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712—770），字子美，生于巩县（今河南巩义）。早年南游吴越，北游齐赵，裘马轻狂而科场失利。后入长安，困顿十年，始于玄宗朝得一看管兵器的小官。安史乱起，为叛军所俘，脱险后投奔肃宗行在，授官左拾遗，不久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后弃官西行，度陇、客秦、寓同谷，入蜀定居成都浣花草堂。严武镇蜀，荐授检校工部员外郎。武死，移居夔州，又携家出峡，漂泊鄂湘，死于舟中。诗人迭经盛衰乱离而不废诗篇，描绘出波澜起伏的社会画卷，有“诗史”之誉；又能集古今诗歌艺术之大成，格律精严而富于变化，继往开来，终成“诗圣”之名。与李白堪称唐代诗坛上并耀同辉的“双子星座”，代表着唐诗艺术的最高峰。

前言

杜甫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也是唐代诗坛上一颗耀眼的大星。他生活于大唐帝国盛极而衰的转折时期，历尽坎坷与磨难。其一生可分为五个阶段：

一、“万里可横行”（《房兵曹胡马》）——读书漫游时期（712—746）。

杜甫聪明早慧，少年老成：“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至十四五岁，已在翰墨场上颇得称誉（见《壮游》）。以后又游历吴越、齐鲁、梁宋等地，先后历时十年，大大增广了闻见。虽于二十四岁上试进士不第，但这并未影响杜甫的昂扬情绪。因为唐人有“五十少进士，三十老明经”之说，所以他此时考不中进士并不遗憾，而且诗中还充满了年轻人的自信与昂扬精神。于是，他望岳便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写马便歌“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题画鹰则题“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

二、“古来材大难为用”（《古柏行》）——长安求宦时期（746—755）。

这是杜甫三十五岁到四十四岁的一段时间。他虽怀着“致君尧舜上”的宏大抱负来到长安，但却困顿蹭蹬，衣食无着，过了十年“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屈辱生活。其间于天宝六载（747）应玄宗求贤制举，被奸相李林甫的一句“野无遗贤”挡在了仕途之外；天宝十载（751），他为朝廷祭太清宫、祭太庙和祀南郊之典而献“三大礼赋”，虽得玄宗赏识，令待制集贤院，命宰相试文章，但最终仍是不了了之。所以杜甫直到四十四岁仍是功业无成。

三、“有才无命百僚底”（《狄明府》）——短暂的为官时期（756—759）。

或许是靠着娘舅的关系^［1］，杜甫终于在四十四岁这年冬天谋到了一个在京城掌管兵甲器仗和门禁锁钥的小官——右卫率府兵曹参军。然而，他当官不到两个月就发生了安史之乱，洛阳很快失守。第二年六月，潼关失守。六月十二日，玄宗离京奔蜀，十四日行至马嵬，发生马嵬兵变。二十日长安陷落，一朝文武百官尽作鸟兽散。

七月，太子李亨在灵武即位，史称肃宗。杜甫听到这个消息，马上前往投奔，途中为叛军所获，解至长安。他在长安呆了九个月，终于在至德二载四月伺机逃脱，再投肃宗。他昼伏夜行，备尝艰辛，最后才“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述怀》），狼狈之状可见一斑。凭着这一片赤诚，肃宗于五月十六日封他个左拾遗官，当了不到半个月，便因上疏救房琯触怒圣上，险些掉了脑袋。多亏新宰相张镐相救，才得以获免。

杜甫当官是个很“没眼色”的人。肃宗是先自行称帝，然后才为玄宗所追认的。房琯就是玄宗派来向肃宗授册命的人，于是由玄宗的宰相变成了肃宗的宰相。对这样一个父党中人，即使没有陈陶、青坂之败，肃宗也不会久留在身边的。杜甫不明就里，只想尽拾遗之责，殊不知非但救不了房琯，反把自己也搭了进去。肃宗从此对杜甫不再信任，先是打发他回家探亲，次年六月在贬房琯为邠州刺史的同时，把杜甫也贬为华州司功参军。杜甫在华州任上干了一年。在这一年里，兵荒马乱，畿辅饥馑，他实在看不出继续留在这位置上还有什么前途，终于下决心弃官西去。杜甫为官的时间满打满算也只有两年零三四个月，然而时代的变乱和“百僚底”的地位，使他写出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诗篇，也使他的创作有了不同凡响的“诗史”之誉。

四、“锦江春色来天地”（《登楼》）——卜居蜀中时期（760—768）。

虽然万里作客，漂泊西南，但仰仗故人高适、严武的接济和军阀柏茂琳的照顾，杜甫在成都和夔州还是过了一段相对比较安闲、稳定的生活，也迎来了他创作上的又一个高峰。依萧涤非先生统计：“夔州以前为第一阶段，计六年多（七六〇年正月至七六六年四月），其中住在成都草堂前后约五年；在这一阶段里，杜甫写了四百八十五首诗。移居夔州为第二阶段，约二年（七六六年四月至七六八年正月），时间虽不长，作品却最多，一共写了四百三十八首诗。”（《杜甫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初版）他这一时期的作品，不仅数量多，而且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技法纯熟，体现了与安史之乱前后叙事风格不同的抒情特色。

五、“百年粗粝腐儒餐”（《有客》）——漂泊荆楚时期（768—770）。

不甘作客的杜甫，拖着老迈衰病之躯乘舟出峡，辗转于荆楚之地，几乎是过着乞讨的生活。“饥藉家家米，愁征处处杯”（《秋日荆南述怀》），甚至遇到一连五日不得食的窘况，终于在饥寒交迫中死于漂泊半途的船上。

杜甫前半生汲汲于仕途，后半生惶惶于兵乱。居长安时赶上安史之乱；避地入蜀，又赶上吐蕃犯边，攻陷松、维、保三州；加上梓州刺史段子璋反、剑南兵马使徐知道反、汉州刺史崔旰大战剑南节度使郭英、简州刺史韩澄杀郭英、郭英部前军柏茂琳又起兵讨伐崔旰等，蜀中一片大乱。正所谓：“前年渝州杀刺史，今年开州杀刺史。群盗相随剧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三绝句》）杜甫出峡来到潭州时，又赶上湖南兵马使臧玠杀潭州刺史崔瓘，潭州大乱，真正是“天下郡国向万城，无有一城无甲兵”（《蚕谷行》）！

然而，不管命运把杜甫抛到哪种境地，他始终都因自认为“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而“不敢废诗篇”（《归》）。上至帝王将相、风云雷雨，下至田父邻媪、花鸟鱼虫，可以说寓目辄书，尽入诗囊。一首诗，便是他的一篇日记；一部少陵诗集，便是他一生喜怒哀乐的心史。而其间所折射的，则是那个盛极而衰的时代。这便是杜诗思想价值之所在。

因为他把诗看作“吾家事”，所以创作上可以“颇学阴何苦用心”（《解闷》其七），可以“不薄今人爱古人”（《戏为六绝句》其五），可以“新诗改罢自长吟”（《解闷》其七），可以“晚节渐于诗律细”（《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也可以“老去诗篇浑漫与”（《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终成继往开来、位在至尊的诗坛泰斗。他在诗的体制上、句法上、语词上都别开生面，各有标举和创新。南宋人张戒在《岁寒堂诗话》中说：“王介甫只知巧语之为诗，而不知拙语亦诗也；山谷只知奇语之为诗，而不知常语亦诗也；欧阳公诗专以快意为主，苏端明诗专以刻意为工，李义山诗只知有金玉龙凤，杜牧之诗只知有绮罗脂粉，李长吉诗只知有花草蜂蝶，而不知世间一切皆诗也。惟杜子美则不然，在山林则山林，在廊庙则廊庙，遇巧则巧，遇拙则拙，遇奇则奇，遇俗则俗，或放或收，或新或旧，一切物、一切事、一切意，无非诗者，故曰‘吟多意有馀’，又曰‘诗尽人间兴’，诚哉是言！”人称其先祖杜预为将军武库，而一部杜工部集却端的是诗家武库，方方面面的内容和各式各样的技法尽在其中。后之元稹、白居易得其粗俗，韩愈、贾岛得其险怪，李贺、李商隐得其精严。其在章法、句法、用典、炼字方面的探索，更开启宋人讲求来历、瘦硬生新的新诗格。

杜甫擅长用离析开合之句，如“身世双蓬鬓，乾坤一草亭”（《暮春题瀼西新赁草屋五首》），言一生事业只落得一双蓬鬓，天地之间唯此草亭属于我。“身世”与“蓬鬓”“乾坤”与“草亭”间是一个大大的滑落，同时也是最为凝练的概括，犹如两极间的超级链接。同类句法还有“乾坤一腐儒”（《江汉》）、“天地一沙鸥”（《旅夜抒怀》）等。此法正为宋江西诗派所袭用，黄庭坚《次韵王定国扬州见寄》曰：“未生白发犹堪酒，垂上青云却佐州。飞雪堆盘鲙鱼腹，明珠论斗煮鸡头。”“未生白发”，本当有一番作为，以“犹堪酒”承之，则年富力强仅仅是尚胜酒力的资本；“明珠论斗”，将是何等豪奢，继之以“煮鸡头”，则“论斗”者原是与明珠近似的鸡头米，读之不禁令人哑然失笑。他如“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黄庭坚《寄黄几复》）、“三过门间老病死，一弹指顷去来今”（苏轼《过永乐文长老已卒》）等，俱得一波三折之妙，实由老杜句法中生出。

以古诗笔法、文章笔法入律诗，是老杜的另一特色，实乃细极而求粗、细极而求变者。如《白帝城最高楼》这首拗律的“独立缥缈之飞楼”“杖藜叹世者谁子”，全是文章笔法；《望岳》（西岳）之“安得仙人九节杖，拄到玉女洗头盆”、《所思》之“可怜怀抱向人尽，欲问平安无使来”，全是律句中的拗体。此法为中唐韩愈所效法，更为宋之苏轼、黄庭坚所光大。

唐人律诗，绝少通首用典者，杜甫却做了这方面的尝试。如本书所选之《陪李七司马皂江上观造竹桥即日成往来之人免冬寒入水聊题短作简李公》，是一首贺竹桥一日造成的贺诗，诗曰：

伐竹为桥结构同，褰裳不涉往来通。

天寒白鹤归华表，日落青龙见水中。

顾我老非题柱客，知君才是济川功。

合欢却笑千年事，驱石何时到海东。

八句诗七用典事，且皆与渡水和桥有关。末两句以秦始皇造石桥渡海千年不成，反衬皂江竹桥建造之快。全诗诙谐幽默，实已远唐风而开宋调。我们把宋苏轼所写竹阁诗与此竹桥诗对读，便不难看出个中渊源。

苏轼《孤山二咏·竹阁》曰：

海山兜率两茫然，古寺无人竹满轩。

白鹤不留归后语，苍龙犹是种时孙。

两丛恰是萧郎笔，十亩空怀渭上村。

欲把新诗问遗像，病维摩诘更无言。

竹阁在杭州广化寺柏堂之后，是唐白居易守杭州时为鸟窠禅师所建。苏轼熙宁六年（1073）通判杭州，访旧迹而有此作，八句诗中有六句用典。篇中处处不离居易，处处不离竹，点化白诗入己诗，贴切自然，恰到好处，而大量用典正是宋人以学问为诗的一大特色。从对比中可以看出，老杜之诗已露出这样的端倪。

老杜诗中的诙谐幽默处亦是开启宋诗的重要方面。他在大历四年（769）初到潭州的《清明》诗中写道：

此身漂泊苦西东，右臂偏枯耳半聋。

寂寂系舟双下泪，悠悠伏枕左书空。

双眼尚可流泪，而因右臂偏瘫，所以只剩左手还能向空书字（用晋人殷浩书空作“咄咄怪事”典）。清人朱瀚曰：“因右臂偏枯，而以左臂书空，既可喷饭。只点‘左’字，尤为险怪。”（仇兆鳌《杜诗详注》引）后来在潭州饿饭，又有《江阁卧病，走笔寄呈崔卢两侍御》曰：

滑忆雕胡饭，香闻锦带羹。

溜匙兼暖腹，谁欲致杯罂。

此诗一如陶渊明之赋“乞食”。雕胡饭唯“忆”其“滑”，锦带羹仅“闻”其“香”，诗人之饥寒困顿可知。非思之切、求之急，便不会有“溜匙”“暖腹”之句。唯不知“两侍御”最终致其杯罂否？《诗经·小雅·宾之初筵》有“左右秩秩”之语，又有“是曰既醉，不知其秩”“屡舞僛僛”“侧弁之俄”的种种醉态，老杜信手拈来，言“凋瘵筵初秩，欹斜坐不成”（《宗武生日》），化老病之况为黑色幽默，令人笑而含泪。其他如写骑马摔伤事曰：“骑马忽忆少年时，散蹄迸落瞿塘石……不虞一蹶终损伤，人生快意多所辱。”（《醉为马坠诸公携酒相看》）增入“人生快意”之议论，便顿生风趣。杖藜老翁，自难跃马。而杜甫却说：“杖藜妨跃马，不是故离群。”（《南楚》）著一“妨”字，便见出诙谐，补之以“不是故离群”，更见出老翁的少年心。在《晚晴呈吴郎见过北舍》中，杜甫写两老翁相向而立，只用“竹杖交头拄”五字，以竹杖之手柄交头代替人之交面，体物之细腻令人咋舌。如此“戏作”手法，于宋诗最是常见。苏轼记六瓶酒被摔碎的憾事曰：“岂意青州六从事，化为乌有一先生。”（《章质夫送酒六壶书至而酒不达戏作小诗问之》）黄庭坚言归隐不得之苦衷曰：“白发齐生如有种，青山好去坐无钱。”（《次韵裴仲谋同年》）秦观述居京任秘书省正字之清寒曰：“日典春衣非为酒（化用老杜‘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诗句），家贫食粥已多时。”（《春日偶题呈上尚书钱丈》）诸如此类，俱可在老杜诗中找到伏脉。老杜在炼字、炼句方面更被讲求“无一字无来处”的江西诗派奉为师祖，从本书的“点评”中读者自可辨明，此不多论。

以上主要从章法句式、隶事用典、语言风格等方面讨论了杜甫诗歌的艺术特色。为避免流于空泛，本文着重从开启宋诗方面落墨，因讨论杜诗艺术的专著、文章已经很多，这里不再复述他人成说。

杜甫之诗，有着很大的涵盖面和包容性，所以不同时代、不同心态的读者，便会从中读出不同的杜甫来。旧时代，以为杜甫所以为古今诗人之首，在于他“一饭未尝忘君”（见苏轼《王定国诗集叙》）；新中国则又认为杜甫在诗歌里“运用人民的语言，诉说人民的情感”，因此可以称之为“人民的诗人”（见朱东润《杜甫叙论》）。鉴于这种种认识上的差异，本书在选篇上尽量顾到杜甫思想情感、生活阅历的方方面面，力求表现出一个立体的、完整真实的杜甫。而按诗歌内容分类的选注方式，正好适应了多侧面表现诗人风貌的需要，所以本书按照感时、书怀、交游、览古、品艺、咏物、纪行、思亲、遣兴的顺序，共划分出九个方面的内容。其中既有近几十年来杜诗选本中习见的《兵车行》《潼关吏》《无家别》（这方面的内容以其过于熟滥而在选目上适当做了紧缩），也有向来不曾为选家所关注的新面孔。如：

九载一相见，百年能几何？

复为万里别，送子山之阿。

——《别唐十五诫因寄礼部贾侍郎》

甫也诸侯老宾客，罢酒酣歌拓金戟。

骑马忽忆少年时，散蹄迸落瞿塘石。

白帝城门水云外，低身直下八千尺。

——《醉为马坠诸公携酒相看》

圃畦新雨润，愧子废锄来。

竹杖交头拄，柴扉扫径开。

——《晚晴吴郎见过北舍》

读这样的作品，我们不得不为杜甫待友的温润、酒后的潇洒和体物的细腻所感动，而且对许多读者来说这是一种全新的感动——不能让读者有新的感动，不能让读者对杜甫有新的认识，这个选本便没有了存在的意义。

杜诗注本，可谓沈沈夥颐，至有“千家注杜”之说。清人仇兆鳌的《杜诗详注》更是旧注之集大成者。加之当代研究者的孜孜努力，原以为杜诗在注释方面已无太多伸展的余地。但这本杜诗类编选注下来，才发现杜注之陈陈相因者、以讹传讹者、脱注失注者并不在少数。兹择要举证如下：

一、史实不确。《所思》：“苦忆荆州醉司马，而今樽酒定常开。”杜甫自言荆州司马是崔漪。仇注引蔡梦弼注曰：“崔漪盖自吏部而谪荆州司马也。”萧涤非《杜甫诗选注》亦从此说，而将仇注中表推测的“盖”字略去，言“崔由吏部贬荆州司马”。此系因袭旧说而误。实际上，崔漪并非由吏部贬荆州司马。《旧唐书·肃宗本纪》称，崔漪与杜鸿渐是拥戴肃宗自立的功臣，肃宗即位后擢升“朔方节度判官崔漪为吏部郎中，并知中书舍人”。又据《旧唐书·颜真卿传》载：“中书舍人兼吏部侍郎崔漪带酒容入朝……真卿劾之，贬漪为右庶子。”可知崔漪是由吏部贬右庶子，并未离朝。贬荆州司马事史传无载，反倒是杜诗可补史传之阙，而诸本所言史实均误。

二、出处不确。《题桃树》：“帘户每宜通乳燕，儿童信莫打慈鸦。”仇兆鳌注“儿童”句曰：“古乐府有《莫打鸦》。”（标点依中华书局1979年版排印本）但遍查《乐府诗集》，并无“莫打鸦”之题，翻检汉魏乐府，亦无直言“莫打鸦”者，唯《魏泰诗话》载赵宋之梅尧臣作有《莫打鸭》诗，讽宣州守笞打官妓事。诗曰：“莫打鸭，打鸭惊鸳鸯。鸳鸯新向池中宿，不比孤洲老鸹鸧。鸹鸧尚欲远飞去，何况鸳鸯羽翼荒。”仇兆鳌必以“鸭”为“鸦”而误记为古乐府矣。

三、语词不确。《绝句漫兴九首》：“隔户杨柳弱袅袅，恰似十五女儿腰。”仇注：“鲍照诗：‘窍窍燕弄风，袅袅柳垂腰。’”如仇注，首先将“柳”与“腰”联系在一起的便是鲍照。查鲍诗，其《在江陵叹年伤老》曰：“窍窍燕弄风，袅袅柳垂道。”如此，鲍诗与“腰”并无干系，引诗所注者唯“袅袅”二字而已。首先以“腰”状柳者实是北周的庾信。其《和人日晚景宴昆明池》诗曰：“上林柳腰细，新丰酒径多。”从庾信到杜甫，虽描述上重心稍有倾斜，然所言“柳腰”，重心俱在于“柳”；而今之“柳腰”，则重心在“腰”。从以人状柳，到以柳状人，此又古今词义之一转也。中华版《杜诗详注》已在出版说明中指出仇注引书常有错误。编者在注释中细加检核，发现所言果然不虚，且经过查证的引文常有于注杜无补的情况。此举其中最为典型的一例，余不赘。

四、漏注典事。《园人送瓜》：“东陵迹荒绝，楚汉休征讨。”仇注承宋赵次公注，仅注上句为故东陵侯邵平青门种瓜典，下句失注。下句实亦隐括种瓜典事。据刘向《新序·杂事》载，战国时梁大夫宋就曾为边县令，地临楚界。楚梁边亭俱种瓜，梁亭瓜美。楚人妒而夜搔之，至有死焦者。梁人欲搔楚瓜以报复，宋就不许，且派人夜间偷浇楚瓜，使楚瓜亦美。梁楚由是成为睦邻。“休征讨”当由此出。诗先赞美送瓜主人，再叙食瓜之乐，末以种瓜典事作结。脱注搔瓜之典，“楚汉”句便无着落，无形中减少了许多韵味。

以上种种，已努力在注释中作了弥补与纠正，唯不知尚有多少欠缺。

感谢主编祖美老师的信任，将选注杜诗的重任交付与我，使我有了一个“在游泳中学习游泳”的机会。这番实践首先让我打破了对旧注的迷信与依赖，同时也使我认识到即使如杜甫这样一代又一代人投入很大力量去研究的作家，也仍有鞭长不及处，更遑论我们还有许多并未去用心垦殖的生土地。古典文学研究真是一项筚路蓝缕的事业，从事这项事业的人应该少在熟悉的风景里兜圈子，而多一些暴虎冯河的开拓。

［1］杜甫《赠崔十三评事公辅》：“舅氏多人物。”《奉送二十三舅录事之摄郴州》：“贤良归盛族，吾舅尽知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