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杭城

上龙门山龙潭嬉水，闯进祠堂与族长理论，这两件事后，孙晓梅被村人定格为“怪女子”。闯祠堂，在部分开明士绅的支持下，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是，随后的日子里，孙晓梅不管走到哪里，都被戳脊梁骨，甚至还牵涉到她的祖父及父母，说他们家没有管教。祖父孙蓉第更是气得暴跳如雷，世代书香门第居然毁在这无法无天的蛮女子手上，他气得横眉立目，非要将这个淘气的孙女赶出家门不可。因此，祖父四处托人给孙晓梅寻婆家。然而，孙晓梅则坚持“不自由，宁可死”的真理，逐走几拨上门说亲的媒人。母亲陆琰无话可说，女儿做出这等出格的事来，眼下最好的办法是让女儿离开龙门。由此，她想出了个打破僵局的办法。

“小妹，你父亲在杭州工作，你弟弟在杭州读书，他们生活无人照顾，你代替我去杭州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这样，你也可以上杭州大城市开开眼界，怎么样？”母亲知道女儿的犟脾气，于是用婉转的口吻和孙晓梅商量。

“他们的生活为什么要我去照顾，我要是有书读，一定自己照顾自己！”

“你想读书，去杭州是对了，那里有图书馆，图书馆里可都是图书，比景山小学图书室的书要多呢！”母亲陆琰是本县大青西邮陆庆祥的女儿，其父亲是清末的举人，其叔父陆庆根担任铜圆局总办苏杭轮船局督办，家境殷实，不惜重金请先生教子孙读书。陆琰因为是女性没能成为正式学生，但是，她有特权，可以坐到那里旁听。所以，孙晓梅母亲是个知书达理的贤妻良母。母亲明白女儿此时的处境，打破僵局的最好办法就是送她去杭州。

孙晓梅听母亲说，让她上杭州，内心深处暗自叫好，她早就想离开这封建闭塞落后的地方。对母亲表露不愿意上杭州，只不过是对祖父对她的凶狠，村人对她的白眼表示的某种反抗罢了。

1934年过完春节，孙晓梅初次离开家乡龙门，坐上至杭州的客运轮船。船过鹳山，孙晓梅心里五味杂陈，此次远行，有点被驱逐的味道，她担心母亲因为她的这些举动，遭族人的白眼责骂，而自己却这么走了。这么一想不觉有些酸味。

父亲孙家栋对孙晓梅的到来感觉有些意外，女儿不在家待着，跑杭州来做什么。他担心这个女公子会给他带来什么麻烦。而弟弟孙承勋则感到格外的高兴，姐弟俩小时候虽然会为一点吃食相争，也会为一本书先看后看而争得面红耳赤，最终往往是在祖父严厉的训斥声中，姐姐败下阵来。每当这样的尴尬出现，姐姐孙晓梅总要做个两手掰腮的鬼怪动作，做出老虎吃羊的架势。或者手握双拳，放置额头左右，扮作牛表示发怒。但是，内心深处姐弟俩还是蛮相投的，因为都酷爱读书。

1936年11月19日，孙晓梅在《东南日报》“沙发”副刊上发表的文章

从乡村到城市，有很多不习惯，但是，当她找到国立浙江图书馆后，便一头扎进了书的海洋，乡间那些不愉快的事情早已抛到九霄云外。很快，她认识了弟弟孙承勋的美术老师潘美如，还拜师学起了美术。孙晓梅很快就展现出惊人的绘画天赋，学了一段时间，就经人介绍给杭州王星记扇庄画起了扇面。她画的版画“流离失所”，被陈九先生推荐给《东南日报》“东南画刊”栏目刊登。

翌年，龙门小学的创办人孙逸人前往海宁硖石仲路小学任教，他是位思想开明的知识分子，十分欣赏学生孙晓梅的思想与性格，后经他介绍，孙晓梅也前往海宁硖石仲路小学任教。在这里，孙晓梅终于找到了施展自己才能的平台和空间，有的放矢地做她的老师。她任教的年级里，经常有父母以种种理由，要他们的女儿离开学校，回家做家务。每每遇到这种情况，孙晓梅总是亲自上门做家长的思想工作，碰到难对付的家长，她便刚柔相济耐心说服，直到家长同意其女儿继续上学为止。一时间，孙晓梅做家长思想工作小有名气，校长和老师们都夸她有一手，了不起。工作之余，她博览群书，并开始尝试写作。1936年11月19日，孙晓梅撰写的随笔《一个傻子的结婚预定》刊登在《东南日报》“沙发”副刊上。

丰富的读物，使孙晓梅大开了眼界。一天，她在《东南日报》上读到一篇讨论女子生活问题的文章，引起了她的共鸣，让她唏嘘不已。文章云：

女子的生活，在我国现今时代中，可算是一个极大的社会问题，很多杂志、报纸都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讨论这个问题……从前的女子从母亲胎里出来，就被人厌恶。其实女孩和男孩秉性没有两样，本领没有高低，所异的只是父母的看法不一样罢了。因此，等到女孩长大，除了绣花做女红以外，没有别的事情会做。虽然有些大家族也请了私塾先生，教女子读些书，但终归不能到社会上经事。到了出嫁，把生活全靠在丈夫身上，无论打还是骂，都是甘心忍受，不敢反抗。

现今的女子，一部分还是照旧，一部分求学的女子，稍有点觉悟了，就自己承认自己是一个人，要像男子一样谋生活，甚至要求参政。把以前的活法全部打破。然而也不过是形式上的平等、自由、解放罢了。实际上观察起来，女子还是依靠着男子生活的居多。

无产阶级的女子大多数做佣人，做奴婢，受有产阶级的支配压迫，没有经济的独立能力，简直是过着非人的生活……这篇文章完全说到了孙晓梅的心坎上。自此，她更加废寝忘食地读书看报。她似乎明白了女性被歧视的原因，她决心对女性被歧视的现状来个彻底的解剖。女性要解放还得从自身做起，首先要学文化有学问，若是没有文化那就等于傻子一个，事事得求人，事事被人欺。其次要谋求职业，争取经济独立。如果女人不求学识，不学技术，一无所长，那么只有任人宰割。

封建社会，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真是可怜极了。父母本来爱护子女的心是一样的，但由于社会重男轻女的原因，父母对待子女的看法也就不同了。生男就喜欢，生女就悲叹。正因为父母有这样的看法，所以，女子一出娘胎，就被歧视。出嫁以后，女子以侍奉翁姑，顺从丈夫，养育子女，照料家务为一生的工作，第一要素是顺从，历代还定了片面性的伦理来压榨愚弄，拘束妇女的身心和幸福，使女子有了脑不能用，有了手足不能动弹，成为男子威权下的屈服者，家庭的附属品，甚至被当作货物一般，可以随意买卖租赁，妇女没有丝毫申说的权利。所谓“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三从大义，把妇女一生的自由权剥夺得干干净净……

从此，孙晓梅立志要立足社会，和男子一样赚钱做事，做一个独立自主的女性。

与季诚性结婚

青年时期的孙晓梅，1936年摄于杭州

1936年，早春时节的西湖已经涌动起春的气息。倒垂的杨柳已吐出鹅黄色的嫩芽，春意开始荡漾起来了。空气里虽然还有些春寒料峭，但人们都已携老带幼来西湖边踏青，和春天交换气息。

孙晓梅为方便照顾在杭州的父亲和弟弟，1936年开年，她设法请朋友帮忙，在杭州横河桥小学谋到一份教书的差事，教小学毕业班的语文课程。这对于她来讲可谓是得心应手。她把自己的读书与教学工作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二者兼顾，既可以教书赚钱维持生计，又有更多的时间去图书馆看书，还能照顾父亲和弟弟。

开学了，孙晓梅站在三尺讲台上，又一次萌发了学校高于家庭的美好心情。

一天，同校老师季诚性先生给她送来一本他刚出版的新书——《给小朋友的信》。这是由经纬书局发行的新书，书中插图是由著名漫画家丰子恺先生画的。孙晓梅一口气拜读下来，豁然开朗，原来有知识有学问的人可以把自己的思想观点用文字展现出来，多好啊，瞬间，她就想自己以后也要像季先生一样写出一本书来。

这年4月，浙江省立图书馆联合《东南日报》举办“读者之声”活动。季诚性是《东南日报》副刊的重点作者，收到一份“读者活动”的书面通知，不知为何，他把信息告知了孙晓梅，并同她讲，那一场讲座值得一听，更适合她去听，这让孙晓梅感到很温暖很受用。在孙晓梅心里，季诚性像师长又像兄长，她觉得自己长到现在，除了母亲的关爱，其他的人对她几乎都是冷漠甚至是歧视。祖父视她为怪物孽障，父亲虽不像祖父那般对她刻薄，但是从来没有关心过她，自己的读书与生活、成长中的烦恼或者当她犯下事情的时候，父亲从未为她说过一句话，父女之间更像是一般的朋友关系，相互的交流只是微笑。季诚性的出现，掀开了孙晓梅情感深处的一角。尽管“读者之声”活动的消息会刊登在《东南日报》上，但是孙晓梅觉得季诚性特意来告知她，还是让她感觉到特别温暖。

4月22—28日，在“读者之声”活动中，孙晓梅聆听了由《中学生》杂志主编夏丏尊先生主讲的“中学生读书的选择与方法”“中学生之读书问题”等讲座，参观了“美术与文学类图书展览”“社会科学与史地类图书展览”，观看了电影、幻灯片，还买到了故乡的大作家郁达夫的著作。孙晓梅满心欢喜，那晚，她对着远处隐隐可见的钱塘江，感叹离开龙门是对了。不知不觉中，她和季诚性已经成了一对形影不离的恋人。季诚性学识渊博、风流倜傥，孙晓梅深深地被他折服了。一向大声说话的孙晓梅，在季诚性面前总是细声柔语、娇媚可人。

1936年冬天，孙晓梅和季诚性结婚，没有仪式，没有酒宴，没有花轿，只是在报纸一隅刊登了一则结婚启事。

返回龙门

1937年，卢沟桥七七事变爆发，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对中华大地进行肆意蹂躏，随后八一三淞沪会战打响。不久，上海、杭州屡遭敌机轰炸。孙晓梅在杭州教书期间有位同事，名叫钱韵玲，是著名学者钱亦石的女儿，后来成为冼星海的夫人。淞沪会战打响后，钱亦石在上海组织了战地服务团，并担任团长。当时钱韵玲也在上海，孙晓梅动员其弟孙承勋去上海找钱韵玲。孙承勋在姐姐孙晓梅的动员下，即赴上海，在钱韵玲、孟浩的介绍下，加入了战地服务团。

该年11月5日，日军第十军柳川平助兵团在杭州湾登陆，不久杭州城沦陷。社会秩序一度混乱，工厂停工，学校停课。无奈，孙晓梅与季诚性在杭城沦陷前返回家乡富阳龙门娘家。

1937年12月24日，日军侵占富阳县城。县城迎薰镇一片混乱，国民党县政府搬迁至富春江南岸的场口镇。富春江以北坑西、受降、高桥、青云桥、陆家村等地沦陷，民众惨遭日军暴虐，枪杀、活埋、砍肢、狗咬、水溺、火烧，妇女被轮奸。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面对抗战形势，富阳民众奋起反抗。

1938年2月11日，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颁布《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制定“以动员全省民众参加抗战，创造新的政治和军事力量，保卫浙江，收复沦陷土地，争取最后胜利，为一切努力之总方针”等十条政治纲领。在中华民族遭受外来侵略的特殊时刻，纲领的出台至关重要，全省各地民众纷纷行动起来，各县相继成立“动员民众抗敌”“深入敌区展开对敌斗争”为宗旨的战时政治工作队。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全省各地展开。

国民党富阳县政府为贯彻《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动员民众参加抗日斗争，于1938年3月9日，在场口镇建立了富阳县战时政治工作队。“政工队”是一个从事抗日救亡宣传的民众组织，隶属国民党县抗敌自卫委员会。参加政工队的大多是青年人，有失学青年、小学老师，也有沦陷区来的流亡青年。战时政工队迅速组织起来，人数达到22人，其中女性4人。很快，政工队成员被安排去金华集训。

1938年5月，县政工队从金华集训回富阳，以小组为单位，分别到场口、窈口、大源、青云四区乡村进行抗日宣传。“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抗日救国，人人有责”等标语贴满了墙头、码头、机关、校园，《大刀进行曲》《打回老家去》《富阳谣》等抗日歌曲唱响在富阳的每个村落，激发起民众爱祖国爱家乡和誓死抗战的热情。政工队队员们协助国民党县政府召开民众会、乡保长会，宣传抗日道理，开办训练班培训骨干，帮助“难民救济协会”劝募捐，向殷实富裕户派捐，并赴富春江北沦陷区赈灾。

从杭州回到老家的孙晓梅早已按捺不住，她觉得无论如何应该加入到抗日的队伍中去，只是这时的母亲对她管教甚严，丈夫季诚性希望孙晓梅找一份工作，过安耽日子。

1937年冬，因杭州沦陷，在杭教书的孙志昆先生和孙晓梅一样，回到老家龙门避难。因为战事，学校关门学生停课。为了不耽误失学青少年的学习，孙志昆和战时政工队一合计，决定创办“战时初中补习班”，由他担任班主任。孙晓梅意欲参加战时政工队，并已报了名只等前去参加考试。蒿目时艰，她急切地想做一点有利抗战的事情。后因孙志昆特别动员她加入了“战时初中补习班”进行学习而作罢。孙晓梅对于读书是余情未了。她想，中国要抗战到底，并取得最后的胜利，需要有士兵的冲锋陷阵，更需要每一个民众的觉醒，民众的觉醒需要有文化，没有文化就不知道国家存亡，匹夫有责，不知道没有了国，就没有了家的道理，一个没有知识做底气的人，是不会有多大出息的。因此，她特别珍惜“战时初中补习班”的学习机会，尽管在战乱时期，她还是坚信自己能够学得更好。

战时补习班班长

1938年4月，龙门小学附设“战时初中补习班”开班了。由于诸多原因，补习班学生年龄参差不齐，年龄大的已经结婚成家了，小的则刚刚小学毕业。尽管处于战乱，但是，班主任孙志昆及其他几位有识之士，对补习班还是相当重视。他们郑重其事地物色了一位补习班班长，她不是别人，正是几年前敢上龙潭嬉水，敢闯祠堂和千年族规叫板的“怪女子”——孙晓梅。这下，在龙门村里又激起了一阵涟漪。

“为什么让她当班长？到时不知道又会惹出什么样的事来？”

“谁不好当这个班长，怎么偏让她来当班长？”

“到时，都给她带坏了！”

对于孙晓梅敢闯祠堂的行为，孙氏族人们始终不肯饶恕，他们认为这是不守规矩，是要遭祖宗惩罚的，这个惩罚会波及整个宗族。

想不到时隔多年族人们还那样对待她，这下反倒是激起了孙晓梅的倔劲，这个班长她当定了。

补习班的同学纪律懒散，精神不振，有的整天捧个篮球，有的整天耷拉着脑袋，有的像村里的老阿婆们，什么样的话题都能扯上半天，完全不像一个学生的样，根本不珍惜这好不容易开办的补习班，更让孙晓梅气愤着急担忧的是，他们对于国家所遭受的外来侵略无动于衷，连关心时事的想法都没有。面对这些现象，她忍不住要说上几句。

“国家存亡，匹夫有责。眼下我们的国家正遭受日本侵略者的蹂躏，我们还能在这里学习知识，这样的机会难道不应该好好珍惜吗？你们这样对得起谁啊？是对得起你们的父母还是对得起辛苦的老师？作为青年人，要想承担起社会责任，首先得把知识学好！”

战时补习班班主任孙志昆

“啊，何不早生50年，何不迟生50年，国家的命运靠我们来承担？我只承担我自己。哈！”班里年龄长几岁的孙养泉、孙承让等阴阳怪气地说。孙晓梅对此一一予以回击。很快，他们封了孙晓梅“快嘴佬”“心急鬼”的绰号。

对于这些，孙晓梅全然不顾。她知道，对于自己来讲，这是一个难得的锻炼机会，她决心把这个班长当好。她给自己定下了三条规矩：踏实做事，当好班主任的助手；凡事做到公平合理；以身作则，做到吃苦在前，享受在后。

经过讨论研究，补习班打算创办《龙光周刊》墙报，主笔的担子自然落到了班长的肩上。这给孙晓梅出了个空前的难题，这可是她从未做过的事，写作并非易事，文章可是要经得起读的呀。然而，她宁可吃点暗苦头，也不肯在人前示弱，这是孙晓梅骨子里固有的脾气。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一时间，她急得无从下手。她请教老师孙志昆，请教书本，对自己下了死命令，人不是天生就会做事情的。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她自己给自己鼓足了勇气，收集材料，提炼主题，撰写文章。在孙晓梅的坚持下，困难为她让步低头，《学步》《个性的剖析》《成事立业的秘诀》《人和职业》《生活上的矛盾》《忍耐和屈服》《由怀疑说到人生的真义》等二十多篇随笔、散文刊于《龙光周刊》墙报，她的文章结构严谨，思想鲜明，文词质朴，笔调生动，极富宣传性、鼓动性和号召力。

在《青年人应该走的路》一文中，孙晓梅写道：

今日之青年，即未来国家之砥柱，国家之强弱，即视国内之青年有无生气为转移。故身为青年的我们，对于身心的锻炼及学业的修养，都应分外地注意。

……

1．养成一个健全的身体。现在有许多青年，因道德上的欠修养，常沉迷于花天酒地之间，海市蜃楼之中，将好好的身体，残害斫丧，即或生命无忧，亦要沦为精神萎靡、心田干涸的活死人。试问一国之中，尽是这种行将就木的青年，国家还有希望吗？所以我们第一步就得将身体锻炼。所谓伟大人物的先决条件，就是具有移山填海的体力。

2．养成一个好学的习惯。有了健全的身体，要是不注意学识之灌输，则其结果将造成一批力大如牛、不识纵横的蛮匹夫。有勇无谋，往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所以知识的吸收，实为造就青年的又一要素。每一个青年，都应养成一个好学的习惯，不论新旧书籍，只要不妨害正当思想的发展，都有一读的必要，所谓“开卷有益”、“书到用时方恨少”之句，就是叙明了知识与青年的二元一体的不可分离。我们也可以这样讲，要做大事业，非但应具健全的体格，亦必须备有高深的学识。

《创刊词》，孙晓梅手迹

3．立下一种坚决的意志。有了健全的身体，高深的学识，要是意志不坚决，那其前途，亦必会获得一个不良的结果。因为意志不坚决的人，很容易受外界的引诱，使自己常不自觉地陷入于不拔的泥沼，当做不做，或者半途思迁，或者功败垂成。最显露的莫如碰到一件进退维谷的事，没有坚决毅力的人，就不易下决断，常使自己痛苦地徘徊于十字街头的交叉点。要养成这种坚决意志，并不是一朝一夕所能的。最好，应时代的需要，将自己的思想，找一个正当的归宿，一日一日地充足实力，向前迈进，倘若失败也不灰心，视挫折为当然，久而久之，自然会志坚金石，不易动摇了。

4．养成一种刻苦耐劳的精神。一个吃不了苦、耐不起劳的青年，谁都可武断他的前途，不会成就伟大的事业。因为一种高深的学问，不经过长久地研究，及多方的苦思，是不会被获得的。一件伟大的事业，不埋头苦干，流尽血汗，是不会被成功的。

……

我们都是别了孩子期的青年，为国家计及自身计，都得切实地厉行上述四点。

《龙光周刊》墙报一度成为龙门村思想的聚焦点，也成了青年人思想交流的阵地。当年因上龙潭、闯祠堂遭族人白眼的“怪女子”，今日已成为令人刮目相看的女中丈夫。

敢问公家事

1938年6月，龙门乡乡公所召集相关人员，商议孙晓梅所在第八保保长人选之事。乡公所邀请到会的有孙晓梅的老师、同学及孙氏家族长者，孙晓梅是不速之客。现任保长外出，村中事务无人管理已经有段时日了。按照龙门村保长一职的更换原则，父亲传给儿子，兄长传给其弟，这好像是约定俗成的规矩。

“龙门偌大的村，村里不能一日无主，乡公所应尽快物色贤能来接替保长之职，以免耽误村里事务。”会议一开始，“快嘴”孙晓梅就提出自己的想法。

“哼！”担任副乡长的孙滨闻鼻孔里喷出一声冷笑，用极度蔑视的口吻说：“那么请你来接手吧！”

孙晓梅一愣，转而仍以诚恳的语气说：“我并非不肯为地方服务，也不是有意推卸，实在是自己感到能力太差了，负不起这个重任，况且我也不能久居龙门，一有机会，马上会去外面挣扎。所以请乡公所无论如何，设法选择贤能，来肩负全村重担。”很长时间，孙滨闻都没有回答孙晓梅的话。在场的人则投以孙晓梅不同的眼神。

“女子也好当保长吗？”一个农夫用怀疑的口气提出了疑问。随后，大家的眼神都注视着副乡长孙滨闻。

“你想可不可以呢？”在孙滨闻这声反问中，对女子的小看、蔑视全表达出来了。

这时，孙晓梅一阵尴尬，表面上勉强微笑着，但是内心早已愤怒，最终她向孙滨闻提出质疑：“保长需要什么资格？法令哪里规定只有男子可以担任保长？”

“何必这么生气，我是叫你代替。”孙滨闻故意怪声怪气地回击。

“我并不想要担任保长，只是觉得你是本乡知识分子的前辈，对于女子的地位，不应该这样藐视。老实说，在旧势力浓厚的龙门，除女子自身觉悟起来换回应有地位外，站在你的地位应该负起领导和指示的责任。我的过火，是在为全村女子鸣不平。”一激动，孙晓梅把哽在喉咙的一席话，连珠炮似的射向了激怒她的对方。此时在场的人当中，除了几名开明士绅和她的几个同学对她投以温和赞许的眼神之外，其他人都向她射来歧视与不屑的眼神。

孙晓梅环顾四周，对他们报以同情的微笑。随即转身，昂首阔步、神态自若地走出了乡公所。

回到家里，孙晓梅把事情经过说与丈夫季诚性听，想从他嘴里听到几句劝慰的话。没想到季诚性却认为孙晓梅这是自讨苦吃，与其到补习班里当班长，还不如去谋份职业赚点钱回来。听到丈夫这番不冷不热的话，孙晓梅极其失望，她把半年来积压在心口的话一股脑地倒了出来，两人一番争吵。过后，季诚性扬言打算出走，孙晓梅出口不想再看到他。何去何从，季诚性、孙晓梅都经历了痛苦的抉择。道不同不相为谋。1938年初夏，季诚性决定去考黄埔军校。孙晓梅与季诚性终因思想不合政见不同而分道扬镳。

良师孙京良

孙京良，1912年9月出生，浙江富阳龙门人，孙晓梅族亲。1927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杭州宗文中学。读书期间，接触到国民革命的新思想。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共合作被破坏，国民党到处抓捕、屠杀共产党人，社会动荡不安，各种矛盾日益激化。少年孙京良对社会问题进行了深深的思考。随后，他慢慢接触到了共产党的革命理论，感到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的革命者，心中向往着共产党。

孙京良

1929年，宗文中学毕业后，孙京良在庆护乡（现在环山乡）诸佳坞小学谋到一份教书的工作。1930年春，中共地下党组织派人培养他，不久发展他为中共地下党员。

那年春节，孙京良回龙门老家过年。15岁的孙晓梅找到了他，向他倾诉了许多内心的苦闷，请求他帮忙找份工作，吐露了想去外面做事，争取自食其力的强烈愿望。

对于孙晓梅上龙潭、闯祠堂等出格行为，孙京良也早有耳闻，他早在思考，孙晓梅并非一般女子。“今日她向我吐露心声，我理应帮助她。”后在孙京良的帮助下，1930年春，孙晓梅前往陆家村驯雉小学教书。

在驯雉小学教书的经历，孙晓梅算是见了世面，接触到了进步思想，领略了革命的壮举，开阔了眼界，更重要的是她发现族亲孙京良也投身到革命的行列，这对她触动很大。可惜“五一”暴动失败后，孙京良销声匿迹（暴动失败后，孙京良遭国民党政府通缉，为躲避国民党的追捕，他隐蔽于德清、萧山等地农村小学）。直到抗战前夕，孙京良才回到家乡龙门教书。

1937年底，孙晓梅与孙京良相遇在故乡龙门，相遇在民族危亡的时刻。那时他俩的内心都是苦闷的。“五一”暴动失败以后，中共富阳地下党组织被迫解体，孙京良离开富阳隐蔽农村小学教书，一度与党组织失去联系，这对于一个立志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的青年来讲无疑是痛苦的，眼下又是外敌入侵，孙京良更是心无头绪，不过他一直关心着战事和时局的变化。

龙门虽然尚未沦陷，但是，今天在杭州教书的孙志昆、孙晓梅回乡避难来了，明天在福建从政的孙担青回来了，后天在秦皇岛经商的孙尧元也回乡避难来了，一时间人心惶惶。见过世面的人就是不一样，这批回乡避难的有识之士马上考虑起实际的事情，首先想到的就是学校不能因战争而停课，孙京良建议：“各位前辈，现在我们师资力量反而增强了，我建议在龙门小学名分下开设附设班，就叫‘战时初中补习班’，这样刚毕业的高小生就不会耽误学业，并且还能照顾到因种种原因读不上初中的大龄学生。”对孙京良的这个建议大家是纷纷赞同，并都表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对于孙晓梅是担任老师还是继续当一名学生，大家进行了专题研究，有人提议，孙晓梅已经在外地担任多年老师了，可以让她担任老师。但孙京良认为，战时补习班不比一般的班级。一是战争的影响，二是班里学生年龄的差异，这些都会给老师带来诸多困难，因此，班主任需要配备一名得力的助手——补习班的班长。孙京良力举孙晓梅当班长。大家觉得孙京良的建议在理，所以，24岁的孙晓梅进了战时初中补习班，并担任班长之职。

1938年3月，从事抗日宣传的群众组织——“富阳县战时政治工作队”成立，孙京良以满腔的热血积极报名参加。这样，孙京良冲在抗日宣传的前线，并且他可以以合法的身份回龙门开展工作。他以补习班的名义，创办《龙光周刊》墙报，以此为抗日宣传阵地，举办青年读书会，把龙门村的进步青年召集起来。他时常带来一些进步的书刊杂志，特别是一些现编的抗战小刊物，使龙门的青年们能够及时了解前方战事及后方民众抗战动态，这对当时的龙门人来讲显得极为重要，对孙晓梅来讲就更不用说了。孙晓梅在1938年6月25日的日记中写道：

傍晚京良带来许多抗战声中的小刊物，在感到阅读书本十分缺乏，战地消息急待明了的我，自然是十二分地感激他。

坐定后，各人就闲聊起来，他就告诉我们关于政工队里大概情况，及在各乡所碰到的困难情形。最后，他说到龙门的种种应兴应革的事，看他的精神状态，非常高兴。龙门，到底是故乡呵！

从“二五”减租到“佃农公会”

早在1927年，国民党浙江省党部颁布了“二五”减租暂行办法，对收租额作出明确规定，第一条，按田亩产量的37．5％缴收租谷。第二条，原有缴租定额的田亩，照旧定额减去25％收缴租谷。但是代表地主利益的龙门乡公所，长期蒙骗民众，一直没有贯彻执行这项规定。

1935年，孙京良、孙永庆、孙尧元、孙志昆、孙一芬等进步青年，自发组织部分佃农，要求龙门乡公所按1927年国民党浙江省政府颁布的减租办法第二条实行减租，但始终没有结果。

1937年抗战爆发，12月，上海、杭州、南京相继沦陷，富阳城及富春江以北大片国土被日军占领，一批在外工作和读书的龙门人回乡避难。

1938年3月，富阳战时政治工作队在场口成立。孙京良、孙眉青等加入政工队后，以合法身份回到龙门，向龙门村进步青年宣传抗日主张和“二五”减租政策。孙担青、孙尧元、孙志培等进步人士以维护地方安全为由，成立了“吉庆社”。

利益受到冲击的大地主跑到县政府去反映情况，随后，县政府派来了保甲指导员，企图以调解为名，阻止“二五”减租运动。时年24岁的孙晓梅不避艰险，总是冲在斗争的最前沿，她带领佃农们包围了龙门乡公所，与反动官员面对面地进行说理斗争，使县里派来的保甲指导员，理屈词穷，无言以对，只好灰溜溜地跑掉了。

事后没过几天，国民党富阳县县长陈学平，亲赴龙门，召集地主和佃农双方代表开会，想以谈判为名，用虚伪漂亮的言辞来蒙骗佃农，从而浇灭“二五”减租运动的火焰。孙晓梅早已看透县太爷的意图，当面予以揭露，“本来，在国家存亡的档口，乡保长如体爱民众的话，应处处为民众服务，万事应以民众为前提，但龙门乡长，除暗中剥削外，还坐享奉给，对于救民众救国家的一切，置若罔闻，既不劝民众为国效劳，又不宣传殷户输钱救国，更不将人们生计，加以筹划……”孙晓梅带领佃农和进步青年近百人，在会场高呼口号，将县太爷轰了回去。

回到家里，她征得母亲的同意，时常请“吉庆社”的青年同伴们，聚集到自己家里，讨论国事，商谈“二五”减租、成立“佃农公会”的相关事宜。此时孙晓梅家维持生计的唯一来源便是收取几亩田地的租谷。孙晓梅却带头同意实行“二五”减租，这一举动深得大家的钦佩。

不久，在富阳战时政治工作队的孙京良提出召开佃农大会、成立“佃农公会”的建议。孙担青、孙尧元、孙保宗、孙志昆、孙耕泉等一批有识之士积极响应，孙晓梅动员“吉庆社”一百多名青年加入“佃农公会”组织，由她执笔起草了《实行“二五”减租协议》。由此，龙门的“二五”减租运动风起云涌地开展了起来。广大佃农纷纷响应，这引起了地主们的恐慌。大地主孙秉寿极为恼怒，破口大骂孙晓梅：“你这个逆货，手背骨怎么朝外拐呢，你们家不是靠收租谷过日子吗！你这个怪女子真是天上都会去！”随后乡公所贴出告示，宣称龙门租谷是符合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减租办法规定的，此次佃农提出减租是扰乱社会治安，动摇军心。他们派说客到孙担青、孙尧元处游说，企图阻止“二五”减租活动的开展。

孙晓梅和孙京良、孙担青、孙尧元他们一起，走村串户，发动佃农联合起来开展减租运动。是年8月初，龙门乡“佃农公会”成立大会顺利召开。孙担青、孙尧元、孙志培三人当选为佃农代表，为龙门乡农会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闺蜜眉青

孙眉青是孙晓梅的小学同学，两人性格极为相反，一个是沉默寡言的“闷葫芦”，一个是叽里呱啦的“快嘴佬”。然而，两人却是无话不说的好姐妹。在小学读书时，为了不受男生的侮辱和蔑视，两人曾联手和男生打过架，并取得胜利，因此，男生不敢轻易冒犯她俩。平时她们喜欢舞刀弄枪，从不喜欢做女红，村里人都说她俩很“野”。她们还故意穿着短袖、短裤在龙门街上走路，敢到龙门溪里抲鱼摸虾，去村口溪滩上打滚，爬树捉知了，剪掉乌黑的长辫子，上龙门山龙潭嬉水，闯进祠堂讨说法……因此种种，她们被村里人称为一对形影不离的“粪桶环”，也被称为不守妇道的“怪女子”。

1937年，孙晓梅（左二）与孙眉青（右二）等进步青年合影

都说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孙晓梅的父亲孙家栋很少顾及儿女的事情，对于女儿的种种出格行为从来都没有说过对与错、是与非，对于女儿渴望读书、渴望就业也是不管不问。所以，孙晓梅遇到什么事情碰到什么难题都是母亲在为她承担。孙晓梅有什么想法也只有跟母亲商量。然而在封建社会里，一个家庭妇女又能说什么呢？每当这时，她总会去找孙眉青倾诉一番，交换彼此的想法。渐渐地，她们的思想越来越近。

孙眉青的父亲孙尧元是个开明士绅，生意做得蛮大，在本县富阳镇城东城西都有店铺和钱庄，在河北秦皇岛、福建泉州等城市也有买卖。他见多识广，有相当的经济实力。因为孙眉青的母亲走得早，孙尧元是既当爹又当娘，对女儿是百依百顺。对于女儿孙眉青和孙晓梅所做的一些出格行为，他倒是与别人有不一样的理解。别的不讲，就闯祠堂那事，孙晓梅等在当时的境况下，不要说能够取得胜利，弄不好还得受到族规的严惩。正是因为有孙眉青的父亲孙尧元、孙志培等开明士绅的据理力争，孙晓梅她们方才有了取胜的结果。所以，孙晓梅与孙眉青的关系从一开始的好姐妹升级到要为女性解脱不合理的枷锁，争取男女平等的战友高度。

闯祠堂事件后，孙晓梅去了杭州，孙眉青成了“孤家寡人”。时隔一年，孙晓梅重回龙门，与孙眉青重逢。1938年6月23日，孙晓梅在日记中写道：

“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此话诚属不错。

下午眉青来，我们由别后重逢的寒暄打开话匣子，谁都不曾停过嘴，我们的话料，如藏在八宝袋里，用之不尽，说之不完。

……

我们少（年）时，被村中的父老目（视）为一双怪女子，平素最反对的是装腔作势的女子怪态，小时专做男子游戏，从不做女红，更不肯在男子跟前妥协屈服而示弱。

……

我们曾为了不受男同学的侮辱和蔑视，共同地和他们打架，结果我们占优势，虽在三四十人之中，女子只有我们两人，但势力却相当强大。我们也曾为了解放自己——剪发，要求参加祭祀，和地方上的民众、封建社会的余焰、旧礼教的遗毒，不顾人言啧啧，而提出抗议。

久别重逢，两人彻夜长谈。她们从各自的生活际遇到姑娘家的私密情感，从龙门村人的众生相到国家民族的安危，无所不谈，就连最不想触碰的话题不经意间全都流露了出来，二人还是和以前一样，坦荡直率，没有一点虚伪与做作。孙眉青说，已经参加战时政治工作队，孙晓梅说，一旦有机会随即离开龙门，到外面去见见世面，两人为她们相同的理想而击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