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正

王国维是中国近代的著名学者。他是一位杰出的史学家、古文字学家，也是一位杰出的文艺理论家。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是近代最有影响的文学批评论著之一，作者并特意用自己的艺术思想去指导创作实践，他的词无论在题材或风格上都颇具特色。王国维不失为清末民初一位独树一帜的词人。

一

王国维，初名国桢，字静安，一字伯隅，初号礼堂，又号永观，晚号观堂，浙江海宁人。生于清光绪三年十月二十九日(1877年12月3日)。静安先生出身于一个“世为农商”(《先太学君行状》)的家庭，其父乃誉能诗古文辞，攻书画篆刻，中年后里居不出，以课子自娱。静安10岁时，“诗文时艺早已洛洛成诵”(《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序》)。15岁中秀才后，应乡试不中，时中日之战后，变法议起，得读康有为、梁启超的疏论，遂放弃举业，改习西学。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初，从海宁赴上海，在梁启超任主编的《时务报》当书记校对，为馆主汪康年司笔札，并师事康门弟子欧榘甲，欧“示以传孔教、重民权、改制度”之说(《日记》“戊戌三月朔日”条)。是年六月，以业余时间到罗振玉所办的东文学社学习日语及理化知识。这期间，接受了“新学”和西学的影响，但对古典诗词仍是情有独钟。一日，罗振玉偶在同舍学生扇头看到静安的咏史诗，大为激赏，并为赡养其家，使无内顾之忧。静安感激知遇，事罗以师礼，自此结成终生依托的关系。戊戌政变后，《时务报》被迫停办，罗氏留静安在东文学社任庶务，继续学习哲学、数学、物理、化学、英语，直至庚子事变后东文学社解散。二十七年初，赴日本东京物理学校读书，数月后，即因病辍学返国。静安结束了在学校的求学阶段，“自是以后，遂为独学之时代” (《静庵文集续编·自序》)，他对西方哲学、文学发生兴趣，专意阅读和研究康德、叔本华、尼釆等人的哲学和美学著作，并从事哲学、教育学、伦理学、心理学等方面论著的译述工作。

光绪二十九年(1903)，静安受聘于南通师范学堂，任伦理学和国文教员。三十年秋，罗振玉创设江苏师范学堂，邀静安赴苏州参加筹办工作，讲授修身、文学、历史等课程。他开始致力于学术研究。几年间，在罗氏主持的《教育世界》杂志发表了大量文章，介绍西方哲学思想，阐述个人在教育、美学、文学等方面的见解。这时期的重要著作有《论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红楼梦评论》等。三十一年(1905)，《静安文集》初版刊行。

光绪三十二年(1906)，罗振玉为学部尚书荣庆奏调入为学部参事，静安又相随入京，暂寓罗氏家中，专力治宋词元曲。次年春，由罗氏举荐，被派在学部总务司行走，以后又任学部图书馆编译、名词馆协修等职，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止。在北京期间，他写成了《曲录》、《戏曲考源》、《宋大曲考》等数种整理与研究古代戏曲的著作，在这个基础上，于1912年流亡日本时又完成了《宋元戏曲考》这一巨著。著名的词学著作《人间词话》，亦于光绪三十三、三十四年间分期连载于《国粹学报》。

在诗词创作上，光绪二十九年至三十三年这五年间，静安写下了他一生中最主要和最有价值的作品，即《人间词·甲稿》、《人间词·乙稿》。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静安于当年12月携眷随罗振玉东渡，寓居日本京都。“尽弃前学，专治经史”(《观堂集林序》)，从事中国古代史料、古器物、古文字学的考订工作，并常与日本学者交流。1916年春，应犹太富商哈同之聘回国到上海编辑《学术丛编》杂志，继续从事甲骨文及考古学的研究。1918年，兼任哈同创办的“仓圣明智大学”教授，后又应清室遗老沈曾植之邀，参加纂修《浙江通志》。在日本京都的五年和在上海的六年，是静安学术活动最盛的时期，写下大量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论著，1922年，编成《观堂集林》二十卷刊行。同年受聘为北京大学通讯导师。

1923年春，由蒙古贵族升允推荐，召为清故宫“南书房行走”，5月入北京就职，食五品俸。1924年11月，冯玉祥将溥仪驱逐出宫，静安认为是奇耻大辱，几次要投御河自杀，因家人严密监视而未果。次年，任清华大学研究院教授，讲授经史、小学，并从事西北地理及蒙古史料的整理和研究工作。1927年6月，当北伐军向北节节推进之时，静安写就遗书，谓“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与三子贞明之遗书》)，在北京颐和园昆明湖投水自尽。终年50岁。

二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是作者在继承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传统的基础上，试图将西方某些美学思想融汇到传统的文艺批评中的一部重要著作。《人间词话》中的一些有关艺术特征和创作方法的论述，正是王国维进行词的创作的理论根据。欣赏静安词，应先对《人间词话》有所了解，同样地，要更深刻地研究《人间词话》，也不能不读静安词。

《人间词话》论词的核心是“境界”说：“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占绝者在此。”至于“境界”一辞的具体定义，作者并未立说，故后世的注家蜂起，或以“意境”释之，或谓即“作品中的世界”，或认为指作品中“鲜明的艺术形象”，或认为“只要吾人内在之意识中确实有所感受，便亦可得称为境界”。郭绍虞解释说：“盖所谓境界，不仅是指真实地反映客观现实的图景，也包括了作家主观的情感，它是以主客观统一的概念出现的。” (《中国历代文论选》第四册)王氏在他托名樊志厚所作的《人间词·乙稿·序》中说：“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摅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境胜，或以意胜。苟缺其一，不足以言文学。”这个“意境”说正是“境界”说的前身。“境界”说除了包有“意境”说的内容外，还强调了作家对客观世界的真切感受：“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也。”王氏把“写真景物、真感情”作为有境界的“最上”的标准，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词“自成高格”。至于如何表现真景物、真感情的问题，王氏又提出“不隔”之说： 要求“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作品情景交融，鲜明生动，能使读者获得真切的感受，则是“不隔”。所谓“隔”，也就是说，作者对客观事物没有真切的感受，或其感受被作品中处理不当的语言形象所阻隔，因而未能很好地传给读者，这样的作品也就失去了感染力。

王国维又提出“有我之境”、“无我之境”之说：“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所谓有我之境，是指客观景物与主观感情强烈交流时产生的境界。移情于景，融景于情，作品中的情与景互相作用，互相影响，故在客观事物的描写中带有浓厚的主观色彩。所谓无我之境，是指作者采取“万物静观”的态度，进行“不动心”的描写，以达到“物我相忘”的境界。故王氏接着解说：“无我之境，人惟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故一优美一宏壮也。”无论“有我”或“无我”之境，其实均有“我”在焉，所以王氏又特别作出解释：“昔人论诗词有景语情语之别，不知一切景语皆情语也。”

《人间词话》还进一步接触到创作方法问题：“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作者注意到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联系，并认为可把理想与现实统一在创作中，这论点无疑是有它的启发意义的。

王国维力图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贯彻其美学理论，一部《人间词》就是他用以宣示世人的样板。

《人间词·乙稿·序》中说：“原夫文学之所以有意境者，以其能观也。出于观我者，意余于境；而出于观物者，境多于意。然非物无以见我，而自有我在。故二者常互相错综，能有所偏重，而不能有所偏废也。文学之工不工，亦视其意境之有无与其深浅而已。”又云：“静安之为词，真能以意境胜。”“静安之词，大抵意深于欧(阳修)，而境次于秦(观)。”可见王氏颇以其词“有意境”而自矜的。下面是他自己最欣赏的两首词：

昨夜梦中多少恨。细马香车，两两行相近。对面似怜人瘦损。众中不惜搴帷问。陌上轻雷听隐辚。梦里难从，觉后那堪讯。蜡泪窗前堆一寸。人间只有相思分。

——《蝶恋花》

春到临春花正妩。迟日阑干，蜂蝶飞无数。谁遣一春抛却去。马蹄日日章台路。几度寻春春不遇。不见春来，那识春归处。斜日晚风杨柳渚。马头何处无飞絮。

——《蝶恋花》

《人间词话》原稿评说：“凿空而道，开词家未有之境。余自谓才不若古人，但于力争第一义处，古人亦不如我用意耳。”这些词深刻地表现了作者的内心世界。他孤寂地探索着、追求着，甘愿担荷着精神上的重压，绝不退缩，绝不反悔。我们想起了冯延巳的“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辞镜里朱颜瘦”(《鹊踏枝》)。柳永(一作欧阳修)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销得人憔悴”(《凤栖梧》)。同样的意境新美，真能得风人深致。我们还读到这样的词句：“残夜小楼浑欲曙，四山积雪明如许。”(《蝶恋花》)“小阁重帘天易暮，隔帘阵阵飞红雨。”(《蝶恋花》)“桐梢垂露脚，梢上惊乌掠。灯焰不成青，绿窗纱半明。”(《菩萨蛮》)“风枝和影弄，似妾西窗梦。梦醒即天涯，打窗闻落花。”(《菩萨蛮》)都有鲜明优美的艺术形象，可称是有境界的名句。

真切，这是静安词的又一特色。作者主张“写真景物、真感情”，力求“不隔”。静安厌弃隶事用典，好用白描手法，真切地表现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使读者也获得真切的感受。《人间词·甲稿·序》称其词“往复幽咽，动摇人心，快而沉，直而能曲，不屑屑于言词之末，而名句间出，殆往往度越前人”。如《蝶恋花》词：

冉冉蘅皋春又暮。千里生还，一诀成终古。自是精魂先魄去，凄凉病榻无多语。往事悠悠容细数。见说来生，只恐来生误。纵使兹盟终不负，那时能记今生否？写情如此，方为不隔。悼亡之词，仿佛纳兰性德的情调。又如：“旋解冻痕生绿雾，倒涵高树作金光。”(《浣溪沙》)“乱山四倚，人马崎岖行井底。路逐峰旋，斜日杏花明一山。”(《减字木兰花》)“冉冉赤云将绿绕。回首林间，无限斜阳好。”(《蝶恋花》)“湿荧光大，一一风前堕。”(《点绛唇》)写景如此，方为不隔。再看这首很美丽的小词：

屏却相思，近来知道都无益。不成抛掷。梦里终相觅。醒后楼台，与梦俱明灭。西窗白。纷纷凉月。一院丁香雪。

——《点绛唇》

真是情景交融，意境两浑。无法抛撇的相思，痛苦而无望的追求，一切，一切，都像迷离的梦。即使醒后，也如在梦中，明灭的楼台，疑真疑幻。结处更为超绝，凄凉月色中洁白的丁香，烘托出词人的孤寂与怅惘。这才是静安词的最高境界。

静安词中，常含着深邃的哲理。这些哲理是用形象的艺术语言表达出来的，与中国传统的玄言诗和道学家诗、禅机诗等有本质上的区别。下面是他的名作《蝶恋花》词：

百尺朱楼临大道。楼外轻雷，不间昏和晓。独倚阑干人窈窕。闲中数尽行人小。一霎车尘生树杪。陌上楼头，都向尘中老。薄晚西风吹雨到。明朝又是伤流潦。

有人把这类词都解释为“写离情”之作。如果套用《人间词话》的话来说，“遽以此意解释诸词”，则恐为静安先生所“不许”。词中所写的是苦苦的相思，无望的等待，但它蕴含的意义已远远超出离愁别恨的范围，表现出了“常人皆能感之，而惟诗人能写之”的“诗人之境界”，有着深刻的象征意义。又如：

厚地高天，侧身颇觉平生左。小斋如舸。自许回旋可。聊复浮生，得此须臾我。乾坤大。霜林独坐。红叶纷纷堕。

——《点绛唇》

词中所写的已不光是眼前的景物或是对时序的感叹，它唤起读者对整个世界和人生的许多联想，带有浓厚的哲学意味。这正如作者所说：“虽比之五代、北宋之大词人余愧有所不如，然此等大词人亦未始无不及余之处。”静安的小令，就以它所含的迥深的哲理而远出于古今词人之上：

阁道风飘五丈旗。层楼突兀与云齐。空余明月连钱列，不照红葩倒井披。频摸索，且攀跻。千门万户是耶非。人间总是堪疑处，唯有兹疑不可疑。

——《鹧鸪天》

“人间总是堪疑处，唯有兹疑不可疑。”这是我们从任何一位词人的集子中都读不到的句子。那也许是康德的“自在之物”？也许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也许还是叔本华的“意志”？王国维是善于把这些抽象的哲理用具体的形象表现出来的：“换尽天涯芳草色，陌上深深，依旧年时辙。”(《蝶恋花》)“此夜清光浑似昨，不辞自下深深幕。”(《蝶恋花》)“却向春风亭畔，数梧桐叶下。”(《好事近》)“蓦然深省，起踏中庭千个影。”(《减字木兰花》)“一片流云无觅处，云里疏星，不共云流去。”(《蝶恋花》)“辛苦钱塘江上水，日日西流，日日东趋海。”(《蝶恋花》)这些作品，思深而情苦，如《人间词·甲稿·序》所云：“若夫观物之微，托兴之深，则又君词之特色。”

我们还注意到，静安词中除三五篇咏物唱酬之作外，率皆无题。《人间词话》云：“诗之《三百篇》、十九首，词之五代、北宋，皆无题也，诗词中之意不能以题尽之也。”正像西方的“无标题音乐”一样。词无标题，更便于发挥语言“色彩”的表现力，使作品的意蕴更为广大而深永。

静安词颇多“造境”之语。王氏曾在《人间词话》中云：“故虽写实家，亦理想家也。又虽如何虚构之境，其材料必求之于自然，而其构造，亦必从自然之法则。”像下面这首小词：

连岭去天知几尺。岭上秦关，关上元时阙。谁信京华尘里客。独来绝塞看明月。如此高寒真欲绝。眼底千山，一半溶溶白。小立西风吹素帻。人间几度生华发。

——《蝶恋花》

过片三句所写的境界，“可谓千古壮观”，在写实之中有象喻之意，已接近于《人间词话》中所谓的“造境”了。王氏是善于把 “造境”和“写境”、“理想”和“写实”融汇起来的，他所造之景能“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邻于理想”，如《浣溪沙》词：

山寺微茫背夕曛，鸟飞不到半山昏。上方孤磬定行云。试上高峰窥皓月，偶开天眼觑红尘。可怜身是眼中人!一篇小词中，所写的既有眼前实在之物，也有虚构之境，因而颇难分别何者为写境、何者为造境了。故有学人竟把它看成是“象征之作”，谓“以假造之景象，表抽象之观念”者(《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附录》462页)，其实这仍是一首优美的写景小词，只不过造境比现实更为高远罢了。

王国维词现存仅115首，其中绝大多数为小令。《人间词话》云：“近体诗体制，以五七言绝句为最尊……词中小令如绝句。”作者把小令抬到“最尊”的地位，自有其深意。小令盛于五代、北宋，南宋以后，濒于绝响，直到清初才有纳兰性德以工小令著称于世。静安认为自己“词之体裁，亦与五代、北宋为近”，“之所以为五代、北宋之词者，以其有意境在”，甚至认为自己的成就超过了五代、北宋词人，不让纳兰性德(《人间词·乙稿·序》)。虽然未免过于自矜，但也可以看到他是深知小令创作的甘苦的。作小令，不能倚仗工力，须赖作词者的性灵、情致，才可能在短小的篇幅中表现深厚的意境。静安正特意在这小小的天地中回旋，以期得到自我的面目。

王国维强调了词的“境界”，强调了“高格”、“名句”，而对作品的思想内容方面不免有所忽视。统观他的词作，主要有下面一些内容：

一、描述个人生活的遭遇，抒发对世界、对人生的感触。这类作品可以《浣溪沙》词为代表：

天末同云黯四垂。失行孤雁逆风飞。江湖寥落尔安归。陌上金丸看落羽，闺中素手试调酰。今宵欢宴胜平时。

词中采用象征比喻的手法，以失行的孤雁不幸的遭遇与闺中的欢宴作对比，表现了人生的痛苦。内容是深刻的，感情是沉重的。词人总在咨嗟叹息：“不须辛苦问亏成，一霎尊前了了见浮生。”(《虞美人》)“掩卷平生有百端，饱更忧患转冥顽。”(《浣溪沙》)“从醉里，忆平生。可怜心事太峥嵘。”(《鹧鸪天》)他的生活中充满着矛盾痛苦，悲剧性格似乎已注定他未来的悲剧命运。这种“忧生”、“忧世”的感情，往往通过比兴寄托的手法来表现，其“言近而旨远”、“托兴之深”(《人间词话》)，有时是不容易体会得到的。

二、描写相思离别、春恨秋怀，藉以表现对家国的忠爱之情。如《清平乐》词：

斜行淡墨。袖得伊书迹。满纸相思容易说，只爱年年离别。罗衾独拥黄昏。春来几点啼痕。厚薄但观妾命，浅深莫问君恩。

这是自屈原以来诗人们惯用的“美人香草”式的设喻，表现了所谓的“拳拳忠悃”。又如：“君似朝阳，妾似倾阳藿。”(《蝶恋花》)“苑柳宫槐浑一片，长门西去昭阳殿。”(《蝶恋花》)寄意也都相近。王词中还有好几首表现了“蛾眉见妒”的悲愤之情的，如《虞美人》词：

碧苔深锁长门路，总为蛾眉误。自来积毁骨能销，何况真红一点臂砂娇。妾身但使分明在，肯把朱颜悔？从今不复梦承恩，且自簪花坐赏镜中人。

尽管因自己的才华品格而招来世人的嫉妒，但抒情主人公还是倔强地坚持着初衷，决不屈服。

除了这两大类外，还有不少描写羁旅行役及登临吊古之作。写景抒怀，不乏佳制。也有一些悼亡词，写得哀感悲凉，摇人心魄。

王国维词中长调仅得九首，占全集不足十分之一。作者在《人间词话》中也声明自己“填词不喜作长调”，“所长殊不在是”。清季词家，多以长调见长，王氏能舍彼取此，觑定小令一路，专意为之，终能在词坛中自树一帜，不能不说是别具识力的。

王国维在托名樊志厚为《人间词》所作的两篇序中，点出其为词之取径：“君之于词，于五代喜李后主、冯正中，于北宋喜永叔、子瞻、少游、美成，于南宋除稼轩、白石外，所嗜盖鲜矣。”而《人间词话》又批评周邦彦“创意之才少”，姜夔词“局促”、“隔”、“无言外之味”。苏轼、辛弃疾词“旷”、“豪”、“狂”，与静安性情不近，故其所心摹手追者，还是精于小令的李煜、冯延巳、欧阳修、秦观数人而已。静安词取径未免偏狭，内容复嫌单调，这也许是王国维美学思想中的缺陷所致吧。

三

王国维词现存115首。光绪三十二年(1906)《教育世界》杂志丙午四月第一二三号中，刊载有《人间词·甲稿》61首，次年丁未十月上旬第一六一号中，刊载有《人间词·乙稿》43首。两稿共收词104首，均作于1904至1907年间。此外，《人间词》尚有王国维的手稿本，藏于国家图书馆，浙江古籍出版社有仿真复制本发行。录词97首。上有吴昌绶的眉批，并补录词1首。《人间词》后易名《苕华词》，录词92首，中有4首作于1910至1920年间。

《观堂集林》卷二十四《缀林》二中，收入“乙巳至己酉”间的“长短句”23首，此盖为静安自定之本，足见矜慎之意。1918年夏，静安从《人间词》中选出24首，题为《履霜词》，即见于《观堂集林》中者。《观堂外集》下编补录《人间词》59首。朱祖谋《彊村遗书》中，录入《观堂集林》中的23首，另补录“删余稿”五十八首，共81首。1933年陈乃文辑有《静安词》，录词111首。同年，沈启无编订《人间词及人间词话》，录词115首。本书以王国维手稿为底本，参校其他各本。对词中的典故及化用他人的成句作了简注。大部分词作了系年。

静安先生所著之词，融文学、哲学、美学、史学以及金石书画等多方面内容于其中，知识繁博。本人学殖荒浅，错漏定当难免，敬请大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