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不得不和危险的化学药品接触，这一现象在世界历史上还是头一回。化学药品自投入使用不到20年的时间里，杀虫剂便传遍了世界各个角落。大部分主要水系，甚至连看不见的地下水都已经测到药物残留。十几年前使用过的化学药物仍然会残留在土壤中。它们已经侵入到了鱼类、鸟类、爬行动物、家畜和野生动物的体内并潜存下来。科学家在进行动物实验时，想要找个未受污染的实验物是不大可能的。在荒僻的山涧湖泊的鱼类体内、在土壤中蠕动的蚯蚓体内、在鸟蛋里，甚至在人的身体里都发现了化学药物的残留。如今，无论男女老少，大部分人体内都有化学残留。它们会出现在母亲的奶水中，而且有可能入侵胎儿的细胞组织。

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生产杀虫类化工产业的突然崛起和迅猛发展。这种化工产业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产物，在研制化学武器的过程中，人们发现实验室中的一些化学药品对消灭昆虫有效。这一发现绝非偶然，因为昆虫曾被用来做实验物，当人类的“替罪羊”。和平时期，人类开始生产合成杀虫剂。经过实验室里，科学家巧妙地操控分子、代替原子，改变它们的排列，所以这些杀虫剂是战前无法比拟的。这些化学品的原料——砷、铜、锰、锌以及其他的化合物，都取自天然的矿物和植物，干菊花做的驱虫粉、烟草类中的尼古丁硫酸盐、东印度群岛豆科植物中的鱼藤酮等。

新型合成杀虫剂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它们对生物影响巨大。它们的威力不仅在于毒性大，而且在于它们可以破坏人体最关键的生理过程，引起病变并导致死亡。据我们所知，它们摧毁了保护人类免受伤害的酶，妨碍人类获取能量的氧化过程，破坏人体各器官的本来功能，还可能引起细胞发生慢性的不可逆变化，导致恶性肿瘤的出现。即使是这样，每年还是会有新的、更多的致命化学药物问世，也出现了新的用途，所以全世界都在与这些药物亲密接触。1947年，美国合成杀虫剂的产量为124259000磅，到了1960年，这一数字飙升到637666000磅，增长了5倍多。这些产品批发总价超过2.5亿美元。然而，从化学工业的计划和远景来看，这仅仅是开始。

杀虫剂应该引起我们每个人的重视。因为它们已与我们密不可分，我们饮用的水以及食物中，甚至骨髓里都有它们，那么，我们最好了解一下它们的特性和药力。第二次世界大战标志着杀虫剂从无机化合物转向奇妙的碳分子世界，仍然有少数物质继续在使用，砷是其中之一，它仍是除草剂和杀虫剂的主要成分。砷是一种高毒性无机物质，广泛分布于各种金属矿中，少量存在于火山、海洋和温泉中。砷的毒性很强，各种金属矿石中，它与人类关系复杂、渊源颇深。因为很多砷化物是无味的，所以从波吉亚家族起，人类就选择用它来杀人。大约早在两个世纪之前，一位英国医师发现，烟囱灰中含有的砷与一些芳香烃一样可以致癌。长期以来，砷引起的人类慢性中毒的现象是有案可查的。日常环境中的砷污染也会导致马、牛、羊、猪、鹿、鱼、蜜蜂等动物患病或死亡。即便如此，含砷的喷雾剂、粉剂还是被广泛地使用着。长期使用砷粉剂的农民一直受着慢性砷中毒的折磨，牲畜也因含砷的喷剂和除草剂而中毒。喷洒在蓝莓地里的砷药粉飘落在附近的农田里，污染了溪流，最终使蜜蜂和奶牛中毒，并使人类染上疾病。“我们国家对砷污染不管不顾的做法，简直到了极端的地步……”环境致癌权威机构——国家防癌协会的W.C.休伯说，“任何人只要见过工人使用喷粉机和喷雾器的工作状态，就一定会被他们处理这些有毒物质的随意态度所震惊，久久难忘。”

现代杀虫剂致命性更强，其中大多数属于两大类化学药物：一类是DDT为代表的“氯化烃”；另一类包含各种有机磷的杀虫剂，以常见的马拉硫磷和对硫磷为代表。如上所述，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是以碳原子为基础的，这是生物不可或缺的基本成分，因而被称为“有机物”。要了解它们，我们必须明白它们是什么，以及是如何制成的。尽管它们与构成生物的化学物质相似，却是被改造成致死剂的变体。

碳原子具有几乎可以说是无限的能力，能彼此相互组合成链状、环状及各种别的构形，也可以与其他物质的原子相结合。的确如此，各类生物——从细菌到巨大的蓝鲸，自然界中令人叹为观止的生物多样性正是源于碳的这种特性。复杂的蛋白质分子就是以碳原子为基本成分的，如脂肪、碳水化合物、酶、维生素等。很多非生物也是如此，因为碳并不是生命的象征。一些化合物只是碳、氢的简单组合。其中最简单的是甲烷，又称沼气，它是自然界中水下有机物经细菌分解产生的。甲烷与一定比例的空气混合，就会变成煤矿中可怕的“瓦斯”。它的结构极其简单，由一个碳原子和四个氢原子组成。

化学家们发现，可以去掉一个或者全部的氢原子，用其他原子替换。例如，用一个氯原子代替一个氢原子，可以制成氯化甲烷；

用三个氯原子替换三个氢原子，可以制成麻醉氯仿；

把所有的氢原子都替换成氯原子，就会生成最常见的清洁剂——四氯化碳。

简单说来，这些围绕甲烷分子的基本变化说明了氯化烃的构成。这种简单的变化说明了烃的复杂性，但是与有机化学家创造各种材料的丰富手段相去甚远。除了单一碳原子的甲烷外，他们还能够改变许多碳原子组成的碳水化合物分子。这些碳原子呈环状或链状，还有侧链和分支。连接它们的化学键不仅仅是氢原子和氯原子，还有各种化学群。看似微不足道的变化，足以完全改变物质的特性。不但附着的元素很关键，就连附着的位置都至关重要，如此精巧的操控催生了一系列杀伤力巨大的毒药。

1874年，一位德国化学家首次合成了DDT（双对氯苯基三氯乙烷）。但是直到1939年，人们才发现它具有杀虫的特性。随即，DDT被誉为害虫的终结者，可以一夜之间铲除害虫，帮农民打赢战争。瑞士人保罗·穆勒因发现了DDT的杀虫功效而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现在，DDT广为使用，大部分人认为这是一种常见的无害产品。这一印象可能源于战争时期，那时成千上万的士兵、难民和囚犯在身上涂洒DDT来对付虱子。这么多人在亲密接触DDT后，没有产生直接的危害，所以人们普遍相信这种化学品肯定是安全的。这样的误解倒也可以理解，与其他氯化物不同，干粉DDT不容易透过皮肤被吸收。人们通常将它溶于煤油，变成乳剂，此时DDT便成为有毒的杀虫剂。人如果吞食了DDT，会通过食道慢慢被吸收，还可能通过肺被吸收。它一旦进入人体，就会存留在富含脂肪的器官（因为DDT本身溶于油脂）中，如肾上腺、睾丸、甲状腺。相当大一部分DDT会滞留在肝、肾以及包裹着肠膜的脂肪里。

可以想象，DDT在体内的存量从最小的摄入量（残留于大多数食物中），直至达到很高水平。脂肪就像仓库一样，起着生物放大器的作用。因此食物中千万分之一的微小摄入量，会在体内积累到百万分之十到十五，增加一百多倍。这些数字在化学家或药物学家的眼里稀松平常，但我们大部分人却对此知之不多。百万分之一，听起来很小，也确实很小。但是，这些化学药物药效惊人，极小的量足可以引起巨大变化。在动物实验中发现，百万分之三的量就可以抑制心肌中一种重要酶的作用；百万分之五就会引起肝细胞的坏死或衰变。百万分之二点五的狄氏剂和氯丹效果是一样的。这并不令人诧异，在人体正常状态下，化学物质的细微差别能导致结果上的巨大差异。例如，万分之二克的碘足以决定人的健康与疾病。由于杀虫剂是逐渐积累的，而且排泄过程十分缓慢，所以肝脏以及其他器官的慢性中毒和退化病变必然是真实存在的。

关于人的体内会存留多少DDT，科学界还没有统一认识。食品与药物管理局主任、药物学家阿诺德·莱曼博士说，因为DDT的吸收不存在下限，也没有上限，所以，不管多少都会被吸收。另一方面，美国公共卫生署的维兰德·海耶斯却认为，每个人的体内都会有一个平衡点，超过这个限度，DDT就会被排泄出来。实际上，谁的观点正确并不重要。我们已经对DDT在人体的残留进行了充分的调查，并且了解到普通人体内的残留具有潜在危害。各项研究表明，没有直接接触的人（不可避免的饮食除外）平均残留量为百万分之五点三到百万分之七点四；从事农业劳动的人为百万分之十七点一；杀虫剂工厂里工人的数值居然高达百万分之六百四十八！可见残留药物的变化幅度很大。更重要的是，即使最小的数值也已经超过了肝脏及其他器官和组织的承受能力。

DDT以及同类化学药品的最具危险的一个特征是，它们可以通过食物链从一个有机体内转移到另一个有机体内。例如，在苜蓿地喷洒了DDT，然后把苜蓿喂给母鸡，母鸡下的蛋中便会含有DDT。或者，把含有百万分之七到百万分之八的DDT干草喂养奶牛，牛奶中就会含有大约百万分之三的DDT，但在牛奶制成的黄油中，其浓度会骤升至百万分之六十五。通过这样的传导过程，本来很小量的DDT，最后会达到很高的浓度。虽然食品与药物管理局禁止州际贸易中的牛奶有农药残留，但是如今的农民们很难找到未受污染的饲料来喂养奶牛。

毒素还会从母亲身上传给子女。食品与药物管理局的科学家们已经从人奶取样中检测出了农药成分。这意味着婴儿在母乳喂养的时候，也在不断地吸收、积蓄有毒的化学毒素。然而，这绝不是小孩子第一次接触有毒化学品，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在胚胎时期就已经开始“吸毒”了。动物实验表明，氯化烃农药可以毫不费力地穿过胎盘壁垒，而胎盘正是胚胎与母体之间阻挡有害物质的保护层。虽然，婴儿通过这种方式吸收的有毒物质比较少，却不容忽视，因为孩子比大人更容易中毒。这就意味着，人体从一出生就可能在吸收有毒物质，并在以后的生命里不断累积。

所有的事实——即使人体内积累的毒素很少，但是加上之后的蓄积，正常饮食中化学残留也会对肝脏造成各种损伤，这促使食品与药物管理局在1950年宣布，“DDT潜在的危害极有可能被低估了”。医学史上类似的情况绝无仅有，没人知道最终的结果会怎样……

另一种氯化烃——氯丹，不仅具有DDT所有令人讨厌的性质，还拥有一些个别的特性。其残留物会在土壤、食物或施用过氯丹的物体表面长期滞留。它无孔不入，可以通过皮肤渗入，还会以喷雾或粉末的形式吸入。如果吞食了氯丹残留物，极易被消化道吸收。与其他氯化烃一样，氯丹也会在体内慢慢累积。动物实验表明，一次进食含百万分之二点五的氯丹，最终在动物脂肪中会增加到百万分之七十五。莱曼博士是一名经验丰富的药物学家，他曾在1950年称，“氯丹是毒性最强的杀虫剂之一，任何接触的人都可能中毒”。对于这个警告，谁也不当回事，郊区的居民依然我行我素，随意使用氯丹配制杀虫剂，并慷慨地喷洒在自家的草坪上。他们没有立即患病并不能说明杀虫剂对人体无害，因为毒素可以在人体内潜伏很久，直到几个月或几年后才突然发病。但那个时候病因已经不可能查清了。另一方面，死神也可能突然降临。一位受害者不小心把一种浓度为25％的工业溶液洒到皮肤上，40分钟内就出现了中毒迹象，还没来得及抢救就死了。即使提前警告能够使中毒事件得到及时处理，指望这个来解决问题也一点儿都不靠谱。

氯丹的成分之一——七氯，在市场上作为一种单独的制剂出售。它极易被脂肪吸收贮存。如果饮食中包含百万分之一的七氯，体内就会积聚起大量毒素。此外，它还可以神奇地变换成另一种不同性质的物质——环氧七氯。这样的变化在土壤中以及动植物组织中都会发生。鸟类药物实验表明，这种转变产生的环氧化物比原来的七氯毒性更强，而七氯就已是氯丹的4倍了。

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人们便发现了一类特殊的烃类——氯化萘，在工作中直接接触的人会得肝炎，这是一种罕见的、难以治愈的致命疾病。它导致从事电气工业的工人患病，甚至死亡。最近，人们认为它导致了农户的牛群得了奇怪的致命疾病。鉴于这些事例，毒性最强的三种杀虫剂狄氏剂、艾氏剂和安德萘都与这类烃相关，不难想象结果。

狄氏剂是以德国一位化学家狄尔斯的名字命名的杀虫剂。吞食的狄氏剂，毒性是DDT的5倍，但当狄氏剂溶液通过皮肤被吸收后，其毒性相当于DDT的40倍。狄氏剂臭名昭著，因为它使人快速发病，并攻击受害者的神经系统，使患者出现抽搐等症状。中毒的人恢复过程十分缓慢，足以证明其危害性持续时间很长。像其他氯化烃一样，这些损害也包括对肝脏的严重损伤。尽管它的使用会大规模地毁灭野生动物，但是由于药效持久、杀虫功效显著，狄氏剂成为应用最广的杀虫剂之一。在鹌鹑和野鸡的实验中证明，狄氏剂的毒性是DDT的40～50倍。

狄氏剂是如何在体内贮存、分布和排泄的，我们不甚了解。因为化学家们创造杀虫剂的才能远在我们的认识之上，而这些化学药品对生物体的影响，我们还没怎么搞清楚。然而，种种迹象表明，药物残留会长期存留于人体，像休眠的火山一样，当人产生生理压力，消耗大量脂肪时，它们就会突然爆发。我们所知道的信息，大都来自世界卫生组织进行的艰苦的抗疟运动。在疟疾防治中，自从狄氏剂取代DDT后（因为蚊子已经对DDT产生了抗药性），喷药人员开始出现中毒现象。病症发作非常剧烈，一半甚至全部的中毒者（因工作情况，病症各异）发生了痉挛，一些人会死去。一些人在接触完药物4个月之后才出现抽搐现象。

艾氏剂是蒙着一层面纱的物质，略显神秘。因为它虽然作为独立的个体存在，但又因其变化而与狄氏剂紧密相关。如果一片萝卜地使用了艾氏剂，这里的萝卜会有狄氏剂残留。这种变化能在机体组织里发生，也能在土壤里发生。这种神奇的变化导致了许多错误的报告。因为化学家要检测的目标是艾氏剂，所以他认为残留已经消失了。实际上，残留物已经变成了狄氏剂，因而需要其他的检测方法。

跟狄氏剂一样，艾氏剂也有剧毒，会引起肾脏和肝脏的退化病变。一片阿司匹林大小的剂量，足以杀死400多只鹌鹑。很多人类中毒的案例已经出现，其中大多数与工业接触有关。

与众多同类杀虫剂一样，艾氏剂投下了一层可怕的阴影——不孕症。野鸡吃下很小的剂量后不会发生死亡，下蛋量却减少了，而且孵出的小鸡不久便会死去。这种结果不限于禽类。接触艾氏剂的母鼠，怀孕次数也会减少，而且幼鼠多病短命。经过艾氏剂药物治疗的母狗，产下的小狗三天就死了。这些动物的后代都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受难，原因就是父母体内的毒素。没人知道，同样的悲剧是否会发生在人类身上。但是，这种化学药物已经通过飞机洒向了郊区和农田。

安德萘是所有氯化烃中毒性最强的。虽然化学性质与狄氏剂关系紧密，分子结构的细微变化使它的毒性5倍于狄氏剂。此类杀虫剂的始祖——DDT的毒性与安德萘相比可以算得上是无毒无害了。安德萘对哺乳动物的毒性是DDT的15倍、对鱼类是30倍、对一些鸟类则高达300倍。在投入使用的10年中，安德萘毒死了不计其数的鱼类。漫步在果园的牛身中剧毒。井水被污染。至少有一个州的卫生部门发出警告：盲目使用安德萘已经威胁到了人类的健康。

在一起最悲惨的中毒事件中，并没有在使用中出现明显的疏忽，因为人们采取了足够的预防措施。一个一岁的美国小男孩跟着父母搬到了委内瑞拉。他们在新家发现有蟑螂，所以，几天后他们使用了含有安德萘的喷剂。大约在早上9点，在开始喷药之前，孩子和小狗都被带到了屋外。喷药过后，父母又清洗了一遍地板。下午的时候，孩子和小狗才被带回到屋里。大约一小时后，小狗开始呕吐、抽搐，最后死去。当天晚上10点左右，孩子也开始呕吐、抽搐，失去知觉。与安德萘致命的接触，使这个本来健康的正常孩子变成了植物人——看不见、听不到、肌肉频繁痉挛，完全与世界隔绝开来。在纽约一家医院里经过几个月的治疗，也没能改善状况或带来一丝改善的希望。主治医师说：“出现有效恢复的机会非常渺茫……”

第二大类杀虫剂——烷基或有机磷酸盐，可跻身于毒性最强的化学品之列。在其应用中伴随的是急性中毒。喷药作业或者碰巧接触到飘浮的飞沫，或接触喷洒过药剂的蔬菜和丢弃的药剂容器都会有危险。在佛罗里达州，两个小孩找到一只空袋子，用它来修补秋千。不久，他们便死去了，另外三个小玩伴也病倒了。原来，这只袋子曾用来装一种叫作“对硫磷”的杀虫剂，这是一种有机磷酸盐。经检验证实，两个孩子死于对硫磷中毒。另外有一次，威斯康星州的一对小表兄弟在同一晚上死去。其中一个孩子在自己家的院子里玩耍时，农药飘进了院子，当时他的父亲正在附近的田地里给土豆喷洒对硫磷。另一个小孩跟着自己的父亲跑进谷仓玩耍，并用手抓了一下喷雾器的喷嘴。

杀虫剂似乎具有讽刺意味。一些化学品——有机磷酸酯，人类早已熟知，但是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才被德国化学家格哈德·施瑞德发现其杀虫功效。德国政府立刻意识到，这些化学品可以作为新的强大武器在战争中对付敌人，于是，宣布研究工作为重要机密。一些化学物质被制成了神经毒气，另一些结构相似的则被制成了杀虫剂。

有机磷杀虫剂以一种独特的方式作用于生物体。它们可以破坏在人体中起重要作用的酶。无论受害者是昆虫还是温血动物，它们要攻击的目标是神经系统。正常情况下，神经脉冲借助一种叫作乙酰胆碱的“化学传导器”在神经间传递。这种物质完成必要的任务后就会消失。实际上，它的存在非常短暂，以至于医学研究人员需要经过特殊处理才可能在其遭受破坏之前完成取样。这种短暂的化学传导正是身体所必需的。一次神经脉冲通过后，如果不及时消除乙酰胆碱，脉冲就会继续在神经间飞速穿梭。这种物质使乙酰胆碱的作用会变得越来越强，所以整个身体会变得不协调——颤抖、抽搐，紧接着死亡。

我们的身体已经为此做好了准备。有一种叫胆碱酯酶的保护性酶，在不需要传导物质的时候就把它消除。我们的身体通过这种方式实现了一种精确的平衡，因而不会因积累很多乙酰胆碱而产生危险。但是一旦接触到有机磷杀虫剂，保护性酶就会被破坏。酶的减少导致乙酰胆碱逐渐积蓄。从作用上看，有机磷化合物与一种毒蘑菇里发现的生物碱——毒蝇碱很相似。重复接触会降低胆碱酯酶的含量，直至急性中毒的边缘，再增加一点的话就可能中毒。所以，对喷药人员和经常与之接触的人定期进行血液检查是必要的。对硫磷是一种使用最为广泛的有机磷酸酯之一，也是毒性最强、最危险的。蜜蜂在接触它之后，会变得“焦躁而好斗”，并做出近似疯狂的骚动，半个小时内就会死亡。一位化学家想用最直接的方式搞清楚人类急性中毒的剂量。他吞下了很少的对硫磷，大约0.00424盎司。结果马上就瘫痪了，甚至来不及够到早已备好、放在手边的解毒剂，就这样死去了。

据说，在芬兰对硫磷是最受欢迎的自杀工具。近年来，加利福尼亚每年大约有200例意外中毒事件。在世界各地，对硫磷引起的中毒死亡率令人震惊。1958年，印度发生100例、叙利亚出现67例。在日本，平均每年有336人中毒而死。如今，美国的农田和果园每年要消耗约700万磅对硫磷。有使用手动喷雾器的，有使用电动鼓风机和喷粉器的，还有飞机作业的。一位医学界的权威说，加利福尼亚农场的喷洒量，“可以毁灭全球人类五到十次”。

在某种情况下，我们也许会幸免于难，因为对硫磷及其同类化学物质分解速度较快。因此，与氯化烃相比，它在庄稼上的残留时间比较短。然而，即使较短的时间也足以造成伤害，引发严重后果，甚至死亡。在加利福尼亚里弗赛德市，30位采橘人中，有11人中毒严重，除了一人，其余全被送往医院救治。他们的症状是典型的对硫磷中毒。大约两个半星期之前，这片果园喷洒过农药。在16～19天之后，药物残留仍使他们干呕、视力下降、半昏迷等。这并不是残留时间最长的记录。一个月前喷过农药的果园里也发生过同样的悲剧。还有，使用标准剂量6个月后，橘皮中仍然会发现残留。

田地、果园、葡萄园里喷洒的有机磷农药对工人的健康造成极大威胁，所以一些州设立了实验室，帮助医生们进行诊断和治疗。如果医生们在救助中毒患者的时候不戴橡胶手套，也会面临一定风险。给患者洗衣服的女工可能因吸收了足量的对硫磷而中毒。

马拉硫磷是另一种有机磷酸酯，差不多与DDT一样广为人知。广泛应用于园林防治、家庭灭害和消灭蚊虫，以及对昆虫铺天盖地的全方位攻击等行动中。例如：佛罗里达州的居民在将近100万英亩的土地上喷洒马拉硫磷，以消灭一种地中海果蝇。人们认为它是同类化学品中毒性最小的，而且很多人觉得没有什么危害，可以放心地使用，广告也鼓励这种随意的态度。马拉硫磷的“安全”依据根本不靠谱，不过这一点是在其投入使用几年后才发现的，很多情况也是如此。马拉硫磷之所以“安全”，是因为哺乳动物的肝脏强大的保护功能，能够消除其危害。解毒是由肝脏中的一种酶完成的。但是，如果这种酶遭到破坏，或作用过程受到干扰，接触马拉硫磷的人就不得不承受全部的毒素了。

不幸的是，经常发生类似的事情。几年前，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一个科学小组发现，马拉硫磷和其他有机磷酸酯同时使用会产生巨大的毒性，是两种物质毒性相加的50倍。换言之，两种物质致死量各取1％，结合后可以产生致命的毒性。

这一发现促使人们研究其他组合。现在人们知道，很多有机磷酸酯组合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混合以后毒性会增强。一种化合物破坏了另一种化合物解毒的酶之后，混合物的毒性大增。这两种化合物不一定要同时出现。如果一个人这一周喷洒了这种杀虫剂，下周再使用另一种的话，便会有中毒的危险。施用过农药的农产品被人们食用后，也会有危险。普通的一碗沙拉里很可能含有不同有机磷酸酯农药的结合，法定允许的农药残留也可能会发生反应。

虽然我们对各种化学品相互作用的危害不甚了解，但是科学实验室令人担忧的发现却屡见不鲜。其中一项发现认为，使一种有机磷酸酯毒性增强的不一定是杀虫剂。例如，一种增塑剂在增强马拉硫磷毒性方面，可能要优于杀虫剂。这是因为，它能够抑制肝脏中可以“拔掉杀虫剂毒牙”的酶。

那么，人类生产的其他化学品又是怎样的呢？尤其是药物，是什么情况呢？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才刚刚起步，但是我们已经知道，一些有机磷酸酯（如对硫磷和马拉硫磷），会使一些肌肉松弛的药剂毒性更强，其他几种有机磷酸酯（也包括马拉硫磷）会明显延长巴比妥酸盐的休眠时间。

在古希腊神话中，女巫美狄亚因自己的丈夫伊阿宋移情别恋而勃然大怒，因此，她送给了伊阿宋的新欢一条施了魔法的长袍。新娘子穿上长袍后随即暴毙。如今，这种间接死亡找到了它的对应物——“内吸杀虫剂”。这些化学药物具有特殊性质，它们可以把植物或动物变成有毒的美狄亚长袍。这样做的目的是杀死前来侵犯的昆虫，尤其是吸食植物汁液和动物血液的昆虫。

内吸杀虫剂的奇异世界不可思议，超出了格林兄弟的想象，可能接近于查尔斯·亚当斯的漫画世界。在这个世界里，魔幻的森林变成了有毒的树木，昆虫咀嚼树叶或吸食植物汁液后必死无疑。跳蚤因为吸食狗的血液而死，因为狗的血液里有毒；昆虫因为接触植物散发的蒸汽而死亡；蜜蜂会带着有毒的花蜜回巢，因而酿出的蜂蜜含有剧毒。

应用昆虫学领域的人员在自然界获得启示：他们发现在含有硒酸钠的麦田里，小麦对于蚜虫和红蜘蛛的攻击免疫。由此，激发了昆虫学家研发内吸杀虫剂的想法。硒是一种自然生成的元素，只有少量存在于世界的岩石和土壤里，是第一种内吸杀虫剂。所谓内吸杀虫剂，就是渗透进植物或动物体内各个组织并使之毒化的农药。一些氯化烃类化学药剂以及有机磷类化学品具备这种属性，它们都是人工合成的。一些自然生成的物质也具备这种属性。然而，在实际应用中，大部分内吸杀虫剂使用的是有机磷类，因为药物残留相对较轻。

内吸杀虫剂还会以迂回的方式发生作用。通过浸泡或与碳混合的包衣剂，它们的药力会延伸到下一代植物体内，长出的幼苗会毒死蚜虫和其他吮吸类昆虫。类似豌豆、蚕豆、甜菜等蔬菜就是这样进行保护的。带有内吸式包衣剂的棉花籽在加利福尼亚已经种植了一段时间。1959年，加州圣华金河谷的25个农场工人在种植棉花时，突然发病，因为他们触摸过包衣种子的袋子。

在英格兰，有人想知道蜜蜂在经内吸杀虫剂处理过的植物上采蜜会发生什么情况。于是人们在喷洒过八甲磷药物的地区进行了调查。虽然农药是在开花之前喷洒的，生产的花蜜仍然有毒。果然不出所料，蜜蜂酿的蜂蜜也被八甲磷污染了。

动物内吸剂主要用来控制牛蛆——牲畜身上的一种有害的寄生虫。为了在动物血液和组织中发挥作用而不产生致命的毒性，必须加倍小心使用。这种平衡极其微妙，而政府机构的兽医们也已经发现，反复地小剂量用药会逐渐耗尽动物体内的保护性胆碱酯酶。因此，如果不进行事前警告，极小的过量使用也可能导致中毒。

很多有力的证据表明，与我们生活联系更为密切的领域正逐步被打开。如今，你可以给你的狗喂一片药，据说，这种药可以使狗的血液有毒，进而消除虱子的困扰。发生在牛群中的危害可能会发生在狗身上。就目前看来，还没有人建议研制人类内吸药物来对付蚊子。也许，这就是下一步将要发生的……

到目前为止，本章一直在讨论人类跟昆虫做斗争中使用的致命化学物质。那么，我们与野草的战争又是怎样的呢？人们想快速而简便地除掉不需要的植物，催生了一批叫作除莠剂的化学品，或者称作除草剂。关于这些药剂是如何使用以及如何误用的，将在第六章进行讲述。现在我们关心的是，除草剂是否有毒，它的兴起是否加剧了环境污染。

除草剂只对植物有毒，对动物没有危害的传说广为流传，但是不幸的是，这种观点是错误的。除草剂中的化学成分，对动植物都会产生影响。它们对生物体的作用大小不一，有的是一般毒药；有的是新陈代谢的强力刺激物，会使动物体温升高而死亡；有的可以单独起作用，也可以跟其他化学品共同作用，引发恶性肿瘤；有的会导致基因变异，进而破坏遗传物质。所以，除草剂和杀虫剂一样，包含一些非常危险的物质。如果错误地认为它们是“安全的”而滥用除草剂，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尽管新的化学药物一个劲儿地从实验室里不断冒出，砷化合物还是在杀虫剂（如上文所提）和除草剂中被广泛使用。它们通常以亚砷酸钠的形式出现。历史上砷化物的使用也不让人放心。用作路旁除草剂时，它们毒死了很多奶牛，还杀死了难以计数的野生动物。

英国大约在1951年开始在马铃薯地里使用含砷农药，因为先前用于烧掉马铃薯藤蔓的硫酸出现了短缺。农业部认为，有必要对进入喷过含砷农药的田地加以警示，但是牲畜看不懂这样的警示（野生动物和鸟类也不可能懂）。关于牲畜因含砷农药中毒的报道不绝于耳。直到一个农夫的妻子因喝了砷污染的水中毒死亡。1959年，英国一些大型化学公司停止生产含砷农药，并召回了经销商手中的存货。不久后，农业部宣布，由于对人类和牲畜造成严重威胁，决定限制亚砷酸钠的使用。1961年，澳大利亚政府也出台了类似的禁令。然而，美国却没有类似规定来限制这些毒药的使用。

有的“二硝基”化合物也被用作除草剂。在美国它们被列入了同类药物中最危险的名单。二硝基酚是一种强力新陈代谢刺激物。因此，人们曾经把它当作减肥药来使用，但是瘦身剂量与中毒或致死剂量差别太小。所以，在停药之前，一些病人死去了，还有很多人遭受了永久性伤害。一种相关的化学物质——五氯苯酚，有时称作“五氯酚”，既用作除草剂，又用作杀虫剂，常喷洒于铁路沿线和荒地里。五氯酚对很多生物都具有很强的毒性，从细菌到人类都在它的影响范围之内。跟二硝基一样，它会干扰人类体内的能量来源，通常是致命的，受到影响的生物几乎都是耗尽了自己的生命。

最近，加利福尼亚卫生署报告的一起死亡案例证明了它的可怕毒性。一名油罐车司机正在用柴油和五氯苯酚配制棉花脱叶剂。在他从大桶里抽出这种浓缩化学品时，塞子意外地掉进了桶里，他赤手把塞子捞了出来。虽然他立即洗了手，还是急性中毒，第二天就死了。

一些除草剂，诸如亚砷酸钠或苯酚类造成的后果大都显而易见，而另外一些除草剂的影响却隐伏难觅。例如，现在很出名的红莓除草剂——氨基三唑（俗称除草强），被认为毒性相对较轻。但是，长远看来，有引发甲状腺恶性肿瘤的可能，对野生动物和人类的影响极其深远。在各种除草剂中，有一些属于“突变剂”，也就是说能够改变遗传物质——基因。我们会因辐射导致基因变化而深感震惊。那么，对于在我们周围环境中广为散播的化学药物的同样后果，我们又怎能掉以轻心呢？

1. 1磅≈0.4536千克。
2. 1盎司≈28.35克。
3. 1英亩≈4046.86平方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