐怕就没有能做成做好的事情了。

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历史上千年未遇的大转折时代，要达到自己救国安民、实现天下大治的目的，困难更大，需要牺牲的东西也更多。曾国藩自己很清楚这个道理。他认为，以往的圣人豪杰之所以能够完成自己的志向，都是排除了万难之后的结果。正所谓“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佛家之所以为佛，所争皆在大难磨折之日”就是这个道理。

一个人要立身于世，创业于世，一定要具有“阳刚之气”。曾国藩分析道：“盖人禀阳刚之气最厚者，其达于事理必有不可掩之伟论，其见于仪度必有不可犯之英风。”因此，“未有无阳刚之气而能大有立于世者”。

曾国藩相比于同时代的许多人来说，可算是事机颇顺，无论科考中举仕途升迁，都没有经过太多波折。但他能成就大业，仍然遭到过无数磨难。仅陷入绝境、濒于自杀的情况就有数次，而军事败绩、遭谗被陷、众人猜疑的情况，更是不胜枚举。后来他总结说，平生长进，全在遭受折辱之时。这种时候，志向会更明确，意志也会更坚决。终有所成之后都会感叹：坚强不屈是成功之根本。

耐得千事烦，收得一心清

麻烦谁都会遇到，但是耐烦却不是人人能做到。身在官场都会遇到许多烦事，还必须要处理许多烦事。有的人处理一件烦事还可以，处理两件烦事也还凑合，但三件或三件以上的烦事就耐不住了；有的人遇到一件小的麻烦还可以，一旦遇到大的麻烦就挺不住了；有的人处理别人的麻烦事还可以，一旦自己遇到麻烦就受不了了。

1．做官要耐烦

当官之所以烦人，就是因为麻烦事往往一件跟着一件，推也推不脱，躲也躲不掉，难得清静，难得自在，难得潇洒。为什么说“无官一身轻”呢？因为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事情。

所以，做官要修养心性，第一件事就是训练自己处事不烦，不急不躁，无怨，清醒。头脑清醒才能保持安静，保持安静才能稳住部下，稳住部下才能做出决断。不然的话，心急似火，性烈如马，只会使事态的发展更加混乱。

曾国藩所说“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他以为做官如此，带兵亦然。有一天，曾国藩接到曾国荃的一封信，信中说：“仰鼻息于傀儡膻腥之辈，又岂吾心之所乐。”曾国藩谆谆告诫弟弟说不要不耐烦，这样将来恐怕难以与人相处。能耐烦的好处就是从容平静，从容平静方能产生智慧，方可处变不惊，方能安稳如山。可见，与人相处就先要懂得容人。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何况是人呢？什么人有什么德行，对志同道合者就真心结交；对膻腥奸诈之辈可以不予理睬，但也无须招惹。

他还说道：“吴竹如教诲我说‘耐’。我曾经说过：做到了‘贞’，足够干一番事业了，而我所欠缺的，正是‘贞’。竹如教给我一个‘耐’字，其意是让我在急躁浮泛的心情中镇静下来，达到虚静的境界，以渐渐地向‘贞’靠近。这一个字就足够我好好琢磨的了。”

知道自己缺少什么的时候更应该知道自己如何去做。他曾在《批管带义字营吴主簿国佐禀》中说：“本部堂常常用‘平实’二字来告诫自己。想来这一次必能虚心求善，谋划周全以后再去打，不会是像以前那样草率从事了。官阶有尊卑，阅历有深浅，这位主簿一概置诸不问，本来是个生手，但自充是熟手，没有学问自夸有学问，志向很高但不去实践，这都是不可取的。”

曾国藩的部下，大多是血性忠义人士，他为了实现“取人为善，与人为善”的思想，总是用砥砺志气的话相互勉励。如：“自古圣贤立德，豪杰立功，成功还是不成功，一开始是难以预料的，只是日积月累，全在你自己了。孔子所说的‘谁敢侮’，孟子所说的‘强为善’都是这个意思。”这里说的是人要自强。又如：“凡是做一件事，无论艰险还是平易，都必须埋头去做。掘井只要不停地去挖，终究会有一天出水的……如果观望犹豫，半途而废，不仅对于用兵会一无所成，就是干别的事也是因自己停止而完不成。”这里说的是人应当有恒。他又在给李元度的回信中说：“军事兴衰，全在于一两个人的志气，所以我的意思是希望阁下暗暗地进行激励吧。”

2．做人要去私欲

耐烦、自强、有恒，这三者看似无关实则有连。有恒之人必有耐烦之心，这点是自强的表现。除此之外，去私欲也是耐烦的表现之一。

为了去掉好胜好名的私念，曾国藩常说：

“我这一辈子粗读儒家经典，看见圣贤教人修身，千言万语中最重要的是‘不忮不求’。忮，就是嫉贤害能，妒功急宠。所以说‘怠惰的人自己不能修养，忌妒人的人又怕别人有修养’的人就属于这一类。求，就是贪利贪名，怀士怀惠。所以说‘没得到的时候想着得到，已经得到了又怕失掉’的人就属于这一类。”

曾国藩认为，修养自身的德行，该得就得，不该得也不强求。抑郁愁闷的时候更要养耐烦的性情，困难危机的时刻尚知道徐图自强。越是棘手的时候，越能耐得其烦、心绪不乱。

正如他所说：“彼时颇怀郁郁，只此不耐烦之一念，遂至久无成效，至今歉然。阁下若遇棘手之际，请从‘耐烦’二字痛下功夫。鉴仆之失，或可了仆所不能了也。省三有过人之聪明，所虑者亦恐其棘手之际，或不耐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