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701—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自称与李唐皇室同宗，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天水）。少居蜀中，读书学道。二十五岁出川远游，酒隐安陆。曾西入长安，求取功名，却无所成，失意东归，客居东鲁。天宝初，由贺知章之揄扬，以玉真公主之荐举，奉诏入京，供奉翰林。文才出众，为当道所忌，未几被谗出京，漫游各地。安史乱起，意欲平叛，应邀入永王李璘军幕，后永王为肃宗所杀，因受牵连，身陷囹圄，长流夜郎（今贵州正安）。遇赦东归，往依族叔当涂令李阳冰，不久病逝，葬于青山。以诗名于当世，为时人所激赏，谓其诗可以“惊天地，泣鬼神”。其诗反映现实，描写山川，抒发壮志，吟咏豪情，富于浪漫色彩，因而成为光照古今的伟大诗人。

前言

星空里，有一颗最明亮的星，叫启明星。启明星就是金星，亦称太白，或称太白金星，是太阳系九大行星的第二星，运行于水星与地球之间，其轨道所处方位，旦见于东方，曰启明；昏见于西方，曰长庚，即所谓“东有启明，西有长庚”（《诗经·小雅·大东》）。唐诗人李白之降世，相传惊姜之夕母梦长庚，因以为金星所化，故字太白。倘撇去神话般的附会不论，而方之以金星，却是颇为贴切的妙喻：他端的是如同星空的唐代诗坛上最明亮的一颗“金星”，在不同的方位，从不同的视角，又常常会引发不同的说法和评价，犹东曰启明，西曰长庚。

人类创造了历史，也塑造了历史，故或将历史喻为美女，可以随意装扮。李白就是可塑性很大的历史人物，终其一生，服饰屡更，从仙人霓裳、道徒法服，到平民布衣无不披挂，使人眼花缭乱，因而往往看不清其真正面目。不同时代的人，会以不同的眼光和手段塑造历史，包括历史人物，但是，要知道，历史也在铸造人，不同时代的人物，都是不同时代的历史所铸造的。李白就是盛唐时期这段历史铸造出来的伟大诗人，脱去当代和后世所加给他的种种外衣，便可以看到他的本来面目，看到他身上烙下的种种时代印记。

太白所处的时代，正是唐王朝处于极盛的巅峰，又从巅峰上跌落下来的历史转折时期。由盛转衰的社会矛盾，决定了李白充满矛盾的出处观和人生观。既有盛世士人自信好强的积极进取精神，又有危世士人明哲保身的消极隐退思想。他常以横海鲲负天鹏自拟，有兴社稷，安黎元，“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的宏伟志愿，又往往以陶朱公、鲁仲连自况，有“功成拂衣去，摇曳沧洲傍”（《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的退隐思想。功成身退的出处观和人生观，虽说渊源有自，却正是开元盛衰转折之际各种社会思潮和社会矛盾在李白身上的反映。李白总想功成而身退，然而自青壮至衰老，数十年的进取，却迄无成功之时，因而也就无所谓身退。他想仿效战国时期的策士，以纵横之术，谋王霸之道，游说万乘，平交王侯，立不世之功，建千秋之业，这种脱离实际的奇想，即在战国亦难以实现，况在唐世，自然更无成功之日。所以他在不断追求中，不断遭到失败，干谒失败、投献失败、奉诏失败、北上失败、从璘失败，乃至锒铛入狱，长流夜郎，最后病死当涂，埋骨青山。其于《临终歌》曰：“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余风激兮万世！”其政治才能未能比拟鲲鹏，其诗歌才能，却端的如同鲲鹏，变化无穷，流风万世！

文如其人，风格即人格，李白思想复杂多样，又为各式外衣所装扮，成了最富于传奇色彩的诗人，其所作之诗，自然也就充满神奇的风致。

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

——（唐）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

口吐天上文，迹作人间客。

——（唐）皮日休《李翰林》

常思李太白，仙笔驱造化。

——（唐）释贯休《古意》

就在唐代，太白之诗便不胫而走，广为流传，甚至“新诗传在宫人口，佳句不离明主心”（任华《杂言寄李白》）。在唐人的眼中，于李诗无以名状，谓其“泣鬼神”，“驱造化”，“口吐天上文”。殷璠《河岳英灵集》曰：“《蜀道难》等篇，可谓奇之又奇。”独标一“奇”字，以状其风神。奇者，正之反也。《老子》有所谓“以正治国，以奇用兵”。治国经之纬之，宜正；用兵变之幻之，宜奇。于诗文则奇正相参，各有长短；或偏于正，或偏于奇，各有所好。文出以奇，为读者所好，而赏音为难。故汉王褒为太子“朝夕诵读奇文”（《汉书·王褒传》），而晋陶潜则曰“奇文共欣赏”（《移居》诗）。何谓“奇”？词书释曰：出人意表，变幻莫测。以法书为喻，正似楷书，奇如草体。元郝经《叙书》曰：“楷则孟子七篇，草则庄周万言；楷则子美之诗，草则太白之诗也。”楷正易会，草奇难知，诚如明顾璘所云：“文至庄，诗至太白，草书至怀素，皆兵法所谓奇也。正有法可循，奇则非神解不能。”（《书吴文定临怀素自叙帖后》，《顾玉华集》三十八）是以知奇文索解为难，因须“疑义相与析”（陶潜语）也。文之所谓奇，乃属于主观之表现，而所谓正，则属于客观之再现。表现主观以反映客观，是由虚见实；再现客观以显示主观，是由实见虚。由实见虚，易于体会；由虚见实，则难于感悟。故古来于文之奇者，解人不可多得，且各有所解，歧义纷然。唐诗人李杜并称，而奇正有别。屠隆曰：“杜甫之才大而实，李白之才高而虚；杜甫是造建宫殿千门万户手，李白是造清微上天五城十二楼手。杜极人工，李纯是气化。”（《论诗文》）袁宏道亦谓：“青莲能虚，工部能实；青莲惟一于虚，故目前每有遗景，工部惟一于实，故其诗能人而不能天，能大能化而不能神。”（《答梅客生开府》）杜诗正而实，读杜者于诗旨少异议；李诗奇而虚，读李者于诗旨则多歧说。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

王风委蔓草，战国多荆榛。

龙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

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

扬马激颓波，开流荡无垠。

废兴虽万变，宪章亦已沦。

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

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

群才属休明，乘运共跃鳞。

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旻。

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

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

——《古风五十九首》其一

这是李白评述诗歌源流得失的一首论诗诗，从中可以看出，其文艺观主张文质并重。孟棨《本事诗·高逸》载，李白于诗歌，否定“艳薄”，提倡“兴寄”，并说：“将复古道，非我而谁？”其诗论正承陈子昂所倡导的“兴寄”与“风骨”。他就是在这种观点指导下进行创作的，在唐人看来，他的诗歌也体现了这种精神，正如李阳冰所说：“凡所著述，言多讽兴。”（《草堂集序》）吴融也说：“国朝能为歌为诗者不少，独李太白为称首，盖气骨高举，不失颂咏讽刺之道。”（《禅月集序》）然而，自元白始，非李诗者，却说其诗无所兴寄，谓“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白居易《与元九书》），谓“白识见污下，十首九首说妇人与酒”（传王安石语，见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谓“文而无质”（李纲《书四家诗选后》）。其所评适与太白文艺观相悖，亦与李阳冰、吴融所论相左。抑李论之所由兴，有社会政治、文艺思潮以及个人喜好诸多因素的影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于“奇”不能理解或不能接受。元白重“实”，故无取于太白之“奇”（元谓李“以奇文取称”，白谓李“才矣奇矣”），王安石、李纲则未悟太白之“奇”（陆游《老学庵笔记》疑王安石之语为伪托）。因此，要真正读懂并恰当评价李白的诗歌，必须正确对待和准确理解其奇之所以为奇，及其特点和源流。

太白诗之奇，非无知音，然古来评议类皆出以形容之语，虽不乏妙喻，饶有妙趣，却只可意会而难以言传。诸如：

言出天地外，思出鬼神表，读之则神驰八极，测之则心怀四溟。

——（唐）皮日休《刘枣强碑文》

开口动舌生云风，当时大醉骑游龙；开口向天吐玉虹，玉虹不死蟠胸中。然后吐出光焰万丈凌虚空。

——（宋）徐积《李太白杂言》

李太白如刘安鸡犬，遗响白云，核其归存，恍无定处。

——（宋）敖陶孙《臞翁诗评》

太白诗如素月流光，采云弄色，天然意态，无迹可寻。

——（明）陈沂《拘虚集·诗谈》

（太白）诗之不可及处，在乎神识超迈，飘然而来，忽然而去，不屑屑于雕章琢句，亦不劳劳于镂心刻骨，自有天马行空不可羁勒之势。

——（清）赵翼《瓯北诗话》

上录评语，所谓思出鬼神，口吐玉虹，仙鸡遗响，天马行空，种种比喻，皆欲道出太白诗之“奇”。其所作妙喻，仔细品之，并非不着边际，而各有所切入，或切其想象丰富，或切其热情奔放，或切其变幻不定，或切其天然无迹，或切其气势豪放，然只能从形象的比喻中领悟，一经道出，便失其味。味其味已是不易，以其偏而悟其全，更不易悟。因而，今人之读李诗，自宜以新的文学观念，加以解读，并寻绎出李诗之奇的特点，庶几不致一味模糊，以兴寄解兴寄，以象征说象征。

古人论文之所谓奇正，犹近世之所谓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高尔基说：“在文艺上，主要的潮流或者是倾向，共有两个：这就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对于人类和人类生活的各种情况，作真实的赤裸裸的描写的，谓之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定义，过去曾经有过好几个，但是所有的文学史家都同意的正确而又完全周到的定义，在目前却还没有，这样的定义也没有制定出来。”（《我怎样学习写作》）此亦以浪漫主义为最费解，难以立下正确而周到的定义。浪漫主义作为一种文艺思潮，产生于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之欧洲，表现资产阶级革命精神；作为一种文艺创作方法，则古已有之，无论中外。我国古人之所谓“奇”者，就是近似今人之所谓浪漫主义。按今人通常的解释，浪漫主义这种创作方法，在反映现实上，善于抒发对理想世界的热烈追求，常用热情奔放的语言、瑰丽的想象、夸张的手法来塑造形象。塑造形象云云，是“典型”说理论对于戏剧小说以及叙事诗而言的，未必尽适用于我国传统抒情诗文的评论。所以要正确理解太白的浪漫主义，领悟其艺术之“奇”，只能从李诗创作的实际情况，探讨其主要特色。

古代诗人，最具独特个性者，莫如李白。他是富于传奇色彩的奇人，故诗亦最具浪漫精神，即所谓奇之又奇：有奇情，有奇气，有奇思，有奇响，有奇语，至少有此五“奇”，兹略述如下：

一曰奇情。情之所至，诗亦至焉。太白之诗，几乎都是抒情诗。其为言志者，亦缘情也，可视为政治抒情诗。元季方回《秋晚杂书》诗谓太白“最于赠答篇，肺腑露情愫”；其实，何止于交游赠答诗中吐露真情，即发表政见之诗，亦未尝不慷慨陈情。无论是政治抒情诗，抑或是交游赠答诗，都表现出他的痴狂之情。“一朝君王垂拂拭，剖心输丹雪胸忆。忽蒙白日回景光，直上青云生羽翼”（《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写入京随驾的得意，是痴情；“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写蔑视权贵的个性，是狂情；“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沙丘城下寄杜甫》），写朋友离别的思念，是深情；“令人惭漂母，三谢不能餐”（《宿五松山下荀媪家》），写感谢农妇的款待，是激情。他有时干谒求官，随从流俗，但却不会矫情自饰，屈膝献媚。所谓如东方朔“戏万乘若僚友，视俦列如草芥”（晋夏侯湛《东方朔画赞》），虽言过其实，却道出其平交王侯游说万乘的游侠策士性格。无论对君王，对官吏，抑或对朋交，对庶民；无论是颂是讽，抑或是赠是答，类皆一视同仁，报以真情。这在官本位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里，是十分罕见的奇人所特有的奇情。这种奇情，即在今日，也不能不令人赞叹！

二曰奇气。古人讲气，孟子有所谓“养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论文亦讲气，沈约有所谓“以气质为体”（《宋书·谢灵运传论》）。王世贞《艺苑卮言》曰：“太白以气为主，以自然为宗。”读太白之诗，反复吟味，必然会感到有奇气运行于其中，然后知其诗之有气势、气脉与气韵。太白诗气势雄强，尤其是乐府歌行，汪洋恣肆，势不可挡。如《蜀道难》、《远别离》诸作，读来势如倒峡，奔腾直下。即谢榛所谓“若疾雷破山，颠风簸海”（《四溟诗话》），胡应麟所谓“疾雷震霆，凄风急雨”（《诗薮》）。太白诗气脉贯通，虽万象凑集，不可端倪，然自有奇气经脉贯穿于其中。清李调元谓其乐府“飘飘如列子御风，使人目眩心惊；而细按之，无不有段落脉理可寻”（《雨村诗话》）；方东树亦云：“大约太白诗与庄子文同妙：意接而词不接，发想无端，如天上白云，卷舒灭现，无有定形”（《昭昧詹言》）。行文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变化无端，而章法承接皆从容于法度之中，此正见其气脉之奇。太白诗气韵超逸，因有谪仙之号，世称其有仙才，诗亦带仙人逸气，即所谓“仙风化境”（明方弘静《千一录》）。胡应麟曰：“千古词场称逸者，吾于文得一人曰庄周，于诗得一人曰李白。”（《诗薮》）读其诗，如汉武帝之读司马相如之《大人赋》，“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意”（《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正见其诗气韵之高，不同流俗。

三曰奇思。为文必神于思，思理之妙，神与物游，挫万物于笔端，接千载于瞬间。刘勰云：“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也。是以意授于思，言授于意，密则无际，疏则千里，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或义在咫尺而思隔山河。”（《文心雕龙·神思》）太白之诗，义着实处，而意每翻空，故思易出奇。其论诗重在兴寄，其作诗亦多兴寄，常以实为虚，创造各种兴象。自风骚始，即在诗中运用香草美人、神仙幻境、历史典故诸多喻象，经魏晋六朝的继承与发展，如《游仙》之作，《咏史》之篇，又特加弘扬，至太白而集其大成，驱运万象，得心应手。“雨落不上天，水覆难再收。君情与妾意，各自东西流。昔日芙蓉花，今成断根草。以色事他人，能得几时好。”（《妾薄命》）以香草美人寄兴，寓意深远，且富于哲理；“青冥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梦游天姥吟留别》）以神仙幻境寄兴，惝怳莫测，而旨意遥深；“严陵高揖汉天子，何必长剑拄颐事玉阶。达亦不足贵，穷亦不足悲。韩信羞将绛灌比，祢衡耻逐屠沽儿。”（《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以历史典故寄兴，巧于比喻，善于借古讽今。各种兴象的运用，多以实为虚，由虚入实，无不善于掉弄，造出奇怪，惊心动目，妙达旨意。其文思之奇，正如沈德潜所云：“太白想落天外，局自生变，大江无风，涛浪自涌，白云卷舒，从风变灭。此殆天授，非人力也。”（《说诗晬语》）

四曰奇响。读太白诗，抑扬顿挫，波澜起伏，如三峡流泉，声韵自然，殆同天籁。诗之节奏，或体现于文字声律，即所谓浮声切响的平仄规律；或体现于语句情调，即流动于诗中的情感旋律。文字声律，可称之为外节奏；语句情调，可称之为内节奏。太白能作律体，其奉诏翰林所作《宫中行乐词》八首，皆为十分工整的五言律诗；然他却极少作律诗，即便作律体，亦不为律所缚，常以古诗为律体。其《夜泊牛渚怀古》，虽声调入律，而全篇不用对句，且语句情调近于古体；其《登金陵凤凰台》，或推为有唐七律之冠，然声律失黏，对仗欠工，而读来却音情顿挫，自有天然韵致。即所谓“以古诗为律诗，其调自高”（明方弘静《千一录》）。至其古风、歌行以及七绝，则纯以内节奏见长。读其《蜀道难》、《远别离》、《将进酒》、《梁甫吟》、《梦游天姥吟留别》诸作，字句长短，声调轻重，皆随意而行，依情而定，薄于声律，开口成文，无不出于自然而能发奇响。清李调元云：“古诗音节有在字之平仄者，有在句法者，有在押韵者，而其究则辅气以行……总之，以气为主，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皆宜，岂独作文为然哉。气有抑扬而声随之，古诗莫不然，而在杂言（如《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等作）为尤要，漫指为英雄欺人者，不明乎气与声之妙者也。以气为主，以句法为辅，而复以字之平仄调剂于其间，古诗音节无余蕴矣。”（《十二笔舫杂录》）所论极是，然实不易学，故嗣响寂寥。

五曰奇语。诗之语言，有别于论说，必出以形象，并每事夸饰，即化形上而为形下，写平实而用夸张。太白诗歌语言，尤加意于此两端，故能出奇语。唐钱起《江行无题》诗曰：“高浪如银屋，江风一发时。笔端太白，才大语终奇。”诗由太白《横江词六首》（其一）“一风三日吹倒山，白浪高于瓦官阁”生发出来。以瓦官阁喻浪之高，既形象又夸张，故钱起视之为“奇语”。太白堪称创造语言的大师，创造不少富于形象又善于夸张的语言。汉语特点是形象化，然而在运用过程中，多渐趋抽象，因缺新鲜感而有待诗人之创新。昔人谓“‘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是千古创奇之句”（清吴镇《松花庵诗话》）。“狂风”二句出《金乡送韦八之西京》，因送韦八赴京，故借以自白挂心长安也。言风吹西挂，形象鲜明，诗语奇警。“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乃同一机杼。或说：“‘槌碎黄鹤楼’、‘倒却鹦鹉洲’、‘焚却子猷船’、‘刬却君山好’，皆狂语，不足效也。”（方弘静《千一录》）所谓“狂语”，即夸饰之词，在文学中不可或缺，虽无科学之实，却得艺术之真，自有其感人的效果。其“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北风行》），谢榛评曰：“景虚而有味。”（《四溟诗话》）可谓知言。诸如“白发三千丈”、“飞流直下三千尺”之类的夸张，皆属奇语。夸张非太白之独造，然其在太白手中，却能翻出新样，此则太白之奇处也。

上述太白诗作之五“奇”，即其浪漫主义之特色。浪漫主义自有源流，至太白而集其众长，以为大成，故色彩斑斓而多奇。其于文，取鉴《庄子》之汪洋恣肆。庄周处世观与太白异，前者出世，后者入世，而其个性突出则同，故其文均重主观之表现，而得超逸之致；其于诗，溯源风骚之比兴寄托。《诗经》之《国风》，屈原之《离骚》，其表现主观之感情，多借外物以形之，以实为虚，化景物为情思，而太白诗之兴寄，实源于此。汉代乐府，多表现社会生活，反映民生疾苦，即所谓下以风化上者。内容较客观，归于正，亦与重主观之奇有别。然太白之继承乐府，与杜甫及其后之元稹、白居易不同，杜等承其正，太白则化为奇，袭其旧题，自作歌行，犹初唐四杰之沿用旧题自作五律也。歌行之自由句式，便于表现主观，故太白于乐府得其体，而于汉赋得其势，皆反其正而归于奇。自魏晋迄于梁陈，儒家失去独尊地位，而佛道风行，风气所被，不能不影响于诗歌。故汉末之《古诗十九首》与六朝诗歌，多诗人自抒其情，便由客观之描写转向主观之表现，其共性渐退而个性突出。太白论诗虽否定六朝之“绮丽”，却汲取其“俊逸”。其诗实接春秋战国风骚之源头而汇魏晋六朝之众流，三祖陈王不待言，即阮籍《咏怀》、郭璞《游仙》、左思《咏史》以及鲍谢拟古之作，无不取其体势气骨，而自成奇观。即初盛唐之陈子昂、张九龄《感遇》之作，亦无不加以借鉴。正如清刘熙载《艺概》所云：“太白以《庄》、《骚》为大源，而于嗣宗之渊放，景纯之㑺上，明远之驱迈，玄晖之奇秀，亦各有所取，无遗美焉。”职是之故，我国古代诗歌之浪漫主义至太白而登峰造极。

太白诗之奇，其在当世，即有效者，如魏颢，如任华，均有仿作，却仅得其形而失其神；宋以后历代之学太白者，迄无似者。袁子才语：“大概杜、韩以学力胜，学之，刻鹄不成，犹类鹜也；太白、东坡以天分胜，学之，画虎不成，反类狗也。”（《随园诗话》）说明太白诗之不可学，识者则不敢学。前人于奇正以酒饭为喻：意犹米，米可炊而为饭，酿而为酒。安溪李光地云：“李太白诗如酒，杜少陵诗如饭。”（见阮葵生《茶余客话》）饭易炊，而酒难酿，故又云：“此人（指太白）学不得，无其才断不能到。”（见梁章钜《退庵随笔》）太白诗之奇，非不可知，何以不能学？古人多归于其天才不可及之故。作诗固然需要天才，或今人所说的灵感。然自太白以来，天才或灵感不下于太白者，以中国之广，人才之众，未必绝无其人，而终无继响者，其故当不止于天才也。至少尚有两个原因：从主观视之，个性突出，难于相似；从客观视之，时代不同，不容相似。浪漫主义之表现，最见个性，而太白之个性乃诸多矛盾之集合体，自我意识又特强，故其诗多以“我”字起句，突兀缥缈，如“我随秋风来”、“我家敬亭下”、“我觉秋兴逸”、“我昔钓白龙”、“我有万古宅”、“我有紫霞想”、“我昔东海上”、“我本楚狂人”、“我来竟何事”、“我浮黄河去京阙”、“我吟谢脁诗上语”之类，皆表现出强烈主体意识，体现出鲜明个性。古来个性突出的诗人，其所表现出来的诗歌风格，即便有仿效者，亦难得有相似者。太白之个性是时代所铸造的，其所处唐朝由盛转衰的时代，儒释道三教合流，且各并行不悖，思想界较为活跃，不同于汉之统一于儒术，亦不同于宋之统一于理学。思想界之宽松，有利于诗人个性之发挥，主观之表现。惟其如此，太白策士之风才可以形之于诗，岂止平交王侯，甚至敢于指斥君主。宋以后，读李诗者多非其不守君臣之制，思想过于狂放，或以为其诗“但歌大风云飞扬，安用猛士守四方”（《胡无人》），是对汉高祖不敬；或以为其诗“颇似楚汉时，翻覆无定止”（《猛虎行》），写安史之乱，是狂诞，有高视禄山之意；或以为其诗“我王楼船轻秦汉，却似文皇欲渡辽”（《永王东巡歌》），是用事非伦，不无觊僭之心。在儒教礼制的社会里，太白的思想性格是很难被理解的，而他性格之中，也的确带点叛逆精神。他那“徒希客星隐，弱植不足援”（《书情赠蔡舍人雄》）的诗句，岂但无复温柔敦厚，简直是责斥唐明皇，已然超越怨刺范围，倘要治之以文字狱，实不为冤枉。然而盛唐之世毕竟仍有大国之风，仍有雍容气度，并未发生像苏东坡“乌台诗案”那样的文祸，更何况有甚于“乌台诗案”那样的冤狱。故后世虽有诗人才似太白，以其处于衰飒的时代，思想之统制，自不敢学，亦不能学太白之诗也。但愿二十一世纪，能有如太白奇之又奇的伟大诗人问世，那将是时代的骄子，也是时代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