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诗刊》的第一声啼哭吼上了头条

——我与《诗刊》

那个血脉偾张的年头，你不吼一嗓子诗歌你都不好意思说你是青年。

我在《诗刊》的第一声啼哭，一不小心，竟吼上了头条。

1984年末，我写出了第一波小高潮。我以为这一节点是我真正写作的发端。我先写了《走向花山》，那是关于古代壮族先民岩画的一组诗，它们从无文字记载，考验我写作标高的是想象的奇诡，那些战争、祭祀、庆典、爱情场景，是我根据崖壁上的图形展开的联想。这是一组回溯之诗，用骆越先民的歌谣体呈现远古的赭红，气势恢宏而悲壮。它与寻根文学的区别，不仅是一个汉族诗人，写出了原住民的文化之源，而且是从外来者的眼光变成了“内置的、在地性的书写”（邱靖语）。一个诗人对他民族文化呈现必须是少数族裔发自内心接受的。我贴近去写，仿佛我是我外婆，真的相信菜园的枇杷树下住着一只鬼。它发在《广西文学》1985年1月号上。次年二十多个省电台联播过这组诗歌。2016年花山获得世界自然文化双遗产名录，重读这组诗，我很自信广西三十年来写花山的作品，没有超越之作。

如同南极北极，花山向左，深圳向右。我另一首写于1984年底的诗，与上面的诗歌背道而驰，唯一的共同点是建立在想象的经验之上。也许我的写作一开始就有未来主义指向，我对新颖的事物有一种无法自拔的迷恋。我以赞誉的口吻写崭新的城市，写一座在建的中国最高的商业大楼，可我写的时候，我还从未去过特区，这栋名叫国贸大厦的楼也没有建成，我更不知道胡耀邦总书记后来会给这栋楼题名，邓小平南行会在上面眺望深圳。诗叫《在地面与天空之间》，之所以“我萌生了亲近天空的愿望”，是因为新闻说它最顶部是旋转餐厅。对那个年代居住在绿城南宁的小年轻来说，这实在是太令人啧啧称奇了。钢筋水泥建筑不是凝固的吗？楼的顶部怎么还能转动呀？“那不可感召的离心力，拽着我的思绪悠悠飞翔”。

一组诗追溯过去，一组诗射向将来，它们非现实又是现实，来自想象边界的扩展。

十年后的1994年，美国诗人大卫·艾诗乐评论说：“作为一个读者我们不应该抱怨杨克的诗欠缺某种哲学的一致性，杨克的诗浸淫着一种狡黠的聪颖。惠特曼说：‘我自相矛盾吗？一点也不错，我自相矛盾。’杨克是一个现代的玄学派诗人。在他生活着的日益兴旺发达的地域和他的祖国的广大的国土上，他看到了诸多的矛盾，然而他对此津津乐道，礼赞着人类的精神。”

我把这两组诗装进信封，写上《诗刊》编辑部收，从边疆寄往遥远的北京。我没有写任何编辑的名字，我也不认识任何人。

1985年3月，我的诗赫然上了《诗刊》头条。我这写登楼的诗发表九个月后，1985年12月，这座五十三层的超高层楼宇“中华第一高楼”方才竣工。我的诗发表没多久，接通知由广西作协换部门到《广西文学》当诗歌编辑。八十年代期刊为王，作家大多时候只与刊物发生关系，业务骨干都去各杂志社。

1986年赴京，《诗刊》编辑唐晓渡请几个外地诗人一道吃涮羊肉，我才知道我的诗是他从自由来稿中挑选出后送审的。

我觉得很有必要写出责任编辑的名字，一是有恩要感，毕竟是给了我的写作一个平台。再就是倡导一种久违了的八十年代的良好风气，素昧平生，以诗取稿。当下不少谈创作的文章，跟编辑称兄道弟，当然凭的也是质量，总未免让读者心存疑虑。

由此我想展开诗歌写作与散文的根本不同。尽管诗有叙述，或者叙事，但诗歌表达的还是情，情愫、情绪、情怀，总之是情感的元素。《诗刊》发稿两个月后，出版社要出我一册薄薄的诗集《太阳鸟》，我给编辑推荐了林白，一个新人竟然举荐另一个新人出书，可见我好为“伯乐”的毛病早已有之。

随后一年的写作分别在这两个向度展开，“红水河”系列是“花山”的延续，大多发在《青年文学》，有关城市和现代生活的诗歌，则发在《萌芽》《星星》等刊，1986年最后一天，我出席了全国青创会，1987年，《诗刊》通知我到秦皇岛参加“青春诗会”。

那时参加“青春诗会”不是作者申请的，各种评奖亦然。要本人申报是九十年代以后的事情，但通知作者后，似乎也是预先交稿，传闻推荐我的编辑是寇宗鄂老师，只是疑似，我们之间从未提起过这事。君子之交淡如水。当然也要感谢刘湛秋先生拍板。我参加的第七届“青春诗会”过后被称为八十年代三个梦之队之一，有西川、欧阳江河、陈东东、简宁、力虹、张子选、程宝林、郭力家等。另两个梦之队是首届舒婷、顾城、梁小斌、王小妮、叶延滨、杨牧等，第六届于坚、韩东、翟永明、吉狄马加、阿吾等。

也许诗人有某种密码，仿若接头暗号，如今远在美国的程宝林跟我说：“在北京到秦皇岛的火车上，我凭‘气味’认出西川和陈东东。满火车的人，也没有见过他们的照片，但认定他们是去开诗会的！”之前我也写过，我曾半夜在秦皇岛火车站里晃荡，只上前跟一个旅客打了招呼，他是欧阳江河。巧合的是，只有第一届和我们第七届有幸到北戴河举办。这个地点在中国有象征意味。

有一年《诗刊》出纪念“青春诗会”专辑，我提供了一张与欧阳江河和《诗刊》编辑王家新等人在耀华玻璃厂参观的照片，还有全体“青春诗会”诗人、编辑在海滩上的合影。照片用后《诗刊》肯定退回给我了，可我不记得放在哪了，一直没空找，甚是可惜。当时欧阳江河交的诗有一首没通过，要求他补写一首，上午在耀华玻璃厂采风，我跟他住一屋，半夜醒来，问他活干得怎么样了，他说快写好了，我是最早知道他写出代表作《玻璃工厂》的诗人之一。

我发在“青春诗会”的一首诗《某种状态》，是我最早被翻译为英文、日文的诗，收进美国出版的诗选和发在日本的刊物上，几年后我才知道此事。今年在美国出版的一本英文杂志再次翻译了这首诗，并用我的照片做了封面人物，可见“青春诗会”上的诗至少经受了三十年的时间淘洗。在秦皇岛的玉米高粱地，我写了《北方田野》，其后我在《广西文学》也编发了一期“青春诗会”同仁的诗，加上欧阳江河推荐的钟鸣的一首，也发在这个小辑中，我自己比较喜欢那首诗。“青春诗会”后回到北京，我去请谢冕老师为诗集《图腾的困惑》作序，序的题目谢老师用了诗中的句子“秋天的语言诞生于这片寂静”。

我有一本诗集《笨拙的手指》，很长时间里我对自己的写作一直有怀疑，我写的在我们那代诗人中有点异类，当时最时髦最叫好的是王寅《想看一部捷克电影想不起片名》那种调调的诗，可我的个人化写作与社会与公共空间总有相切点。在“青春诗会”上，编辑王家新也对我之前发在《青年文学》上几组很火的写红水河的诗有微词，可今年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出版社翻译并将出我的英文诗集，他们自己挑选的作品，“红水河”系列选了不少。比如《大迁徙》，这是一场因建设水电站而导致的山民搬迁，批评家邱靖新写的论文说：“宏大的仪式性依然令人震撼不已。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进行考察，很多南方民族都有着迁徙的历史和口传史诗，杨克真实地体现了少数民族面对现代性的阵痛与伤感。与其说是人文关怀，毋宁说是发自内心的悲歌，这种全球化和现代性对当地文化的冲击，与组诗中的其他章节构成了延续和对应关系。”想不到中国的拆迁延续了三十年，这种本土元素具有时代历史语境的现代在地书写，如今我愈发相信没有问题。

我特别感谢八十年代在《诗刊》工作的编辑，在那个年代马上终结的时日，在编辑部大换班之际，他们还发了我一组新作。

与《诗刊》的情谊迄今未变，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一代又一代，川流不息。再说两件有趣的事，1999年我在北京做访问学者时，《诗刊》头条推“每月一星”，李小雨约我写一大组诗，我婉谢了。我说我参加“青春诗会”都十几年了，怎么我还是新星呀？编辑们都笑说我看上去还像新秀。再就是很多人不知道办《诗刊》的艰难，那时美国一个风险资金投办一个文学网站，我是参与者之一，听《诗刊》主编叶延滨说起窘境，于是我与网站联系赞助了《诗刊》最初的四台电脑。我们惺惺相惜，我并没有因此给《诗刊》一行诗交换。诗是精神的海洋，水总是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