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为何没有取代周成王

说起周公，似乎总与“解梦”纠缠不清。然而周公生平最重大的事件，莫过于执政六年后让位于成王，实现权力的和平过渡。于危难之时挺身而出，当危难过后便毅然让位，周公这种无私无畏的精神，受万代称颂，同时也引发了后人对其让位之举的质疑。

有人指出，《荀子·儒效》和《淮南子·记论训》中都说周公想要夺取天下。《礼记·明堂位》和《韩诗外传》卷三也有记载周公想要坐上天子的位置。《尚书·大传》更明确指出，周公身居要位，管理着天下的大事。

又有人考证说，《尚书·大诰》中出现的“王”，把周文王称为“宁王”，也称作“宁考”。而“考”是对已故父亲的称呼，所以这个“王”应是周公。《尚书·唐诰》中也有记载：“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周公的弟弟康叔，名“封”，《康诰》中的“王”称康叔为“弟”，显然这个“王”也是周公。如此说来，周公的确自称为“王”。

根据以上证据，便有人认为，周公在武王去世而成王年纪尚幼之时，便有谋权的意图。之后以“王”之名义，行“王”之权力，虽说东征西伐、治国安邦功不可没，但也不能掩盖其意欲以权夺位的野心。

至于周公最后没有取成王而代之，实乃应变形势的无奈之举。因为遭到当时地位举足轻重的召公、太公的怀疑，而成王也对周公起了疑心，并且周公的两个兄弟管叔鲜、蔡叔度又与纣王之子武庚联合起兵，关中局势动荡不安，形势对周公极为不利，周公不得不还政于成王，以平息众怒。

此番质疑，给世人心目中周公无畏无私的形象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但更多的人仍坚持认为，从周公临危受命而勤勉摄政之举，从他在武王病危之时愿意以身代死的决心，便可看出周公对国对君的一片赤诚之心。如此忠君爱国之人，绝不可能做出僭越夺位之事。

无论是无奈还政，还是真心让位，不过是后人充满感情色彩的想象。而周公心中所想，早已随他而去，深埋黄土之中。

“秦晋之好”是为了战争

在过去的一些文章中，时常会出现“秦晋之好”一词，来形容两户人家几代结亲，亲上加亲。“秦晋之好”看上去寓意了一种亲密关系，其实不过是政治婚姻的幌子。政治婚姻是建立在“互为所用”的基础上，所以其中很难排除阴谋的成分。而“秦晋之好”这一典故的来源，更是充满了龌龊的算计。

春秋时期，秦晋两国间的相互嫁娶已成惯例。秦穆公刚刚登基为王，有睥睨天下的野心。当时晋国占据中原宝地，乃大国之一，所以穆公向献公求亲，娶了献公与齐姜的女儿伯姬。

晋献公老来昏庸，被美色所困，为了立最小的儿子卓子为王，讨好自己的年轻妃子，竟然杀了太子申生。献公的另外两个儿子夷吾和重耳见状心寒，生怕下一个死的就是自己，所以就逃往别国避难。夷吾直接投奔了姐姐伯姬，得到姐夫秦穆公的庇护。

晋献公死后，夷吾联合里克、邳郑等臣子将九岁新君卓子摔死在宫中，派人通知重耳回国，但重耳忌讳夷吾的狠毒手段，拒绝了回国的邀请。不过，夷吾想要自己回国称王也并不是那么容易，只好请求秦穆公出兵助自己返国继位，事成之后送穆公秦河西五个城池。穆公为了得到地盘，便命大将公孙枝率三百士兵，送夷吾回晋国，成为晋惠公。

哪知道晋惠公不守信用，当上君王便毁了之前许诺秦穆公的五城，秦穆公恼羞成怒，决定与晋国断绝往来。不久，晋国突然遭逢旱灾，颗粒无收，难民四起，晋惠公没办法，只好再次找秦穆公这个姐夫帮忙。秦穆公考虑到晋国对自己还有用处，便借粮给了晋国。不料第二年秦国大旱，晋惠公不但不帮忙，竟反过来讽刺秦国。

秦穆公不甘受气，遂令闻名遐迩的宰相百里奚攻打晋国，将督战的晋惠公俘虏过来。伯姬见自己的弟弟被俘虏，生怕秦穆公杀了他，于是“一哭二闹三上吊”，终于令秦穆公改变初衷，要求晋惠公割地求饶。晋惠公无奈之下只好将土地奉上，还把儿子公子圉送到秦国做人质，这才使两国的关系修好。

公子圉在秦穆公眼里，就是另外一个可以利用的夷吾，于是穆公便将自己的女儿怀赢嫁给了公子圉，让外甥成了自己的女婿。几年之后，晋惠公病了，公子圉怕父亲将国君的位置传给别人，扔下怀赢逃回晋国，果然坐上了皇位。没想到公子圉也是忘恩负义之人，竟然定下国策，与秦国老死不相往来，妻子也不要了。秦穆公一看这个女婿是个不义之徒，决定要帮重耳重夺晋国国君的皇位，遂把怀赢再次嫁给了重耳。论关系，重耳本是秦穆公的大舅子，但如今又成了秦穆公的女婿；怀赢一女嫁二夫，从前夫的妻子变成了前夫的叔母。

在秦穆公的帮助下，重耳赶走了公子圉成为晋国国君，是为晋文公。但谁也料不到，秦穆公扶持三代晋国国君，都遭到了背叛。晋文公拒绝与秦国往来之后，发愤图强，成为“春秋五霸”之一。而秦穆公直到晋文公死后才借机打败中原霸主的晋国，终修得正果，称霸一方。

一段称霸的历程，充满了可笑的婚姻关系。两国统治集团之间为了自身利益的需要，互相联合，互相利用，彼此通婚，结成密切关系。而实质上亲家之间钩心斗角，争夺霸权，兵戎相见。似乎“秦晋之好”这段“佳话”更适合用“秦晋之争”来表达。

巫蛊夺命，谁之错

西汉巫蛊连环案，诱因是汉武帝沉迷黄老巫蛊之术，引发了妃嫔之间的斗争。但其实质却并非简单的后宫纷争，而是整个朝廷势力的斗争，最终引发了“太子谋反”的惊天大冤案，导致汉武帝晚年妻离子散、众叛亲离，在后悔与沉痛中死去。

作为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之一，汉武帝大半生所行功德可抵黩武之过，然而一个小小的巫蛊之术，却令武帝千古功名毁于一旦，难道巫蛊之术竟可怕如斯吗？其实真正可怕的应当是人心才对。

巫蛊连环案的事情源于汉武帝的一场幻觉。征和元年（前92）三月，赵敬肃王彭祖去世，夏季又逢大旱，宫外尚未安定下来，内宫就出现了妃嫔以巫蛊互相攻击的事件。本来妃嫔用厌胜之术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当时武帝也未放在心上，哪知道妃嫔们的斗争愈演愈烈，最后竟互相诬陷对方用巫术诅咒皇上。汉武帝见状很是不满，一怒之下处死了大量宫人和一些外戚臣子。但他总是梦见有人在用木人诅咒他，一时间寝食难安。有一天他正坐在建章宫内养神，忽然看到有一男子持剑走进中龙华门，本来应该有重兵把守的中龙华门却没有一个人出来阻止。

汉武帝心想那男子莫非是来刺杀自己的不成，于是大声叫喊，哪知道男子扔下剑隐遁而去。吓出一身冷汗的汉武帝大叫侍卫护驾，并派人到皇宫内搜查却一无所获。其实武帝一生杀人多多，很可能是因为心理原因，产生了有人欲找自己报仇的幻觉。但彻查的结果令他很失望，刺客没有找到，反而在后宫和京城百姓家中翻出大量的木偶和咒符。汉武帝以此认为有人用巫术制造神魔来刺杀他，于是下令严查此事。“巫蛊案”就这样掀开了帷幕。

君主身边最不乏的就是小人，“巫蛊案”本来可以很快地过去，但是有人却诬告当朝丞相公孙贺的儿子公孙敬声施用巫蛊之术诅咒皇帝。公孙贺的夫人君孺是皇后卫子夫的姐姐，所以汉武帝与公孙贺关系素来亲密，公孙敬声也因父亲的关系担任太仆一职，负责掌管皇帝的舆马和马政。可是偏偏公孙敬声不争气，骄奢淫逸，贪财好色，收受贿赂，结果被关了起来，公孙贺于是抓了到处劫富济贫的阳陵侠客朱安世，想要借此立功，帮儿子将功赎罪。

朱安世自然不能坐以待毙，就托人上书汉武帝，称公孙敬声和武帝的女儿阳石公主私通，并派遣巫师在天子所驰的马路上埋木偶人诅咒天子。天子马路本来就是公孙敬声的管辖范围，朱安世这一告发有理有据，汉武帝立刻相信此事，就逮捕了公孙贺一家，交给了当时著名的酷吏杜周查办。杜周公报私仇，不但杀了公孙贺父子，还将阳石公主和跟本案没有什么关系的诸邑公主一起杀了，只因诸邑公主与卫子夫弟弟卫青之子卫伉是表亲，而卫伉与杜周结了怨。

虽然死了一群人，但汉武帝老来竟然多疑，认为还是有人想要害自己，于是将“巫蛊案”交给了自己的宠臣江充查办。江充靠裙带关系取信武帝，他的“公正无私”是故意装出来的，但武帝却相当放心地将巫蛊案交由他来做。在调查此案的过程里，江充完全将个人恩怨融入其中。在朝廷中，他最想扳倒的人就是太子刘据，因为他曾经抓了刘据的亲信，刘据向江充百般求情，江充却一意孤行，结果因此得罪了刘据。其实刘据对于此事早已经忘到脑后，他也并不是记仇的人，但江充小人之心却不这样认为，只想着借巫蛊案诬陷太子和皇后卫子夫。不过汉武帝对刘据疼爱至极，江充几次陷害刘据都没有成功，倒是刘据看出江充的歹心，一怒之下发动政变杀了江充一干人等。

已经深居简出、在长安城外甘泉宫养生的汉武帝不明就里，只知道太子杀了自己的近臣。恰在此时有人在武帝耳边不断吹风，说太子想要谋反。一开始武帝并不相信，便派了侍从去长安城探听情况。侍从到城外转了一圈，发现守备森严，没敢进城，转身便跑回甘泉宫禀告武帝，太子的的确确是造反了。或许是刘据倒霉，也可以说是汉武帝昏聩，就这样听信了小人之言，相信自己的儿子有谋反之心，于是向丞相刘屈牦发布敕令：立即发兵出击，对造反者一律杀无赦。刘屈牦本来无心害太子，无奈天子之命不能违抗，便派兵攻打长安城。

刘据根本没有造反之心，所以哪里有重兵抵抗宰相的军队，只得发动百姓死守长安。但百姓只知道“太子造反”之事大逆不道，所以刘据大失人心，最后兵败如山倒，逃离了长安。没过多久便被找到，而那时的刘据已经自缢而死，其母卫子夫早在他之前已经上吊自尽。

一年以后，汉武帝才查清楚原来是奸臣搞鬼，害死了自己的皇后和太子，除了为太子平反、追封刘据，再没有什么能够挽回的。

小小的一桩巫蛊案，在皇帝的疑神疑鬼和小人的借机发挥下，使汉王朝的宫廷内外掀起了长达数年的血雨腥风，其实到头来发现只是误会一场，却没有任何人对此承担责任。

杀光百名侄子的冷血皇帝

谈起十六国那段历史，北燕当属重点。这个本是属鲜卑族统治的朝代，在后来的发展中却被一个姓冯的汉人统治了。慕容家统治北燕，一直到慕容云时期，发生了变故。慕容云本姓高，是高丽人，虽然他当了皇帝，但他认为自己并非鲜卑人，内心十分自卑，为了收买人心，让大臣们都对他服气，他便天天大开府库，赏赐文武百官，想着能够拿金钱来笼络人心。

其中冯跋是慕容云的拥立者，但慕容云却对他心怀戒备，为了防止自己被刺杀，慕容云养了一帮武士在身边，他吃睡都与这些武士在一起。可没想到，这些武士中有两个名叫离班、桃仁的人，却为了谋求皇位，将慕容云刺杀。

慕容云被杀后，冯跋带领卫兵，将离班、桃仁立斩于殿前。而冯跋为众人所推，成为继任慕容云皇位的人选。从他开始，北燕便改姓冯了，开始了由汉族人统治的时期。冯跋继位后，依然没有得到安宁，他的堂兄冯万泥、侄子冯乳陈两人不服，想要夺取皇位，幸好冯跋的二弟冯弘率兵把他们镇压了下去。

冯跋看到冯弘功劳甚大，便任冯弘为骠骑大将军，晋封中山公。冯弘的权力从此与日俱增。冯跋在位22年间，国泰民安，他轻徭薄赋，崇尚儒学，很是为国家做了一些好事情，让那个乱世呈现出了少有的安宁。

但是公元430年秋，冯跋病危之时，争夺君主之位的战争再次上演。冯跋宠妃宋氏为了立自己的儿子为君主，便想谋反，而这件事情被冯弘得知，他率领卫兵冲入皇宫之中，囚禁了宋氏母子，控制了大局，而病重的冯跋便在一片慌乱之中惊吓而亡。

冯跋死后，冯弘自立为天王，废杀太子冯翼。他不念旧情，为绝后患，将大哥的一百多个儿子通通杀光。无论是十几岁的少年，还是刚刚出生的婴孩，冯弘都一个不留。自古篡位嗜杀前任后人的君主不在少数，冯弘却能够斩草除根，一个不留，也的确是历史上罕见的血腥帝王。

杀掉所有冯跋的后人后，冯弘便霸占了大哥的貌美妃子，此举令他一继位便失掉了人心。众叛亲离之下，冯弘的几个儿子为了不被自己的父亲杀掉纷纷逃亡北魏。而当时北魏的太武帝拓跋焘便乘机发兵，想要一举歼灭北燕。

战争开始以后，冯弘连连败退，为求自保，他不得不向南朝宋文帝求援，遣使称藩。有利益可得，宋文帝当然愿意帮忙，他封冯弘为“黄龙国主”，并答应出兵助北燕。但因为南宋距离北燕路途遥远，远水解不了近渴，北魏很快将北燕的城池攻破，冯弘流亡到高丽，被高丽王安置在北丰。

从高高在上的君主沦落到寄人篱下，冯弘的日子并不好过，高丽王与冯弘相处得也并不融洽，后来冯弘又求助于宋文帝，求宋文帝将他接走。得知此事的高丽王勃然大怒，他当即下令诛杀了冯弘全家。

得到如此下场，冯弘是咎由自取。

玄武门之变是被逼政变，还是野心篡位

唐太宗李世民是我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皇帝。在位期间，他勤于政事，举贤任能，体恤百姓，减轻刑罚，开创了“贞观之治”的盛世局面。因此，在后人眼中，唐太宗李世民就是中国历代帝王的表率。但即使是这样一位英明圣主，他的一生仍有很多瑕疵，“玄武门兵变”的历史实情一直让后人迷惑，而他后来修改国史的行为也让人议论纷纷。

贞观三年（629），太宗下令在中书省特别设置秘书内省专门负责修撰前五代史。但是同年闰十二月，太宗又下令将史馆移入禁中，设于门下内省北面，由宰相监修。从此之后，史馆成为皇帝直接控制的门下省的一个常设机构，不再具有修史职责而是专门负责修撰当朝国史。唐太宗究竟出于何种动机要重置史馆，修改国史呢？这个问题迄今为止仍没有确定的答案，因此成为历史上的一桩疑案，并引发后人对此的诸多不同观点。

一种说法认为唐太宗修改国史，是为自己杀兄逼父篡位辩护。这种观点认为，李世民的皇位并不是合法继承而来，是其弑兄逼父的结果。这一行为并不符合封建法统和道德伦理，就在李世民自己看来，也是不能贻示子孙、垂为法诫的。所以，为掩盖这种残暴的行为，也为了确立他登基的合法性，李世民决定撰修国史，下令创立了宰相监修国史的制度，这就使史官很难做到秉笔直书，只能按统治者的意图撰写历史。

李世民在位期间，曾不止一次违例要求亲看国史和起居注，并称是“使得自修改耳”。其实，作为帝王原本是不可以随便看史官写的起居注的。在李世民授意下，史官们把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的动因写成“安社稷，利万民”的大义行为，从而严重歪曲了历史事实。在撰写《高祖实录》和《太宗实录》时，史官费尽笔墨铺陈李世民在武德年间的功劳，竭力抹杀太子李建成的成绩，降低高祖李渊的作用，而且把太原起兵的密谋描绘为太宗的精心策划，而高祖则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这样，李世民便成为开创李唐王业的首功之人，给人民造成皇位本属于他的印象，李渊退位后也就理应由他继承皇位。如此一来，李世民登上皇位便显得合理多了。

还有种说法认为李世民之所以要修改国史，抬高自己在太原起兵中的地位，贬低李渊的功劳，乃是出于当时政治统治的需要。他要求贞观史臣把太原起兵中李渊由主动起兵变为被动起兵，目的是为了把李渊描绘成一个忠臣的形象，从而符合儒家的道德要求。李世民将李渊描绘成是在隋炀帝要下令逮捕他，李世民和刘文静等又设下圈套逼得他走投无路的时候才不得不反的形象，而且在起兵时李渊还曾号称“欲大举义兵，远迎主上”。这样一来，李渊就成了大忠臣了。很明显，这种刻画有利于维护李世民的统治，防止人们以此为例，起兵谋反。

以上说法多是各家的推测，并没有明确的史料依据。但是李世民继位后修改创业国史是毫无疑问的事实。但是他为何要修改国史，其真正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我们今天已经很难判断了。

唐宣宗装疯卖傻，不容易

唐宣宗李忱，是唐宪宗的儿子，武宗的叔叔。他原名李怡，做皇帝后才改名为李忱。唐宣宗在位期间勤俭治国，减少赋税，注重人才选拔，体贴百姓，人民生活日渐富裕，使腐败的唐朝呈现出“中兴”的小康局面。宣宗在位期间曾经烧过三把火，一把火使“权豪敛迹”，二把火使“奸臣畏法”，三把火使“阍寺詟气”，遂被称为“小太宗”。

然而这样一代明君，在他登基之前却一直被视为傻子，这是为什么？难道唐宣宗真的是傻子？

其实不然，唐宣宗虽然表现得糊涂，其心里却如明镜一般。可他为什么要装傻呢？

这还要从他的身世说起。

李忱是唐宪宗庶出的儿子，其母亲郑氏是一名身份卑微的宫女。由于庶出和母亲身份卑微的原因，李忱本当不了皇帝。后虽被封为光王，却一个人在无人关注的角落里孤独成长。他从小就显得郁郁寡欢、呆滞木讷，与其他亲王相处往往终日不发一言。在宫中，多数人都讥笑李忱呆笨，唯有他的哥哥唐穆宗知晓他的聪明，曾抚着他的背说：“这是我家的英物。”

李忱长大后，痴呆情况愈发严重。人们纷纷猜测，这可能和他在穆宗年间遭遇的一次惊吓有关。当时李忱入宫谒见太后，不料刚好撞上有人行刺。虽然此事并未造成任何人员伤亡，但从此以后光王就变得更加沉默寡言。于是皇族宗亲们认定，这个本来就呆头呆脑的人一定被吓傻了。此后无论大小场合，李忱就成了专门被人取笑和捉弄的对象。

其实李忱不傻，他知道因为自己的出生背景注定不能称帝，唯有在乱世之中才有可能夺取政权。穆宗继位后庸庸碌碌，党派之争、藩镇势力和宦官势力使得唐王朝统治岌岌可危。李忱装傻让宦官对他放松警惕，他在等待时机，等待一个可以让他夺取政权的机会。

当唐武宗发觉出这位皇叔有问题时，想要置他于死地。可是就在这时，宦官仇公武救了他，并将他送出宫。

会昌六年，唐武宗病危，李忱就在宦官仇公武、马元贽等人的簇拥下，出人意料地回到了长安。仇公武等人决定拥立李忱做一个傀儡皇帝，然后顺理成章地掌控朝政。但是当李忱开始着手处理政务时，仇公武就傻眼了。因为对他来说，傻子李忱忽然变得无比陌生，他神色威严，目光从容，言谈举止沉着有力，决断政务有条不紊，和从前简直判若两人。

直到此时，仇公武才恍然大悟，明白当年武宗为什么要把这个“傻子”皇叔置于死地，那是因为在他愚痴木讷的外表之下，隐藏着常人莫及的才干和韬略。可惜仇公武明白得太晚了。

“金匮之盟”，杜太后难道有超能力

宋太祖赵匡胤驾崩后，皇位由其弟赵光义继承，正史认为赵光义乃合法继位，因为他是奉太后“金匮遗诏”之命行事。但后来有人对“金匮之盟”一事提出质疑，使得这一事件变得扑朔迷离。

《宋史》有好几处提到“金匮之盟”，《杜太后传》里面记叙：“建隆三年（962），太后病，太祖始终在旁服侍不离左右。太后自知命已不长，召宰相赵普入宫。太后问太祖：‘你知道怎样得的天下吗？’太祖曰：‘我所以得天下者，皆祖先及太后之积庆也。’太后曰：‘不然，正由周世宗使幼儿统治天下耳。假如周氏有长君，天下岂为汝所拥有乎？汝死后当传位于汝弟。四海至广，能立长君，国家之福也。’太祖顿首泣道：‘敢不如教诲！’太后转过身对赵普说：‘尔同记吾言，不可违背也。’赵普于床前写成誓书，赵普于纸尾写‘臣普书’。藏在金匮（同‘柜’），命谨慎小心的宫人掌之。”

在司马光《涑水纪闻》、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史著中也有大致相同的记载。历史上人们虽然相信有所谓的“金匮之盟”，但却找不到盟约的原文。一千多年来，没有人怀疑“金匮之盟”的真实性，这一盟约就成了宋太祖坦荡无私的例证。直到清代，古文学家恽敬对盟约内容提出了疑问。

21世纪40年代初，张荫麟曾作《宋太宗继统考实》，后收入《张荫麟先生文集》，认为“金匮之盟”是赵普伪造的，全盘否定此事。除此之外，邓广铭、吴天墀、李裕民、顾吉辰、王瑞来等学者也持相似观点，或怀疑此事的真实性或断定“金匮之盟”实属赵普伪造。

其理由大致如张荫麟所言，建隆二年（961）杜太后病重时，宋太祖只有34岁，正值年轻力壮之时，赵光义才23岁，而太祖长子德昭也已经14岁。当时太祖身体健康，没有短寿夭折之象，即使太祖只能再活20年，那时，长子德昭也已30多岁，怎么会有幼主之说？杜太后凭什么猜测太祖早死、幼子继位，而宋朝重蹈五代的覆辙呢？实在没有道理！如果确如杜太后所预料宋太祖中年夭折，人们还可以推测，也许杜太后凭经验或灵感有超前的洞察力，尚可勉强解释。但是，太祖活到50多岁，并没有出现因自己早逝而使得幼子主政的局面。如果真有遗诏，太祖临终前应该命人打开金匮，就算是突然死亡，皇后也应该知道此事，掌管金匮的宫人同样也知道此事，为什么要等到太祖死后六年才由赵普揭露出来呢？即使公布遗诏，赵光义也应该把全文都公布出来，因为这是他合法继位的有力证据，但实际上却只说了一个大概的内容，而且内容还多有含糊之处。更何况，太祖并未遵守遗诏办事，传位给他的弟弟，而是传位给他自己的儿子。

但对“金匮之盟”持肯定观点的学者们也提出了相应的证据。关于立此盟约的条件，持肯定论者认为它符合常理。杜太后亲身经历过五代的动乱，这是一个王朝更替频繁的特殊时期，五代君主13人，在位超过十年的绝无仅有，有7人死于非命，杜太后凭什么肯定宋太祖一定可以摆脱前任帝王的“宿命”，不会重蹈周世宗英年早逝、最终幼主执政失国而终的覆辙呢？杜太后在赵匡胤刚当上皇帝时说出了“吾闻‘为君难’，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则此位可尊，苟或失驭，求为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忧也”这一段话。杜太后认为刚刚建国，根基未稳，随时有可能成为短命的“第六代”。尽管当时太祖正值壮年，但政治风云变化无常，哪里知道宋太祖会不会暴死？哪里知道宋太祖不会被人杀掉？假如真的发生了，十多岁的德昭显然是不足以应付之后的复杂局面的，而拥有丰富政治经验的赵光义，自然就是理想的继承人。

“金匮之盟”疑案属于皇家禁宫疑案，否定也好，肯定也罢，都是根据当时历史事实、政治背景所作出的推断。比较双方的观点，其资料和推断均偏向于对己方所持观点有利的一边，因此越争论疑点越多。

夺皇位，宋孝宗只用了十个女人

皇帝是古代竞争最为激烈的职业，这个职位待遇高，权力大，而且还是终身制，可以世袭，所以前赴后继的竞争者有如过江之鲫，但胜利者却寥寥无几，毕竟皇位只有一个，想要从这么残酷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没有点非常手段是不行的。

宋孝宗赵昚所使用的手段便是十个貌美如花的处女。作为南宋王朝的第二任皇帝，赵昚并非嫡出，他本来的名字叫作伯琮，不是前任宋高宗赵构的亲生儿子，而是赵匡胤的后人，是赵匡胤次子赵德芳的六世孙。

自从赵光义当上皇帝之后，宋朝的皇帝便没再从赵匡胤的后人中出现过，按道理，赵昚没有机会登上皇位。但从1127年，宋钦宗胁迫宋徽宗困守东京汴梁时，局面才有了转变。当时刚刚灭掉辽国的金国一鼓作气，攻进了宋朝的首都，将这两个皇帝全部俘虏，同时还抓走了宗室、大臣、后宫嫔妃共计3000多人，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靖康之耻”。对于宋王朝来说是耻辱，但对于赵昚来说却是一个机会。

当时侥幸逃过一难的康王赵构在河南商丘登基称帝，创立了南宋，赵构即日后的宋高宗。但宋高宗安稳日子没过几天，就遭到了叛乱，他唯一的儿子在这次叛乱中丧命，而后在建炎二年，金兵攻入了宋高宗所在的扬州城，当时他正和一名妃嫔温存，听到这个消息顿时受到惊吓，从此便失去了生育能力。

眼看着香火难以为继，为了保住赵家的香火，宋高宗从老赵家后人中千挑万选，选出了一名候选人，即赵昚。为了培养一个合格的接班人，宋高宗为赵昚安排了最好的老师，之后在赵昚成年后对他又是不断地加封，但就是不肯将他封为太子。因为宋高宗始终不死心，他试遍各种偏方，想要生出自己的子嗣，但20多年过去了，却毫无效果，宋高宗也只得把心思放在了赵昚身上。

而不立赵昚为太子还有一个原因，宋高宗的母亲韦太后十分喜欢一个名叫赵琢的人。他从小在宫中长大，深得韦太后喜爱，所以韦太后想立他为太子。这令宋高宗十分为难，为了更清楚这两个人谁才是帝王之才，宋高宗想出了一个测试的办法，他派人挑选了20名绝世美女，分别给赵琢和赵昚送去，想测测这两个人的人品和定力。

结果过了一段时间，当宋高宗将这20名美女重新召回的时候，结果出乎意外，他发现送给赵昚的10个美女还是货真价实的处女，而送给赵琢的则已经不是了。通过这件事情，让宋高宗最终立了赵昚为太子。

其实，并非是赵昚的定力好，而是他有一个好老师史浩，此人深谙帝王之心，他告诉赵昚千万不要碰这10个美女，这很可能关乎他将来一生的前程。听了老师的话，赵昚自然不敢轻举妄动，最后赵昚就这样赢得了宋高宗的青睐。

绍兴三十一年（1619）九月，金国再次南下进犯，受到南宋的抵抗后，金兵退去。但此时，宋高宗一直奉行的求和政策受到了军民的一致声讨，迫于压力，宋高宗终于将皇位让了出来，赵昚才算正式坐上了龙椅。

这个用10个女人换来皇位的男人可以说是南宋一朝最有作为的皇帝，他36岁登基，大力重用主战派，积极备战，一心想要收复失地。但可惜那时的南宋早已朝中无人，几次征战相继失败。面对残酷的现实，赵昚不得不放弃收复失地的想法，转而将精力放在内政治理上。他从政府、农业、军事等多个方面同时入手，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使得南宋焕发出了难得的生机。

在赵昚的积极治理下，南宋颓废的气象一扫而光，后世将他治理的这段时间称之为“乾淳之治”。国富兵强后，赵昚还是想要收复失地，可惜天不遂人愿，他所看重的大将军虞允文病死四川，此后他手下再也没有能够北伐的大将，于是，赵昚也就一直致力于内政，直到去世。

朱元璋杀刘伯温，原因不复杂

刘基，号伯温，心思缜密，足智多谋，是朱元璋夺天下、建明朝的第一谋士。战场上，刘伯温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在许多重要的决策中，他极其准确的判断力起到了制胜的关键作用。

然而，明朝开国后，刘伯温只得了个次一等的伯爵封号，并且俸禄还是众伯爵之中最低的。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刘伯温最终命丧黄泉，竟与朱元璋有着千丝万缕的瓜葛。仔细品评个中因由，不难发现，刘伯温那身料事如神的本事，使他在战场上叱咤风云，但在助他立下汗马功劳的同时，也将他推向了生命的终点。

朱元璋是个很重乡土观念的人，而刘伯温却是个外乡人，这在情分上已经有失亲密。何况刘伯温料事如神，对事情的判断往往比朱元璋准确。从龙湾之战到救援安丰，朱元璋能想到的，刘伯温也想到了，而朱元璋想不到的，刘伯温还是想到了。朱元璋本就嫉贤妒能，又岂有如此宽广胸襟，容得下比他强的人长期留在身边？加之刘伯温的那些计策并非安民之计，而是权谋之策，用在阴谋政变的风起云涌中必有一番作为。这更令朱元璋心存猜忌，不仅要防患于未然，更要除之而后快。

刘伯温最致命的失误，验证了“祸从口出”的箴言。朱元璋曾就谁更适合出任丞相一职的问题找刘伯温谈话，言语之中暗藏试探玄机。刘伯温并非等闲之辈，但最终难免“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当朱元璋故作意味深长地说出只有刘伯温能担此大任的时候，刘伯温说道：“臣疾恶太甚，又不耐繁剧，为之且孤上恩。天下何患无才，惟明主悉心求之。”

此话究竟包含了怎样的深意，使得朱元璋自此之后彻底与刘伯温决裂，始终是个难解之谜。或许是朱元璋的偏见，或许是后人的误读，总之它被看成了刘伯温的催命符，为其后来的突然病故埋下了伏笔。

至于刘伯温的死因，同样是个说不清道不明的谜。洪武八年正月，刘伯温生病在家，朱元璋派胡惟庸前往探视，还给他送了补药。刘伯温吃过补药，病情不见好转反而日益严重，不久之后病逝。刘伯温与胡惟庸，当时早已是死对头，朱元璋眼看着两虎相争而不动声色，尽显帝王权谋。虽然“下毒谋害刘伯温”也是后来胡惟庸的罪状之一，但以胡惟庸当时的权势和处境，实难如此嚣张跋扈，这不得不让人猜想，他是受了朱元璋的默许，甚至这就是朱元璋的本意——借他人之手，除心头大患。

以上种种，也许不过是笼罩在阴霾之下的臆测。事实如何，恐怕再难考量，就留待有心之人的考证吧。

朱棣人生的最大秘密

明成祖朱棣是明朝第三代皇帝，他统治的时期被称为“永乐盛世”。朱棣生于应天，恰逢战乱，被封为燕王，后发动靖难之变，起事攻打侄儿建文帝，夺位登基。死后庙号“太宗”，一百多年后由明世宗朱厚熜改为“成祖”。

明成祖的生母到底是谁，至今还是个谜，这听起来似乎不可思议，但事实的确如此。关于他的生母是谁，数百年来一直扑朔迷离。

中国古代正妻生的儿子称嫡子，非正妻生的儿子称庶子。正妻被称为嫡母，其他的妾则被称为庶母。对帝王家来说，嫡子和庶子在名分上有重大差别。按照封建宗法制度，皇帝死后，皇位要由嫡长子继承。即使嫡长子死得早，如果嫡长子有儿子，也要由嫡长子的嫡长子来继承，其他庶子不得觊觎。明成祖自称是马皇后所生，自然也就是所谓嫡子了。但经历代学者考证，明成祖的生母并不是马皇后。成祖的生母问题，不只是关系到他的身世，更是深刻地影响到他一生的行为。

有人说朱棣、朱橚的生母是高丽人，姓“碽”（音“wen”）。是高丽国进贡给朱元璋的妃子，她生下朱棣未足月，即被马皇后折磨而死。“碽”妃生下朱棣一月即死，照此推断朱棣与朱橚为一胎同胞。但是朱棣生于1360年，朱橚生于1361年。朱棣出生之时，朱元璋割据江南，尚未称王，元朝仍旧统一北方，刘福通未死，陈友谅、张士诚未灭，怎么会有高丽国进贡妃子？所以，此观点并不符史实。

另有一说，朱棣根本不是朱家血脉，而是遗元后代。蒙古《黄金史纲》中说大都城破时，元顺帝的妃子弘吉剌氏已经怀孕三个月，没有来得及逃出，躲在一个大瓮中避难。被明军搜出后被朱元璋纳为妃子，称为翁（瓮）氏。弘吉剌氏当时心想：“如果七个月后产子，则必然会被朱元璋当作野种所杀。如果分娩在10个月后则会被朱元璋当作他自己的亲儿子抚养。”于是向天祈祷再添三月孕期。果然怀孕13个月才分娩，产下一子，就是朱棣。当时朱元璋梦到东西二龙相斗，西龙被东龙打败。解梦的巫师告诉他这代表他的两个儿子争位。西龙是汉后的子孙，而东龙是翁妃的子孙。朱元璋听后认为翁妃来自蒙古，本属自己的敌人，让她的儿子继承大统不好，于是就把朱棣贬去边疆镇守。

然而《明史》上的说法，朱棣是朱元璋的正妻马氏所生，生于元末至正二十年。因为明初朱家皇室娶蒙古人为妃有很多。例如朱元璋就给自己的儿子秦王朱樉娶扩廓铁木尔的女儿为妻。可能朱棣的母亲早死，由马皇后代为抚养成人。至于这个蒙古皇妃是否以前属于元顺帝则大可存疑。如果朱棣真的是蒙古人，那么也就是说，历史上曾经统治中国差不多300年的明朝皇帝，其实从第三个皇帝起就已经是姓弘吉剌的蒙古人了。

尽管至今仍然不知朱棣生母是谁，但他不是马皇后亲生是大多数人认同的。虽然朱棣反复修改了史书，并消灭了许多证据，但破绽还是存在的。明史《黄子澄传》中，记载：“子澄曰，周王，燕王之母弟。”从这句话，我们可以很清楚地了解到一个事实，那就是燕王朱棣和周王是同父同母的亲兄弟。《永乐实录》中也记载了他们两个是同母兄弟，但问题在于，他们的亲生母亲是谁？这一谜题还有待细细考证。

知识分子的悲剧：救得了国家，救不了自己

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来就不缺少力挽狂澜的气质，尤其是在民族危亡的时候。在明朝就有这么一位从平民阶层走出的硬朗人物。如果不是他在蒙古瓦剌部进犯京师的守城保卫战中大喊“主张南迁者，罪当斩首！京师是天下的根本，一动则大势便去”。或许明朝的历史就得重新书写了。但是这样的英雄人物最终却沦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明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秋，由于蒙古瓦剌部侵犯大明江山，英宗采纳宦官王振的建议御驾亲征，由于组织不周且前线指挥由宦官独断导致明军在土木堡被瓦剌军打败，英宗被俘。这时人心惶惶，于谦挺身而出、力排众议，坚持“社稷为重，君为轻”的思想，扶持郕王即帝位，为明景帝。之后，瓦剌挟持英宗偷袭大明计谋不成，于谦取得了京师保卫战的胜利。

景泰元年（1450），瓦剌部向大明请和，并归还英宗。八月，明王朝接回英宗，但是一朝不能有两个皇帝，于是英宗就成了“上皇”，由于英宗的归来，各地政局产生了一些动荡，后都被于谦平定。

景泰八年，将军石亨、左副都御史徐有贞等发动宫廷政变，拥立英宗重登大宝，就在当天于谦就被传命逮捕。于谦的罪名是迎立外藩、图谋不轨，罪至当诛。石亨曾是于谦的部下，经于谦提拔才至将军位，在京师保卫战中也曾立过战功，但是此人经常藐视大明律法且多行不义，于谦曾就此参劾他，他由此对于谦恨之入骨。徐珵，即后来的徐有贞，在京师被围的时候他就是力主迁都的一派，京师保卫战后，明景帝罢免了徐珵的官职，为此他托于谦替自己向景帝求情，无奈景帝对徐珵极为反感，复官不成，他将这笔仇怨就记在了于谦头上。

明英宗在当石亨等人力主要杀于谦的时候，他公正地说：“于谦实有功，不忍心杀害功在社稷之人”。这时力主要杀于谦的人就把当年其“社稷为重，君为轻”不顾英宗死活的主张告诉了英宗，甚至还强调：“不杀于谦，此举为无名！”这几句话的意思是，“我们刚刚拥立你做皇帝，要肃清朝野，名不正则言不顺，不杀于谦，有谁会承认新皇帝？”这样英宗才痛下决心杀了于谦。

与于谦一同被逮捕的王文受刑时不停为自己辩解，于谦却高声笑道：“亨等意耳，辩何益？”英宗在下令搜查于谦家的时候才发现，于谦的家里除了打仗用的盔甲和剑器外竟再也没有值钱的东西了。

据史料记载，于谦“死之日，阴霾四合，天下冤之”，“京郊妇孺，无不泣洒”。石亨、徐有贞等要赶尽杀绝，宦官裴某救于谦的儿子逃过奸党的追杀，还有人不顾个人生死，收殓于谦的遗骸。

成化初年，于谦的儿子于冕被赦免，他上疏为父申冤，这才得以恢复于谦的官职和赐祭。皇帝的诰文里说：“当国家多难的时候，保卫社稷使其没有危险，独自坚持公道，被权臣奸臣共同嫉妒。先帝在时已经知道他的冤，而朕实在怜惜他的忠诚。”这诰文在全国各地传颂。弘治二年（1489），明孝宗采纳了给事中孙需的意见，赠给于谦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太傅，谥号肃愍，赐在墓建祠堂，题为“旌功”，由地方有关部门年节拜祭。万历中，改谥为忠肃。杭州、河南、山西都是历代奉拜祭祀不止。其实于谦并不需要皇帝的所谓嘉奖，因为这些所谓的天子似乎并没有评价于谦的资格，明英宗之前有过无数的皇帝，在他之后还会有很多，而于谦是独一无二的。

没背景的努尔哈赤靠什么逆袭

一代英杰努尔哈赤是明末建州女真族的首领。他凭借13副祖传铠甲闯天下，马上征战40余年，于1616年建立后金，即汗位。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努尔哈赤是如何统一建州女真各部落，脱颖而出，建立后金政权的？

努尔哈赤本出生于建州女真一个贵族家庭里，祖父和父亲都是建州女真的贵族，也是明朝封的建州左卫官员。努尔哈赤从小就练习骑马射箭，有一身好武艺。10岁那年，母亲死去，他的继母待他不好。努尔哈赤不得不离开家庭，和当地小伙伴一起在山林打猎、挖人参、采松子、拾蘑菇，然后将这些山货带到抚顺卖掉，挣钱过活。努尔哈赤就是在那里接触到了许多汉人，并且学会了汉文。

建州女真的部落总是互相攻杀，因此明朝驻军将领也利用建州各部的矛盾来加强这一地区的统治。努尔哈赤25岁那年，建州女真部土伦城的城主尼堪外兰，带引明军攻打古勒寨城主阿台，而阿台的妻子是努尔哈赤的妹妹。当时努尔哈赤的祖父和父亲去古勒寨探望努尔哈赤的妹妹，不巧正碰上明军攻打古勒寨，在混战中两人都被明军杀害。

努尔哈赤悲痛不已，他跑到明朝官吏那里说：“杀我祖父、父亲的人是尼堪外兰，只要你们把尼堪外兰交给我，我也就甘心了。”然而明朝官吏只把他祖父、父亲的遗体交还他，却不肯交出尼堪外兰。由于念及自己的力量太小，不敢得罪明军，于是努尔哈赤满腔悲愤回到家里，翻出了他父亲留下的13副盔甲，分发给他手下兵士，向土伦城进攻。努尔哈赤英勇善战，尼堪外兰不是他的对手，狼狈逃走。努尔哈赤攻克了土伦城，继续追击，趁机又征服了建州女真的一些部落。尼堪外兰东奔西窜，最后逃到了鄂勒珲（今齐齐哈尔附近），请求明军保护。努尔哈赤也追到那里。明军看他不肯罢休，怕因此引起战争，就让努尔哈赤杀了尼堪外兰。

自从努尔哈赤消灭了尼堪外兰之后，就名声大噪。又过了几年，努尔哈赤就统一了建州女真。这就引起女真族其他部的恐慌。当时的女真族，共有三部，除了建州女真之外，还有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海西女真中的叶赫部最强。公元1593年，叶赫部联合满蒙九个部落，结成联盟，合兵三万，分三路进攻努尔哈赤。

努尔哈赤听说九部联军来攻，事先做好迎战的准备。他在敌军来路上埋伏了精兵，并且在路旁山岭边安放了滚木石块。一切安排妥当，他安安稳稳睡起觉来。他的妻子看了很着急，把他推醒，问他：“九部兵来攻打，你怎么睡起觉来，难道你真的给吓糊涂了？”努尔哈赤笑着说：“如果我害怕，就是想睡也睡不着。”

第二天，探子回报敌兵人数众多，将士们听了也有点害怕。努尔哈赤就告诉将士们：“别害怕，现在我们占据险要地形，敌兵虽然多，不过是乌合之众，一定互相观望。如有哪一个领兵先攻，我们就杀他一两个头目，不怕他们不退。”

九部联军到了古勒山下，建州兵在山上严阵以待，先派出100骑兵挑战。叶赫部一个头目冲来，马被木桩绊倒，建州兵上去把他杀了，另一头目看到这情景也吓昏过去。这一来，九部联军没有统一指挥，四散逃窜，努尔哈赤乘胜追击，击败了叶赫部。又过了几年，基本统一了女真族各部。

多尔衮生前不称帝，死后却谋逆

多尔衮少年得志，一生战功显赫。他带领满洲士兵攻入北京，帮助年幼的顺治帝一统中原，开启了清朝入主中原的历史篇章。开国定制的多尔衮位高权重，却在正值壮年时突然发病去世，死后不久便被朝廷全面清算，削爵、擢宗室、籍家产、罢庙享、断其后嗣、掘墓、开棺、鞭尸……这些鲜血淋漓的残杀，都是政治舞台上权力争斗的结果。

多尔衮是个文武全才，一生却跌宕起伏。他为何会在争夺后金汗位时失败，他是否有意夺取大清帝位，他与孝庄皇太后的关系如何？多尔衮也给后世留下了一个个不解之谜。

多尔衮死后获罪，遭到残酷而血腥地反攻倒算，至于获罪原因，史书归罪为他想当皇帝。但是乾隆帝却认为这是“诬为叛逆”。那么多尔衮是否真的有叛逆之心？

少年得志的多尔衮在努尔哈赤死后，与皇太极争夺后金汗位失败，其母阿巴亥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因所谓的太祖遗命而自尽殉夫。得宠于努尔哈赤的多尔衮本是最有可能继承汗位之人，却被皇太极代替，内心的不甘可想而知。但多尔衮通过卓著的战功，逐渐获得皇太极的信任，也正是通过这种信任，他开始逐渐削弱昔日曾打击他与母亲的敌对势力，等待时机，觊觎权柄。

皇太极死后，多尔衮所做的几项决定就可以看出他是否对帝位有野心。

第一，多尔衮拥立了年仅六岁的福临继位。这是他权衡各方力量后做出的决定。因为皇太极死后，与多尔衮争夺帝位的最大对手就是皇太极长子豪格。综合各方面条件来说，豪格与多尔衮势均力敌，但是豪格却在争夺过程中取得了代善和济尔哈朗的支持，这给多尔衮造成了更大的威胁。权衡利弊，选择福临继位，就可以有效地阻止豪格夺得帝位，而且年仅六岁的福临，在多尔衮看来也只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孩子，很容易掌控。这样的做法是不得已的选择，毕竟把皇位给一个孩子总要好过给一个强劲的对手。对多尔衮而言，福临也只是暂时替他保管皇位而已。他需要争取更多的时间来打击自己强劲的对手。

第二，福临继位之后，多尔衮对小皇帝的态度很放任。福临无法亲政，睿亲王多尔衮和郑亲王济尔哈朗辅政，多尔衮开始逐渐培植自己的势力。一方面，多尔衮放任福临玩乐，不为他选择老师来教导，也可以说是多尔衮并不希望其成材，以此来减少福临对自己的威胁。另一方面，多尔衮也不把小皇帝放在眼里，顺治七年，多尔衮还以自己的正妃元妃去世为由，强行要求小皇帝到摄政王府向他请安，这显然就是在向小皇帝示威。此时的多尔衮几乎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地下皇帝。

第三，多尔衮对待曾经的敌人豪格和舒尔哈齐的态度。多尔衮对共同主政的舒尔哈齐怀恨在心，因为舒尔哈齐曾先主张立豪格为帝，而后又同意立福临，就是没投多尔衮的票，多尔衮早就对此耿耿于怀。于是多尔衮巧立各种罪名，最后把舒尔哈齐挤出了权力中心，由自己的胞弟多铎取代了舒尔哈齐。同时多尔衮也向着自己的主要政敌豪格开刀，将豪格废为庶人。虽然有小皇帝为豪格求情，但是豪格终究没有逃出多尔衮的手心，冤死狱中。豪格死后，出于政治上的报复心理，多尔衮将豪格的正妃娶入王府之中，成为自己的继妃。

多尔衮相继除去两位主要政敌之后，顺治五年，代善去世，多尔衮又减少了一个强大的对手。其后不到一个月，多尔衮便称皇父、摄政王。在此之前，顺治为了安抚多尔衮，已经赐封其为皇叔父摄政王。现在由皇叔父摄政王到皇父摄政王，虽然只有一字之差，意义却相差千里，现在就相当于两个皇帝，多尔衮的野心已经昭然若揭。

多尔衮死后下葬之时，还偷偷将生前准备的黄袍、大东珠、素珠、黑狐褂等放入棺内。而这些东西，也只有皇帝才拥有使用权。

多尔衮生前没有公开称帝，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其实力不能与皇权相抗衡，但是种种迹象表明，他确实是有谋逆之心。

康熙选中乾隆的历史真相

乾隆是在12岁那年才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爷爷康熙帝，他自然不知这次见面将会完完全全地改变他乃至整个王朝的命运。

康熙六十一年，康熙帝跟自己12岁的孙子弘历在圆明园“偶遇”了，殊不知这一次偶遇其实并没有看起来那么纯粹。弘历的父亲雍亲王并不是等闲之辈，他看得出自己的儿子弘历跟别的孩子不一样，就找了机会闲聊般的跟康熙提起：“您还有两个孙子打生下来都还没有机会一睹圣颜呢。”自家的人，康熙并没有想太多，况且见见自己的孙子一享天伦，对于此时的康熙也算心中欢喜之事。其实，老康熙并不是看不出雍亲王想要引荐两个孩子的意图，只是眼前这个人也非平庸之辈，临时布置给他的任务从来都能很好地完成，他想推荐的人，肯定有值得一见之处，所以便欣然应允。于是便约定了时间、地点，见见自己的孙子。

三月十二日傍晚，皇帝驾临牡丹台，把酒临风，心情愉快。一见到这两个孩子，老皇帝不觉放下了手中的酒杯。弟弟弘昼没有给皇帝留下太深的印象，但哥哥弘历却让康熙过目难忘。这个孩子身材颀长，容貌清秀，的确与众不同。特别是两只秋水般澄澈的眼睛里流动着不同寻常的灵气与沉静。刚才行礼的时候，康熙帝注意到他一举一动敏捷得体，一点也没有这个年龄段孩子常有的紧张局促，跟在他身后的同岁的弟弟弘昼就明显拘束得多。

凭着丰富的阅人经验，老皇帝确信这个孩子与众不同。他慈爱地招招手，让弘历站到自己面前，询问起他的功课。弘历落落大方地背了几段经书，从头到尾清晰地讲解了一遍。这更让康熙倍加欣喜，确信这是他见过的所有孙子当中最出色的一个。

康熙毕竟是一朝明君，不会依靠自己的感觉行事。当时人们比较迷信生辰八字，康熙不但迷信这个，甚至还比较认可一个算得很准的“罗瞎子”。所以牡丹亭见过弘历后，便命雍亲王写下弘历的八字给自己审阅。

不出康熙所料，这孩子的八字也与众不同。1929年故宫博物院文献馆首批公布的内阁大库档案中，有乾隆生辰八字及康熙六十一年时写的批语。内容如下：“乾隆八字，辛卯（康熙五十年）、丁酉（八月）、庚午（十三日）、丙子（子时）。此命贵富天然，占得性情异常，聪明秀气出众，为人仁孝，学必文武精微。幼岁总见浮灾，并不妨碍。运交十六岁为之得运，该当身健，诸事遂心，志向更佳。命中看得妻星最贤最能，子息极多，寿元高厚，柱中四正成格祯祥。”中国古代的命相之理，有一套固定的推算方法。按命相理论，乾隆八字，天干庚辛丙丁，火炼秋金，是天赋甚厚的强势命造，术语称为“身旺”；地支子午卯酉，局全四正，男命得之，为驷马乘风，主大富贵。

又过了几天，康熙再次驾临圆明园，吃了一顿饭后，宣布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决定：要将弘历带回宫中养育。在此之前，康熙只见过这个小孙子一次而已，他给自己的印象的确与众不同，处事不惊慌，不争夺，容貌清秀，充满灵气，但这些都不足以让老皇帝下定决心带他回宫。真正促使他做出决定的，也许应该是弘历这与众不同或者说具有帝王之相的八字。

慈禧为何不废掉光绪帝

慈禧发动政变以后，将光绪帝囚禁在西苑的瀛台，它四面环水，实为一小岛，唯一通向陆地的通道是北部的木桥。光绪被软禁后，服侍光绪的太监，均由李莲英亲自挑选，对光绪帝名为服侍实为“管教”。据说某年冬天，南海水面已经结冰，一日光绪帝微服出行，孰知刚走不远，便被守门人发现，即被“跪阻”。慈禧太后得知此消息后，居然命人将冰凿开，以防其逃走。这似乎还不足以泄愤，在政变后的几天里，慈禧又陆续把过去侍奉光绪帝的太监全部发落，对珍妃更是痛下狠手，将她囚禁在冷宫中，就是今日珍妃井西边的山门里。

虽然慈禧已经将光绪帝变为囚徒，但她依然心存隐忧。毕竟自己垂垂老矣，而光绪帝只是几近而立，一旦自己百年，光绪帝就可以名副其实地成为大清皇帝。因此，她有了废掉光绪帝的计划。

首先，折杀光绪帝在大臣面前的威严。慈禧指挥镇压了变法运动以后，多次组织大臣围攻、训斥光绪帝，为光绪帝罗织罪名。在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中较为详细地记载了政变当天光绪帝被围攻和惨遭训斥的场面。

其次，大肆制造皇帝患病的声势。这让朝野上下极为震动，光绪帝四月份还在雷厉风行地主持变法，此间未曾听说身体不适，缘何慈禧在镇压变法的同时突然昭示天下：皇上已患有重病，连太医都不可医治。

第三，选择宗室近支之子立为大阿哥，为同治帝立嗣。要废黜在位的皇帝，就必然要确立一位新皇帝。

光绪帝患“重病”以及立溥仪为大阿哥的消息传出后，朝野上下议论纷纷，慈禧企图废帝的阴谋也随之被人看穿。但两种势力的反对，使慈禧陷入被动的泥沼，也迫使慈禧终止废掉光绪的计划。

首先，国内工商界人士联名致电慈禧反对罢黜光绪。

慈禧决定“立端王载漪之子溥仪为大阿哥”的谕旨颁发以后，上海于次日下午获悉，将诏谕刊登在日报之上。于是上海一时人声鼎沸，上海的电报总办经元善联合上海绅商市民1200余人，立志谏阻慈禧废黜光绪帝的企图与行为，力求保皇。经元善之举在全国各地得到了响应，因此，给慈禧施加了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

其次，各在华列强反对强烈。

变法失败以后，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迅速壮大势力，全面控制了朝局。出于维护在华利益的需要，在华列强认为，支持光绪帝建立一个较为开明的政府对自己在华利益更为有利。于是，当获悉光绪帝“患重病”的消息后，他们一再要求觐见光绪帝，力图摸清光绪帝病情的真伪。在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四这天，一位名叫多德福的法国使馆医生，提着自己的药箱，走进了紫禁城皇宫大门，此行非比寻常，他不仅仅以西方医学之代表的身份来为清廷皇帝检查身体，更代表了在华列强对当时的清廷应由谁来主政的意愿。不过，这样的行为也是不合常理，史无前例的。没有史料记载慈禧为什么会同意西医来给光绪帝诊病，但多半是出自于她对列强在华势力的无奈。

多德福诊病的结果是光绪帝病情无大碍，唯患血虚之病。

自此，慈禧感受到了列强的强硬态度，不能不有所顾忌。于是，暂且收敛了废帝活动。

能干的奕，无为的咸丰

道光帝在69岁时，肺病加重，御医们无力回天。公元1850年2月25日的中午，道光帝逝世于圆明园的慎德堂，这位一辈子碌碌无为的皇帝终于寿终正寝了。《清史稿》称“宣宗春秋已高，方有疾，居丧哀毁，三十年正月崩”。

既然皇帝死了，那么就要有新接任的君主，其实道光皇帝早在五年前就做出了这个决定，按照清朝当时秘密立储的方法，新接任的君主早就尘埃落定了。道光帝死前的六个小时，他有气无力地宣布了大清国下一任君主的人选。

当时，在慎德堂内，灯火辉煌，所有御前大臣、内务府大臣、军机大臣、近支亲贵、皇子皇孙们都守在道光皇帝身边，等待着最后谜底的揭晓。太监捧来了长宽厚为32×16.7×8.7厘米的谲匣，这是一个楠木匣子，里面放着的正是关于继承皇位人选的文件。

这个匣子上没有上锁，只是贴着一个封条，封条上写着“道光二十六年立秋”八个字。这是道光亲手封上的，如今，这个匣子要在众目睽睽之下打开，撕掉封条，将封藏的秘密展露出来。

盒子里有两道用朱笔写成的十分简练的密旨，咸丰帝拿起其中一道注着满文的密旨宣读：“皇六子奕封为亲王，皇四子奕詝立为皇太子。”

而后他又宣读了第二道旨意：“皇四子奕詝著立为皇太子，尔王大臣等何待朕言，其同心赞辅，总以国计民生为重，无恤其他。”

奕是个有作为的皇子。他重用湘淮军阀，引进西洋长技，曾使得清王朝出现过短暂的“同光中兴”。这样一个皇子，却最终没能成为皇太子，原因何在，耐人寻味。在立储之事上，道光皇帝也是十分为难的。他一共有九个儿子，这九个儿子都有可能继承大统。

但如果从年龄、样貌、德智体美等种种方面考虑，只有四子奕詝和六子奕两个人能够胜任。二人均为庶出，在年龄上仅差一岁，同在一起读书习武，而且聪明的奕更加受到道光的宠爱，但为什么最终奕却没有成为皇位的继承人，对此，史料有一段隐晦的记载：道光二十六年三月，皇帝校阅南苑，“诸皇子皆从，恭亲王奕获禽最多，文宗未发一矢。问之，对曰：‘时方春，鸟兽孳育，不忍伤生以干天和。’宣宗大悦，曰：‘此真帝者之言！’立储遂密定。”

奕收获虽多，但奕詝却能够意识到生命的价值，认为春天是鸟兽孕育的季节，他不忍杀生。这正是一个君王需要的仁慈之心，也正是看到这一点，道光皇帝的天平便倾向了后者。不过，仔细分析，奕詝有可能是自己无能，打不到猎物，便说出这样一番强词夺理的论调，也有可能是奕詝性格软弱，不够强硬。

但不管怎么说，道光皇帝选择了奕詝继承大统，却是让清政府日后的发展陷入了不可逆转的沉沦之中。奕詝的资质在清代诸帝里虽是中等偏上，但是他身体很弱，却纵情声色，在31岁的时候便去世了。

而后的清朝便一直走下坡路，倒是奕，虽然没有当上皇帝，却大权在握，之后的垂帘听政、帝后党争之类的变动他都参与其中。假使当日奕当上皇帝，也许清朝历史会被改写，也许，这些将清朝推向灭亡的活动都不会发生，那么大清朝也就能苟延残喘更多些时日了。但这也不过是“也许”罢了。

杨秀清“逼封万岁”是真是假

清朝末年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曾经盛极一时，然天京事变使得太平天国由盛转衰，进而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下彻底失败。东王杨秀清成为天京事变的牺牲品，多数人认为是因为他在变乱18天之前的“逼封万岁”之举激怒了洪秀全，从而招来杀身之祸。

对于杨秀清的死因，本就众说纷纭，而关于他“逼封万岁”一事，更是争议非常。在史学界几乎已成定论的杨秀清“逼封万岁”之说，现如今遭到越来越多人的批驳，甚至有人认为，“逼封万岁”之说可以被彻底否定。

首先被否定的便是记载此事的史料来源。最早记载“逼封”事件的是知非子的《金陵杂记》与张汝南的《金陵省难纪略》，书中较为详细地记录了“逼封万岁”的经过及之后发生的洪秀全与杨秀清之间的冲突。然而所述内容不仅多有荒诞之处，而且“此卷系近日情形，告闻之于遇难播迁之人，及被掳脱逃之辈，方能知之最详，言之最确，复为成一编，参以己见”。不仅不是亲眼所见，还加上了自己的看法，如此叙事，岂可尽信？此外，太平天国的后起之秀，忠王李秀成写的《李秀成自传》中，也提到确有此事。然而“天京变乱”发生时，李秀成正在句容一带作战，对于在此之前的“逼封”之事，只能是道听途说，更难以此为据。与上述史料来源相比，无论是太平天国的内部文书还是清朝的官方文书，均无关于此事的记载，由此不得不令人怀疑此事的真实性。

其次，若杨秀清真的曾经“逼封万岁”，那他是为了什么？此时的杨秀清，已经集神权与军权于一身，只要他“代天父传言”，就连洪秀全都不得不从，为何不直接借天父之言命令洪秀全让位于他，反而多此一举地“逼封万岁”，这既没有改变他与洪秀全的实际地位，又暴露了他意欲夺权的野心？杨秀清并非泛泛之辈，此等权谋策略，他不可能不知，更不可能做出如此愚蠢之事。

第三，在杨秀清死后没多久，洪秀全便大张旗鼓地为其平反，甚至将杨秀清被杀之日定为东升节。洪秀全在《赐英国全权特使额尔金诏》中说道：“爷遣东王来赎病，眼蒙耳聋口无声，受了无尽的辛战，战妖损破颈跌横。爷爷预先降圣旨，师由外出苦难清，期至朝观遭陷害，爷爷圣旨总成行。”由此可见，洪秀全也认为杨秀清之死是遭人陷害的。如此一来，杨秀清“逼封万岁”激怒洪秀全而招来杀身之祸的说法，便被彻底否定了。

最后，若真无“逼封”之事，那么此说从何而来呢？既然没有足以令人信服的史料记载，也没有合情合理的事实依据，就不能不说这只是谣言。而这个谣言的最大受益者，便是因“逼封”而“受尽委屈”的洪秀全。杨秀清不仅曾因“代天父传言”而杖责过洪秀全，而且在朝中独揽大权，自恃功高盖主，飞扬跋扈。以他的军事才能与政治权谋，足以威胁洪秀全的统治地位，洪秀全要除掉他是必然的，只是需要一个合理的说法以稳定军心、安抚民意罢了。而“逼封万岁”之举足以让杨秀清“死有余辜”。

如此看来，“逼封万岁”的确子虚乌有。然而，对上述批驳有所怀疑的，大有人在。

其一，太平天国的内部文书中没有关于“逼封”事件的记载，很可能是因为此事涉及领导集团内部的矛盾纠葛，不宜载入史册。而且天京陷落时天王府被大火烧毁，导致文书档案付之一炬，所以无法找到相关记载。

其二，天京事变时，李秀成已是地官正丞相，后又被封为忠王，在太平天国后期与陈玉成同掌军政。以他的身份和地位，他对天京事变的内情必有所了解。虽没有眼见为实，但也不至于信口开河。

其三，洪秀全在杨秀清死后不仅不揭露他“逼封”之罪，反而为其平反，并深表怀念之情的做法，并不足以证明“逼封”之事子虚乌有，而是洪秀全施展的政治手段。因为，这样做不仅可以撇清他指使韦昌辉杀害杨秀清的罪名，而且可以拉拢东王党羽为他所用。之后洪秀全掉转矛头直指韦昌辉，便可看出他笼络东王党羽的高明之处，起码能够免除后顾之忧。